某切惟执事奉天子命，来官三荣，方执事之未至也，士相语曰：「此三槐丞相之家清虚居士也」。前日执事至自万里，陋邦之人争先睹之为快。士复相语曰：「吾见其颜如春温，气凛秋色，风流萧爽，与世相忘，其西晋之佳公子也」。某曰：「非也。子知夫卫国之鹤乎？可使之冲天远唳，而不可使之乘轩。是王、谢之徒也，非居士比也」。又曰：「吾见其激昂风声，正色不阿，直气凛凛见眉宇间，其东京清议之士也」。某曰：「非也。子知夫宋国之神龟乎？钻无遗策，而不免于刳肠。是陈、李之徒也，非居士比也」。然则，居士如之何？居士有时为西晋之公子也，飘若无心之云，出能泽物，则非西晋之公子也。居士有时为东京清议之士矣，直若无私之绳，时可卷舒，则非东京清议之士也。以晋汉之人物而方居士，则居士之迹犹可议也；以居士而观晋汉之人物，则居士之养不可得而议也。吾意居士以道为偶，自得于心者，固有异于人矣。自得于心者，虽不得见，然可得而闻者。当再拜而问之，澡雪吾身，虚心以俟，居士岂舍我而不教乎？今兹踵门，有请将命。伏惟执事喜于善诱，孺子苟可教，愿承教焉。执事下车六浃旬，进见之士座无虚席，得闻一言，皆有饱意。某之请益，今已后矣。虽然，求教而失之遽，则其要不久，其诚不通，受赐于君子自今日始，尚未晚也。执事察其心而已。谨献近所为文一编，非敢以为文也，以为求教之资也。进退唯命。不宣。

其尝谓道无彼我也，一人用之不闻有馀，天下行之不闻不足。古之君子，惟其资深之至，得其真乐焉，有同于我者，固将乐与之共也。虽然，方战国时有孟轲氏，顾世之人无以共斯乐也，则企仰于百岁之上，其言曰：「乃所愿则学孔子」。方西汉时有扬雄氏，顾世之人无以共斯乐也，则俯待于千载之后，其言曰：「后世复生扬子云，然后知我之《太玄」》。至唐韩愈，若张籍、皇甫湜之徒，尝从之交游非不深也，而诚之不通，反有疑愈之言。若然，则退之之心将谁与归也？呜呼！先后异世则怅然以相慕，幸而同时，乃有不知其师友者。此得其徒之为难也。彼于心莫逆，则寄于相视之笑；于言不违，则形于终日之愚。其乐岂胜计哉？相得若此，虽不言不笑可也。某生于蜀，僻在西南岷峨尽处，而切服执事之下风久矣，信其人而贤之、神之，所潜万里，一息诚心自通，内视其中，已有许于门下，愿兹请命，获拜君子之光。惟执事察之而已。乐育之心，罔有所间，将推其真乐以与共之乎？执事敛德自藏，与道同隐，其得于心者，大羹玄酒不足喻其味，其感于心者，黄钟大吕不足喻其和，则大全之妙，未可得而闻也。至于立己存诚，君子之大方，则应世之迹，亦道之绪馀也。东京之士，激名节而不能制其祸；西晋之士，尚清虚而不适于用。伏惟坐进大道，笑二士之失中，在我者必有大过于人。孺子愿承教焉。

恭审上膺圣眷，宠还禁密，伏惟欢庆。自明公和鸾绥章，归觐天子，天下莫不以未执政柄为恨，皆曰国家虽奕世太平，然而治不可忽。今灾异或降而耕耨不时，盗贼或作而郡县多扰。西有未臣之夏虏，北有抗礼之敌人。兵益骄而权益重，官益冗而吏益奸。财赋之入非不繁也，而国常乏于财；法令之更非不至也，而民反困于势。一夫不获，古所忧也，今日未暇于赈恤者多；一贤或遗，古所叹也，今日未及于进用者众。具其名物，藏于有司，岂非所谓礼者欤？而民未尝被其化；备其声律，奏于深宫，岂非所谓乐者欤？而民未尝耳闻其和。不若使明公与天子论道于法宫，出总百揆于政事堂，以讲明此等事，使天下均受其泽，则又愈于内相之任也。有识之士，莫不以此望于明公。而某独不然。某以谓即日举步台司，兴利除害，又何难耶？然某深所幸者，既还侍从，入居君侧，明烛小人，使上闻正言、见正事，而善成乎所习，此其为大也。某亦尝妄论天下之势，何世而无君子，何世而无小人，惟天子任用何如耳。君子之显也，则达君之聪，助君之明，使小人深藏退缩，不见其迹，如妖狐孽兽得昼自伏而自如。苟小人进而无君子以正之，则使人君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天下国家几何而不沦胥以败乎？故魏郑公、李德裕之言未尝不再三于此也。某每上考往鉴，不免乎废书而叹，切恨自古小人之言易顺，而其进也常易，君子之言易逆，而其进也尝难。所以易于进者，岂有它哉？大抵揣摩迎合，不顾宗庙社稷，一切务便佞而已。君子则祸福富贵，一信于默定之命，而吾之所以事君者，惟正直之德故也。今夫临义而思夷险利害，既战于胸中，虽未发于行事，而其心已贰者，此真小人也。君子之意，以谓彼既自欺则不忠于心矣。不忠于心，则何所往而不诈，至于发为事业，吐为言语，凡以诈而事君者，岂可得哉？此其进所以常难也。虽然，君子之于仕，为身计则难，然为国家计则不可以难而废也。国无君子，安能国乎？某不敢远引曲證，请以吾宋之事明之。往昔仁宗皇帝有为之时，天下殆于久安，孜孜求治。方欲尽革众事以脩纪纲，而权倖小人皆所不便，遂乃造作奸恶，眩惑圣聪。卒相与辩白是非、启心开悟者，赖范文正公与二三大臣有正直之德故也。方其始也，范相初贬饶州，稍徙于润，而造谤者复枉以事，上亟命置之岭南。自文正之贬，而朋党之论遂起，杜公、富公、韩忠献公相继罢去，欧阳永叔、程天球亦以抗疏论列而逆上心，及子美受诬，都人有一网打尽之言。当是时，自非诸公不敢少衰其志，相与同心以图扶持王室，则小人之众，岂不将颠大厦乎？今日之盛，使圣子神孙益隆基业者，皆赖我仁祖圣明，俯回日月之光，深思忠义之赐也。今主上睿哲神圣，出自天纵，承六世之业，当春秋鼎盛之时，方将慨然愿治，锐意有为。愿治则急于用人，有为则希旨者进。苟非正直之士，如范文正公之徒，以佐佑圣化，则安可得耶？伏自明公践扬显位，于今四十年，学优圣域，其广大精微者，某何得而知之？然天下有公议，皆谓天地之正气，昔发为汉高祖斩蛇剑、段太尉击贼笏，今皆独钟于明公，故閤下禀正直之德，而独立不群也。夫民至愚，而神合之则智，名公既得此誉于霄壤间，则所谓今世之君子，断可知矣。今归还清禁，夫其意者乃使侍金华、直玉堂，留以辅助吾君，有为于天下。某当拭目倾耳，以俟君子之所为也。噫！明公既负正直之德矣，其垂绅鸣佩，仪形万笏之前，揭为人君适治之表，使庸回之人望之而不敢亲比，固贤者素所愿，亦卑心之所望者如此也。某寒苦憔悴，方耕岷峨之下，切幸国家有正直之士，而草茅疏贱私喜于心。此某所以不敢为亲戚之私庆，而深同天下之贺也。不胜欢抃之至。

恭审荣奉制书，入参大政，伏惟欢庆。兹者执事得时而得位，其不特为亲戚之私庆，而为天下之公贺也。何以言之？执事历仕三朝，今主上忧勤莅政，起执事于幽闲之中，倾心以听，责成太平，则国士之报，宜厚于众人矣。伏思先帝愿治，一十九年之用心，今日国论之更张，执事皆备见亲尝之，固不待天下之士妄有所献也。虽然，亲戚之私，徒贺不足以尽意，致贺不可以无词，此某不免乎妄有所建矣。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虽唐虞之际犹以人才为难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则为国家者，必赖人才而后治也。迨及后世，汉唐之治，固不足为今日道矣，然姑借汉唐而言之。西汉之盛，固尝以经术作人才矣。自公孙弘之进，希世用事，可否必持两端，使人主自择，稚圭、谷永之徒习以成风，反覆不情，揣合时变，一王章不容于时，况贤者乎？然则，崇经术所以勉之以道也。士学于经术而劲正之节不立焉，雨蒲风柳不能自持，则非所望于知道也。当时之士，反不如曹参之于萧相国，何哉？切尝思之。学者方且守专门之学，学非自得，因以丧其良资，所谓至道之真儒，盖未之见也。彼萧何、曹参，虽不学无术，然器识宏远，得于固有，故其自知甚明，自信甚笃，以成其规随画一之善。后之君子不可不深明于此也。眷我本朝，教育涵养，至先帝纯以经术作新天下，恩至厚也。切观迩者务喜揣合之论，有道之世，岂容若稚圭、谷永之徒，习成揣合之风乎？世有方士，伪为白金而半之以铜，俗谓之对钩之金也。近时以来，行徭役而以免役兼之，行经义而以诗赋兼之，既知免役、经义为不可罢，何不纯而行之，岂非对钩之法耶？以此类推，所谓务喜揣合之论也，无乃上累太母保裕之勤、天子继述之孝乎？执事审订公议，必已深明乎此，革去揣合之风，则萧、曹之勋不足进焉。此某所以为天下之公贺者一也。李唐之盛，固尝以贤良而取人材矣。自牛僧孺之进，排斥时政，遂结李氏之怨，八关十六子扇以成风，又分而为注、训焉，搢绅之祸四十馀年不解。然则，尊贤良所以勉之以忠也，士进于贤良而朋党之患遂成焉，如左右佩剑，彼此相笑，则非所望于为忠也。当时之士，反不如郭子仪之于李光弼，何哉？窃尝患之。士大夫方执异同，互相诋诽，所谓公心之大臣盖未之见也。彼子仪、光弼，虽进于武士，然皆释去私雠以急公家，故能同心协谋，卒复王室。后之君子不可不深明乎此也。眷我本朝，任贤去邪，以底熙洽之盛，至仁宗时，明五贤一不肖之论，先帝纳忠奖善，德至渥也，切观迩者务喜排击之论，清明之朝，岂容若八关十六子之徒，扇成排击之风乎？祖宗深仁大德，罪疑从轻，未尝以言罪人，况夫平居诗文之疑似，如告讦蔡新州者耶？以此类推，所谓务喜排击之论也，无乃使朝廷政刑失举，玄生两宫之疑乎？执事审订公议，亦已深明乎此，革去揣合之风，则郭、李之功不足进焉。此某所以为天下之公贺者二也。区区怀此久矣，惟执事察其言，因得其肺腑焉。夫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今日天子方当不言之际，则执政大臣代天理物者也。犹之元气行于混茫之中，何尝有心于亭毒哉？苟惟运而无私，然后成天下之大和，动有所偏，灾异作矣。勉进大勋，以福四海。尚祈茂对大时，为国自重。朝佥胥祷，寔天下之所同愿也。不宣。

即日伏审掩关自适之馀，亦复驾言垂训否。公当斯时，方将敛德自藏，与道同隐，则著书立言之事，某不当问及是也。虽然，切愿有叩于左右。夫圣道，东海也；公之文，四渎也。浩浩乎，浑浑乎，其源之来，长洁而无杂，则是有得于孟子之粹；涵空万顷，□行地中，其气之雄深自然，有得于子长之奇。千里一湾，万里一□而无荀卿奔放之患；晓烟夕月，四时备润泽之景，而无扬雄艰苦之癖。至于会百家之异流，经纬天下，泽及万物，虽支疏灌溉，亦足以起丰年，而其用卒归于仲尼之□，故能卓然明道，去邪说之乱真也。自元丰来，先帝患文章陋甚，幸公救敝扶衰，黄、晁、秦、张辈从而和之，士方回悟而又变取士之法矣。某，门人也，君子爱人之心，必有以教之。使审是而知其归，则丐求善诱之言，今不可懈。谨缮写近所为文一编附献，非敢以为文也，藉为求教之资而已。万里尺书，远意难尽，引企诲语，澡雪以冀。不宣。

相公之去蜀，剑山草木春风两纪矣。江山遗爱之国，犹能想记其地乎？大江之南，荣为东蜀之陋邦。某生于荣，挟书山中，私有所念，以谓自信之士，方其慕古人于千载之上，击节而叹恨，不即见之也。天生豪杰，幸而同时，有及见之喜，当其彼贵此贱，反自疑而不进，何也？岂非虑其骄不下士，尚何得吐胸中之奇耶？吾宁卷而怀之，有足乐者。呜呼！此士自绝之过，而贵贱之由是不相通也。某窃隘之。既而自谓曰：公卿必有负道者焉，当以道而求。道之未至也，某当以进之；道之傥可致也，然后出求当世之贤。今之人杰有如范公者，曷往见之？此心固有待也。虽然，今也学未及成，弗获伸见贤之拜，扫迹剑外，声音之不相闻，俯不知其身之微贱，而以事迫于外，欲奉千里之书，辄开胸臆以告，可乎？某又自谋于心曰：言之无害也。以平生向慕之诚，此心已有许于范公矣，范公固未知之，而吾之心终不可负也。事可缓见而言，事不可缓未见而言，其实一也。山林之士既不当与言，权贵之门又不敢与言。诚以相公直道扶王家，则某之言之为不妄。伏惟明公清燕优閒之际，姑听其语，可乎？某切仰天子明圣，前日以臣僚之章，不得已降执事者一官，而未闲之封。数叩天阙，何其欲去之坚也？切意大君子之心，欲持明哲易退之德，以为身谋则善矣，然非今日之宜也。伏惟相公异乎疏远之臣，当与宋同其休戚，偶天子有为之际，独不念朝廷乎？殆非挈去就之时也，何则？大臣去就系天下之安危，身虽宜保，而祸不可以苟免也。君将弃我乎？虽豫为退藏之计，剡章日上，竟无益于全身。使天下有平治之意，自知舍我其谁，君始不吾信，固当受黜而不辞，冀其复然吾言也。仲尼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是仲尼教人使不枉道以强活，而不教人遽绝于君也。刘向屡黜而言不已、陈蕃屡退而不忍去者，彼岂苟然而已哉！今天下皆曰吾君不忘吾范公，锐然独断，不惑群议，殆将复用之也。神圣有为，方求适治之路，而吾范公救蔡丞相确、辩苏尚书，中立不倚之诚，确乎不拔。如立千尺之表，揭善恶之岐。天子信焉，姑使偃息近镇，复将听其言，而判异议之疑也。而吾范公之心亦知天子明圣，可与至尧舜之域，可与迈成康之轨，可与辨君子而察小人，可与休国而益民，相有待而然也。天下之人同为此言者，何也？彼其倾耳而听、虚心而俟者，亦知圣意之未忘，不欲相公自绝于君故也。相公偶此之际，遽然求去，岂所以系朝廷苍生之望乎？噫！是何求去之速也？姑少留于侯藩，察圣意之终始，假之数年，然后勇退，宁为晚耶？某能言之，惟大贤则能听之。苟以为狂为愚而弗从之，复将诵文正公之遗烈，以告于下执事。夫誉其父以悦其子，必求其听己，又将以为谄乎？亦非某之忍为也。某闻长者道盛德之言曰：「吾当先天下之忧而忧」。使文正公获当今日，则爱君为国之心，其忧宜如之何也？诵其言，思其人而不得见，则将议其勋，以考其行己之大方。切以谓文正公过唐裴度远矣。当度之时，天下望之为轻重，而文宗亦未辨牛、李之是非，惟念度之不衰也。而其晚节之计，皆出于自安，无经济意，使时君复谁望耶？文正公则不然，始方贬黜而朋党之论遂起，其后稍徙润州，时造谤者复枉以事，上亟命置之岭南，当时之士凛然寒心矣。自非我公不敢自绝于君，何能悟主如此？使今日之圣子神孙益隆太平者，皆赖仁祖圣明，速回日月之光，深照忠义之赐也。今主上圣德日跻，慨然愿治。相公于斯时，其忧国之心，当任文正公之责而后可也。主上恩礼兼隆，可谓至矣，相公自视，孰与仁宗之于文正乎？是知往日君臣之间，犹疏于今也。文正以孤生进，不敢忘君如彼，相公以世德承大恩，乞身坚去如此，是岂有识之士所望于门下之意耶？伏惟相公嘿思而俯诺焉。无以一己之心为进退，而以天下之心为进退，圣君难逢，勉济大业。不宣。

去年相公镇颍昌时，有蜀布衣万里献书者，即某也。其间言裴度晚计浮沉，有愧文正公终始之节，仰以劝执事者无速求去，如文正不敢忘君焉。方虞鄙贱之书，获玷耳目之罪，前日邸吏传谏草，见相公奋言吕丞相等非，独庆明天子之有忠臣；相公父子万世公议，远过裴度一等，抑又喜某之言似有合于大君子之心，姑尝听其说也，天下幸甚。虽然，天下之论，窃亦有所议，曰：「我天子方其即位之初，起执事以政，而执事落落元祐之间，未必合也。今日之章，何苦自陷于党人耶」？又曰：「论者议元祐之政非是，则执事与诸公一体之人也。今日之章，何强聒以自明耶」？某再拜回避，谨昌言而告之曰：圣天子在上，臣下尽忠报国，谁当为朋党？相公知事君报国，亦不知所以为朋党。是二说皆非也。某尝观欧公永叔言杜、韩、富三公者，于文正公同心之人也，为国议事未必相从，公言不私，至于廷诤。平居暇日，则更相称誉不暇，彼无心于朋党也，为明天子故也。尹公师鲁于文正公，师友也。方其上书自陈，力乞同贬，时亦岂有心于朋党也？为明天子故也。切意相公自处于中，固亦如是。诚于事主，岂尝用意于其间哉？是二说者，皆妄人耳。伏惟相公执德不回，无所偏附，今日之章，不特破议者之疑，某抑又为吾君贺也。何以言之？相公雅意本朝，岂特为诸公而发耶，将以立公议而为法，和朝廷而为人。某之申贺者此也。独不见萧规曹随之事乎？萧必举曹，而曹不变萧之法，殆非更为彼我者也。熙宁、元祐之法度，均法度也。朝廷方以继志为孝，随时因革，审其是而已。人惟无心，则信手所取，无适而不快。切意相公立公议而为法，殆为此也。又不见牛、李之事乎？缙绅之祸四十馀年而不解，非朝之福也。元丰、元祐之人，均臣子也。别而用之，辨其邪正而已。天下未尝无才，求之惟恐不及，用之惟恐不尽。别为两党，十取其五，岂不惜哉？天下固有端方敢言之士，然量而后入者，事君之义也。苟非天子涣然冰释，示以不疑，则安能自竭乎？切意相公和朝廷而为人，殆为此也。相公以中和之德，行正直之言，我天子如天地日月，兼容而溥照之，行将信执事之言。孟子曰：「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谓吾君不能谓之贼」。敢以为左右献。相望万里，恨不即见君子。爱德之至，感激不能尽言。不宣（《国朝二百家名贤文粹》卷八一。又见《宋代蜀文辑存·补遗》。）。

「公」下原衍「子」字，据《宋代蜀文辑存·补遗》删。

剑栈磨云，子规催北客之归者，蜀山之古道也。攻成石龟，望汴都之郁葱，欲吐胸中之奇，跃马而去者，董使君之出蜀也。使君之行，扶老携幼，拥旌旗之先，欲去不能，欲别不忍，亹亹而相随者，感恩之民也。相与言曰：「惟天子惠顾西南，劳我侯万里来，不鄙而曹，勤日以治。我有疾苦，惟史君之医我；有饥寒，惟史君之衣食我；有子弟，惟史君之教。史君固无心于德我也，我将何以报德乎？欲持刘宠之钱以将勤意，则史君之清，虽一钱必不受；欲载洪规之土以实后乘，则史君之廉，虽块土亦必不受。吾闻古人赠人以言，愿约以此」。于是有越众而出者，欲祝之曰：「山寒雪清，远行多苦，忠孝之人行矣郑重」。有继踵而进者，又欲祝之曰：「功名乘时，异日持斧观风，眷眷此邦之人，愿无相忘舍是」。有厖眉老人闻而笑之，以谓前言者祝侯以自爱，后言者以爱物可也，然意何其隘耶？夫人有易夺之志，锐始而怠终者，守之不笃故也；有难全之才，务大而遗细者，养之不至故也。侯之治荣，始终不变，君子以为善政。而今而后，推己之志，临进退之大节，全名自高，白玉无玷，然则，可以怠终乎？何不祝侯自爱者以此也！众于是曰：「富哉斯言」！染笔以告执巾者，惟北溪野人为宜。野人者，史君倒屣而迎之者也。某拜命曰：「唯唯，其何敢辞」？敬序以告，史君当复笑曰：「爱我哉，王某也」！年月日叙。

善足己而施诸人，其为道也远矣；善足己而藏诸身，其为道也隘矣。夫善之所为，古君子之难能也。太伯、伯夷之善，孔子常称焉，于许由之逊，无文以述之，岂圣人隐而不言，以为非教乎？抑后人妄为说乎？蒙尝观史迁载说者曰：「尧逊天下于许由，由不受，耻之，逃遁」。究厥旨意，未甚详悉，故从而为言。夫泰伯之逊，文身夷狄间，俾国归季历，以圣嗣文王昌，必能恢隆后稷先公之业，以兴周道，岂非示天下之公乎？夷齐之逊，不私以己，逃归西伯，以其善养老也。后武王伐商，二子谏，以为后世之法，岂非示天下之义乎？当尧之圣，图禅位事必谨择其人，于厥心久矣，果禅之而不受，诚弗知人也。岂说者之妄而传者惑欤？果使有许由之贤，尧必始擢于朝以试用之。盖由洁清自处，志于高遁，介然一身而已，明无心于生民也，其于公义之规规者不得闻，孔子不称者，示不可法于后世也。故曰：「善施诸人，其道远矣；善藏诸身，其道隘矣」。《中庸》亦有云：「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也」。或曰：「微许由，则不能成尧舜揖逊之至德欤」？曰：尧知由之弗遂，其用则固矣。而先擢之者，示民之不遗贤也。知舜之必受禅者亦固矣，而后授之者，示民心之一于舜。道其至乎，道其至乎！

为臣至于伊尹，则进退之节尽矣。本其不志于富贵而志于为民，故能取大道之权，行圣人至难之事。兹所以为伊尹欤！方其汤以币聘之也，贡之于桀，使之去亳而适夏，故曰：「惟尹躬先见于西邑」。当是时，桀居有为之位，处可为之势，则其致治之易，若决江河而下，岂不顺哉？伊尹知汤之忠，不私于己，夏恶不悛，故复归于汤。昔之事夏，君臣之分正也；今日之去，可以不仕矣。此介节之士全终始大义之时也，而尹之不然，何也？世无伊尹，汤不可以有为；世无汤，不能知伊尹之操。惟其一心急于为民，故事圣君而无嫌也。其后太甲不明，为臣之分，三谏不从，以道而事之不可则止。此自重之士全身远害之时也，而尹之不然，何也？臣非伊尹，则太甲必不能迁善；君非太甲，则不能尽伊尹之忠。元勋故老与国同其戚休，故不敢自绝于君也。前于此者，未尝有应天顺人之事，伊尹相之而不愧，天下亦无所贬；未尝有营于桐宫之事，伊尹行之而不疑，人君亦无所忌。苟非伊尹，□谁望耶？既复政厥辟，而其告归又何早也？嗟乎！太甲既克终允德，则所以报成汤之忠亦至矣，此而不归，是自有其功责报于君也。惟告归之速，惓惓然不忍忘君而去，故《咸有一德》之篇于是乎作。虽然，姑可少留以辅成其治乎？曰：可也。而尹之不留，岂无意哉！盖深有望于太甲故也。《记》曰：「君子不尽人之忠，不竭人之欢，当其勇去，不俟于既厌」。使太甲知留不能，欲报不得，坚其相信之诚，推是心以守吾言，则宁敢忽耶？或曰：「若是，则近于要君矣」。曰：非也。希富贵以固权，不可也。要君使听其言，所益在君，而君身不预，不亦可乎？虽然，伯夷之避周，而异于伊尹之进，盖武王已有太公之佐故也。公旦之负孺子，而未若伊尹之甚，盖成王幼而无失故也。毕公弼亮四世，不同伊尹之去，盖毕公无震主之权故也。志虽不同，同归于道。为伊尹者，岂不尤难其事耶？愚故曰：「为臣至于伊尹，则进退之节尽矣」。

《书》载舜任人之事，颇详其理，窃尝览之。至命禹及垂、益，洎伯夷，率有逊也；至弃、契、皋陶及龙，则皆禀命而无所辞。夫禹之所以逊者，盖宅百揆、熙帝载，乃禅位之事，岂可率一身而负荷哉！此圣人重举之难也。至于垂、益、伯夷，乃修明厥职、伐己绐能，此贤者之常戒也，岂可不逊避乎？彼弃、契、皋陶，处职治民久矣，功业素著，不逊而居之宜焉。而龙亦始授以职，弗逊而后处者，朝之群臣举而位之悉矣，龙居其末，不得其人而逊焉。何则？命夔典乐教胄子，夔不始以逊，复奏扬而言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何叹美己功而自矜乎？曰：非也。兹大其事而不敢居之，所以归美乎君，明己之掌者末焉而已矣。夫君之德隆于上，民之情化于下，上下一诚，则谐乐感于心而形诸声。声和之发，则天地之和应矣。圣人因为之器，以播大其声而一民心也。以至于凤来兽舞者，岂非天地万物大和之应乎？若是言，则乐之化，由舜德被而致矣，而夔之供职备官，又何逊之有乎？故予所谓归美者以此。

天下之道，至于圣人无馀蕴矣，故其妙足以尽精微，其大足以极高明。盖精微有以尽，则神而不可去也；高明有以极，则远而不可及也。呜呼！神而不可去，远而不可及，固非单见寡闻之士所得而切议也。武叔毁仲尼，而子贡以谓仲尼日月也。请试论之。夫日昱乎昼而有光，月昱乎夜而有明，三年不目日者视必盲，三年不目月者睛必矇，以日月而譬诸圣人，不亦可乎？且日月之运，赫赫乎群目之用也；圣人之道，浑浑乎群心之用也。由是推之，其意差可见矣。今夫有目有趾者待日月而后成，蔀屋幽室者待日月而后显，圣人之抉释矇瞽。开迪群昧也似之。取明火者必资于日，取明水者必资于月，圣人之善贷曲成、泛应无穷也似之。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则有似乎日月中天而不可仰视也。关百圣而不惭，蔽天地而不耻，则有似乎日月常久运行而不息也。穷于商周，阨于陈蔡，其犹日月之有亏乎？然道以将之，则终不能以损其行。众言殽乱，杨、墨塞路，其犹日月之有蚀乎？然辞而辟之，则终不能以蔽其明。此其所以出类拔萃，自生民以来未之有也。虽然，圣人固非饰智以惊愚，脩身以明污，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也，亦曰垂光示人，返照归宿而已。噫！丘陵之高可踰也，日月则不可踰也；他人之贤可踰也，仲尼则不可踰也。圣如尧舜而犹以为贤，贤如颜子而尚苦其卓，彼区区之诸子、譊譊之众说，试举而论于仲尼之前，岂不犹爝火之微，众星之小乎，其为光也亦难矣。柰何无识之士，多见其不知量，乃或劣诸子贡，又且从而毁之。此《传》所谓「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者」欤？宜乎子贡辞而辟之，然后廓如也。然则，仲尼之道一也，或譬之宫墙，或譬之以天，而此又譬之以日月。盖宫墙未离乎器，天与日月未离乎象，子贡之言亦止言其粗而已，乌足以尽圣人耶？

古今异情，而千世之传难以考，故远举者常失于迂诞而不经；治乱殊世，而当时之变得以揆，故近取者每怪其简脱疏啎而不能周也。论著之士，虽以记录为功，而精裁铨释，足以标准于后，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径取科摘，务存梗槩而已。三五之代，不得而详，其文阔陋，备体固缺，不几于太略欤？所书之事，得一二于十百，无足怪也。所闻异辞、所见异辞，捃摭而备录，牢笼而博采，参较异同，类聚区分而编次䌷绎，宜其囊括而无遗。故秦汉而下，条贯有伦，历然可观，不几于太详欤？耳目所接，则缁铢无爽，无足怪也。比不知而作成于阙文，整齐故事，则不若博物洽闻之为愈欤？司马迁之书，略推三代而每详秦汉，班固尝言之矣，可得而论也。以区区之秦，散从解约，以束攘雄诸侯，具信威于天下，敛手而事者，常恐其后，游说之士凭轼而西向，图一统之业不为易矣。矜武任力，以暴虐始祸，二世而亡，推而言之者，宜详于此也。以戍卒散亡之众，徒手奋呼，群起而亡秦。高祖拨乱诛暴，仗义约法，股肱萧、曹，腹心良、平，爪牙信、布，驾驭英雄，用三杰以屈群策。八年之间，锋镝之所交，权智之所用，郦生骋纵横之辩，陆贾述存亡之语，娄敬建万世之安，叔孙新一时之制。兴王之迹，原始要终，业巨而事丛矣，推而言之者，宜详于此也。秦并海内，识其详者《战国策》；汉定天下，识其详者《楚汉春秋》。至于高祖，知马上得之而不可以治也，著秦之所以失，见吾之所以得者《新语》。汉之为汉，且七十载，故老流俗尚能言之，讨论遗编，放失旧闻，笔削所采，网罗贯穿，宜无脱略之累。与夫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勤苦而仅得者，功相万也。贾谊之徒借秦喻汉，可谓详悉，辍毫洒牍，无所施其能，则槩举而发明者无几，乘传车，探禹穴，复何为哉？著不可之典，垂将来之法，隐显必该，洪纤靡失。若雁行鱼贯，举一而可寻，固非凌驾前作而直取胸臆也。明统业于帝纪，叙勋庸于世家，标智能于列传，谨岁月于年表，谱谍之损益，详于本末；形势之强弱，详其得失。大而《礼乐》、《律历》，详于沿革，小而《平准》、《河渠》，详于利害；《天官》详于推文而考应，《封禅》详于储福而荐成。国体世务，具备于方册之中。包举大端，特振于宏纲；委曲细事，不遗于纤芥。以不羁之才，少露锋颖，而好奇多爱，致疑于取舍之间，则秦汉之事，言每详焉可也。文、景已前，随世裒掇，简不及漏，可得而详；太初之后，阙而不录，善恶汩汩，有所未尽。书景之失，讥武之过，不少假借，使后世或谓武帝不诛马迁，得传谤书于后，然本纪卒至湮没而不行。不可得而详又如此也。然鲁之二生，商之四皓，有可书之实，杂见他传，遽多残缺。谓尝从征伐、详知楚汉之事者周緤尔，考其始终，曾无少闻所可详者，或疑于略也。佞倖之细，刺客之靡，犹屑屑焉道其所长。而沐猴之讥，腐儒之骂，弹筑之歌，留侯之若妇人女子，项羽之重瞳，取不为益，去不为损，与夫郦生之见高祖，刊落未尽，烦芜相因，所可略者，又疑于烦也。立言记事，斟酌是非，以权舆作者而因浅仍俗，不可胜数。以迁之博极群书，才称良史，而尚尔耶。然采放遗逸，总括绪馀，考其文质而不俚，揆其论辩而不华。张辅尝谓其以五十万言书三千年事，以为固不如迁，又不知舍秦汉而观，则所存固其略也。切谓孔圣之书，昭、襄而降，载其行事，每详于宣、成之前，谓随闻见而成传，自宜如此；至定、哀之间多微辞，则虽其详且不可得。马迁所以详近而言者，舍秦汉将安书乎？

予于钟会伐蜀之事，见文王之善用人也。盖会之为人，有俊迈之机，有经营指顾之略，而其诡谲变诈，亦足以荧惑愚众，倾败国家而险危大人。然文王委之以西略，付之以十万之众，而曾不为疑者，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也。今夫乌头、菫蝎，药之至毒，而足以绝人之喉而溃其五内也。然良医用之以为药材，而能治之于滨死危殆之际者，其故何哉？以谓病之在颜色者可告而治也，在凑理者可养而除去也，而至于腹心之疾，膏肓之患，则告之为不及，养之为不足，而非此不可以攻之矣。然物之为毒，其力足以杀人，而亦足以治人，非能知其畏恶反忌而有以制之，则是速其死而已，可以人之性命而尝试其术哉！当会之将西也，西曹官属固以为疑而密启于王矣。王卒遣之，而为之一笑，盖会之才略与其变诈，文王固已知之，而拳握之中、心术之内，规模措置，有以逆之矣。为会计者，将何以致其毒哉！盖当是时，以刘禅之庸而保区区之蜀，谨其边疆，固其守禦，抚其民人，薄其税敛，以倔彊岁月之间，为已甚矣。而姜维用之以孔明当日之术，今年出陇西，明年出骆谷，又明年出狄道，驱其羸亡之馀，起其困惫之卒，以寇盗我边疆，虔刘我民人者未尝虚日。则蜀之疲弊固可知也。举天下之全力，而乘其凋丧之馀，不啻如反掌然也。而当时之臣犹以为畏，岂足与共事哉！盖以其江汉之阻深，数十年之为寇，而豫怯其形也。人心豫怯，则智勇俱困，智勇俱困，则适为敌擒而已。此文王所以独遣钟会欤？故官兵一下，而剑阁失守，剑阁失守，而邓艾之徒足以捣其空虚而冲其腹心矣。使文王听邵悌之言而惑议者之过计，则蜀无得而可取也，会无得而可为也。乌头、菫蝎力足以生人者，亦不足以为药材矣。初，夏侯霸之降蜀，谓蜀人曰：「司马公自作其门耳，有钟士季者管朝政，吴蜀之忧也」。及会之有异图，先欲去艾以绝其手足，然文王答书以出其不意，而会亦震惧矣。其本谋则非会不足以定蜀，而非文王有不足以用会矣。愚故曰：「予于钟会伐蜀之事，见文王之善用人也」。知其足以任之，而度其足以制之矣。汉王之东，非韩信不足以毙楚也；云梦之役，非汉王不足以制信也。他日问其所长，曰：「陛下不善将兵，而善将将，此信之所以为擒也」。呜呼！岂非钟会伐蜀之事哉！

天地否，风雷能鼓其化则亨；大道塞，圣哲能扶其教则通。夫扶教之难，古今所以艰其人。艰其人者谓何？以其特立独行于乱世也。故吾于孟轲氏得之矣。方时战国汹汹，四方诸侯皆务以彊国足兵为尚，机权诈谋日炽以竞，杨墨邪说复惑于时。因慨然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一旦而扫荡，是使天下诈慝贪薄而不反矣。遂聘诸邦，意以斯教变斯民。而梁惠、齐宣、滕文之君不图于霸治，则必以绝物利己为问者甚众，犹顺谕诱导，广之以仁义，引之以《诗》、《书》、《礼》及《春秋》之义者，何哉？斯汲汲欲引以当道，遽致其志也。噫！时君莫我悟，邪说充塞，万章、公孙之徒记其历游问答、洎閒居质疑之言，以为矩训，其言垂于后久矣。服业者靡不覃精研思以究其道，至于大《易》之奥，舍而不言，斯其旨有渊蕴欤？夫《易》之道，微隐精密，与天地并也。天地运化而无声，万物由之而生；大《易》斡用而无形，庶事由之而成。历之三圣而始光显其旨，岂非以道隐而义秘哉？故孟氏不言者，以谓彼时诸国之君昏昧蔽惑，尚不能晓治国之术，以至譬物指事，力与言仁义之道，察察如鉴，犹不能略辨其说，况与谈斯义欤？吾所以惟适变近情以措术，欲辅成其教，而于《易》不言者，为其弗能达其本而明是非也。凡人性焉而修之，行焉而笃之，动静云为，不须臾而离于道者，皆《易》也，故《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吁！以轲之大贤率性如是，笃行如是，而辅教立言不舍仁义，而弗谈《易》也，岂不能明之欤？况《易》者道之本也，仁义者道之用也。能知其用，则是达其本，而不述其文，又何累哉？盖默而行之内，所以存己之难也；言而发之外，所以示人之易也。万变而一贯，岂其惑欤？故作《述学》。

夫动于天地之间皆道也，圣人气于道者也，贤者形于道也。始终往来，与物无穷，气之谓也；多寡盈虚，各质其体，小大咸归其域，形之谓也。是无他，明诚之异也。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孔子会而成之也。其为性不勉而中，不思而得，默知乎生矣，五常其心焉，为教其迹焉，此圣人之所以莫能得而及也。奚为而然？盖其术也有四，而以统之一也。夫能淳其天彝而全之，悦安乎孝悌，弥纶乎中和，仰而不愧于古，验而能准于世，洋洋乎与神明兼而不衰，此圣人之德也。然后发而文之为言，足以训于人也；裁而行之为政，足以宜于事也。游而博之，极而辨之，谓之文学，足以商其能也。是四术者错维而旁行，交于中而作于外，皆本乎道之粹也。若夫幽明应与之变，今古淳浇之教，存身善民刚柔穷达之用，皆斡旋而出于兹矣。此圣之所莫得而及也。至于贤者则勉而后中，思而后得，亹亹焉虑一日而失之，或有所利，或有所勉，彊习之以至此。上中之各异，其分不能偕，其通之称也，信乎！道德仁义，圣能万变以适其和，贤者止周其身，其博于外盖寡矣。扬雄曰：「圣人之道若天，圣人多变，而颜渊、闵子得其行，未得其所以行」。其是之谓乎？呜呼！后之服儒者，岂率有颜、闵之性哉？然未常笃行深道求之内出，徒费言饰文而求之外也。夫岂知圣人四科之旨欤？果能内勉于行而外富于文，则伟矣。故作《述行》。

自古圣贤之制行，或出或处，或默或语，未始不异而亦未尝异。其所以异者，见于应时之迹；其未尝异者，本于道而已。孔子于出处语默，无一不可，学于孔子者皆本于一道。其或异者，亦倖异焉耳。观乎孔子可仕则仕，可止则止，或为木铎，或为说铃，□不答，或欲无言，其体道以应时，出处语默，曷执于一哉！颜子之步趋言辩与之同，孟子之所愿则学孔子，颜、孟之道无不同矣。然孔子称颜渊则曰「如愚」，公都子称孟子则曰「好辩」，其语默不同如此，何哉？颜子则不愿仕，孟子则千里而见王，其出处不同如此，何哉？且颜、孟之道本实一致，大抵颜子务于因时以守道之常，孟子务于行道以适时之变。彼其如愚，愚于道也，彼其不愿仕，方且在陋巷而不改其乐，非其务因时以守道者欤？彼其好辩，辩于时也，彼其千里而见王，终于为卿于齐，岂非务行道以适时之变而然欤？虽夫子言道而回亦言道，固未尝一于默也，有为邦之问，与夫孔子之言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则颜何尝不欲仕乎？其出处语默，疑异于孟子，乃所以为同欤！孟子曰：「予岂好辩哉」。实未尝辩也。与夫不见诸侯，则孟子何尝急于仕乎？其出处疑异于颜子，乃所以为同欤？然孔、颜、孟之不同者，在于因时，语其为道则一而已矣。

天下之治无他道，贵适时济民之急也。历世所利于济民者，五常其本乎。何则？《礼运》之篇，独明礼义之旨，因究其奥，从而为之说。夫仁主于施，义主于断，礼形于体。施尚乎博而患乎小，则广其化也；断取其宜而防其不宜，则立之法也；体贵别而患其同，则束以制也。是则基止乎仁，而礼义为之用焉。古之明王能厚其本者，未有舍其用而措之，兹所以为治之要也。大凡天地默斡二气，涵育动植，故月月临照，星宿运移，风雨动润，春夏生养，遍周乎覆载间，而洪纤动植亡凶夭卵蘖之患，诚化之至矣。然阳不独运其化，假阴以成之，故雷霆之震发、雪霜之肃杀、秋冬之敛藏，寒暑之推移，而岁功成矣。其于覆载之间，小大之类始而遂其终焉，有而还于无焉，天地仁义之理备矣。且仁之所行，有所本也，其礼之行，孰将本欤？盖太一之初，混然全其质也，天地既判，尊卑异其体也，布列于鬼神，而高下小大之类，各得其分矣。圣人观天地之变，极其理而以博其用，故仁广其爱而物遂其化，天地同其和矣。动以制变，断然示天下之义，天地同其宜矣。审法立制，壹齐乎天下之礼，域以定分而理安其体，天地同其节矣。然则，父子、昆弟、夫妇、君臣、长幼、朋友、宾客之纪，衣服饮食之利，喜怒哀乐之感，兹人道之至也。夫三者之用，皆所以养而始终之，然后适诸皇极。然而四海之众繁且夥，非恕己欲而行事，则虑其不达也，故亲于亲、子于子，非独己也，天下之谓矣。货不患于畜而患不济于人，力不患其施而患不出其身，举是一二推之千万而行，则斯达矣。故曰「尚乎博而患其小」，是以人道之立也，贵亲乎仁矣。然众得其施，下得其惠，不可使纵欲，遂好而无所止，故成之以宜也。使之和而别于恭，爱而著于畏，暴天凌亵之患去矣。苟欲者纵而不返，贪者求而不止，狎乱颓溺者极而不率，则广断之用而刑以威之，然后宜得其所谓宜也。故曰「防其不宜，则立法焉」。是以人道之立也，相须乎义矣。前所云人道之至者，统乎十义七情言之，兹惟人之□乎。治得其别，顺之所兴；治失其序，乱之所基也。圣人以是徇其性，因其理，法天地，为君臣，以主而治之，极其疏密隆杀之辨□，孝悌忠信之本笃乎内，等降防约之礼节乎外。是故饮食有小大之度，居处有高下之别，爵禄授而不僭，赋敛取而不过，朝会尊而不傲，宴飨亲而不亵，祭祀恭而不懈，兵甲威而不虐，昏娅贵嗣而夺淫，葬埋以经而节哀。其为教则斯至矣，故曰「体贵别而患其同，则束以制焉」，以是人道之立也，相别乎礼矣。故始于仁而义处以行焉，发于义而礼隆以成焉，是皆相须其述。而义之用，济民之急者，是以圣人独言而功著之也，然三者故曰「贵适时济民之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