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帝藻垂鸿，本舂山之秘蕴；金言辑教，极龙藏之宝严。迹夫翰墨之传，均乎天壤之永。矧当盛际，抑有丰规，敢露虔衷，仰资外护。臣等诚惶诚惧，顿首顿首。恭惟皇帝陛下道包睿哲，化格清宁。总民极以无颇，陶天倪而不宰。多能攸纵，众善咸甄。眷佛译之清场，本神宗之妙刹。香坛贝牒，慎宣使范之雄；绨帙牙签，对比儒林之盛。克延慧命，参固不图。然念永熙以上圣之姿，首敷神教；真妙以至仁之度，益阐慈源。并因机务之閒，恣探空有之理。宸章睿采，法语仙音。率赐助于禅诠，已冠升于释部。陛下绍隆先志，宏畅宗风。每缘圣作之华，备奖真乘之奥。人天抒叹，象纬交辉。绵涉岁时，寖盈策牍。未序宝题之次，曷耸沙界之闻。臣等叨服宰司，兼荣法馆。怅钝根而懵学，依洪覆以知仁。愿续前徽，俾资善述。欲望圣慈许以自来御制应干释宗文字，降赐传法院，令绎经三藏试光禄卿沙门惟净等，依例编缀，并入经藏目录，庶兹总括，庸盛发挥。茂彰奕世之能，高映群篇之首。且孚大觉，永庇含生。饶益之多，名言曷喻。干冒宸扆，臣等无任。

臣草茅之姿，光华遘运，近承人乏，入倅计司，惟厥吏员，实掌民版。以一介驽缓之质，阅四海征赋之益，徒尔首公，无以纾责。辄怀管穴，思报毫分，罔避严诛，仰干睿听。臣闻立简易之法，则民不惑；去因缘之奸，则吏无害。省簿领则要可举，一赋税则取有名，此皆治道之所繇，而历世之无改也。臣窃见当今正税之外，杂赋至繁，诡制异科，丑名暴歛。原其所自，由来甚迩。盖自唐室解纽，五朝挺灾，孱王僭侯，盗据方国，坏合彻之典，取一切之宜，掊尅无厌，禁令自出。于是有身丁地头之赋，农具牛皮之征。鬻酒则户出曲钱，煮海则家增盐价。虽与民更始，而弊制尚存，官司因循，惮于改作。故使尧舜之代，无桀貉之中，虽臣之愚，窃以为过。今纵不能荡涤横赋，以宽民财；犹当釐易旧名，少近王道。臣愚以谓可取杂名税钱及派纳之色，不移旧数，合为一号。削去季世剥害之品，作为我朝较画之法。示之于民，则耳目易晓；委之于吏，则条贯难欺；录于官曹，则文籍不烦；供乎财用，则称谓差美。此旧入无秋毫之损，新规有指掌之易，丕变讹谬，垂于经常，实天下之幸。如允臣所见，乞下三司，令子细勘会。见今天下诸杂税钱外沿钱名目贯百闻奏。然后取其实数，合为一号。逐年折变，自从旧法。斯皆防患制法，遭时垂统者也。臣伏见国朝以来诏数下，而建条比牒连名，充曹牣府，烦科碎目，与日而滋。每罚一罪，断一事，有司引用，皆连篇累牍，不能遍举。率不数岁，则别加论次，谓之编敕。盖欲条贯饬尽，纲目毕张，大可含元，细不容发。而抵冒未绝，风流寖滥。一令之下，则奸生令表；一禁之设，则罪出禁先。示于人则若教猱，施于事则如紊纲。此皆不循其本，而求之于末。将欲措刑辟，跻仁寿者，不亦难乎！夫恢恢有条，重而必罚者，本也；事事曲制，轻而易犯者，末也。本不举则巨猾徼倖，末专任则细民罹灾。今之诏条，病在于此。陛下幸加大惠，惜皇猷之未畅，深诏执事，精覈旧文，欲因盛时，遂定丕律。臣以谓不一劳者不永逸，无远虑者必近忧。今虽定之，后必复改。何则？制度不立，贤愚杂议故也。为之计者，莫若尽取改行诏敕与律文相校。律有本条而敕意小异者，则改而入律；律无本条而名项别立者，则编而为敕。况唐律之内，废条已多，若擿去旧文，益作新例，亦前王损益之常也。人情不能无过，王道禁乎太察。其约束之烦语，官司之小禁，宜一切荡除。盖去之不足害治体，存之徒以饰罪梯。法轻不能绳奸豪，文密足以污良善。臣又闻王者之制，揭若日月，动如雷霆。其言易而文，其禁切而广。伏见今之编敕者，繁长猥俗，与府县文移无异。用字乖舛，异辞重复，宁所谓明白温醇之旨耶！实由不专任达识大儒，而多用执法之吏。夫法吏者，奉行其法可也，宁制法之人哉？古人有言，治国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今欲与法吏谋致治之本意，是犹使奴织而婢耕，其成功不可得也。臣欲乞专委鸿博之老及辅弼大臣，商较敕条，略依律文为体，裁其辞句，第其轻重，约其义，明其文。布之四海，使识朝廷之尊；传之万世，俾知文雅之盛。自今以往，有臣庶上言，欲釐改旧法，建设条禁者，愿陛下慎其俞旨，必先付之两府，参之群吏。若前条确见其短，今文率以为便，可行于经久者，即下两制，令以所陈之状，去其芜杂，取其精意，仿古律令，著为章程。若其事止苛文，不足发明利害者，皆寝而勿报。如此则法不数变，而民知所措矣。言者必难臣曰：今若依律令以为敕，天下官吏必不能晓。臣对曰：今天下所颁律令，曹局小吏，犹能引用，则似律之敕，独不能晓耶？此胶柱之论也。又必难臣曰：夫诏敕者多先帝所定，而不当改作。臣对曰：凡诏敕之设，本臣庶上陈之见耳，宁一出先帝之口哉？况圣人以便利万物为至仁，不因循陈迹为至孝。且太宗皇帝改建隆之敕，真宗皇帝革兴国之法，是皆可乎？此守株之谈也。臣又闻「事不师古」，商典实讥；「必也正名」，鲁堂攸训。虽文质异尚，沿袭有宜，至于辨尊卑，分职业，其实一也。窃见国朝故事，自使相及左右仆射以上，出典州郡者，皆曰判；六尚书、节度使以下者，皆曰知。盖以谓仆射而上，品秩隆重；藩镇之任，地望卑远。故以尊临卑者判其事，以小任大者知其职。及除佐官则例曰同判之职，自京官以上，皆可任焉。今六尚书知州于上，京官判州于下，名既不顺，理亦无稽。而又朝廷之仪，台省为重，近缘茍且，寖失典刑。尚书都省，尚书令之职也，今两省五品以上皆得权判；刑部流内铨，皆尚书侍郎之职，今或以知杂御史判铨事，或以升朝官判刑曹。其馀卿监之司，小官判者多矣。天下友邦大郡，大臣不得判；天台帝省，小臣得判之，是重诸侯之藩，而轻天子之吏，臣窃以为过矣。又府史者，二人之名也。故自《周礼》至唐令，有其任者皆曰府若干人，史若干人。今寺监见有其人，则并称府史。此虽小吏而名不师古，亦朝廷之所惜焉。幸陛下诏有司按前典，谬者正之，颠者序之而已。虽未能复治古之法，亦一时之制也。右臣所怀狂瞽，悉已条述，惟陛下裁幸。

按班固《艺文志》种别六经，其《春秋》家有《国语》二十一篇，注左丘明著。至汉司马子长撰《史记》，遂据《国语》、《世本》、《战国策》以成其书。当汉《左传》，秘而未行，又不立于学官，故此书亦勿显。惟上贤达识之士，好而尊之，俗儒勿识也。逮东汉《左传》渐布，名儒始悟向来《公》、《谷》肤近之说，而多归《左氏》。及杜元凯研精训诂，木铎天下，古今真谬之学一旦冰释，虽《国语》亦从而大行，盖其书并出丘明。自魏晋以后，书录所题，皆云《春秋外传国语》，是则《左传》为内，《国语》为外，二书相辅，以成大业。凡事详于内者略于外，备于外者简于内。先儒孔、晁亦以为然。自郑众、贾逵、王肃、虞翻、唐固、韦昭之徒，并治其章句，申之注释，为六经流亚，非复诸子之伦。自馀名儒硕士，好是学者不可胜记。历世离乱，经籍亡逸，今此书惟韦氏所解传于世，诸家章句遂无存者。然观韦氏所叙，以郑众、贾逵、虞翻、唐固为主而增损之，故其注备而有体，可谓一家之名学。惟唐文人柳子厚作《非国语》二篇，捃摭《左氏》意外微细以为诋訾，然未足掩其鸿美。左篇今完然与经籍并行无损也，庸何伤于道？因略记前世名儒传学姓氏别之：

后汉大司农郑众，字仲师，作《国语章句》，亡其篇数。

汉侍中贾逵，字景伯，作《左氏春秋》及《国语解诂》五十一篇，《左传》三十篇，《国语》二十一篇，《隋志》云二十卷。唐已亡。

魏中领军王肃，字子雍，作《春秋外传》、《国语章句》一卷，《隋志》云梁有二十二卷，《唐志》亦云二十二卷。

吴侍御史虞翻，字仲翔，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

吴尚书仆射唐固，字子正，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

吴中书仆射、侍中、高陵亭侯韦昭，字弘嗣，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隋志》云二十二卷，《唐志》二十一卷，与今见行篇次同。

晋五经博士孔晁注《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唐志》二十一卷。

右按古今卷第亦多不同，或云二十一篇，或二十二卷，或二十卷。然据班《志》最先出，贾逵次之，皆云二十一篇，此实旧书之定数。其后或互有损益，盖诸儒章句烦简不同，折简并篇，自名其学，盖不足疑也。要之，《艺文志》为审矣。又按先儒未有为《国语》音者，盖外内传文多相涉，字音亦通故邪？然近世传旧音一篇，不著撰人名氏，寻其说乃唐人也。何以證之？据解犬戎树惇，引鄯州羌为说。夫改鄯善国为州，自唐始耳。然其音简陋，不足名书，但其间时出异闻，义均鸡肋。庠因暇辄记其所阙，不觉盈篇。今因旧本而广之，凡成三卷。其字音反切，除存本说外，悉以陆德明《经传释文》为主，亦将稽旧学，除臆说也。惟陆音不载者，则以《说文》、字书、《集韵》等附益之，号曰《国语补音》。其间阙疑，请俟鸿博。非敢传之达识，姑以示儿曹云。宋庠序。

臣某言：得进奏院状报，今月八日，皇兄汝南郡王薨谢，追封濮王者。沴罹棣鄂，悼结枫宸。置讣外闻，舆心中怛。臣某诚悲诚哽，顿首顿首。恭以濮王承华皇籍，育德庆源。备王礼于三騑，首天伦于万乘。表仪朝序，友悌宗藩。当延磐石之封，奄速坏梁之衅。伏惟体天法道钦文聪武圣神孝德皇帝陛下义深斯痛，情笃孔怀。贲泉壤以追荣，极典章而恤命。恩亲兹厚，尊宠何加。伏蕲理遣深衷，道齐达观。割奈何之重爱，顺有典之常经。臣限守藩符，阻趋廷陛。臣无任瞻天望圣惨恻屏营之至。

我闻菩萨以方便智行于非道而作佛事，以平等慈不舍众生而共世业。虽逆顺之殊化，于解脱以同归。此惟自證圣觉之可通，固非常情思议之所及。若显化禅师者，盖其人也欤。初，京城景德寺西塔七俱胝院有僧清璲，以诵经为业，诵《妙法莲华经》至五万部，《尊胜大悲陀罗尼》各三百藏。祥符中，有布衣自云姓许，寿春人，造璲作礼，请受经梵。相奇古，目直视不瞬，逆顺之，为受具戒，名之曰志言。动止轩昂，时独语笑。多行市里，褰裳疾趋，或举指画空，伫立良久。间从屠酤游饮，啖无所择。道俗共目为狂僧。璲谓其徒曰：「此圣人也，佛法有赖矣」。众未之信。久之，士民稍稍敛瞩。有意欲为师具供，晓辄至门，云「来赴斋」。有欲施诸供具，辄道名件索之。温人林仲方自其家以摩衲来献，舟始及岸，已来就取。仁宗皇帝每延入禁中，径登座结趺，饭毕遽出，未尝揖也。王公士庶召即赴，然莫与交一言者。或进纸笔，默致所请，挥翰如风，字体遒壮，初不可晓，后无不验。仁宗临御久，春秋渐高，深念继承之重，遣近侍至师所，无他语，惟展纸于前，侍者授笔，须臾满幅，末云「十三郎」。近侍以进，不测何谓。后英宗皇帝入纂大统，实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大宗正守节请书，师不顾，迫之，得润州字。未几，守节薨，赠丹阳郡王。曾在故相张文懿第见童妾，谓为王家比丘尼。他日以从女适故工部尚书王公素，竟为尼。僧义怀未出家，师见之，抚其背曰：「德山临济」。后住雪窦，为众说法，祖道益明，今南方宗旨盛传，多怀出也。如是前记，不可悉数。普净院施浴鸣钟，时方迎佛，闻浴室中有人声，僧叔严往视，乃师也。语少时，振衣遽去，叔严追之，院门尚阖，故诣西塔，欲验其事。守丽景门启关而出，师安寝于室，复前语无遗。海舶遇风涛且没，共见一僧操絙引之，商人至都，见师于市，释然引舟者也。师曰：「非我，汝为鱼矣」。有具斋馔而荐鲙，师并进之，过广济河，入菜市桥下，或蹑而窥之，见临流而吐，群小鲜泳去。南海有逸人潘晃，众莫可亲近，独与士人赵棠善，语棠云：「我昔见言公于番禺，由是通宿命」。师故未尝往番禺也。棠亦与师偈颂，相从往还，万里间不浃日。师遗棠偈有「太平山上宝珠光」之句，又称棠为赤溪君。山人刘立常从棠得见其偈，问：「赤溪何也」？棠曰：「太平、赤溪，皆兜率内院山名尔」。棠者本曹人，举进士，从官岭外，因摄潮州海阳簿，见潘，弃官从之，后坐亡，盛夏身不坏。立后亦为僧，名行忠，住持传法云。如是异迹，亦不可具载。丞相吕许公问佛法大意。师曰：「本来无一物，一味总成真」。僧问：「世有佛否」？师曰：「寺里文殊」。或问师「凡耶圣耶」？师举手指曰：「我不在此住」。朝士长者、四方耆宿有所咨叩，应声率尔，直示心要。如是句义，亦不可详录。将示化，作遗颂，其旨不可晓也已，而曰：「我从无量劫来，成就逝多国土。分身扬化，今南归矣」。语毕，右胁而寂，庆历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也。有香如莲华，久之不歇。仁宗遣内珰安奉真身于院之西殿，金书「显化禅师」四字，揭于前楹，度侍者超觉为僧，今真净上人也。异日，进士姜厚攀帷瞻礼，额上有光如萤，得舍利一粒。至是岁寖久，四众供事益严，光灵益显。其《江东志》云，唐法云、僧伽之俦侣欤。尝试论之：盖一相净圆，人各具足。自心见量，非增减于太虚；妙用无方，故通融于万化。但由根境隔阂，藏识分别，龟毛兔角，空华海浪，习气迷转，因物而迁。至于本觉元明，未尝变失，如沤生灭，水性无亏，如云去来，日光不昧。若知实无有法，则为诸佛现前；證惟自心，即是众生度尽。自然具清净眼，入无碍智。弗离当念，超出祗劫之上；不起于座，周遍尘刹之远。则师前记之明，异迹之显，句义之妙，故非智之所可知，识之所能识也。太原王巩少而乐闻道，自其先君，素以真净为善知识。及是，巩编次其状，请以续诸隐圣之后。予阅其所纪，皆众所共闻见者，非传疑也，故为略其烦细，而择其著明者实录之，而系以铭曰：

佛子云何？号为显化。仁宗皇帝，至心净信。以是名字，留于世间。复次佛子，以正受力。入于尘劳，而作佛事。于一切法，得如实见。转轮圣王，宰官士夫。若善男子，诸来问我。我为方便，示其本际。如水中影，如鉴中像。如摩尼珠，众色自见。无能所取，非生住灭。佛法流世，力愿广大。不见声光，孰警盲聩？师为法来，故云有赖。生民有欲，著于好恶。非激而劝，弗沮而惧。我于世教，不其有助。閒名已谢，幻身犹全。法施无尽，金题烂然。太平山上，宝月还圆。

英宗皇帝初潜宗邸，龙德而隐，留情艺文，以尊德性，顾莫与讲习者。启濮安懿王曰：「睦亲广亲宅讲书著作佐郎蔡君某贤有行，愿得与之游」。王致此意于公，公曰：「某在职且累年，惟旅见大宗正，未尝私谒诸宗室，敢辞」。他日，王为置酒，从容谓公，欲请于朝，使诸子受学。公虑若有邀也，始别见帝。帝待君尽礼，见必朝服，义兼傅友，咨询道艺，休闻日远。尝访宫僚臧否，公对若人行谊，若人经术，皆非某所及。帝以白王，王曰：「蔡君非但文雅，诚长者也」。然间造帝所，竟岁不过数见。帝尤多其庄重，常以相从之晚。而接之不得数且欸为恨。久之，求外补，因解宫职。英宗入纂大统，问辅臣：「蔡某何官？今何在」？执政白：「今以兵部员外郎、秘阁校理、广南东路转运使」。帝曰：「兹人德行，朕所深知」。即以三司判官召还。南海至都数千里，江行淹久，帝每对朝臣之南来者，辄问曰：「蔡学士何时可到？道途安否」？既至对见，慰劳殊渥，日将旰，屡留之，且曰：「君，朕故人，朕望于君者厚，勿以常礼自疏也」。俄除起居舍人、史馆修撰、知谏院。恳辞再三，帝曰：「惟朕耳目心膂，不属君，将属何人」？趣令受命。公自以被遇特达，思竭其心力，以致补报之效，事有涉嫌，说有至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诚心为质，引义忼慨，凡所启闻，多见纳用。属有请追尊亲庙者，事下三省集议，公别请对，言礼为人后、大一统之义，指陈切至，涕下被面。此议既非帝本意，又雅信重公，因大感悟，亦为公泣。会京师大水，公入对，帝侧席迎问变故，公推致咎徵，精言其端，意犹主于前议，论因中止。然纳说者将终遂所建，以公在言路，不便之，适召试西掖，除知制诰，遂罢谏职，且俾出聘契丹国。往返阅时，使还，而众论未已，公于中间通上下之情，安异同之意，弥缝周密，主于忠信，孜孜辨释，为士大夫道地，恩全体正，补益实多。虽去谏垣，越月不对，帝必形于言，每被顾问，禁省秘事亦为及之，其沃心造膝，机柄之地有不得与闻者矣。判吏部流内铨，因言铨审官冗甚，朝廷遂议新制。将救时弊，多所建发。帝益知其材可大用，欲其践历中外。进龙图阁学士，出知定州，然意惜其去。既入辞，帝曰：「第行，且召矣」。行未浃日，英皇违豫，语数及公。今上升储，帝疾日侵，犹曰「蔡某正人，促召来」。因除太子詹事。未至，先帝升遐，东朝亦罢，改枢密直学士、知秦州。至阙觐对，今上望公，哀动左右，且言先帝大渐，犹不忘公卿之拜宫正。帝问还期者再三，深意有所属者。孤忠直道，左右莫为之容，乃畀需代者，竟不及得见卧内。凭几训命，遂成虚格，忠义之士为先帝恨之。八月八日，灵驾发引，公以其旦东望号慕，避厅事，见僚佐于便斋，退就私寝，无疾而终，享年六十。前三日晨兴，语家人曰：「吾梦先帝召对顾问如平日，欲退复留」。因叹息感念。及终，人皆异之。天子震伤，累对近臣嗟恻，遣中人护丧以归，赙赐加等，特赠尚书礼部侍郎，奉先志也。公讳抗，字子直，宋人。祖某，赠尚书度支员外郎。父某，泗州军事推官，累赠工部尚书。世以明经仕进，实罕与进士游，尚书虽治经，有时才器识，所交结皆当世豪俊，故公兄弟皆举进士，早得时誉。蔡文忠公有重望，喜奖拔人伦，深器公，处之甥侄，竟妻以妻之宗女。景祐中，登甲科，一命太平州军事推官。尚书在临淮寝疾，旁无子弟，公委官自劾，单骑奔省，得及理命，越再宿而尚书以殁，乡里称其至孝。外除调平江军节度掌书记。秩满，近臣举充颍川郡王院伴读，寻迁删定编敕，迁著作佐郎。俄兼两宅讲书，赐五品服。久在宗邸，独不受饷遗，衎衎然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故英宗皇帝深察重之。间迁秘书丞、太常博士、通判秦州。钟内艰。服除还朝，召试禁林，除秘阁校理。淮西水，民流散，命公体量赈济。至郡，亟请发廪食之，郡请俟奏可，公曰：「饿莩容待报耶」？晨坐庾门，出粟全活至众。使还，朝论称善。吴人荐饥，朝廷察循良办治之才，以公知苏州。姑苏土沃而卑，并江湖，积水渺㳽，常苦风潮害民田。公既习知吴俗，至则为筑长堤，自郡城属昆山，横亘八十里，中断水势，民得因立塍堨，且通水陆之行，工省利大，民安于业。吴俗浮薄，衣冠侨寓猥众，干请多事。公患其然也，采士族之守操行者辄加宾礼，岁时馈劳，以褒厉之。士之承此，差知自重。发奸擿伏，听断精甚。苏州吏役不均，纤猾得职，公为请于朝，先贷官泉，视役费之轻重而给之。籍诸酒榷征埭之利，旧用酬吏劳者，悉入县官，以偿所贷，吏皆便之。后传其法，不能易也。就迁广南东路转运使，吴民于今思之。先是，岑水铜冶大发官市之民，止给空文，积逋钜万，里民大事私铸，奸游群聚，与江西盐盗合，郡县不能讨。时公仲弟挺以选按刑江西，专治盐事，朝议谓岭南北并力则利害共功，故委公将漕南越。时朝旨责捕群盗甚峻，公曰：「采铜非诚民，惰游者为之，今悉入之官，而不畀其直，非私铸，衣食安取资？又从而诛之，匪但民犯法也」。乃度经用，斥冗费，铜入而受泉，民用乐输，彻炉毁橐，刑报立省。岭外州县多摄官，广东凡数百员，悉自部司注补，大吏操事为奸利。公至，收案致法，选用平均，吏员为清。番禺煮海，运给英、韶，溯流洄险，因以逗遛，侵窃杂恶。公命十舟为一运，择摄官主之，岁终会其课，以为殿最。是岁，英、韶二州增盐课十五馀万缗。有司劾以奏未得报，而擅立约束，且废其法。适被召赴阙，既对，言南方便事，天子嘉纳，悉如公请。在岭外，惩摄官之弊，悯远人不知学问而茍禄无耻，人士无可称者，乃盛修庠序，择官劝讲，凡乡民之秀及官吏之子弟皆入学，亲为程校其文艺，恩意深美。由是诸生率教，仍岁有登进士科者。后在中山，见河朔军籍世家相承，狃于姑息，前人至垦阅场取蓏蔬之利，公至辟之，日命一军亲肄习焉。军士番戍，妇人游佚于外，归辄首原。公下令连营，逋荡者无得首，必尽法，戍兵传闻，莫不怀德。缮甲兵，完壁橹，皆起功绪。在镇未几，其首公勤职如此。秦州西鄙皆杂羌，有种落叛，官兵击灭，取其地以建寨，板筑仅已而公至，守禦器备举未集，公规营指顾如宿计，民不知有兴也。度其土田，募千户以为守，公私后无劳费。州有质院，质诸羌数百十人，扃系严密，被质者自少而长，且老死无得出。公为阅本末，其非利害所存，皆释遣之，由是恩信著于诸羌。且约部族，不得擅仇杀，俄而有犯者，即斩以徇，戎人詟服，莫敢奸令。在秦不半年而殁，然于精虑，不遗力矣。公性静密，而资长于政事，公家之利，知无不为，为必有成，成则可久。居家理，赒恤宗族，与同休戚。仲弟天章阁待制某，友爱尤笃。公在秦亭，内阁经略平凉，帅府接封，󲦤绅以为宠。历官自祠部改度支、兵部员外，工部、兵部郎中，皆叙迁也。先娶彭城刘氏；继室张氏，天章阁待制温之之女，封会昌县君，亦先公卒。三子：煜，登进士第，大理评事；潜、钦，并秘书省正字。五女：适滁州来安县令江懋简，大理评事曾孝序，馀未笄。熙宁二年岁在己酉四月十三日，葬于宋城县仁孝曲，从先茔，礼也。仆与公乡党交游之旧，故知公为深。铭曰：

英皇在宗，储精学问。寤寐多闻，得公儒隽。道义惟傅，艺文则友。造次法度，克常厥守。帝用知公，资本诚正。于朝有言，称其德行。岂不尔思，召自南服。谏省史观，作朕耳目。沃心嘉告，造膝危辞。罔或不以，挹彼注兹。中山扼戎，依依属公。行未弥月，金縢以封。帝凭玉几，仍有训命。谓公正人，畀翊储圣。缀衣出庭，奔号见星。永怀靡及，之死弗瞑。宅忧未言，孤忠少与。于藩冀门，深诚莫吐。龙辒发引，攀胡奄终。先期感兆，神明恍通。天子震伤，哀形宸笔。追襚亚卿，恩隆赙恤。公之业蕴，足与大为。独迫于年，莫究发施。治民东南，守边西北。于以观政，可推风迹。天子大孝，义笃于亲。岂忘先志？公违盛辰。睢阳北原，三陵之右。松梓森森，匪亲伊旧。有子克家，载世其昌。斯文不朽，流徽共长。

臣昨日获对便坐，辄述恳私，乞解政事之任。缘臣疾患累日，气血虚乏，头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颜，悉陈悃愊。伏自濮园之议既兴，言事之臣荒唐不学，妄执违经非礼无稽之说，耻于不用，不胜其忿，遂厚诬朝廷，借以为名，因乃肆言讪上，指臣为奸邪首议之人。陛下至圣至明，洞见中书与两制所议本末，察臣无罪，曲赐保全。而吕诲等附下罔上，语言悖慢，无复君臣之礼，以至斥黩母后，非毁诏书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显戮，止于退罢而已。及诏定濮王典礼，不如诲等所诬，既又诏榜朝堂，谕以本末。由是中外释然，凡素为诲等诬诳衒惑之人，皆识朝廷本意，但恨晓谕之晚。今则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诬，亦已获雪。然则更何所辨，岂合有言，而臣义有不得已者。盖以执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为重轻。若其名誉烜赫，非止一人之荣，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毁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后，小人用事，宰相李石为其所恶，乃遣盗杀之，不中而断石马尾，石遂求罢。文宗虽知石贤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罢石为荆南节度使，盖顾国体当尔也。今臣固无李石可惜之贤，而其所被毁辱者，何止断马尾而已？吕诲等连章累疏，恶言丑诋，陛下为臣爱惜，留中而不出。诲等自写章疏，宣布中外，今闾巷之人，皆能传诵。虽诲等急于卖直取名，肆其诬罔，不暇惜国体而自为传播，如臣者岂合彊颜忍耻，犹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贪以为荣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岂得已哉？使臣无疾病，犹当恳自引去，况臣不幸适值自春来痟渴不止，昨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圣恩悯恤，为之恻然。伏望陛下特赐除臣近京一郡，俾养衰残，则臣未死之间，誓当别图报效。今取进止。

臣伏见朝廷议濮安懿王典礼，两制、礼官请称皇伯，中书之议以谓事体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称，考于经史皆无所据。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访群议，以求其当，陛下屈意手诏中罢，而众论纷然，至今不已。臣以谓众论虽多，其说不过有三：其一曰宜称皇伯者，是无稽之臆说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是厚诬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当用汉宣、哀为法，以干乱统纪者，是不广本末之论也。臣请为陛下条例而辨之。谨按《仪礼·丧服记》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报者齐衰期也。谓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开元》、《开宝礼》、国朝《五服年月》、《丧服令》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盖以恩莫重于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义莫重于所继，故宁抑而降其服。此圣人所制之礼，著之六经，以为万世法者，是中书之议所据依也。若所谓称皇伯者，考于六经无之，方今国朝见行典礼及律令皆无之，自三代之后秦汉以来，诸帝由藩邸入继大统者亦皆无之，可谓无稽之臆说矣。夫《仪礼》者圣人六经之文，《开元礼》者有唐三百年所用之礼，《开宝通礼》者圣宋百年所用之礼，《五服年月》及《丧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议者皆弃而不用，直欲自用无稽之臆说，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简宗庙致水灾者，臣伏以上天降灾，皆主人事，故自古圣王逢灾恐惧，多求阙政而修之，或自知过失而改悔之，庶几以塞天谴。然皆须人事已著于下，则天谴为形于上。今者濮王之议，本因两制礼官违经弃礼，用其无稽之臆说，欲定皇伯之称，中书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礼，虽有明据，亦未敢自信而自专，方更求下外廷博议，而陛下遽诏中罢，欲使有司徐求典礼。是则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谦畏如此，君臣不敢轻议妄举，而天遽谴怒杀人害物，此臣所谓厚诬天也。议犹未决，仍罢不议，而便谓两统二父以致天灾者，厚诬人也。其三引汉宣、哀之事者，臣谨按《汉书》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称亲，谥曰悼，置奉邑寝园而已。其后改亲称皇考，而立庙京师。皇考者亲之异名尔，皆子称其父之名也，汉儒初不以为非也。自元帝以后，贡禹、韦玄成等始建毁庙之议，数十年间毁立不一。至哀帝时，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议，云：「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是不非宣帝称史皇孙为亲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也。惟其立庙京师，乱汉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谓两统二父非礼，宜毁也。定陶恭王初但号共皇，立庙本国，师丹亦无所议。至其后立庙京师，欲去定陶，不系以国，有进干汉统之渐，丹遂大非之。故丹议云，定陶恭皇谥号已前定议，不得复改，而但论立庙京师为不可尔。然则称亲置园，皆汉儒所许，以为应经义者，惟去其国号、立庙京师则不可尔。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议何事，不寻汉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谓不原本末也。中书之议本谓称皇伯无稽，而礼经有不改父名之义，方议名号犹未定，故尊崇之礼皆未及议。而言事者便引汉去定陶国号、立庙京师之事厚诬朝廷，以为干乱大统，何其过论也！夫去国号而立庙京师，以乱祖宗昭穆，此诚可非之事。若果为此议，宜乎指臣等为奸邪之臣，而人主有过举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尝及此，而中书亦初无此议，而言事者不原本末，过引汉世可非之事以为说，而外庭之臣又不审知朝廷本议如何，但见言事者云云，遂以为欲加非礼干乱统纪，信为然矣。是以众口一辞，纷然不止，而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无稽之说，牵引天灾，恐迫人主，而中书守经执礼之义，反指以为奸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礼当优容，不欲与之争辨，而外庭群论又不可家至而户晓，是非之礼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为人后者既以所后为父矣，而圣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为之意也。盖自有天地以来，未有无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则不可讳其所生矣。夫无子者得以宗子为后，是礼之所许也，然安得无父而生之子以为后乎？此圣人所以不讳无子者，立人之子以为后，亦不讳为人后者有父而生，盖不欺天、不诬人也。故为人后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复归于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与其事。至于丧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义断。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则欺天而诬人矣。子为父母服谓之正服，出为人后者为本生父母齐衰期，谓之降服，又为所后父斩衰三年，谓之义服。今若以本生父为皇伯，则濮安懿王为从祖父，反为小功；而濮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为义服；自宗懿已下本生兄弟，于礼虽降，犹为大功。是礼之齐衰期，今反为小功；礼之正服，今反为义服。上于濮王父也，反服小功；于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称所生父为伯父叔父者，称之则礼制乖违，人伦错乱如此也。伏惟陛下聪明睿圣，理无不烛，今众人之议如彼，中书之议如此，必将从众乎，则众议不见其可；欲违众乎，则自古为国未有违众而能举事者。愿陛下霈然下诏，明告中外，以皇伯无稽，决不可称，而今所欲定者正名号尔。至于立庙京师、干乱统纪之事，皆非朝廷本议，庶几群疑可释。若知如此而犹以谓必称皇伯，则虽孔、孟复生，不能复为之辨矣。

修白：人还，惠书及《始隐》、《书论》等，并前所记《获麟论》，文辞驰骋之际，岂常人笔力可到？于辨论经旨，则不敢以为是。盖吾子自信甚锐，又尝取信于某，苟以为然，谁能奉夺？凡今治经者，莫不患圣人之意不明，而为诸儒以自出之说汩之也。今于经外又自为说，则是患沙浑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尽去，则水清而明矣。鲁隐公南面治其国，臣其吏民者十馀年，死而入庙，立谥称公，则当时鲁人孰谓息姑不为君也？孔子修《春秋》，凡与诸侯盟会、行师、命将，一以公书之，于其卒也，书曰「公薨」，则圣人何尝异隐于他公也？据经，隐公立十一年而薨，则左氏何从而知其摄，公羊、谷梁何从而见其有让桓之迹，吾子亦何从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为东周乎」，与吾子起于平王之说，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学者慎于述作，诚以是也。秋初许相访，此不子细，略开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书白。

右，修启：伏承显膺宠典，登进枢庭。成命始行，舆言佥允。伏惟某官存诚直谅，蹈道中和，学臻三代之英，世济八人之美。论思献纳，已多补益之勤；谟明弼谐，久韫经纶之业。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虚黄阁之居，姑正紫枢之位。坐筹惟󰊳，方资制胜之谋；正席钧台，始慰具瞻之望。顾惟衰朽，早辱知怜，惟与苍黔，同深庆抃。

或问：「子于史记本纪，则不伪梁而进之，于论正统，则黜梁而绝之。君子之信乎后世者，固当如此乎」？曰：孔子固尝如此也。平、桓、庄之王，于《春秋》则尊之，书曰「天王」；于《诗》则抑之，下同于列国。孔子之于此三王者，非固尊于彼而抑于此也，其理当然也。梁，贼乱之君也。欲干天下之正统，其为不可，虽不论而可知。然谓之伪，则甚矣。彼有梁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杀生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故于正统则宜绝，于其国则不得为伪者，理当然也。岂独梁哉？魏及东晋、后魏皆然也。尧、舜、桀、纣，皆君也，善恶不同而已。凡梁之恶，余于史记不没其实者，论之详矣。或者又曰：「正统之说，不见于六经，不道于圣人，而子论之，何也」？曰：孔、孟之时，未尝有其说，则宜其不道也。后世不胜其说矣，其是非予夺，人人自异，而使学者惑焉，莫知夫所从。又有偏主一德之说，而益之五胜之术，皆非圣之曲学也。自秦、汉以来，习传久矣。使孔、孟不复出则已，其出而见之，其不为之一辨而止其纷纷乎？此余之不得已也。呜呼，尧、舜之德至矣！夏、商、周之起，皆以天下之至公大义。自秦以后，德不足矣，故考其终始，有是有非，而参差不齐，此论之所以作也。德不足矣，必据其迹而论之，所以息争也。或者又曰：「论必据迹，则东周之时，吴、徐、楚皆王矣，是正而不统也，子独不论，何也」？曰：东周正统，以其不待较而易知，是以不论也。若东晋、后魏，则两相敌而予夺难，故不可以不论。吴、徐、楚非周之敌，虽童子之学，犹知予周也，何必论哉！

问：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记，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盖孔子自年十五而学，学十五年而后有立，其道又须十年而一进。孔子之圣，必学而后至，久而后成。而《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自诚明，生而知之也；自明诚，学而知之也。若孔子者，可谓学而知之者，孔子必须学，则《中庸》所谓自诚而明、不学而知之者，谁可以当之欤？尧用四凶，其初非不思也，盖思之不能无失耳，故曰「惟帝其难之」。舜之于事，必问于人而择焉，故曰「舜好问」。禹之于事，己所不决，人有告之言，则拜而从之，故曰「禹拜昌言」。汤之有过，后知而必改，故曰「改过不吝」。孔子亦尝有过，故曰「幸，茍有过，人必知之」。而《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欤？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已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欤？夫孔子必学而后至，尧之思虑或失，舜、禹必资于人，汤、孔不能无过，此皆勉人力行不怠，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

或问：「罢议之诏有权罢之文。议者谓权罢者，有待之言也。盖朝廷迫于皇太后，不得已而罢，故云权罢者，欲俟皇太后千秋万岁后，复议追崇耳。朝廷之意果如是乎」？答曰：「此厚诬之一事也。使朝廷果有此意，手诏虽无『权』字，他日别议追崇，何施不可，何必先露此意示人！是时台谏方吹毛求疵，以指为朝廷过失，若君臣果有此意，亦当深谋密计，岂肯明著诏令，以资言者之口」？问者曰：「然则何故云权罢」？答曰：「事体自当如此尔。追崇以彰圣君之孝而示天下也，本无中罢之理，今不得已而罢，当为迤逦之辞，故云权罢集议，更令礼官徐求典礼者，乃体当如此。此事人所易知，而吕诲等欲恐迫人主，故厚诬以有待之说也。先帝每语及此事，则不胜其愤，仰天而叹曰：『天鉴在上，岂有此心』」？或问：「皇太后既已责中书不当议称皇考，而手书复有称皇、称后等事，议者谓韩琦交结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请降手书，其称亲、称皇、称后，皆非皇太后本意，果若是乎」？答曰：「手书非皇太后本意，事出禁中，非外人所得知也。若云因韩琦使高居简请降手书，则又厚诬也。何以明之？若手书是韩琦所请，既降出便合奉行，岂敢却有沮难，又请上别降手诏也。以此而言，但见韩琦沮止手书称皇、称后二事，不见琦请降手书也」。问者又曰：「然则出于上意乎」？答曰：「亦非也。若出于上意，亦当先谕中书商议，安得绝无一言及之？又若上意果有所主，而中书虽欲不奉行，犹须再三论列，方可回圣意，岂有韩琦一言，上即从之，略无难色？以此知上意不主也」。问者又曰：「然则，称皇、称后，是哀、桓之事，中书以为非而不奉行者也。而吕诲表乃云『致主之谋，不耻哀、桓之乱制』者，何谓也」？答曰：「此所以为厚诬也。且称亲、置园寝及称皇考，皆是汉宣、光故事，吕诲等指以为哀、桓之乱制，乃是指鹿为马尔。以此见其诬罔，何所不至也。据《汉书》，师丹上疏云：『定陶恭皇谥号既已前定，义不可复改』。据此，则恭王称皇，乃师丹许以为是者，故云不可复改尔。昨国家于濮王固自不议称皇，就使称皇，亦是师丹所许者也」。问者曰：「若此，则师丹当时与汉争论何事」？答曰：「董宏欲去定陶国号而止称恭皇，及欲立庙京师尔。此二事是师丹所争也。盖恭皇之号，常系于定陶，则自是于诸侯国称皇尔，与汉不相干也。若止称恭皇而不系以国，则有进干汉统之渐。又立庙京师，则乱汉宗庙。此师丹不得不争也。昨濮王既不称皇而立庙止在濮园，事无差僭，而吕诲等动以师丹自比，不知朝廷有何过举，诲等果争论何事也」？问者曰：「诲等所论者称亲也，称亲果是乎」？答曰：「称亲是矣，此乃汉宣故事也。谨按宣帝之父曰史皇孙。初，丞相蔡义议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而已。其后魏相始改亲称皇考，而立庙京师。至哀帝时议毁汉庙不合礼经者，于是毁悼皇考庙在京师者。是时丞相平晏等百馀人议：曰亲，谥曰悼，裁置奉邑，皆应经义。由是言之，立庙京师则当毁，称亲、置奉邑则自合经义也。所谓应经义者，即《仪礼》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是也。亲者，父母之称也」。问者曰：「京师庙既毁，而又毁奉明园者，何也」？答曰：「汉制，宗室诸侯王皆有园，悼皇考自合置园，初名奉明园，置奉邑三百家可矣。其后增为一千六百家，而改奉明园为县，则僭天子之制矣，故议毁之也。今国家追崇濮王，其礼数三而已：称亲一也，置园二也，立庙三也。称亲则汉儒所谓应经义者也，置园则汉宗室诸侯王之制也，立庙则一品家庙之制也。如汉诸王庙当在本国，今濮国虚名，无立庙处，故即园而立庙尔。其依经合古，可以为万世法也」。问者曰：「汉儒既以称亲为应经义，又以两统贰父为非者，何谓也？岂其议自相矛楯乎」？答曰：「两议皆是，不相矛楯也。其初称亲而置邑也，止在下国，与汉朝不相干，故不违经义也。及其后立庙于京师，与汉祖宗并立。至元帝时议毁亲尽之庙，时昭帝既以亲未尽不毁，悼皇考亦以亲未尽不毁，是则悼皇考与汉祖宗并为世数，此为两统贰父也。元帝既上承昭、宣，而又承悼皇考为世，所谓违离祖统者，其议皆是也。使悼皇考庙在奉明园，而不与汉朝宗庙相干，岂有两统贰父之说乎」？问者曰：「父有贰乎」？答曰：「何止贰也！父之别有五，母之别有八，皆见于经与礼。而父之别曰父也、所生父也、所后父也、同居继父也、不同居继父也。不同居继父者，父死而母再适人，子从而暂寓其家，后去而异居矣，犹以暂寓其家之恩，终身谓其人为父。而所生父者，天性之亲也，反不得谓之父，是可谓不知轻重者也」。问者曰：「父母之名，果不可改乎」？对曰：「能深嫉为后者尊其父母，莫如魏明帝也。明帝之诏曰：『有谓考为皇、称妣为后者，大臣共诛之』。然则，称皇与后，是其所禁，而考妣之名虽明帝不能易也。明帝之不能易，是不可改也」。问者曰：「所生、所后父之名，徒见于礼文，而今世未尝用也。今公卿士大夫至于庶人之家养子为后者，皆以所生父为伯叔久矣。一旦欲用古礼而违世异俗，其能使众论不諠乎」？答曰：「礼之废失久矣。始于闾阎鄙俚之人不知义礼者坏之，而士族之家因相习见，遂以成风。然国家之典礼则具存也。今士大夫峨冠束带，立于朝廷，号为儒学之臣，为天子议礼，乃欲不遵祖宗之典礼（谓《开宝通礼》、《五服年月》等书。），而徇闾阎鄙俚之弊事，此非臣某之所敢知也。使臣以此得罪，臣固无惭而不悔也，况所谓以养子所生为伯叔父者，今但行于私家尔。有司之议礼议律，则未尝不遵典礼也。方礼官议以濮王为皇伯也，是时王子融卒。初，故相王曾之无子也，以其兄子融之子绎为后。及子融之死也，礼官议绎服所生父齐衰期而心丧三年。夫以子融为所生父，是典礼也；以濮王为伯，是闾阎之所称也。两议并发于一时，而为臣下议则用典礼，为天子议则用闾阎，其任情颠倒有如此，而人莫与之辨也」。问者曰：「或谓所生父之名出于《丧服记》，止可为议服而言，其他不可称也，果若是乎」？答曰：「律言所养父杀其所生父，听其子告者，又岂因议服而言乎」？问者曰：「礼有明文，而世不用者，何也」？答曰：「圣人以立后为公，不畏人知，故不讳；不讳，则其子必有所生父母也。小人不知义礼，以养子为私，畏人知之，故讳其自有父母，欲一心以为我生之子，故惟恐讳之不密也。尝试论之曰：古之不幸无子，而以其同宗之子为后者，圣人许之，著之礼经而不讳也。而后世闾阎鄙俚之人则讳之，讳之则不胜其欺与伪也。故其茍偷窃取婴孩襁褓之子，讳其父母而自欺，以为我生之子，曰不如此则不得其一志尽爱于我，而其心必二也。而为其子者，亦自讳其所生而绝其天性之亲，反视以为叔伯父，以此欺其九族，而乱其人鬼亲疏之序。凡物生而有知，未有不爱其父母者，使是子也能忍而真绝其天性欤，曾禽兽之不若也；使其不忍而外阳绝之，是大伪也。夫闾阎鄙俚之人之虑于事者亦已深矣，然而茍窃欺伪不可以为法者，小人之事也。惟圣人则不然，以为人道莫大于继绝，此万世之通制而天下之至公也，何必讳哉！所谓子者，未有不由父母而生者也，故为人后者，必有所生之父，此理之自然也。其简易明白，不茍不窃，不欺不伪，可以为通制而公行者，圣人之法也。又以谓为人后者所承重，故加其服以斩，而所生之亲恩有屈于义，故降其服以期。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讳，故著于经曰：『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自三代以来，有天下国家者，莫不用之」。问者曰：「以濮王称亲，则于仁宗之意如何」？答曰：「大哉，仁宗皇帝之至圣至明也！知立后为公，不畏人知而不讳也。故明诏天下曰，是濮安懿王之子也。然则，濮安懿王者为所生父可知矣。此仁宗先告于天下矣，所谓简易明白，不茍不窃，不欺不伪者，圣人之法也」。问者曰：「议者以谓恭爱之心分施于彼，则不得专一于此也（此两制议称皇伯议状之文也。）。如是，则恭爱可专施于一而不分施于二也。使上之待濮王也，既不施恭又不施爱，是以行路之人待其所生也，不亦过乎」？答曰：「行路之人，遇其乡闾之长者与有德者，则必竦然有肃恭之容；遇其交游故旧久不相见者，则必忻然有驩爱之语。今遇其所生，而既不施恭，又不施爱，是不如行路之人也。忍为斯言者，谁乎？君子之为言也，度可行于己，然后可责于人。今斯人也偶不为人后耳，使其自度为人后，而能以不恭不爱待其父母，则能忍而为此言也」。问者曰：「为人后而不绝其所生之恩者，施于臣民可矣。施于国家，而有宗庙社稷之重，则将干乎正统，奈何」？答曰：「濮园之称亲立庙，今二岁矣，而与宗庙朝廷了不相关也。其于正统有何所干乎？于此足以见言者之诬罔也，复何疑乎」！

治平二年秋八月，京师大雨水，坏官私庐舍，而民被压溺者千馀人。或谓：「是时方议濮王典礼，议者以谓天灾之应，信乎」？曰：「议犹未决，而天已降灾，杀人害物，此厚诬天人之言也，余已论之详矣」。问者曰：「前世已验之事，如之何」？曰：「自汉以来，由诸侯入继大统之君多矣，不可遍举。今略举入继大统之君追尊所生父母者二人，不追尊父母者三人，而试推以祸福之验，可以知之矣。其追尊所生者二人，曰汉宣帝也，光武也。宣帝初称其父曰亲，置园邑而奉之，汉儒以为应经义者也。光武称其父为皇考，立庙南阳而祭之，后世无非者。是皆进不干大统，退不绝本亲，最为得礼。而宣帝为前汉中兴之主，光武为后汉世祖，其德业隆盛，天下富安，享国长久。此二人者追尊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祸而降之以福，生为明帝，殁享荣名，为万世所尊者也。其不追崇所生者三人，曰魏废帝也，高贵乡公也，常道乡公也。魏自明帝无子，养齐王芳以为子，乃下诏后世有入继之主敢追尊父母者，大臣共诛之，故终魏之世，谨遵其约。然自明帝下诏后，连三世皆以宗子入继，皆不敢追尊其父母。其一曰齐王芳，立十六年而被废，谓之废帝。其次曰高贵乡公，立七年为司马文王所弑。其次曰常道乡公，立七年为晋所篡，魏遂以灭亡。此三人者能不追尊其所生者也，天不降以福而降之以祸，一被废，一被弑，一被篡，丧身亡国，为万世所悲者也。彼汉魏五君者，其享国盛衰、长短，虽自有历数，系于天命，不系于追尊所生与不追尊也，然就以祸福推之，追尊者未必不享福，不追尊者未必不得祸也」。

世传陆羽《茶经》，其论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涌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颈疾。江水取去人远者，井取汲多者」。其说止于此，而未尝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张又新为《煎茶水记》，始云刘伯刍谓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载羽为李秀卿论水次第有二十种。今考二说，与羽《茶经》皆不合。谓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刍以扬子江为第一，惠山石泉为第二，虎丘石井第三，丹阳寺井第四，扬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与羽说皆相反。秀卿所说二十水：庐山康王谷水第一，无锡惠山石泉第二，蕲州兰溪石下水第三，扇子峡虾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庐山招贤寺下方桥潭水第六，扬子江南○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庐山龙池山顶水第十，丹阳寺井第十一，扬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汉江中○水第十三，玉虚洞香溪水第十四，武关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圆泉第十八，严陵滩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虾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馀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与羽经相反。疑羽不当二说以自异。使诚羽说，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时，怪诞甚妄也。水味有美恶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说也。故其为说，前后不同如此。然此井，为水之美者也。羽之论水，恶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虽长，然众水杂聚，故次山水。惟此说近物理云。

九射之格，其物九，为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当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鱼居左。而物各有筹，射中其物，则视筹所在而饮之。射者，所以为群居之乐也。而古之君子以争九射之格，以为酒祸起于争，争而为欢，不若不争而乐也。故无胜负、无赏罚。中者不为功，则无好胜之矜；不中者无所罚，则无不能之诮。探筹而饮，饮非觥也，无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饮，而屡及者亦不得辞，所以息争也。终日为乐而不耻不争，君子之乐也。探筹之法，一物必为三筹，盖射宾之数多少不常，故多为之筹以备也。凡今宾主之数九人，则人探其一，八人则置其熊筹，不及八人而又少，则人探其一而置其馀筹可也。益之以筹，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临时之约，然皆置其熊筹。中则在席皆饮，若一物而再中，则视执筹者饮量之多少。而饮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两筹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饮釂，则歛筹而复探之。筹新而屡变，矢中而无情，或适当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欢然为乐而不厌也。

是日，昭文与西厅赵侍郎皆在告，集贤私忌。臣修独对崇政殿，进呈文字毕，歛笏将退。上有所问（所问不录。）。臣修因奏曰：「近闻台谏累有文字，弹奏臣不合专主濮王之议。上荷陛下保全，知此议非臣所得独主，台谏文字既悉留中，言者于是稍息」。上曰：「参政性直，不避众怨，每见奏事时，或与二相公有所异同，便相折难，其语更无回避。亦闻台谏论事，往往面折其短，若似奏事时语，可知人皆不喜也，今后宜少戒此」。臣修对曰：「臣以愚拙，敢不如圣训」。上曰：「水灾以来（是月三日。），言事者多云不进贤」。臣修曰：「近年以来，进贤之路太狭。此诚当今之患，臣每与韩琦等论议未合」。上曰：「何谓进贤路狭？中书常所进拟者，其人皆如何」？臣修对曰：「自富弼、韩琦当国以来，十数年间，外自提刑、转运，内则省、府之类，选擢甚精，时亦得人，比于往年，绝不同也。然皆钱谷、刑名强干之吏，此所谓用材也。如臣所言进贤之路，谓馆职也」。上曰：「如何」？臣修曰：「朝廷用人之法，自两制选居两府（今学士、舍人、待制，通谓之两制。），自三馆选居两制。是则三馆者，辅相养材之地也。往时入三馆有三路，今塞其二矣，此臣所云太狭也」。上曰：「何谓三路」？臣修曰：「进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荐举，一路也。因差遣例除，一路也。往时进士五人已上及第者，皆入馆职，第一人有及第才十年而至辅相者。今第一人及第者，两任近十年，方得试馆职。而第二人已下，无复得试。是高科一路塞矣。往时大臣荐举，随即召试。今但令上簿，候馆阁阙人与试。而馆阁人无员数，无有阙时，则上簿者永无试期。是荐举一路又塞矣。唯有因差遣例除者，半是年劳老病之人也。此臣所谓进贤之路太狭也」。后数日，上因中书奏事，遂处分，令择人试馆职。

仁宗既连失褒、豫、鄂三王，遂更无皇子。自至和三年正月得疾，踰时不能御殿，中外忧恐。既而康复，自是言者常以根本为急，交章论述，每辄留中。故枢密副使包公拯、今翰林学士范景仁所言尤激切。其馀不为外人所知者，不可胜数。今枢密富相与昭文韩相亦屡进说。虽余亦尝因大水言之，然初无采纳之意。如此五六年，言者亦已稍怠。嘉祐六年秋，余自枢庭过东府，忽见内降一封，乃谏官司马光言立皇子事。既而知江州吕诲亦有疏论述。昭文与集贤曾公及余晚议，来日当将上，相顾以为如何。韩公曰：「若上稍有意，即当力赞成之」。曾公与余偕曰：「此吾侪素所愿也」。既而明日奏事垂拱殿，二章读毕，未及有所启，仁宗遽曰：「朕有意多时矣，但未得其人」。余自为校勘，及在谏垣，忝两制，迨此二十年，每进对，常极从容，至此始闻仁宗自称朕。既而又左右顾曰：「宗室中孰为可」？韩公惶恐对曰：「不惟宗室不接外人，臣等不知，此事岂臣下敢议，当出自圣择」。仁宗曰：「宫中尝养二子，小者甚纯，然近不惠，大者可也」。遂启曰：「其名谓何」？仁宗即道今上旧名，曰名某，今三十岁矣。余等遂力赞之，议乃定。余等将下殿，又奏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施行，请陛下今夕更思之，臣等来日取旨」。明日奏事崇政殿，因又启之。仁宗曰：「决无疑也」。余等遂奏言：「事当有渐，容臣等商量所除官，来日再奏」。既退，遂议且判宗正。时今上犹在濮王丧，乃议起复，自大将军、遥郡团练使除泰州防禦使。来日将上，仁宗大喜曰：「如此甚好」。二公与余又奏曰：「此事若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断在不疑。仍乞自内中批出，臣等奉行」。仁宗曰：「此事岂可使妇人知？只中书行可也」。余等喜跃称贺，时六年十月也。命既出，今上再三辞避。有旨，候服除取旨。至七年二月一日，服除，今上坚卧称疾，前后十馀让。至七月，韩公议曰：「宗正之命始出，则外人皆知必为皇子也。不若遂正其名，使其知愈让而愈进，示朝廷有不可回之意，庶几肯受」。曾公与余皆以为然。及将上，今上累让表，仁宗问如何。韩公未对。余即前奏曰：「宗室自来不领职事，今外人忽见不次擢此子，又判宗正，则天下皆知陛下将立为皇太子也。今不若遂正其名，命立为皇子。缘防禦使判宗正，降诰敕，宗实得以坚卧不受。若立为皇子，只烦陛下命学士作一诏书，告报天下，事即定矣，不由宗实受不受也」。仁宗沈思久之，顾韩公曰：「如此，莫亦好否」？韩公力赞之。仁宗曰：「如此，则须于明堂前速了当」。遂降诏书，立为皇子，仍更今名。自议皇子事，凡所奏请，皆余与西厅赵侍郎自书。其改名劄子，余所书也。初择日旁十字，请仁宗点之。其最下一字，乃今名也，是仁宗亲点，今封在中书。今上自在濮邸，即有贤名。及迁入内，良贱不及三十口，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中外闻者相贺。

英宗皇帝初即位，既覃大庆于天下，群臣并进爵秩，恩泽遍及存亡，而宗室故诸王亦已加封赠。惟濮安懿王，上所生父也，中书以为不可与诸王一例，乃奏请下有司议合行典礼（奏状具别卷。），有旨宜俟服除，其议遂格。治平二年四月，上既释服，乃下其奏两制，杂学士、待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议濮安懿王高官大国，极其尊荣而已（其议状具别卷。）。中书以为赠官及改封大国，当降制行册命，而制、册有式，制则当曰「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其册则当曰「皇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而濮王于上父子也，未审制册称为何亲，及名与不名。乃再下其议。而圭等请称皇伯而不名（其议状具别卷。）。中书据《仪礼·丧服记》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报」，又据开元、开宝《礼》皆云「为人后者为其所生父齐衰，不杖期，为所后父斩衰三年」，是所后、所生皆称父母，而古今典礼皆无改称皇伯之文。又历检前世以藩侯入继大统之君，不幸多当衰乱之世，不可以为法。唯汉宣帝及光武，盛德之君也，皆称其父为皇考。而皇伯之称既非典礼，出于无稽，故未敢施行。乃略具古今典礼及汉孝宣、光武故事，并录皇伯之议，别下三省集官与台官共加详议。未及集议，而皇太后以手书责中书不当称皇考，中书具对所以然（其对劄子具别卷），而上见皇太后手书，惊骇，遽降手诏罢议，而追崇之礼亦寝。后数日，礼官范镇等坚请必行皇伯之议，其奏留中，已而台官亦各有论列。上既以皇太后之故，决意罢议，故凡言者一切留中。上圣性聪睿英果，烛理至明，待遇臣下，礼极谦恭，然而不为姑息，台官所论濮园事既悉已留中，其言他事不可从者又多寝而不行。台官由此积忿，出怨言，并怒中书不为施行。中书亦尝奏云：「近日台官忿朝廷不用其言，谓臣等壅塞言路，致陛下为拒谏之主。乞略与施行一二事」。上曰：「朝廷当以至公待天下，若台官所言可行，当即尽理施行，何止略行一二？若所言难行，岂当应副人情？以不可行之事勉强行之，岂不害事耶」？中书以上语切中事理，不敢更有所请。上仍问曰：「所言莫有可行而未行者否」？韩琦已下相顾曰：「实无之」。因曰：「如此则未有」。是时杂端御史数人皆新被擢用，锐于进取，务求速誉，见事辄言，不复更思职分，故事多乖缪，不可施行。是时京师大雨水，官私屋宇倒塌无数，而军营尤甚。上以军士暴露，圣心焦劳，而两府之臣相与忧畏，夙夜劳心竭虑，部分处置，各有条目矣。是时范纯仁新除御史，初上殿，中外竦听所言何事。而第一劄子催修营房，责中书何不速了，因请每一营差监官一员。中书勘会在京倒塌军营五百二十坐，如纯仁所请，当差监官五百二十员，每员当直兵士四人，是于国家仓卒多事阙人之际，虚破役兵二千人当直、五百员监官。而未有瓦木笆箔，一并兴修未得。其狂率疏缪如此。故于中书聚议时，臣修不觉笑之，而台中亦自觉其非。后数日，吕大防再言乞两营共差一官，其所言烦碎不识事体，不可施行，多类此。而台官不自知其言不可施行，但怨朝廷沮而不行，故吕大防又言，今后台官言事不行者，乞令中书具因何不行报台。其忿戾如此，而怨怒之言渐传于士大夫间。台官亲旧有戏而激之者曰：「近日台官言事，中书尽批进呈讫，外人谓御史台为进呈院矣」。此语甚著，朝士相传以为戏笑，而台官益怏怏惭愤，遂为决去就之计，以谓因言得罪，犹足取美名。是时人主圣德恭俭，举动无差失，两府大臣亦各无大过，未有事可决去就者，惟濮议未定，乃曰此好题目，所谓奇货不可失也，于是相与力言。然是时手诏既已罢议，皇伯、皇考之说俱未有适从，其他追崇礼数又未尝议及，朝廷于濮议未有过失，故言事者但乞早行皇伯之议而已。中书以谓前世议礼连年不决者甚多，此事体大，况人主谦抑，已罢不议，有何过举可以论列？于是置而不问。台官群至中书，扬言曰：「相公宜早了此事，无使他人作奇货」。上亦已决意罢议，故言者虽多，一切不听。由是台官愈益愧耻，既势不能止，又其本欲以言得罪而买名，故其言惟务激怒朝廷，无所忌惮而肆为诬罔，多引董宏、朱博等事，借指臣某为首议之人，恣其丑诋。初，两制以朝廷不用其议，意已有不平，及台宪有言，遂翕然相与为表里。而庸俗中下之人不识礼义者，不知圣人重绝人嗣，凡无子者明许立后，是大公之道，但习见闾阎俚俗养过房子及异姓乞养义男之类，畏人知者皆讳其所生父母，以为当然，遂以皇伯之议为是。台官既挟两制之助，而外论又如此，因以言惑众云：「朝廷背弃仁宗恩德，崇奖濮王」。而庸俗俚巷之人至相语云：「待将濮王入太庙，换了仁宗木主」。中外汹汹，莫可晓谕。而有识之士知皇伯之议为非者，微有一言佑朝廷，便指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尝有议请称亲，议未及上，而台官交章弹之。由是有识之士皆钳口畏祸矣。久之，中书商量，欲共定一酌中礼数行之，以息群论，乃略草一事目进呈，乞依此降诏云：「濮安懿王是朕本生亲也，群臣咸请封崇，而子无爵父之义，宜令中书门下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岁时奉祠，其礼止于如此而已」。乃是岁九月也（忘其日矣）。上览之，略无难色，曰：「只如此极好，然须白过太后乃可行，且少待之」。是时渐近南郊，朝廷事多，台议亦稍中息，上又未暇白太后，中书亦更不议。及郊禋既罢，明年正月台议复作，中书再将前所草事目进呈，乞降诏。上曰：「待三两日间白过太后，便可施行矣」。不期是夕忽遣高居简就曾公亮宅降出皇太后手书，云「濮王许皇帝称亲」，又云「濮王宜称皇，三夫人宜称后」，与中书所进诏草中事绝异，而称皇、称后二事，上亦不曾先有宣谕。从初中书进呈诏草时，但乞上直降诏施行，初无一语及慈寿宫，而上但云欲白过太后然后施行，亦不云请太后降手书。此数事皆非上本意，亦非中书本意。是日韩琦以祠祭致斋，惟曾公亮、赵槩与臣修在垂拱殿门阁子内，相顾愕然，以事出不意，莫知所为，因请就致斋处召韩琦同取旨。少顷琦至，不及交言，遂同上殿。琦前奏曰：「臣有一愚见，未知可否」？上曰：「如何」？琦曰：「今太后手书三事，其称亲一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乞陛下辞免。别降手诏止称亲，而却以臣等前日进呈诏草以茔为园，即园立庙，令王子孙奉祠等事，便载于手诏施行」。上欣然曰：「甚好」。遂依此降手诏施行（手诏具别卷）。初，中外之人为台官眩惑，云朝廷尊崇濮王，欲夺仁宗正统，故人情汹汹，及见手诏，所行礼数止于如此，皆以为朝廷处置合宜，遂更无异论。惟建皇伯之议者犹以称亲为不然，而吕诲等已纳告敕，杜门不出，其势亦难中止，遂专指称亲为非，益肆其诬罔，言韩琦交结中官苏利涉、高居简，惑乱皇太后，致降手书，又专指臣修为首议之人，乞行诛戮，以谢祖宗。其奏章正本进入，副本便与进奏官，令传布。诲等既欲得罪以去，故每对见，所言悖慢，惟恐上不怒也。上亦数谕中书云：「诲等遇人主，无复君臣之礼」。然上圣性仁厚，不欲因濮王事逐言事官，故屈意含容久之，至此知其必不可留，犹数遣中使还其告敕，就家宣召。既决不出，遂各止以本官除外任。盖濮园之议自中书始初建请，以至称亲立庙，上未尝有一言欲如何追崇，但虚怀恭己，一付大臣与有司，而惟典礼是从尔。其不称皇伯，欲称皇考，自是中书执议，上亦无所偏执。及诲等累论，久而不决者，盖以上性严重，不可轻回，谓已降手诏罢议，故称伯称考一切置而不议尔，非意有所偏执也。上尝谕韩琦等云：「昔汉宣帝即位八年，始议追尊皇考。昨中书所议，何太速也」！以此见上意慎重，不敢轻议耳，岂欲过当追崇也？至于中书，惟称号不敢用皇伯无稽之说，欲一遵典故耳，其他追崇礼数，皆未尝议及者，盖皇伯皇考称呼犹未决而遽罢议，故未暇及追崇之礼也。其后所议，止于即园立庙而已。如诲等广引哀、桓之事为厚诬者，皆未尝议及也。初，诲等既决必去之意，上屈意留之不可得。赵瞻者在数人中尤为庸下，殊不识事体，遂扬言于人云：「昨来官家但不曾下拜留我耳」。以此自誇，有得色。而吕诲亦谓人曰：「向若朝廷于台官所言事十行得三四，使我辈遮羞，亦不至决去」。由是言之，朝廷于濮议岂有过举？逐台官岂是上本意？而诲等决去，岂专为濮议耶？士大夫但见诲等所诬之言，而不知濮事本末，不究诲等用心者，但谓以言被黜，便是忠臣，而争为之誉。果如诲等所料，诲等既果以此得虚名，而荐诲等者又欲因以取名。夫扬君之恶而彰己善犹不可，况诬君以恶而买虚名哉！呜呼，使诲等心迹不露而诬罔不明，先帝之志不谕于后世，臣等之罪也，故直书其实，以备史官之采。

惟高密侯宗师，字靖之，太宗皇帝之曾孙，润恭靖王元份之孙，濮王允让之第七子。明道元年，为右侍禁，迁左侍禁，改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迁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行太子左清道率府率，兼侍御史，骑都尉，封天水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居三岁，迁右监门卫将军，兼御史大夫，转勋上骑都尉，进爵子，加食邑三百户。天子祀明堂，推恩，迁右领军卫大将军，转勋轻车都尉，进爵伯，加食邑三百户。天子有事于南郊，推恩，转勋上轻车都尉，进爵侯，加户四百。至和元年五月，领康州刺史。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暴疾薨于家，享年二十有九。赠密州观察使，追封高密侯。惟侯沈静寡言，宽仁好学，未尝有过失。夫人濮阳郡君吴氏。生男一人，仲廪，太子右内率府副率。女三人，尚幼。以嘉祐五年十月乙酉，葬于河南永安县。铭曰：

好仁而静，敏学而明。虽不永年，而垂令名。卜安于此，其固其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