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见唐尚书左丞孔戣年及七十致仕，得请。韩愈上疏言：自古以来及圣朝故事，年虽高但视听心虑苟未昏，尚可顾问委以事者，虽求退罢，无不留止，优以秩，不听其去，以明人君优贤贵老之道也。《礼》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及引」。《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于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臣窃谓孔年已七十，致仕得请，愈犹以老成可惜而留之以逾日。老旧之臣，年未及七十而坚求休退者，已听数人矣。范镇始六十有三而致仕，吕诲约六十而致仕，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被劾后归养疾，司马光、王陶始踰五十，虽皆未致仕而得闲地。虽彼数臣自以知止足为高节，臣所疑何独近来高者之多乎！大中时吏部侍郎孔温业求外迁，宰相白敏中顾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乐居朝矣」。彼白敏中一相也，尚能以贤人不乐居朝自警，而况陛下以大圣之资，孜孜求治，而老旧之臣相继有不待年而相去者乎！老者退而少者进，旧者远而新者众，得微于圣怀哉！但访于偏辞者，则曰：「彼皆奸邪之人，畏陛下之神明而远循矣」。否则曰：「彼皆泪止新法者，今新法既已便，故皆差忸而退矣」。臣愿勿信于偏而少加警于圣虑，则天下幸甚矣。为国任臣之道，惟其用之当而已，故无老少旧新之分也。然而老而旧者，常过于重谨而难以与变法；少而新者，常喜于进取而易以与作事。臣以为二者之说宜参取之，乃得其当。若取之偏，则少而新者可与图其始之利，而不肯虑其终之害；老而旧者能防其终之弊，而不肯谋其始之变。若能用易于作事者，俾图其始之利而裁之，听难于变法者，虑其终之害而防之，则得其宜矣。古有云「老者之知，少者之决」，此之谓矣。窃恐少而新者言其利则易从，老而旧者言其害则难入。而或有利十而害百者，但闻其利不复闻其害焉，民或被其害而无由上达矣。

府之邑曰灵泉，而邑之聚曰洛带者，有佛庙，其名瑞应。庙之所以名此，以祥符中枢直任公中正奏之。名之所得此，以开皇中信相菩萨致之。信相，菩萨名也。菩萨，隋蜀郡青城县黑水溪褚氏女也。其《传》曰：麻衣竹笄，善说法要。会岁饥，以龙头小鼎为粥以饲人，日饫千万，不竭不盈，人始异之。死之日，用竺法火化，异香弥山，舍利晶莹。会昌摈佛，其塔亦圮。大中中，白丞相敏中节度剑南，始命法润禅师访其塔之旧石而刻其象。自尔迄今，其验益神，凡时之旱暵必祷焉。今年春二月，雨膏弗时，甲者弗牙，苞者弗葩，民吁以嗟。知府事、大资政、谏议南阳公曰：「久矣，吾闻褚菩萨之为灵也！盍请祷焉」？乃命试主将作簿樊靖款瑞应、具香供，以菩萨之象归于府。盖十有三日辛巳，发自洛带，条风随车，自东而西，距府十里，密雨遽作，通夕霈洒，润可一尺。公前期戒属吏斋谨，越翼日，帅属吏以笙歌鼓逆于门外，而设供于大慈佛庙。炬密烟，乳蔬面。方丈且告之曰：「民旱久矣，是以有今日之请。愿留七日，以祈甘泽」。是夕又大雨。越三日乙酉，通夕大雨，非特一尺之润而已。原隰罅发，今合以濡；草木焦秃，今荣以𤕠。既七日，复命靖奉之以归于瑞应，公送之如始逆焉。盖尝思之，道无所不在，而佛无所不是。翠竹黄花，同归妙用。故虽塔石之象，亦足以为惠泽于一方。夫诚者在我，则应者在彼。茍我之不诚，而求彼之应，其亦难矣乎。今夫石象之应，岂菩萨惓惓于其间哉，南阳公之纯诚所召耳。溥目是灵感，辄书其事，使人知菩萨之验与公之诚为表里，不以不诚而专恃于乞灵云。熙宁七年五月日记。

长庆初，钱徽典贡举，李宗闵以所亲托之，李德裕、李绅、元稹在翰林，密启其事，宗闵坐贬，嫌隙自此遂结。至太和中，宗闵为宰相，会德裕召为兵部侍郎，宗闵协牛僧孺并力挤之，并罢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党至牢不可破，侵寻四十馀年，缙绅之祸不能解，乃有牛李之号。武宗立，专任德裕，而为一时名相，唐祚几至中兴。力去朋党，卒为白敏中、令狐绹所中伤。岂无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则讫不能济？使德裕不以前日为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臣闻白敏中用李德裕荐，入翰林为学士，及德裕贬，敏中为相，抵之甚力。或曰：「人臣事君，公义而已，何以私恩为乎？敏中之事，未足深咎也」。臣窃以为不然。人臣能尽私恩，然后能尽公义，敏中之罪不容诛矣。孔子曰：「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事兄悌，故顺可移于长」。推此言之，则背师卖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许国。何则？于所厚者薄，则所施无不薄也。昔吕布为丁原主簿，为董卓而杀原，为卓之子，又为王允而杀卓。及兵败被执，魏祖欲生之，刘先主曰：「明公不见布之事丁建阳、董太师乎」？于是杀布。汉封陈平，辞曰：「非魏无知，臣安得进」？上曰：「若子可谓不背本矣」。乃复赏魏无知。其后诛吕氏而安刘氏者，平与周勃也。夫以布之不忠于丁、董也，其肯忠于曹氏乎？以陈平之不负魏无知也，岂肯负于刘氏乎？此魏所以诛布，汉所以属平者也。然则敏中之事盖可见矣。虽然，敏中所以负德裕也，亦有繇焉。《传》曰：「盗憎主人」。主人何负于盗，而盗憎之乎？盖自度其事，必为主人所恶故也。白氏素与杨虞卿姻家，居易又与李宗闵、牛僧孺厚，若敏中本无英气，虽缘德裕以进，而不能无意于僧孺、宗闵、虞卿之徒，自度其事，必为德裕恶也，故因其势尽，力以挤之耳。夫德裕，忠臣也，以非罪被斥，天下皆知其冤，使敏中素与仇，犹当为社稷而救之，况因之以进也？然则敏中岂惟不忠于德裕，亦不忠于唐也。臣故曰人臣能尽私恩，然后能尽公义，敏中之罪不容诛矣。然则公义、私恩适不两全，则如之何？以道权之而已。义重而恩轻，则不以私害公，若河曲之役，赵宣子使人以其乘车干行，韩厥执而戮之是也。恩重而义轻，则不以公废私，若庾公之斯追子濯孺子，抽矢叩轮，去其镞，发乘矢而后反是也。夫公义私恩，适不两全，犹当以道权其轻重，奈何无故而废之哉？虽然，逢蒙杀羿，孟子以为是，亦羿有罪焉。以此言之，德裕之荐敏中，亦不得为无罪也。

何为复民之职？臣窃以谓有君臣则有官府，有官府则有府吏胥役，有府吏胥徒则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问奴，织问婢，职当然也。国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变免役法，以救其弊，实大惠也。然其弊则去矣，利亦未兴，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务也。盖作免役法将三十年矣，曾无一定之论，而耳目变改，朝夕纷纷，何劳而难功耶！如其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疡手足者，或曰我能药之砭之而愈，是谓良医。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无患，恶在其为智耶？夫去差役之弊则诚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为之，则未知其说也。是二者事体虽大，节虽多，要可以一言而定。差役之法为民，免役之法为利；差役之法若劳民而实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实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则？国家之有仓场库务，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养者也。官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衙前以处之，民之斗讼侵枉不能自直者，来赴愬于官。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吏，以听上之指踪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麦之利病，钱镈镃基之好恶，官不能尽治，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户长以主张之。不幸盗贼为民之害，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弓手以警捕之。其他各以是为率，顾不曰为民乎？免役之法则不然，以民岁所输之钱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为衙前，委以不赀之府库，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闲书算者以为吏人，责以不容奸伪之簿书，姑因吏人而得利也。并团省管以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长，而地里之远，所责之不一，则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盗贼既多于昔时，雇募游手之强悍者以为弓手，而使之必得盗贼，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他各以是为利，顾不曰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若劳矣。而为衙前者自以应门户，保产业，少常学以待役，一日役之，不敢渔猎于府库。为吏人者，少时之学尤力，甚且知自爱惜，而不敢巧记于簿书。为耆长者少知其俗，长任其责，不杂以他乡而任之专，不杂以教阅而事之又专，不敢抢攘于乡管。为弓手者，视乡党邻里之害而疾之，不惜身于盗贼，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贼而资盗。凡其役满而归息于田里，优游无所复输，顾不曰若劳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则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辈，而衙前以府库为市，吏人以簿书狱讼为市。保正之于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其于巡稼穑之大利，平争讼之细事，非所习。弓手之视盗贼，可则前，不可则身自亡去。凡其役无时，幸其奸赃不败露，则终身尸其禄，若城狐社鼠然，顾不曰若利民而实病之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职而又有大利者五焉，则非俗吏之所知也。何者？大以赀豪于乡里者，方且趑趄颉颃，仆役其乡人之父兄，而使之躬为仆役之事，阴消其奸逼之心，其利一也。今之以赀自强者，田宅拟公卿，仆隶如官府，纵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于官，而因之识礼度之所设，睹刑戮之所加，善者劝而恶者畏，其利二也。今之民远于上，不闲教化，未之有比也。昔人欲谓济世务犹同舟涉海，一事不劳则俱受其败。彼其役于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怀，桑梓坟墓之累，仓卒之间，其视利病，贱与贵同忧，下与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县，稍有一事，横决待期，左右环视，无一人可以腹心委者。民之视其长吏，若胡越然，未之有比也。自常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置田无限，小民日以困匮。若其视田产而出力役，则虽不限田而细民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所谓游手之民者，古也禁而远之，今也禄而亲之，使民去本，荡然无及。若差役而尚土著，则虽不设土著之法，而游手自将复业，其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贾谊谓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箱箧，而不知大体。魏郑公谓俗吏既无远虑，不达大体，唯奉三尺律以绳四海之人。臣愿陛下不恤俗吏之言，自圣衷诏有司，度当今之宜，依熙宁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严衙前散从官陪备之禁，实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职，而三路保甲教阅亦可罢去。盖三路之民，力役视他路固已重矣，何可仍之此役哉？其使斯民舍南亩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鄙袯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厌菽豆之饱而甘市井之腴，又非所以厚斯民也。或曰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古之制也，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讲武，其古之讲武乎？今可废郡县而封建，弃杖笞而劓刖，悉仿古乎？教阅之书，祖宗之所著令，则今可举而行之也，臣敢以为献。或曰，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为一，古之制也。臣又知此亦疏矣。臣窃闻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臣下所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而无一日飞尘之警，何劳措意于其间邪？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为逃责饰非之辞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呜呼，利害之相轧如此，何其危哉！真畏途险辙也邪？孰为利不百不变业邪？孰谓帝王之道出于万全邪？孰谓王道易易，天下可运于掌邪？如成汤之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悚，则法之所施，得其人利固博，非其人而利亦存；缓之则缓得其利，急之则亦急得其利，是谓大中至正无弊之道者，乃可举而措之天下也。且作法于厚，其弊犹凉；作法于凉，弊将奈何！臣恐其初，利害之杂，则卒莫能纯于利也。盖利不胜害亦久矣，奚独此为不然邪？祖宗之法百年乂安，天下本无事，何苦试此危道也哉？譬如有人言我药能起疾，一剂而愈，不然一剂而毙，谁敢试之哉？昔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岂不壮哉！季布谓哙面谩可斩。魏延从诸葛亮假精兵五千，负粮五千，从褒斜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亮从斜谷来，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又岂不审且壮哉！亮谓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抑延不用。孰谓经营天下百世之大法，反危于季布、诸葛亮之用兵哉？唐太宗言，李绩用兵每大胜，江夏王道恭不能大胜，亦未常大败，薛万彻之兵也。唯陛下幸察。何谓不用兵？臣闻平乱祸、创业之君，不可不勤于用兵；继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庙，急贤以崇礼乐，勤政以厚风俗，孜孜唯日不足，何暇兵之议也？于斯之时，万邦咸乂，四夷屈服，罔有内外小大，无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议也。不幸而夷狄无知来内侮，古今异势，或文德之不来，而以我之顺攻彼之逆，兵不接刃，而彼自授首矣。又不幸而盗贼窃发，则缚豚搏犬，一夫是力，皆无劳于兵也。夫继世守成之君，尚德不尚兵，亦已明矣。臣请以唐为之言。明皇沈蛊衽席，自销其前志，禄山乘昏一举而覆两京，当是之时，天下之兵争先甲胄，不谓不众；其将则郭子仪、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谓不武；其守成则张巡、许远、颜杲卿，不谓不忠。而成皋不为之固，潼关不为之险，河北不为之守者，非用兵之罪也。河北自是世为唐患，而馀风被于齐鲁梁蔡，皆效尤而为邦盗，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将百年。武宗兴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灵威，不假天宝之兵，不用天宝之将，不劳天宝之守臣，不出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谕之以顺逆，即位之四年，崔嘏来归我，邢州王钊来我归，洺州安王来归，磁州郭谊杀刘积而泽潞平。天下方镇一日耸然易虑，奔走朝贡，回鹘于是乎破胆请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而武宗之兴非用兵之功，则兵也者以之继世守成，果何有哉？虽然，武宗固武矣，又得李德裕以为之相，宜其功烈巍巍如此，而求其所以致此势顺而力易者，实本于高祖、太宗德泽之旧，而朝廷之素尊也。德裕每谕河北三镇之使者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概可见也，臣故曰武宗兴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威灵云，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是继世守成之君，易于为德而屏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然其所以为用兵之说者何自而发哉？臣知其人也。盖大臣持禄固位之术，莫如劝人主用兵，功若成则谋臣赏第一，他人莫敢先其宠；功若不成，则上方以边事责之，他人不敢继其后。身死于庙堂可也。姚崇劝明皇不幸边功，而相明皇四年罢；宋璟责明皇兵甲不渎，军不轻进，而相明皇五年罢，再相亦五年罢；至于李林甫导明皇封藩将，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又彼行险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贵而无以为资，乃为国生事，献开边之谋，其人本囚虏之材也。事若成，则富贵，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诛窜擒馘，亦其所分。是在彼得丧实无所系，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边埸之臣阿庙堂之好，庙堂之臣侈人君之欲，誇大张皇，隐亡讳败，至于日贺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赏其胜而不知其败，可不惜哉！如前日将官魏钊死焉，初无一人声之者，至钊之妻泣诉钊存亡于待漏院，大臣乃言：「既是多日不知消息，必是阵亡」。不知此为何等语也！一将官之亡尚不以闻，则卒伍之没者可胜叹哉！今夫人孰肯斗狗彘？金玉孰肯易瓦砾？奈何以中国之尊而较夷狄之胜负，弃金帛粟米之巨万而争不毛之尺寸哉？其胜犹不足道，而况于败乎？其得犹不足道，而况于亡乎？诚胜且得矣，边境愈远而屯戍愈多，馈运愈劳，中国愈困，恐非朝廷之福也。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复，奈何？臣以谓灵武者，太宗之所弃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弃也。当时岂卒然无说哉？姑待其归顺，抚柔之可也。且边埸之地，适彼适此，亦其常事，何必深雠而血战以争之邪？设如一日尽得幽蓟、灵武之故地，不过添数十亭鄣，列七八郡县，增职方之一二图籍耳，其于九鼎之轻重，百姓之利病，了无所预也。且夷狄自有盛衰，未必与中国盛衰相当，果于中国何所重轻哉？如匈奴常围汉高祖于平城，其后数为汉患，而至哀帝时乃上书愿朝。吐蕃以二十万众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后尽盗河湟，薄王畿而室，宣宗时自以三州七关归有司。议者其以哀帝、宣宗盛于高祖、太宗时邪？彼幽蓟之役在晋开运时，殆今且二百年矣。数十年之前，犹闻彼左衽之民嚬蹙思汉，边人多能道，其语可伤也。殆今寂无所闻焉者，其久而忘异乡之悲。其闻中国赋歛之重，征战之苦，而不知慕邪？虏主今年八十馀矣，每对使者语及仁宗，必重叹息，为仁宗作忌，则祖宗之德怀于夷狄者，不能忘也。陛下崇德以绥之，何事于兵乎？关中兵不解甲，今又七八年矣，饥馑相仍，米斗千钱不可得。古人所叹父战于前，子斗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万里之外者，不意今日复见之也。唯陛下仁慈天授，念苍生介胄之苦，早下罢兵之诏，实天下幸甚。何谓士得自致于学？臣窃以谓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子。孔子之使群弟子「盍各言尔志」，不必其志之一也。闵子之訚訚，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贡之侃侃，夫子皆乐之，岂好侃侃而恶行行哉？譬如大匠之诲人，欲圆授之规，欲方授之矩，其所以为方圆之大小，则不必授。而大匠之朴断，又岂一斧斤之力哉？汉兴，立五经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诗》有申公、辕固生、韩生三家，《礼》有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春秋》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家，未为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刘向受《谷梁春秋》，皆足以为汉之儒宗，显忠于汉庭也。今则不然，义理必为一说，辞章必为一体，曰是为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其是多忌乎？臣常谓今之学者《三经义》外无义理，扇对外无文章，老成者信之。古人谓草野生专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郑、服之外皆雠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自。国家之初尚诗赋，而士各精于诗赋，如宋祁、杨寘、范镇，各擅体制，至于夷狄犹诵之。自嘉祐以来尚论策，而士各力于论策，乃得苏轼、曾巩辈，至今识者各仰之。自更经义以来，授以成书，谓之《新经义》，唯善其说者乃中程上第，苟为参差出入于其间，即不中程式，虽善必黜之。士方为禄学，无少长贤愚，靡然从之，唯恐不相胜。虽有长才者不得聘，虽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讳之不敢言，涂人耳目，窒人聪明，溺于傅会穿凿之论，固使人材阘茸，器识卑下，闻见单陋，不复可得前日瑰奇卓绝之士矣。仍之援释、老诞谩之说以为高，挟申、韩刻覈之说以为理，又使斯士浮伪惨薄，不诚不忠厚，其患岂不大哉？议者皆谓科场者，风俗之所系，公卿将相之涂。今科场之坏如此，何所赖？而公卿将相何所选乎？古人谓王衍清言之害甚于桀纣，臣恐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臣愚少常业于所谓《新经义》者，元丰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而改路者，诚以其学求之古人之书、稽之老成之论而不合故也。臣愚敢为陛下申其本。夫《诗》、《书》皆本于竹简科斗古文，不幸出于秦灰烬之馀，汉儒固有残经之叹，而鱼鲁豕亥，至于今日，滋为残舛。今之说者因陋就寡，曾不省察，不亦末乎？其为义说，因益回舛，不可一二指也，而《书》之失为甚。盖今《尚书》又出于唐明皇时学士卫包之所定者矣，《新经义》之说，如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可讫，老不可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诬经害教，固足以病学者矣。而讲筵之官，将以是说进于斧扆之前，无乃为圣聪之惑，而阴贻天下之祸乎？臣前所谓唱此说者，其罪甚于王衍，又以此之故也。伏惟陛下之聪明，略赐省览，则其书之邪正，无从而逃也。昔虞翻疏奏郑康成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谓吴武烈「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翻切耻之」。夫以巍巍大宋，而无一虞翻乎？臣顷为蔡州学官，王安礼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远，常患《三经义》未副其意，宣谕异日当别刊修。则今之承学之士，于《三经义》兢兢唯谨，不敢低昂一语者，未必当神宗之意也。况《三经义》行之数年后，王安石乃自列其说之非是者，奏请刊去，不知古人设诸日月不刊之书，其如是乎？如其岁岁改易不已，则学者无乃徒费年月乎？若夫神宗患当时文章不足用，至于再三而思得人，则又中外之所著闻也。如其所著《字说》者，神宗留中不以列学官，近乃列在学官，使学者纷纷然异端。其书古文大小篆之不伦，正俗之无别，从篆从隶，临时迁就，其私意破律乱常，果何等书也！盖前日《三经》行而出之于经，皆弃大旨而事句语，有昔人年头月尾之弊，今又舍句语而争以字，不愈弊乎？《字说》之列学官，甚非神宗意也。其此不当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罢而罢者。《春秋》，孔子笔削，以惧万世乱臣贼子者也。有国者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知其人伦之大教也。元祐之初，常列于学官矣，恐非所以尊经术也。昔孟子欲言《周礼》，而患无其籍。今之《周礼》，最出汉末，杂之以六国之制，多汉儒之所伦次者。或谓六国阴谋之书则过也，大要歛财多货，黩祀烦民，冗猝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犹以王制之所存，得列于学官，而《春秋》法王之制，反可黜乎？臣愿陛下博延耆儒宿学，左右劝讲，复《春秋》之科，诏学士大夫不为专家之学，人得自竭其聪明，必有异人为圣时而出，以副明诏。何谓广言路？臣观商高宗梦帝赉良弼，而相说于傅岩版筑之间，可谓非常之举也。意说之于高宗，有绝世非常之谋宜如何，说乃首为之言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真老夫常谈哉！盖说之意，以为人君之德莫大于从谏；从谏之言，当先天下之言而发也。人君既从谏，则无所善之不从，无弊之不知，而他无所复患也。说再为之言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夫王人者，恭默无为之为尚，而何所事于多闻哉？盖说所谓王人之多闻，异乎儒生博士之多闻也。要在一堂之上，闻前古君臣治乱成败之言，闻忠臣直士犯颜逆耳不逊志之言，闻闾里细民愁苦叹息之言。有言职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贱吏、工商庶人、奴隶女子之辈，皆得言而闻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虽然，何独高宗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闻谏，则切责侍臣矣，况乎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哉！祖宗好谏纳言之实，载于图牒，布诸闻见者，不胜举也。勉而崇之，又在陛下。陛下甲子诏书方言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于祖宗之盛德也。夫祖宗故事固不胜举，而其大德则至诚不厌者是也。夫唯至诚不厌，是以不独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尽其公，下恤其私，迹若与之有间，而心实爱之不异，终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后已也。如仁宗贬唐介岭南，将行，遣中使赐介黄金，既又画介像置之便殿。潭州买珠子狱闻，而谓唐介必不买，介卒显于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气大振，人人恨不能见上为之言，而朝廷之上日闻蹇谔之进矣。比年以来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蹶则终身不复用，古人所谓荣华于顺旨，枯槁于逆违者是也。是时大臣自谓当时有顺从而无谏争，小臣方且救过远罪而不暇，其敢言！大臣或以同异相济者，谓之异议而黜之；小臣或以下情上闻者，谓之犯上而诛戮放逐之。其好同恶异，好誉恶谏，必人之顺从，至于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或兴大役，或起大狱，或讲大事，或天文变见，人无愚智远近，必闻见而必言说者，乃下令曰言说某事者，出赏若干，其能来嘉谟嘉猷，而起幽隐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仁则失之弱，弱则禁之易。令行于一狂夫，而失天下忠良之心；事滋于一日，而使后生者不复知有忠义之事。士气沮丧，人人以言为讳，其视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惧哉！呜呼，壅蔽之风如此，宜陛下下明诏，欲消去之也。臣愿陛下验诸事体，大而宜必有言者，犹不闻言，则闾阎之愁苦，朝廷将何自而闻之乎？如前日黜后，大事也，中外臣寮未有一人叩阍而献言者，何邪？近如范仲淹，远如褚遂良、长孙无忌，既不可得，如欲陈元达辈，又亦不可得邪？孰谓国家声教如此久大，而乏人乃至此邪？夫刘聪蕞尔伪国，而有臣如此者，岂偶然哉？盖当是之时，有王彰之骨鲠切直，任顗之叩头流血，陈休之奋不顾身，刘士通之言不行而恚终，使元达之鸣有朋也。刘士通既死，陈元达归而祝死曰：「吾不能言矣，安用此默默而生乎」？已而元达果亦忿终，概可知也。呜呼，言路之通塞，岂一夫独鸣之力哉？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其博古今、达治体、善议论者几人，其骨鲠谅直，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大臣之中其无纳交于妃嫔者乎？其无缔构于阉宦者乎？其无奸险挟私雠以害忠良者乎？其无怀二以沮天下之大谋者乎？今日之忠言闻与不闻，宜无足怪也。陛下即位，首诏还邹浩，复置谏列，又增谏员，犹不自足，而下明诏于天下，开谠正路，臣将见天下之士愿献言于朝者，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愿陛下至诚不厌，赏谏争之臣，振忠义之气，除谤言之禁，复贤良方正之科，不独使谏官御史得进其忠，而布衣韦带之士亦得竭丹诚以佐圣治也。其复贤良方正之科奈何？臣切以谓科目之设，能极天下之材，诱天下之忠，表著人君愿治之意者，惟贤良方正之科也。盖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荐之重，天下之人责之深。士之自好，欲不负其名者，忍不以忠直之言，献之于吾君乎？由是人君数得闻其过，大臣不惧其不称职，则耻其不能言，更相厉翼，匹夫匹妇得因之以申其情，实一举而众利随之也。故朝廷得人，此涂最盛。仁宗时，富弼、张方平相继而出，唯陛下幸察。何谓贵多士？臣切以西汉之时，萧、曹、平、勃、丙、魏之属相先后为相，而西汉之享国最隆盛。盖汉相既如此其得人，则汉之百执事，其才可知也。蜀汉之时，诸葛亮死而蒋琬相，蒋琬死而姜维相，姜维乃以蜀汉为墟矣。盖蜀汉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则蜀汉之乏人可知也。使蜀汉世世得人，姑如琬辈，则垂亡之魏何有于全盛之蜀哉？况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断，而宣宗亦明断；太宗从谏如流，而宣宗亦从谏如流；太宗节俭惠爱民物，而宣宗亦节俭惠爱民物。当时切谓之小太宗，而治乱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属上下相与之诚心无贰；宣宗之时无多士之称，而白敏中、令狐陶之辈畏威防嫌之不暇，是其分也。然则国之多士可不贵乎？仰惟祖宗之时，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参知政事四三人，枢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节度使五六人，学士、舍人七八人，内外两制数十人，馆职又数十人，如西京、河阳、郑、许、陈、蔡、襄、邓之类，节度使、使相旌旆相望，其盛哉！如是尊朝廷，镇万邦，威四夷，长君子之道，真得多士之宁也。大臣出镇多开御筵，或赐之御诗。使相过，关有司供帐，中使问劳相继，下至刺史县令，有以优异之，于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贤，耻言人过，唯患不得士以报国。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惮其力，而忌疾之嫌、朋党之论、告讦之风、刑宪之设，未之闻也。仁宗已患近岁大臣体轻，议者以当时两制不满五十人为陋，不知今日视仁宗时大臣又孰轻重，而两制又孰多少邪？乃者要官剧职阙而不补者，动踰一二年，两府柄臣之阙犹四五年，无大臣判州府者几三十年，如青、郓之类，或以馆职领之，何为自弱乃如此邪？意者大臣持禄固位，欲死于富贵，不肯与人同升于人主之前，谓己不敢分权攘柄，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虽有贤才，众所许者，当路之人亦不敢没公议，而称之曰贤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党中，则言之曰：进某人，则某人之党进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其可进乎？是朋党之论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气类，孰非朋党？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党中，曰可用矣，而或指其阴过，摘其往行，上之人不为爱惜而赏其言者，是告讦之风以致此也。国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难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议，则数十年不得调，至有废终身者，是刑宪之设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无可选，下之人欲进而道无由，一切以格律从事。应其格者上下无异论，不应格，虽旷官败事，曰其如格律何！如閤门祗候举有边功之人，州学教授使之就程试，尚书侍郎于行守试三等之外，又有权入一等，及第高科者为文章，能断狱歛财者为政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李林甫常进《野无遗贤颂》矣，当是之时，岂真无遗贤也哉？于是数目之外，又有一大弊，是所以为众弊之源者，曰专用一相，臣敢为陛下言之。盖国家既有宰相、执政官之异数，则门下、中书侍郎、左右丞虽皆为陛下之股肱，而势之相远甚不同也。如二相，则其谋参，其势分，其善不居，其恶不可容，人主之聪明日开，而人材因之而进，非一门也。如一相，则其谋决而不参，其势专而不分，善则居之，而至于上亢下忽，恶则无自而暴，人主之聪明日壅，而人材必由一门出也。其弊岂不大而为众弊之源乎？夫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而来，二相之制尚矣。其后曰左右相、左右仆射之类，名号虽不同，大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论一相为之言，不知荀卿所谓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者，正以其数之一乎？如其不世之业资于一相者，古亦有之，则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此又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矣，何必亡之多乎？臣切以谓官冗之弊者，流外所入之不澄，边功所赏之不慎，法官资格之不次，内降所命之不已，阉官任子之不禁，使臣换文之不实，纷然蠹我器名，非谓要官名流之多也。陛下即位之初，灼见侍从之阙员，诏举可入选者二十人，天下闻之，莫不为陛下喜也。唐赵憬号称精治道，常以国本在选贤，宜补阙员以育人材。沈既济良史也，亦曰广聪明以收淹滞。以补其阙，陛下诚得之也，然久未闻用之，何邪？慎不轻授欤？人之不足授欤？则臣愿陛下博于求贤而优用之，无累于四者之弊。复贤良之科，盛儒馆之选，询祖宗用人者几涂，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员几人，则天下之材不可胜用，而朝廷多士矣。何谓无欲速，无好名高？臣常观自古帝王用心既美，为政既善，治具毕张，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实有所不足，泽足以周宇内而义有所屈焉者，无他故也，欲达、好名二者累之也，又是古今之大弊，可为痛惜者也。如汉明帝时，讲礼明度，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内外悚慄，争为严切，孰敢谏者？一钟离意虽能言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幸不诛辱，而亦何补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后魏文帝屈然擅中国之统，礼乐风声蔚乎可观，而史臣称其刻意尚名，饬情干誉，自讲丧服何如孝理于民，亲问百年何如銮舆不动，设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赐杖于家何如子孙侍侧，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唐文宗之急近功，隋炀帝之自许如尧舜，则乃无足惜者也。彼愿治之君无欲速，则能逸天下，不独一身之优逸也；无好名高，则能安天下，不独一身之无忧虞也。何则？无欲速之累，则诏令宽大，政事简易，崇尚平康，老成进而顽童远，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则无速战；不可寝而役，则无贪功。田野无事，民人各得其业，不其逸天下乎？无好名高之累，则奉先王之常宪，游天下之夷路。狂生迂儒变常乱古之谋不得施，愚夫妖人庆云甘露之玩不为瑞，冒义忍诟之辈圣德颂不敢以前。朝廷之上若无所施，而闾里之间实有所惠，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于欲速，规规自困，虽有日月为之缩肭，虽有衣裳为之颠倒，而智者不暇为谋，勇者不及陈力。苟且诞谩之弊纷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将无所措手足矣。其累于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难则弗顾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涂之远则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又恐其能胜也。宁受欺于阉官小人，而不欲见规于忠良辅弼。过举失德非不知，而惮改为以遂非，恐下之议己，而机阱网罗无不设也。呜呼，二者之累有至于此者，可不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于不可倾之地，玩言于无所弊之场，则不疾而速，欲避名而名且归之也。真宗澶渊之役，诸将请因契丹既北之势，扼其归路，一掩手而使片马只轮之不及，真宗独不欲之也。言者谓仁宗宜自行威断，仁宗曰：「朕在位久，于天下事诚谙之，若事事出自朕躬，或小过失，使言者不敢力争，或惮于改过，未之可也」。呜呼，其累于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无可议，全功无所亏者也。唯陛下严恭畏天，当灾变，下明诏，求直言，以辅成初政，实天下幸甚。臣愚且贱，何足以奉明诏之万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达，而忘其身之不能言，狂瞽不识忌讳，唯陛下赦其万死。然天下大事，或有因一人之为变改者，自古已然。三代肉刑，实缇萦去之也。臣之所陈或有取于万一，而皆舆人已诵之言，斧扆已决之议，如鸡第二鸣，虽不足以起众，亦未为不知时也。万一无取，不足以为涓埃之助，陛下幸赦而容之，然后之能言者为陛下言之，亦未为晚也。汉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辄停舆与之语，是非皆称善，后乃卒得贾谊，岂曰无补之乎？臣愚干冒天威，不识忌讳，不胜惶恐战慄待死之至。臣说之昧死再拜。

〔面贴黄〕奏为应诏，实封言事。

〔别贴黄〕臣愚所陈，皆当今之急务，天下之大利害，仰惟陛下明圣愿治，辄敢干冒上进，以奉明诏之万一。

〔别贴黄〕臣狂瞽献言，不识忌讳，徒知圣君临不讳之朝，尽言而忘私，伏望陛下特赐睿览，留中不付外。

右唐告五通，藏镇江金坛县李氏子康家。康自言系出唐景皇帝后，于康为十五代祖。景皇帝长子大郑孝王亮生襄邑恭王神符，神符之子广川郡公义范，义范之子汾州刺史暹，暹生朝，朝生仪，仪生丛，丛生再思，再思后改名真。自暹而下，皆有其告。绍兴二年，某初守建康，时康之叔祖恪持暹汾州刺史、朝成纪令、仪临安尉、真湖州录事参军四告诣府，援赦求推恩。后七年，某复为守，访之康，则兵火之馀，皆已散亡，所存惟仪临安尉一告，而康别出朝改徵事郎、丛为宣慰使、与其母刘氏赠告三通。唐制，凡告，中书省官皆具姓名，门下、尚书省则但书名而不具姓。今告亦有当见而残缺者，以《唐书》考之，朝告「左丞相集贤学士臣、右丞相广平郡开国公臣」，而皆缺其名者，告为开元十八年，按《宋璟传》，开元十七年璟为右丞相，张说为左丞相，则当为张说、宋璟。《宰相表》书璟自七年罢黄门监，为开府仪同三司，说自十四年罢兼中书令，为丞相，讫十八年不复书，盖表失之也。「吏部侍郎景先」者，许景先也；「林甫」者，李林甫也；「守尚书令虚心」者，韦虚心也。李仪告「尚书右仆射知省事希逸」者，侯希逸也；「吏部侍郎说、尚书右丞邕」者，告为建中元年，疑当为邵说、薛邕，而本传不载。丛告「检校司徒兼中书令臣使」，而缺其名者，白敏中也，敏中时为凤翔节度。「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悰」者，杜琮也。「门下侍郎、兼吏部、平章事，在中书」者，告为咸通二年，疑当是夏侯孜。按《宰相表》，咸通元年孜以平章事、中书侍郎为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二年犹在位，而史误以吏部为兵部尔。「吏部侍郎处诲、权知吏部侍郎仿、尚书右丞询」者，疑当为郑处诲、萧仿、沈询，本传亦不载。盖职官迁次，或无事可纪，则史不尽书，皆可补史之遗误。恪先持李暹告，上有宋璟书名大如掌，用笔劲利，犹可见其刚直不屈之气，惜乎今已亡矣（《石林居士建康集》卷三。）。

「悰者」至「平章事」十五字：原无，据邵校本、傅校本补。

右子仪六世祖柱国告。以其时考之，「检校司徒兼中书令使」者，白敏中以是官为凤翔节度使也。「右仆射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悰」者，杜相也。以检校司徒出使，有崔铉镇襄阳，令狐绹使□中，而幕侍中则未之考焉，当俟博雅君子。绍兴己巳三月晦日，赣川曾几书。

唐白敏中尹成都，始疏环街大渠。其馀小渠，本起无所考，各随径术，枝分根连，同赴大渠，以流其恶。故事，首春一导渠，岁久令渎，遂懈而壅。大观丁亥冬，益之先人镇蜀，城中积潦满道，戊子春，始讲沟洫之政，居人欣然具畚锸待。其行部使者议于台，邑子之无识者谤于里，令既下知不可遏，则又曹耦相与语曰：「未论其他，积泥通逵可若何」？先人闻之笑，不为衰止。既污泥出渠，农圃争取以粪田，道无著留。至秋雨连日，民不告病，士夫交口称叹，多向之议而谤者也。后三十年，益忝世官，以春末视事，夏暴雨城中，渠湮无所钟泄，城外堤防亦久废，江水夜犯西门，由铁窗入，与城中雨水合，汹涌成涛濑，居人欢趋高阜地，亟遣官楗薪土塞窗，决小东门水口而注之江，仅保庐舍。又春夏之交大疫，居人多死，众谓污秽熏蒸之咎。嗣岁春首，修戊子之令，邦人知畴昔便利，无异辞。且补筑大西门外堤役，引江水入城如其故，而作三斗门以节之。旧走马承受廨舍之南，克宁第一营垒之北有污池，积水日深，大雨则吞街衢为一池，行人不戒，误蹈犯，岁有死者。凿此池，挹池之盈以汇于大渠，筑短垣以护池岸，兹患遂弭。是岁疫疠不作，夏秋雨过，道无涂潦，邦人滋喜。益谓僚吏：「岁二月循行国邑，通达沟渎，毋有障塞，此王者之政令，长民之所当务也。且前事可师，独废之何」？对曰：「淘渠之令，岁亦一举行，里胥执府符为醉饱左契尔，如豪举之室屋，权要之官寺，谁敢掊视其通塞者？编户细人，虑不及远，每早夜叫呼于门，得所欲即去，间有欲问者，患不知其原委，询诸吏民，各怀私意，莫肯以实告，故因循至此」。益曰：「今岁绘为图以从事矣，图可据乎」？皆曰：「图如不可据，则时雨既降，必有受弊之处。今积阴每霁，衢路如汛扫，是图之功也」。益曰：「邑之有沟渠，犹人之有脉络也，一缕不通，举体皆病。按图而治之，则纤毫无敢郁滞者矣」。益刊图以示后之君子，如有志于民，意诚而令信，于斯图也，将有考焉。

唐太宗即位四年，天下大治，蛮夷君长袭衣冠带刀宿卫，薄海内，南踰岭，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帝谓群臣曰：「此魏徵劝我行仁义之效也矣。惜不令封德彝见之」。

臣闻帝王之兴，所遭之时异宜，所立之治异体，要皆胸中自有先定之规模。是故下之所言，上之所纳，千变万化，终莫能易其所守，以规模先定也。二帝三王不异此道，故曰与治同道罔不兴。所谓道，何道也？仁义而已矣。后世功利之说胜，而仁义之治息，非仁义不足用也，不能以仁义存心，而功利之说得以撼之也。夫存心以仁义，治虽未成，一念潜萌，冲和之气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则为帝王之隆平。存心以功利，事虽未济，一念潜萌，怨讟之气已充塞乎宇宙。由是而之焉，则为战国之权谋。务先仁义，功利随之，雍容垂裕，其福无穷；务先功利，权谋随之，敚攘争取，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然则君之所以存心者可不审哉！此有贵于规模之先定也。唐太宗听魏徵仁义之言，如石投水，无不契合，行之果见其效。说者谓徵词旨剀切，有以动帝心，殊不知太宗胸中有先定之规模，是以其言易入。彼封伦何为者哉？力以功利求胜仁义，人主胸中无定论者固易欺也。太宗可欺乎？臣愿陛下以仁义为规模，先定于胸中，凡施为注措，一以仁义为本。本立则末自随，若舍本而从事于末则殆矣。传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夫以仁义为本，治定功成，若此之易，尚奚以权谋为哉？太宗之治可谓得其要矣。

唐文宗朝李德裕、李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挤援推排，文宗患之，每叹曰：「破河北贼易，破此朋党难」。

臣尝谓尧舜当朝，九官相逊；文武传国，十乱同心。未尝闻有朋党之说也。朋党之说，其起于后世乎！夫人材之众不能无贤不肖，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声臭之同，有不期合而合者。而谓之朋党，则《乾》之飞龙在天，大人不可以有造；《泰》之拔茅连茹，君子不得而在内可也。文宗不思化此朋党而欲破之，宜乎其固结而不可解也。夫破者必诛锄根柢，然后能绝至于化，则贤者用使，不肖者退听，不知其为谁之党。圆融和会，消患于冥冥，此人主御臣下之要道也。且以文宗之世、德裕、宗闵各为一党。说者谓德裕之党多君子，宗闵之党多小人。然德裕之党岂无白敏中之倾邪反覆，宗闵之党岂无周墀之独立不倚？吾能于两党之中，择贤者用之，则休戚不同，进退以道，自然破散不相为谋，又焉有朋党之迹哉？然则化之破之，其效不同。如文宗不知出此，切切然以为忧，则唐室之不复振宜矣。盖君子小人固各有类，然不可名其为党。名其为党，则君子憙于投合，小人憙于朋比。虽出一时之标榜，不知其能贻万世之祸也。后之著论若欧阳修、司马光等，皆以为君子不能无党。夫既已名君子之类为党矣，小人安得不结为死党，求以胜君子乎？党既分矣，于是君子进则小人退，小人进则君子退，阴阳消长，否泰乘除，二者若循环，理势之必然，其不可破必矣。唯不名其为党，则泯然无迹，第见贤者用而不肖者斥耳。本朝吕夷简、范仲淹盖尝有党矣，吕党用则范党不用，范党用则吕党不用。虽其后二臣交欢解难，然朋党之论终不能平。至韩琦为相，乃两用之，其党遂消。夫以一韩琦尚然化其党与，使国家蒙万世之福，况以人主为之乎？以是益知文宗徒兴嗟惋之词，不得化之之道也。

唐明皇时，姚崇尝于帝前序次郎吏，帝左右顾，不主其语。崇惧，再三言之，卒不答。趋出，内侍高力士曰：「陛下新即帝位，宜与大臣裁可否。今崇亟言，陛下不应，非虚怀纳诲者」。帝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当与决，至用郎吏，崇顾不能重烦我邪」？崇闻乃安。由是进贤退不肖，而天下治。

臣闻古之帝王出而应世，必以辅弼之臣为腹心者，舜之禹、皋陶，汤、武之伊、周，汉高帝之萧、曹，孝宣之丙、魏，光武之寇、邓，唐太宗之房、杜是也。盖人君挈大器而欲置之治安之地，非一人之力所能办，必寄之腹心之臣，而自提其纲。譬夫富商之运货，必使之负者负之而趋，维持保护则在此而不在彼也。茍欲身自负之，行于夷途则可矣，险阻崎岖，前有蹶跌，后有遗忘，力或怠焉，左顾右盼，恐无肯任是责者。何者？素无委任之意，其可以一旦责成乎哉？明皇之用姚崇，知此道也。是故委任之意专，而崇乃得尽其腹心，进贤退不肖，了无疑忌之嫌，君臣之间可谓两得矣。或曰：人主当总揽权纲，岂应以权付宰相？对曰：若舜、汤、武、高帝、孝宣、光武、太宗，岂不知治而必以权付诸子者？知宰相之权重，则朝廷之势尊。朝廷之势尊，则人主在上，赫赫明明，天下莫不知敬也。然则以权付宰相而总揽其纲，亦人主自尊之道也。明皇曰：「大事吾当与决」，岂非自提其纲乎？至用郎吏，则曰「崇顾不能重烦我耶」，岂非以权付之乎？总揽之道，明皇得之，宜乎巍巍堂堂，处三宗之一也。

〔别拟〕臣闻荀况有言曰：「主好要则百事详，主好详则百事荒」。夫要者，人主执其纲，而百官有司各尽其职，所以百事详也。若人主好详，则百官有司不任其责，而人主日不暇给矣。是以《书》称「元首丛脞」，必继之以「股肱惰，万事隳」，不谓之荒而何？譬之富商宝货山积，欲转而之他，必使有力者负之。所谓富商者，当徒手在旁，维持覆护，虽负者数百，保其无遗忘矣。若欲身自负之，方且自顾之不暇，焉能使数百人各尽其力哉？何者？不素委之，临时难以责其效力也。明皇知此道者，故曰「大事吾与决」，岂非能执其纲乎？至用郎吏，必责之姚崇，况其小小者乎？断无好详之弊矣。开元之治，百度具举，井井不紊，岂非好要之效欤？太宗尝谓房玄龄曰：「公为仆射，当助朕广耳目，访贤材，比闻多阅于讼牒，日数百，岂暇求人哉」？乃敕细务属左右丞，大事关仆射。且玄龄，辅人主者耳，太宗犹不欲以细务萦之，则太宗所以自处者为如何哉？好要之道，太宗得之，此贞观之治所以巍巍堂堂，与三代同风也。太宗而下，惟明皇知此，其治之美，几于贞观，岂无所自而然哉？

汉扬雄《法言》曰：「于戏！学者审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习之？曰：视日月而知众星之蔑也，仰圣人而知众说之小也。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

臣尝谓《大学》之道，明于帝王之世，不明于汉唐之世。明于帝王之世者，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以是传之孟轲。其不明于汉唐之世者，轲之死不得其传。夫《大学》之道何道也？正心诚意而已矣。盖自正心诚意而学焉，推而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无所处而不当矣。是道也，尧、舜、禹、汤得之谓之传，而不谓之学，盖其心心相授，出乎自然。高宗恭默得于甘盘，天命傅说发明其说，高宗独能领解，于是学之一字始大彰明。周公、孔、孟乃专以是为设教之门，故扬雄有见于此而宣言之曰：「尧、舜、禹、汤、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学之为王者事，其已久矣」。于乎！使周公、孔子、孟轲之教得行于中国，后世圣明之王不耻于学者，傅说倡之于前，扬雄衍之于后，其有助于吾道不为小矣。其开导于后世，可谓切矣。后世犹有自用之君，矜其智力而不肯学，自圣之君痼其鄙陋而不能学。夫惟自用则恶忠言，自圣则忌胜己，其奔走先后皆谗谄面谀之人尔，此帝王、周、孔、孟轲之道所以不明于汉唐之世也。其治岂无间有可喜，要不纯于正心诚意之学也。故韩愈号于世曰：「轲之死，不得其传」。斯言亦可悲矣。恭惟太祖皇帝得天下如尧、舜，平祸乱如汤、武，文化如文王、周公、孔、孟，是以圣圣相传，心心相授，皆出此道。故能挈唐浅陋之习，置之帝王、周公、孔、孟，《大学》之道也。呜呼盛矣！太上皇帝得道在躬，于干戈抢攘中，崇儒右文，统《大学》，振乾纲于弛纽，回既倒之狂澜，始克以此道传之圣子。陛下以天纵多能之圣，缉熙光明之学，承太上口授心传之妙，无一念不出于正心诚意。是故以之事天则三光全、寒暑平，以之事地则草木茂、五谷熟，以之事祖庙则神灵欢喜，以之事两宫则慈孝昭明，以之柔远方则向风慕义，以之感人心则天下和平。此正心诚意之明效大验也。臣愚犹觊陛下研磨此学，不倦以终之，使其道高出尧舜之上，以符孔子之所望。夫学而至于尧舜，至矣尽矣，而孔子语博施济众之事，修己以安百姓，皆曰「尧舜其犹病诸」，诚惧后世圣人学至尧舜而止也，于是而进焉，《大学》之道也。《大学》曰：「德日新，日日新」。新新不穷，陛下之道将高出尧舜之上矣，亦臣区区之愿也。

淳熙五年五月七日，宰臣史某奏：「臣去国十六年，跧伏山林，绝不与士夫往来。今蒙圣慈，俾再辅政，人材能否，不能周知，虽加访问，未必能尽。今在堂求差遣者数百人，秪取已经堂除、无过犯或有荐举人，先次授之。或有过犯，已复官改正及已曾经任、未曾堂除人次之。臣无阿私，唯尽公道，庶无朋党之弊，惟陛下加察」。上曰：「宰相岂当有朋党，人主亦不当以朋党名臣下。既已名其为党，彼安得不结为朋党？朕但取贤者用，否则去之，且如叶衡既去，人以王正己为其党，朕固留之，以王正己虽衡所引，其人自贤，则知朕不以朋党待臣下也」。臣浩奏：「陛下此心如止水，如明镜，贤否皆不得遁，故奸邪不敢名正人以朋党。汉党锢、唐白马之祸，皆人君不明，为群邪所惑，遂致于此。陛下今日之言，岂不为万世社稷无穷之福邪」？十一日，臣浩等进呈七日宣谕圣语论朋党事，上曰：「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难。朕尝嗤其言，何至于此！朋党本不难去，若人主灼知贤否所在，唯贤是进，惟不肖是退，弗问其他，则党论自消。汉唐末世朋党皆数十年不能解，以至祸乱，朕尝叹之。其患尽在人君之无学，所以听纳之不明也。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适从，何朋党之有哉！使胸中有诗书，有古今，则朋党何从而起」？臣浩等同奏：「陛下言及此，万世之幸」。臣浩奏：「用人惟论贤否，则自无朋党。如唐牛李之事，后之人谓德裕之党多君子，宗闵之党多小人。然德裕之党，岂无白敏中之倾险？宗闵之党，岂无周墀之直谅？但于两党中用贤者，黜不肖者，则其党自破。圣谕深切，诚古今不易之宝训」。臣雄奏：「陛下圣谟及此，真万代人君之丕式。汉唐之祸，皆至亡国，使当时人君能如陛下今日灼见此理，虽至今存可也」。臣成大奏：「前代人主不惟不能去朋党，往往偏听生闇，反助成党论，以阶祸亡。未有如陛下学力高妙，鉴自圣心，逆折其萌，甚盛德也。汉唐史册所载无此气象，当于前日圣语中增入，以诏万世」。上曰：「汉唐朋党之论，大抵皆由主听不明，其原始于时君不好学」。臣浩奏：「《说命》三篇，专论圣学，如终始典学、学于古训之类，帝王之要道无先于此」。上曰：「善」。十八日，臣浩等进呈七月十一日圣语，上曰：「前世朋党之兴，尽由人主偏听。及党论既成，亦堕其中，混而为一。朕故推究源流，以立此论，卿等记录详矣。朕观汉唐之末，时君心术不明，又偏听是非，故奸臣得投其隙以立党与，遂成祸乱，甚可怜也。朕每读前代史书，至可喜处则欣慕之至，有不忍观者则为之掩卷太息」。臣浩等同奏：「陛下圣学日跻，一空前古，天下万世幸甚」。上又曰：「君子群而不党，和而不同。贤者自然以类聚，虽曰群曰和，然自有不党不同之处，岂皆可指以为朋党邪」？臣浩奏：「尧、舜在位，九官相逊；文、武传国，十乱同心。谓之朋党，可乎？臣等不肖，方相与同心辅政，事有是非可否，往复评议，各无纤芥形迹，庶几仰称陛下无偏无党之治」。臣雄奏：「人主之听倘有所偏，即所偏之处，臣下必从而趋附之，则党与遂成。陛下谓朋党尽由偏听，可谓深切著明」。臣成大奏：「陛下圣谟正大，可以颁示臣庶，使皆知天子不以朋党待天下之士，则孰不精白一心，以承休德？此诚希世之遇。至谓党论之起，尽由人主偏听有以致之，则自古败乱皆人主有以自取，未可悉归之天」。上曰：「朋党之论不立，则士大夫可以安心营职，无他顾虑。至于治乱祸福，乃有不可尽言者。盖国之将兴，则有所谓天祐其衷，否则有所谓天夺其魄。天人之际，甚可畏哉」！臣淮奏：「连日获闻史浩等修记圣语，极论近世朋党之弊，深切闳大，当与典谟并传。臣切自惟念，三年待罪翰苑，尝因夜直宣召，面奉玉音，退与学士大夫传诵，莫不愿究心涤虑，以承休德。继典贡举，又尝作为问目以策进士，闻者莫不兴起」。上曰：「向者与卿尝及其略，故今乐与浩等论之」。臣淮奏：「仰惟陛下圣学高明，见微知著，故党论自消。由今观三年前气象，固已不同，况屡承面命，夙夜儆敕，何患治道之不进乎」？臣成大奏：「圣学缉熙，可谓日日新，又日新矣，天下幸甚」。

孟子曰：生我所欲，义重于生，舍生而取义可也。呜呼！人之所甚畏者死也，义之所生，死有不足畏者。惟不畏死之人，可以成天下之大义，立天下之大节，享天下之大名。

名与谤常相随，因名获谤，因谤获名，虽韩退之犹是也。《原毁》曰「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非因名获谤欤？《进学解》曰「动而得谤，名亦随之」，非因谤获名欤？有名而有谤，不若无谤而无名。古之哲士必避名，非避名也，乃避谤也。

君子小人不难见，即其报施之间而观之，则肺腑之隐洞然不可逃矣。陈平受赏则不忘魏无知，白敏中得志而挤李德裕，君子小人之用心，其厚薄如此。

贾谊《过秦论》、班固《公孙洪赞》、韩退之《进学解》，真文中之杰也。予少时诵之至熟，今为昏忘所夺，心能记之，口不能道，聪明不及于前时，宜古人之兴叹也。贾谊赋过相如，扬子云不知也；柳子厚《平淮西》雅过韩退之，子厚自能知之。子厚之文温雅过班固，退之之文雄健过司马子长。欧阳公得退之之纯粹，而乏子厚之奇。东坡驰骋过诸公，简严不及也。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馀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

成都，蜀大都会也。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之名物，如周大司徒职方氏所掌，宜有方志以谂后来。异时郡侯，亦各登载。唐白敏中始为《成都记》五卷，本朝赵清献公为《成都古今记》三十卷。相望今数百年，陵谷之变已不同，而物与时偕，湮废增益，又未已也。后有续记者，而会萃后先，各立程度，互见重出，所闻异同，殆凡数书矣，揽者不复一见而尽，或者病焉。某来守踰年，暇日，宾客有曰：「今天下郡国悉有志，顾以蜀大都会而独弗备，诚缺文哉」。乃命幕僚摭拾编次，胚胎乎白、赵之记，而枝叶于续记之书，剔繁考实，订其不合，而附益其所未备。胪分汇辑，稽仿古志，凡山川地域，生齿贡赋，古今人物，上下千百载间，其因革废兴，皆聚此书矣。虽然，窃于此有感焉。是邦也，昔也风土之阜繁，民生之富庶，考之志可见已。今闾阎无巨室，田野无饶民，商者多乏绝，耕者半转徙，公不能以裕私，下不足以供上，𭵶𭵶然销膏以火而不自知也，可乎哉！圣明在上，顾忧西南，日议所以宽民输、蠲估赋，培植其元气而针砭其膏肓。是志也，又将以宽大之诏，什一之制，而大书特书焉，则有俟乎后之作者。庆元己未孟秋望日。

伏审选从起部，擢寘都司。密赞台衡，董正文昌之绪；益隆帝简，卓为法从之阶。有识相趋，不谋同庆。窃以角星首冠于列宿，宰士实总于诸曹。庶务稽违，一切纠治。武元衡之详整，旋陟宪台；白敏中之文辞，径跻翰苑。传闻自昔，亲见于今。恭惟右司才备全能，识覃众妙。量渊乎而莫测，节凛然而自将。蔚有令名，播为公议。早妙郎闱之选，久参帝所之游。工居六职之联，既烦协助；相理万机之务，更藉深裨。伫疏宠渥之新，越践禁途之邃。某猥縻烦使，幸托馀休，莫陪宾客之趋，曷胜寤寐之喜！

孝宗皇帝尝曰：「朋党不难去，惟贤是进，惟不肖是退，弗问其他，则党论自消。汉唐末世，朋党皆数十年不能解，以至祸乱，其患在人君听纳之不明耳。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适从，何朋党之有」？当时大臣因奏曰：「用人惟论贤否，则自无朋党。如唐之牛、李，论者谓德裕之党多君子，宗闵之党多小人。然德裕之党岂无白敏中之倾险，宗闵之党岂无周墀之正直，但于两党中用贤者，黜不肖者，则其党自破也」。臣闻朋党之患其来久矣，不患是非之难知，而患考察之不审。自古欲空人之国而尽去君子者，必进朋党之说；欲孤人主之势而蔽其聪明者，亦进朋党之说。此言一入则无分可否，不辨真伪，一概而去之，遂至朋家作仇，兆衅无已。苟能公心无我，静观潜察，不问其党与之有无，而惟论其人之贤否。使其奉公守正，协志和衷，虽更相称誉，岂为比周，则信之任之，何嫌其为党？使其同恶相济，假公济私，文饰奸言，抵排善类，则当斥之绝之以破其植党。如此则淑慝洞分，疑似莫惑，当使众贤和于朝而小人无所容其迹矣，尚何朋党之足虑哉！奈何世之人主意见或偏，进一人焉则意其类之皆贤也，并蓄兼收而不察其真与伪；退一人焉则疑其徒之皆党也，斥逐无遗而不辨其是与否。况进退之间或出一时之好恶，未必合于天下至公，乌可并其类而为之升黜？纵使为君子之党，其间岂无雠伪假真而巧于附丽者乎，安可例以为贤而是信是使？纵使为小人之所引，其间岂无和而不同而介然有守者乎，安可疑以为不贤而尽屏尽弃？然则孝宗圣训所谓：「若能公是公非，惟理适从，何朋党之有」？真万世之龟鉴也。抑又闻高宗皇帝尝谓：「朝廷用人止论其才不才，言者好以朋党罪士大夫，乃朝廷使之为党，非所以奖贤才而厚风俗也」。然则为人上者惟当任贤勿贰，去邪勿疑，以至公为心而尽破朋党之论，则君子道长，小人道消，可以常为泰而不为否矣。惟陛下留意，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