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纪纲莫大于赏罚，赏罚福威必当于功罪，功罪善恶必审于毁誉，毁誉是非必要于真伪。故直言不闻，毁誉乱真，康澄以为可畏甚于三辰失行、水旱虫蝗之变也，可不核实乎？陛下昨降赦书，推尊仁宗盛德大业，应举行法度，并欲上遵嘉祐，德意甚美。臣尝考其大要，特在于直言数闻、毁誉核实而已。丁谓以奸邪为宰相矣，雷允恭传达外议擅权矣，黄德和以监军诬奏边将矣，或斥或诛，或投诸四裔，而狱情审克，卒无冤滥，是毁誉不得乱真而邪说息也。寇准以忠正遭远贬矣，范仲淹以危言屡获罪矣，欧阳脩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矣，或辨明诬枉，或擢升侍从，或遂迁执政，是毁誉不得乱真而直道行也。邪说息，直道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善类有所恃而不恐，其致至和、嘉祐之治以此。陛下自初即位，思建中兴，而将相大臣黄潜善、汪伯彦等不能奉令承教，乃广引废忠毁信、靖谮庸回、服谗蒐慝之党，变乱名实，颠倒是非，以上惑朝听。贬马伸于关市，出许翰、杨时于閒散，如孙觌、刘观、郑瑴辈流并居迩列，维扬奔溃，无所归咎，恐陛下讨其误国之罪也，复指结余堵杀邦昌为致寇之由，特下赦音，元恶大憝皆得原涤，而李纲独不与焉，此虽假借朝廷诏令行之，安能掩天下之公论乎？颠倒是非，变乱名实，莫斯为甚矣。及范宗尹当轴，又欲汲引失节鄙夫如李擢等，以盖其北面伪楚之恶。是非邪正，出于人心，如辨白黑，焉可诬也？其为计不忠亦甚矣。陛下好恶无私，克遵王道，上追仁宗审覈之政，毁誉必要其真，赏罚必当其实，使邪说不作，直道得行，其继嘉祐、至和之治，亦何远之有？夫邪正是非，莫易辨于今日，惟陛下断在必行，以扶正论，实天下之幸。

凡核实者必自大臣与台谏始。大臣定功罪、施赏罚于上，台谏论功罪、主毁誉于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即位，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简之才，终以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迭居台谏，此真伪所由核也。陛下嗣承宝历，渡江以前所用三相，而言者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谓人臣有一于此，必伏斧锧而远窜之于鲸波南海之表，人皆以为郑瑴。盖纲以建炎二年冬十有一月朔日远贬，而瑴以是日峻迁，故知为此言者必瑴也。然谓纲大兴诬谤，干誉庸俗，言己去朝，暴乱斯起，欲平定之，舍我其谁，传呼宰相，响震山谷，讽谕群小，令上封章，翱翔道途，以俟诏命，凡此等语，验于奏议则无据，按于施为则无迹，特以撰造文致之语，倾陷大臣，为不可贷之罪。而当时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励之，是赏劝谗谄之人，欲其毁誉乱真而不核也。若言潜善、伯彦措置乖方，人皆以为马伸。盖伸自言官黜为监当，而其言则有状矣。不慎命令则以下还都之诏也，广布私恩，则以复祠宫教官之阙也。黜陟不公，则以罢卫肤敏，而用孙觌不祥之人也。杜塞言路，则以贬吴给、张訚、邵成章也。妨功害能，则以沮宗泽与许景衡也。私收军情，则以各置亲兵千人，请给独优厚也。同恶相济，则以力庇罪人王安中也。凡举一事，必立一證，皆众所共知，亦众所共见，不敢以无为有，亦不敢以是为非，而当时不信其言而罢之，反以为言事不实而重责之，是罚沮忠谠捐躯为国之人，恶其毁誉之核实而不乱也。邪说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瑴虽已死，恤典哀荣，礼意隆厚，公论不允。伸既远贬，虽有诏命，不闻来期，君子闵焉。比虽贲以龙阁，未尽褒劝之礼。按《春秋》之法，治奸恶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所以惩恶；奖忠善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所以劝善。伏望圣慈特留聪听，按此二人情状，追正刑赏，奉承天意，使天下知惩劝之方，以息邪说，开公道，则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将复见于今日矣。

为官择人，方资帷幄之胜；尽瘁事国，乃致股肱之亏。孰摅震悼之怀，惟有褒崇之典。肆颁异数，用表遗忠。具官某庄重而有威，刚明而知断。至诚忧国，皇皇无一日之安；正己立朝，凛凛有万夫之望。虽岁时之未久，赖筹策以居多。天不憖遗，邦其殄瘁。峻陟文阶之等，用为幽穸之光。复魄傥存，垂休无斁。

建炎三年二月，上自维扬狩临安，慨然思中兴献替之臣。一日顾宰相黄潜善、汪伯彦曰：「卫肤敏安在？趣以来」。时乘舆新渡江，人皆南骛，道路充斥，公独昼夜北行，及上于平江。上闻之，喜顾御史中丞张澄、谏议大夫郑瑴曰：「卫肤敏至矣」。公见上泣，上亦泣曰：「卿在谏省，朕知卿忠，每以卿言为信，今宜知无不言，有请不以时对」。公顿首谢曰：「臣顷在维扬，数为陛下言维扬非驻跸地，请早还建康。今临安亦非帝王居，宜须事定亟还」。因陈所以守江之策，上首肯曰：「是吾心也」。翌日再对，归即遇疾，犹扈跸至临安。拜尚书刑部侍郎，未拜，闻明受之变，恸哭舟中，疾益侵。上章请老，不听。乞舆医秀州，从之。进尚书礼部侍郎，寻上印绶。卒，年四十九。书闻，上叹惋移时，特赠大中大夫。他日见其同贬中书舍人汪藻曰：「卫肤敏可惜」。其为上眷知如此。公讳肤敏，字商彦，少力学问。宣和元年，以太学上舍生奏名，徽宗亲擢为第三人，而称其文明白赡美，授文林郎、南京宗子博士。越数年，同年生王俊乂入对，徽宗忆公姓名，问今何官，俊乂以实对。徽宗曰：「尚吏州县，当时岂不堪学官耶？今行召之」。翌日召公，既见，改宣教郎、秘书省校书郎。时国家新与金人和议，遣生辰使，宰相拟十馀人，徽宗以公为可，假给事中往聘。公言：「金主生辰后天宁节五日，今未闻金遣使而吾反先之，于威重已缺，万一不至，为朝廷羞。请至燕山候之，彼若不来，则以币置诸境上」。上以为然。洎至燕山，金人果不来，置币而返。七年，复遣舒宏中往，已陛辞矣，上改命公。道逢贺嗣位使许亢宗，亢宗言敌且大入，止公毋行，公不听。及燕报愈急，众凶惧不敢前。公叱曰：「君命也，其可辞乎」？及疆，知金渝平，益不为屈。金人答书，欲以押字代印章，公曰：「押字施之臣下可也，岂所以待邻国哉？北朝立国，当以礼义，今修好不以礼，交邻不以义，将何以国乎」？拒之旬日，卒易玺书。及授书，责公双跪，公曰：「此北朝礼也，行人何为」？金主大怒，观者为股栗，公处之晏然，终莫能夺。由是不悦，羁留中道者半年。至涿州，与斡喇布遇，请公相见，公辞不可，则问相见之仪，敌以例对，公笑曰：「所谓例者，非趋伏罗拜乎？皇子虽贵，人臣也；使人虽贱，亦人臣也。两国之臣相见而僭君，是一国二君也，不祥无大焉」。乃长揖而入。既坐，出誓书示公。公曰：「某使万里，去朝廷久，此书真伪不可知」。因纵言及军中事，公连挫敌几，复被留。渊圣皇帝受内禅，始还。进官三等，迁尚书吏部员外郎。于是高丽入贺，以公为宣问使，假太常少卿迓之而杀其礼。公曰：「国家厚待高丽久矣，今一旦镌薄，恐失其心，不若如旧便」。从之。至明州，顾时多艰，凡缘客及民者，率以便宜从事，所过无秋毫扰。初，诏使人春见，其冬金人逼京师，诏令不通，使人坐馆淹久，日费以万计。公度俟诏而遣，则失风潮之期，留之经年，东南之饩牵竭矣。乃以币易金缯，厚饷其使而移文遣之。建炎元年还朝，归矫制之罪。上大嘉赏，迁卫尉少卿。公言：「属者敌犯京师，乘舆保金汤而居固善；知敌已弃去，秋必复来，而尚婴孤城，此大臣不知变之过也。今两河诸郡幸皆坚守，谓宜阴以帛书许其世封，使人知自爱，不为贼有。其陕西、山东、淮南，则令增陴浚隍，以训齐其人，而择大臣镇抚之。车驾姑即建康而居，势万全矣」。擢起居舍人。又言：「方今二圣未还，陛下于宫室衣服饮食之奉宜痛节损，虽郊庙亦不用乐，庶精诚有以感动天地」。拜右谏议大夫，兼侍讲。既就职，首劝上以守法度、慎爵赏、正纪纲。因指陈时政之失，有崇宁、大观、宣和之弊未尽革者十馀事，言甚卓至，上皆罢行之。又请以承庆院营缮之役付扬州，升旸宫造作之事归有司，禁中差除须索必关三省；其不合天人之意、戾祖宗之法者，许大臣执奏，大臣不正救者显诎之。先是公论时政，上曰：「崇宁、大观以来，所以乱祖宗法者，由宰相持禄，惟恐失人主之意，故于政事无所可否，驯致前日之祸，自今当以为戒」。故公因此以坚上意。时中贵人李志道以赦复保庆军承宣使，添差入内内侍省都知容机亦落致仕，公论执再三，皆朝奏暮罢。二年春，拜中书舍人。公前劝上守法度，会邢焕以后父除徽猷阁待制，孟忠厚以太后侄除显谟阁直学士，公力言非祖宗制，焕寻改观察使而忠厚自如。公以骤自谏省除舍人，疑有因，乃奏曰：「昔司马光论张方平不当参知政事，自御史中丞迁翰林学士，光言『臣言是则方平当罢，若以为非，则臣当贬。今两无所问而迁臣，臣所未谕』。臣虽不肖，愿附于司马光」。上令宰相谕公曰：「朝廷以次迁，非论事也」。公犹不拜，居家待罪者逾月。至忠厚易承宣使，乃出。公以中书政事本，命令有不当，辄封还之，风采振一时。而宰相滋不说，乃以事出公，除集英殿修撰、提举杭州洞霄宫，议者为不平。未逾年，上思公，召还焉。公上世齐人，唐末避乱徙钱塘，又徙华亭，故今为华亭人。曾祖至，祖九思，父公望，公望赠奉议郎。元室、继室皆朱氏，封宜人。三子，仲英、仲杰、仲巡，而仲巡早卒。仲英、仲杰，皆右承务郎。一女，适右迪功郎、详定一司敕令所删定官王崿。公为人刚明，邃于经术。与人交，退然若不能言者。而遇大事，一见其当然，决意行之，虽祸福死生陈前，莫能移其所守。故使异域、馆远客，天子必以属公，而公亦必得其要领。在人主前论事，衮衮援据，精详切中，其忌讳皆人所难言者，人主未尝不改容嘉纳。遭时变，故上慨然起公于流落之中，意岂浅哉？使天假之年，其施设当如何？方向用公，而公以不起闻矣，宜天子追思不忘，而形于屡叹也。公卒以建炎三年四月丁卯，葬以其年七月甲申，其地在湖州乌程县戴坞之原。既葬八年而仲英遂求余铭不已，余从游最旧，在西掖时又与公同贬，知公为最详者，是宜为铭。铭曰：

自古臣主，鲜逢亟乖。公于三君，展也必谐。厥谐伊何，一以忠荩。遭时屡更，吾见其进。始事徽考，飞英下僚。以节归报，靖康之朝。建炎中兴，公首褒用。知无不言，莫若公勇。帝不知我，吾宁尽规。谓不剀切，帝胡见思？气吞虎狼，万里之外。死生关身，曾不少概。当馈兴叹，诏追而来。来而不年，亦孔之哀。葬虽异州，同此泽国。刻贻无穷，曰宋遗直。

瑴再拜，六十七兄提干博士：季春极暄，伏惟尊候万福。瑴自到杭，累次拜书，兄想到官所，已定叠。瑴当此艰危，身任言责，不敢爱死；竭力向前，颇亦有济，其事非一。自谓无愧古人，不负父兄之训。今略录一件去，看毕去即焚之。以此太后褒誉不已；亲除在枢府，供职两日矣。荷祖宗之灵；积庆流光，假此以彰耳。然时方艰危，负责益重，身既许国；亦不能他顾。遣二子归，乃留种也。行一不义以偷生，瑴必不为。若得兵戈稍息，获保首领以归，尽于牖下，盖出望外也。未期拜侍，万惟倍加将息。不备。六十七兄提干博士。

淮哥乞僧计长进？瑴再拜。

备七人之上列，久尸谏省之员；总三院之大纲，伏忝宪台之长。超踰已甚，忧责弥深。避宠命以无从，抚危躬而增惧。臣某（中谢。）伏念臣器难受大，才不及中。由管库之卑微，预朝廷之任使。滥当言责，属此艰虞。奉白简以抨弹，徒有怨仇之积；伏青蒲而规劝，愧无献替之称。罪已著于丘山，功靡陈于毫发。宜从谴斥，更误褒升。方今国步未夷，皇家多故。敌王所忾，外虽倚于爪牙；诘国之奸，内实资于耳目。必得力能厌难，名可折冲，不吐刚而茹柔，俾绳愆而纠谬，庶张国法，先振主威。曾何妄庸，乃堪抡选。此盖伏遇皇帝陛下绍登大宝，光御丕图。乃圣乃神，固有生知之性；克岐克嶷，共瞻天纵之姿。奉慈训于东朝，布英才于言路。过收旧物，使率乃僚。臣敢不祗服训辞，激昂懦守。见无礼者必击，期少举于颓纲；知有命而不回，誓益坚于晚节。

位列中枢，既被非常之遇；宠均近辅，更叨越次之恩。荷德不赀，抚躬罔措（中谢。）。伏念臣器微有限，量狭易充。参法从之华，窃荣名于秘殿；赞本兵之寄，预密议于筹帷。虽任阶廊庙之崇，顾班在疑丞之后。惟器名之不假，视资望以犹轻。国有彝章，礼存异数。于臣侈矣，敢妄意于殊私；何锡予之，是齐肩于同列。此盖伏遇皇帝陛下受天申命，图国中兴。眷兹政事之联，同任艰难之责。用均上赐，俾一乃心。小才不离小官，已愧超升之异；大言则望大利，敢忘报称之难？

敕郑瑴：省所奏辞免恩命事，具悉。朕纂承丕绪，蒙训东朝。国步多艰，允赖股肱之力；边邮制胜，尤先帷幄之筹。博选人豪，俾参兵柄。卿纯心许国，厚德镇时，谏垣多补过之规，宪府著摧刚之节。直而不挠，屹砥柱于中流；行其所知，灼元龟之先见。已信顾言之行，兼图济武之文，宜密赞于枢机，亟延登于廊庙。允符公望，何事撝谦？往即官常，毋替朕命。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敕郑瑴：省所奏乞待罪事，具悉。比以强敌岁侵，中原日削，奄入淮甸，驻跸吴中，引咎责躬，以弭祸变。卿以忠义之节，謇谔之言，宏益居多。庸臣沮伤，不悉听用。肆予寡昧，方赖箴规，屏居固辞，非朕之志。往安厥次，益罄乃忠。所辞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敕郑瑴：省所奏辞免恩命事，具悉。朕闻良药有苦口之利，明鉴无见疵之尤。惟求谠言，有补治道。方伫告猷之益，式图已试之功。卿远识造微，纯诚许国。践扬谏省，箴规久著于青蒲；擢长台端，弹击伫观于白简。宜亟殚于忠赤，以宏济于艰虞，何执撝谦，尚形逊避？往祗成命，益体眷怀。所请宜不允。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晋叔向曰，大臣重禄而不谏，小臣畏罪而不言，此患之大者。肆予寡昧，奉列圣丕基，重罹多艰，大启言路，思得直谅之士，付耳目之寄，肆加询考，实难其人。具官某以刚毅敢言之姿，怀精忠向上之志，践历谏省，规益居多，深明治乱之机，力办忠贤之实。已试之效，著乎朝佥；执法于中，蔽自朕志。尔其展尽底蕴，入告嘉猷，朕虚心委己以听焉。必体至怀，宁俟多训。

正月，车驾在维扬。是月末，金人侵宿、泗。前一月，已有南侵之报，遣苗傅以所部兵扈卫隆祐太后往杭州。

二月，车驾在维扬。初一日，急奏至，朝廷不以为然，上独忧之。是日遣刘正彦以所部兵从皇子六宫往杭州，是晚出门。初二日，皇子六宫渡江。初三日，上御殿。执政奏事未退，御前所遣探事小黄门驰骑告急，上即日出门渡江幸浙西。十二日，车驾至杭。二十二日，某买舟泛钱塘江之衢。是月，中书侍郎朱胜非拜右仆射，翰林学士叶梦得除尚书左丞，御史中丞张澄除尚书右丞，宰相黄潜善、汪伯彦并罢。

三月，车驾在杭。是月初，叶梦得罢。初五日，苗傅、刘正彦杀签书枢密院王渊，诛宦者，遂成明受之祸。是日，某至衢，泊舟门外浮石渡。初七日，是夜明受赦过。初十日，准尚书省劄子：二月某日奉圣旨，赵某召赴都堂审察，仍令閤门引见上殿。初，车驾至杭，百官至者十无一二，有旨，都司、侍从各荐二人，右司员外郎黄槩以某应诏。十一日，准尚书省劄子，催赴行在所。二十八日，发衢州，趋行在所。

四月，车驾在杭州。初二日，上复辟，隆祐太后垂帘同听政。苗傅、刘正彦皆建节，赐誓书铁券，充京西制置使，俾提兵而去。是日，某至杭州门外，且闻勤王兵至，乃入门。初三日，苗傅、刘正彦引兵拒韩世忠于临平山下，世忠死战，二贼大败，是晚拔寨而遁。初四日，韩世忠、刘光世、张俊入见。是日，隆祐太后卷帘。初五日，知枢密院事张浚、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至。初六日，宣制，吕颐浩拜右仆射。初，车驾渡江，命颐浩签书密院，充沿江制置使，控扼大江。又命中书侍郎朱胜非、礼部侍郎张浚留平江，控扼海道，胜非寻入相，浚独留。洎明受之变，浚与统制官张俊密计勤王。议既定，以书招颐浩、刘光世，既而韩世忠自淮扬至，遂举勤王之师。先是，浚遣进士冯轓间道入杭，贻书执政，且诘二贼以明受之事，请以上为皇太弟，总兵北伐，皇子为皇太侄监国。二贼始惧，乃命浚知枢密院事，趣令还阙供职，浚不至。二贼请以兵诛浚，隆祐难之，遂谪浚散官安置，浚不奉命。至是乃命颐浩作相，浚仍旧知枢密院。寻以翰林学士李邴参知政事，御史中丞郑瑴签书枢密院。冯轓者，前此既预返正之议，自白衣一命奉议郎、工部员外郎，仍赐绯鱼。十三日某奉恩除司勋员外郎。十九日，车驾幸建康，发杭州，百司扈从齐发。遂遣韩世忠追捕苗傅、刘正彦。是月末，又以翰林学士滕康同签书枢密院。

五月，初一日，车驾至无锡。初三日，车驾至镇江。某始供职，百司水陆从便。初十日，某至建康。前一日车驾已至，以保宁寺为行宫。十五日，真州报：知枢密事张浚为高邮贼薛庆拘留。浚自镇江径渡往彼抚谕，庆欲邀厚赏，故胁留之三日，乃以兵卫之而出。上初闻忧甚，遣统制官王𤫉提兵往平其事。𤫉始渡江，浚已归矣。十八日，浚归。初得真州报，有旨罢知枢密院，既归，仍旧。

六月，车驾在建康。初一日对。先是，以黄槩荐，得旨上殿；张浚至杭，又荐对。至是，以郎官初除，合是三者，对于行宫。初三日，有旨，以久雨多寒，召郎官以上赴都堂条具时政阙失，可以弭天变、收人心、召和气者。是日，韩世忠生致苗、刘二贼，献于行在，并伏法。十五日，浚进呈入蜀官属，上独留某，欲除言事官。是日有旨，赵某令上殿奏事。先是，浚被命充川陕宣抚使，议以某为主管机宜文字，即始荐之意也。二十日，某蒙恩除左司谏。先有旨奏事，未对间，有是命。

七月，车驾在建康。初一日对。自是以言事数对，不复记。初七日，某蒙恩除殿中侍御史。是月，皇子薨。签书枢密院郑瑴薨于位，参知政事李邴罢资政殿学士，王绹除参知政事，兵部尚书周望同签书枢密院。

八月，车驾在建康。十三日，执政率百官辞太后于内东门。先是有旨，以百司闲慢细务、常程注授之类，并从太后之洪州，谓之从卫三省枢密院。签书枢密院滕康除资政殿学士，主行其事，吏部尚书刘珏除资政殿学士副之，恩数并同二府。

闰八月，车驾在建康。初一日，有旨召百官赴都堂议巡幸岳、鄂、吴、越利害。始，张浚入蜀，议定幸岳、鄂，庶几声援相接；至是议者多以吴、越为便，遂改前议。十三日，宣制，右仆射吕颐浩迁左仆射，知枢密院事杜充拜右仆射。充自在京留守，除知枢密院，召还。上以委寄之重，恐其意未满，遂拜相。十四日，执政率百官迎太庙神主于清凉寺。十六日，天宁观辞太庙神御。是日，有诏以二十六日幸浙西，留右仆射充镇守建康，刘光世屯太平州，韩世忠屯镇江，王𤫉屯常州，并听充节制。是时刘、韩各提重兵，畏充严峻，论说纷纷。已而光世移屯江州，世忠移江阴、常州境上，由是充所统者王𤫉及其旧部曲陈淬、岳飞数头项而已。二十日，御史中丞范宗尹到台供职。二十一日，降旨，百司及六曹都司检正以二十二日先发至平江，侍从台谏以二十三日先发至镇江以俟。二十三日，某登舟解缆，是夜宿靖安港中。二十八日，车驾至镇江。

九月，车驾在镇江。初一日，上不御殿，百司守局，以司天奏当日蚀也。是日某先发，宿冷口。初二日，车驾发镇江。初六日，车驾至平江。十一日，御殿，百官始朝谒。中司对，因及某自司谏除殿中之误。上曰：「吕颐浩多历外官，不详典故」。十二日，某蒙恩除侍御史。二十五日，降旨幸越。二十八日，百司侍从先发。是月，翰林学士张守除同签书枢密院事。

十月，车驾在平江。初一日，台谏发，大雨不可行。次日出门。初四日，车驾发平江。以同签书枢密院周望充浙西宣抚使，置司平江，留兵数项，委以控制。初十日，车驾至杭。十五日，车驾渡钱塘江幸越。十七日，某渡钱塘，出陆宿西兴，待舟不至。

十一月，车驾在越。初三日冬至，是日颁巡幸赦。初六日，报潭州军变。十四日，报金人游骑至和州，又一项由陈、蔡趋蕲、黄。十六日，报金人已渡大江，至兴国军。是日有旨，召从官赴都堂议。十九日，出城奉迎万寿观神御，即真宗皇帝、章惠皇后及温成皇后也。步军闾勍自京师奉迎至。二十一日对，始至榻前，上即谓某曰：「隆祐太后此月初九日已离洪之虔州矣」。二十二日，给事中汪藻、中书舍人李正民献议，请车驾幸平江迎敌，缓急登海舟以避。从之。二十三日，黄榜幸浙西迎敌诏，士民读之，有流涕者。二十五日，车驾进发，从官从后，节次赴行在。是夜四更得报，金人犯广德，车驾复回。又杜充奏，二十日大战江上，王𤫉不策应，是致军败。二十六日，车驾还越。是夜，范宗尹除参知政事。二十八日，有旨巡幸四明。是日雨大作，车驾出门驻城外。某同台谏泊曹娥堰下。二十九日，御舟过曹娥堰，舟船拥并，留三日不能前，遂出陆。

十二月，初一日，车驾在馀姚路中。初四日，车驾至明州。初九日，参知至都堂问边报。凌晨，闻卫士作闹，中军统制辛永宗以兵入卫，少顷即定。先是，遣监察御史林之平使闽广发船运，至是米舟百只至岸，朝廷以为天赐此便。兼闻敌骑已犯建昌，且遣人传檄邵武，遂有乘桴之计。即下令每舟一只载卫士六十人，人不得过两口。渠辈相谓曰：「我有父母」。或曰：「我有二子，不知所以去留」。诉于皇城司内侍陈宥，宥率众人同禀于朝。是日宰执入奏事，至殿门，宥迎诸公言之。卫士立砌下，人既众，陈诉纷纷，稍出不逊语，间有斥骂者。殿帅李质挺身当立止遏之，诸公趋入殿门，遂止。事出一时，非本谋为乱也。初十日，某蒙恩除御史中丞，日下供职。十二日，诛亲从四人为首者，馀皆分隶诸军。明日又诛数人。于是除衡门外卫士，尽废。十四日，报杭州守贰而下皆遁，敌骑至城下，城中不知。十五日，雨大作。先是，某上言：「车驾仓皇迁避至明，已近旬日，未曾御殿，何以慰安中外？乞依常礼见百官卫士，以解危疑之心」。有旨，十五日御殿，依例望拜二帝。至是，百官班未入，闻杭州之报，上擐甲坐小殿，排办出城。士大夫去者有风涛之患，留者有兵火之虞，相别殿门外，皆面无人色。是日上登舟。十六日，御舟乘早潮发至定海。十七日，有旨，差某同汪藻留明州商量军事。前一日得报，敌遣人使入明州界，不欲令至行在，遂遣宗尹复回四明应接之，因令宗尹尽护诸将，且应报诸路文字。宗尹请某同行，及欲汪掌制撰文字也。十八日，回舟至明，奉使卢伸来自金军，云：七月同崔纵过河北，纵被留，伸随军前来。初渡江，杜充战不利，差人下劄子议事，意欲投降者。既至建康，充领兵而遁。所遣使即破和州所得归朝官程晖，非其国人也。与宗尹商量，既非专使，恐不必见，遂不复见之。伸所携国书语极不逊。二十日，闻郭仲荀退遁嵊县。先是，车驾发越州，以仲荀充浙东宣抚副使，张俊充浙东制置使。俊既勾回罢制使，复以李邺为之，仲荀遂退师。是日李迨奏，仲荀所遣钱塘江把隘兵二千馀人焚劫萧山而去。又信州报，敌破抚州，掳知州王仲山归洪州，需金银来赎。乃以仲山之子为抚倅，使之括取抚州之物。杜充所遣属官直徽猷阁陈起宗至，云金人昨在太平州界夹沙渡对岸下寨，我为备甚严，敌时以一二小舟渡江近岸，即杀退之，或沉其舟。一日正昼对江拽阵而去，五军旗帜一一可数。把隘兵相贺云敌退矣，不知其绐也。是夜，用数十舟载马百馀匹横江直渡，支备不及，因致溃散。其馀敌骑皆浮而济，以江水极浅故也。充欲领众归行在，今既路阻，不能归矣。是晚，颐浩与宗尹书云，杜在真州甚的。又得信州报，敌犯吉州境，知州杨渊而下弃城而去。二十二日，报敌骑于十八日巳时过钱塘江，在鱼浦。至十九日骑渡，绝不知其数。是日得旨发回，晚复登舟。二十三日，至定海，大风鼓浪，舟反侧不定，凡三日方止。二十六日，出江口，泛海洋，趋昌国而去。晚泊一山下，得富直柔报云：李邺报，贼使人招降越州，恐直趋四明，已定二十七日之天台矣。二十七日早，至昌国，同宗尹入见舟中。是日食时，御舟发昌国。先是，告报每闻御舟笛响，即诸舟起碇而发。御舟以红丝缨为号，馀各以一字，如参政即以「参」字，枢密即以「枢」字之类，书之黄旗之上，插之舟尾。二十八日，风不顺。舟人云，每岁尽，海上即数日南风，谓之送年风。

九月二十一日，承奉郎、试起居郎臣胡寅谨沐浴百拜，上书皇帝陛下：伏睹诏书，以敌人侵陵，备禦不给，遂有移跸之意，右顾岳鄂，左趋吴越，安危利害，下询群臣。臣时骇然，不意清问之及此，何者？陛下自钱唐来幸江宁也，有诏曰「以援中原」矣。及至江宁，以旧邸之名，符启建之义，改为建康府，以昭受命之祥也，有诏曰「兴邦正议于宏规」矣。继而深惩维扬之祸，遣奉隆祐太后，以六宫及百司不与军旅者之南昌也，有诏曰「朕与二三大臣、帷幄宿将，坚守不动，誓有一死，以答群生」矣。前后三诏，近在半年之中，而今来诏音不同如此。退伏思念，至于旬时。陛下以安危利害访于在庭，苟或虑之不精，计之不审，以害为利，以危为安，偷顾目前，妄有建白，则其负诬圣明，迷误社稷，罪在不赦。辄陈愚见，不避斧钺，泛论建炎谋国之失，而陈拨乱反正之计。念时事之迫切，仰德义之广大，冀功效之可立，忘触冒之难恕，惟陛下留神省察。臣闻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今臣所陈不免追咎既往者，盖谓建炎已来有举措大失人心之事，今欲复收人心而图存，则既往之失不可不追咎，不可不改故也。一昨陛下以亲王介弟受渊圣皇帝之命，出师河北。二帝既迁，则当纠合义师，北向迎请。而遽膺翊戴，亟居尊位，遥上徽号，建立太子，不复归觐宫阙，展省陵寝。斩戮直臣，以杜言路；南巡淮海，偷安岁月。敌兵深入陕右，远破京西，漫不治军，略无捍禦。盗贼横溃，莫之谁何，无辜元元，百万涂地。怨气上格，日昏无光，飞蝗蔽天，动以旬月。方且制造文物，糜费不赀，猥于城中，讲行郊报，朝廷动色，相谓中兴。敌骑乘虚，直捣行在，匹马南渡，狼狈不堪，淮甸之间，又复流血。逮及反正宝位，移跸建康，不为久图，百度颓弛。淮南宣抚，卒不遣行，自画大江，轻失形势。一向畏缩，维务远巡。军民怨咨，如出一口。存亡之决，近在目前。凡此节次十馀条，皆所谓举措失人心之大者也。自古衰亡，固不足道，请以中兴者言之。夏少康、周宣王、燕昭王、越勾践、汉光武，莫不任贤使能，修政事，治军旅，而其奋发刻厉，期于必成者，则又本于愤耻恨怒之意，不能报怨，终不苟已，所以光复旧物，各称贤君。未有乘衰微决绝之后，窃窃焉因陋以为荣，施施焉苟且以为安，而能久长无祸者也。为陛下计，当如何？而黄潜善、汪伯彦、颜岐顾以乳妪护赤子之术待陛下，曰：「上皇之子殆将三十人，今所存惟圣体，不可不自重爱也」。曾不知太祖勤劳取天下，列圣兢业嗣守，不敢坠失。今也宗庙为草莽堙之，陵阙为畚锸惊之，堂堂中华，戎马生之；赫赫帝图，敌骑营之。然则潜善、伯彦所以误陛下，陷陵庙，蹙土宇，丧生灵者，又岂燕昭、越践、汉光武之比乎？本初嗣服，既不为迎二帝之策，因循远狩，又不为守中国之谋，以至于今，德义不孚而号令不行，刑罚不威而赏爵不劝。巡幸所至，民以淮甸为戒；驻跸所在，人以敌至为忧。东南之州郡几何，翠华之省方无已，若不更辙以救垂亡，则陛下永负孝弟之愆，常有父兄之责。人心已去，天命难恃。虽欲羁栖山海，跋履崎岖，臣恐非所以为自全之计也。为今之策，愿陛下一切反前失而已，则必下诏曰：「继绍大统，出于臣庶之谄而不悟其非；巡守东南，出于侥倖之心而不虞其祸。经涉变故，仅免危亡。盖上天警戒于眇躬，俾大宋不失于旧物。金人以无厌之求，喋血中华，蚕食并吞，扶立僣伪，以乱易治，俾臣作君。朕义不戴天，志思雪耻。父兄旅泊，陵庙荒残，罪乃在予，无所逃责」。以此号召四海，耸动人心，不敢爱身，决意讲武。然后选将训兵，戎衣临阵，按行淮甸，上及荆襄，收其豪英，誓以战伐。天下忠义之士，必云合而景从，天下武勇之夫，必响应而飙起。国用不足，于此不患无财，甲马不强，于此不患无备。有道多助，孰不顺之？秦陇虽遥，壮士骁骑即可坐致；齐鲁虽失，饶财厚货必自竭输。陛下凡所欲为，孰不如志？其为利害，岂与退保吴越、日就灭亡同年而语哉！臣不自量，每切愤叹，既未能被坚执锐，先启戎行，而服业简编，讨论古昔，固当忘其昧陋，少赞经纶。辄为陛下画中兴之策，莫大于罢和议。盖和之所以可讲者，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利害相当故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而其议则出于耿南仲，何也？渊圣皇帝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之计，每因王黼谗说，颇曾解纷，亦缘上皇仁慈，本无移易太子之意也。既而渊圣嗣极，递迁前朝大臣，而邦彦为次相。金人遽至城下，邦彦谐谑小人，乌知远虑，遂献和议，而南仲以宫傅之重，方奉椒房出奔，闻六飞坚守，至陈留而返，自愧其失，因附邦彦而沮种师道击敌之谋。于是覆邦之患，滋蔓而起，分朋植党，必欲自胜。主战伐者，李纲、种师道两人而已。几会一去，国论纷然，中制河南之师，必使陷没，以伸和议之必信。二帝远去，宗族尽徙，中原涂炭，至今益甚者，本缘南仲主持邦彦，以报私恩，不为国虑之所致。其朋徒附合，狠忮胶结，宁误赵氏，不负耿门之所为也。使其可和，则渊圣执德不坚，驯致祸败，而陛下卑辞厚礼，避地称臣，无所不用其极！乞和之使接武于道，宜其少缓师矣，何乃累年而尚无效耶？自古中国盛强，如汉武帝、唐太宗，其得志边方，必并吞扫灭，以示广大，侮亡取乱，极其兵力而后已。中国礼义所自出也，恃强凌弱犹且如此，今乃以廉退慈仁君子长者之事，望于侵凌强暴反覆无常之尼雅满，岂有是理哉！若以为强弱之势绝不相侔，纵使向前，万不能抗，则自古徒步奋臂，无尺寸之地而争帝王之图者，彼何人哉！伏望陛下明照利害之原，罢绝和议，刻意讲武，以使命之币为养兵之费。此乃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汉高迎太公、吕后之谋，断而行之，坚确不变，庶几敌人知我有含怒必斗之志，沙漠之驾，或有还期。不然，则今僻处东南，万事不竞，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帝，馈子女则孰多于中原之佳丽，遣大臣则孰加于异意之宰辅？深思远虑，反覆计之，所谓乞和必无可成之理。昔北敌至澶州，王钦若、陈尧佐请幸吴蜀，惟寇准劝亲征。及成功之后，钦若羞恨无以藉口，则撼真宗，曰：「当是时寇准亦岂有好计，但是热血相沃，譬如博钱，以陛下为孤注耳」。使人君不明，则钦若之言为爱君，而寇准之功为幸胜。今之议和者，其情状一一出于此。苟能息绝其议，陛下不藉之以塞民望，大臣不藉之以宽己责，则必为善后之图矣。夫事有缓急，治有先后。既定议讲武，则其馀庶务，有日力不暇给者，当置行台以区处之。今典章文物，一切扫地，百司庶府，殆为虚设。其必不可缺者，惟吏部、户部为急。诚使江淮、两浙、湖北并依八路法慎择监司而付之，则吏部铨事亦复减省，不过置侍郎一员、郎官两员、胥吏三十人，则所谓磨勘封驳奏荐常程之事，可按而举矣。户部所以治天下财赋也。今四方供贡久不入于王府，往往为州郡以军兴便宜截用。经常一坏，未易复理。窃观行在支费，每月无虑八十万，惟以榷货、盐利为无穷之源耳。故臣谓宜置行台，或建康，或南昌，或江陵，审择一处，以安太后六宫百司，以耆哲谙练大臣总台，谨守成法，从事郎吏而下，不轻移易，量留兵将，以为营卫。命户部计费调度以给之，其虚名无实徒费国用之所，一切省罢。陛下奉庙社之主，提兵按行，广治军旅，周旋彼此，不为定居。惟是侍从臣寮、师臣监司、要害守牧，则当加意，以时进退其贤不肖功罪之著明者。而馈饷之权，自宜专责宰相，而选委发运以佐行于下，如汉委萧何以关中，唐委刘晏以东南。经制得人，加以岁月，量入为出，何患无财？所谓宰相之任，代天理物，扶颠持危，其责甚重。非特早朝晚见，坐政事堂，弊弊然于文具无益之末，移那阙次，以处亲旧，济其私欲而已也。古之人君临政愿治，必委任宰相，岂徒体貌崇重，一听其所为，亦必深相提策，务为明白，计日累月，以考功绪。陛下视今日国势，孰愈于前日乎，此在宸心所自鉴照，臣未敢深论也。夫大乱之后，风俗靡然，躬率而丕变之者，则在陛下务实效，去虚文。夫治兵必精，命将必贤，政事必修，誓戡大憝，不为退计者，乃孝弟之实也。遣使乞和，广捐金币，不耻卑辱，冀幸万一者，为孝弟之虚文也。屈己致诚，以来天下之士，博访策略，信而用之，以期成功者，乃求贤之实也。未见贤若不克见，既见则不能由之，或因苟贱求进之人，遂乃例轻天下之士，姑为礼貌，外示美名者，为求贤之虚文也。听受忠鲠，不惮拂逆，非止面从，必将心改，苟利于国，即日行之者，乃纳谏之实也。和颜称善，泛爱其说，合意则喜之，不合则置之，官爵所加，人不以劝，或内恶其切直，而用它事迁徙其人者，为纳谏之虚文也。将帅之材，智必能谋，勇必能战，仁必能守，忠必不欺。得是人而任之，然后待以恩，御以威，结以诚信，有功必赏，有罪必刑者，乃任将之实也。庸奴下材，本无智勇，见敌辄溃，无异于贼。与之亲厚，等威不立，赐予过度，官职逾涯，将以收其心，适足致其慢。听其妄诞张大之语，望其朴实用命之功者，为任将之虚文也。简汰其疲老病弱，升择其壮健骁勇，分屯所在，置营房以安其家室，聚粟帛以足其衣食，选众所畏信者以董其部伍，申明阶级之制，以变其骄恣悍悖之习。大抵如周显德年中世宗命我太祖之意。然后被之以精甲，付之以利器，进战获首虏则厚赏，死则恤其妻孥，退溃则诛其身，降敌则戮其族，令在必行，分毫不贷者，乃治军之实也。无所别择，一切安养姑息之，惟恐一夫变色不悦，幸无事则曰大幸矣，教习击刺，有如聚戏，金鼓之节，旗帜队伍，皆习敌人之所为，纪律荡然，虽其将帅不敢自保者，为治军之虚文也。慎选部刺史二千石必求明惠忠智之人，使久于其官，惩革弊政，痛刈奸赃，以除民害，虽军旅骚动，盗贼未平，必使宽恤之政实被于民，固结百姓将离之心，勿致溃叛者，乃爱民之实也。诏音出于上，虐吏沮于下，诳以出力自保，则调发其丁夫，诱以犒设赡军，则厚裒其钱谷、弓材弩料、竹箭皮革。凡干涉军须之具，日日征求，物物取办，因缘奸弊，民已不堪，乃复蠲其税租，载之赦令，实不能免，苟以欺之者，为爱民之虚文也。若夫保宗庙，保陵寝，保土地，保人民，以此六实者行乎其间，则为天子之实也。陵庙荒圮，土宇日蹙，衣冠黔首为肉为血，以此六虚者行乎其间。陛下戴黄屋，建幄殿，质明辇出房，雉尾金炉，夹侍两陛，仗马卫兵，俨分仪式，赞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既退，宰相大臣卑卑而前，󲦤笏出奏，司辰唱辰正，则驾入而仗出矣。以此度日，而国势益卑。彼粘罕者昼夜厉兵，跨河越岱，电扫中土，遂有吞吸江湖，蹂躏衡、霍之意。吾方挟持虚器，茫茫然未知所之。此则为天子之虚文也。伏望陛下留意实效，勿爱虚文。于此七者，奋发慷慨而力图之。今宿卫单弱，国威销挫，臣尝言乞早勾发京师卫士赴行在，又降等杖于两浙，福建、江东西、湖南北、四川、两广，抽拣禁军贡发充御营正兵，增厚其月廪，精加训阅，陛下自将之。天子之军既强，则中国之变自弭。昔汉高祖尝大败于成皋矣，与数骑渡河入张耳、韩信军，夺其印，易置诸将，军遂复振，此得御将之大权。虽知如韩信，且莫能测，宜其取秦灭项甚易。陛下今欲于刘、韩、张、辛四人之兵有所移易废置，臣知其不能矣。权既偏重，柄既倒持，彼必谓陛下不能一日而舍之，夷踞桀骜，日以滋起。陛下以孤立之身寄于其上，安能使此四人者常无怨怒，相激而不为变乎？刘、苗之乱，率尔而作者，坐此故也。汉献帝时主柄下移，不能自立，李傕、郭汜以偏裨小将，互劫乘舆，至以臭牛之骨，与帝进馔，万乘人主为叛臣所质，此既往之鉴也。臣谓今日见在兵必不可用，既未有以大更易之，莫若先集天下劲兵以强御营之势，然后可以弹压悍将骄兵。悍将骄兵既不敢妄动，就纪律，则四方横溃之军及群起不逞之盗，必自贴息。犹有披猖不轨者，遣偏师以锐卒往禽灭之，遂罢招安之策。况陛下以雪耻复仇为己任，仗大义而行，天下凶顽不义之徒，固将敛衽倒戈而听驱使之命矣。汉光武为铜马帝者，用此道也。东南之禁卒既起，则又命福建团结枪杖手，建、汀、南剑、邵武四郡精选万人，各择其土豪使部督之，各屯本处以俟兴发。命两浙募水手，并选发诸州撩湖捍海等兵，尽付水军，教习战舰。命江东西、湖南北募弓手，以在官閒田给养之，人得一顷，正税之外，其馀科须一切与免。命广西及辰、沅、鼎、靖于见数峒丁中，实料有技能壮勇者，不取虚数，分番践更，屯戍襄阳，为山林溪谷之援。以京西、淮南荒废无主之地为屯田，招集两河、山东及本路流徙之人，略依古法均节之，择强武者训习，使且耕且战。文武臣中有明习营屯之事肯承任者，用以任之。凡此六条，虽非讲武必为之急，亦不可不为之助。陛下试使执政大臣委弃簿书细故，勿设他说以相论駮，日夜图回，择人而为之，必见绩状。于是时而兵不强，敌不畏，盗不息，然后可以归之天命，无所复为矣。不然，是自弃也。陛下苟有自弃之心，而欲于目前三四庸将、数万溃卒中求为久安，三尺童子亦知其不能矣。或者必曰：军旅之兴，民最受弊。今若如前所陈，恐未能有损于强敌，而先已自残其民矣。则臣应之曰：自敌南牧以来，国家岁岁以和好自处，未尝敢以兵刃北向，凡以爱民，恐劳之也。然大河以南，连亘数十州之地，城覆民屠，不可胜计，岂用兵之罪耶？设有一城一邑能率厉兵，誓以死战，一郡不克，一郡继之，不犹愈于束手屈膝，毙于白梃之下哉！惟在任将相使处置合宜，则虽使民以死，尚且不怨，况欲用兵以保卫赤子乎？汉光武既灭新莽之后，东征西战尚十馀年，而后天下大定。当时岂无劳民费财之事，所计者大则有所不暇恤，顾能于军旅扰攘之中，常有爱惜生灵之意，故天助而人归之。苟坐视四海流血而避用兵之劳费，则是舜不当征苗，启不当讨扈，高宗不当伐鬼方，宣王不当伐猃狁。以噎废食，非通时务经国之远猷也。自古图王霸之业者，必定根本之地而固守之，而非建都之谓也。陛下家世都汴，舍汴何都焉？今欲用关中而制山东，则力未能至。按南渡六朝之遗迹，则舍建康不可。虽然，欲谋进取，则非坚坐不动之所能。必观进取形势之便，用之而图成。臣窃谓惟荆襄为胜。春秋之世，楚尝以是抗衡上国，窥周问鼎。三国割据，曹操闻孙权以荆州假刘备，则失箸而骇。六朝建立，虽南北之形已判，亦必增重上流。庾亮欲经略中原，则先分戍汉沔。宋太祖欲伐魏，则先广襄阳资力。故晋何充谓荆楚国之西门，地带赵、蜀，得人则中原可定，失人则社稷可忧。今湖北接京西，虽无大险，然方城为城，汉水为池，管仲之所不敢轻。盖地近中州，上下不过千里，其要害易守，非如淮泗汗漫，平原按衍，四通五达，易入而难备也。曹操用兵，彷佛孙吴，而赤壁败亡，几于不救，则难易之势可见矣。诚能屯唐、邓、襄汉之田，以养新兵，出广西、武陵峒丁，并施、黔、獠军筑坚垒列守汉上，阻以水军，经以正军，纬以弓手民军，牵制江、黄，呼吸庐、寿，则进取之基立。然后陕西声气血脉通达，而骑卒可至，川广之富皆犹外府，易以拱挹。其比于漂泊大江之南，栖伏东海之滨，险易利害，相去远矣。建康固是六朝旧都，甘守偏隅，迁延国祚，亦何不可？臣独以为不可焉，盖为陛下之责与晋元帝不同故也。西晋为刘聪吞并，无复能立，怀、悯两君皆以弑殒，故元帝自琅邪王，又凭王敦专制淮南十年之威，起而缵祚，然传世十帝，享国百年，强臣内叛，边骑外迫，其得仅存，犹缀旒耳。当时非无谋臣猛将提重兵出入，终不能复取中原者，非独天运，亦势使然也。今陛下之父兄在敌中固无恙，穹庐蛮帐，羁栖杂聚，其衣服饮食居处动静，岂得比中国民庶中人之奉哉！其闻陛下嗣登宝位也，必日夕南望曰：「吾有子弟为中国帝王，吾之归庶有日乎」？痛维愁荒屈辱之中，发此念，为此言，于今三年，日迫月切。而献谋者方欲导陛下南狩，日远日忘，遂无复国之心，别求建都之所，此臣所深不喻也。今河北、河东之民知朝廷不复顾思，已甘心事敌，山东、京西、淮甸之民犹冀陛下未忍遽弃，若更迟延岁月，无以及之，则怨恨陛下而为敌国者，所至皆然，亦何必粘罕邪？于此而欲建都，非特不可，亦必不能矣。故臣愿陛下先命吕颐浩、杜充分部诸将过江，广斥候，治盗贼，自以精兵二三万为舆卫，于稳密州郡速置营屋，以安存其所谓老小者。陛下提此兵渡江而北，缓辔而上，遣使巡问父老，抚绥挺刃之馀民。至于荆襄，规模措置为根本之地，犹汉高之于关中，光武之于河内。虽巡历往来，征伐四出，而所固守必争而勿失者，以荆襄为重。陛下方富于春秋，非如昔人白首举事，觊万一之成者。诚能坚忍耸厉，坐薪尝胆，悠久为之而不能济，则书传所载周宣王、汉光武之事，皆为妄言以欺后世，无足信矣。陛下聪明洞照，必不谓然也。上世帝王为治之道，敦睦宗族，强本弱枝，所以巩固基扃，绍延佑命，故三代有天下皆传数十世，而周又特为长久，盖以大建宗室，以自藩屏故也。原其用心，盖以天下为公而不以为私分，非如后世以智力把持之，褊心多忌，虽有骨肉懿亲，眄眄然不借以尺寸之权，而恐其伺便轧己。亡秦是已。汉以为鉴，遂大封同姓，非刘氏不王。及其久也，光武、刘备皆以宗室倡义而起于灭绝之后。夫汉高固欲为久远无穷之虑，非为其一身也。以为不如是不足以大庇子孙，万世血食。然则封建宗室者，乃固守天下之要术也。今陛下之族北去者众矣，所幸免亦几何？而黄潜善、郑瑴小人之见，本无远识，谓陛下以支子入继，又不缘传付之命，国步未夷，恐肺腑之间不无非望之冀。考其行事，必曾进言恫疑虚喝，以恐动宸心。故自南郡以至维扬，诛窜之刑，疑忌之意，相寻继见。虽其罪戾或自贻戚，然亦恐未必尽出治亲齐家之美意。审如是，欲以保国而延历，难矣。今宜于同姓中不问亲疏，选择贤才，布之内外，广加任使，其望实杰然出众者，陛下宜留之宿卫，夹辅王室。其有克敌戡难之功者，宜渐为茅土之制，星罗而棋列，以慰祖宗在天之灵，以续国家如线之绪。使仇敌知赵氏之居中国者尚如此其众，既失而得复者，非独陛下一人而已。则其扑炎火之横心，立异姓之逆谋，庶其少息乎？夫创业垂统之君，必立纲纪以遗子孙，继世承序之君，必守纲纪以法祖宗。纲纪存则存，纲纪亡则亡，所系如此。夫一君子进，众小人未必退，一小人进，则众君子必退矣。势不两立，而于君子为难，盖其道固如此。仁宗皇帝在位最久，得君子最多，小人亦时见用，然罪著则斥之，君子亦或见废，然忠显则收之，故其成当世之功，贻后人之辅者，皆君子也。至王安石则不然，斥绝君子，一去则不还，崇信小人，一任而不改。故其败当时之政为后世之害者，皆小人也。仁宗皇帝所养之君子既久且远，日以消亡矣。安石所教之小人方新而近，其蕃息未艾也。所以误国破家至毒至烈，不知已时。然则，陛下欲求君子而用之，而不爱爵禄以待其人，岂非甚不易得者乎？君子未得，而已试无堪、败事显著之小人，稍稍类聚，其未至则召之，惟恐其不来，其既至则用之，惟恐其不速，混然杂进，其党必集。所谓悔过用贤之意，与陛下反正之初绝不侔矣。陛下土地金帛能有几何，岂堪此辈大言轻舍，尽输之敌国耶？将以汲引豪杰，延致英雄，而标的如此，是犹却行而求前，北辕而适越尔。夫以贤治不肖，此治平以前陛下之家法；以不肖治贤，此熙宁以后陛下之家戒。矧当今日，否塞之气充牣于中原，阴长之滋勃兴于兵革，非得希世异材，上下内外迭任交用，泰何由复，而否何由倾乎？此纲纪国家之一事也。右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汉高祖用韩信、彭越，不以加于萧、曹；光武用贾复、耿弇，不以加于邓禹；唐太宗用李靖、李绩，不以加于房、杜；蜀先主用关、张二公，不以加于诸葛孔明。非独其礼文等降不同，其诚心所以待遇之亦异。今儒学衰息，未有巨贤硕德屹乎朝廷，以收运筹指踪之功。陛下所深恃以为心膂爪牙者，惟三四庸将耳。夫此数人者以近时论之，曾不足以当种师道之厮役，况望古昔名将乎？而偃蹇厖然，当负重寄，使平寇盗，尚或未能，岂敢冀其向敌人发一矢也？自愧无以塞责，则大言诡论以上欺睿听，慢辞倨礼以下视朝士，谓今日祸乱皆文臣所致耳。敌人方强，不可与争锋，必以退避自保。乘时而动，又不钤勒其众，动则溃，溃则盗，盗则招，招则官，反复循环，无有穷已。其为国家之害，岂文臣所敢望哉！窃闻陛下推心抚之，失于太厚，出入内禁，不以时节，小人不知义理，习于所熟，以为君臣上下犹朋辈然，恃凭威灵，无有纪极。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臣愿陛下委大臣以心腹，待近臣以礼貌，当使南衙朝士气势重于此徒。天下抱才自爱之人，必愿立于左右，缓急之际，必有能为陛下竭忠尽节不愧古人者矣。与樊哙为伍，韩信犹羞之，况儒士乎！臣参奉内朝班缀之后，欲求近臣如汲黯之流，气折淮南，多得羸驱弊舆，惴惴然于长戟大马之中，卒伍贱人皆得以恶声谁何之，不敢正色忤视，少拂其势。从臣如此，况其下者乎！唐制，监察御史秩七品，衣绿，至卑也。然衔命出使，则节度使且櫜鞬郊迎。本朝沿此意，郎官出使，则序位在转运使之上。凡此盖欲尊重天朝，习民于上下之分也。故事，宰相坐待漏院，三衙管军于帘外，倒仗声喏而过。吕夷简为相日，有管军忽遇于殿廊，年老皇遽，不及降阶而揖，非有悖戾之罪也，夷简上表求去，以为轻及朝廷，其人以此废斥，盖守分之严如此。今见其分庭抗礼矣。推此类非一日长不已，陛下不为之别异表著，是自削堂陛，无复等威，亦将何所不至哉！此纲纪国家之二事也。治天下者必取笃实躬行之士，而舍浮华轻薄之人，所以美教化，善风俗。本朝自熙宁以前，皆守此道，至王安石以佛老之似乱周孔之实，绝灭史学，倡说虚无，以同天下之习。其习既同，于今五十年，士以空言相高，而不适于实用，以行事为粗迹，曰不足道也。其或蹈规矩，守廉隅，稍异于众，则群嘲而族笑之，以为异类，纷纷肆行，以至败国。二帝屈辱，羿、莽擅朝，以为是适然耳。伏节死难者不过一二人，此浮华轻薄之为害也。夫欲变风移俗，惟系上所好恶。韩琦、富弼在朝，文武两班升朝官以上即不许自陈磨勘，皆听检举，所以养劝廉耻，恢张四维，故当时人知自重，风俗忠厚。至今乃有身为从臣而自陈磨勘，乞覃恩转官，不以为耻者矣。推而上之，见利必忘义，贪得必患失，遗其亲，后其君，背叛篡夺，便可驯致，此明君之所甚畏而深戒者也。今万化之原，本于陛下，苟力行孝弟，则天下忠顺者来矣。好贤远佞，则天下名节者出矣。赏清白，则贪污者屏矣。崇行义，则奔竞者息矣。旌能实，则谬诞者惩矣。贵忠厚，则残刻者远矣。苟反此道，则颓波日漫，必至于糜烂而后已。至于文辞之丽，言语之工，倒置是非，移易黑白，诚不宜任用，以为浮薄之劝也。靖康二年，著作郎颜博文佞谀张邦昌，则曰「非汤武之干戈，同尧舜之禅让」。及为邦昌作请罪表，则曰「仲尼从佛肸之召，本为兴周；纪信乘汉王之车，固将诳楚」。博文，近世所谓能文之士也。其操术反复如此，故廉耻道消，四维大坏，则社稷随之，陛下何利焉？此纲纪国家之三事也。法度者所以治天下之具，号令者所以行法度之几，而信义者所以出号令之实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圣人重信，至于易死，疑若太过。鄙夫陋儒以智诈谲诡为术者必忽此言，然真宗澶州与契丹结盟，契丹守之百有二十年不敢先动。宣和宰相王黼一旦败盟举兵，结远夷，伐与国，取景德誓书还之天章阁，天地鬼神所临重誓，自我背之，遂使敌人得以藉口。夫金人何憾于我哉，皆契丹惎之，假手借兵，报灭国之怨耳。失信之祸乃至于此，孔子之言良不为过。而近日以来，朝廷失信于民尤甚。臣不能遍举其目，但如所谓「前降指挥更不施行」，如所谓「已差下人别与差遣」，此等奏语，必日闻于冕旒之侧矣。陛下何惜，不敕大臣俾审熟思虑，而直为此反汗之失，以欺骇四方之听乎？今外州郡专制，不禀朝命者渐多有之。所恃以指挥役使，惟在号令。出之不审则轻，守之不固则疑，轻而且疑，则制命之权不在陛下矣。承受既数，奉行实难，不曰略与应破指挥，则谓早晚必又更改。近在朝廷，尚有此风，远而四方，从可知矣。陛下纵有真贤实能付之民社，仁政惠泽播之黔黎，以是之故，何由责其功效？百姓虽愚，然习于知见，必谓朝廷之令率皆诳我。是心一萌，奸雄得以诱之矣。此纲纪国家之四事也。郡守县令者，亲民之官。监司者，统临州县之长。天下之治起于一县，县治则州治；州无不治，则天下治矣。明主必慎择居此之人，既得其人，必久任之，以考功罪之实，而施赏罚焉。近日已来，朝廷移易郡守监司，无月无之，殆不可胜纪。东南路分不过十数，何为纷纷如此？陛下宜察其故矣。谓其不才而罢之耶，则曷若考慎于未命之前也。顾恐未必然，特出于用事者之私意耳。民力已困，财用已竭，溃兵剧贼方羊乎其间，戎务军须交制乎其上。朝廷忧劳叹息，而未能救，尚忍不为择忠信之长、慈惠之师，以抚绥之乎？臣愿深诏大臣，自今已往，于郡守监司县令，断以三年为任。非有大过，勿轻移改，县令不许辄从奏辟去官。其有贪污为民害者，举祖宗法痛惩治之。仍许内外侍从官举所知堪为令者，岁一人，后不如举，贬秩示诫。留意此事，庶几斯民于鼎沸之中有苏息之望。又今吏部无阙以待入官之人，士无所得禄，一切苟且，求权摄以度日，见居官者不能胜任，逆避患害，则求差檄干办之名，苟营俸粟，无复宿业之志，欲事治而民安难矣。今欲乞专委诸路帅臣、转运、提刑，不以远近，共限一季，申明部内见任及阙官已授未到职位姓名，参三司之实，付吏部为案柢以行差注。诸有以便宜从事辟置官属者，必用曾任令录以上无过犯人。其奏补出官及曾以不职无治状罢者，不听奏举。奏补人必依旧法试铨，无铨则于逐路运司岁一试之，仍增时议问策各一首，精其选，少其数，中格则出官，以绝请求贿赂冗食之弊。肃清仕路，政在得人。此纲纪国家之五事也。臣禀赋凡下，无大过人，然夙夜思之，又考之往古，揆之公论，所得如此。于当世之务虽未能尽，亦可见其大概矣。维陛下动心加虑，反复而求之，隆宽降意，开纳而听之。万一可行，则至诚恻怛，奋乾之健而速图之。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以为今日难于前日，安知后日不又难于今日乎？往者虽不可复追，不当谓无可为者而遂已也。天定胜人，大福不再，深可忧惧。今年之春，震雷大雪，白虹贯日，中有黑子，钱塘之变，实先垂象。恭以上天之仁，眷顾陛下恳恳至厚，所以申命用休者不啻再矣。陛下出于屯难，侧身怨艾，亲近书史，引对多士，减彻玩好，躬亲庶政。亦非复维扬之比，臣民共知，不可诬也。然任至重者力必强，责至大者忧必深。天下万姓以二帝之故，所望于陛下者，非止如是而已，乃闰月金犯大火，芒怒赫然。九月朔旦日有食之，车驾复有思患预防之行，明堂遂虚，阳德大弱。钱塘受辱之地，岂可再枉六飞？县名柏人，汉祖不宿。若趋会稽，幸三衢，则地形穷僻，扈卫益劳，贡赋不通，财用益窘，道路艰阻，朝觐益稀，邮置迂深，命令益隔。人知陛下无复兴之志，威权日削，无可瞻望，投戈四逸，孰能止之？惟有臣区区之言，理明事顺，思迎父兄，誓报仇敌，奋志强厉，有进无退，庶足以感发军情，率先将佐于危绝之中，求生全之道，此非怯懦畏避之所能济也。不然，而姑恃天命之不庸释，是犹不耕于田，枵腹以待嘉谷之旅生；不绩于麻，露肌以待野蚕之成茧，事理之必无者矣。又惟斯民戴宋无二者，徒以祖宗德泽深厚，人未忍忘，虽甚涂炭，犹未瓦解，虽甚怨怒，犹未反叛。然以比来巡幸所过观之，道傍里县之民，一切空尽，以避兵卒，其甚者田畴荒莱，室庐破毁，生聚不保，满目萧条，殊非来苏望幸之美。传示四方，何以彰德？顷在建康，已获敌人之觇者，以此知敌人虽负十全之势，而限以长江，不敢轻渡。然屯驻山东，闻有数路并入之谋。陛下不深委将相，早为防遏，但欲深寻幽远，则回顾州郡，复为虚邑，必曰：「君王尚且畏避，何以责我守城」？民心睹此，安能久忍而无变乱？若不望风纳款，以事敌人，必将推贤择能以自保治。陈胜、吴广因民不忍，而刘、项乘之，秦遂灭亡者，盖本于此。古人称中兴之治者曰拨乱世反之正。秦不正而甚乱，汉高祖反之正而兴焉。王莽不正而甚乱，光武反之正而兴焉。隋不正而甚乱，唐太宗反之正而兴焉。唐末五代不正而甚乱，我太祖皇帝反之正而兴焉。反之正者，反易其道，究其败亡之由，尽更而去之，犹反覆手之易也。今之乱亦云甚矣，其反正而兴之在陛下，其遂陵迟不振，亦在陛下。敌人虽强暴，其亡可待，特恐中国豪杰因之而起，反我之乱，兴彼之治，则陛下之大事去矣。天下记之，野史书之，善恶荣辱，垂之方来，后人观之亦犹今之视昔。夫汤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楚以七千里而为雠人役。今粘罕之强未如秦，其横行于中国无人不怨，则有甚于始皇之于六国也。东南形势，控带江山，兼有吴楚之地，坤维岭海，提封自如，非如汤以七十里而起也，而乞怜偷生之势，乃甚于楚之为秦役。此臣所以日夜愤懑，为陛下痛惜，而伤大臣之过计也。昔宗泽留守京师，一老从官耳，犹能致诚鼓动群贼，北连怀、卫之民，誓与同迎二帝，皆相听许，尅期密应者无虑数十万人。不幸为黄潜善所恶，百方沮抑，愤悒而死，其志不就，群臣亦无敢以泽所谋达于宸听者。以此知人心未厌二帝之德，何况陛下身为子弟，责孰加焉？诚欲北向而有为，臣将见锄耰惨于长铩，奋臂威于甲兵，举四海惟陛下之用，决不为失策。惟在陛下断与不断，为与不为耳。五路事宜，张浚已行措置，今能使淮南、荆襄肘臂相应，山东合从，则敌人所守者数千里之地，兵分势离，批亢捣虚，攻其不备，多方以误之，不厌不退。以十年为期，陛下必能扫除群氛，一清天步，修上京之庙貌，拜巩雒之神皋，远迓父兄，归安凤阙，再亲仪物，永固皇图。陛下于时忧责方已，巍然南面，称宋中兴，永永万年，欣怀无斁。其与惕息遁藏，蹈危负耻，有如今日，岂不天地相绝哉？臣本疏外之踪，无所知名，误蒙眷求，擢侍左右，顾睐之温，宠遇之荣，多士流传，以为口实。重惟职司记注，掌书言动，丧乱已来，典籍废缺，官业不举，素餐是愧，况睹烽烟未息，敌骑凭陵，銮辂徬徨，民无死所。臣于此日得近清光，有知不言，有言不尽，苟非畏祸，即是欺君。震惧于衷，不能自已，戆愚抵冒，理合诛夷，宽仁如天，恃以无恐。倘或其言可采，有补大猷尺寸之功，垂名竹帛，是古人之所荣，微臣之至愿也。干渎威严，臣无任陨越俟罪之至。

建炎三年反正之始，枢密使张浚荐公可大用，申命前除。公辞，因致书宰相吕颐浩曰：「伏读四月八日赦书，首称遵用嘉祐条法，远方倾耳拭目，固以仁宗皇帝盛德大业跂望主上，而以魏国忠献辅佐勋绩，期于相公也。夫嘉祐政事，其大要本于爱民，始于审谋，成于果断。置宽恤司，诏均田税，募耕唐邓废田，收诸坊监及牧马馀田赋贫民，籍户绝田租，置广惠仓，出百万缗，赐诸路常平为籴本，弛江淮茶禁，通商收税。罢提点刑狱，武臣守令治有善最者，使久于其任。凡此数端，事方经始，必博采众谋，详究利害，立为条约，委曲周尽，故议成而举朝不异，令下而所至奉承，行久而弊端不见。至于军政修明，戎行辑睦，六军耸听而骄惰革，边方震慑而暴横消，则其政事本于爱民，审谋能断之明验也。今朝廷欲理兵政以强国，而官吏不知恤民以养兵，是欲稼之长而涸其水，欲木之茂而去其根，则与嘉祐本于爱民之意异矣。至于众谋纷纭而国论未定，命令交错而民听未孚，法制数更而下不知所守，其与嘉祐审谋能断亦异矣。夫审谋而不断，罔克有成，断果而不藏，必贻后悔。惟相公深究嘉祐政事本末，专务爱民。凡新旧法度与增添创置一切扰民之事，置司讨论，参稽众谋，穷极利病而后罢行，则政事可立，民心可安，军旅可强，雠耻可雪，宗社可宁矣」。朝廷遣使诣公所居，诏州郡以礼敦遣。寅时修起居注，上赐之手札曰：「卿父未到，可谕朕旨，催促前来，以副延伫」。公以建康东南都会，上既在是而眷待如此，行次池阳，会闻车驾移驻姑苏，将踰浙而东，公重感疾，遂具奏而返。是日亦敕下除公提举临安府洞霄宫。绍兴元年十二月，除中书舍人兼侍讲，公辞，因致书参政秦桧曰：「《春秋》大略贵前定，是故拨乱兴衰者，其君臣合谋，必有前定不可易之策。管仲相齐，狐偃辅晋，乐毅复燕，子房兴汉，孔明立蜀，王朴佐周，莫非策画前定，令出必行，故事功皆就。建炎改元，圣主忧勤愿治于上，大臣因循习乱于下，国制抢攘，漫无定论，玩岁愒日，寖失事几。于今五年，已极纷扰。天下之事未有极而不变者也。至于极而不变，则危者遂倾，乱者遂亡。考今民情，尚未溃散，犹可更张，虽事几已失，无半古必倍之功，而危可复存，乱可复治，无倾亡之患必矣。宜及时建白前定之计，振颓纲，修弊法，变薄俗，苏穷民，庶几观听有孚，以启中兴之兆。《春秋》序正官名而纲纪重事责归宰相，盖位隆则所任者大。上则启沃人主，经理朝纲，中则选用百官，赏功罚罪，下则兴利除害，阜安兆民。仰而深思，夜以继日，犹恐有不得者，而暇省文书接词诉乎？顷者，遵用元祐大臣奏议，合中书门下二省为一，而事不分决于六部，是循名而不得实，并与不并，无以异也。宜及时建白，令列曹尚书各得专达，各辟其属，久于其任，责以事功，而宰执不复亲细务，庶几奸蠹消除，渐可为矣。《春秋》以好生恶杀为心，犹于叛逆之党必诛而不赦，以用兵侵伐为戒，独于救患解纷，惟恐次止迁延而欲其速也，以此见圣人之情矣。盖乱常毁则赦而不诛，则天理必灭，贼虐无辜，视而不救，则人道必沦。故罪在五刑，上天所讨，大眚俱肆，《春秋》讥之。苻秦之世，凡叛逆者必加原宥，终复失邦，措身无所。比岁盗贼毒遍诸方，皆奸恶之徒乘隙肆暴，非迫饥寒，官吏不恤，弄兵潢池之赤子也。而谋国者尽用招安，不吝浓赏，遂使军民倾心健羡，远近纵横，莫之能止。宜及时建白，乘破李成、马进之锋，尽扫三楚绿林之聚，诛魁首，散胁从，庶几遗种馀民复得解衣而寝矣。《春秋》贵守土疆，耻于丧地，戒于失险。昔尚父周公以盛德大勋受封齐鲁，而俭于百里，虽列壤南面，而大夫必命于王朝。方伯虽得专伐，而遣将出师必请王命。昨建分镇，举河南、汝、孟帝都之地合为一镇，轻以授人。若此类可疑一也。废置僚属，事无待报，二也。足食足兵，专征阃外，三也。舍建康，栖东越，而以湖北为分镇，四也。诏令已行，诚难反汗，然有应机，无害于信者。宜申述前诏，得专征者谓攘外寇讨乱臣，如李成、马进之比，则当不拘常制，或无故举兵，自相吞噬，必以擅兴坐之。又别降指挥，以湖北一路与诸镇事体不同，当仍旧制，亦无失信之嫌。宜及时建白，保固形势，倚为基本，庶几有恢复之期矣。《春秋》大一统，遵王命，恶臣下分权，讳贱人犯上，历纪王正而不私朔，使举上客而不称介副，微者名姓不登于史册，所以严分正名也。比者虽命江表三省复归行阙，百司庶务决自天台，而宣抚重臣久居外服，诸方守将并假便宜。夫以便宜从事，本为出师，临机奏报不及，明有建炎赦文矣。诸路后来并不遵禀，或以察访为名而擅按他路，截留公赋，编营师臣，执杀郡守；或以节制为名，而擅兵外境，专斩命官，直转资秩，移易守将。或未被受指挥，先次便宜行事，或擅罢堂除监郡，自辟别路正官。凌蔑朝廷，于斯为甚。宜及时建白，收敛权柄，以弭分裂之形，严分正名，以遏侵凌之势，而后大经可正，民志可定矣。《春秋》恶以邪人塞言路，慎于遣使而重于用民力。台谏者朝廷纲纪所凭也，监司者外台耳目所寄也，守令者宣教条均赋役百姓所恃以安其生也。辨小事而不及大政，弹小吏而不及大官，三纲沦而不扶，九法斁而不救，则朝廷纪纲无所凭矣。漕臣理财赋而公私匮竭，宪臣理刑狱而盗贼公行，上下相蒙，莫知纠察，则外台耳目无所寄矣。惠泽壅而不宣，教条废而不守，暴虐百姓，与奸为市，贫穷孤弱冤苦失职，则田里无以安其生矣。宜及时建白，精选监司，刺举郡守，精选郡守，刺举县令；明诏台谏官，使论奏大事无入小言，则纲纪可肃，视听可用，赋敛可平，民力可裕矣。《春秋》戒失兵权而严于军律，以三纲为本，以民事为要，以赏功罚罪为先。昨者屡降诏书，专理军旅于行事，窃有所疑。伪楚篡逆之臣也，许录其亲属；金人不释怨之雠也，而遣使请和，其于三纲有未正也。河南江北，群盗啸聚，焚烧仓库，靡有孑遗，波汉之阳，外薄五岭，急征横敛，不务劝农，其于民事有未急也。误朝迷国之人，与尽忠死节之士，恤终赠典，略无差等，是赏未足以劝忠也。或擅兴专杀，或罔上奏功，罪状明白，典宪不申，是罚未足以惩恶也。然则，何谓理戎旅乎？本则不正，治于末流，虽力扼虎，气盖世，必无成功。而谓安定天下在于长枪大剑，此杨邠、史洪肇所以丧身及其国也，可不戒乎？宜及时建白，行《春秋》理戎之法，使天下心悦而诚服，则盗贼可弭，边土可拓矣。《春秋》尊严庙制，而谨于祀礼，故古者师行必载庙主，寓戎田猎，以乾豆为先，战而必胜，其有以乎？顷者南狩，神主豫选洪、虔，馆御荐享未肃，奉常有请，顾谓迁移穷僻，为已试之效，至乞更择五岭之西，迎奉前去者。时方涣散，格庙为本，奉先既隆，人心自属，而献议若此，如礼乐何？宜及时建白，尊崇礼祀，严致孝享，则人知所从来，而天下服矣。《春秋》不与公族大夫专政用事，而以亲贤为急。圣主屡诏诸方，津遣宗室，俾赴行在，优加宠奖，诚以昨者皇族北徙，枝叶已疏，必施茂恩以滋根干。宜及时建白，上稽帝尧明峻德、睦九族之义，中循周汉急亲贤之隆，下扫六朝孤立之弊，则王室益强，国势磐固矣。自崇宁以来，邪说盛行，公论废格，献言者以乱制为能，不期于定制；从政者以扰民为事，不务于安民；用人者以办事为才，不求于晓事；望治者以速成为策，不冀于美成。取快目前，积成后患，至于纲纪大坏，宗庙丘墟，皆此曹所致也。积习成风，至今未殄。夫欲拨乱世反之正者，必变衰乱之俗，欲变其俗者必去衰乱之臣。今衰乱之臣死亡无几矣，然犹内历华途，外典方面，间有废黜，寻复宠升，毁誉不核其真，赏罚不当功罪，使圣上忧勤愿治未有见效者，亦皆此曹所致也。天下有公，是非出于人心不可易者。今国步艰危，民情摇动，宜乘势更改，转败为功。不然，大势益倾，不可复振矣」。朝廷不许公辞，又遣使至所居，公遂行，以《时政论》先献之。《定计论》曰：「臣闻自昔拨乱兴衰者，必有前定不移之计，而后有举必成，大功可就。修内政，张四维，师帅不遣上卿，伐国不动大众，教民怀生，示信讨贰，此齐侯晋文前定之计也。取关中，据河内，大封同姓，以惩孤立，减省官吏，以息百姓，抑制将帅，保全功臣，此高帝、光武前定之计也。斩高德儒，叱宇文士及，以远佞人，赏孙伏伽，礼王、魏以开言路，宣示好恶，使民向方，薄赋轻徭，选用廉吏，此唐太宗前定之计也。陛下履极六年，以建都则未有必守不移之居，以讨贼则未有必操不变之术，以立政则未有必行不反之令，以任官则未有必信不疑之臣。奕者举棋不定，不胜其偶，况立国而不定乎？夫难平者事也，易失者时也，舍今不图，后悔何及？人主广览兼听，不可自专，宰相择才使能，不可自用。望赐咨询，佥定国论，谋所以前定者」。《建都论》曰：「立国者必建都，必据形势，握轻重之权，必居要津，观方来之会，如北辰在天，安于其所不可动也。陛下驻跸金陵，本以旧邸，号称建康，降诏为受命之符，传播天下，则可都者一也。自刘先主、吴孙氏、诸葛武侯一代英雄，周游吴楚，皆称建康王者之宅，则可都者二也。北据大江，外阻长淮，隔绝奔冲，难于超越，则可都者三也。有三吴为东门，有荆蜀为西户，有七闽二广风帆海舶之饶为南府，则可都者四也。诸路朝觐，郡县贡输，水陆舟车道里适等，则可都者五也。凡都北者必辟境于南，而都南者必略地于北。昨者銮舆时迈，狩于吴越，则王道所谓望实俱丧，而晋不果迁之地也；三省百司寓于南昌，则李煜避周，徙自秦淮，卒不能振之所也。国势一统，不可数分，国都一定，不可数动，与北人居穹庐，逐水草，无城郭宫室市朝者异矣。今宜还都建康，环诸路而中持衡，则人心不摇，而大事可定也」。《设险论》曰：「按《春秋》书晋师伐虢，灭下阳。下阳者，虞虢之塞邑也。塞邑既举，则虢已亡矣。圣人特书，以示后世设险守邦之法，故魏人都许，不恃方城而守襄阳；蜀人都益，不恃剑门而守汉中；吴人都秣陵，不恃大江而守荆渚。夫荆渚，江左上流也。北据汉沔，西通巴蜀，东连吴会，真用武之国。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谷邓，次及汉东，下收江黄，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后逮汉衰，刘表收之，坐谈西北；先主假之，三分天下，关公用之，威振中华；孙氏有之，抗衡曹魏。晋、宋、齐、梁倚为重镇，财赋兵甲当南朝之半。其为江东屏蔽，犹虞虢之有下阳也。今欲定都建康，而以湖北为分镇，失险甚矣。按湖北十有四州，其要会在荆峡，故刘表时军资寓江陵，先主时重兵屯油口，关公、孙权则并力争南郡，陆抗父子则协规守宜都，晋大司马温及其弟冲则保据渚宫与上明，此皆荆峡封境也。今割以与人，使跨长江，临吴会，犹居高屋建瓴水也，独无虞虢下阳之虑乎？臣谓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然后地形险固，北可出秦甲，西可下蜀货，血气周流，首尾相应矣」。又曰：「昔人谓大江天所以限南北，而陆抗乃曰『此守国末务，非智者所先』，何也？杜预尝袭乐乡矣，胡奋尝入夏口矣，贺若弼尝济广陵矣，曹彬尝渡采石矣，则其险信未足恃也。虽未足恃，然魏武困于居巢，曹丕困于濡须，拓跋困于瓜洲，苻坚困于淝水，皆不得渡，则其险亦未可弃也。设险以得人为本，保险以智计为先，人胜险为上，险胜人为下，人与险均才得中策。方今所患，在于徒险而人谋未善尔。地有常险，则守亦有常势。当孙氏时，上流争襄阳而不得，故以良将守南郡与夷陵；下流争淮南而不得，故以大众筑东兴与皖口；中流争安陆而不得，故以三万劲卒戍邾城。邾城，今黄冈是也。今欲固上流必保汉沔，欲固下流必守淮泗，欲固中流必以重兵镇安陆。此守江常势，虽有小变而大概不可易者也。今强敌侵河朔，叛臣扰山东、淮北，京畿诸镇处危疑之地，大江设险，未可轻弃，若委任得人，则不特可保江左而已」。《制国论》曰：「凡制国者必周知山川形势，土地所宜，然后可与谋。荆州在江汉沮漳之间，水陆沃衍，乃足食足兵要地。江左六朝所以必争，而不肯失也。北为分镇，使法得自立，兵得自用，财得自理，官得自命，即与战国诸侯无异，而非上世封建之法也。宜有更张，独仍旧制，通荆湖宪漕二司治盗理财，而以襄阳隶湖北，岳阳隶湖南，鄂渚隶江西，则地理连属，形利势便矣」。又曰：「变更旧制，不稽今古，则事不可行。近岁荆湖变更旧制多矣，于国家形势初无所益，徒困两路之民耳。今既复南北两路，宜罢荆峡分镇，仍旧制帅司于荆南，一便也。公安军宜仍旧废为属邑，二便也。靖州置在崇宁元年，自鼎、澧应副，岁费二十七万。今此二州既皆残毁，宜仍旧废为渠阳砦，三便也。武冈军置在崇宁四年，自邵、衡、永应副，费亦不赀。今此三州既皆空乏，宜仍旧废为武冈县，四便也。四者仍旧，创添窠阙，悉从除削，省并官吏，裁损文书。有所谓刀弩手、博易务、营田司事，皆欺罔驱民为盗者也，宜依往年禁止保马茶盐法施行，以戒误国害民之贼，然后国制定民心安矣」。又曰：「昔祖宗宅都于汴，其势当自内而制外，是故置京西路，而襄州在汉水之南，则以制湖北也。置湖北路而岳鄂在荆水之南，则以制湖南与江西也。今建都江左，未能恢复中原，则当自南而制北。置于江西者治南昌，而分兵屯鄂；置于湖南者治长沙，而分兵屯岳；置于湖北者治荆南，而分兵屯襄，则东南之势全，恢复之基立矣。今安抚大使古州伯也，形势必相属而后能相援，有无必相资而后能相成。五岭之外，财赋盛于东南，兵马出于西北，宜置大帅一员，兼统二广以殿南服。荆湖残破，北路尤甚，若置大帅必兼领夔府。盖峡中有盐、米、耕牛而无旷土，荆渚有沃衍桑田而无馀田。若弛瞿塘之禁，懋迁有无，商旅自西而入，物货沿江而下，不越数年，荆州富盛，形势可成矣」。《恤民论》曰：「保国必先恤民，而恤民之事有五：一曰除暴，二曰择令，三曰轻赋，四曰革弊，五曰省官。近岁除外暴者主通和，竟为敌国所误，不敢用兵，而其流毒遍中国自若也。除内暴者用招安，竟为盗贼所误，不敢用兵，而盗贼毒遍天下自若也。为民父母安得若是恝又官爵之？其与成汤为童子报雠，不亦异乎？今刘忠残党蹂数郡，曹成反复劫帅臣，理无可赦。宜早加殄灭，肃清江湖，然后精择县令，一意抚绥，则民心安，邦本固矣。近岁此官冗滥已极，宜以五说稍革其弊，籍中外尝为台省寺监官，依仿汉制，分宰百里，俟有殊绩，即不次擢用。又增重事权，优假其礼，许借服色，厚给廪饩。凡军马驻本县者，并听节制；其经由者悉从阶级，以免将士陵辱，示百姓瞻仰之尊。则又据今县分户口赋入多寡轻重分为三等，上县朝廷选差，中县吏部注拟，下县帅臣监司通共奏辟，不得侵互，立为定格。仍用宋元嘉法，以六期为断，革去三年为任、两考成资与堂选数易之弊，使吏无苟免，民心有系。凡三等县皆以四条：纠正税籍，团结民兵，劝课农桑，敦勉孝弟。俟及三年考其事效，已就绪者就行旌赏，未有伦者严加程督。如此则民心安，邦本固矣。焚林而田，非不得兽，而明年无兽；竭泽而渔，非不得鱼，而明年无鱼。以近事验之，京东、西路岁入凡一千万，其馀山泽之利，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李彦等取为西城之租，穷竭民力。其时若有言罢此掊尅，然后国用足，则必指为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四路所入，不归王府五年矣。荆湖南北岁入凡五百万，其外岂无遗利？在祖宗时捐以与民，不尽取也，百姓归戴，无有二心。及部使者取之折变，则有一折、两折、三折，收籴则有均籴、敷籴、补籴，散引则有曲引、盐引、茶引，受纳则有一加、再加、倍加。其时若有言罢此诸色，然后国用足，亦必指为妄言也。然百姓愁苦转而为盗，今此两路所入，不归王府三年矣。乃知有若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信不诬也。今封境日蹙，赋敛日重，百姓日贫，田莱日荒，更临之以贪吏，困之以弊法，是为敌国驱民也。愿诏大臣，速讲轻赋恤民之事，为生财足用之源，以京东西、湖南北为至戒，则民心安，邦本固矣。凡为国以利不以义者，皆自小人始，为其所见者小，不知大体，法所以弊也。祖宗时以义为利，四海无困穷之苦，天禄永安，所利大矣。姑以盐法论之，行于西者与商贾共其利，行于北者与编户共其利，行于东南者与漕司共其利。大计所资，均及中外，所谓以义为利也。崇宁首变此法，利出自然者禁而不得行，则解池是也。利在编户者皆入于官府，则河朔是也。利通外计者悉归于朝廷，则六路是也。诸路空乏，乃复百种诛求，尤不能给，民穷为盗，遂失岁入常赋以数千万计，则盐法实致之耳。陛下宜鉴前失，有所改更，久而未也，天下望焉。略以湖南一路言之，昔日岁课一百万缗，本路得自用者居其半，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变法以来，既尽归之朝廷，则本路诸色支费皆出横敛，至如上供旧资盐息者犹不蠲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道州一郡言之，岁认上供钱二万缗，往时本州岁卖盐息常倍此数，故敛不及民而上下足。今上供钱仍旧，而盐息不复有矣，乃至以曲引均科，此民所以益困也。又略以来阳一邑言之，有未变法前官所自运盐，有既变法后客所拘纳盐，封桩日久，既缘军期支用，而盐司必欲追索，朝旨亦令拨还，不知何自而出，岂得不取于民？此民所以益困也。以一路一郡一县观之，则他处可知矣。今榷货所入，岁以千万计，其利至厚，谓宜遍下诸路，一一检会，凡若此类，悉蠲除之，以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榷酤之弊亦极矣，略以道州言之。课额既高，岁有亏欠，即抑勒专知牙校，令兼管州仓，俾因受纳，取足于税户，其害为如何？此民所以益困也。又以邵阳言之，酒课岁约二万馀缗，而折税为糯者凡六千斛，糯贵于粳价几一倍，其他固未论，此民所以益困也。近者尝下诸路会计，而州县利此为造弊之端，不以实闻。固当断以必行，令凡系官监酒务，许百姓买扑，入纳净利，与转运司及本州支用。收官务年费米麦等，专以赡军，兼济公私，存活百姓，使稍安其业，不至为盗，长纳二税，存国家大利之原，不亦善乎？如此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自崇宁以来，中外创添员局，重以滥赏，不胜其冗，蠹国生乱，至今未革，而又加甚。兵官旧系两员者，添差至于七员八员而未止也；监当旧系一员者，添差至于四员五员而未止也。其馀荒残州县，未有百姓，先置官司，凡是旧员一一填足，又多不应差注之人，其为民害，不异寇贼。考于《春秋》，以民为重，而大夫次之；考于《孟子》，以民为贵，而社稷次之。故养民者陛下之职也。愿亟行并省，以建武为法，既不病民，所省官吏使居閒散，稍捐廪禄养之，亦无失职之叹，庶几民心安，邦本固矣」。《立政论》曰：「人主宰臣必先明其所职，而后政可立。选择忠贤以为辅弼，任而不疑者，人主职也。荐进人才，布列中外，赏罚不私者，宰相职也。唐太宗既黜封德彝邪说，任房、杜为相矣，又敕尚书庶务并属左右丞，而责二公以广求贤人，随才任使。此委相臣以其职者也。陈平既不答文帝决狱之问，自谓所主佐天子理阴阳矣，而召河南守吴公为廷尉，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其能致民无冤可知。此使九卿各得其职者也，而政有不立乎？陛下以宰相不可非其人，频有选任，可谓得人主之职矣。然而政事未立者，窃恐所以责任异于唐太宗，而宰相所以自任未若陈献侯也。夫坐政事堂，受词决讼，弊精神于簿书，而进退人才，赏功罚罪，有未察焉，则失其职矣，政何由立乎？陛下以庶务决之六曹官长，皆得专达，并如元祐大臣所请，自非大事，不复资白，则中书之务简矣。然后专责宰相，以慎简六曹长贰、诸路帅守部使者，及上县令宰，咸得其人，而政治不建，未之闻也」。又曰：「三纲军国政事之本，人道所由立也。三纲正则基于治而兴，三纲沦则习于乱而亡。春秋宋华督有不赦之恶，齐、鲁、陈、郑同会以成其恶，受赂而归，天子不讨，方伯不征，咸自以为利也。未几，陈有五父之乱，齐有无知之乱，郑有子突亹仪之乱，鲁有叔牙、庆父之乱。数十年间，四国舛逆，几至丧亡，则以昧于坚冰之戒，不能辨之于早也。《春秋》备书于策，以明三纲之重，为后世鉴，深切著明矣。昨者张邦昌挟女真，僭名号，援契丹立晋为例，分遣使人布谕诸路，直下赦令，倍行恩赏，原其用心，与华督何异？陛下特施宽典，赐死于隐，而不尸诸市朝，已失刑矣。及敌骑南骛，乘舆渡江，黄潜善及其党事穷计迫，乃指邦昌为金人所立而迫之至死，遂以致寇，欲自解其误国之罪，至其宗族皆命以官。是训诱乱臣贼子，使利于为恶，此臧哀伯所谓『百官象之，又何诛焉』者也？于是不踰旬月，苗傅、刘正彦有今将之心，既伏大刑，而近臣乃有抗章，乞行湔洗，无所忌惮。故比日群盗所在焚劫，或有官吏乐为之用，末流至此，可不戒乎？愿特降指挥，昨在围城有职当守禦、视城垂破而端坐不救者，有草为表章、上诋君父取媚敌人受其妇女者，有起自閒散、特仕伪朝长其谏省者，有于苗、刘肆逆并建节旄、所除制命极意称美者，及乞用邦昌、傅、正彦之党者，审其轻重，不过数人，依法施之，以正人心，息邪说，则三纲不至沦胥，而军国政事得以时立矣」。《覈实论》曰：「政事纪纲，莫大于赏罚，而功罪是非，以毁誉为本者也，必要其真伪而后赏罚当。比下赦文，推美仁宗皇帝盛德大业，应举行政事，并欲上遵嘉祐。臣尝考其大要，特在于直言数闻、毁誉核实而已，必自大臣与台谏始。大臣定功罪施赏罚于上，台谏论功罪主毁誉于下，不可不先核也。仁宗皇帝信王曾之正，任吕夷简之才，终以富弼、韩琦为宰相，而余靖、蔡襄、贾黯、吕诲等迭居台谏，此真伪所由核也。故丁谓虽以奸邪当国而终投四裔，寇准虽以忠正远贬而终得辨明，范仲淹虽屡以危言获罪，欧阳脩虽以讥斥佞人招难明之谤，而皆终闻政事。是邪说不得乱毁誉之真，而直道行也。邪说息，直道行，则恶人有所惮而不为，善人有所恃而不恐，此所以致至和、嘉祐之治者也。昨者黄潜善、汪伯彦、范宗尹辈广引奸邪，颠倒是非，变乱名实。谏官郑瑴攻李纲以六不可贷之罪，验于奏议则无据，按于施为则无迹，特以撰造文致倾陷大臣，当时遂信行之，又以美官激劝之，是欲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言官马伸击潜善、伯彦措置乖方，凡举一事必立一證，皆天下所共知见，不敢以无为有，以是为非，当时乃罢黜之，又置诸危地残贼之。是恶其乱毁誉之真而不核也，邪说何由息，公道何由行乎？今瑴虽已死，恤典隆厚，伸虽有诏命，不闻来期。按《春秋》治奸慝者不以存没，必施其身，所以惩恶也；奖忠良者及其子孙，远而不泯，所以劝善也。陛下必欲继仁宗之政，则按是非，明赏罚，使天下知所惩劝，亦何远之有」？《尚志论》曰：「帝王应时而造，必先立志。欲定大事，而志不先立则无本矣，焉能有成？靖康臣僚不知责难，劝渊圣笃于立志，而即安屈辱，城下结盟，此齐国佐、宋华元请合馀烬，背城借一，誓死力争，有以国毙而不肯从者也。当时国势何异厝火积薪之下而寝其上？宰相徐处仁遽进谀说，以为金兵出境，社稷再安，由圣德俭勤，致有天人之助，遂言今日可比唐虞，而臣主俱荣，抑何志之卑陋也！故庙堂聚讼，颠沛末流，未及期年，坐以失国。夫志则不立，急于事为，虽有远猷宏议，必格而不得施矣。陛下自初发愤，欲殄寇雠，当时亲信左右莫能辅道，乃至因循，坐消岁月，国日益削，六载于今。然上天所以启悟圣情，日跻盛德，陛下所以深惩既往，刻厉将来者，可谓卓然有立于万物之表矣。愿坚持此志，无复变迁，仍饬群臣，各致法家拂士之义，必志于恢复中原，祗奉陵寝，必志于扫平仇敌，迎复两宫，必志于得四海之欢心，以格宗庙，必志于致九州之美味，以养父兄。然后文武百僚、六军万姓，丕应徯志，而陛下孝弟之责塞矣」。《正心论》曰：「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家之本也，家者国之本也，国者天下之本也。能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莫不一于正，安与治所由兴也。不正其心则朝廷百官万民皆习于不正，危与乱所由致也。然心有所愤怒而弗能忍，则不得其正；有所贪欲而弗能窒，则不得其正；有所蔽惑而弗能断，则不得其正；有所畏怯而弗能自强，则不得其正。正心之道，先致其知而诚其意，故人主不可不学也。盖戡定祸乱，虽急于戎务，而裁决戎务必本于方寸。不学以致知，则方寸乱矣，何以成帝王之业乎？陛下日亲典策，博考古今往行前言，固将畜德，又经变故，备尝险阻。外患益深，必无邪念，至诚所发，通贯幽明，固有人不及知而天独知之者矣。愿更选正臣，多闻识、有智虑、敢直言者，置之左右，日夕讨论，以克厥宅心，表正于上，则内外远近将各归于正，奚乱之不息乎」？《养气论》曰：「凡用兵胜负系军旅之强弱，军旅强弱系将帅之勇怯，将帅勇怯系人主所养之气曲直如何耳，盖人主将将者也。以真养气，自反而缩，则孟子所谓约，而狐偃所谓壮也，壮则强。以曲丧气，自反而不缩，则孟子所谓馁，而狐偃所谓老也，老则弱。纣师如林，武王数其不事宗庙，贼虐谏辅之罪，则商曲而周直，故周胜。项羽威震天下，汉祖数其弑义帝之十罪，则楚曲而汉直，故汉胜。凡曲直者兵家之大要，制胜之先几也。金人称兵，曲亦甚矣。陛下上皇之子，孝慈之弟，自大元帅入践宸极。比年以来，克勤听政，追赏直士，登用谠言，令问四达，可谓直矣。以直对曲，胜负已分，中国士气宜不待鼓而自强。然敌兵每动，四方震慑奔走，莫与抗衡者，以兵家之略、制胜之几，未有以明之也。今欲使人人知彼曲我直，以作其衰败不振之气，更在陛下强于为善，益新厥德，使无有曲失可得指议，则守为刚气，可塞乎两间，震为怒气，可以安天下。将帅必听命而不敢骄，军旅必畏威而不敢惰，不待对敌接刃，而百胜之算已坐决于九重矣」。《宏度论》曰：「人主以天下为度者也，明当并日月，不可私照临，德当配天地，不可私覆载。所好当遵王道，不可以私劳行赏；所恶当遵王路，不可以私怒用刑。其喜怒则当发必中节，和气絪缊，而万物育也，故能理其情而君道备矣。然人情易发而难制者，惟怒为甚，克己然后可以治怒，顺理然后可以忘怒。《书》曰：『必有忍，乃其有济』。此治怒不迁之法也。忍者，隐忍不发之称。迁者，自此迁彼之谓。能隐忍而不迁，则事必济矣。汉高帝忍于有故怨者而封雍齿，忍于数窘辱者而赦季布，忍于比己为桀纣者而用周昌。至如丁公免己于厄，可谓有再生之恩矣，及即位乃斩以徇，其不赏私劳如此，故能成帝业于五载之近。陛下圣度虚明，天心广大，固当不以私喜亲近谀佞，亦当不以私怒疏远正直。中外百执其有迷国误朝罪恶昭著、众所指目不可掩者，虽有私劳，愿陛下与众弃之，不使幸而得免，以致天下之疑也。其有抱忠守正犯颜逆耳、公论所归不可蔽者，虽遭谗谤，愿陛下与士共之，不使退而穷处，以失天下之心也。如此赏而必当，是谓天命；罚而必当，是谓天讨。施之一人，而千万人悦以畏矣」。《宽隐论》曰：「自昔创业兴衰与增光洪业之君，待遇臣下，恩礼虽一，而崇高严恪，常行于介胄爪牙之夫，以折其骄悍难使之气；柔逊谦屈，必施于林壑退藏之士，以厉其廉靖无求之节，乃能驾驭人才，表正风俗。故汉高祖之威行于暴秦强楚，而不行于四皓；世宗之威行于寻邑、王郎、赤眉、铜马、陇蜀之主，而不行于严光、周党。惟公孙述能行其威于李业等，然不能行于吴汉。是何也？威有所当加，势有所可屈。加于所当加以立威则强，屈于所可屈以忘势则昌。反是道者难乎免于乱亡之祸矣。陛下屡下诏书，详延遗逸，而群臣有不能钦承美意者，凡所宣召，或有未至，不原情实，即肆谗谤，以为违于君命召不俟驾之义，被以偃蹇之名，而欲加以不恭之罪。虽陛下宽容，不从其说，而侍从近臣不有忠言奇策，上动圣听，奋扬天威，殄歼强敌，顾请施于疾病退藏之臣，其意安在？夫召而不至者，其心岂乐贫贱而恶富贵哉，其必有以也。若听其所守，下全隐居之操，上有好善之美，两得之矣。四月八日所下赦书，首欲上遵仁宗法度。谨按康定间尝以词馆招张俞矣，辞而不受，至于四五，其后又以修起居注用王安石矣，辞而不受，至于八九。皆从其欲，又优奖之，以励风俗，未尝加以雷霆之威，而纪纲不缘此而不立，命令不缘此而不行，威加于西则臣服元昊，威加于北则削平王则，威加于南则扫荡智高。柔巽屈于隐士而德愈隆，刚克伸于四裔而威愈震，可谓知所用矣。此其所宜遵者也。望特降诏书，申明此旨，凡被召有不能赴者，悉从其欲，不强制之。独以威刑外施暴威之戎，内扫贪残之贼与悍骄不可使之将，谗说殄行，则天下归心而治道成矣」。其言反覆甚详，此其大略也。论既入，上即命再遣使促召。未至，复除给事中。

东汉而后，贤士大夫多由铭诔以传。国朝官至卿监即附史立传，史之体略而直，志铭之义婉而详，以二者参考之，则斯人之寔殆不可掩已。不幸而史或阙遗，志之又有所未尽，则金石之托亦无以行乎悠久，岂非尚论者之所惜哉！前奉常翁公既没之六年，某为其孙女婿，得徵士刘勉之所述公行事状，与故中书舍人吕君本中所撰公志铭，而求公遗文于其孙绍之，盖乱离放失之馀，尚班班也。夫作史者未尝不先询求于当传之家，次及于见闻，故其家之所载宜尤悉，以俟太史氏采择。而孝子慈孙思显扬祖考者，必为之行录，以请幽藏之文。犹以为未也，复大书深刻于外，曰表，曰碣，曰神道碑，而门人学者往往为之歌诗赞咏，以翼而张之，庶乎其先德之流光而不泯，斯亦仁之至义之尽矣。绍之以是见谓曰：「先祖应得神道碑，愿属之子」。寅曰：「公父执也，不敢辞」。乃次序之曰：公讳彦深，字养源，世居建州崇安县之白水。曾祖伯珍不仕，祖元方赠朝奉郎。考仲道，仕至朝奉郎，累赠至特进。恂恂长者，不言人过，师事安定胡瑗先生。归以诸经教授，从之者数百人。守官多建学校，兴水利，前后溉田万馀顷，朋游有贵达者欲援之，辄辞以亲老。生三子，公仲也。初补太庙斋郎，绍圣元年进士第出身，福州侯官主簿，摄闽清令，为濠州钟离令，详定九域志所编修官，秘书丞，礼、金部员外郎，提点淮东、湖南、京西路刑狱，尚书右司员外郎，秘书少监，国子祭酒、秘书监。除集英殿修撰，知济南府，提举南京鸿庆宫。知婺州、亳州，皆未赴。入为太常少卿，复以修撰提举江州太平观，则公所历任也。由选调改宣德郎，迁至右中奉大夫，则公所历官也。生于熙宁己未十一月之甲午，终于绍兴辛酉五月之戊申，则公所享之年也。葬于所居里之钟台山，与其妃余氏恭人合葬，则公将没之治命也。初，与乡荐中南宫选，而丁父忧，次榜乃奉廷对。其在侯官，月奉钱十有二千，公以五奉母，以一资女弟。与布衣数人交友论文览胜，后皆知名。闽清故令厚敛谀部使者，公条具以告，且乞闻诸朝省，部使者善之，邑之苛政尽革。令钟离时，崇宁间也，岁大蝗，公请于当路，得米十万斛食饿者，贷之种，明年邻邑田尚芜，而钟离独赖麦以免饥。既满秩，丁内艰，哀毁骨立。服除，不忍去坟垄者几年。大臣荐入书局，更六岁不迁，淡如也。其于古今地理多所是正，而丞中秘，遂为南宫郎。逾年改金部，凡度支用度无成法者，移金部给之，重复无以稽考，公立籍以著移，吏奸遂沮。自外使召为都司，入对论奏谳之弊曰：「伏见淮东十一州军，政和六年七年坐杀人而死者才十有二人，刑几措矣。然计二年之狱，盖一百三十二人，而独此十二人者死，问之有司，则曰：『不死者有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于汉唐，未有杀人不死之法。在律詈人者笞四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即遭殴杀，是杀人者不死，詈人者顾当死，轻重倒置，莫此为甚。且百有二十人皆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谓仁心矣。彼其遭杀者受无辜之虐，而衔不报之冤，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于强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乌在其为平也？以一路二年计之已如此，天下复当几何？所谓好生者将以省刑而召和气也，今舍止杀之具，致被杀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宽杀人之人，使衔冤者益众，非所以召和气也。朝廷徒见夫岁断大辟之少，以为刑将措矣，盍亦并奏案而计之乎？致治犹元气也，刑之禁民为非，犹药疾也，慕措刑之虚名而忘失刑之寔患，是犹慕治古之无札瘥，而但去其药，民知挤于沟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雪活之赏，内冀阴德之报，递相驱煽，遂成风俗。一作奏案，无敢异议，胥吏乘之，奸弊万态，文致情理，莫可究诘，谳状径上，不由宪司，其就东市者大抵贫民耳。臣请于谳状列囚之日，必使大理刑部得以检察，庶少革其弊」。从之。退而以民间疾苦论于宰相，且条所宜更张者甚众。又与同僚纲纪省务，追复旧制，于是堂吏失权，而宰相不悦。会公弟为御史中丞，公引嫌自列，即徙为秘书监。公建言：「唐人文章悉藏御府，而本朝不然，宜访求国初至今诸儒论纂可传永久者，并以来上」。从之。宣和元年冬，盗起睦州，东南大震，上言：「两浙自钱氏纳土百四十馀年，无桴鼓之警。今狂夫一啸，从者如云，若非百姓不乐其生，何以致此？夫民有疾苦不得上闻者二十馀年，以言为讳故也。宜取上书邪等名籍焚诸通衢，应太学生上书更不经由长贰，删去大观三年指挥，而下诏求直言，则天下之事毕陈于旒扆之前矣」。又言：「谏官久缺不除者，以朝廷无事，四方无虞，不必论列故也。今羽书狎至，禁旅出征，诸路骚然，调兵馈饷，不可谓无事矣。杭为都会，歙、睦，岩邑也。城郭焚荡，死者莫知其数，不可谓无虞矣。迹其致此，岂无所自哉？宜悉召忠臣义士列于谏垣，使直言日闻，秕政尽去，则海内竦然，知陛下之德如禹汤之心，虽太平可致也。盗何足云乎」？又言：「六路者，朝廷府藏，而淮南处上流。淮南者，六路咽喉，而扬据要害。今乃地最狭，力最弱，非所以为控扼也。乞如熙宁故事，废高邮为县，及取泰州之泰兴、海陵俱隶扬州，则官减冗员，民力顿宽，形势增强，战守有备矣」。且乞亟选忠义名节之士，易沿江守臣之不胜任者，其语之切当者曰：「折冲禦侮，要在得人而已」。明年秋方贼平，公又言：「大军之后，公私虚困，抚绥安集之事，尤当加意。唐既平，庞勋不能深恤其民，遂致乾符之乱，可以为监。今贼魁就擒，而它方相应蜂起者尚多有之，宜曲赦二浙、江东西、福建、淮东南路，不问前过，俾各复其业。令下十日不散者亦未得进兵，具贼首姓名以闻。其所破六州及诸县遗民无几，宜蠲放两税三年，免役一年，权罢和预买，倚閤见欠常平钱。坊渡课利并减半，尽三年止。州县官非治狱，可暂减者减之，曹官可暂并省者省之。茶盐宜暂弛之。非泛抛买年例科率，宜并止之。商人贩牛及五谷农器如六州者，宜蠲其征。比缘军兴，除武臣守郡若尉者，宜还用文吏。其越、台、温、秀、信、建、宣则勤于战守，升与润则大兵所驻，饶、苏、湖、明、常、广德则供亿频烦，皆失耕桑之候，宜与蠲两税一年，免役和预买一次，而蠲放所在官兵之费。宜委发运司速于丰熟州郡置场和籴，专一应副，仍不得苛籴于人户，及用官告、度牒、香药钞准直，乞从朝廷支降见钱，务令寔惠早及百姓」。朝廷既下赦，其间条目，往往有用公所请者。南师凯旋，即议北讨，公见宰相论曰：「匈奴自古抗衡中国，前世能臣服之，未尝不因其乖乱。今辽主犹存，而守燕者自立，此其乖乱之时也？徒以女真内侵，隔绝其间，是以未至争国。为吾之计，莫若驻师境上，养威饬备，俟女真退却，匈奴两主必且交兵，吾勿有所助，彼兵拿不解，人畜耗尽，猛敌时发，势力皆穷，当有款塞称臣者。然后抚而定之，使向风慕义，永为宋藩，则功光祖宗，德垂后裔，可谓万世一时矣。既不渝盟，信结方外，一利也。大河东北，无调发之劳、金革之患，二利也。契丹为吾固圉，女真不得窥边，三利也。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又况全燕本非吾有，委之以封北狄，吾又从而助之，则备女真有馀力矣。今女真虽半得燕地而不能得其人，则引弓之民燕尚属之，王师出境，能必克乎？未能必克而先自渝盟，兵连易水之上，旷日引久，是使女真为卞庄子也。万一燕已衰弱，屈服于吾，露布告捷，天声赫然，信可夸耀一时矣。女真席破燕之威，长驱而南，是吾代契丹受猛敌也。然则王师克与不克，皆未见其可。且契丹与国也，女真强敌也，今有强敌，压据垣墉之外，己自当之乎，抑使人当之乎？夫拓复土宇，诚曰美事，亦必长虑却顾，保无后虞乃可也。矧女真方张，蚕食无厌，而欲与之为邻，决有近忧，岂惟土宇未可拓复而已乎？以愚见揆之，如二汉故事，使契丹当女真便」。是时庙算已定，不可回也。车驾幸三馆，赐公三品服。未几师表成均，建言：「自三舍法行，学者急于中选，有苟得之心，不复穷经阅史，惟诵程文为楷式，以剽窃对义，以阿谀荅策，气节委靡，寔关盛衰，识者以为深忧。今既罢舍法，宜降诏旨，申敕多士，俾深明经术，博知古今，以养其气节。在外旧无教授处，委知通物色名士，为众所推服者充之」。于是太学士习稍变。蔡氏子任大宗伯，媢公异己，谮之云：「所以劝诱，皆元祐学也」。徙拜秘书监，公笑曰：「彼亦知有元祐学耶」？八月朔日食，太史前一夕以奏，且移省知，而执移者误送著作局，及期百官赴明堂待班，朔，车驾不出，始知日食。公坐是降两官，守济南。复值岁大饥，公发粟平粜，民赖以安。辇运司和籴麦、经制司责民燕山府贷钱，皆奏罢之。帅司捕盗，将过境内，杀平人十二，公痛劾之，诏鞫引伏，而为权倖所沮。宦者李彦奉使至，公待之如旧仪，彦大怒，除公提举南京鸿庆宫。公素爱金陵江山之胜，遂买宅居焉。除守婺，改亳州，尚待次。建炎元年十月召贰奉常，从车驾自睢阳至江都。是岁卜郊，宰相以出城可虞，筑坛城中，公陈三不可，争之，不从。又每陈江都无险固，宜早渡江以定基业，又不纳。二年冬，大谏郑瑴者论公缘李纲相有今命，见纲被黜，怀忿恚，神识如痴，无心职事，每食已乃赴寺，数刻而出。有旨罢免。未两月，女真轻军来袭，而东南亦多故矣。公自是不复当世之念，归老旧山，贫甚，故食祠禄逮于终。其为人忠厚乐易，平居静默，喜怒不形，接人无众寡小大一以庄谨，虽家人不见其惰容。自少至老且病，未尝释书不观，道论古昔，博洽审致，无少舛谬，鉴裁精远，臧否泯然，而胸中是非如白黑也。语甚希简，出必中理，不以己所不能者告人。女兄尝以子属公补官，公经郊祀恩即以名上，而法不许也，或劝公改奏族党者，公泫然曰：「亡姊之意切，姑行吾志焉」。守官四，值旱饥，力举荒政，皇皇然如在己，所活者不可胜计。在济南日，山东多群盗，公所部独无之。每与僚属论事，率以教化为本，勤恤为先，不汲汲于簿书期会。驭吏不严而畏，亦无敢欺侮者。志慕前修，期以所学及物。既稍用，会在位者以市为朝，公冲泊自守，见谓连蹇，然弗屑也。梁师成提举中秘书，凡文士希进者必称门生，宰相且然。公未尝一造其舍，师成数数致愿见之意，公卒不往。或尤其太甚，公正色曰：「三馆在大庆殿旁，乃国家书院也。臣珰虽贵，犹直事老兵耳。吾领袖群英而纳交于彼，不惧辱天子之馆乎」？少监蜀人韩其姓者，方以词采受梁知，犹难于越公而进，乃以日食不奏出公，翌日韩即召试知制诰。公之文质而丽，体制多放古作者，凡十五卷。又有《皇宋昭姓录》十五卷，《忠义列传》二卷，《唐史评》一卷，《钟离子自叙》一卷。公尝宰钟离，故因以为号。其著述之最刻意者莫如《春秋》学，盖纂特进公之遗业，而源流自安定先生以来，成书十二卷，有卓绝之论百馀条。尝有客以荆国王文公图像示公，求为赞者，公笔之曰：「壮长图书癖，老大禅寂痼。枉教黄閤开，竟把苍生误」。虽才二十言，而王氏之平生亦概举矣。惟公学术有本，取舍素定，不必进亦不必退，扁舟短棹，夷犹于横流之世，泛而不溺，既老且穷，所履益固。呜呼！孔子称「尚德君子」，诗歌老成人，子云所谓「不作苟见，不治苟得」，非公其谁？其葬以终之明年十二月丙寅。子揆，文林郎、密州司户曹事，及二女皆先卒，揆自有志。孙男：绍之，右迪功郎、湖州德清主簿。存之，登仕郎。象之，右迪功郎、衢州常山县尉。孙女长适右文林郎、福建茶司干官余祉。次即寅妇。寅既得公言行之详，而属比之如此，又系之以诗曰：

士名一善，其中或偶。言纯行懿，惟学斯有。学亦多门，各趋所安。孰溯其派，而穷其源。元丰作人，迪以新说。元祐之教，祖训是式。浑浑翁公，亶其觉而。何去何从，善则吾师。潜思麟经，多所自得。发于云为，正静温直。以其不竞，因不见庸。以或泥之，德名乃崇。散逸之馀，裒载遂少。于稽厥心，亦既皎皎。白水之原，千古之藏。赉其后人，寔繁且昌。

建炎三年，天子幸临安，事出仓卒，六师属者统什二三，兵势单弱，逆臣乘之而作艰，宗庙为之杌陧，城狐社鼠，导之谁何？枢密郑公时为中司执法，精忠挺拔，视死为轻，因抗章极论，折其奸谋，由是凶炽少戢。会义师甫至，而天位反正。于戏！公一言而社稷再安。然世莫获知者，盖初不以自伐也。其孙玙，以天子褒诏示臣，臣拜手稽首，谨书曰：昔孔父正色而立于朝，则人莫敢过而致难于君，《春秋》褒之。窃览宸翰，云汉昭回，荣溢词表，俾公名节烂然，垂于无穷，乃见大君能褒录忠臣，无愧于《春秋》圣人之意矣。古人有言：「一言兴邦」。又曰：「不有君子，其能国乎」？惟公有焉。

顷者逆徒作难，将臣跋扈，胁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俯首，唯其所为。卿适在中司，义形于色，不为妻子之计，屡陈社稷之言。虽文武协规，外有勤王之举；而忠义奋发，皆由守节之臣。迨兹还政之初，特有枢庭之授。景想节义，殊深嘉叹。故兹亲笔诏谕，想宜知悉。

建炎三年三月一日，中书侍郎朱胜非拜尚书右仆射。五日，苗傅、刘正彦叛，尊皇帝为太上皇帝，皇子即皇帝位，隆祐太后同听政，制除傅庆远军承宣使、御营使司都统制，正彦渭州观察使副之。六日，赦书上太上皇帝徽号，曰「睿圣仁孝皇帝」，大赦天下，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除傅属官张渠、马柔吉、王世修并为直龙图阁，王钧甫为右文殿修撰。十日，改元明受，其诏曰：「稽日月有临之义，合天人合受之公」。御史中丞郑瑴言：「近日朝廷差除行遣，多出傅、正彦之意。二人出入都堂，殆无虚日，外议喧然。若上下共由此道，国家兴丧未可知也，乞严赐戒敕」。时礼部侍郎张浚纠合义兵于平江，签书枢密院事吕颐浩自江宁以兵来会。十二日，百官始朝睿圣宫。十三日，诏召吕赴阙，除张礼部尚书，傅、正彦节度使。吕、张皆不受命，诏责张散官，郴州安置，张又不受命。吕、张等移檄讨逆。二十三日诏，「访闻有侍从掌兵之官，不晓授受本末，不计社稷安危，轻易以惑人心，迁延而违诏命」。盖指张也。已而吕、张皆奏乞复辟。二十四日，诏降睿圣皇帝为皇太弟、天下兵马都元帅、康王，皇帝为皇太侄，监国。二十五日，郑瑴留百官班，乞全台上殿，乃召郑瑴与殿中侍御史王廷秀同对。二人力争其不可，又至都堂争之，遂寝前诏。四月一日，复辟。三日，义兵至临平，傅、正彦遣兵拒战，大败，乃遁。于是诏赐郑瑴曰：「顷者逆徒作难，将臣扇凶，胁制朝廷，行其私意，大臣俛首，惟其所为。卿适在中司，义行正色，不为室家之计，屡陈社稷之言。虽文武协规，外有勤王之举；而忠义奋发，亦由守节之臣。迨兹还政之初，特有枢机之授」。今观朱丞相《渡江遭变录》，其秘谋奇计，固多世人所不知者，然其间大节目往往不见。又六日赦书上徽号，曰「睿圣仁孝皇帝」，今但云上幸别宫，继有旨称「睿圣太上皇帝」。然则赦书谁所定？所谓有旨者，旨安所自出哉？又改元明受，乃三月十日，而以为十八日。又十二日百官始朝睿圣宫，今但于幸别宫之下，云宰执百官皆从侍卫如仪而已。张丞相所上表，其略云：「当今外难未宁，内寇窃起，正人主忧劳自任、马上求治之时。恐太母以柔静之身，皇帝以幼冲之质，端居深处，责任臣寮，万一强敌侵凌，不肯悔祸，则贰百年宗庙社稷之基，拱手而遂亡矣。臣愚不避万死，伏愿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特轸宸虑，祈请睿圣，念祖宗委托之重，思二帝属望之勤，不惮勤劳，亲总要务，居形胜之地，求自治之计，抑去徽名，用柔敌国。然后太母陛下、皇帝陛下监国于中，抚定江右。如此则于国家大计似为得之。如以臣言为然，乞行下省司，令率文武百寮祈请施行」。贴黄云：「臣伏睹睿圣皇帝春秋方鼎盛，而遽尔退避，恐天下四方闻之，不无疑惑。万一恐生他事。更乞睿断，详酌施行」。今《渡江遭变录》但云张乞主上贬损位号、柔服敌情而已。既改抑去徽名为贬损位号，又表中其他要切之语皆不载。盖所谓徽名者，乃是时所上「睿圣仁孝皇帝」之名，其与位号不同矣，而差误疏略如此，果何意耶？贼徒凶焰而冯康国以布衣单骑冒险入城，说谕傅等。其死生未可知，乃谓遣康国者，欲成就一官爵耳。责张丞相散官，郴州安置，而止云罢礼部侍郎。谓檄书到，反正事已成，然二十四日诏乃云云如此，何也？临平之战，而以为未尝战斗；勤王檄云「天下共诛之」，而谓「事若至此，虽诛何益」？又因说再贬汪、黄二相，而谓「张丞相为黄潜善所知，且黄虽误国，岂不容其知人？况是时为执政者，其与黄同乎异乎」？窃谓遭变反正事之，细微曲折固不一，然其本末大槩，则有不可掩者。是以摭其事实备论之，庶几是非有考焉。

济水贯兖与徐，居古九州之二，其在四渎，得天地质信宽徐之气，其泽曰大野，是为十薮之首。钟英炳灵，今于故参知政事文敏李公见之。始以渊源之学、华重之文藻饰王度，中以刚大之气扶颠持危，晚以超卓之见居安资深，允所谓间生之贤者也。公讳邴，字汉老，系出唐郇王袆。其十一世孙涛仕五代为相，入本朝历兵部尚书，生水部郎中承休，公高祖也。水部生广文馆进士、赠兵部尚书讳仲宝，加赠太子太保者，公曾祖也。宫保次子讳景山，官至驾部郎中，赠太子少傅，两娶蔺氏，赠咸宁郡夫人，公祖父母也。朝请大夫讳瑑，赠少师，公父也。娶仲氏，镇国夫人；孔氏，郓国夫人。高曾皆葬济阴，伯祖殿中丞景圭及宫傅葬济之任城，故公为济州钜野县人。幼警敏，喜读书，弱冠能文。伯父乐静先生昭玘尝从眉山苏文忠、文定公、御史中丞孙公觉、门下侍郎李公清臣讲论文章，仕至起居舍人。性静厚忠实，其文演迤贯理，稳密不露斲削，公独得其传。崇宁五年登进士第，授将仕郎、德州平原尉，上官待以异礼。秩满，升从政郎、濮州鄄城丞。外艰服除，执政知其名，用为编修国朝会要所检阅文字。宣和初，以儒林郎特除秘书省校书郎，改宣教郎。二年十月，擢尚书礼部员外郎。时中外奏祥瑞无虚日，公草贺表笔不停缓，精确典丽。三年夏，进起居舍人。是冬，以通直郎试中书舍人，赐服金紫。五年七月，迁给事中。阅月，权直学士院。陈桥显烈宫成，特命公撰文刻石。明年八月，入翰林为学士，徽宗曰：「内外制得卿称职矣」。高丽入贡，选充馆伴。会召宰辅、亲王、贵戚宴睿谟殿，赏橙橘，侍从预者才四五人，而公在焉。诏赋纪事诗，公乘馆客夜草百韵以进。上大喜，遣中使持示丽人。丽人表谢，乞传本以归，凡私觌悉加等。适蔡京再领三省，言路观望，摘公作大宴乐语盛称镇圭为罪，黜提举南京鸿庆宫。七年冬，除徽猷阁待制、知越州，为政清简，抑强扶弱。钦宗覃恩，转承议郎。诏诸路兵备胡，公择掾属通明者付以调发，城中至不闻兵出。议者犹论公因时宰骤进，而不知主眷素厚也，坐落职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高宗初元，复右文殿修撰。踰年，召为兵部侍郎，再直学士院。三年二月壬子，车驾南渡，壬戌至杭州。三月癸未，苗傅、刘正彦反，露刃宫门。上登楼抚谕，公亟趋前叱责傅等，凶焰稍息，又谕殿帅王元击贼，元唯唯。公扣宰相朱胜非问计策，傅等皆在，公反覆镌诘，人为公危，公无惧色。退劝胜非密引外援制贼，又谓傅所听者正彦，正彦则倚王世修为谋主，宜阳许世修侍从以间之，蔑不济矣。太后垂帘旬馀，胜非遂奏变故以来从官能助朝廷者惟李邴、郑瑴，协心于内，诵言于外。乃除公翰林学士，瑴御史中丞。吕颐浩、张浚、刘光世、张俊等义师起，公与权直院张守分撰请复辟表及批答。丙午，胜非白太后除公与瑴并为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四月戊申朔，上御朝，明日迁公尚书左丞，自朝散郎例转中大夫。公恳辞，上赐亲札，略曰：「卿毅然正词，气折凶丑，万众动色，具臣腼颜」。公谢表亦云：「谋寝淮南，虽惭素望；笏击朱泚，实厉壮心。诘责凶渠，激扬禁卫。迨成复辟，实与秘谟。盖出孤忠，岂徼后福」？当时称为实录。乙卯大赦，其文云：「断鳌立极，开辟功成。取日授龙，神明御正」。亦公所草，四方诵之。驾幸江宁。六月，依祖宗旧制合三省官，改参知政事。寻以防秋，分六宫百司奉太后如洪州，命公为资政殿学士、权知行台三省枢密院事。公与丞相吕忠穆公议论不协，台谏有向背意，公闻之，固辞。八月，仍本职提举洞霄宫。上念公不已，未阅月起知平江府。视事三日，复从请祠。兄邺帅越失守，连坐落职。明年复端明，绍兴元年大礼还旧职。十六年五月甲午，以疾薨于泉州居第之正寝，享年六十有二。遗表闻，赠正奉大夫。八月庚申，葬南安县石鼓山之原。爵陇西县开国男，食邑四百户。妻东平郡夫人任氏，朝请郎之立女，前七月卒。五子：缜，警悟绝人，不乐仕进，号万如居士，有梅诗百篇，终朝请大夫，侍讲朱熹碣其墓；维，宣教郎、赠朝奉大夫；纪，疾废；纶，朝奉大夫；紃，承议郎、赠朝请大夫。五女：长适朝奉大夫、直秘阁傅自得；次适左迪功郎赵如川，再适朝请郎晁子阖；次适通直郎梁頀；次适从政郎仲寿朋；次适迪功郎马谅，再适迪功郎傅伸。孙男十四人：诜，承议郎；谠，承奉郎；谔，从事郎；谏，承务郎；谊，朝散郎；谦，承务郎；讷，从事郎；訦，今为朝奉大夫、荆湖北路转运判官；说，通仕郎；䜣，从事郎；𧪚，将仕郎；咏、䚮、谞。孙女十一人。公天资高明，积学深至，早历清要，号称文士，猝遇国难，大节凛然，为庙廊之器。尝奉诏编类《平江勤王及奏请本末》，付礼部镂板，公既列上，即匮藏元牍。后自泉南缴纳省中，子孙始知一时定计具草手疏皆出公及朱丞相之手，他执政著名押字而已。罢政十七年，避时相不复出。读书作文，虽病不废。延纳后进，教诱无倦，称人之善，覆护所短。若亲旧行己未至，则质问再三，使归之正。奉养简薄，赈恤宗族，治家严而恕。每爱徐孺子、申屠子、陶渊明之为人，晚弃世故，深造以道，夫子所谓朝闻夕死者，公盖得之。所著《草堂前后集》一百卷行于世。其葬也，宝文阁待制赵思诚为之志。诸子遇恩，累赠公太师，配封鲁国夫人。淳熙初，公薨三十馀年矣，近臣及公叱苗、刘事，孝宗嘉叹，特令定谥。其后有司以「勤学好问曰文，应事有功曰敏」易公名。今公诸孙惟季子之子訦在，典州持节，学世其家，以公神道未碑，远使来请。某久备史官，得公出处，故详书而系以铭曰：

齐鲁之间，儒学之渊。道闭贤隐，祥麟出焉。由汉迄唐，士多名世。公生盛朝，亦拔乎萃。其来仪仪，资适逢时。以文华国，天子所知。变起弗图，公奋烈烈。面折群凶，我勇彼慑。筹幄既咨，义旗既麾。中外协力，乾清坤夷。倬彼宸章，灿若星日。告于万邦，丕显公绩。上方用公，公曰归欤。成功者天，宠则难居。燕处超然，道则深造。穷理尽性，庶其允蹈。生有自来，死也名垂。刻诗道周，言何敢欺！

善除弊者不去弊，善治疾者不去疾，善抑虚名者不去虚名，盖天下之事，将欲夺之，必先与之，将欲拘之，必先纵之。苟骤禁而遽绝，未有不反受其害者也。故不忍弊之多，欲一朝而去焉，外虽若去而弊源实藏于冥冥之中矣。不忍疾之苦，欲一朝而去焉，外虽若去而病源实藏于冥冥之中矣。彼善除弊者，初未尝骤去其弊也。徐以待之，默以观之，使奸态伪迹蜂起于前，然后从而锄其窟穴，则弊不得而遁矣。善治疾者，亦未能骤去其疾也，宽以养之，绥以疗之，使宿疹积毒发见于外，然后从而穷其标本，则疾不得而留矣。抑虚名之道亦犹是也，世之尚虚名者，其根甚固，其流甚长，其风甚炽，苟疾虚名之乱真，播为号令，制为赏罚，欲言扫而去之，岂不足以称快于目前哉？然异时邀名之士，皆将矫为务实，以投吾之所好，今日之朴野即前日之浮华也，今日之木讷即前日之辩捷也，今日之恬退即前日之奔竞也，服勤簿书者乃不解诉牒之人，恪居官次者乃不辩马曹之士，巧诈百出，而浑厚质实之君子并为当世所疑，贤否一区，真伪一涂，愚智一揆，愦愦然莫之能分，非特名不可见而实亦不可见矣。始欲去名而终至于失实，是岂为治者之意哉？亦取之太迫，致之无术而已。大抵致刚必以柔，致宽必以猛，致实必以名，欲为之于此必形之于彼。欲为此而先以此示天下，亦迫而无术矣。是故明君之治天下也，将责之以实，先取之以名，开之以其涂，示之以其利。天下之名，争至于吾前，以文学之名至者，吾从而察之，则董仲舒之实、公孙弘之伪皆见矣。以政事之名至者，吾从而察之，则黄霸之实、王成之伪皆见矣。以忠直之名至者，吾从而察之，则刘向之实、谷永之伪皆见矣。以理财之名至者，吾从而察之，则刘晏之实、裴延龄之伪皆见矣。彼皆趋之，吾始得而知之，是则自献其名，乃自献其实也。世之好名者，知吾必察其实，皆砥砺澡濯，言不敢过行，誉不敢过情，茍实之未副，惴惴然惟恐名之闻于上，以蹈浮虚之罚，又岂有求名者乎？由是言之，善为治者，尚名乃所以去名，不善为治者，尚实乃所以失实。善为治者，天下以名为实，不善为治者，天下以实为名。特在用之如何耳，名何负于治哉？闻汉宣帝之综核名实矣，不闻其去名也；闻诸葛亮之循名责实矣，不闻其去名也。名者，正吾所资以责实之具，奈何先去之耶？呜呼！无弊之可指，为吏者之所惧也；无疾之可见，为医者之所惊也；无名之可称，责实者之所忧也。见其弊然后可革，见其疾然后可疗，见其名然后可核，未识其实而先去其名，吾不知所以为治矣。抑尝闻之，立高帝之朝而进用儒之说，世莫不以为疏也，然用儒者实高帝之所当急。立武帝之朝而进偃兵之说，世莫不以为迂也，然偃兵者实武帝之所当先。处责实之世而论尚名，人孰不以为愚且惑耶？然理有似缓而实急，事有似异而实同，使深识之士心平气定而思之，未有不始而愕终而悟也。此亦老氏所谓正言似反者欤？

叙南守郑君继道以其大父忠穆公手泽及《遗事》一编《建炎复辟记》属了翁识其末。了翁于先正行义年盖尝谱而为书矣，故于其所历亦窃幸有闻焉。方二凶谕其党建请台谏章疏露名付外，盖以是恐喝言者，公独于此时连斥其罪，又请于太母，乞降付三省，以示二凶，如「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家父作诵，以究王讻」，皆著其姓字于诗之乱，无所顾忌，此人所难能也。东朝辛卯诏书，以睿圣为皇太弟、明受为皇太侄，公复留百官班争之。既不果，则请朝独对，退又与王庭秀上疏力争，又与宰执同对帘前，又乞召庭秀，虽以太母欲改令睿圣总领兵马，公犹不谓然。太母又令至都堂，则朱藏一、颜夷仲、路公弼、张逢明诸公皆在。藏一于青囊出群臣所上书示公，公与庭秀力陈昨日诏书不可宣于外，此犹曰：「若以五日时事，岂争此名位邪」？必欲行出，公卒争之。故乙巳制书亟止前诏。公之所陈虽未尽行，然正论不泯，亦足以兴起人心，此又人所难能也。今诸书所载乃尚有疏略，如前一事盖公抗凶焰于方张不制之冲，诸书乃不书贼党首乞台章露名事，故无以见公犯难不顾之意；后一事盖公起人心于缭绕回玄之际，诸书乃不书一日而再三对，又至都堂与宰执争辩事，虽《实录》中书亦不详，故无以见此段实为复辟之张本。二者最是人所难能及事之要切者，姑记所闻以备放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