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饱乎学而不疗腹之饥，肥乎德而不救妻子之瘠，兹谓贫，列禦寇、黔娄是也。才经天下而一身之不达，名垂百世而当时之不逢，兹谓穷，仲舒、冯衍是也。人孰无耦？己则鳏居。人孰无承？己则哭子。兹谓灾，子夏、庄周是也。吾身之可乐也，非吾身之可乐也，身安之可乐也。一日不安，则是身者，吾之忧也。岂惟吾之忧，抑亦吾之仇，兹谓疾，冉伯牛、左丘明是也。今使恶人之憎夫人也，憎之矣，不必穷之可也；穷之矣，不必贫之可也；穷之矣，又贫之矣，不必灾之可也；穷之矣，又贫之矣，又灾之矣，不必疾之亦可也。有并举其四不必而集之于一身，借曰其人之恶，其忍憎夫人而厉之至此极乎？人且不忍也，天其忍乎？吾友萧东夫，余初识之于○陵，一语意合，即襆被往其馆，与之对床。时天暑，东夫诘朝欲蚤行。五鼓东夫先起，吹灯明灭，搔首若有营者，余亦起视之，盖东夫作诗一章以赠余别也。余即和以答赋，东夫喜曰：「定交如定婚，吾与子各藏去一纸」。自是别去，各不相闻者十有六年。淳熙丁酉，余出守毗陵，东夫丞龙川，相遇于上饶之西郊，一揖而别。后二年，余移广东常平使者，东夫官满，归访余于南溪之敝庐。自是吾二人者不再见至今。顷广西提点刑狱尝阙员，丞相王公问余孰可，余以东夫对。丞相惊曰：「子亦知东夫乎？吾深知之，何俟子言？子不知乎？东夫病矣。尝使守峡州，不能行」。盖东夫既不达，又贫，又疾，又丧其妻若子，今惟一子与诸孙在耳。此恶人之憎东夫者，不忍举前之所谓四不必者而集之东夫之一身者也。天其忍乎？人不忍而天忍焉，忍其一复忍其三，吾知天之必不然也。必不然而然焉，吾何以知其忍不忍，然不然哉！虽然，东夫以盖代之气，经世之才，惊人之诗，窒其二，亨其一，安知夫天之不私东夫乎！专其私，尤其忍，东夫其忍乎？余至金陵之一月，呼中男次公而告之曰：「东夫可念，亟遣骑以书候之」。东夫答余书，其辞充然自得，其意怡然自乐，寄诗一编，曰《千岩摘稿》，属余序之，若未尝穷且贫且灾疾者。余愧谓次公曰：「东夫甚乐而不忧，余浅之为丈夫也。余何足以知东夫哉」！余尝论近世之诗人，若范石湖之清新，尤梁溪之平淡，陆放翁之敷腴，萧千岩之工致，皆余之所畏者云。绍熙辛亥九月七日，友生诚斋野客庐陵杨万里谨序。

数日山间从游甚乐，分袂不胜惘然。君举已到未？熹来日上剡溪，然不能久留，只一两日便归。盖城中诸寄居力来言不可行，深咎前日衢、婺之行也。如此则山间之行不容复践，老兄与君举能一来此间相聚为幸。官舍无人，得以从容，殊胜在道间关置车中，不得终日相语也。君举兄不敢遽奉问，幸为深致此意，千万千万。《战国策》、《论衡》二书，并自注《田说》二小帙，并往观之，如何也？所定《文中子》千万携来。陈叔达说有韩公所定《礼仪》，尚未及往借也。别后郁郁，思奉伟论，梦想以之。临风引领，尤不自胜。

君举竟未有来期，老兄想亦畏暑，未必遽能枉顾，势须秋凉乃可为期。但贱迹孤危，力小任重，政恐旦夕便以罪去耳。旱势已成，三日前犹蒸郁，然竟作雨不成。此两日晨夜凄凉，亭午惨烈，无复更有雨意。虽祈祷不敢不尽诚，然视州县间政事无一可以召和而弭灾者，未知将复作何究竟也。本欲俟旬日间力恳求去，缘待罪文字未报，未敢遽发。今遂遭此旱虐，如何更敢求自便？但恐自以罪罢则幸甚，不然，则未知所以为计也。不审高明将何以见教也？新论奇伟不常，真所创见。惊魂未定，未敢遽下语。俟再得馀篇，乃敢请益耳。婺人得钱守，比之他郡事体殊不同。他人直是无一点爱人底心，无医治处也。赵倅之去甚可惜，鄙意亦欲具曾救荒官吏殿最以闻，以方俟罪，嫌于论功，遂不敢上。不知钱守曾再奏否？若其遂行，实可惜也。《书义破题》真张山人所谓「著相题诗」者，句意俱到，不胜叹服。他文有可录示者，幸并五篇见教，洗此昏愦也。向说方岩之下伯恭所乐游处，其名为何？其地属谁氏？幸批示。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颇可观，尚未竟。少俟断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长啸人，不读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社中诸友朋坐夏安稳，山间想见虚凉，无城市歊烦之气。比所授之次第，亦可使闻一二乎？「可与立者，未可与权」，愿明者之审此也。

病中不能整理别头项文字，闲取旧书讽咏之，亦觉有味，于反身之功亦颇有得力处，他亦不足言也。示喻见予之意甚厚，然仆岂其人乎！明者于是乎不免失言之累矣。《震》之九四，向来颜鲁子以纳甲推贱命，以为正当此爻，常恨未晓其说。今同甫复以事理推配，与之暗合如此，然则此事固非人之所能为矣。附托之戒，敢不敬承。然其事之曲折，未易纸笔既也。叔昌所云初实有之，盖意老兄上未及于无情，而下决不至于不及情，是以疑其未免乎此。今得来喻，乃知老兄遂能以义胜私如此，真足为一世之豪矣。而区区妄意，所谓浅之为丈夫者，又以自愧也。武夷九曲之中，比缚得小屋三数间，可以游息。春间尝一到，留止旬馀。溪山回合，云烟开敛，旦暮万状，信非人境也。尝有数小诗，朋旧为赋者亦多。薄冗，无人写得，后便当寄呈求数语。韩丈亦许为作记文也。此生本不拟为时用，中间立脚不牢，容易一出，取困而归。自近事而言，则为废斥；自初心而言，则可谓爰得我所矣。承许见顾，若得遂从容此山之间，款听奇伟惊人之论，亦平生快事也。但闻未免俯就乡举，正恐自此骞腾，未暇寻此寂漠之滨耳。《策问》前篇，鄙意犹守明招时说；后篇极中时弊，但须亦大有更张，乃可施行。若事事只如今日而欲废法，吾恐无法之害又有甚于有法之时也。如何如何？去年十论，大意亦恐援溺之意太多，无以存不亲授之防耳。后生辈未知三纲五常之正道，遽闻此说，其害将有不可胜救者，愿明者之反之也。妄意如此，或未中理，更告反覆，幸幸！《李卫公集》一本致几间。此公才气事业当与春秋战国时何人为比，幸一评之，早以见寄。幸甚！

比忽闻有意外之祸，甚为惊叹。方念未有相为致力处，又闻已遂辨白而归，深以为喜。人生万事，真无所不有也。比日久雨蒸郁，伏惟尊候万福。归来想诸况仍旧，然凡百亦宜痛自收敛。此事合说多时，不当至今日迟顿不及事，固为可罪；然观老兄平时自处于法度之外，不乐闻儒生礼法之论，虽朋友之贤如伯恭者，亦以法度之外相处，不敢进其逆耳之论，每有规讽，必宛转回互，巧为之说，然后敢发，平日狂妄，深窃疑之，以为爱老兄者似不当如此。方欲俟后会从容面罄其说，不意罢逐之遽，不及尽此怀也。今兹之故，虽不知所由，或未必有以召之，然平日之所积，似亦不为无以集众尤而信谗口者矣。老兄高明刚决，非吝于改过者。愿以愚言思之，绌去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则岂独免于人道之祸，而其所以培壅本根、澄源正本，为异时发挥事业之地者益光大而高明矣。荷相与之厚，忘其狂率，敢尽布其腹心。虽不足以赎稽缓之罪，然或有补于将来耳。不审高明以为如何？悚仄悚仄。

昨闻汹汹，常托叔度致书奉问，时犹未知端的，不能无忧。便中忽得五月二十六日所示字，具审曲折，喜不可言。且得脱此虎口，外此是非得失，置之不足言也。林叔和过此，又得闻其事首末尤详，是亦可叹也已。还家之后，诸况如何？所谓少林面壁，老兄决做不得，然亦正不当如此，名教中自有安乐处。区区所愿言者，已具之前书矣。大率世间议论不是太过即是不及，中间自一条平稳正当大路，却无人肯向上头立脚，殊不可晓。老兄聪明非他人所及，试一思愚言，不可以为平平之论而忽之也。偶有便，匆匆未暇索言。

九月十五日，某顿首再拜同甫上舍老兄：夏中朱同人归，辱书，始知前事曲折，深以愧叹。寻亦尝别附问，不谓尚未达也。兹承不远千里专人枉书，尤荷厚意。且审还舍以来，尊候万福，足以为慰。即细询来使，又详归路戒心之由，重增叹骇也。事远日忘，计今处之帖然矣。熹衰病杜门，直此生朝，孤露之馀，方深哽怆，乃蒙不忘，远寄新词，副以香果佳品；至于裘材，又出机杼，此意何可忘也！但两词豪宕清婉，各极其趣，而投之空山樵牧之社，被之衰退老朽之人，似太不著题耳。示喻缕缕，殊激懦衷。以老兄之高明俊杰，世间荣悴得失本无足为动心者。而细读来书，似未免有不平之气。区区窃独妄意，此殆平日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之过，是以困于所长，忽于所短。虽复更历变故，颠沛至此，而犹未知所以反求之端也。尝谓「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伯之迹，但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察之愈密，则其见之愈明；持之愈严，则其发之愈勇。孟子所谓「浩然之气」者，盖敛然于规矩准绳不敢走作之中，而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者，虽贲育莫能夺也。是岂才能血气之所为哉？老兄视汉高帝、唐太宗之所为，而察其心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则私意分数犹未甚炽，然已不可谓之无。太宗之心，则吾恐其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之争者才能智术既出其下，又无有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志耳。若以其能建立国家、传世久远，便谓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败论是非，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千五百年之间，正坐如此，所以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其间虽或不无小康，而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若论道之常存，却又初非人所能预。只是此个自是亘古亘今常在不灭之物，虽千五百年被人作坏，终殄灭他不得耳。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补得他耶？至于儒者成人之论，专以儒者之学为出于子夏，此恐未可悬断。而子路之问成人，夫子亦就其所及而告之。故曰「亦可以为成人」，则非成人之至矣。为子路，为子夏，此固在学者各取其性之所近，然臧武仲、卞庄子、冉求中间插一个孟公绰，齐手并脚，又要文之以礼乐，亦不是管仲、萧何以下规模也。向见《祭伯恭文》，亦疑二公何故相与聚头，作如此议论。近见叔昌、子约书中说话，乃知前此此话已说成了。亦尝因答二公书力辨其说，然渠来说得不索性，故鄙论之发亦不能如此书之尽耳。老兄人物奇伟英俊，恐不但今日所未见。向来得失短长，正自不须更挂齿牙，向人分说。但鄙意更欲贤者百尺竿头进取一步，将来不作三代以下人物，省得气力为汉唐分疏，即更脱洒磊落耳。李、孔、霍、张，则吾岂敢？然夷吾景略之事，亦不敢为同父愿之也。武夷诸诗能为下一语否？韩记陆诗纳呈。韩丈又有《棹歌》，今并录去。大字甚荷不鄙，但寻常不欲为寺观写文字，不欲破例。此亦拘儒常态，想又发一笑也。寄来纸却为写张公集句《坐右铭》去，或恐万一有助于积累涵养、睟面盎背之功耳。闻曾到会稽，丘宗卿颇款否？更曾与谁相见？项平父未受代否？曾游山否？越中山水气象终是浅促，意思不能深远也。武夷亦不至甚好，但近处无山，随分占取做自家境界。春间至彼，山高水长，红绿相映，亦自不恶。但年来窘束殊甚，诗成屋未就，亦无人力可往来，每以为念耳。来人不欲久留，草草布此，不能尽所欲言。无物可伴书，古龙涎二两，钟乳四两，藤枕一枚幸视入。更有《近思录》两册，并以唐突，勿怪勿怪。尊嫂郎娘均庆！徐子才今在何处？或见，幸为致意。向寒，珍重为祷。有人之城，谩作数字寄叔度处，恐有便来此也。引领晤对，临风怅然。不宣。熹顿首再拜。

熹顿首再拜同父上舍老兄：自顷人还，不得再附问，日以驰情。专人至止，忽奉诲示，获闻即日春和，尊候万福，感慰并集。且闻葺治园亭，规模甚盛，甚恨不得往同其乐而听高论之馀也。「楼台侧畔杨花过，帘幕中间燕子飞」，只是富贵者事，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躬耕陇亩、抱膝长啸底气象。却是自家此念未断，便要主张将来做一般看了。窃恐此正是病根，与平日议论同一关键也。所需恶札一一纳去，但《抱膝诗》以数日修整破屋，扶倾补败，丛冗细碎，不胜其劳，无长者台池之胜而有其扰，以此不暇致思。留此人等候数日，竟不能成。且令空回，俟旦夕有意思却为作，附便以往也。二公诗皆甚高，而正则摹写尤工，卒章致意尤笃，令人叹息。所惜不曾向顶门上下一针，犹落第二义也。君举得郡可喜，不知阙在何时？正则闻甚长进，比得其书甚久，不曾答得。前日有便，已写了，复遗之。今以附纳，幸为致之。观其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此事尽当商量，但卒乍未能得相聚，便得相聚，亦恐未便信得及耳。令外舅何丈何时物故？今乃葬邪？墓额亦已写去，似却胜六字。然回首向来道间相见，如昨日事，而便有幽明之隔。人世营营，欲何为邪？《坐右铭》固知在所鄙弃，然区区写去之意，却不可委之他人，千万亟为取以见还为幸，自欲投之水火也。他所诲谕，其说甚长。偶病眼，数日未愈，而来使留此颇久，告归甚亟，不免口授小儿，别纸奉报。不审高明以为如何？此已觉昏涩，不能尽所欲言。惟冀以时自爱，临纸不胜驰情。二月十四日，熹顿首再拜上状。熹拜问：眷集伏惟佳庆，令郎为学胜茂！从学诸君必有秀彦可与言者，恨未得见也。子才今得甚处差遣？欲作书，以未知此，写不得。为学甚笃，尤慰所怀，但未知所学何学耳。惠贶柑栗尤荷厚意，村落潇然，无以伴书，金丝脍材十饼、紫菜少许，共作一小𥯃，幸视至。天民到官可喜，因见幸为致意。旦夕有便，自拜书也。熹再拜。

来教累纸，纵横奇伟，神怪百出，不可正视。虽使孟子复生，亦无所容其喙，况于愚昧蹇劣，又老兄所谓贱儒者，复安能措一词于其间哉？然于鄙意实有所未安者，不敢雷同，曲相阿徇，请复陈其一二，而明者听之也。来教云云，其说虽多，然其大概不过推尊汉唐，以为与三代不异；贬抑三代，以为与汉唐不殊。而其所以为说者，则不过以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必尽合义理，亦自不妨为一世英雄。然又不肯说此不是义理，故又须说天、地、人并立为三，不应天地独运而人为有息。今既天地常存，即是汉唐之君只消如此，已能做得人底事业，而天地有所赖以至今。其前后反覆，虽缕缕多端，要皆以證成此说而已。若熹之愚，则其所见固不能不与此异，然于其间又有不能不同者。今请因其所同而核其所异，则夫毫釐之差、千里之缪将有可得而言者矣。来书「心无常泯，法无常废」一段，乃一书之关键。鄙意所同，未有多于此段者也；而其所以，亦未有甚于此段者也。盖有是人则有是心，有是心则有是法，固无常泯常废之理。但谓之无常泯，即是有时而泯矣。谓之无常废，即是有时而废矣。盖天理人欲之并行，其或断或续，固宜如此。至若论其本然之妙，则惟有天理而无人欲，是以圣人之教必欲其尽去人欲而复全天理也。若心，则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也，法则欲其常不废而不恃其不常废也。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者，尧、舜、禹相传之密旨也。夫人自有生而梏于形体之私，则固不能无人心矣。然而必有得于天地之正，则又不能无道心矣。日用之间，二者并行，迭为胜负，而一身之是非得失、天下之治乱安危莫不系焉。是以欲其择之精而不使人心得以杂乎道心，欲其守之一而不使天理得以流于人欲，则凡其所行，无一事之不得其中，而于天下国家无所处而不当。夫岂任人心之自危而以有时而泯者为当然，任道心之自微而幸其须臾之不常泯也哉？夫尧、舜、禹之所以相传者既如此矣，至于汤、武，则闻而知之，而又反之以至于此者也。夫子之所以传之颜渊、曾参者此也，曾子之所以传之子思、孟轲者亦此也。故其言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又曰：「吾道一以贯之」。又曰：「道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又曰：「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乎天地之间」。此其相传之妙，儒者相与谨守而共学焉，以为天下虽大，而所以治之者不外乎此。然自孟子既没，而世不复知有此学，一时英雄豪杰之士或以资质之美，计虑之精，一言一行偶合于道者，盖亦有之；而其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而世之学者稍有才气，便自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业、圣学功夫，又见有此一种道理，不要十分是当，不碍诸般作为，便可立大功名，取大富贵，于是心以为利，争欲慕而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顾义理，便于此等去处指其须臾之间偶未泯灭底道理，以为只此便可与尧、舜、三代比隆，而不察其所以为之田地本根者之无有是处也。夫三才之所以为三才者，固未尝有二道也。然天地无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运行无穷，而在人者有时而不相似。盖义理之心顷刻不存则人道息，人道息则天地之用虽未尝已，而其在我者则固即此而不行矣。不可但见其穹然者常运乎上，颓然者常在乎下，便以为人道无时不立而天地赖之以存之验也。夫谓道之存亡在人而不可舍人以为道者，正以道未尝亡而人之所以体之者有至有不至耳，非谓苟有是身则道自存，必无是身然后道乃亡也。天下固不能人人为尧，然必尧之道行然后人纪可修，天地可立也。天下固不能人人皆桀，然亦不必人人皆桀而后人纪不可修，天地不可立也。但主张此道之人，一念之间不似尧而似桀，即此一念之间便是架漏度日，牵补过时矣。且曰心不常泯而未免有时之或泯，则又岂非所谓半生半死之虫哉？盖道未尝息而人自息之，所谓「非道亡也，幽、厉不由也」，正谓此耳。惟圣尽伦，惟王尽制，固非常人所及。然立心之本，当以尽者为法，而不当以不尽者为准。故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而况谓其非尽欺人以为伦，非尽罔世以为制，是则虽以来书之辨，固不谓其绝无欺人罔世之心矣。欺人者人亦欺之，罔人者人亦罔之，此汉唐之治所以虽极其盛，而人不心服，终不能无愧于三代之盛时也。夫人只是这个人，道只是这个道，岂有三代、汉、唐之别？但以儒者之学不传，而尧、舜、禹、汤、文、武以来转相授受之心不明于天下，故汉唐之君虽或不能无暗合之时，而其全体却只在利欲上。此其所以尧、舜、三代自尧、舜、三代，汉祖、唐宗自汉祖、唐宗，终不能合而为一也。今若必欲撤去限隔，无古无今，则莫若深考尧舜相传之心法，汤武反之之功夫，以为准则而求诸身；却就汉祖、唐宗心术微处痛加绳削，取其偶合而察其所自来，黜其悖戾而究其所从起，庶几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义有以得之于我；不当坐谈既往之迹，追饰已然之非，便指其偶同者以为全体，而谓其真不异于古之圣贤也。且如约法三章固善矣，而卒不能除三族之令，一时功臣，无不夷灭；除乱之志固善矣，而不免窃取宫人私侍其父，其他乱伦逆理之事往往皆身犯之。盖举其始终而言，其合于义理者常少，而其不合者常多；合于义理者常小，而其不合者常大。但后之观者于此根本功夫自有欠阙，故不知其非而以为无害于理。抑或以为虽害于理，而不害其获禽之多也。观其所谓学成人而不必于儒，搅金、银、铜、铁为一器而主于适用，则亦可见其立心之本在于功利，有非辨说所能文者矣。夫成人之道，以儒者之学求之，则夫子所谓「成人」也。不以儒者之学求之，则吾恐其畔弃绳墨，脱略规矩，进不得为君子，退不得为小人。正如搅金、银、铜、铁为一器，不唯坏却金银，而铜铁亦不得尽其铜铁之用也。荀卿固讥游夏之贱儒矣，不以大儒目周公乎？孔子固称管仲之功矣，不曰「小器而不知礼」乎？「人也」之说，古注得之。若管仲为当得一个人，则是以子产之徒为当不得一个人矣。圣人词气之际不应如此之粗厉而鄙也。其他琐屑，不能尽究。但不传之绝学一事，却恐更须讨论，方见得从上诸圣相传心法，而于后世之事有以裁之而不失其正。若不见得，却是自家耳目不高，闻见不的，其所谓洪者，乃混杂而非真洪；所谓惯者，乃流徇而非真惯。窃恐后生传闻，轻相染习，使义、利之别不明，舜、蹠之涂不判，眩流俗之观听，坏学者之心术，不唯老兄为有识者所议，而朋友亦且陷于收司连坐之法。此熹之所深忧而甚惧者，故敢极言以求定论。若犹未以为然，即不若姑置是事而且求诸身，不必徒为譊譊，无益于道，且使卞庄子之徒得以窃笑于旁而阴行其计也。

示喻缕缕，备悉雅意。然区区鄙见，常窃以为亘古亘今，只是一体，顺之者成，逆之者败，固非古之圣贤所能独然，而后世之所谓英雄豪杰者，亦未有能舍此理而得有所建立成就者也。但古之圣贤从本根上便有惟精惟一功夫，所以能执其中，彻头彻尾，无不尽善。后来所谓英雄，则未尝有此功夫，但在利欲场中头出头没，其资美者乃能有所暗合而随其分数之多少以有所立。然其或中或否，不能尽善则一而已。来喻所谓「三代做得尽，汉、唐做得不尽」者，正谓此也。然但论其尽与不尽而不论其所以尽与不尽，却将圣人事业去就利欲场中比并较量，见有彷佛相似，便谓圣人样子不过如此，则所谓毫釐之差、千里之缪者，其在此矣。且如管仲之功，伊、吕以下谁能及之？但其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是以圣人虽称其功，而孟子、董子皆秉法义以裁之，不少假借。盖圣人之目固大，心固平，然于本根亲切之地，天理人欲之分，则有毫釐必计，丝发不差者。此在后之贤所以密传谨守以待后来，惟恐其一旦舍吾道义之正以徇彼利欲之私也。今不讲此，而遽欲大其目、平其心以断千古之是非，宜其指铁为金，认贼为子而不自知其非也。若夫点铁成金之譬，施之有教无类、迁善改过之事则可，至于古人已往之迹，则其为金为铁固有定形，而非后人口舌议论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点功利之铁，以成道义之金，不惟费却闲心力，无补于既往，正恐碍却正知见，有害于方来也。若谓汉唐以下便是真金，则固无待于点化，而其实又有大不然者。盖圣人者，金中之金也。学圣人而不至者，金中犹有铁也。汉祖、唐宗用心行事之合理者，铁中之金也。曹操、刘裕之徒，则铁而已矣。夫金中之金乃天命之固然，非由外铄，淘择不净，犹有可憾。今乃无故必欲弃舍自家光明宝藏而奔走道路，向铁炉边查矿中拨取○金，不亦误乎？帝王本无异道，王通分作两三等，已非知道之言。且其为道，行之则是，今莫之禦而不为，乃谓不得已而用两汉之制，此皆卑陋之说，不足援以为据。若果见得不传底绝学，自无此蔽矣。今日许多闲议论，皆原于此学之不明，故乃以为笆篱边物而不之省。其为唤银作铁，亦已甚矣。来谕又谓「凡所以为此论者，正欲发儒者之所未备，以塞后世英雄之口而夺之气，使知千涂万辙，卒走圣人样子不得」。以愚观之，正恐不须如此费力。但要自家见得道理分明，守得正当，后世到此地者，自然若合符节，不假言传。其不到者，又何足与之争耶？况此等议论正是推波助澜，纵风止燎，使彼益轻圣贤而愈无忌惮，又何足以闭其口而夺其气乎？熹前月初间略入城，归来还了几处人事，遂入武夷。昨日方归，冗甚倦甚，目亦大昏，作字极艰。草草布此，语言粗率，不容持择，千万勿过。其间亦有琐细曲折不暇尽辨，然明者读之，固必有以深得其心，不待其词之悉矣。何丈墓文笔势奇逸，三复叹息不能已。挽诗以心气衰弱，不能应四方之求，多所辞却。近不得已，又不免辞多就少，随力应副，往往皆不能满其所欲。今若更作此，即与墓额犯重，破却见行比例矣。且乞蠲免，如何如何？《抱膝吟》亦未遑致思，兼是前论未定，恐未必能发明贤者之用心，又成虚设。若于此不疑，则前所云者便是一篇不押韵、无音律底好诗，自不须更作也。如何如何？

诲谕缕缕，甚荷不鄙。但区区愚见，前书固已尽之矣。细读来谕，愈觉费力。正如孙子荆「洗耳」「砺齿」之云，非不雄辨敏捷，然枕流漱石，终是不可行也。已往是非不足深较，如今日计，但当穷理修身，学取圣贤事业，使穷而有以独善其身，达则有以兼善天下，则庶几不枉为一世人耳。

方念久不闻动静，使至，忽辱手书，获闻近况，深以为喜。且承雅词下逮，郑重有加，副以蜀缣、佳果、吴笺，益见眷存之厚。顾衰病支离，霜露悽恻，无可以称盛意者，第增愧怍耳。「吃紧些儿」之句，尤荷高明假借之重，然鄙儒俗生，何足语此？咏叹以还，不知所以报也。熹今年夏中粗似小康，涉秋，两为乡人牵挽，蔬食请雨，积伤脾胃，遂不能食，食亦不化。中间调理稍似复常，又为脚气发动，用药过冷，今遂大病，疲乏不可言。丹附乳石，平日不敢向口者，今皆杂进，尚未见效。意气摧颓，如日将暮，恐不得久为世上人矣。来喻衮衮，读之惘然。反复数过，尚不能该其首末。盖神思之衰落如此，况能相与往复，上下其论哉？向来读书颇务精熟，中间亦幸了得数书，自谓略能窥见古人用心处，未觉千岁之为远。然亦无可告语者，时一思之以自笑耳。其间一二有业未就，今病已矣，不能复成书矣。不知后世之子云、尧夫复有能成吾志者否？然亦已置之，不能复措意间也。只今日用功夫，养病之馀，却且收拾身心，从事于古人所谓小学者，以补前日粗疏脱略之咎，盖亦心庶几焉，而力或有所未能也。仝父闻之，当复见笑。然韩子所谓「敛退就新懦，趋营悼前猛」者，区区故人之意，尚不能不以此有望于高明也。如何如何？此外世俗是非毁誉，何足挂齿牙间？细读来书，似于此未能无小芥蒂也。大风吹倒亭子，却似天公会事发，彼洛阳亭馆又何足深羡也？尝论孟子「说大人则藐之」，孟子固未尝不畏大人，但藐其巍巍然者耳。辨得此心，即更掀却卧房，亦且露地睡，似此方是真正大英雄人。然此一种英雄，却是从战战兢兢、临深履薄处做将出来。若是血气粗豪，却一点使不著也。伯恭平时亦尝说及此否？此公今日何处得来！然其于朋友不肯尽情，亦使人不能无遗恨也。《抱膝吟》久做不成，盖不合先寄陈、叶二诗来，田地都被占却，教人无下手处也。况今病思如此，是安能复有好语，道得老兄意中事耶？承欲为武夷之游，甚慰所望。但此山冬寒夏热，不可居。惟春暖秋凉，红绿纷葩，霜清木脱，此两时节为胜游耳。今春才得一到，而不暇宿。秋来以病，未能再往，职事甚觉弛废。若得来春命驾，当往为数日款也。但有一事处之不安，不敢不布闻。私居贫约，无由遣人往问动静，而岁烦遣介存问生死，遂为故事。既又阙然不报，而坐受此过当之礼，虽兄不以为谴，而实非愚昧所敢安也。自此幸损此礼，因人入城时，以一二字付叔度、子约俾转以来，亦足以道情素，不为莫往莫来者矣。如何如何？

熹衰病如昨，不足言。但所见浅滞，只是旧时人。承喻正则自以为进，后生可畏，非虚言也。想已相见，必深得其要领，恨不得与闻一二。然自度愚暗，于老兄之言尚多未解，政使得闻，决是晓会不得。如前书所报一二条，计于盛意必是未契。又如今书所喻「过分不止」之说，亦区区所未喻。如仆所见，却是自家所以自处者未能尽绝私意之累，而于所以开导聪明者未尽其力尔。故《夬》以五阳之盛而比一阴，犹欲决之，故其繇曰：「扬于王庭，孚号有厉，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盖虽危惧自修，不极其武，而扬庭孚号，利有攸往，初不顾后患而小却也。拙诗前已拜禀，大字固当如戒，但恨未识钱君，不知其所谓「正」与「大」者为如何，未敢容易下笔也。来诗有「大正志学」之语，逢时报主，深悉雅志。此在高明必已有定论，非他人所得预。然所谓「不能自为时」者，则又非区区所敢闻也。但愿老兄毋出于先圣规矩准绳之外，而用力于四端之微，以求乎兖公之所乐，如其所以告于巍巍当坐之时之心，则其行止忤合付之时命，有不足言矣。就其不遇，独善其身，以明大义于天下，使天下之学者皆知吾道之正而守之以待上之使令，是乃所以报不报之恩者，亦岂必进为而抚世哉。佛者之言曰：「将此身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而杜子美亦云：「四邻耒耜出，何必吾家操」？此言皆有味也。夫圣贤固不能自为时，然其仕久止速，皆当其可，则其所以自为时者亦非他人之所能夺矣。岂以时之不合而变吾所守以徇之哉？

自闻荣归，日欲遣人致问，未能，然亦尝附邻舍陈君一书于城中转达，不知已到未也？专使之来，伏奉手诲，且有新词厚币佳实之况。感认不忘之意，愧怍亡喻。然衰晚病疾之馀，霜露永感，每辱记存始生，过为之礼，秪益悲怆，自此告略去之也。比日秋阴，伏惟尊候万福。熹既老而病，无复彊健之理。比灼艾后，始粗能食，然亦未能如旧。且少宽旬月，未即死耳。新词宛转，说尽风物好处。但未知「常程正路」与「奇遇」是同是别，「进御」与「不进御」相去又多少？此处更须得长者自下一转语耳。老兄志大宇宙，勇迈终古，伯恭之论无复改评。今日始于后生丛中出一口气，盖未足为深贺。然出身事主，由此权舆，便不碌碌，则异时事业亦可卜矣。但来书诸论，鄙意颇未尽晓。如云「无动何以示易」，不知今欲如何其动？如何其易？此其区处必有成规，恨未得闻其详也。又如「二者相似而实不同」处，亦所未喻。若如鄙意，则须是先得吾身好，党类亦好，方能得吾君好，天下国家好。而所谓好者，又有虚实、大小、久近之不同。若自吾身之好而推之，则凡所谓好者皆实、皆大而又久远。若不自吾身推之，则弥缝掩覆，虽可以苟合于一时，而凡所谓好者，皆为他日不可之病根矣。盖修身事君，初非二事，不可作两般看。此是千圣相传正法眼藏，平日所闻于师友而窃守之。今老且死，不容改易。如来喻者，或是诸人事宜，非老仆所敢闻也。不知象先所论与此如何？向见此公差彊人意，恨未得款曲，尽所怀耳。此中今夏不雨，早稻多损。秋初一雨，意晚稻可望。今又不雨多日，山间得霜又早，次第亦无全功。幸日下米价低平，且尔遣日，未知向后如何耳。《抱膝》之约，非敢食言。正为前此所论未定，不容草草下语。须俟他时相逢，弹指无言可说，方敢通个消息。但恐彼时又不须更作这般闲言语耳。人还，姑此为报。未即会晤，千万以时自爱，倚俟诏除。

前者累蒙诲谕范碑曲折，考据精博，论议正平而措意深远，尤非常情所及。又得吕子约录记所被教墨，参互开发，其辨益明。熹之孤陋，得与闻焉，幸已甚矣，复何敢措一词于其间哉？然隐之于心，窃有所不能无疑者。盖尝窃谓吕公之心固非晚生所能窥度，然当其用事之时，举措之不合众心者盖亦多矣。而又恶忠贤之异己，必力排之，使不得容于朝廷而后已。是则一世之正人端士莫不恶之。况范、欧二公或以讽议为官，或以谏诤为职，又安可置之而不论？且论之而合于天下之公议，则又岂可谓之太过也哉？逮其晚节，知天下之公议不可以终拂，亦以老病将归而不复有所畏忌，又虑夫天下之事或终至于危乱，不可如何，而彼众贤之排去者或将起而复用，则其罪必归于我而并及于吾之子孙，是以宁损故怨，以为收之桑榆之计。盖其虑患之意虽未必尽出于至公，而其补过之善，天下实被其赐，则与世之遂非长恶，力战天下之公议以贻患于国家者相去远矣。至若范公之心，则其正大光明固无宿怨，而惓惓之义实在国家。故承其善意，既起而乐为之用。其自讼之书，所谓「相公有汾阳之心之德，仲淹无临淮之才之力」者，亦不可不谓之倾倒而无馀矣（此书今不见于集中，恐亦以忠宣刊去而不传也。）。此最为范公之盛德而他人之难者，欧阳公亦识其意而特书之。盖吕公前日之贬范公自为可罪，而今日之起范公自为可书。二者各记其实而美恶初不相掩，则又可见欧公之心亦非浅之为丈夫矣。今读所赐之书而求其指要，则其言若曰：「吕公度量浑涵，心术精深，所以期于成务，而其用人才德兼取，不为诸贤专取德望之偏，故范、欧诸公不足以知之，又未知其诸子之贤而攻之有太过者。后来范公虽为之用，然其集中归重之语亦甚平平，盖特州郡之常礼，而实则终身未尝解仇也。其后欧公乃悔前言之过，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托为解仇之语以见意。而忠宣独知其父之心，是以直于碑中刊去其语，虽以取怒于欧公而不惮也」。凡此曲折，指意微密，必有不苟然者。顾于愚见有所未安，不敢不详布其说，以求是正，伏惟恕其僭易而垂听焉。夫吕公之度量心术，期以济务则诚然矣。然有度量则宜有以容议论之异同，有心术则宜有以辨人才之邪正，欲成天下之务则必从善去恶，进贤退奸，然后可以有济。今皆反之，而使天下之势日入于昏乱，下而至于区区西事一方之病，非再起范公，几有不能定者，则其前日之所为，又恶在其有度量心术而能成务也哉？其用人也，欲才德之兼取，则亦信然矣。然范、欧诸贤非徒有德而短于才者，其于用人，盖亦兼收而并取。虽以孙元规、滕子京之流恃才自肆，不入规矩，亦皆将护容养，以尽其能，而未尝有所废弃，则固非专用德而遗才矣。而吕公所用，如张、李、二宋，姑论其才，亦决非能优于二公者。乃独去此而取彼，至于一时豪俊跅弛之士，穷而在下者不为无人，亦未闻其有以罗致而器使之也。且其初解相印而荐王随、陈尧佐以自代，则未知其所取者为才也耶？为德也耶？是亦不足以自解矣。若谓范、欧不足以知吕公之心，又不料其子之贤而攻之太过，则其所攻事皆有迹，显不可掩，安得为过？且为侍从谏诤之官，为国论事，乃视宰相子弟之贤否以为前却，亦岂人臣之谊哉？若曰范、吕之仇初未尝解，则范公既以吕公而再逐，及其起任西事而超进职秩，乃适在吕公三入之时。若范公果有怨于吕公而不释，乃闵默受此而无一语以自明其前日之志，是乃内怀愤毒，不能以理自胜，而但以贪得美官之故，俛而受其笼络，为之驱使。未知范公之心其肯为此否也。若曰欧公晚悔前言之失，又知其诸子之贤，故因范碑以自解，则是畏其诸子之贤，而欲阴为自托之计，于是宁卖死友，以结新交，虽至以无为有，愧负幽冥而不遑恤。又不知欧公之心其忍为此否也。况其所书但记解仇之一事，而未尝并誉其他美，则前日斥逐忠贤之罪，亦未免于所谓欲盖而彰者，又何足以赎前言之过而媚其后人也哉？若论忠宣之贤，则虽亦未易轻议，然观其事业规模，与文正之洪毅开豁终有未十分肖似处，盖所谓可与立而未可与权者。乃翁解仇之事，度其心未必不深耻之，但不敢出之于口耳。故潜于墓碑刊去此事，有若避讳然者。欧公以此深不平之，至屡见于书疏，非但《墨庄》所记而已。况《龙川志》之于此，又以亲闻张安道之言为左验。张实吕党，尤足取信无疑也。若曰范公果无此事而直为欧公所诬，则为忠宣者正当沫血饮泣，贻书欧公，具道其所以然者以白其父之心迹，而俟欧公之命以为进退。若终不合，则引义告绝而更以属人，或姑无刻石，而待后世之君子以定其论，其亦可也。乃不出此，而直于成文之中刊去数语，不知此为何等举措？若非实讳此事，故隐忍寝默而不敢诵言，则曷为其不为彼之明白而直为此黯闇耶？今不信范公出处文辞之实，欧公丁宁反复之论，而但取于忠宣进退无据之所为以为有无之决，则区区于此诚有不能识者。若摭实而言之，但曰吕公前日未免蔽贤之罪，而其后日诚有补过之功；范、欧二公之心则其终始本末如青天白日，无纤毫之可议；若范公所谓平生无怨恶于一人者，尤足以见其心量之广大高明，可为百世之师表；至于忠宣，则所见虽狭，然亦不害其为守正，则不费词说而名正言顺，无复可疑矣。不审尊意以为如何？狂瞽之言，或未中理，得赐镌晓，千万幸甚！后书诲谕又以《昭录》不书解仇之语而断其无有，则熹以为吕公拜罢、范公进退既直书其岁月，则二公前憾之释然不待言而喻矣。不然，则《昭录》书成，欧公固已不为史官，而正献、忠宣又皆已为时用，范固不以墓碑全文上史氏，而吕氏之意亦恐其有所未快于欧公之言也，是以姑欲置而不言，以泯其迹，而不知后世之公论有不可诬者，是以启今日之纷纷耳。如又不然，则范公此举虽其贤子尚不能识，彼为史者知之必不能如欧公之深，或者过为隐避，亦不足怪，恐亦未可以此而定其有无也。《墨庄》之录出于张邦基者，不知其何人。其所记欧公四事，以为得之公孙当世。而子约以为绍兴舍人所记，此固未知其孰是。但味其语意，实有后人道不到处，疑或有自来耳。若《谈丛》之书，则其记事固有得于一时传闻之误者。然而此病在古虽迁、固之博，近世则温公之诚，皆所不免，况于后世，虽颇及见前辈，然其平生踪迹多在田野，则其见闻之间不能尽得事实，宜必有之，恐亦未可以此便谓非其所著也。丹朱之云诚为太过，然欧公此言尝为令狐父子文字繁简而发，初亦无大美恶，但似一时语势之适然，不暇择其拟伦之轻重耳。故此言者虽未敢必其为公之言，而亦未可定其非公之言也。此等数条，不足深论。然偶因馀诲之及而并讲之，使得皆蒙裁正，则亦不为无小补者。唯是所与子约书中疑「学道三十年」为后学之言者，则熹深惑焉，而尤以为不可以不辨。不审明公何所恶于斯言而疑之也？以道为高远玄妙而不可学邪，则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当然之理，犹四海九州百千万人当行之路尔，非若老佛之所谓道者，空虚寂灭而无与于人也。以道为迂远疏阔而不必学耶，则道之在天下，君臣父子之间，起居动息之际，皆有一定之明法，不可顷刻而暂废。故圣贤有作，立言垂训以著明之，巨细精粗，无所不备。而读其书者必当讲明究索，以存诸心、行诸身而见诸事业，然后可以尽人之职而立乎天地之间，不但玩其文词以为缀缉纂组之工而已也。故子游诵夫子之言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而夫子是之。则学道云者，岂近世后学之言哉？若谓欧公未尝学此而不当以此自名耶，则欧公之学虽于道体犹有欠阙，然其用力于文字之间，而溯其波流以求圣贤之意，则于《易》、于《诗》、于《周礼》、于《春秋》皆尝反复穷究，以订先儒之缪，而《本论》之篇，推明性善之说，以为息邪距诐之本，其贤于当世之号为宗工巨儒而不免于祖尚浮虚、信惑妖妄者又远甚。其于《史记》善善恶恶，如唐《六臣传》之属，又能深究国家所以废兴存亡之几，而为天下后世深切著明之永鉴者，固非一端。其他文说，虽或出于游戏翰墨之馀，然亦随事多所发明，而词气蔼然，宽平深厚，精切的当，真韩公所谓仁义之人者。恐亦未可谓其全不学道，而直以燕、许、杨、刘之等期之也。若谓虽尝学之，而不当自命以取高标揭己之嫌耶，则为士而自言其学道，犹为农而自言其服田，为贾而自言其通货，亦非所以为夸。若韩公者，至乃自谓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则其言之不让益甚矣，又可指为后生之语而疑之耶？凡此又皆熹之所未谕者，盖尝反复思之而竟不得其说。恭惟明公以事业文章而论世尚友，其于范欧之间固已异世而同辙矣。至于博观今昔，考订是非，又非肯妄下雌黄者。且于六一之文，收拾编汇，雠正流通，用力为多，其于此事必不草草。况又当此正道湮微，异言充塞之际，馀论所及，小有左右，则其轻重厚薄便有所分，窃计念之已熟而处之亦已精矣。顾熹之愚，独有未能无疑者，是以不敢默默而不以求正于有道。所恨伪学习气已深，不自觉其言之狂妄。伏惟高明恕而教之，则熹不胜千万幸甚！

详观所论，大抵以释氏为主，而于吾儒之说，近于释者取之，近于释者，在孔孟则多方迁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则无所忌惮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识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窃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语意之间，不免走作。不得于言，而求诸心，则从初读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资举业（此来书之语。），固无缘得其指归，所以敢谓圣学止于如此。至于后来学佛，乃是怕生死（此亦来书中之语。）而力究之，故陷溺深。从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谓差之毫釐者，其在兹乎。然敢诋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举世尊之而吾又身为儒者，故不敢耳，岂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犹不敢显然背畔，而毁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窃发矣。学者岂可使有此心萌于胸中哉！

来书云，于程氏虽未能望其堂奥，而已窥其藩篱矣。熹窃谓圣人道在六经，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说，见于其书者亦详矣。然若只将印行册子从头揭过，略晓文义，便为得之，则当时门人弟子亦非全然钝根，无转智之人，岂不能如此领会？而孔门弟子之从其师，厄穷饥饿，终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门已仕者忘爵禄，未仕者忘饥寒（此游察院语。），此亦必有谓矣。试将圣学做禅样看，日有孜孜，竭力而进，窃恐更有事在，然后程氏藩篱可得而议也。

来书谓圣门以仁为要，而释氏亦言正觉，亦号能仁，又引程氏之说为證。熹窃谓程氏之说以释氏穷幽极微之论观之，似未肯以为极至之论。但老兄与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为重耳。然儒者言仁之体则然，至语其用，则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实，事亲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此体用所以一源而显微所以无间也。释氏之云正觉、能仁者，其论则高矣，美矣，然其实其本果安在乎？

来书引天下归仁以證灭度众生之说，熹窃谓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复礼，则事事皆仁，故曰天下归仁」。试用此意思之，毫发不可差，差则入于异学矣。

来书云，夫子语仁以克己为要，佛氏论性以无心为宗，而以龟山「心不可无」之说为非。熹谓所谓己者，对物之称，乃是私认为己而就此起计较，生爱欲，故当克之。克之而自复于理，则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虚明纯一，贯彻感通，所以尽性体道，皆由于此。今以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来书之语。），则又是有心矣。如此则无心之说何必全是，而不言无心之说何必全非乎？若以无心为是，则克己乃是有心，无心何以克己？若以克己为是，则请从事于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己于此而无心于彼，为此二本而枝其辞也？

来书云，轮回因果之说，造妖捏怪，以诳愚惑众，故达磨亦排斥之。熹窃谓轮回因果之说乃佛说也，今以佛为圣人而斥其言至于如此，则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谤佛矣。岂非知其说之有所穷也而为是遁辞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于儒者而姑为此计以缓其攻也？呜呼！吾未见圣人立说以诳愚惑众，而圣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师也。孰谓本末殊归、首尾衡决如是而尚可以为道乎？

来书云，韩退之排佛而敬大颠，则亦未能真排佛也。熹谓退之称大颠颇聪明，识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而已。其与《原道》所称「以之为己则顺而祥，以之为人则爱而公，以之为天下国家则无所处而不当」者，果如何耶？

来书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谓性无伪冒，不必言真；未尝不在，不必言在。盖所谓性，即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谓「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者也，曷尝不在而岂有我之所能私乎？释氏所云真性，不知其与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则古人尽心以知性知天，其学固有所为，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异乎此，而欲空妄心，见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犹所谓廉贾五之，不可不谓之货殖也。伊川之论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晓。他日于儒学见得一个规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来书谓伊川先生所云内外不备者为不然，盖无有能直内而不能方外者，此论甚当。据此正是熹所疑处。若使释氏果能敬以直内，则便能义以方外，便须有父子，有君臣，三纲五常，阙一不可。今曰能直内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岂数者之外别有所谓义乎？以此而观伊川之语，可谓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谓有直内者，亦谓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处，故其发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无方外之一节也。固是有根株则必有枝叶，然五谷之根株则生五谷之枝叶华实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则生稊稗之枝叶华实而不可食，此则不同耳。参术以根株而愈疾，钩吻以根株而杀人，其所以杀人者，岂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来书云，不能于根株之外别致其巧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释氏惟务上达而无下学，然则其上达处岂有是也？元不相连属，但有间断，非道也」。此可以见内外不备之意矣。然来书之云，却是从儒向佛，故犹籍先生之言以为重。若真胡种族，则亦不肯招认此语矣。如何如何？

来书云，以理为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熹谓认私意小智作「理」字，正是不识「理」字。来书又谓上蔡云佛氏不肯就理者为非。熹谓若不识「理」字，则此亦未易以口舌争也。他日解此，乃知所言之可笑耳。

来书云，儒佛见处既无二理，其设教何异也？盖儒教本人事，释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缓于见性，本死生故急于见性。熹谓既谓之本，则此上无复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者何事？而所谓儒本人事，缓见性者，亦殊无理。三圣作《易》，首曰：「乾，元亨利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谓性」。孔子言性与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为本于人事乎？本于天道乎？缓于性乎？急于性乎（然著「急」字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故为异说所迷，反谓圣学知人事而不知死生，岂不误哉！圣贤教人尽心以知性，躬行以尽性，终始本末，自有次第，一皆本诸天理，缓也缓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尽性至命，方是极则；非如见性之说，一见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释氏之论性，犹儒者之论心；释氏之论心，犹儒者之论意」，此语剖析极精。试思之，如何？

来书云，子贡之明达，性与天道犹不与闻。熹窃谓此正痴人前说梦之过也。来书又谓释氏本死生，悟者须彻底悟去，故祖师以来，由此得道者多。熹谓彻底悟去之人，不知本末内外是一，是二？二则道有二致，一则死生人事一以贯之，无所不了。不知《传灯录》中许多祖师，几人做得尧舜禹稷？几人做得文武周孔？须有徵验处。

来书云，特圣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学者躐等。熹谓此正是王氏「高明处己，中庸处人」之说，龟山尝力诋之矣。须知所谓不欲学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圣人安排教如此。譬诸草木，区以别矣。且如一茎小树，不道他无草木之性，然其长须有渐，是亦性也。所谓便欲当人立地成佛者，正如将小树来喷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云蔽日，岂有是理（便欲当人立地成佛，亦是来书中语。）？设使有此幻术，亦不可谓之循理。此亦见自私自利之规模处。

来书云引《大易》生死之说、程氏语默、日月、洪炉之论。熹按此四者之说初无二致，来书许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则所许三说，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为不必更于此理会，且当按圣门下学工夫求之，久自上达。所谓未知生，焉知死也。

来书云，圣人体易，至于穷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此语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际，必不如是之任灭也。熹谓「任灭」二字亦是释氏言之，圣人于死生固非任灭，亦初不见任灭之病（更以前段参之。）。

来书云，曹参、杨亿不学儒，不害为伟人。熹前书已奉答矣，而细思之，则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万世仁义礼乐之主，今乃有不学儒而自知道者，则夫子何足为万世仁义礼乐之主也？且仁义礼乐果何物乎？又曹参、杨亿二人相拟，正自不伦。曹参在汉初功臣中人品尽粗疏，后来却能如此避正堂，舍盖公，治齐相汉，与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所见似亦尽高。所可惜者，未闻圣人之道而止于是耳。杨亿工于纤丽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为。然资禀清介，立朝献替略有可观。而释子特以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盘」之句耳。然既谓之知释氏之道，则于死生之际宜亦有过人者。而方丁谓之逐莱公也，以他事召亿至中书，亿乃恐惧至于便液俱下，面无人色。当此时也，八角磨盘果安在哉（事见苏黄门《龙川别志》第一卷之末。苏公非诋佛者，其言当不诬矣。）？然则此二人者虽皆未得为知道，然亿非参之伦也。子比而同之，过矣。盖老氏之学浅于佛，而其失亦浅。正如申韩之学浅于杨墨，而其害亦浅。因论二人，谩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来书云，盐官讲义急于学者见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熹于前段已论之矣。然其失亦不专在此，自是所见过中，无著实处。气象之间，盖亦可见。

来书所谓发明西洛诸公所未言者，即其过处也。尝闻之师曰：「二苏聪明过人，所说《语》《孟》尽有好处。盖天地间道理不过如此，有时便见得到，皆聪明之发也。但见到处却有病，若欲穷理，不可不论也」。「见到处却有病」，此语极有味。试一思之，不可以为平常而忽之也。

熹衰病如昨，无足言者。暇日自力观书，惟觉圣贤之言意味深长，尽有向来见不到处。若于子约所谓经史贯通之妙，则未有得也。然既曰千里一曲，则便不如且就不曲处理会之为愈。且如《史记》《礼书》篇首四言，恐只是大概说道理如此，岂为秦汉把持天下而设？且既曰把持天下矣，则又岂有不由智力而致者邪？此等处恐是舍却圣贤经指而求理于史传，故只见得他底高远，便一向随他脚跟转，极力赞叹他。若看得圣贤说礼乐处有味，决定不作此见。兼谓其为秦汉而发此四言，亦恐反说低了他意思也。读《诗》诸说，乃是《诗》小序说，非《诗》说，疑亦是从前太于世变一事留意得重，故只见得此意思。大率向外底意思多，切己底意思少，所以自己日用之间都不得力。前书因论陆子静处及说韩岩时话，似已详说此病，奈何都不见察，至今日然后始觉身心欠收拾乎？兼此语前此已屡闻之，恐今日所觉亦未必是真觉也。所谓秦汉把持天下有不由智力者，乃是明招堂上陈同甫说底。平日正疑渠此论未安，不谓子约亦作此见、为此论也。大抵读书宽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详审者又有局促奸巧之病。虽云人之情伪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胜，便觉自家心术亦染得不好了。近年此风颇盛，虽纯诚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堕于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区区常窃忧之，而不愿子约之为之也。子约何不试取《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等书读之，观其光明正大、简易明白之气象，又岂有如此之狡狯切害处邪？世路险窄，已无可言；吾人之学圣贤者，又将流而入于功利变诈之习，其势不过一传再传，天下必有受其祸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细事也。子约思之，如何？《大事记》尚有第十一卷半卷未写，今附元册去，幸为写足附来。不须裁截装背，却恐与前后册大小不同也。此书固佳，然昨看论张汤、公孙弘处，亦不能无疑也。

某扣首再拜：诉哀叙谢，略具前幅，而痛苦之怀，终有不能以言语自见者。三复来教及所示奠文，则已略尽之矣。尚何言哉！尚何言哉！自闻意外之患既解而益急，地远，无从诇知动息。亲旧书来，亦不能言其详，第切忧叹而已。数日前得沈应先书，乃报云云，自是必可伸雪。今日忽见使人，得所惠书，乃知盲料亦误中也。急拆疾读，悲喜交怀。又念常年此时常蒙惠问，不谓今岁彼此况味乃如此，又益以悼叹也。观望既息，黑白自分，千万更且宽以处之。天日在上，岂容有此冤枉事也！亡子卜葬已得地，但阴阳家说须明年夏乃可窆，今且殡在坟庵。其妇子却且同在建阳寓舍。小孙壮实粗厚，近小小不安。然观其意气横逸，却似可望，赖有此少宽怀抱。然每抱抚之，悲绪触心，殆不可为怀也。五夫所居眼界殊恶，不敢复归，已就此卜居矣。然囊中才有数百千，工役未十一二，已扫而空矣。将来更须做债，方可了办，甚悔始谋之率尔也。但其处溪山却尽可观，亡子素亦爱之，今乃不及见此营筑，念之又不胜痛也。奠文说尽事情，已为宣白。哀恸之馀，哽咽不能自已。此儿素知尊慕兄之文，此足以少慰之矣。更有少恳，将来葬处，欲得数语识之。此子自幼秀慧，生一两月，见文书即喜笑咿呜，如诵读状。小儿戏事，见必学，学必能，然已能辄弃去。后来得亲师友，意甚望之。既而虽稍懒废，然见其时道言语，亦有可喜者。但恐其骛于浮华，不欲以此奖之。去年到婺，以书归云，异时还家，决当尽捐他习，刻意为己之学。私窃喜之，日望其归，不意其至此也。痛哉痛哉！尚忍言之？此语未尝为他人道，以老兄素有教诲奖就之意，辄以不朽为托。伏惟怜而许之，千万幸甚！更一两月，当遣人就请也。奠礼有状拜谢，但来人至江山遇盗，颇有所失亡。今赍到两缣，云是他人所偿。此不敢留，却封纳，却可送官，给还本主也。无以伴书，白毛布一端，往奉冬裘之须，幸视至。未有承教之期，惟千万自爱为祷。某扣首再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