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母小功五月，舅缌麻三月，礼非也。从母缌，时俗所谓姨母也。舅之与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异服。从母者，从其母而为庶母者也。亲益重，故小功也。凡称父母者，皆同乎父母之例者也。舅非父列，姨非母列，故舅不称父，姨不称母也。可称姨，不应称母。谓姨母为从母者，此时俗之乱名，书之所由误也。《春秋传》：蔡哀侯娶于陈，息侯亦娶焉，息妫将归，过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享之。《尔雅》曰「妻之姊妹同出为姨」，此本名者也。《左传》臧宣叔娶于铸，生贾及为而卒。继室以其侄，穆姜之姨子也。以蔡侯、《尔雅》言之，穆姜焉得言姨？此缘妻姊妹之姨，因相谓为姨也。姊妹相谓为姨，故其子谓之姨子，其母谓之姨母。从其母而来，故谓之从母。从母、姨母，为亲一也，因复谓之从母，此因假转乱而遂为名者也。又《左传》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会葬，曰「以肥之得备弥甥」。先儒曰「弥，远也，姊妹之孙为弥甥」。此临时说事，而遂可为名乎？亦犹从母转相假也。

或曰：「案准以经云从母是其母姊妹，从其母来，为己庶母，其亲益重，故服小功，非通谓母之姊妹也」。宣舒曰「二女相与，行有同车之道，坐有同席之礼，其情亲而比，其恩曲而至。由此观之，姊妹通斯同矣，兄妹别斯异矣。同者亲之本，异者疏之源也」。「然则二女之服，何其不重邪？兄妹之服，何其不轻邪」？曰：「同父而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故二女不敢相与重」。「然则舅何故三月邪？从母何故小功邪」？曰：「故母取其爱，是以外王父之尊，礼无厌降之道。为人子者，顺母之情，亲乎母之类，斯尽孝之道也，是以从母重而舅轻也」。曰：「姑与父异德异名，叔父与父同德同名，何无轻重之降邪」？曰：「姑与叔父，斯王父爱之所同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此叔父与姑所以服同而无降也（《通典》九十二引两条）」。

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太史公缀缉天下放失旧闻，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太初，成一家之言，事迹条贯，信该详而周悉矣，然而为史之法，系在本纪。纪者，统也，言王者大一统，正天下，正朔所禀，法令所由出者也。而迁为纪，始诸黄帝，愚有惑焉。《易》曰：「古者伏牺氏之王天下也，仰观象于天，俯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三极之道，九畴之本，书契所纪，君德最盛，伏牺氏为历代帝王之首也。孔安国曰，伏牺、神农、黄帝，谓之三皇；少昊、颛顼、高辛、唐、虞，谓之五帝。今迁叙三皇而遗牺、农，纪五帝而黜少昊，何哉？《易》始于三画，《书》本于三坟，礼之所萌，乐之所起，万类以别，生民以存，皆自乎伏牺，而迁不录焉，何也？《易》曰：帝出乎震。夫五行用事，先起于木，故太昊法之，首以木德王天下，今遗牺、农而不录，黜少昊而不叙，是于五德相承之序可乎哉？郯子曰，伏牺氏龙师以龙命官，神农以火纪，黄帝以云纪，少昊以鸟纪，颛顼以人纪。今遗牺、农而不录，黜少昊而弗叙，是于五官之纪可乎哉？时令曰，盛德所在，各以其帝配。盖所以主祀四时，正位五方，今遗牺、农而不录，黜少昊而弗叙，是于五时迎气之体可乎哉？《家语》载孔子语宰予以五帝德之说，遗少昊少数而禹在焉；又季康子问五帝之名，孔子乃以太皞、炎帝、黄帝、少昊、颛顼为对。盖夫子之答，因乎所问，康子以五德发端，故以五运相承者答之；宰我本以黄帝为问，不及少昊，故略而不书。迁既网罗周博，断为定典，接先圣之绝绪，遏学者之末流，书以该名数，表以正时历，世家以显宗本，列传以著成败，然其大本，纪为之主。而一纪之初，所失者二，考三皇之迹而牺、农不录，观五帝之事而少昊不载，愚窃惑之。如曰有微旨焉，盖未之知也。谨论。

文中子之言，圣人之徒也，传之者非其人，为之痈创而已耳。吾观《中说》，谓所传者，奸诈无礼之人也。世诮房、魏辈不称师，顾诸公如何人也？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学焉而不知所由来，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灼见，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称师，未尝以为师也明矣。《隋书》魏公所述，常人或得一传，而无王通云者，岂躬为弟子而忽忘若是乎？或谓以长孙无忌怒故。夫魏公引义谏诤，不为天子屈，岂惮一无忌而削其师哉？盖文中子教授河汾间，迹未甚显，没后门人欲尊宠之，故扳太宗时公卿以欺后世耳，惧其语之泄，乃溢辞以求媚（若杜如晦于万民犹天，百姓日用而不知之类。其媚于唐帝，则下文曰尧舜者是也。）。孔子之时，周王、鲁公非有道也，至脩《春秋》，尊京师，别内外，恋恋不能已。江都弑炀帝，而文中子曰：「天其或者将启尧舜之运，吾不与焉，命也」。其如君臣之礼何？孔子于孟懿子、季康子，称对、称名（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云云。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云云。）。杨素、苏夔、李德林，隋之大臣，且非弟子，而谓之请见，又名之（素与吾言，夔与吾言，德林与吾言云云。）。其如上下之礼何？吾故谓所传者，奸诈无礼之人也。虽然，不奸诈，不无礼，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也。流俗之视《中说》如视佛书，夫焉知佛之道可尊而尊之哉？徒闻其未死时，天地鬼神、夷狄之君无不尊之者耳。或曰：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则柰何？曰：不害为圣人之徒。

考制度，习威仪，辩牢饩之等，详笾豆之数，此宗人之职也。察清浊，别邪正，协律吕之音，肄缀兆之容，此太师之职也。练士卒，简器械，战必胜，攻必取，此将帅之职也。明法令，审狱讼，禁强禦，诛奸回，此士师之职也。丰衣食，衍货财，通有无，纾滞积，此司会之职也。便舟舆，利器械，守法度，禁淫巧，此工师之职也。考龟筴，占祲祥，相吉凶，视休咎，此太卜之职也。谨盖藏，吝出纳，治文书，精会计，此府史之职也。若夫选贤而进之，量能而任之，成功者赏，败官者诛，此则人君之职也。夫天下至广也，兆民至众也，万机至繁也，而天子兼而有之。必将以一人之耳目智力为之，则所及者寡，所废者多矣。是以明主择辅佐以论官师，论官师以正群吏，正群吏以和万民，则治约而事无旷矣。《益稷》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此言君明则臣良，臣良则事康也。《立政》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准，兹惟后矣」。又曰：「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于兹」。此言人君急于知人，缓于知事也。魏文侯与田子方饮，文侯曰：「钟声不比乎左高」。田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闻之，君明乐官，不明乐音。今君审于音，臣恐其聋于官也，是以笑」。荀子曰：「治国有道，人主有职。若夫贯日而治，详一日而曲列之，是所以使夫百吏官人为也，不足以是伤游玩安燕之乐。若夫论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乡方而务，是夫人主之职也。人主者，守至约而详，事至佚而功，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内之民莫不愿得以为帝王。夫是之谓至约，乐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为之，匹夫则无所移之。百亩一守，事业穷，无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听天下，日有馀而治不足者，使人为之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国，必自为之然后可，则劳苦耗悴莫甚焉。如是，则虽臧获不肯与天子易势业。以是统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为之？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说也。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传》曰：『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分土而守，三公总方而议』。则天子共己而已矣」。由是言之，人君之事守莫大于知人也。昔者，舜导百川不如禹，殖百谷不如稷，布五教不如契，听五刑不如皋陶，典百工不如垂，典山泽不如益，典礼不如伯夷，典乐不如夔，然而明此八者之本，能知其人而任使之者，舜也。譬若车之有毂，宫之有栋，人之有心，此群圣所以为之役而归之功也。呜呼！帝王之事美矣，大矣，固不可得而言也。齐桓公兄弟争国，暴于豺狼，闺门不治，甚于狗彘。然独能知管仲之贤，举国而委之，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是以兵车之会三，乘车之会六，指麾左右，而诸侯莫敢不从。后世言桓公者，徒知其贤，而不复知其恶也。孔子言卫灵公之无道，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佗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齐文宣帝荒淫狂悖，甚于桀纣，然而知杨愔之贤，悉以国事委之，时人以为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凡此皆淫昏暴乱之君也，徒以能知贤人而用之，大者以霸，其次以安，小者以存。况乎以圣君而用贤臣。是犹王良之御六骥，逢蒙之关繁弱，孟贲之挥干将，何适而不达，何射而不中，何击而不断哉？或曰：「人主之职在知人，则既知之矣。抑以尧之圣而失之四凶，孔子之圣而失之宰我、子羽，夫人岂易知也哉」？曰：是则然矣。夫射者必志于的，弓矢既调，专精审固而发之，虽或不中，亦鲜矣。与夫冥冥而射者，不犹愈乎？昔皋陶陈九德，曰：「宽而栗，𣏗而立，愿而恭，乱而肃，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彊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俊明有家。日严祗肃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李克曰：「居视其所亲，富视其所与，达视其所举，穷视其所不为，贫视其所不取」。是亦知人之术也，顾人主不深察而已矣。

问：三代道失而民散，民散浸淫而盗不胜诛矣。鲁之衰也，季康子患盗，孔子谓「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夫制产厚生，昭节俭，贱货财，使人安其分，宜若可为也。今欲使举世之民，厚赏焉不窃，如夫子之言，其亦有道乎？

问：世禄之荣，王者所以录有功，尊有德，爱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穷也。为人后者，所宜乐职劝功以服勤事任，长廉远利以嗣述世风。而近世公卿子孙，方且下比布衣，工声病，售有司，为不得已为贫之仕，诚何心哉？盖孤秦以战力窃攘，灭学法，坏田制，使儒者风义寖弊不传，而士流困穷，有至糟粰不厌。自非学至于不动心之固，不惑之明，莫不降志辱身，起皇皇而为利矣。求口实而朵其颐，为身谋而屈其道，习久风变，固不知求仕非义，而反羞循理为不能；不知荫袭为荣，而反以虚名为善继。今欲举三王教胄之法，使英才知劝而志行修，阜四方养士之财，使寒暖有归而衣食足，取充之计，讲擢之方，近于古而适于今，必有中制。众君子彊学待问，固将裨益盛明，助朝廷政治，著于篇，观厥谋之得失。

圣人之用天下，富而教之，神而化之，不可以已者也；不惠不迪，而至于用刑，不得已者也。夫以不得已之刑为不可以已之助，则居此官者宜知此意邪，抑或可以置此心而勿论也？比来朝廷政事，大论议一切出于忠厚，薄厌刀笔，而以书生儒吏处之，此宜下民无知，阴有一二蒙被上德者矣。百禄无状，摄职以来，夙夜孜孜，竭其愚忠。情法巨细，凡可生可杀之际，与僚官平订，大理往返，或至于再三，或至于四五，纤悉曲折，敢不尽心焉尔哉！然文书程涉三府，职竞覆覈，交致其详，毫釐之间，靡不力诘而深研之。呜呼，虽尧舜钦恤、文武慎罚之意，宜无以加毫发于此矣！汉诏有之：人有智愚，官有上下，故使中外疑狱谳之廷尉，廷尉以当附律令闻上也。民散久矣，抵犯者多，旬时断狱，无虑数十百千，其间岂能事事咸若上官之智邪？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有周有疏，趣尚不一，抵犯者多。一谓之宽，一谓之猛，同一物耳，而宽猛异耳。则司刑之官何术以处此中邪？而必曰，姑舍汝所学而从我，且不亦教玉人追琢玉哉？大抵人之宽严亦性分耳，百禄又乌能自迁其性分而随上官之指趣乎？是以上烦明公，每于众人宾客之前督过谆谆，以为大非，而终不能奉教一二，以自愧自诏也。往者阿丁之斗杀，刘巠之故杀，温公力不肯贷，辞气毅然，有司不敢抗，众人不复议，百禄再白而不从，则再以书复之，终见是而贷焉。是时，自朝廷至众庶，未闻有曰范百禄颇知守官，然皆欣欣焉，多温公之能用人且听善也。二杀者贷，而天下以为是，百禄岂不幸甚矣哉！近日明公以阿党为阿丁告，言谋状已明，事不获免，为可杀，而罪大理用法、刑部引例编管广南之为太轻也；任聪御札到后行劫赃满，而不当谓之刑名疑虑也。此二事者，百禄实尝用心焉。欲默而不辨，则惜聪与党之死，欲辨而理之，则未免违公之论、逆公之意。虽然，古人执法有三经断死而不渝者，有抗直犯颜而不观主威者，非但施之于守法而已，实士君子事上之道当然，明公亦思得斯人与之恭承明主乎？近世已无如是之人矣，得闻其语可也，见其有心景行者可也。明公以道德仁义之富辅佐人主，以天下生民为己任，欲为朝廷振纪纲、致太平，必不欲来者依违从谀，随声雷同，茍利一身，不忌杀人，以蹈昔之用事者为后世笑侮之辙也。是用布其区区，而详其所以然之说。阿党心规阿丁之银𬫭也，因斧之而不殊。丁呼而告人曰：「党杀我」！人执党，曰：「我实谋其钿子」。于是谋状为明。今疾其凶暴规货之慝，则死有馀辜；论其被执之时便通谋情，谋在其心，终缘自吐，考之于律，得减所因，处徒三年，未为失断。凡言杀人者死，盖以已杀为文，伤人及盗则抵罪也。今被杀之人幸而不死，行凶之妇偶亦自通本谋，所以本部原情，取旧比之重者，拟送广南编管。决杖远窜，粗可惩奸，合于尧舜流宥之法，殆无足疑，将何以加重于斯邪？任聪去年四月一日受黄三结约，欲行彊盗，至三日昏时而劫宁新等家，赃满。按御札三日巳时到县，虽是夕行劫在约束之后，而其结谋实在旦日约束之前。凡赦前御札将为约束指赦作过之人，而聪之谋时适非指赦。谨按嘉祐五年南郊赦文：应赦前御札到后彊盗至死，并决讫刺配广南牢城。八年及治平二年郊祀二赦，则配海岛，虽加重于前，而未尽变也。是又仁宗皇帝、英宗皇帝时韩、富二公故事也。今朝廷论议决事比方，且踵嘉祐、治平故事，寻二公所为。本部拟贷任聪，自谓略法二公遗意，岂当时之论亦欲惠暴宽贼以害良民哉？得非哀矜愚民寒饥多辟而入于死也哉？夫愚民所以然者，仁人君子反求诸己而后以罪诸民，赋敛重也，徭役繁也，诛求多也，榷利广也，欲其无寒饥不可得；寒且饥矣，欲其亡罪戾不可得。此仁人君子所宜动心而求究其本也。若止浚其末，而惟刑杀是务，则秦之刑非不严，乌能弭胜、广之盗哉？今不讳之朝，乐闻鲠言，愿遏其恶而宣之，使下情无壅，亦足以知今为有道之世矣。孔子谓季康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张释之当高庙玉环之坐，而文帝欲置之族，谏曰：「假人盗长陵一抔土，陛下将何以加法邪」？夫使有司者治罪而不推原犯人之情，不测浅深之量，不谕轻重之序，而一出于法，则刀笔吏足以供使令耳，又何取于士大夫以儒术缘饰为哉？今天子谅阴未言，太皇太后总听万事，慈明仁恕，听言尽下。自二帝三王以来，公卿大夫有志之士，未有遭逢如斯时者也。有官守者不出其位，若见事有未然，令有未便，不一公言，而脂韦茍安，恬养自殖，不负明主、无益生民乎？百禄章既上，窃意万一薄采以救来事，不谓明公力排而深绌之，又从而崇峭堑、立峻法也，岂百禄之言以人废耶？其或思之未再邪？如今之时，周公养成王之时也。在《易》，山下出泉之象曰蒙，未知所之，则顾所以养之何如也。夫蒙之所以养者正也，养得其正，则圣人之功也，周公养成王是也。方其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道德仁义日陈于前，诗书礼乐日盈于耳。及其至也，若出天性，举而措之，横乎四海，是将万化独运，万事一断，岂不绰绰然有馀于听览之间哉？盖不必屡上凶恶，铺陈情状，设有特旨，而教之断狱也，此又非周公之所以为功也。百禄之于门下也，公则有僚吏之听，私则有父执之奉，知奖待遇非他人比，茍为熟视不敢尽言，则岂明公与百禄之志哉？伏惟舍其戆狂，而薄采其衷，幸甚！

熙宁七年十一月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军州事苏轼状奏：臣伏见河北、京东比年以来，蝗旱相仍，盗贼渐炽，今又不雨，自秋至冬，方数千里，麦不入土，窃料明年春夏之际，寇攘为患，甚于今日。是以辄陈狂瞽，庶补万一。谨按山东自上世以来，为腹心根本之地，其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安危。昔秦并天下，首取三晋，则其馀强敌，相继灭亡。汉高祖杀陈馀，走田横，则项氏不支。光武亦自渔阳、上谷发突骑，席卷以并天下。魏武帝破杀袁氏父子，收冀州，然后四方莫敢敌。宋武帝以英伟绝人之资，用武历年，而不能并中原者，以不得河北也。隋文帝以庸夫穿窬之智，窃位数年而一海内者，以得河北也。故杜牧之论以为山东之地，王者得之以为王，霸者得之以为霸，猾贼得之以乱天下。自唐天宝以后，奸臣僭峙于山东，更十一世，竭天下之力，终不能取，以至于亡。近世贺德伦挈魏博降后唐，而梁亡。周高祖自邺都入京师，而汉亡。由此观之，天下存亡之权，在河北无疑也。陛下即位以来，北方之民，流移相属，天灾谴告，亦甚于四方，五六年间，未有以塞大异者。至于京东，虽号无事，亦当常使其民安逸富强，缓急足以灌输河北。瓶竭则罍耻，唇亡则齿寒。而近年以来，公私匮乏，民不堪命。今流离饥馑，议者不过欲散卖常平之粟，劝诱蓄积之家。盗贼纵横，议者不过欲增开告赏之门，申严缉捕之法。皆未见其益也。常平之粟，累经赈发，所存无几矣，而饥寒之民，所在皆是，人得升合，官费丘山。蓄积之家，例皆困乏，贫者未蒙其利，富者先被其灾。昔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对曰：「茍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乃知上不尽利，则民有以为生，茍有以为生，亦何苦而为盗。其间凶残之党，乐祸不悛，则须敕法以峻刑，诛一以警百。今中民以下，举皆阙食，冒法而为盗则死，畏法而不盗则饥，饥寒之与弃市，均是死亡，而赊死之与忍饥，祸有迟速，相率为盗，正理之常。虽日杀百人，势必不止。茍非陛下至明至圣，至仁至慈，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特于财利少有所捐，衣食之门一开，骨髓之恩皆遍，然后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倖废刑，不以灾伤挠法，如此而人心不革，盗贼不衰者，未之有也。谨条其事，画一如左。

一、臣所领密州，自今岁秋旱，种麦不得，直至十月十三日，方得数寸雨雪，而地冷难种，虽种不生，比常年十分中只种得二三。窃闻河北、京东，例皆如此。寻常检放灾伤，依法须是检行根苗，以定所放分数。今来二麦元不曾种，即无根苗可检，官吏守法，无缘直放。若夏税一例不放，则人户必至逃移。寻常逃移，犹有逐熟去处，今数千里无麦，去将安往，但恐良民举为盗矣。且天上无雨，地下无麦，有眼者共见，有耳者共闻，决非欺罔朝廷，岂可坐观不放。欲乞河北、京东逐路选差臣僚一员，体量放税，更不检视。若未欲如此施行，即乞将夏税斛㪷，取今日以前五年酌中一年实直，令三等已上人户，取便纳见钱或正色，其四等以下，且行倚阁。缘今来麦田空闲，若春雨调匀，却可以广种秋稼，候至秋熟，并将秋色折纳夏税，若是已种苗麦，委有灾伤，仍与依条检放。其阙麦去处，官吏诸军请受，且支白米或支见钱。所贵小民不致大段失所。

一、河北、京东，自来官不榷盐，小民仰以为生。近日臣僚上章，辄欲禁榷，赖朝廷体察，不行其言，两路官民，无不相庆。然臣勘会近年盐课日增，元本两路祖额三十三万二千馀贯，至熙宁六年，增至四十九万九千馀贯，七年亦至四十三万五千馀贯，显见刑法日峻，告捕日繁，是致小民愈难兴贩。朝廷本为此两路根本之地，而煮海之利，天以养活小民，是以不忍尽取其利，济惠鳏寡，阴销盗贼。旧时孤贫无业，惟务贩盐，所以五六年前，盗贼稀少。是时告捕之赏，未尝破省钱，惟是犯人催纳，役人量出。今盐课浩大，告讦如麻，贫民贩盐，不过一两贯钱本，偷税则赏重，纳税则利轻，欲为农夫，又值凶岁，若不为盗，惟有忍饥。所以五六年来，课利日增，盗贼日众。臣勘会密州盐税，去年一年，比祖额增二万贯，却支捉贼赏钱一万一千馀贯，其馀未获贼人尚多，以此较之，利害得失，断可见矣。欲乞特敕两路，应贩盐小客，截自三百斤以下，并与权免收税，仍官给印本空头关子，与灶户及长引大客，令上历破使逐旋书填月日姓名斤两与小客，限十日内更不行用，如敢借名为人影带，分减盐货，许诸色人陈告，重立赏罚，候将来秋熟日仍旧，并元降敕榜，明言出自圣意，令所在雕印，散榜乡村。人非木石，宁不感动，一饮一食，皆诵圣恩，以至旧来贫贱之民，近日饥寒之党，不待驱率，一归于盐，奔走争先，何暇为盗？人情不远，必不肯舍安稳衣食之门，而趋冒法危亡之地也。议者必谓今用度不足，若行此法，则盐税大亏，必致阙事。臣以为不然。凡小客本少力微，不过行得三两程，若三两程外，须藉大商兴贩，决非三百斤以下小客所能行运，无缘大段走失。且平时大商所苦，以盐迟而无人买。小民之病，以僻远而难得盐。今小商不出税钱，则所在争来分买。大商既不积滞，则轮流贩卖，收税必多。而乡村僻远，无不食盐，所卖亦广。损益相补，必无大亏之理。纵使亏失，不过却只得祖额元钱，当时官司，有何阙用，茍朝廷捐十万贯钱，买此两路之人不为盗贼，所获多矣。今使朝廷为此两路饥馑，特出一二十万贯见钱，散与人户，人得一贯，只及二十万人，而一贯见钱，亦未能济其性命，若特放三百斤以下盐税半年，则两路之民，人人受赐，贫民有衣食之路，富民无盗贼之忧，其利岂可胜言哉。若使小民无以为生，举为盗贼，则朝廷之忧，恐非十万贯钱所能了办。又况所支捉贼赏钱，未必少于所失盐课。臣所谓「较得丧之孰多，权祸福之孰重」者，为此也。

一、勘会诸处盗贼，大半是按问减等灾伤免死之人，走还旧处，挟恨报雠，为害最甚。盗贼自知不死，既轻犯法，而人户亦忧其复来，不敢告捕。是致盗贼公行。切详按问自言，皆是词穷理屈，势必不免，本无改过自新之意，有何可悯，独使从轻！同党之中，独不免死。其灾伤敕虽不下，与行下同，而盗贼小民，无不知者，但不伤变主，免死无疑。且不伤变主，情理未必轻于偶伤变主之人，或多聚徒众，或广置兵仗，或标异服饰，或质劫变主，或驱虏平人，或赂遗贫民，令作耳目，或书写道店，恐动官私。如此之类，虽偶不伤人，情理至重，非止阙食之人，茍营糇粮而已。欲乞今后盗贼赃證未明，但已经考掠方始承认者，并不为按问减等。其灾伤地分，委自长吏，相度情理轻重，内情理重者，依法施行。所贵凶民稍有畏忌，而良民敢于捕告。臣所谓「衣食之门一开，骨髓之恩皆遍，然后信赏必罚，以威克恩，不以侥倖废刑，不以灾伤挠法」者，为此也。

右，谨具如前。自古立法制刑，皆以盗贼为急，盗窃不已，必为强劫，强劫不已，必至战攻，或为豪杰之资，而致胜、广之渐。而况京东之贫富，系河北之休戚，河北之治乱，系天下之安危，识者共知，非臣私说。愿陛下深察，此事至重，所捐小利至轻，断自圣心，决行此策。臣闻天圣中，蔡齐知密州。是时东方饥馑，齐乞放行盐禁，先帝从之，一方之人，不觉饥旱。臣愚且贱，虽不敢望于蔡齐，而陛下圣明，度越尧禹，岂不能行此小事，有愧先朝。所以越职献言，不敢自外，伏望圣慈察其区区之意，赦其狂僭之诛。臣无任悚慄待罪之至。谨录奏闻，伏候敕旨（《苏文忠公全集》卷二六。又见《国朝诸臣奏议》卷一四四，《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八，《文编》卷二○，《右编》卷二○，《文章辨体汇选》卷一六六，《经世八编》卷四六、二四六，《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二八七。）。

「以」后原有「为」字，据右引删。

鲁隐公元年，不书即位，摄也。欧阳子曰：「隐公非摄也，使隐而果摄也，则《春秋》不书为公。《春秋》书为公，则隐非摄无疑也」。苏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隐摄而桓弑，著于史也详矣。周公摄而克复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称王。隐公摄而不克复子者也。以鲁公薨，故称公。史有谥，国有庙，《春秋》独得不称公乎？然则隐公之摄也，礼欤？曰：礼也。何自闻之？曰：闻之孔子。曾子问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从摄主，北面于西阶南」。何谓摄主？曰：古者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一无士字。）之世子未生，而死，则其弟若兄弟之子次当立者为摄主。子生而女也，则摄主立；男也，则摄主退。此之谓摄主。古之人有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则以告而立之；女也，则肥也可」。桓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常载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遗言。命其圉臣曰：『南氏生男，则以告于君与大夫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告」。康子请退。康子之谓摄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秦、汉以来，不修是礼，而以母后摄。孔子曰：「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使与闻外事且不可，曰「牝鸡之晨，惟家之索」，而况可使摄位而临天下乎？女子为政而国安，惟齐之君王后，吾宋之曹、高、向也。盖亦千一矣。自东汉马、邓，不能无讥。而汉吕后、魏胡武灵、唐武氏之流，盖不胜其乱。王莽、杨坚遂因以易姓。由是观之，岂若摄主之庶几乎！使母后而可信也，则摄主何为而不可信。若均之不可信，则摄主取之，犹吾先君之子孙也，不犹愈于异姓之取哉。或曰：君薨，百官总己以听于冢宰三年，安用摄主？曰：非此之谓也。嗣天子长矣，宅忧而未出令，则以礼从冢宰。若太子未生，生而弱未能君也，则三代之礼，孔子之学，决不以天下付异姓，其付之摄主也，夫岂非礼，而周公行之欤？故隐公亦摄主也！郑玄，儒之陋者也。其传摄主也，曰：「上卿代君听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则上卿岂继世者乎？苏子曰：摄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习见母后之摄也，而以为当然。故吾不可不论，以待后世之君子。

使民为农。民曰：「是食我之道也」。使民为兵。民曰：「是卫我之道也」。使民为城郭沟池。民曰：「是域我之道也」。虽劳而不怨也。曰：「盘庚之民，何以怨」？「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盖终于不怨也」。《诗》曰：「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可谓劳矣。然民岂不思之，曰：「上之人果谁为也哉」！若夫田猎之娱，宴好之奉，上之人所自为为之者，君子盖不以劳民也。古者水衡少府，天子之私藏。大司农钱，不以给共养劳费，共养劳费一出少府，为是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劳而不怨，以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以佚道使民，可也；以生道杀民，君子盖难言之。《易》曰：「古之聪明睿智神武而不杀」。季康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夫杀无道就有道，先王之所不免也，孔子讳之。然则杀者，君子之所难言也。

准御史台牒：十二月一日文德殿视朝，轮当转对奏事。臣有管见，谨具如后：

一、臣伏以自祖宗肇造区夏，刬削藩镇，分天下为十八路，置转运使副、提点刑狱。有州三百，州置守，皆得专达于朝廷。有县一千二百，县置令，皆命于天子。其始也，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监司者，古州牧、连帅之职也。郡守者，古公侯之国也。县令者，古子男附庸之君也。自古封建则有强逼之患，郡县则无蕃屏之卫。汉法古建侯王，终有七国之变，郡守权重，得专生杀。唐世自方镇至县令皆有专杀之威，不请于朝廷。唯本朝之法，上下相维，轻重相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民自徒罪以上，吏自罚金以上，皆出于天子。藩方守臣统制列城，付以数千里之地、十万之师，单车之使，尺纸之诏，朝召而夕至，则为匹夫。是以百三十馀年，海内晏然，谋闭而不兴，寇窃乱贼而不作，舟车所至，海隅出日，无异近地。不唯祖宗仁恩德泽深结于民，亦由制置郡县最得其道，前此所未有也。夫监司付以一路，守臣付以一郡，县令付以一县，皆与天子分土而治者也，其可以不择人乎？夫一县令不得人，则百里之地受其害；一郡守不得人，则千里之地受其害；监司所以代天子巡狩，黜陟功罪，进退能否，内集财赋，外卫封疆者也，若不得人，则一路可知矣。朝廷比年命中外两制举监司，又出省郎为之，亦有意于慎选矣。然监司有善未尝知也，有不善亦未尝问也。夫人之情，能者不见异，而不能者亦见容，则自中人以下几何而不惰？是以议者多言监司职事不举。夫天下之吏，患在不奉法令，而观望朝廷之意。朝廷之意宽，则吏治茍简，遂至于怠；朝廷之意急，则吏治惨刻，遂至于苛。夫观望上下以为宽猛者，是未得人也。贤人君子岂有观望而为政者哉？祖宗以来，有考课监司之法，神宗时犹行黜陟，近岁废而不举。臣望陛下诏大臣举行考课之法，专考察诸路监司。置簿于中书，凡有奏请及功罪皆书之，参之以众言，验之以行事，岁终则较其优劣，简其能者，亦简其不能者，而废置之。举天下十八路监司，不过数十人，欲皆知之，亦无难矣。夫选天下郡守，此大臣之职也，古者天子亲之。汉宣帝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无愁怨叹息之声音，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以为太守者，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公卿缺，则选诸所表，以次用之。是以汉世良吏，于兹为盛，称中兴焉。光武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吏多得人，百姓宽息，建武、永平之治，后世莫及。唐太宗曰：「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尝书其名于屏风，得其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是以贞观之治几于三代。明皇开元之初，欲重都督、刺史，选京官才望者为之。十二年，以山东旱，命选台阁名臣以补刺史。十三年，帝自选诸司长官有声望者十一人为刺史；又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一人，视其政善恶为举者赏罚。是以郡县多得良吏，其治几于贞观。国朝太宗皇帝尝语宰相曰：「朕择循吏，俟选及三百人，则天下何忧不理？临御以来，郡县未理，由择人之未当也」。太宗又尝选秘书丞杨延庆等十馀人分为诸道知州，谓宰相曰：「刺史之任，最为亲民，非其人，则下受其弊」。审官院上新所选京朝官充知州者二十馀人，御前印纸历子，太宗亲书以赐之，其略曰：「惠爱临民，奉法除奸」。因谓知院钱若水曰：「所赐戒谕有除奸之语，恐不晓者从而生事，可谕以除奸之要在乎奉法耳。朕盛暑中写此，岂不劳乎？盖为官择人，以安百姓也」。神宗尝谓执政曰：「朕思祖宗百战而得天下，今以一郡付之庸人，深可痛心」。自太祖至神宗，未尝不留意亲择郡守。今二圣垂拱，悉以政事付之大臣，然则今日择郡守乃大臣之职也。自京朝官以上，功罪善恶，无若吏部知之为详。臣愚欲乞先委吏部尚书取当为知州者，具其功过、举主，而择其可任者保明之，以上三省，三省召而审察之。凡当召者，使之言二事以上，如转对法，或前任利害，或朝政阙失，不唯可以观其才识，亦因以广言路、通下情。昔尧之试舜，亦询事考言；舜之用人，亦敷奏以言，明试以功。夫欲知其人，不过以言与事二者而已。若其言可厎行，及有功状，与其举主多名人，则可用无疑矣。其不及者，以次差之；其否者，与京府或藩郡通判；其罢癃不能任职者，与宫观；有罪者，自依旧法降监当。既定其等，然后使御史台纠其不当者。到官，则委监司考其课，每及一年，则以优劣闻而行黜陟焉。如此，则能者必出，不能者必渐退，虽未尽善，得人必多矣。夫有监司则有郡守，有郡守则有县令，未有监司、郡守得人，而县令可以容贪虐昏闇之人也。是故天子任宰相，宰相择监司与郡守，监司、郡守当择县令。宰相察监司而已，监司察郡守，郡守察县令，朝廷据其所察而行赏罚，此岂难哉？夫有考课而无黜陟，与不考同。今吏部虽以上中下为等，文具而已，非有赏罚使人劝沮也。臣伏望陛下明谕大臣，使慎择监司而专考之。又使大臣代陛下择郡守。其监司、郡守考课，必行赏罚。使监司、郡守专察县令。庶使天下官吏渐多得人，然后可以言治矣。

一、臣伏见近制，举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须通判资序、实历任一年以上人充。臣尝受诏与两制同举，会议终日，无一资序相当可充选者；间有一人应格，又众论未以为允。虽由举者审知人才不广，实亦拘碍资格，所以尤难得人。缘资格之设，本以向者多不拘资序，或特除选人，故立此法，矫枉过正。臣愚欲乞参酌前后条制裁处，其中应举监察御史取第二任知县以上，殿中侍御史取初任通判以上，更不限实历一年；其寄禄官并以奉议郎以上。所贵资序稍宽，易得应格，兼收众才，益广言路，亦经久之通法也。

一、臣窃见朝廷常患将帅之才难得其人。仁宗时每边臣阙，或自禁近降授，试之藩阃，然后大用。外任则都转运使、待制、杂学士可用者，常数人选择而使之，未尝言乏。岂人才独多于今？由朝廷养之有素也。将帅之选多出于监司。初为监司者，先自远路，渐擢至京东西、淮南。其资望最深、绩效尤著者，乃擢任陕西、河东、河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及成都召为三司副使，其未可辍者或与理副使资序；自副使除待制，出为都转运使。夫自初为监司，至三路及三司副使者，其人年劳已深，经历已多，缘边山川道路、甲兵钱谷，皆所谙知，故帅臣有阙，可备任使，中才之人，亦能勉强。朝廷以其经历，亦倚仗而不忧。夫人虽有聪明绝人之才，若未尝自睹，终不如亲历者所得之多也。自王安石用资浅之人为监司，使之推行新法。其奉法稍宽者，则以为不才，往往废斥；其苛急聚敛，为士民所共疾者乃得在职，或不次进擢。是故才与不才，两皆废坏，而资序一切不用。二圣临御以来，深惩监司刻薄，多以罪黜。其任用者，又未尝以远近为之资序，每边帅有阙，则不知可用者为谁，由朝廷养之无素也。臣愚欲乞复祖宗时用监司之法，先自远路，渐擢至京东西、淮南，然后选其能者任三路及成都，试之户部、司农、太府或左右司郎官，然后出为都转运使。边臣有阙，于此选授，则可用之才必多矣。今监司除授无法，或初除即与近路及三路，自三路却迁之远地，则人情已不乐。在三路者或久而不迁，其才能资望又不足以备边帅之任，此所以人常乏也。今若复祖宗三路之法以任转运使，其提点刑狱、转运判官，亦择才能者，与诸路更互为之，使往来出入于三路者常多，则知边事者必众矣。

一、臣闻昔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茍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季康子又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臣始读书，盖尝疑之，以为圣人之言主于教化而已，行之未必有近效也。及观唐太宗初即位，与群臣论止盗，或请重法以禁之，太宗哂之曰：「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馀，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耶」？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臣观太宗之政如此，乃始知圣人之言不欺，后世行之，必有近效也。夫以区区之鲁国，季康子为相，孔子犹劝之不欲所以止盗，而况天子之为天下乎？季康子，鲁之执政，犹不可以言杀，当欲善而已，而况天子之于天下乎？自古用重法以止盗者，莫如五代之汉。汉高祖即位之年，患四方盗贼众多，制盗贼无问赃多少皆抵死，仍分命使者逐捕。宰相苏逢吉草诏，意云：应贼盗，其本家并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众以为盗犹不可族，况邻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二字。由是郓州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县十七村民。其法可谓重矣，然盗贼不为衰止，汉室不四年而亡。夫唐太宗之政如彼，汉高祖之法如此，有天下者当以盛唐为法乎？当以季汉为法乎？至周太祖时，窃盗贼满三匹者犹弃市。太祖皇帝代虐以宽，稍轻盗法。累圣仁厚，哀矜庶狱，递加减贷，故窃盗遂无死刑。然今编敕所定盗赃，犹重于律三倍。盖承五代刑罚世重，减之极轻，犹至于此，岂可更增重乎？臣伏见熙宁四年，中书检正官奏请：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等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等州，淮阳军，别立盗贼重法。其后，又有他州奏请，乞比东明等处行重法者。有重法之地，又有重法之民。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谁非君民？今独视此州县如蛮貊异域之人，别立盗法。自行法以来二十馀年，不闻盗贼衰止，但闻其愈多耳。老子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又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夫上以善待民，乃可望民为善以应上，若其不应，罪在民也。上以恶待民，则民为恶以应上，乃其理也，何足怪其多乎？古者开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先之以节俭，示之以敦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则自不为盗，有邪僻之民，然后从之以刑。岂有不治其本，而专禁其末，不清其源，而欲塞其流也？若以重法为权时之宜，行之数年，而盗少于前，固当除之，复用中典；若盗益多于前，则是重法不足止盗甚明，其可除去无疑也。又重法之地，皆举知县，必择彊健之吏。被此选者奉法除盗，视民如雠，一切以击断为称职，此岂平世所宜为乎？臣愚欲乞悉除重法，改重法地分为举知县地分。夫天下县令皆不可不择，独此诸县先已举吏，则不可废。民多奸猾，尤须良吏以治之，选吏以养民，不命吏以敌民也。及今四方人情少安，改峻法为平法，庶可以变恶俗为善俗。止用常典，足以禁奸，其刑亦不轻矣。若行重法不已，盗贼益多，臣将见此数十州之民无乐生之心，一有凶年饥馑，则为等死之计，群起而为大盗，虽有重法，又可禁乎？惟陛下无以孔子之言为迂，无以唐太宗之治为难，无以教化为不急，无以峻法为足恃，则民皆可使为善矣。

右，谨件如前。臣智虑短浅，闇于世务，待罪班列，无补毫分。伏遇皇帝陛下明目达聪，推广言路，每因视朔，博访在廷，臣辄以狂瞽，仰塞明诏。干冒天听，敢逃刑命。臣无任惶惧陨越之至。

此书既以遗荆州李翘叟，既而亡其本。复从翘叟借来，未誊本，辄为役夫田清盗去，卖与龙安寺千部院僧。盗事觉，追取得之，复归翘叟。翘叟屡索此卷，恐为人盗去，余殊谓不然，乃果见盗。夫不疑于物，物亦诚焉，翘叟一动其心，遂果被盗。昔季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诚然哉！

徐居东方，为南境梁、楚之郊。其地四来，无林泽之阻；其民拙木，无武击之技。而其治多狱，其狱多盗，其盗多劫。论以重典，购以重赏，死者岁以百计，购以巨万计。余徐人也，知其说焉。庆历、嘉祐之间，曹、濮两州称为盗区，始用权制，而徐故无盗也。治平末，有为徐守，舍萧，盗夜穴其室，私其装焉，于是请用重法，而盗由是兴。古之为盗有三：惰民无生业；恶子多费，取资于人；凶年穷里老弱死闾巷，壮者起而自救，郡国亡命依阻深昧，以缓朝夕。今之为盗有二：两军亡卒无以自存，县之尉士终更罢归；凡民去耒耜，更邑市，偷惰侈靡，不能自还，而其技足使也。重法之盗有二；奸猾诱民为盗而反告；逐捕之吏以窃为彊，上下相通，以掠服之，不然毒死狱中以幸赏。徐之盗有二：其愚易罔，其拙不能自明。凡为盗者五，而徐之为盗九。凡盗不急利则缓死，而徐之盗以身为市而就死也；凡盗抵法，而徐之盗罔于法也，可不察乎？夫刑之不胜盗久矣，故季康子以为患；智之不胜盗久矣，故赵京兆盗谋辄觉，而不能禁也；购之不胜盗久矣，为购以尽敌也，盗可尽乎！然则胜之者可不可也？刘叔贡父为曹州，盗贼衰息，狱屡空。或问弭盗之术，叔贡父曰：「吾何术焉？不以重地视之而已」。有为勾容令，多盗，改置社稷而加礼焉，既而盗止。先君子所说、先吏所为，世必以为难，而今人所行、世所共知者，复何难哉！盖世以簿书讼狱为治，故意不及其外而一切绝之，非行之难，而不为也。此两人者，特一其所遇，敬其所事，而其效如此，又况古之人善其身而行之者乎？彭城狱故近市，汶阳梁叔忱废县圃而徙之，为南北之室，以时寒暑，不以考掠，而狱益明。叔忱为令有能声，方地数百，历年数十，未有其比。余为徐学官，过之，见其兴作，而属余为之记。会徙颍，不果作。明年狱成，使来告而记之。后之人以余所称为心，以叔忱所治为法，彭城之狱庶其清乎！叔忱名子谅，丞相庄肃公之孙，以承议郎知县事云。元祐七年六月十五日，陈师道记。

说之启：去岁道出于黎，鞍马匆匆间获见眉宇，固已为慰。比至武安，见邑子士夫奉称者如一人，又益以为足下喜也。令季时相过，破我岑寂，相与谈至胜处，颇恨大陆之不在席也。此情区区，未亦可言。固安于小人之常态，不能以书牍自致，乃先枉翰墨，推与过当，感仄，又复何以言？窃惟盛意之所遗者既诚矣，敢不强以为足下谢。足下所患读书之未博，真得所患哉！惟此一事，自足以出流辈上。譬如甘太官之膳者，恨八珍之未极也。且以《诗》为之言，世之人孰不读《诗》，而几《诗》在《春秋》间耶？孟子所谓「《诗》亡然后《春秋》作」者，若之何谓之亡耶？其可不约《春秋》以为诗乎？读其诗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诗》家之要也，其可不通谱系之学乎？十五国暨周商之国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鸟兽草木虫鱼，今古不同名目，识尤难，而比兴实于是乎在，陆机、顾野王之外，复有所稽乎？所谓文字诂训者，安得古《尔雅》以为證乎？而《三仓》、《广雅》、《方言》之类，其可废乎？《诗》之音读，实叶歌笙，不必与他经同。而古人之读无传，可不尽信陆吴兴之音乎？夫一经之所及如此，而欲坐穷五经之精微，岂不艰哉？宜足下患所读之书未博也。然此语不为新学辈出，唯足下之好古与仆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谓后之书多于古则不然，刘歆告扬雄云：「三代之书蕴藏于家，直不计耳」。顾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无《连山》、《归藏》，有一《春秋》而无千二百国宝书，及不脩《春秋》有卿礼二、士礼七、大夫礼二、诸侯礼四，诸公礼一，而天子之礼无一传者，不知其传孰多于其亡耶？自歆家蕴藏之后，日月既久，著述之士益众，宜其书之愈多。而不幸梁元、隋炀皆有覆舟之祸，士夫之藏因亦沦丧。近而安史、五季干戈相寻之馀，其存又复有几耶？足下试以隋唐《经籍志》及吴氏《西斋录》求于今，想见足下浩然叹息，继之怒嗔也。说之累年来尝欲求崔鸿《十六国春秋》、萧方等《三十国春秋》，勤未之得。司马公休言温公所考《十六国春秋》亦非崔鸿之全书，则后世之书未多于古也。足下既欲学之博，则不可不极觚牍之传，故及诸此。若论古人之所以臻极者，则此言可忘。足下谓筑岩、钓渭之徒果在书耶？果不在书耶？说之谓二子者必有所读之书耳，弟不知其书为何书也。而二子之所以为二子者非书也，譬如和、扁亦㕮咀世间大黄、甘草，而不可以大黄、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称颜回不迁怒，不贰过为好学，则学果不在书者亦非也。此孔子为鲁哀公而为之言耳，至于告季康子者，则不及诸此也。若夫正为颜回而发，则堕支体、黜聪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无孤陋寡闻之颜回耳。「行夏之时，乘商之辂，服周之冕」，非学则何以哉？足下谓读书以为学者，后世之事，则得之矣。盖古人未尝废书，而不以读书为学也。孔子于《易》三绝韦编，与夫游夏不能措一辞于《春秋》者，皆后世增大之语也。不必论其实否，然亦不害其为孔子也，足下又可不疑于此也。若夫《孟子》之书，则亦不必论其文之如何，是直万章公孙丑之徒所次耳，何有于孟子哉？足下试以唐陆善经《孟子》对今孙宣公所校定《孟子》，断可见其文之异同也。如必以文论《孟子》，则可以色论太姜、太姒欤？是未为知言也。而文固大矣，必以《孟子》论之，则《孟子》未为擅场也。足下所患文之高污史野奇怪者，苟能博学于文，而不以读书为学，则无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读书为学，无乃主扬雄「学以修性」之说乎？此正雄之缪悠云耳，愚学者未之悟也。足下求诸性果何所亏，而有待于修耶？修果何功于性耶？足下才邵且有志，则识古人之所以学矣，何有于说之之言哉？姑以为足下谢耳。说之比来为吏，弃尽平生之学，而学佞学随未之有得，一日为足下而技痒，其言拙无足取，徒自有感于前日也。日来又以无年之故，文移词讼，贼盗倍多，益败人佳思，踰月乃得于灯下草草具此，较略不究万一，可怜恕也。岁暮苦寒，万万加爱。子应此中甚安，不宣。谨状。十二月初三日，说之再拜，子庄秘校足下。

夫古之君子所以深其言而不敢以轻发者，非所以求异于人，盖虑其言之或失，而吾之力有所不能逮，则适足以为天下之所议而吾不信。且君子之欲有所言也，必先稽之于道而无愆，考之于义而无弊，加之于人而无逆，适之于时而无违。然又严毅以出之，坚强以持之，钦庄以莅之，欢忻以送之。是以其言虽汪洋浩荡，布满于天下，而莫之能间。苟惟太高而不可行，太卑而不可用，或失于傲而为疏，或失于谄而为亵，危峻亢厉而失之于讦，润泽温粹而失之于谀，太鄙而为陋，太华而为轻，则其所言者，自以为辨博精当莫己若者，而不知天下之人已群起而议之矣。盖言之不可不慎也如此。盖五行以言配金，且金之为物，锻鍊烹冶，千状万类，虽各随其器而终不失其刚。是以君子之言，委曲变化，不可以一槩而论，要之归于正而已。《传》曰与人臣言依于忠，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悌，谓是故也。是以晋悼公方好田猎，故魏绛因其谋伐山戎而遂与之言虞人之箴；楚灵王欲事游幸，故郑丹因称誉佐史而遂与之言祈招之诗；景公淫于刑，而晏子因踊贵之事以悟之，而齐遂省刑；平公暴于役，而师旷因石言之灾以觉之，而晋遂止役；郑庄公绝共姜之爱，考叔辍羹以讽之，而终就其孝；魏献子受梗阳之田，阎没废食以动之，而卒成其廉。此数子者，可谓能用其言矣。故孔子当春秋之乱，其诸侯如卫灵公、鲁哀公，其大夫如季康子、孟懿子之类，莫不因其所问而各循其才性之弊以告之。盖圣贤之人不言则已，而未能志其言则言之，而亦欲其各有所当。夫曹操之初，特一雄将耳，然而卒至于残忍暴虐，以快其怒，而为僭夺之计者，盖亦其尝所与言者有以道之也。当是之时，荀彧为之谋。观其定山东、取淮南、收河北、平关西，挟天子以都许，皆用彧之计画。则其所以不能为汉之纯臣而终肆其凶慝者，是亦荀彧之徒不能以忠义与之言，以遏其强梁之志而已。夫燕雀遭害则凤凰高翔，麋鹿不养则骐驎窜伏，故杀鸣犊而孔子临河不进。且曹操戮杨脩，殪祢衡，诛孔融，毙崔琰，斩殳英俊，锄耨雄杰，不为不酷矣。故杨彪之类杜门不出，管宁之属挈家而远去。且高洁刚正之士宁死耳，安肯屈辱而从哉！惟彧忍耻冒污以与之指踪，则其凶逆暴乱，未必不由彧之诱掖之也。昔曹操欲取徐州而彧谏之，曰高祖据关中之险而成帝功，则其意欲操之示天下形势如高祖之时也。曹操欲迎献帝而彧劝之，曰高祖发义帝之丧而服海内，则其意欲操之示天下信义如高祖之势也。曹操恶本初之强而彧以项氏之事论之，曹操忧官渡之难而彧以荥阳之患言之。夫平居无事，未尝不以高祖与之言，而欲其不为高祖，岂不惑哉？切譬之与群盗处者，其斩关抉门，乘垣坎墙，皆其所道之，而又谓之曰无虏人财物，可得乎？然则魏武之资，虽其初不足以乱天下，而及其所以吞噬击搏而无所复顾，则是亦辅相者之过也。然则君子之言可不慎欤？尝读《唐史》，李希烈僭号于宣武，囚颜真卿，曰：「予所学者朝觐礼耳」。欲以悟之。志虽不遂，而其勋烈风槩亦足以悚动天下，然则荀彧岂足以知此！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

臣观孔子之门弟子众矣，而冉有、季路皆以政事称焉。子贡虽以言语称，然其为有用之才，亦可见矣。而季康子方以可使从政与否问于孔子，此孔子所以各言其所长，而以谓「于从政乎何有」也。于从政乎何有者，盖言其优为云尔，犹孟子所谓「于答是也何有」也。以季路之果敢，子贡之通达，冉有之才艺，则其于从政亦恢恢然有馀地矣。夫柔懦不断，非所谓果；闇滞不通，非所谓达；乖剌不才，非所谓艺。若是而使之从政，则事不举而人受其敝矣。且以季康子犹知求可使从政之士而问之孔子，是将知其可使从政而后与之从政也，岂大官大邑而肯使之学制乎？昔者子皮相郑，欲使尹何为邑。曰：「愿，吾爱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学焉。子产曰：「不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今吾子爱人则以政，犹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伤实多。子有美锦，不使人学制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使学者制焉，其为美锦，不亦多乎」？夫三子者，孔子目之以果，以达，以艺，是可以从政之才也，夫然后可使从政。然当是时，仲由固已尝为季氏之宰矣，而谋堕三都以彊公室，宜非季康子之所知也。其后季康子卒以冉求为宰。哀公十一年，冉求为季氏将师以与齐战于郎而克之，而季康子于是思孔子而欲召之也。至于子贡一出，存鲁、彊晋而霸越，凡此岂非果、达、艺之明效欤？然果则勇于敢，而有不得其死之理；达与艺则必疏通警敏之人也。故子路卒死蒯聩之难于卫；而子贡以谈说游四方，而有货殖之累；冉求以顺其君之欲为务，而为季氏聚敛之臣。故伏节死义、犯颜逆耳之事常在于愚戆朴鲁之人，而谀悦嗜利之徒常出于疏通警敏之士，于斯略可见焉。

非大圣则不能名仁，非大贤则不能当圣人之论仁。惟圣人行仁之久，故知仁之深眇，而昌言之无疑焉。学不至于大贤，则其问也不切，而圣人之告之也，亦姑因其材而成就之耳，至于仁之正体，则不以告也；非不告也，以其未足以当之也。明乎此，则孔子之告颜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其有在矣。孔子之门，惟仁为极致；三千之众，惟颜子为独高。故颜子之问仁，异乎诸子之问仁；孔子之对颜子，异乎平居之对二三子，学者不可不尽心也。且子贡问仁，不过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耳；樊迟问仁，不过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耳；子张问仁，不过曰「恭、宽、信、敏、惠」耳；曾未若对颜子之异也。世之论仁者，见樊迟问仁，孔子对之曰「爱人」，乃择之不精而语之不详。如庄周者有见于此，则昌言于天下曰「爱人利物之谓仁」；如韩愈者有见于此，则昌言于天下曰「博爱之谓仁」。而不知爱特仁之一端而已，爱岂足以尽仁乎？后之士见庄周之说、韩愈之说，以谓诚合乎孔子之意也，乃见《诗》，乃见《书》，乃见《易》，乃见《礼》、《乐》之谈仁者，而通以一言该之曰「爱」。呜呼，仁诚谓爱乎？己欲立，爱乎？己欲达，爱乎？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爱乎？恭宽信敏惠，爱乎？此特考之不审，极之不深，且以一爱自欺而已，恶足以知仁乎？至于孔门诸子之论仁，如子夏之论则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呜呼，诚如子夏之说，果爱也耶？又如孟子之论仁则曰：「贵德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呜呼，诚如孟子之说，果爱也耶？知爱不足以尽仁，则我之偏见消而正理明矣。正理明，则孔子告颜子以「克己复礼为仁」，可得而论也。夫天下无一物之非理，亦无一物之非仁，有己则理暗，无己则理明。己者何也？人欲也。礼者何也？天理也。灭天理，穷人欲，何由而得仁？灭人欲，尽天理，于是乃为仁。克己也者，灭人欲者也。己何自而克，人欲何自而灭乎？本乎学而已矣。其学安在？曰礼而已矣。非礼勿视，视皆理也；非礼勿听，听皆理也；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言、动皆理也。夫视以礼，听以礼，言、动以礼，视听言动一循乎天理之中，则人欲灭矣，私己克矣，天理明矣，天下皆归于仁矣。克己复礼，此仁之正体也。以此通乎子贡之说，「己欲立，己欲达」，果仁矣。以此通乎樊迟之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果仁矣。以此通乎子张之说，「恭、宽、信、敏、惠」，果仁矣。以至通子夏之说，「博学笃志，切问近思」，非仁而何！通孟子之说，「贵德尊士，贤者能者在位在职」，非仁而何！又泛而入乎樊迟爱人之说，庄周爱人之说，韩愈博爱之说，乃深知其为仁之端耳。是克己复礼之说，是仁之正体也，非孔子孰能言之？非颜子孰能当之哉？此乃孔子心传之要，大学之宗，学者不可忽也。且孔门弟子三千人，一旦鲁哀公、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夫子于三千人漠然无称焉，独曰「有颜回者好学」。呜呼！二三子不远千里来造函丈，抠衣而请，负墙而立，果为何事乎？乃不得以好学称，其亦可悲也已。考其所学，如后世博物洽闻无有也，又如后世絺句绘章无有也，特曰「不迁怒、不贰过」而已。愚深思而熟究，乃知夫不迁怒者，克己也；不贰过，克己也。私己已克，人欲已灭，天理著焉，夫子乃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乃知其所以不违仁者，果自克己复礼而得之也。顾惟颜子之见仁，置之则塞乎天地，溥之则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北海而准，天下无一物之非理，亦无一物之非仁，理当如是也。呜呼！仁无古今也，亦无东西南北也，顾克己者得之耳。使学者无志于圣人则已，如有志于圣人，恶得不信孔子之言？使学者无志于仁则已，如有志于仁，亦恶得不行克己复礼之说？乃知夫未克己以前，其视听言动皆私欲也；已克己以后，其视听言动皆天理也。则于颜子之心，庶几而得之，孔氏之阃域，亦可疾趋而进也。其勉之哉！

《易》道之难行也，人情或失于隐，或伤于察，隐者欲其不知，察者欲其必用，《易》道人情之变两全之，以求其通，斯所以为难也。其曰难者，何也？不知者欲其可知，必用者欲其不用，俾人之情各适于教化鼓舞不测之域，君子所以神《易》道于天下也。荀子曰：「害良曰贼，窃货曰盗」。贼盗者，皆寇也，且隐于不知，其类有三。险狠忮戾以陷害良善，欲人之不知；欺诈矫伪以沽掠名誉，欲人之不知；贪惏贿赂，苟利货财，欲人之不知。此三类者，挟穿之奸，乘扈之气，其实寇也。彼以其隐，我以其察，彼以隐之不知，我以察之必用，势必至于斗。兴戎之渐，召乱之由，此玩易之君子所深致其忧也。孔子曰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兹神化之运，孔子学《易》而知之久矣，孟子又知之，曰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夫唯神化鼓舞至与天地同流，能使民不为盗者，禦寇之利有大于此者乎？且以禦寇之卦二，曰《蒙》、曰《渐》是也。致寇之卦二，曰《需》、曰《解》是也。《蒙》之上九以昏昧养寇，则击而去之，《渐》之六二以阴长寇，则顺而取之，此禦寇之利也。《需》之九三据非其位，以刚不中，持疑而致寇，《解》之六三取非其有，下体负乘失中而致寇。夫以《蒙》、《渐》稔寇而长养之，不能必其去，又以《需》、《解》诱寇而来之，此必斗之寇，斗之则天下乱矣，吾易之忧也。君子于此盍亦思所以解其斗者，因人情之变而神其化，亦必有道矣。且喜则亲之，怒则疏之，人情之变也。于是又有得于三卦焉，曰《屯》、曰《睽》、曰《贲》。《屯》之难，《睽》之乖，《贲》之无饰，人情之至变，《易》道之难行者，吾能使之喜而不怒，亲而不疏，仇雠之冰炭合而为姻娅之胶漆焉。以寇为婚者，《易》之神也，曰「匪寇而婚」是矣。昔季康子患盗，孔子答以「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昔之以无欲治民，唯尧、舜能之，故能仁覆天下，比屋可封，岂唯不窃其赏而已哉？三类者，举为可封之民矣。呜呼，安得用《易》之君子而与为尧舜之治乎！

《论语集解》，得以细览，不专己见，不尚文饰，而惟其义理之当，尤以叹仰。顷承谕及《文中子》，尝见《司马温公行状》，言有《文中子补传》一卷，比方得之，谨以录呈。其所去取，大槩略尽矣。此外如云杨素、李德林见之类，尤为可笑。《论语》于三家必云季康子、孟懿子之类，必称孔子对曰，盖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安有身为布衣，而于当时之执政，而曰「素与吾言」、「德林与吾言」云云耶！

问：《中庸》称「隐恶」，而《尚书》载其受终巡狩之后，独汲汲于明刑，自四罪而放之流之窜之殛之，无乃与隐恶之意异耶？孔子自言「为政以德」，又曰「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又曰「政者正也」。季康子问：「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宜不尚刑也，而其为鲁司寇七日，必诛少正卯于两观之下，而后足以风动乎人，此又何也？夫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汤德足以及禽兽，而不行于葛伯，必举兵征之。又东征西征不已，必十一征而天下服。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而不行于崇，必再驾而后降。至伐阮共，伐密须，伐猃狁，伐昆夷，盖未始不以兵，何耶？七国用兵争强，攻城取地，如恐不及，而孟子乃游于其间，言「深耕易耨，修其孝弟忠信」之事，曰「仁义而已」，曰「仁者无敌」，曰「强为善而已矣」，曰「可使制挺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曰「齐王犹反手耳」，曰「天下莫不与也」，其说傥可信乎？愿究其说而悉言之，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