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月日，诸王府赞读臣江端友昧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伏睹宣仁圣烈皇后当元丰末垂帘听政，保佑哲宗皇帝，起司马光为宰相，天下归心焉。九年之间，朝廷清明，海内乂安，人到于今称之。其大公至正之道，仁民爱物之心，可以追配仁宗。至于力行祖宗故事，抑绝外家私恩，当是时耆老盛德之士，田野至愚之人，皆有复见女中尧舜之语。且功德巍巍如此，天下歌诵如彼。而一邢恕搆造无根之语以为谤议，使后世疑焉，如日月之明而浮云蔽之，臣不胜痛恨。初，元丰中，高遵裕大败于灵武，责散官安置。未几，神宗崩，哲宗嗣位。宰臣蔡确以谓遵裕者，宣仁之族叔也。即建请牵复，以悦宣仁之意，而不知宣仁之不私其亲也。宣仁帘中宣谕曰：「遵裕丧师数十万，先帝缘此震惊，悒悒成疾，以至弃天下。今肉未寒，吾岂忍遽私骨肉而忘先帝，推恩独不可及遵裕」。确谋大沮。后确责知安州，作诗讥讪，坐贬新州。而邢恕乃确之腹心也，偶与遵裕之子士京中山同官，遂以垂帘时不推恩牵复事激怒之。使上书言王圭曾遣遵裕之子士充来议策立事，遵裕斥去之。士充庸懦不识字，实恕教之为书。士充疏远小臣，素不识圭，圭安得与之议及社稷大计，又何从辄通宫禁语言？且上书时，圭、遵裕、士充亦皆死矣，何所考按？臣窃闻《元丰八年时政记》，即蔡确所修也。其载三月中策立事甚详，何尝有一疑似之言！恕之本心，但谓不显王圭异同，则难以归功蔡确，而不知厚诬圣母之罪大也。恕之为人，非独有识之士无取，其子居实，亦不乐其父所为也，天下皆知之。章惇，排斥元祐者也，在帘前奏事，悖傲不逊，都堂会议，以市井语诮侮同列，岂忠厚君子哉！尚云极力以消除徐王觊觎之谤，惇与王圭、蔡确同为执政，受顾命，使当时果有异同，岂肯复为此言乎！则恕之谤，可谓欺天矣。缘此，绍圣中蔡卞独倡追废圣母之议，赖哲宗仁孝，不听其说。不然，人神痛愤，失天下心，为后世笑，悔可及乎？自比年以来，天变屡作，祸乱繁兴，水旱相仍，夷狄内侮，安知非祖宗在天之灵赫怒于斯耶？至于高氏一族，衔冤抱恨，无所伸雪，亦足以感伤和气，召致灾祥，未必不由此也。臣窃惟圣人之德莫先于孝祖庙，帝王之政必急于明是非，陛下即位以来，登用贤俊，退斥奸邪，如追赠司马光等，既已辩人臣之谤而明是非矣。而宣仁圣烈皇后者，神宗之母、陛下之曾祖母也。负谤三十馀年，公卿大臣未尝以一语及之，可不痛乎！范纯仁遗表有云，宣仁之诬谤未明，使纯仁在朝廷，必能辩之也。臣愿陛下敕有司，检求案牍，推究言语之端，发之于谁何？其證佐安在？则小人之情见矣。诞发明诏，晓谕中外，庶使远迩臣民，疑议消释，涣然如春冰之遇太阳，岂不快乎！然后以策告宣仁及神祖庙，上以慰在天之灵，下以解人神之愤。昔汉灵帝梦威宗，怒其责宋皇后；周成王时，皇天动威，彰周公之德。以此知宗庙之灵，祸福之变，甚可惧也。宣仁之谤，臣以为陛下惟不闻耳。闻而不辩，岂所谓教天下以孝乎？臣不胜区区之情，惟陛下裁择。臣端友惶恐昧死再拜。

敕：朕惟国朝母后之家，皆膺寿宠；若乃宣仁功德之盛，覆被本宗。故其后人，冠族不坠。至于保宜家族，致位将相，不凭贵以傲物，不恃宠以干泽。虽承世德之教，惟其家室，亦有助焉。具官某妻某氏，山河之德，称其象服；柔正之行，克相夫子。逮兹祭泽之广，宜膺褒宠之荣。俾开大国之封，益峻小君之号。训尔孙子，毋怠厥修。可。

仰惟宣仁太皇太后御帘听政，功在社稷，圣睿贤德，克嗣徽音，盖与任姒比隆，而高出汉唐之右。小人诬毁，罔复顾忌，天下愤之，莫敢式遏。具官精忠直道，不负言责，力排奸贼之计，独谪瘴海之外。自今遐想，凛有生气。朕表章坤德，而刊正谤史，昭雪钩党，以祗慰在天，又取正谏美官，为尔光宠。使世知公论之不可灭，谗慝之不可行，而尽言纳忠之士，虽绌于初，终得申白，垂劝之义大矣。

臣比闻朝廷用任伯雨章疏，追治章惇、蔡卞以诬谤宣仁之罪，谪授散秩，子孙补外。臣系是章惇家姻戚，即欲具奏乞解职任，缘臣初除言事官日，首蒙陛下面赐宣谕此事，仍奉圣训，有排浮议而用臣之语，臣亦自以去惇之亡，已数十年，耳目之所不接，似无所碍，故不敢引此以请。伏思数日，臣既待罪言责，以陛下听纳之深，每有论奏，不敢观望顾避，上负知遇。窃虑臣今后论事之际，不无閒嫌，反覆熟计，义当引去。伏望圣慈许臣解罢前件职任，除在外合入差遣或宫观一次。

臣闻二帝三王心周无穷，志利天下，而己不与焉，故能求贤如不及。当时公卿大夫体君心，孜孜尽下，以进贤为先务，是以上无乏才，而山林无遗逸之士，士得展其才，君得成其功名，君臣交欢，而无纤芥形迹存乎其间。逮后世衰微，心不及远，志不周物，据天下利势，而有轻疑士大夫之心，于是始有遁世不返、宁贫贱而轻世肆志者，于是始有奔走于名利之途、纳交于权势之门以侥倖富贵者。二者虽有间矣，而均为不仁。然则孔子所干者七十二君，有近于侥倖富贵矣，孟子不见诸侯，有近于轻世肆志矣，而后世仰慕以为宗师，而不以为不仁，何哉？圣人仁以为体，义以为用，与时变化，无施不可。学圣人者，以仁存心，以义处物，相时而动，亦岂必于进退哉！臣生而愚直，力慕高远，以圣人之道为必可行，以圣人之政为必可复，以天下之衰为必可振。抑又身逢乱离，穷处山林，阅人世之纷纭，知天心之神化，口诵古先之文，心推今日之事，静观兴替，动见几微。方戎马之凭陵，痛王纲之不振。陛下宵衣旰食，招延多士，讲论治道。臣于斯时，潜光独善，有怀不陈，岂不负臣素心，上辜圣世，失仲尼、孟轲之旨哉！辄忘微贱，谨用所闻，揆天下之事，陈王道之本，明仁政之方，上干天听。臣闻治天下有本，修其本者，以听言则知其道，以用人则知其才，以立政则知其统，以应变则知其宜。何谓本？仁也。何谓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乡，若为知其体乎？有所不察，则不知矣。有所顾虑，有所畏惧，则虽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沦没于末流，浸消浸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大忧也。夫邻敌据形胜之地，逆臣僭位于中都，牧马骎骎，欲争天下。臣不是惧，而以良心为大忧者，盖良心者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万物，统摄亿兆之本也。故孔子作《春秋》，必书元立本以致大用；孟子告诸侯，必本仁术以行王政。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心，一也，而有欲心焉，有道心焉，不察乎道而习于欲，则情放而不制，背理伤义，秉彝仆灭，懿德不敷于行，而仁政亡矣。是故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于虑，便嬖智巧不陈于前，妃嫔佳丽不幸于左右时矣。陛下试于此时沉思静虑，方今之世，当陛下之身，事孰为大乎？孰为急乎？必有歉然而馁，恻然而痛，坐起仿偟，不能自安者。则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坐大廷而朝群臣，守是心而推之于事；退便殿而幸便嬖，亦守是心而推之于事；入燕寝而御妃嫔，亦守是心而推之于事。凡无益于良心者，勿可为也。念兹在兹，持之以久，优柔自进，则邪说横议将逆于耳，正言笃论将当于心，智虑日益高明，功名日益光大，邻敌之侵庶几可禁，叛逆之臣庶几可灭。苟不察心之病而大变焉，则身不能自信，何足以孚民心，动天意哉？孟子曰：「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昔舜以匹夫为天子，瞽瞍以匹夫为天子父，受天下之养，夫岂不足于穷约哉？而瞽瞍犹有不悦焉。自常情观之，舜可以免矣，而舜戚然有忧之；举天下之大无足以解忧者，惟自强不息，以成其仁。其忧不得乎亲之切乃如此。恭惟太上道君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几三十年；渊圣孝慈皇帝生于深宫，享乘舆之次，以至为帝。一旦劫于金人，远适穷荒，衣裘失司服之制，饮食失膳夫之味，居处失宫殿之安、妃嫔之好，动无威严，辛苦垫隘。其愿陛下加兵北伐，震之以武，心目睽睽，犹饥渴之于饮食。庶几金人知惧，一得生还，父子兄弟相持以泣，欢若平生。引领东望，九年于此矣。夫以臣之疏贱，念此痛心，当食则嗌，未尝不投箸而起，思欲有为，况陛下当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对扬天心，充陛下仁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事仇。陛下自念，以此事亲，于舜何如也？且群臣智谋短浅，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左，贪固宠荣，皆为身谋耳。陛下乃信之，以为必持是可以进抚中原，展省陵庙，来归两宫，亦何误耶！夫金人何爱于我，其疑我谋我之心乌有限制！土我土，人我人，然后彼得安枕而卧也。茍顺其所欲而不吝，名号、土地、人民、货财以委之，正是以肉投虎，肉不尽，其博噬不已。臣不知陛下何负于群臣，而群臣误陛下乃至于此。自初年至于今，益已久矣；义士之心，益已怠矣；百姓之心，益已安于乱矣。陛下不早自为计，广揽英雄以自辅翼，绳心之愆，纠心之谬，忧不如舜，力行不倦以感动天下，臣恐四方豪杰有以窥朝廷浅深，无肯为国家尽力者也。抑臣又闻之，汤有天下，圣贤相继，臣服诸侯五百馀年；及纣一为淫虐，周武兴兵誓众，乃以为世雠，诛之不赦。自常人观之，武王之举岂不过欤？而孔子定《书》，取以为后世法者，盖作民君师，代天而为之子，其自任不得不如是也。今海内大乱，二圣播越，元元叩心归命，陛下威福大权岂异人？任蕞尔女真深入诸华，劫迁天子，震惊陵庙，污辱王家，害虐蒸民。此万世不磨之辱，臣子必报之雠，子孙之所以寝苫枕戈弗与共天下者也，其宜为雠孰与纣？而陛下顾虑畏惧，忘之不敢以为雠。臣下僭逆，有明目张胆、显为负叛者；有协替乱贼，为之羽翰者；有依随两端，欲以中立自免者。夫既为人臣，而敢持二心，干纪逆节，反行天道，其宜诛也孰与纣？而陛下顾虑畏惧，宽之不敢以为讨，岂不与武王之志异哉！守此不改，是祖宗之灵终天暴露，无与复存也；父兄之身终天困辱，而来归之望绝也；中原士民没身涂炭，无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故以和，则失事亲之道，而害随之；以战，则得事亲之道，而利随之。其是非至易明也。然不求于本，故大论纷纷，至今未定。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本于正心，正心本于诚意，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而已。朝廷之上可自欺也，而四方不可欺也，而天地鬼神不可欺。善恶之应，急于影响，不可不察也。伊尹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臣愚愿陛下察天理，存良心，以身先群下，深忧如大舜，自任如周武，不牵于姑息之仁，不慑于强暴之威，立复雠之心，行讨乱之政，积精积神，神而化之，与民更始。实宗社无疆之休也，岂特纾目前之祸而已哉！臣闻三纲，人之本性；神化，天之良能。尧、舜、禹、汤、文、武恭己尽性，德合于天，一言一行，当物情之精，中民心之会，利用出入，民所共由，故精神感通，折冲万里，天下心服，莫测其用。《易》曰：「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此之谓也。若夫德不能尽伦而三纲废缺，昧于神化而政不能尽制，乃以智术利势相倾者，则臣妾而已矣。夫天下万事各以类应，君万民而为臣妾行者，必有臣妾之耻。自周平王东迁，王者迹熄，诸侯交侵，然先圣之遗泽尚存，五霸犹能明大义，奉而尊之。然文、武之道自此日敝，强侯之风自此浸兴。是以秦得逞其智力，灭六国，君天下。原其父子君臣之际，莫有当于礼义者，陵夷之渐，实始此耳。立甫十三年，天下共起而亡之。汉鉴其弊，法古先之馀烈，崇尚经术，留意三纲，政治醇简，用智术而不专，行利势而不纵，王道虽微缺，而正论未衰也。是以终汉之世，无侵陵之祸。自此以降，如曹魏、晋、宋、齐、梁、陈、隋，得尊位者，皆本于篡弑，以三纲为虚假，以神化为茫昧，以智术为纪纲，以利势为权柄，前后相因，莫之能革。故五部云扰，悯、怀迁死，神州陆沈，蹙足江表，终不能申大义，踰河而北定中原也。李唐因隋失道起义兵，平暴乱。太宗创业，虽有英雄之略，身致太平，然三纲不立，家道内乱，纲纪不张，继世因仍又甚焉。故禄山、思明豕突上京，窥窃神器，吐蕃、回纥连年侵暴。赖忠臣之力，仅克兴复。迨安、史少衰，而藩镇跋扈，陵夷至于五代，强臣制朝廷之命矣。迹其行事，皆其类应，非偶然也。昔孔子作《春秋》，正君臣之辨，其旨深且远，可不察欤！及本朝开基，太祖皇帝受命，市不改肆，得之以大功，受之以天命，纲本既正，神化斯孚，削平僭伪，如指诸掌。西北二边虽有动摇，终焉稽首。及丞相王安石轻用己私，纷更法令，不能兴教化、弭奸邪心，以来远人，乃行青苗，建市易，置保甲，治兵将，始有富国强兵、窥伺边隅之计，弃诚而怀诈，兴利而忘义，尚功而悖道。人皆知安石废祖宗法令，而不知其并与祖宗之道废之也。邪说既行，正论屏弃，故奸谀敢挟绍述之义以逞其私，下诬君父，上欺祖宗，诬谤宣仁，废迁隆祐。使我国家父子君臣夫妇之间顿生疵厉，三纲废坏，神化之道泯然将灭，纲纪文章扫地尽废。遂致邻敌外横，盗贼内讧，天师伤败，中原陷没，二圣远栖于沙漠，皇舆僻寄于东吴，嚣嚣万姓，未知攸底，祸至酷也。若犹习于因循，惮于变更，不大刬革，以返三纲之本，邪说横议者不废，干纪逆节者不诛，法不守道，诛不守议，昧神化之良能，长智术利势之心，行簿书期会之政，文繁实寡，伪长丧真，上下相蒙，莫肯致察，大吏弃置法令，小吏贪冒无耻，奸赃遍于郡县，元元无所告诉，意愁心结，思所以自达于上者，非智术利势无由也。于是亿兆之心交骛于智术利势矣。上以利势诱下，下以智术干上，犯法者不必诛，乱政者不必退，是非由此不公，名实由此不核，赏罚由此失当，乱臣贼子由此得志，人纪由此不修。以臣干君，以贱干贵，子不听于父，弟不听于兄，边隅不听于中国，天下万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灭矣。残贼之政暴著天下，危亡之忧日以益甚，孟子所谓「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将何以异于先朝，求救祸乱而致升平乎？然上而公卿之议，下而士大夫之论，习以残贼为常，更为当今之乱，将卒不精练，兵甲不坚利，馈饷不丰给，城池不高深之过也。昔商纣百克，而卒无后，项羽百胜，身死人手，秦仓以资刘、项，隋洛口以资李密，楚城郢而昭王出大城，陈、蔡不羹而乾溪之师溃。故孟子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国之灾也；田野不辟，货财不聚，非国之害也。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臣是以愿陛下深念三纲，潜心神化，明脩政事，大革风俗，使卓然与熙宁之政相反，则中国之道立，而边鄙之叛逆可破也。昔孔子匹夫耳，天下无主，犹以身当天运，作《春秋》，承帝王之烈，行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事，讨伐乱贼，扶持三纲。况陛下居得为之位，天开圣性，明于《春秋》，又有能为之资乎！诚能更加圣心，勿牵制于文义，毅然讨乱贼，定名分，正三纲，穷神化，日新厥德，九重朝诚，四海暮应，岂与汉、唐行智术利势，与英雄角力角智而后臣之，葸葸然常恐臣妾之轧己者比乎！德格皇天，恩施万姓，四方归命，丰功伟绩，何忧乎豫贼，何畏乎金人耶？臣原其要，亦曰「举斯心加诸彼」而已。陛下念之，父兄之望、天下之愿也。《传》曰：「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以尧为天子，不乐尊位，而忧先辅佐。辅佐之重，同于天地，必也相知以心，相辅以仁，外托君臣之分，中结朋友之义，吉凶成败，相与同之，死而不变，然后为尽其分矣。岂以言合意、行顺旨，不问诸左右，不询于大夫，不访于国人，格天下公议而用之乎！陛下自登天位，所命辅相多矣，然皆用之骤，退之速，岂其失于易，有未慎而然乎？岂其以己私好恶，不以天下之公而然乎？岂其悦人之佞，恶人逆己而然乎？昔成汤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说，皆一举而终其身，既得久于其位，故政令纲纪有常而不紊，可变而不变。此其所以能创业兴衰者也。陛下今欲任辅相，以二君为法可矣。臣尝思之，陛下所以不然者，其以未知群臣心志才德，将广揽遍试，以识其贤不肖而后决进退之欤？臣恐计之疏也。昔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孜孜不倦，惜此寸阴。况陛下大雠未报，叛臣未诛，封疆日蹙，危乱交至，义之不可以已，孰若大禹？迫切于心，不可以怠，孰若大禹？陛下诚蓄乾元之德，施刚果之用，以大禹之事反求诸心，则轻重缓急可知，必不肯一日茍安其居矣，又何忍以九年之久尝试群臣哉！臣恐憧憧往来，朋从尔思，不足以伤贤于耕乐之陋也。臣以在廷之臣，类皆茍媚，道寻常之言，理细微之故，虚延岁月，曾不能因时先事发愤慷慨，一为陛下明陈斯道，致行斯义，而黄金横带坐于庙朝，更出迭入，传呼辅相，孰有赤心许国不以浮名浮势动其心者！大臣如是，则人主最病。臣原其本，亦人主之诚不至而自病也。曷不改更心虑，恭默思道，积诚于内，感通英贤，进而任之，使久于其位，责以功实，无为坐费岁月，弃机会，纵雠逆而不治，使义士闻之而解体，英雄闻之而动心也。群臣亦知以是为忧，为陛下言之乎！夫欲成王业者，必用王佐之才。所谓王佐之才者，以其有王者事业素定于胸中也。故一旦得君，举而措之，先后有序，纲施纪布，望道期功，如臂运指，莫不从心。今夫奕之为数，小技也，规势不先定，犹不能取胜，况欲兴衰拨乱，倚任辅相，而用尝试其术之人，侥倖以望成功，必不可得矣。夫辅相者，百官之精选，人才之所自进，政事之所由定。陛下轻以授人，使各以类进，则执政侍从之臣可知矣，外台耳目之寄可知矣，郡县民之师帅可知矣，所以寄阃外却敌折冲者可知矣。廊庙非其人，则浅近之言日进，理义之论不闻，而是非乱于天下矣。监司非其人，则刺举之政不行，黩货怀奸、舞文弄法之吏得以臆逞，履正奉公、清修惠化之士无以自进，而名实乱于朝廷矣。守令非其人，则政繁赋重，民力殚竭，而盗贼起于困穷矣。将帅非其人，则雠敌外纵，衅孽内生，而披枝伤心之祸萌矣。故人主之职，在论一相。昔燕、齐，敌国也，昭王得一乐毅，而犹能以弱燕破强齐，而克仇报怨。今中原，陛下之旧，一则金人，一则齐、楚。以名，则中外非敌；以义，则叛逆之臣不可与我抗也。诚得贤士，举而任之，使尽其职，则天下之善何所不进？正名定罪，任天下武勇起义兵，从西北思归之士以诛暴乱，何所不克？臣历观前古，天下未有无臣之世，患在人君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则盛德之士不可得而官矣。好柔佞而恶刚直，则守正之士不可得而用矣。安龌龊而忌英果，则高才之士不可得而使矣。陛下必欲致士，能绝是三者，勿萌于心，绌权数，仗诚信，忘利势，与天下之士相期于道义，则真儒命世之才将为陛下出焉。或不若是，则訑訑之声音颜色，拒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而谗谄面谀之人窥隙乘间，侥倖竞进。权在辅相，则党于辅相；权在阉宦，则党于阉宦；权在将帅，则党于将帅。欲固其宠，遂相挤陷，不论人之贤否，不计事之是非，不顾国之安危，茍可以倾人而便己者，无不为矣，陛下亦安能人人而察之哉！古者圣王制爵位，所以明等级也；制宠禄，所以奉名器也。以此防民，犹有尸位素餐惟利之徒，弃君如土梗弁髦莫之恤者。况人君自以爵位宠禄为己私，则天下安知爵位为明等级之义乎！安知宠禄为奉名器之礼乎！君以富贵畜其臣，臣以富贵怀其君，而百官皆不知其职矣。在官者无他事，大抵转相承奉，务以荣进为先。欲纲纪文章之不坠，祸乱衅隙之不滋，其可得乎！夫官人之义，以其贤也，以其才也。用其贤才，盖为民也。唐虞三代，莫不为事设官，为官择人，君无姑息之命，臣无希冒之心。当斯时也，上法一而百度张，下心清而万事理，远迩肃安，封疆靖固，四方归命，而无狂狡之忧。譬之人身，血气强盛，肤革充盈，自然阴阳之寇不作，而邪厉之气不能干也。今世则不然，为人设官，为官造事，冗滥交错，仰食县官，侵渔百姓，坏风俗，乱政事。往中原时，提封万里，郡县以百千计，论者犹以为将不胜其弊。今地益狭隘，州县无几，士大夫自西北而东南者，不知其几千万人矣，自东南而官者，不知其几千百人矣。郡县荒残，百事宜简，而官吏猥众，上官大吏各私其亲，不遵法制，移易往来，曾无定止，互相攘夺，不顾是非，受贿纳赂，法禁不行，奸豪得志，暴虐日敷，根本摇动，大命将泛，流荡而不可止。天下无事，食君之禄；天下有变，拱手圜视而不能救，则又有乘时侥倖，冒功射利，为国结怨于民而增益祸乱者。陛下操予夺之柄，握刑赏之威，胡不自为深计，黜阘冗之官以俟英贤，夺冒滥之职以屈高士。大计若干职，定置若干员，于今在官者，按实功罪，诛赏必行。任官称职者，使久于其位；过恶已彰者，编之于民，终身不齿；志气不立、事业不修者，皆赐罢；其有学行未成者，归之于学。庶几官约事省，为政有经，民听不惑，而危亡可救矣。或者以为行此之政，则必大致烦扰，失人心，为金人豫贼驱才，岂不殆哉！臣痛之曰：夫国之所恃而上之所保者，亿兆之心也。若夫士大夫乘君子之器而为小人之行者，乃生民之蠹、国之贼耳。汰而黜之，则得民心。所去者寡，而所安者众；所去者奸恶，而所安者良善。计道义，权轻重，则所为失人心者，乃在彼而不在此矣。昔纣为天下逋逃主，以有亿兆夷人，而武王以三千人灭之。纵使仇敌得吾逋逃之士，是皆不忠不孝商纣夷人比耳，适足为吾取胜之资也。茍或恐惧，动于浮言，不黜衰敝之士，则衰敝之政不更，而衰敝之俗不革，乱不息，威不震，而讨逆复仇之兵未易举矣。延日引月，下陵上替。陛下春秋鼎盛，明并日月，威若雷霆，乃行小不忍，而弃大谋，高拱以成土崩之祸，生奸雄心，臣窃为陛下惧焉。臣闻尧授舜以天下，其付托丁宁之言曰：「众非元后何戴，后非众罔与守邦。钦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愿」。夫众所愿者，饱食煖衣，仰有所事，俯有所育而已。后体元而仁覆天下，则众得所愿而归戴之；后不体元，为政不仁，无以保天下，则民择仁厚而归之，其心岂有常也！故大禹力平水土，拯民之垫，以有天下；桀不能守，灭德作威，而民归于商；稷降播种，以救民饥，至文、武而有天下；幽、厉不能守，肆行暴虐，而民归于五伯。此已然之明验也。本朝宗祖厚养天下，当时父老蒙恩被泽者已死已亡。后来子孙自王安石为政，崇尚掊克，与民争利，狱讼繁滋，民不得安息。加以庸邪继轨，阉宦握兵，求便其私，不为国计，内修宫室，治苑囿，外拓边疆，筑城立栅。常赋不充，移易经费；经费不充，始有横敛；横敛不充，公私俱匮，天下力竭财尽。虽有感恩戴德之私，迫于威虐，如火销膏，祖宗之泽日益斩矣。故金人未动，而方贼已称兵于江表，群盗已充斥于太行。及其内侮，民无杀敌保家之志，望风奔溃，乘时为盗，发其乱心，侥倖富贵，以偷安须臾，远近继起，连年未定。然则民心果有常，而祖宗之泽果可恃乎？陛下亦自强于为善可也。往中原时，国家全盛，提封万里，乡邑聚落，财物阜丰，所在百姓以亿计，犹不能堪上命，以及败乱；迨今地益狭隘，皆寇盗剽掠之馀，贼杀之残也。生者流离，死者暴露，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怨恨愁痛，感伤和气。故长星亘天，日食地震，川腾海溢，雷电雨雹，愆时失序，木冰竹枯，灾异荐臻。陛下即位，厉精求治，九年于兹，若之何民犹未安，而天犹未应乎？臣深探其本，盖陛下体元之功未加焉。是以听善不明，择善不审，执善不固，官人失贤，行政失理。虽有爱民之心，屡下宽恤之诏，而有司壅遏大命，不能承流宣化，实惠不施于民，诛之如禽兽，取之如渔猎，发求无度，科敛无已，胁之以势，劫之以威，官得其一，吏隐其九，号呼苍穹，天听悠远，惨毒切于肌肤，冻馁迫于忧虑。其致败乱，岂与中原比哉！必天有其意焉者矣。虽军旅日兴，粮饟器械资于民，金帛甲车资于民，不发求科敛则军旅坐困，无以禦敌；发求科敛而民益困，邦本先蹙，于军旅何有哉！然则奈何？亦选明正沈毅之士，天子亲擢，置于中台，勤加劳问，任以为朝廷天下耳目，勿使为辅相权势鹰犬，信而听之，听而行之，以靖朝廷。然后明白公正精强之士出使郡县，察举可任，功赏可责，可以平政理讼，革邪归正，奸盗不逞，使民有所赴愬矣。虽有不得已而调敛，均平无颇，尽入于公，用于有益，民孰不愿输也哉！孔子曰：「均无贫，和无寡」。如是而军实不充者，未之有也。虽然，此可以救目前之急耳，必欲足食、足兵，为久远可行之计，则莫若治其本矣。三代之时，税以出粟，赋以供车，无关市之征，无盐铜之利，无榷酤之法，无称贷之益。而天下财力日忧不足，海内有变，则剥肤椎髓，痛酷惨急之威猛于虎，烈于火，绝其生生之路，取之犹不足给。何三代不尽利而富，后世尽利而穷乎？臣窃思之，财者，天地有时，四民致功者也。取财于天地则无穷，取财于四民则有尽。古者，溥天之下，四民而已，民无不食其力者。自汉、唐以来，游手滋众，上无制以革其滥，下无学以权其弊，兵不本于农，人不食其力，为之者寡，而用之者众。臣请举其大者，夫兴师十万，日费千金，靡然骚动者七十万家，而后十万之师举。是故圣人教兵于乡遂，以行师动众为毒天下，而未尝轻用之也。历代兴废，制虽不同，然皆隐兵于农。及李唐中季，渐坏旧章，兵农始分，全家坐食，是日日毒天下无时而已也。况今海内大乱，土地狭隘，国用空竭，民力凋敝，而被甲者无虑数十万家，家以五口为率，乃有数百万端坐待哺于农民者矣。夫国之有民，犹人之有腹心也；国之有兵，犹身之有手足也。手足虽病，心能保之；心腹茍病矣，四肢何有焉！是故欲富国者，务使百姓辟其地；欲强兵者，务使有司富其民。国无治乱，时无丰凶，政无经权，莫不以辟土地、养人民为本。今乃行诛剥之政，纵意侵民，以奉冗卒，使田莱多荒，万民离散。此臣之所未解者，一也。夫释氏之道，上焉者以寂灭为宗，以明死生为大，行之足以洁其身，不足以开物成务；下焉者转罪业，取福利，言之足以恐喝愚俗，因以为利而已矣。魏、晋以上，为僧有禁，梁、陈以下，曾无限制。今僧徒遍天下以百万计。问其力田积粟、输赋税以实仓廪则不知，问其利器械以供上用则不知，问其披坚执锐为国爪牙则不知。故凡问以实用、有益于天下生民者，则曰：「非吾事也。吾所事者，为国焚修、祈天祝圣，以救度一切众生耳」。自祖宗以来，德大包荒，于道无所弃，亦崇信之。道君皇帝虽有改更，旋复其旧。然水旱屡兴，蝗螟荐起，戎马生郊，王师伤败，则祈天之效安在乎？二圣北征，皇宗远徙，陛下巡游，靡克有定，则祝圣之效安在乎？盗贼蜂起，贼杀人父兄子弟夫妇，流血成川，死于锋镝者以亿万计，则救度一切众生之效安在乎？其为欺妄，岂不昭明！而或者以为朝廷固知其无用，而度牒之入亦有助于国家。且度牒一时之得几何，而农工商贾之子孙既为其徒，则不耕而食，不织而衣，高堂大厦，雕镂文章，以自居处，役徒众，致滋味，以自奉养而终其身，其费岂特十倍度牒哉！夫为政以均平天下，而坐纵夫庸愚欺诞之奸化诱善良，失国家丁壮，灭绝天伦，坏乱人纪，百万群居，蠹生民之衣食。此臣之所未解者，二也。古者，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降及诸侯、卿大夫、府史、胥徒，皆有等差，官不踰事，禄不踰数，故民不疾上，而下无怨劳。汉世而下，官名滋众，无其职而置空名，无所事而尸厚禄。公卿大夫既多，而府史胥徒之属之家，亦不下数十百万人矣。农人力作，自春徂冬，一岁之间，未尝休息，乃不得免于冻馁之患。而膏粱子孙、游手末艺、舞文弄法者，依势侵民，食其膏脂，耗蠹邦本。既不能立大正之心，施刚果之用，沙汰罢黜，省费宽民，今复无故广增祠职，俸禄优厚，财用窘急，日益重敛，求千万人之誉而失亿兆之心。此臣之所未解者，三也。陛下诚能听臣之计，扩仁民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申明军法，大加选练，高立标格，宁使入选者寡而厚其资给。以精则足用，以寡则易使，斥去罢羸，散归南亩。大兴屯田，罢度牒，天下僧尼道士，收其产业，即今存者令岁纳复身钱一万；其肯改过归民聘娶者，随口给以公田，使各食其力。罢废冗滥之官，自西北而东南，饥寒无以自存者，亦随口给以公田，使各食其力。不出三年，财用必充。唐刘晏曰：「理财当以养民为先，户口众多，赋税自广」。使晏不晓财计则可，使晏而少知理财之道，有已行之验，则其言必不可违矣。夫与民亲者，莫如郡县之官，天子所与共治天下者也。今类皆以干逐废弃者居之，岂为民父母视民如伤之意哉！臣愚谓宜重其任，择其人，使久于其位，期以成功。且申戒察视之官，廉问纠劾一路之广。赃吏而监司发者，罪守贰；守贰发者，黜监司；自中台发者，监司、郡守俱赐罢，终身以不胜任废。立是法而必行，庶几陛下之仁得加于百姓，邦本安隆，而讨逆复仇之兵可振矣。昔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顾谓吴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国之宝也」。起对曰：「在德，不在险。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敌国也」。魏氏失于不知本，吴起失于不知末。夫道有污隆，势有强弱，因时处事，体用不遗，本末并行，然后为得也。是故圣王明于天险，尊卑之分，贵贱之等，定天下之制，而奸邪莫能越；明于地险，山川丘陵以为阻，城郭沟池以为固，而暴客莫能干。险设如是，然后能守其国矣。不然，天险废乱，虽潼关何有于秦？地险不修，虽仁义何有于赵？金人入据太原，天下要害之地，始欲弃而不守，终虽救而不力，遂致崩陷。敌乃幸胜，席捲而南，若蹈无人之境，连年深入，所向无坚城，上下震动。南掠衡湘，东至于海，民无所庇。自古边境之祸，未之有也。去年之战，敌无必前之心，诸将侥倖一胜，非有奇谋伟略真可以破坚阵、摧强敌也，然将相受赏，荣禄兼极，天下皆喜，臣独惧焉。昔田单以即墨破燕之馀卒，有死之心，无生之气，遂破燕复齐。及齐已定，有生之乐，无死之心，则攻狄不下。夫亿兆之情，本乎一心，而君者，心之元也；三军之志，同乎一气，而将者，气之元也。今君臣上下狃于无故之胜，心志骄佚，不复长虑。淮南膏腴，寿春名郡，盱眙古县，所宜高城深池，名将坚守，以遏敌人进取之道，而下流有屏蔽矣。今乃弃废不省，失经画之远图，有退缩茍安之志，人情虽阻，启敌人心。此臣所惧者，一也。安陆、武昌，上流腋胁，亦宜遣将以兵镇理，凿深池，筑高城，积糗粮，治守备，如中原时西北边城，固以待贼。彼若不顾死亡，越城而进，则以一军扼其前，城中出轻骑抄其后，随宜设变，使彼欲进不可，求退不能，虽有驰突之骑，使不得纵。此乃用我之长，制其短也。今漫然不以为意，虽长江天险，人力不施，何以守之？秋深贼至，临难遣将，必复抢攘。人心不先定，而战胜不可必，一有蹉跌，则大事去矣。此臣所惧者，二也。襄阳上流门户，北通汝、洛，西带秦、蜀，南遮湖、广，东瞰吴、越。欲退守江左，则襄阳不如建邺；欲进图中原，则建邺不如襄阳；欲禦强寇，则建邺、襄阳乃左右臂也。何以言之？长江万里，贼至，下必趋采石，中必趋武昌，上必趋襄阳。以臣料之，金兵辽远，所在凋敝，多发兵则粮饷艰绝，其能来者不过数万，以分则势弱，诸将各拥大众，自足制之。彼若屯聚而进，寇下流，则我以襄阳之兵直趋汴、洛；寇中流，则我以上下之兵更出迭入，交至以罢之；寇上流，则我以淮上之兵入青、徐，批亢捣虚，左右牵制，使贼内顾，不得专意外伐。然后我得宽于难，内可以修政事，外可以观时变，蓄养精锐，进讨乱贼，平定中原，此事之机也。今乃委置襄阳，戍以轻兵，不脩攻战之备，不兴屯田以充军实，千里萧条，人无固志。假令贼以轻兵犯淮南，翠华至重，人情惶骇，其势必以重兵临江抗禦。贼乃以精锐破襄阳，走江陵，掠舟船，顺流而下，水陆并进，长沙以东必从风而靡，临江将士乃摇心矣。以摇心之将敌乘胜之军，百战百败，人心离散，虽有孙、吴之术，不能以取胜。此臣所惧者，三也。杨夭为寇，起于重敛，吏侵民急耳。本农亩渔樵之人也，其情不与他寇同，故治之之法宜与他寇异。陛下诚能选宽厚有谋之臣，为江、湖间守，少给以兵，大施恩信，招抚流散，务农重谷，道化善良，诛锄奸宄，号令清一，明白可信，不出期月，杨夭之徒必大震坏。然后用其乡导，选精锐禽之，易于反掌。今陛下赫然震怒，命大将统数万之兵，武震以慑威之，使彼惧而知悔，自相残戮，归命天子，实陛下神武，非草野微臣之所敢知也。如其不然，惧而协谋，舟船便利，随方抗敌，威不能制，恩不能怀，平荡之功不可以岁月冀。大军久聚，所费不赀，诛剥遗民，侵肌及骨，死亡流散，不复聊生，北马秋高昧死复至，内敌外寇，相因而起，虽有良、平之智，不能为谋。此臣所惧者，四也。陛下详择，举而行之，去危就安，天下幸甚。昔颜回问为邦，孔子不告以威福之柄、制驭之方，乃曰：「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言之不足，至于再言，圣人之意可见矣。夫言不以正，悖道妨义，而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悦人心、惑天下者，皆郑声也，岂必钟鼓云乎哉！郑声浅陋卑污，听之易知，言之易从，悦之者众。上无道以揆之，则天下波靡，遂成风俗，而奸邪机巧才佞之士，于是始得投间攘臂，肆行于其间，错乱名实，颠倒是非，盗窃威权，其身荣而天子危矣。中正之人不阿意，不诡随，据道而言，證经而论，方其犯颜敢谏，有如不恭，面折廷争，有如沽激。夫以蝼蚁之命犯雷霆之威，自非诚心爱君，岂能如是哉！正孟子所谓「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不待勉强而亲之，心发于中，自然恋恋不期茍免，如待赵人之疏也。若夫佞人之于君，安同其荣，危避其难，视君如国人矣。君天下者何惮不弃彼而取此耶！举中正之人错诸邪枉之士，则民心服，而有志必成；举邪枉之人错诸中正之士，则民不服，而仇益相陵，盗益肆暴，宗社有危亡之忧矣。陛下即位以来，中正邪佞更进更退，无坚定不易之诚。然陈东以直谏死于前，马伸以正论死于后，而未闻诛一奸邪、黜一谀佞，何摧中正之易，而去奸邪之难也！此虽当时辅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亿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辅助，而令奸邪得而杀之，于谁责而可乎？臣窃痛心，伤陛下威权之不在己也。虽然，生不能用，死念其忠，既褒其身，又恤其后，臣见陛下天地之量，日月之明，改过不吝，日新其德，自今能主张腹心耳目之臣矣。存此心而不替，尧、舜事业固优为。有君如此，岂忍负之？臣言已在前矣，陛下听之，天下之福，臣之望也。夫自尧、舜以至于今，上下三千年，盛衰治乱，载在典籍。可法可戒者，非不备也，非不明也。而继世创业之君治乱相循，不能自免者，仁与不仁而已矣。陛下幸听臣言，反求诸心，神而明之，施于有政，灭仇雠，诛叛逆，恢复中原，仁覆天下，乃其功矣。惟陛下加圣心焉，勿使臣徒为此空言而已也，实宗社幸甚！

敕左承奉郎、新差权通判常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王蘋：绍圣、元符之间，奸人得志，首陈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次为废立之议，以诬谤宣仁，伤泰陵孝治之风，失神祖励精之意。凡是群邪之举措，皆非当日之本心。贻患至今，馀风未殄。载观旧史，实骇予闻。爰命儒臣，复加笔削。以尔蘋亲见大儒，得其要妙。维此一代之典，遂为不刊之书。增秩之荣，厥有故实，尚思奋励，朕不尔遗。可特授左宣义郎，差遣如故。绍兴八年五月。

绍圣、元符之间，奸人得志，首陈绍述之说，以胁持上下；次为废立之议，以诬谤宣仁，伤泰陵孝治之风，失神祖励精之意。凡是群邪之举措，皆非当日之本心。贻患至今，馀风未殄，载观旧史，实骇予闻。爰命儒臣，复加笔削。以尔如圭承外家之学，怀疾邪之心，维此一代之书，遂为不刊之典。改秩之宠，厥有故常。尚悉所闻，以究而事。

孟子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观宣仁所问，温公所对，可谓各尽要道，真尧舜君臣也。乾道改元后重阳一日。

贶市井小人，初无才术。左藏库自去年阙乏，支遣不行，乃以临安府公使、激赏、赡军三库那钱物支遣，又不勘虚实，令军人自往漕司支散，及令捉事使臣于诸倡家强买妇人。贶，章惇甥婿，惇以诬罔宣仁之故，得旨子孙不得与行在差遣，而贶尝假章俸钱数万缗，乃辟其子为酒官。又每于省府事，辄曰此非贶意。嫁怨于上，敛恩于己，此最害治之大者。望赐窜责，以为奸邪之戒。

元祐元年，除权发遣开封府推官公事。时朝廷渐欲更改役法等，而谏者或诋斥裕陵。公上书曰：「先帝末年，参用韩琦、富弼之语，釐改新法之不便于民者，以十七八计。为其子者，正当遵用父道，以守其成。故《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今先帝陵土未乾，即议更变，以理言之，得为孝乎？今群臣诋斥者，实繁有徒。使先帝政事傥有不善，当先帝时何不尽言指陈，上疏极谏，而今乃迎合时好，妄肆莠言也？臣乃先帝识擢之人，难以改节立朝，乞除臣外任差遣」。乃除河东路提点刑狱公事。陛辞之日，又以劄子极言先帝政事不可轻改，且言：「司马光在先帝时，与王安石议论，闲废几十五年，其意必欲自行己学，此为有理。若他人在熙、丰则附熙、丰，在元祐则附元祐，此乃反覆射利之人，不可不察」。因自陈身受裕陵之恩，不忍取合群小之意，至于泣下。宣仁哀之，谓曰：「卿忠臣孝子也，但朝臣多言熙、丰政事有未便者。已令子细讲求利害，非轻改也（《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三原注引。）」。

为熙宁御史，则逐于熙宁；为元祐廷臣，则逐于元祐；为绍圣谏官，则逐于绍圣；为崇宁大臣，则逐于崇宁；为大观宰相，则逐于政和。

公讳某，字循圣，姓黄氏。其先建州浦城人，至公之曾祖始居姑苏。曾祖讳某，承议郎，累赠金紫光禄大夫；妣信都郡夫人桑氏。祖讳彦，朝奉大夫，赠朝请大夫；妣宜人钱氏。考讳策，左宣教郎、直秘阁；妣孺人程氏。公自幼礌落不凡，直阁公以元符末上书论事，系名党籍，公自以党人子不复应科举，朝夕亲侧，所以奉养尽其欢。且益得以用力于学，审正其是，父子间自为知己。靖康元年党禁解，公始出预荐书，至贡部不耦，遂弃去。盖自绍圣以来，用事之臣，变论是非，无所不至。太上皇帝既即位，首下诏书推明宣仁皇后功德，崇奉隆祐皇后，尽其爱敬，民志定矣。而异时权臣，诡谋密计，其本末曲折，世往往不能知也。初蔡京作相，欲掩蔑元祐政事之善，摘元祐《日历》、《时政记》中语言奏乞类此者悉焚毁。公偶得其手书奏藁上之，诏付史官。京之在翰林也，被召草制，复元祐皇后位，徽宗皇帝谕以哲宗悔悟之意，及制出，初不如所谕也，京意盖有在矣。公又得其手书所进圣语副本上之，且乞因此辨明诬谤，以颁示天下。会隆祐皇后遗诏出，公论之益力，太上感动，诏有司讨论合行典册，奏告天地宗庙。直阁公闻之，叹曰：「伸吾志者，此子也」。绍兴二年，丁直阁公忧，服除，会杨么据湖湘累年，丞相张公出视师，以公偕行。官军遣人往贼所辄被害，无敢往者，公独度贼势穷蹙，自请行。贼自惊喜致恭，然意尚犹豫，公遍见其党，谕以朝廷好生之意，且贺其得为平人，众皆欢呼，贼首乃随公出降。湖湘平，奏功授公昌州文学。未几，以母老乞归养。公前后数上书论朝廷恢复中原大计，忠愤激切，词理条鬯。会车驾自建康还临安，公以为退守似安而实危，进战似危而实安。已而金人废刘豫，欲得和于我，公又以国家于敌无复通好之理，使和议出于敌之诚心犹不可听，况其诈乎？疏各数千言，援据明白，反复详尽，皆不报。以右迪功郎监潭州南岳庙。丁母忧，服除，以右修职郎主绍兴府山阴县簿。未赴间，改淮西安抚司准备差遣，又以右文林郎为淮西提刑司干办公事。未几，移病归，以右宣议郎致仕。命未下而公即世矣，寔绍兴二十九年十二月九日也，享年五十有九。娶葛氏。二子，曰元振，曰元衡，皆业进士，有声，能世其家者也。

奉圣旨指挥，两浙转运司同修内司，景灵宫并斋殿、太一宫西斋殿，今后每月逐旬赴宫检计奉安景灵宫仪。奉告前一日，其日奏告奉迁、奉安行礼等官赴景灵宫宿斋奏告。其日五更，有司排办香币、青词、祝文、供养食茶酒果讫，赞者引光禄卿诣殿下再拜讫，升殿，点阅讫，退次。赞者引奉礼郎、太祝、太官令诣西斋殿下，北向立，礼直官引奏告官三员，俱诣殿下，西向立。礼直官揖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讫，赞者引奉礼郎以下升殿，各就位立。礼直官引奏告官诣盥洗位，北向立，󲦤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立，󲦤笏。洗爵拭爵，执笏升殿，诣尊所，󲦤笏，跪，执爵。太官令󲦤笏，跪，酌酒讫，奏告官以爵授执事者，执笏兴，诣圣祖天尊大帝、元天大圣后圣像前，各󲦤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奉礼郎󲦤笏，跪，奉币。奏告官受币、奠币，执爵进酒，再进酒，三进酒，执笏，俛伏，兴，少立。太祝󲦤笏，跪读青词讫，奏告官再拜。初，奏告官诣圣像前行礼，次行祖宗神御前。奏告官诣宣祖皇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神御前。次引诸后神御前，奏告官诣昭宪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献明肃皇后、章懿皇后、慈圣光献皇后、宣仁圣列皇后、钦圣宪肃皇后、钦成皇后、钦慈皇后、昭慈圣献皇后、昭怀皇后、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前，各󲦤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执盏奠茶，三奠酒，执笏，俛伏，兴（内宣祖皇帝、昭献皇后、宣仁圣烈皇后神御前，太祝各󲦤笏，跪，读祝文讫，执笏，兴。）。奏告官再拜讫，俱降复位，礼直官揖躬拜，在位官皆再拜，礼直官引奏告官以下诣望燎位，南向立，礼直官曰：「可燎」。有司焚燎青词、祝文、币帛讫，班退，归幕次。

奏告迁奉。其日早，仪仗、仪卫、亲从官、威仪、僧道、教坊、钧容直乐人于西斋殿下排立定，都大主管官往来照管。礼直官引礼仪使诣圣祖天尊大帝圣像香案前，󲦤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出笏，就位再拜讫，礼仪使退归幕次。又引分诣行礼官诣元天大圣后圣像并祖宗诸帝后神御前，早烧香讫，退次。仪仗、仪卫诸色祗应人，教坊、钧容直更互作乐。告迁时前，御史台、閤门、太常寺分引应骑导官诣西斋殿下，北向再拜讫，分东西两向立定。次礼直官引礼仪使诣殿上，西向立。俟尅择官报时，及礼直官引礼仪使诣殿上，当中俛伏，跪奏：「礼仪使臣某言，请圣像神御降座升舆」。奏讫，俛伏，兴，权归幕次。俟捧奉擎腰舆进行，仪仗、仪卫、僧道作法事，教坊、钧容直作乐。前引，次引、宰执、使相、侍从、台谏、两省、知閤、礼官、南班宗室步导至殿门外，骑导。又礼直官引礼仪使步从至殿门外，骑从。至景灵宫门，并下马执笏，步导、步从至殿下东西相向立，礼直官引礼仪使并分诣行礼官各诣殿下，南向俛伏，跪奏：「礼仪使臣某言，请圣祖天尊大帝圣像降舆升殿，侧座权奉安（分诣行礼官跪奏称：「分诣行礼官某言，诣圣像神御降舆升殿，侧座权奉安。」）」。奏讫，俛伏兴，升殿，西向立，以次捧迁升殿。礼直官引礼仪使并奉安行礼官归幕次，骑导官权退次，僧道、乐人更互作法事、作乐，仪仗、仪卫、亲从官更互排立，以俟礼仪使奉安，行礼官晚烧香如早烧香之仪。

奉安日。其日奉安时将至时，俟有司排办香币、青词、祝文、供养食茶酒果等讫，赞者引光禄卿诣殿下，再拜讫，升殿，点阅讫，退次。都大主管官往来照管。次御史台、閤门、太常寺分引应合陪位立班官立定，礼直官、赞者引奉安行礼官、奉礼郎、太祝、太官令，各诣殿下立定，礼直官引礼仪使升诣前殿上，西向立。俟尅择官报时，及礼直官引礼仪使诣圣祖天尊大帝圣像前，俛伏跪奏：「礼仪使臣某言，诣圣祖天尊大帝圣像升正座（分诣行礼官跪奏称：「分诣行礼官臣某言，请圣像神御升正座。」）」。奏讫，俛伏，兴，降东阶，于褥位西向立。礼直官赞有司谨具请行事揖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讫，赞者引奉礼郎以下升殿，各就位立。礼直官引礼仪使诣盥洗位，北向，󲦤笏，盥手帨手，执笏。诣爵洗位，北向，󲦤笏，洗爵拭爵，执笏。升殿，诣圣祖天尊大帝圣像香案前，󲦤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奉礼郎奉币，礼仪使受币，奠币，执爵进酒，再进酒，三进酒，执笏，俛伏，兴，少立。太祝󲦤笏，跪读青词讫，执笏，兴。礼仪使再拜讫，降阶，复位立。礼仪官揖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礼仪使以下诣殿门外望燎位南向立，礼直官曰：「可燎」。有司焚燎青词、币帛讫。礼直官引礼仪使以下班退，陪位官班退。初，礼仪使行礼，礼直官引奉安行礼官诣元天大圣后圣像前行礼，并如圣祖天尊大帝之仪。次诣宣祖皇帝、太祖皇帝、太宗皇帝、真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徽宗皇帝，昭宪皇后、孝明皇后、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章穆皇后、章献明肃皇后、章懿皇后、慈圣光宪皇后、宣仁圣烈皇后、钦圣献肃皇后、钦成皇后、钦慈皇后、昭慈圣宪皇后、昭怀皇后、显恭皇后、显肃皇后神御前，各󲦤笏上香，再上香，三上香，跪，执盏奠茶，三奠酒，执笏，俛伏，兴（唯宣祖皇帝、昭宪皇后、宣仁圣烈皇后神御前，太祝各󲦤笏，跪，读祝文讫，执笏，兴。）。奉安行礼官再拜讫，降阶复位立。礼直官揖躬拜，在位官皆再拜讫，礼直官引奉安行礼官以下诣殿门外望燎位，南向立，礼直官曰：「可燎」。俟有司焚燎青词、币帛、祝文讫，班退。

吏部尚书赠少师王公子发序其西掖制草，谓自高祖晋公、曾叔祖魏国文正公以及其身，世掌丝纶，名集曰《怀遇》而不曰「荣遇」者，谦也。恭惟太祖、太宗削平僭乱，勃兴文治，士生斯时，以登畿为荣，而晋公知制诰在乾德之三年，至太平兴国八年真拜舍人，雍熙末出院，才四岁而文正已践父官，盖淳化二年也。至道三年，章圣即位，乃迁内相。父子继遇明主，出雷风之令，鼓舞多士，󲦤绅荣之。后八十馀岁，当元丰六年十月，公复绍高、曾之业，越二年进给事中。是时裕陵董正治官，文章焕焉可述；宣仁、哲庙大收人才，协成初政，润色之功尤多。盖三世代言，俱接武于两朝，可谓荣也已矣。庆元丙辰，公曾孙淹为庐陵郡丞，太守杨侯方得是集而悦之，将刻板布之四方，谓某绍兴、乾道间尝典斯事，俾作后序，记其本末。昔官制初行，舍人曾南丰也，一日除郎、御史十人，公为都司，付制吏部，读而叹曰：「本原职守，为之训敕，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予谓欲知公制词之美，此数言尽之矣，岂所谓夫子自道者耶！至于追爵荀况、扬雄、韩愈三制，简古明粹，殆与西汉诏令相为表里，呜呼盛哉！集凡七卷，制词三百馀首。或疑末卷他文十八篇不当入集，按宋元宪《掖垣丛志》云：「中书因事表状道释，斋赞疏语并当制舍人撰」。近世此例方废，并书以告来者。七月十日。

至和、嘉祐中，文章尔雅，议论正平，本朝极盛时也。一变而至熙宁、元丰，以经术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视前日，不无醇疵之辨焉。再变而至元祐，虽辟专门之学，开众正之路，然议论不齐，由兹而起。又一变为绍圣、元符，则势有所激矣。盖五六十年间，士风学术无虑四变。得于此必失于彼，用于前必黜于后，一时豪杰之士有不能免，况馀人乎？若乃上为人主所信，中不为用事者所疑，下常见重于正论，惟丞相苏公为然。方仁宗右文，公在馆阁者九年。英宗责实，公首预监司省府之选。神宗励精，公则掌制尹京，出藩入从，眷奖尤渥。厥后大用于宣仁垂帘之际，荣归于泰陵亲政之日。历事四朝，始终全德，独为儒学之宗，呜呼，盛哉！平生著述凡若干卷，翰林汪公彦章为之序。某尝得善本于丞相曾孙玭，适显谟阁直学士张侯几仲出守当涂，欣慕前哲，欲刻之学宫，布之四方，使来者有所矜式，其用心可谓广矣，故以遗之而纪于后。淳熙十三年十月一日。

本贯徽州婺源县万年乡松岩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绚，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赠承事郎。妣程氏，赠孺人。

公讳松，字乔年，以绍圣四年闰二月戊申生于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学贡京师。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县尉。丁外艰，服除，更调南剑州尤溪县尉，监泉州石井镇。绍兴四年召试馆职，除秘书省正字，循左从政郎。丁内艰，服除，召对，改左宣教郎，除秘书省校书郎。迁著作佐郎、尚书度支员外郎，兼史馆校勘。历司勋、吏部两曹，兼领史职如故。与修《哲宗实录》，书成，转奉议郎。以年劳转承议郎，出知饶州。未上，请间，得主管台州崇道观。满秩再请，命下而卒，绍兴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为儿童时出语已惊人。少长，游学校，为举子文，即清新洒落，无当时陈腐卑弱之气。及去场屋，始放意为诗文。其诗初亦不事雕饰，而天然秀发，格力闲暇，超然有出尘之趣。远近传诵，至闻京师，一时前辈以诗鸣者，往往未识其面而已交口誉之。其文汪洋放肆，不见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腾蹙沓，浑浩流转，顷刻万变，不可名状，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尝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顾而叹曰：「是则昌矣，如去道愈远何」？则又发愤折节，益取六经诸史百氏之书伏而读之，以求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夫一时君子所以应时合变先后本末之序，期于有以发为论议，措之事业，如贾长沙、陆宣公之为者。既又得浦城萧公顗子庄、剑浦罗公从彦仲素而与之游，则闻龟山杨氏所传河洛之学独得古先圣贤不传之遗意，于是益自刻厉，痛刮浮华，以趋本实。日诵《大学》、《中庸》之书，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自谓卞急害道，因取古人佩韦之义以名其斋，蚤夜其间，以自警饬。繇是向之所得于观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坚，故尝称曰：「士之所志，其分在于义利之间两端而已。然其发甚微而其流甚远，譬之射焉，失豪釐于机括之间，则差寻丈于百步之外矣」。又尝以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是为天下之大戒，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是以自昔圣贤立法垂训，所以维持防范于其间者，未尝一日而少忘，其意岂特为目前之虑而已哉」！是时宣和之季，士之干世至是已无可言者矣。旋属靖康之变，中朝荡覆。公在尤溪，方与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问来谂者。公闻震骇，投袂而起，大恸几绝。既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摇，未有所定。寇贼纵横，道路梗塞，固不暇于博求幽远，以尽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负经奇，尤耻自售以求闻达，以是困于尘埃卑辱、锋镝扰攘之中，逃寄假摄，以养其亲十有馀年。以至下从算商之役于岭海鱼虾无人之境，则已无复有当世意矣。会诏出御史胡公世将抚喻东南，公乃因谒见而说之曰：「古之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之计，以为子孙万世之业。未有俯仰依违，苟度朝夕，曾不为终岁之备而可以为国者也。今日庙堂之义固必有所谓一定之计矣，然未知其但欲襟凭江汉，控引荆吴以保东南而已乎？抑当克复神州，汛扫陵阙，据中原而抚三河也？盖尝闻之，不取关中，中原不可复；不取荆淮，东南不可保。唐唯不失关中，故更三亡，不失旧物。而吴孙氏东攻新城，西攻襄汉，乃所以保建业。其后桓温、刘裕虽能以江汉舟舻西入河渭，然既得之而不能守，则亦仅足以保东南而已。然则天下之大势可知已。今进既不能以六师之重通道荆襄，循汉沔以赴兴元，结连拓跋，控引五路，东向以图中原；退又不能移跸建康，治兵训武，北争荆淮，以为固守之计，而但蹙处一方，费日月于道涂，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后又无所保以为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耶」？胡公奇其言，壮其策，归即以闻于朝。而泉守、资政殿学士谢公克家随亦露章荐公学行之懿，不宜滞筦库，于是乃得召试。而发策者以中兴事业之难易后先为问，公即对言：「自古谋国有得失，而成功无难易。盖天下国家有至计，而国势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开蹙不与焉。唯能顺人心、任贤才、正纲纪，则天下之事将无难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时爱日而亟图之」。反覆驰骋，辩说纵横，出入古今，證验精博，日未昳，奏篇已上，累数千言而文不加点，高宗览而异焉。赵忠简公方以元枢受诏，西督川陕荆襄军事，欲奏取公为属。会太夫人属疾不果。既遂遭丧以归，而赵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对，时上已用张忠献公之策，进次建康，指授诸将，计日大举以复中原，国势亦小振矣。公始进见，欲坚上意，以遂中兴之业，即奏言曰：「陛下以圣哲之资，抚艰难之运，侧身焦思，累年于兹。而民困兵弱，虏伪侵凌，戡定之勋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当抗圣志于高明，而辅之以睿智日跻之学，垂精延访，蚤夜汲汲，以求宗庙社稷经远持久之计；申明纪律，崇奖节义，而又以民心为基本，忠良为腹心，则臣有以知虏伪之不足忧而恢复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论自古中兴之君唯汉之光武勤劳不怠，身济大业，可以为法。晋之元帝、唐之肃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终，可以为戒。反覆切至，而犹虑夫计画之间或未精审，无以服众心而成大功也，则又言曰：「人主操大权以御一世，必有所以处此者有以切中于理，然后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无为而不成。今万机之务决于早朝侍立逡巡之顷，未有以博尽谋谟之益，使其必当事理，以服人心。谓宜略放唐朝延英坐论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给札之规，延访群臣，博求至计，然后总揽参订，以次施行。则政令之出，上下厌服，天下之事无所为而不成矣」。顾又尝病士溺于俗学而不明君臣之大义，是以处于成败之间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于舍生取义之节，将使三纲沦坠，而有国家者无所恃以为安，则又奏言：「宜鉴既往之失，深以明人伦、励名节为先务，而又博求魁磊骨鲠、沈正不回之士，寘之朝廷，使之平居无事正色立朝，则奸萌逆节销伏于冥冥之中。一朝有缓急，则奋不顾身以抗大难，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则庶几乎神器尊严而基祚强固矣」。上悦其言，而于光武、晋、唐之论尤所嘉叹。明日，以喻辅臣，且论元帝、肃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区区仅保江左，略无规取中原之志为诮。乃诏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书。则当是之时，圣志所存亦可见矣。不幸适有淮西杀将叛兵之变，中外恫疑，异议蜂起，张公至为解相印去，而国论遂变，至欲尽撤两淮之戍，还建康以自卫。公深以为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东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战而必争者。今皆幸为我有，而无故捐之以资敌，非计之得也。若彼乘吾之郤长驱以来，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摇，则建康虽有甲卒十万，亦将无所施矣。且其新民累岁安集，亦既有绪。今乃一朝而弃之，使其老稚狼狈而南来，丁壮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贻后患，抑又甚焉。即以宿卫单寡，必行今策，则愿毋庸尽撤，而使合肥、盱眙两戍所留各不下三万人，则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虏冲矣」。疏奏不省，而刘豫果数求援于虏以乘吾隙，议者方以为忧，而虏反忌豫强将不可制，一旦执而废之，遂不暇以我为事。不然，则亦殆矣。自是之后，庙算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谋日以益衰，顾望中原，坐失机会。而明年，车驾遂还临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荐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复召对。公即抗言：「当今国论不过两端，喜进取之谋者既以行险妄动而及于败，为待时之说者又以玩日愒岁而至于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墯于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见而均受其弊。故臣尝谓能自治以观衅，则是二者通为一说而无所偏废。盖能夙夜忧劳，率厉众志，则未尝不待时而不至于媮；审知彼己，必顺天道，则未尝不进取而不及于败。谋人之国者诚能如是以求逞于雠敌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窃迹近事，则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伪刘之废，中原之衅可谓大矣。而吾终未肯求所逞，岂非以行险妄动为不可以不戒，而于吾所以自治其国家者将益求其至欤？今日之势虽未至于危机交急，亦可谓迫矣。谓宜断自圣志，深思昔人爱日之义，忧劳庶政，无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悉归之有司，而日与辅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礼义、正纲纪、除弊政、振媮俗，抚循凋瘵之民，淬励士大夫而责之职业，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后谨察四方之衅，投隙而起，安受其烬以致天地之殛，则虽有智者亦不知为敌谋矣」。初，刘光世守淮西，御军无法，而寇至辄谋引避。既正其罪而夺之兵矣，寻有叛兵之变，庙议反谓由罢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宠秩之。张俊守盱眙，方撤戍时，犹命分兵留屯，而俊不受命，悉众以归，朝廷亦不能诘。公于是又言：「陛下有为之志未尝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于不立，使中兴之烈未有卓然可见之效，臣窃不胜忧愤。而深惟其故，以为陛下诚能并进忠贤，修明纪律，惩陵夷委靡之祸，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诏大臣，号令所出，必务合于天下之正义，而毋恤匹夫徇私之怨，则威令必振，国势安强。虽桀骜之虏，亦将歛衽而退听，尚何病于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为忤，特命除郎，兼畀史笔。而常公犹以为此非所为荐论之本意，再论上前，言甚恳至。然事已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会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实录》，而宣仁附传实公所分，所以辨明诬谤、分别邪正者，于体为尤重。而公考订精密，直笔无隐，论者美之。其后顾亦不免颇为他官所窜易，是以读者犹有憾焉。既而虏人亟遣使来请和，赵公以议小不合亦罢去，而秦丞相桧始颛政事，遂决屈己和戎之议矣。虏使名称既不逊，而所责奉承之礼又有大可骇者，于是众心共怒，军士至汹汹欲为变，夜或揭通衢，指桧为虏谍。都人汹惧，一时忠智之士竞起而争之，公亦亟与史院同舍胡公珵、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辞抗疏言曰：「虏人方据中原，吞噬未厌，何忧何惧而一旦幡然与我和哉？盖其纽于荐食之威，动辄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为和之说以侮我。又虑我训兵积粟，畜锐俟时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为和之说以挠我耳。盖虏人和使即秦之衡人，兵家用之百胜之术也。六国不悟衡人割地之无餍以亡其国，今国家不悟虏使请和之得策，其祸亦岂可胜言哉！而执事者顾方以为吾为梓宫母后渊圣天属之故，遂不复顾祖宗社稷二百年付托之重而轻从之。使彼得济其不逊无稽之谋而藉躏以逞，将焉避之哉？昔楚、汉相持之际，项羽常置太公俎上，而约高祖以降矣。使为高祖者信其诈谋而遽为之屈，则自其一身且无处所，尚何太公之可还哉？唯其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图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鸿沟之上，使其兵疲食尽，势穷力屈而太公自归。此其计之得失，亦足以观矣」。其言之切如此，盖出公与诸公之意，而成于胡公之手。桧虽持其议不少变，然虏人狂谋因是亦有不得尽逞者，论者莫不壮之。然自是之后，边备遂弛，士气益衰，而兴复之谋上下皆以为讳，正堕公等所忧挠我之计。桧顾自以为得上心，始谋以次尽逐诸异议者，公因是亦数自求引去。而参知政事李庄简公又尝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桧尤忌之，固留不许。及虏使再至，独许归我河南地。公因轮对，又言：「陛下践艰难之运，十年于兹，虽有大有为之志，而于天下国家所以经远持久之计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天启戎心，画地数千里以归于我，此虽异时之变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礼悔祸，使陛下间于忧虞而大有为之志将有所使，此万世一时也。然天下之事每病于难立者，正以向一夫独见之言而略众口异同之论，是以谋始太锐而用计有未详也。愿考汉廷杂议之法，自今发政造事，陛下既与大臣谋谟于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虑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后总揽群策而裁处其中，将举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为而无不成矣」。此于前日讲和之议犹欲三致意焉。又念国步日艰，人心未服，而天子无自将之兵，诸道无典戎干方之实，二三大将人拥重兵，强不可令，事盖有不可知者，则又数数建言，宜复武举，责实用，必其洞晓韬钤、长于绥御者，以储将帅之才。下州郡选骁勇悉送行在，以补周卫之缺。精择帅守，使蒐卒乘，以壮藩维之势。亦皆当世之急务，久长之至计，反复惓惓，不能自已。其于请建太学、明大伦，以倡节义之风而厉苟媮之习，则又平日之所深虑而每言之，所谓如人食息呼吸于元气之中，一息之不属理，必至于毙焉者，非若后来诸人承望风旨，但以课试文墨为粉饰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国是已定，言无所入，由是公之求去愈力，而桧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论公独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几，而虏果败盟，复夺我河南地，悉其锐师，数道大入，如公所谓未可豫知者。于是中外大震，桧亦不知所为，周章回惑，至于视师之奏，援引乖错而不自知，闻者莫不窃笑而深忧之。幸而一时将卒犹有前日柬拔蒐练之馀，以故关陕、顺昌、橐皋之师连战大捷，虏乃引退，复议讲解，而梓宫母后始得南归，又如公等所论楚汉强弱之势。然桧遂掩己失而冒以为功，公夺主权，肆然无复有所忌惮矣。公固不能复为之屈，遂自请为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虔。盖玩心于义理之微而放意于尘垢之外，有以自乐澹如也。旧喜赋诗属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气则更为平缓，而诗律亦益閒肆，视诸少作，如出两手矣。然公自是不复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类，莫不伤之。其后十馀年间，桧遂颛国秉，大作威福，诸与公同时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弃置閒散。迄桧死败，其幸存者乃起复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见矣。呜呼！熹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无违。友爱诸弟，委曲将就，有人所难能者。与人交重然诺，不以生死穷达二其心。抚孤甥教之学，而经理其家事曲有条理，人无间言。接引后进，教诱不怠，闻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于邪佞嵬琐、简贤附势之流，与己异趣，则鄙而远之，或不忍正视其面。至其所以施于吏治者，亦皆果决明辨，抑邪与正，无所顾避。顾熹生晚，不及于闻见之详，故不得而记也。晚既属疾，自知必不起，而处之泰然，略无忧惧之色。手书告诀所善胡公宪原仲、刘公勉之致中、刘公子翚彦冲，属以其子，而顾谓熹往受学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后已，垂裕后人，不使迷于所乡者又如此云。所为文有《韦斋集》十二卷行于世，外集十卷藏于家。始时吏部侍郎徐公度欲为之序，略言少日多见前辈，而自得从公及正平张定夫游，始得为文之法。会病革，不及脱稿，而今序则直秘阁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论以为公诗高洁而幽远，其文温婉而典裁。至于表疏书奏，又皆中于理而切事情，亦为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赠硕人。其父处士确有高行。硕人性慈顺孝谨，佐公事太夫人于穷约中，未尝一日不得其欢心。承接内外姻亲，下逮妾媵僮使，曲有恩意，后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浏阳县丞刘子翔，蚤卒。孙男三：长塾，亦蚤卒；次野，将仕郎；次在，承务郎。女三，其婿脩职郎刘学古、迪功郎黄干、进士范元裕。曾孙男五，钜、钧、鉴、铎、铚。女九，长适文林郎赵师夏，馀或许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宁府崇安县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硕人别葬建阳县崇泰里后山铺东寒泉坞。然公所藏地势卑湿，惧非久计，乃卜以庆元某年某月□□日奉而迁于武夷乡上梅里寂历山中峰僧舍之北。盖公之诗尝有「乡关落日苍茫外，尊酒寒花寂历中」之句。呜呼。此岂其谶耶？不肖子熹追慕攀号，无所逮及。窃惟纳铭幽堂，具著声烈，以告万世，盖自近古以来未之有改。而公赠官通议大夫，正第四品，准格又当立碑，螭首龟趺，其崇九尺，刻辞颂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论议行实之大者如右，以请于当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听而择焉。谨状。庆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熹状。

《二南》之诗，圣人示万世以制治之本源，乃三百六篇之纲要，如《易》之首《乾》《坤》然。《葛覃》次于《关雎》，盖述后妃虽贵，不可忘其初。处宫室之中，而思其在父母家之时；居富贵之位，而念夫女工之劳。感时抚事，而因以起其归宁之心思。其节俭敦本，孝爱恭敬，薰然见乎其辞，反复诵咏之，则可以得其趣矣。一章思夫在父母之时，方春葛延蔓于中谷，维叶萋萋然其始茂也；黄鸟聚于丽木，其鸣喈喈然其甚和也。诵此章，则一时景物如接吾耳目中矣。二章「维叶莫莫」，则是葛既成而可采之时也。于是言其刈获之以为絺绤，如此服之无厌也。盖躬其勤劳而享之则安耳。诵此章，则其敦本之意可见矣。三章言其因是以思其父母，告师氏以言归，污治其燕私之服，浣洁其朝见之衣。「害浣害否」，言何者当浣，何者当否，治其衣服，盖欲以归宁父母也。诵此章，则其孝爱恭敬与夫节俭之意，又岂不薰然于言辞之表乎？古者虽后妃之贵，亦必立之师傅以诏之，故此诗言归，必首以告师氏。而《左氏传》亦谓傅母不在，宵不下堂，则知师傅之职所以朝夕辅导之也。法家拂士，非惟人主不可一日无，在后妃亦然。诚以人心易动，贵骄易溺，处其极而无所畏惮，则其可忧，将有不可胜言者。是以古之明君与其后妃相与夙夜警戒，而不敢少忽乎此也。臣尝考周家建国，自后稷以农事为务，历世相传，其君子则重稼樯之事，其室家则躬织梍之勤，相与咨嗟叹息，服习乎艰难，咏歌其劳苦，此实王业之根本也。如周公之告成王，其见于《诗》，有若《七月》，皆言农桑之候也；其见于《书》，有若《无逸》，则欲其知稼穑之艰难、知小人之依也。臣以为帝王所传心法之要，端在乎此。夫治常生于敬，而乱常起于骄肆。使为国者而每念乎稼穑之劳，而其后妃又不忘乎织梍之事，则心不存焉寡矣。何者？其必严恭朝夕，而不敢怠也；其必怀保小民，而不敢康也；其必思天下之饥寒，若己饥寒之也。是心常存，则骄矜放肆何自而生？岂非治之所由兴也欤？美哉，周之家法也！圣哲相继，固不待论，而其后妃之贤，见于简编，太王之妃则姜女也；而文王之母则太任，妃则太姒；而武王之后又邑姜也。皆助其君子焦劳于内，以成风化之美。观后妃，则太王、文、武之德可知矣。以此垂世，而其后世犹有若幽王者，惑褒姒而废正后，以召犬戎之祸，而诗人刺之曰「妇无公事，休其蚕织」，盖推其祸端，良由稼穑织梍之事不闻于耳，不动于心，以至于此。故诵「服之无斁」之章，则知周之所以兴；诵「休其蚕织」之章，则知周之所以衰，其得失所自，岂不较著乎！以是意而考秦汉以下，其治乱成坏之源，皆可见矣。

讲毕，臣栻复进曰：「臣观三代令王，必知稼穑之艰难，其后妃必知织梍之勤劳。惟其身亲之，视民如伤，其心诚痛切也。后来只为不知艰难，故都不省察，但见目前一事之办，一令之行，不知百姓流离困苦于下。所以汉唐妄为兴作之君，多在中叶，良由不知艰难所致。周公作《七月》，反复只说农桑；作《无逸》，只说稼穑之艰难。要得成王胸中了然，都知许多辛苦曲折，自然朝夕敬畏，惟恐失民心，下情通达，凡事不敢草草，其治所以安固长久。天生民以立君，非欲其立乎民之上以自逸也，盖欲分付天之赤子而为之主。人主不以此为职分，以何为职分？人主不于此存心，于何所存心？若人主之心，念念在民，惟恐伤之，则百姓之心自然亲附如一体。若在我者先散了，此意思与之不相管摄，则彼之心亦将泮涣而离矣，可不惧哉！自古帝王为治，皆本乎此。后世兴利生事之臣，先毁薄此论，谓之陈腐，亦无怪其然。盖须指此为陈腐，则彼兴利生事之说方得而进。臣尝譬之，饥必食谷粟，渴必饮水浆，此语似乎陈腐，然饥须食谷粟，渴须饮水浆，不可易也。若以此为陈腐，却求吸风饮露之计，宁有是理！人主不可以不察。臣又尝观后世两种议论，或云『小害无伤』，或云『要得立事，扰人不奈何』。臣以为此等议论，乃坏国家元气毒药」。上云：「王安石谓人言不足恤，所以误国事」。臣栻请破前此二者说：「臣尝为州郡，备见百姓利害，百姓甚易扰动。未论州郡所行，只如知县妄行出一文字，乡间扰害百姓，有不可胜言者，何况以朝廷之势临之，若一事偶未审，草草行出，外间受害又何可以数计！百姓被困毒，得闻于人主之前者有多少间隔，其受害已不少矣。然则岂可谓小害无伤？济大事必以人心为本，若未曾做得一毫，事先扰百姓，失却人心，是将立事根本自先坏矣，乌能立哉！然则岂可谓要立事，扰人不奈何？人主又岂可不察？然而又有一等颓墯苟且之论，借养民之说，却是要玩岁愒日，都无所为，此反害正论。臣所论先王养民之政，盖其所施行，具有本末先后，正合朝夕讲究，以次行之，非是恬然不为」。臣栻又进曰：「古人论治，如木之有根，如水之有源。言治外必先治内，言治国必先齐家。须是如此，方为善治。臣适论成周家法，自汉唐以来，家法之美无如我宋。臣尝考四后之德，其立甚正，终为宗庙社稷之福。光献曹太后方英宗之初，有功社稷。宣仁高太后致元祐之治，号如女主中尧舜。钦圣向太后建中靖国之初有功社稷。钦慈孟太后靖康、建炎间社稷之功又冠前古，以此知本朝之家法，何愧三代？实子孙万世无穷之法（《南轩集》卷八。又见《南宋文范》卷二六。）」。

著：宋本作「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