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义举而以智克，战以顺合而以奇胜。坚之为是役也，质于义顺则犯，考于奇智则诎，悖于其所兴者三，玩于其所用者二，此其所以败亡而不救也。所谓悖于其所兴者三者，不惩魏人再举之退败，而求济其欲于天命未改之晋，一也。忘其夷虏之丑类，求袭正统而干授天命，二也。溺于鲜卑，中我以祸，而忘其为社稷之雠，三也。三者悖矣，而又玩于所以用者二焉：势重不分，而趋一道，首尾相失，无他奇变，一也。骄其盛强，足以必胜，弃其大军，易敌轻进，二也。此兵家之深忌也。吴王劫七国百万之师而西，不用田禄伯之言，乃专力于梁，以至于败者，恶其权之分也。禄山举范阳数十万之众而南，不用何千年之画，乃并兵徐行，卒以不济者，惜其势之分也。虽假息反虏，败亡随之，亦昧于兵之至数也。赵括之论兵工矣，虽其父奢无以难之。然独忧其当败赵军者，以其言于易也。王邑耻不生缚其敌，而徒过昆阳，卒以大败者，以其用于易也。恶其权之分，则不以其兵属人。无属人以兵，是自疑之也。惜其势之分，则不以其兵假人。无假人以兵，是自孤之也。以易言之者，有所不将，而将必败也；以易用之者，有所不战，而战必溃也。盖众而恶分，则与寡同；强而易敌，则与弱同。出于众强之名，而居寡弱之实者，其将皆可覆而取也。夫东南之所恃以为固而抗衡中原者，以其有长淮大江千里之袤也。然而吴亡于前而陈灭于后者，彼之动者义与顺，所出者智与奇也。晋之取吴也，二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六；隋之取陈也，五十万耳，而所出之道八。惟其所出之道多，则彼之所受敌者众。是其千里之江淮固与我共之矣。今坚之所率者百万之强，而前后千里；其为前锋者惟二十五万，而专向寿春。坚尝自恃其众之盛，谓投鞭于江，足断其流，乃自向项城，弃其大军，而以轻骑八千赴之。是以晋人乘其未集而急击之。及其既败，而后至之兵皆死于躏践，恶在其为百万之卒也！使坚之师离为十道，偕发并至，分压其境，轻骑游卒营其要害，将自为敌，士自为战，虽主客之势殊，攻守之形异，晋诚善距而却我之二三，则吾所用以取胜者盖亦六七。虽未足以亡晋，而亦以胜还矣。嗟夫！坚之于叛胡也，固所谓铁中之铮铮者矣。然至此而大悖者，益信乎兵多之难办也。盖兵有众寡，势有分合。以寡而遇众，其势宜合；以众而遇众，其势宜分。黥布反攻楚，楚为三军以禦之，而又自战于其地。布大破其一军而二军溃散。吴汉之讨公孙述，以兵二万自将而逼成都，授其裨将刘尚万人，使别屯江南，相距者二十里。述分将攻之，汉尚俱败。此兵少而分之患也。然而知其妙者，虽少犹将分之，以兵必出于奇，而奇常在于分故也。项羽之二十八骑耳，而分之为四，会之为三是也。至于兵大势重而致溃败者，未尝不在乎不分之过也。《法》曰，「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击其首则尾至，击其尾则首至，击其中身则首尾俱至」。此言其阵之分也。以阵而必分，则凡兵之大势者可知也。盖兵大势重，分之则所趋者广，足以出奇而人自为战。不分则所应者独，难以合变而身萃其敌。将以其身萃敌而士不自为战，求其无败，不可得也。嗟乎！人常乐乎大众之率，苟唯不知其所用而用之，虽至死而不悟者，岂特为苻坚也哉！

荆阳虽居天下之一隅，而有长淮大江之阻，其俗轻易劲悍，喜事争乱。自周之微，为吴、越、楚之僭强，常以其兵服役天下。然其为形势，非图天下者之所先事而必争，故后世豪杰多乘中州之扰趋而据之。自其为孙氏之吴，已而为晋、宋、齐、梁、陈之代兴，虽不能遍抚二州之境，然皆以帝号自娱，抗衡北方，而不为下。自非中州大定而其国失政，虽以重师临之，鲜有得志。故魏武乘举荆之势，以数十万之众困于乌林；魏文继之大举，独临江叹息而返。苻坚以秦雍百万之强而临淮淝，一战而溃。惟其后世孱昏骄虐，上下携叛，而中州之主为伐罪吊民之师，则虽江淮之阻，亦无足以凭负矣。然而陈叔宝犹谓周齐之师尝退败于五至，而不以为虞。是以晋武之俘孙皓、隋文之俘叔宝，皆易于拾遗也。而苻坚不惩魏人之不济，乃欲申其威于天命未改之晋，此其所以败也。虽然，自古夷虏之强，未有遂能并集天下于一统者，此姚弋仲所以重训其子孙，使必无忘于归晋，而苻融惓惓致戒于坚者，凡以此也。而坚昧于自度，常以正朔不被四海为愧，而锐于东南之并，违忠智之言，收奸倖之计，一举而大丧其师，寇雠因之，遂亡其国。不惟失天之所相，亦其自取之速也。始，坚以豪壮之资奋于夷虏，获王猛之材以辅成其志业，遂能自三秦之强，平殄燕代，吞灭梁蜀，九州之壤而制其七，可谓盛矣。然而东晋虽微，众材任事，主无失德，而坚乃咈众图之，其廷臣戚属相与力争而不得也。独慕容垂以失国之雠，欲以其祸中之，求乘其弊而复燕祀，乃力赞其起。坚甚悦而不疑，以为独与己合，遂空国大举，而偾于一战。返未及境，而鲜卑、叛羌共起而乘之，身为俘虏，遂亡其国。呜呼，可不谓其非昏悖欤！夫昔之智者，多能中人以祸，使之悦赴而不以为疑，而昧者常安投其祸，虽死而不悟。汉世祖方安集河北，更始之将谢躬以兵数万来屯于邺，光武忌之，乃好谓之曰：「吾行击青犊必破，而尤来在山阳者势当溃走。若以君之威力击之，则成擒耳」。躬善其言，遂以其兵去邺而趋尤来。世祖即命吴汉袭夺其城，躬败还邺而汉杀之。孙策之渡江也，庐江太守刘勋新得袁术之众而贰于策，策深恶之。时豫章上缭宗民万家保于江东。策语勋曰：「上缭，吾之疾也。然欲取之而路非便。以公之威临之，无不克也」。勋信之而行，策遂以其轻锐袭拔庐江而尽降刘勋之众。政慕容垂所以用之弊秦，而复燕祀于既亡也。夫与人为敌，乃受其甘言而从其所役，未有不堕其画中者也。《法》曰：「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传》曰：「成败之机，在于善察人之言」。坚于垂之言也，虑其所以为利，而不虑其所以为害，一失其机于无以察人之言，而遂至于丧败，人之于虑察也，可得而忽哉！嗟夫！以坚之晚而昏悖自用，虽景略之尚在，固将不用其言，而亦无以救秦之亡矣。

天下之事日至而无穷，而吾有以应之莫不中理者，在乎善用其机。况乎争天下之利，处两军之交，不得其机以决之，则事亦随去矣。盖机之为物，不可以期待，不能以巧致者也。卒然而会，迅忽眇微，及其去之，疾不容瞬。先机而起，于机为妄赴；后机而发，于机为失应。是以御天下之事于一己而权不移，制天下之变于无穷而智不诎。夫机有待之百年而不至者，有居之一日而数至者。待之百年而无可乘之机，则吾未尝迟之而求于先发；居之一日而机数至，则吾未尝厌之而怠于必应。呜呼！人能知此，然后可与济天下之大业矣。昔者，越王勾践辱于会稽之栖，迨其返国，苦身焦思，拊循其民，求有以报于吴也。盖七年而民求奋于吴，其臣逢同、大夫种、范蠡之徒止之，以为未睹其可乘之机以发之也。于是乎敛形匿迹，以伺其隙者凡十八年。一旦吴王空国北从黄池之会，遂一举而败吴，再举而亡之。西晋自永嘉之乱，群胡四起而分中原。元帝窜身南渡，收区区之江左以续宗祀。而群胡自相搏噬，骤兴骤灭，百年之久。至于苻坚，并夷略尽，乃空国大举而图江南，遂及淝水。百万之败，反未及国，而慕容亡燕之裔并起而乘之。垂收陕东而冲乱关右，苻丕坐困邺城，求我粮援。既而垂以幽冀之民馑死殆尽，其党溃叛，退保中山，坚、冲相持，其势俱惫。于斯时也，可谓千载一至之机也。晋人有能乘燕秦相弊之馀，因淝水克敌之势，选师择将而命二军，一军北收邺城以举燕代，一军西趋咸阳而定关陇，据旧都之固，复七庙之坠，镇抚士民，以殄馀党，则武帝之业一朝可复，而大耻刷矣。晋人抚机而不知发，乃方出师漕粟，以慰其既来，而尺土不获，而师以丧败。此谢安以气怯而失机也。宋武帝以英特之姿，攘袂而起，平灵宝于旧楚，定刘毅于荆豫，灭南燕于二齐，克谯纵于庸蜀，殄卢循于交广，西执姚泓而灭后秦，盖举无遗策，而天下惮服矣。北方之寇，独关东之拓跋，陇北之赫连耳。方其入关，魏人虽强，不敢南指西顾以议其后。而秦民大悦，以谓百年愤辱去于一朝，相与涕泣而留之，以其为汉室之裔，乃以长安十陵、咸阳宫室以动其情。使武帝因三秦悦附之民，治兵蒐骑而留拊之，通江淮之漕，下巴蜀之粟，举荆豫之师，发青齐之甲，以与赵魏从事于中原，则天下之势不劳而遂一矣。然其席不暇煖，举千里之秦属之乳褓之儿，引兵遽还，无复顾虑，大违秦民之望。盖一举足而赫连蹑踵以收关中，如探物于怀间。此宋武以志卑而失机也。察夫宋武之心，非以秦雍为当捐而赵魏为足惮也，然其亟去而不顾者，盖以其艰难百战，凡所以造宋之基业者皆在乎江左故也。往日南燕之役，卢循乘虚而下，几失建业。今之速返者，畏人之议其后而为卢循之举也。此所以轻捐关中而不顾也。又其起于渔樵匹夫之微，崎岖转战，以经略江左者凡三十年。今之西师者，徒欲成败晋之资，而其志虑之所在，亦曰代晋而已，未暇为王业万世虑也。使司马氏卒不复见中州之定，而群胡遂为不讨之雠者，由再失天下之大机也。嗟夫！集大事者恶夫志卑而失机，宋武兼之矣。

战必胜、攻必取者，将之良能也。良将之所挟，亦曰智勇而已。徒智而无勇，则遇勇而挫；徒勇而无智，则遇智而蹶。智足以役勇，勇足以济智，然后以战必胜，以攻必取天下，其孰能当之。昔者杨素之于隋，可谓一代之名将矣，而贺若弼评之，谓其特猛将耳，非所谓谋将也。甚哉，弼之过于自负而轻于议人也！隋自平陈之后，素已为统帅矣，其克敌斩虏，功策为多。既俘陈主，而江湖海岱群盗蜂起，大者数万，小者数千。而素专阃外之权，转战万里，穷越岭海，无向不灭。已而突厥犯塞，宗室称兵，而社稷危矣。素之授钺专征，其所摧陷者不可胜计，遂空虏廷而清内难。然素之兵未尝小衄，隋功臣无与比肩者，其为烈亦至矣。而弼犹不以谋将处之，特曰猛而已。夫目之以猛，而不许之以谋，盖所谓徒勇而无智者矣。考素之功烈如此，苟其智之不逮，则凡所以决机取胜者，其谁之谋也？自隋文平一天下，所谓名将者，独韩擒虎、贺若弼、史万岁与素耳。擒、弼自平陈之后，不获立尺寸之效，独史万岁从素征讨，以骁勇称。而弼乃以大将自处，而目是三人者皆不能尽其材，亦见其不知量，而务以其私言动世主也。素之驭戎，严整而喜诛，每战必求士之过失者斩之以令，常至百辈。而先以数百人赴敌陷阵，不能而还却者悉斩之，复进以数百人，期必陷阵而止。是以士皆必死，前无坚敌，此弼之所以得目之为猛也。嗟乎！素非有忍于士也，以为士之必死者，乃所以决生，必生者乃所以决死故也。唐之善于兵者无若李靖，其为书曰：「畏我者不畏敌，畏敌者不畏我。是以古之名将，十卒而杀其三者威振于敌国，杀其一者令行于三军」。靖岂以卒为不足爱哉，以为杀一而百奋，则奋者可期于胜也；纵一而百惰，则惰者可期于败也。奋而克敌与夫惰而为敌所克，则是杀者乃所以生之，爱者乃所以害之也。善为将者能审乎此，则无恶乎其苟忍也。虽然，在素之术，有足以致胜，未足以为胜之工也。《法》曰：「兵无选锋曰北」。诗曰「元戎十乘，以先启行」，其启行者，选锋之谓也。越王勾践之伐吴，其为士者数万，而又有君子六千人，所谓君子者，其选锋也。素之所使以陷阵者，其选锋之谓欤。然至有不克而还、不免于诛者，疑其非选之特精而养之素厚之士也。又尝观唐太宗之将，未尝先以其身亲搏战也，必以骁骑劲旅而经营于其旁，或瞰临于其高，常若无意于战。其兵既交，其斗皆力，而未决也，卒然率之而奋，士皆殊死，突贯其敌之阵而出其背，凡所婴者无不摧败。犹之二人之相搏也，材钧而力偶，方相持而未决也，卒然一夫起其旁而助之，则夫受助者蔑不胜矣。此法所谓以正合、以奇胜者也。使素之所用以为锋者皆精其选，而又量敌之坚脆以遣之，其必足以陷敌，无至乎不克而还，又加之诛，而常出于唐太宗之奇，则如弼者亦何得而妄议矣。

据天下之势，必有所以制天下之权；盖权待势而立，势待权而固。有是之势而其权不足以固之，则其势日就倾弱，而天下莫能安强。是以人主之于权也，不可一日使之去己而分于人。凡物之去己者犹可收，分者犹可全也；至于权也，一去而不可复收，一分而不可复全，而所据之势随之，可不慎哉！昔者，唐之太宗以神武之略，起定祸乱，以王天下，威加四海矣，然所谓固天下之势，以遗诸子孙者，盖未立也，于是乎籍兵于府，置将于卫，据关而临制之。处兵于府，则将无内专之权，处将于卫，则兵无外擅之患。然犹以为未也，乃大诛四夷之侵侮者，破突厥，夷吐浑，平高昌，灭焉耆，皆俘其王，亲驾辽左，而残其国，凡此者，非以黩武也，皆所以立权而固天下之势者也。武后以女主专制，挟唐以令天下，图移神器，天下之人莫不屏息重足，从其制命。彼得天下之权而逆持之，然犹若此，况以顺守者哉！明皇以英果之气，起平内难，遂袭大统，可谓谊主矣。然狃于承平宴安之久，府卫之制一切废坏，尽推其权以假边将。禄山虎视幽、蓟，横制千里，而军中之吏凡三千人。故范阳之变一起，天下大震，徒驱市人以婴其锋。使微肃宗召号忠义，驾驭豪武，奋不顾身，与之从事，则两都不复矣。虽能再造王室，然其所赖以收天下者皆为方镇矣，天下之权已分于下而不全矣。至于代宗，仅夷残盗，乃瓜裂河朔，以帅寇党，遂相为背腹，世袭不禁。陵夷至于大历、贞元之间，两河方镇日以强肆，而当时之君畏缩摧抑，常若抱虎，包羞含垢，媚妩不暇，以苟旦暮之无事，而陵犯益至。虽内设禁军，统以阉尹，然亦不足以待天下之变。故泾师之乱，而神策六军召之无一至者，从奉天之幸者，四百士耳。及章武之兴，天下之为方镇者五十，县官赋入止于东南八道而已。而章武乃能振激武烈，期于不赦，排斥众议而大治之。于是擒刘辟于剑南，执李锜于浙西，缚卢从史于昭义，服王承宗于镇冀，诛李师道淄青五世之袭，平吴元济淮西三世之叛，可谓盛烈矣。然其至于后世，益以不振，在内之权而阉尹执之，在外之权而方镇执之，浸微浸削，而遂至于亡焉。盖唐以权夺势倾而亡天下，然其亡不在乎僖、昭之世而在乎天宝之载焉，以其丧所以制天下之权者实兆乎此故也。故其后世之君，若章武者仅能自立，不为之深屈而已，况其非章武者乎。嗟夫！后之为天下者苟无意于所执之权而为人执之，则视唐可知也矣。

人谓汉高祖以布衣之微，召号豪杰，起定祸乱，乃瓜裂天下，以王勋将，韩、彭、英布皆连城数十，南面称孤，举天下之籍而据其半。及夫释甲就封，创血未乾，皆相视诛灭。盖由高祖封赏过制，陷之骄逆，其于功臣不能无负。光武率义从之士，平夷盗逆，收还神器。天下既定，遂鉴高祖之失，第功行封，爵为通侯，大者不过数县，而不任以吏事，是以元勋故将皆能自全。李靖，谈兵之雄者也，亦以谓光武得将将之道，贤于高祖远甚。嗟夫！是皆不深求高祖、光武之事者也。天下之事，有所必然者，虽圣智不能迁而避之。高皇以宽仁大度，役天下之智力而集大业，岂所谓阴忮暴忍而喜忌人之功者耶？秦为无道，天下高材疾足争起而竞搏之，皆有代秦之心也。彭越、黥布皆以人杰操兵特起，未以其身轻属于人者也。韩信挟百战百胜之略，择主而附，亦有大志，故身定全齐而自王之。方汉王大败于彭城，随何不能缓颊于淮南，则黥布不至。及困于固陵，诸侯弃约不会，微张良之画，则彭越、韩信不从。方是时，汉王不捐数千里之地数以充三人者之欲而致其兵，则楚不亡。汉之待此三人者，譬若养虎，饱则不动，饥则噬人。由是观之，封赏过制，岂得已哉，欲就大业于须臾之决故也。虽然，大业就矣，而三人者之逼，天下之所共寒心也。以天下之皆寒心，则彼持是而安归，且高祖亦得安枕而卧乎？故疑似之衅一发而大祸集矣，此其势必至于夷灭而后定也。光武痛宗社之祸，收率怀汉之民，投袂而起，凡所攀附者多南阳故人。其尤伟杰者，寇、邓数人而已。然较其材略，徒足以供光武指顾之役，非有骄桀难制若韩、彭之与高祖也。天下既定，封以数千之户，莫不志欲盈足，惟恐持保之不获，为光武者，独何隙以诛除之哉？而曰光武独得保全勋旧之术，高祖于功臣有不容之忍，此不求二主所遇之不同与夫势理有所必至者也。后唐庄宗承武皇之遗业，假大义，挟世雠，以与梁人百战而夷之，乃有天下，可谓难且劳矣。然有二臣焉：其为韩、彭者，李嗣源；为寇、邓者，郭崇韬也。嗣源居不赏之功，挟震主之威，得国兵之权，执之而不释也。庄宗无以夺之，而稍忌其逼。崇韬常有大功于国，忠而可倚，而嗣源之所畏者也。庄宗苟能挟所可倚而制所可忌，则嗣源虽怀不自安而有顾惮，非敢辄发也。庄宗知其所忌而不知其所倚，故崇韬以忠见疏，谗疾日急，使其营自救之计，乃求将其征蜀之兵。庄宗扫国中之师属之而西，崇韬虽已举蜀，捷奏才上，而以谗死矣。庄宗知得蜀足以资其盛强，而不知崇韬之死已去嗣源之畏。故邺下之变，嗣源以一旅之众西趋洛阳，如蹈无人之境，其迁大器，易若反掌。且内有强臣窥伺间隙，乃空国之师勤于远役，固已大失计矣，而又去我之所倚与彼之所畏者，则大祸之集可胜救哉！虽得百蜀，无救其失国也。使崇韬之不死，举全蜀之众，因东归之士，拥继岌，檄方镇，以讨君父之雠，虽嗣源之强，亦何以禦之？盖嗣源有韩、彭之逼而不践其祸者，庄宗无高祖之略故也。崇韬有寇、邓之烈而不全其宗者，庄宗无光武之明故也。嗟夫！人臣之祸，起于操权，而速祸之权，莫重于制兵。崇韬谋逭祸自全，而方求执其兵，此于抱薪救火者何异也。

唐以陵夷蹙弱，遂亡天下。而真主未兴，五代之君遂相攘取，朝获暮失，合其世祀，不数十年。自古有国，成败得丧未有如此之亟者。然窃观之，莫不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梁祖起于宛朐群盗之党，已而挟听命之唐，鞭笞天下，以收神器，亦可谓一时之奸雄。然及其衰暮，而河汾李氏基业已大，固当气吞而志灭之矣。借使不遂及于子祸，则其后嗣有足以为庄宗之抗哉？此梁之亡不待乎旋踵也。后唐武皇假平雠之忠义，发迹阴山，转战千里，奄践汾、晋。及其子庄宗以兵威霸业，遂夷梁室而王天下，可谓壮矣。然天下略定，强臣骄卒遂至不制，一倡而叛之，不及反顾，而天下遂归于明宗。至于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犹庄宗也。夫以新造未安之业，而有强臣骄兵以乘其失政，其能自立于天下乎？晋人挟震主之威，乘衅而起，君父夷虏，假其兵力以收天下，易若反掌。一朝嗣主孱昏肆虐，而戎人骄功恃强，殚耗天下不足以充其要取之欲，乃负反之，及其所以蒙祸辱者不可胜言。观其所以自托而起者如此，则晋安得而后亡哉！汉祖承戎虏扰践之馀，生灵无所制命，起视天下，复无英雄慨然投袂而作者，乃建号而应之。而天下之人无所归往，亦皆俛首听役于汉。然一旦委裘，而强臣巨室已不为幼子下矣。故不胜其忿，起而图之，侥倖于一决，而周人抗命，卒无以禦之，而至于亡。周之太祖、世宗，皆所谓一时之雄，而世宗英特之姿，有足以居天下而自立者。然降年不永，孺子不足当天之眷命，而真人德业日隆，已为天下之所归戴，则其重负安得而不释哉？由是观之，自梁以迄于周，其兴亡得丧、世祀如此，安足怪哉，皆有所以必至之理也。又尝究之，若唐之庄宗与夫末帝，皆以雄武壮决，转斗无前，摧夷强敌，卒收天下而王之，非夫孱昏不肖者也。然明宗之旅变于邺下，晋祖之甲倡于并门，彼二王者，乃低摧悸迫，儿女悲涕，垂颐拱手，以需死期，无复平日万分之一者，何也？有强臣骄兵以制其命，唯至乎此，始悟其身之孤弱，无以自救之也。夫以功就天下者常有强臣，以力致天下者常有骄兵。臣非故强也，恃勋赏之积而卒至于强；兵非故骄也，恃战役之勤而卒至于骄。故古者揆乱定倾之主，不忧天下大计之不集，而深虞大臣之或强，战士之或骄，故常先事而董治之，使其操制常在于我。是以天下既集而国家安强，举而遗之冲人弱息，而变故不作。彼以乱继乱者则不然。方其图天下之即集也，日责功于将，而责战于士。责功之亟，则凡所以酬将者未尝恤其或至于强；责战之功，则凡所以抚士者未尝病其或至于骄。是以天下略定，强臣倚骄兵而睥睨，骄兵挟强臣而冀望。一旦相与起而迫之，反视其身徬徨孤立，而大事且去，则虽有平日壮决之气，持是而安归哉！此唐之庄宗、末帝所以失天下者，由此故也。嗟乎！图天下于亟集而不计其既集之利害者，终亦亟亡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