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晚退伏田庐，杜门待尽，无复馀念。今兹误辱世论，被旨召对。疏远贱吏，得一见君父，臣子之荣愿毕矣。而到阙累月，未得对班。私自念言，陋儒陈腐之业，不得为世用。加之衰病薾然，无以自效，日想东归，为首丘计，惟是忧国爱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敢尽言天下之事，不过为保身之谋耳。不知所以谋国乃所以谋身，天下不宁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以疏远，虽欲有言，无由上达，辄条具十数事，皆今日之急务，傥可少裨国论，望阁下为朝廷留念，幸甚。

《书》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当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轻以示人，虽欲不反，不可得也。近睹榜示：宣和六年未纳税赋、租赋、沿纳、和买，预买并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税等，尚虑监司州县别作名目科纳，致民人不被实惠，仰所属监司具放免过实数闻奏，当议朝廷支降钱物应副」。即不声说只为流移及盗贼人户方免。今广济军以放税降官冲替，则前日诏令皆为虚文耳。夫安土服业之民不为盗贼，皆不被惠泽，惟流亡转为盗贼者独免租赋，则百姓何惮不流亡而为盗贼乎？是朝廷以诏令诱致之也，其为患岂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视之，兵与食皆不可去，犹以信为可去，不亦异乎？以孔子言为不可用则已，如以为可用，则存信尤当谨也。今抚谕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虽有至意，人谁信之？则使者徒为此行耳。某窃谓其失未远，尚可追改。宜如前诏，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应副。庶几民信而从之，则流亡盗贼亦有衰息之期矣。不尔，恐四方闻之，冀免租赋，皆相率为盗贼，不可不虑也。

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盖尝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积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会榷茶净利，均为茶租而户输之，弛其禁，使自兴贩，县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无冒禁之患，可谓公私两利也。故当时诏书有曰：「民被诛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滥恶之入，岁以陈腐。私藏盗贩，犯者实繁，严刑重诛，情所不忍，是于江湖数千里设陷阱以害吾民也。间遣使者往就问之，而皆欢然，愿弛榷法。岁入之课，少时上官。历世之弊，一旦以除。著为经常，不复更制。尚虑喜于立异之人，缘而为奸之党，妄陈奏议，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谬」。其训告可谓至矣，后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钱输之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趋今之变，若未能尽弛其禁，犹当少宽之也。二浙穷荒之民，有经岁不食盐者，茶则不可一日无也，一日无之则病矣。昔时晚春采造，谓之黄茶，每觔不过三二十钱，故细民得以厌食。今买引之直已过数倍矣，未有茶也。民间例食贵茶，而细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裒刻之吏以配买引数多为功，苟冒恩赏。今以岁课最高为额，上户有敷及十数引者，一引陪费无虑十数千，则人不易供矣。诸犯榷货不得根究来历，违者以故入人罪论，自祖宗至于熙丰，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独许根究来历，盗贩者皆无赖小民，一为捕获，则妄引来历，以报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狴犴充斥，经时不能决，良可悯也。某窃谓宜革去根究来历之法，无追呼之扰，蠲最高之额，以平岁课，罢增羡之赏，惩贪吏希功厉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榷盐自汉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东，河朔之民遮道诉盐法之不便。世宗会所得盐法息，均之人户岁输之，从民愿也。熙宁间有献议再榷者，方神考大有为之时，凡可以益国而利民者，知无不为，以是为不可，沮其议而不行，是终不可行也。河朔与辽为邻，祖宗优恤之，特异于他路。盖养之于无事之时，以备缓急也；困之于无事之时，则于有事之际何赖焉？今日之寇盗是也。盐息之敷在人户者，亦输之如故，而又设官置司与他路等，恐非祖宗优恤之意也。江浙蚕盐，于春初均与之，为蚕缫之用，蚕熟，以绢偿之，不为厉民也。今蚕盐不立，而蚕绢不免，则盐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盐之家十无二三，而州县均敷盐钞，民间陪费与茶引等。迫于殿最之严，往往计口授之，以充岁额，人何以堪？今朝廷不立岁额，免比较，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较，使民得自便，则盐课必亏。朝廷不资盐息之用则可，若犹未免，则盐事司安得坐视其亏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贼之后，二浙盖尝不立额比较矣，而岁额大亏，盐事司切责州县不觉察私贩，致有亏欠，州县苟逭谴责，亦不免敷派取办，虽名不比较，而比较之实仍在也。某窃谓宜酌中立额，使州县易办，则民亦少纾矣。若不立额，则盐司督责必以旧额为责，裒刻之吏务以应办为功，则所取无有限度，其为害益深矣。征入之课，以五年酌中数为额，祖宗以来，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转般盖得刘晏之遗意，朝廷捐数百缗与为籴本，使总六路之计，通融移用，以给中都之费。六路丰凶更有不常，一路丰稔则增籴以充漕计，饥凶去处则使之输折斛钱而已，故公私俱宽，而中都不乏，最为良法也。自胡师文以籴本为羡馀以献，而制置司拱手无可为者，直达之议所从起也。今欲复转般而籴本取之诸路，漕计犹且不足，而又歛取之，非天降地出，又非出于漕臣之家，取于民而已。二浙兵火夷伤之馀，疮痍未合，民穷无告，则其患有不可测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为之虑哉！欲复转般，宜遵旧制，捐数百万缗与为籴本，则其事济矣。不然，徒为纷纷，无益于国也。

籴买之名不一、非特均籴、结籴之类而已。取之虽多，而州郡无一月之积。祖宗时，预买䌷绢，每疋支钱一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讫。方春匮乏时，民间得钱，颇以为便。是时浙绢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三百钱，预支一千于人户，无所亏损矣。今江浙虽云预买，而钱不时得，郡县盖有白取之者。产绢县分每疋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钱，而上户有敷及百馀疋者，民力固未易办矣。又有非时抛买，如燕山丝绢之类，所须不一。秋成，谷未上场，而催科之吏已及门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秕，而输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昔熙宁中，三司与发运司相为表里。三司有馀粟，则以粟转为钱、为银绢以充上供之数，他物亦然，故有无相资，无偏重之弊，而发运司常为邦用之根本。今预买实得一千，民间陪费已多，况又未必得也。若今发运司通融六路之计，有无相补，于出绢州郡用常法，依在市中价于人户量行折科，减预买之数，亦足以少宽民力。寻常折变，多为民害。盖州郡不依时值，高估常赋合纳之物，低估绢价，故受其弊。若严约束，谷价虽依发运司和籴之利，不得故为低昂，比之预买一千，又未必得钱，则利害亦相远矣。今浙绢两贯三四百足钱一疋方可，中官纵胥吏为奸，只与时直之半，所省亦多矣。

坑冶，利之所在，有矿苗去处，不待劝率而人自寻逐矣。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赍钱本而往者，全藉官中应副。令烹鍊到银铜入官，而钱不时得，则坑户无以自给，散而之他，此岁课所从耗失也。取矿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处仅能容身，一有摧陷，则无遗类矣。非有厚利，人谁为之？纵大兴发，亦民间私自货易，官中亦无所得，虽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数千万缗分在诸场中，使以时给与，则坑冶自兴，不须他求也。泉布所以权物重轻，通有无，其利柄当操之在上，禁私铸非以取利也。今钱一千重六觔，铜每觔官买其直百钱，又须白蜡和之，乃能成钱，除火耗剉磨损折，须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铜自涔水、永兴数千里运致，其脚乘又在百钱之外，薪炭之费、官兵廪给、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赀，一二细计，千四五百钱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财用匮乏之时，欲兴鼓铸取利，以纾目前之急，非长策也。然比年鼓铸，岁额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无铜故也。但取会诸监亏欠因依，其说自见。今遣使诸路未必有新坑可采，鼓铸亦未必有铜，使者持节而往，必不肯坐视，不为之计也，不过督责州县，认定岁额，取诸民而已。一不应办，则以不职罢之，谁敢不从？铜非民间所有，督迫之严，不免毁钱为铜以输官，更旧为新，徒费工力，所损多矣。元符中亦尝遣使踏逐坑冶，奸吏诡妄百出，乃以新坑铜量增价市之，岁终与旧坑铜通融以充岁额。监官无亏课之责，不复检束；而坑户得以自便，以旧为新，冒取善价，而新坑实无有也。其欺罔莫此为甚。或恐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宜令诸路如坑冶不至兴发，或无铜鼓铸，不得令诸郡虚认岁额，州郡亦不得依随虚认数目，庶几不至大段搔扰，而民不受弊矣。

今日之事无急于边事、盗贼者，然二者盖相因而至。居者困于调歛，壮者疲于馈挽，财力俱弊，则流亡转而盗贼，理势然也。既往无可咎，而来者犹可图。窃谓燕云之师宜退守内地，以受馈饷之入，使燕军更番请给于此，庶几出纳自我，无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称贷备偿之扰，则民力不至大困矣。今云中得百里之地，则增百里转输之费，徒敝吾民。出倍称之息以资黠寇，其害非小也。夫军以常胜名之，则骄其心；粮以计口授之，则滋其欲。狄人何厌之有？比闻道路言云：朝廷授与之田鲜有肯耕者。虽流言未尽可信，以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与安坐而食，其劳佚相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怪者。纵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罢计口之食乎？若未能罢，是徒富之资其桀骜也。如闻燕地尚多閒田，不若募边民为弓箭手，如陕西例，蠲其租赋，使习骑射，亦足杀常胜军之势，仍立定额，无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渐消矣。近见端门外优戏百技，率多燕人异时归附在州郡者，皆讥察其出入，自有常法，其周防非无为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数否，宁知无奸细混处其中乎？讥察之法，不可废也。戎狄豺狼之心，未可尽信。昔唐太宗从温彦博之议处降寇于河南，魏郑公以为不可，力争之不能得，不二三年卒为乱，如郑公之议，此前事可监也。

闻楚、泗有兵为东寇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涟水之类皆与东州邻，宜皆有备，不独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则维扬逼矣，扬、楚、泗皆当湖南北、江东西、二浙饷道之冲，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则饷道难矣，不可不为之深虑也。如闻东寇数万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敌，未可轻也。不知数万之众，欲处之何地？必使之有可归之业，得以温饱，然后无事。处之失当，则其患有甚于不降矣，此尤当审处也。今山东之兵不立统帅，讨荡与招安者各自为计，盗贼安所适从乎？昔唐以九节度之师，不立统帅，虽李、郭之善兵，犹不免败衄，况馀人乎？某窃谓宜立统帅，使一路之兵咸受节制，可招则招，可讨则讨，庶乎措置归一，则事克有济矣。

将帅犹难其人，本兵之地，当预养之，非一旦仓卒可得也。昔侯君集学兵于李靖，靖曰：「中原无事，吾教君集禦戎狄而已」。则用兵中原与禦戎狄异矣。今东北之寇用兵于中原也，燕云之帅禦戎狄者，不识知其说者今有其人否？宜令两制而上各举所知堪为将帅者，有智勇足以敌忾待暴、久沉下僚未为世用者，令监司郡守皆得以名闻。或自负材武不为人知者，亦使得自陈，询事考言，有可采者，不次用之，则鼓刀贩缯之杰必有为时而出者。未尝求之，不可谓天下之广咸无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都城居四达之冲，无高山巨浸以为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卫士皆天子之爪牙，不宜有间也。近见驾前有常入祗候者，巾服稍异，又闻有御前备缓急者，是卫士分为二三矣。名号既殊，则待之必异；待之有异，则人怀异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缓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统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于军中无所更置，一号令之，气色为之精明，则兵之彊弱，岂不以其人哉！祖宗以来，军制最为详密，不可增损也。

切谓今日事势如卧之积薪之上，火已燃矣，安危之机间不容发，度事之可为者，宜速为之，不可缓也，缓之则必有后时之悔。时方艰危，当自奋励，进贤退奸，竦动观听，庶或可为。若示之以怯惧之形，委靡不振，则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有虎，藜藿为之不采，故汲黯在朝，淮南寝谋，视公孙弘辈如发蒙耳。论黯经世之才，未必能过弘辈也，特其直气足以镇压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振，使奸雄一以弘辈视之，则无复可为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观，如某人某人虽一时忤旨得罪，而节义素为中外所瞩，召还则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纵未能如是，当于要害处严为守备，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无徒纷纷动摇人心，无益于事也。

某切计金人倏往倏来，如禽兽然，必不能具糗粮，越数千里而窥我也。近边州军宜坚壁清野，勿与之战，使抄略无所得，则当自困矣。若攻城略地，本路帅司当遣援兵策应，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为攻城之计，俟其过则附近城寨连兵以蹑其后，如中山、真定之类，有坚城重兵然后出与之战，使之腹背受敌，则可以制胜矣。要之，彼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当以收人心为先，人心不附，虽有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不足恃也。边事之兴，免夫之役均被海内，人怨神怒，驯致今日，误国之罪宜有归矣。小人剥民希宠，其事不一，而西城聚歛，东南花石，其害尤甚，闻有旨一切罢去，此甚盛举也。然前此盖尝罢之，诏墨未乾，而花石应奉之舟已衔尾至矣。今虽复申前令，而祸根不去，人谁信之？欲去祸根，恐大臣难言，但言路得人，必有为朝廷出力者。宿奸巨蠹，借应奉之名豪夺民财，盖不可以数计，天下之人含怒积忿，郁而不得发几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务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实在山泽，摘山煮海之利，天下财计所从出也。今榷货所入岁以千万计，皆诸路昔日之经费也。收之中都，诸路一毫不可得，则岁用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须与一路之经费，非出于漕臣之家，取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虽蠲免岁额，罢比较，漕计无与焉，终无益也。不若一循旧制，归之漕司，则岁用足而民力自纾矣。论者必谓舍此朝廷必至于乏用，某切以谓不然。若台谏有人，必能为朝廷谋之，则财货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须得人而后见，非毫楮可以预言也。祖宗之时，转般与盐法相因以为利，若尽复祖宗之法，则天下事思过半矣。今河北山东民之凋弊已甚，虽欲取之，无所取也，所仰者东南而已。二浙夷伤之馀，疮痍未合，更诛求不已，则前日方腊之事可以为监者。昔唐方用兵之时，裴度复相，则先以延见士夫为急，故能有成功。夫稽于众，舍己从人，舜之为舜，以此而已，况其下者乎？盖天下之事，非庙堂之心可以独运，合天下之智，则事无不济矣。唐元和以后数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继火乃得罢。李德裕在位，虽遽书警奏，皆从容裁决，率午漏下还第，休沐如平时。德裕宁任独智自运，恝然不以军务为念哉？盖镇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验也。今一有警，则修城池，试挂搭，得无动摇人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填溢衢巷，漫不知其数，虽夷夏有异，而念坟墓，怀庐井，其心则同也，岂无奸细伺隙于其间乎？人心一摇，则其祸有不可测者。昔唐太宗寘降寇于内地，仍择酋长备官京师，正与今日之事类，不数年卒为乱，然后驱之塞外，则已晚矣。此已事之验，不可不监也。当今则不可遽为之，当徐为之，谋庶无后患也。

某叨被诏恩，擢侍经幄，遂获切近清光。某虽至愚，岂不知幸？特以衰病侵凌，两胫痹弱，跪拜俱艰，不任朝谒。年逾七十，旦暮人也。食贫累重，未能引年辞位，忍耻侥求，冀得宫祠之禄，尽此馀年，负罪多矣。伏望钧慈察其诚恳，特为奏除一宫观差遣，任便居住，使垂尽之年，不至失所，不胜幸甚。

某鄙朴无知，不量力之不足也，窃慕古人之学，诵其书，论其世，想见其为人而师之有日矣。然以浅闻卑见，未能灼知古人大体，故刻意虽坚，终未有得也。尝观古之为士者，所至远近虽不同，其秉节励行，皆有以自立于世，岂其材悉能过人耶？特以先王教学之道明，而士于此时无私习之蔽故也。周道衰，庠序之法废，故家遗俗随以熄灭。幸而有孔子出焉，振先王已坠之教，驾说于当世。而从之游者若参之鲁，师之辟，由之谚，师之过，商之不及，其材固非有大过人也，然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馀言遗行有后世宿儒皓首而不能穷者，则士之得所依归，岂曰小补之哉。自秦汉迄于魏、晋、隋、唐之间，明知之士见于其时，不无人矣，间有一节一义可称于世者，槩以圣人中道，非过则不及。岂其材皆不逮古耶？徒以学无师承，不知所以裁之故也。以今较古，则学之难易又可知已。且三代而上，道德明而异端熄，邪说诐行不作于下，士之朝夕蹈袭者，无非礼乐之间，则其学岂不易致耶？末世以来，诸子百家，异端并起，是非纷错，无所考正，士之始学者如适九达之衢，从横曲折，眩然莫知所之，非有导其前，则终身未见其至也。呜呼！师道废久矣，后世之士不能望见古人之万一者，岂不以此欤？某尝悲夫世之人自蔽曲学，不求有道者正之，而又自悲其欲求有道者而未之得也。调官至京师，于朋游间获闻先生之绪言，鄙俗之心固以潜择，于是慨然兴起曰：古之人其相去甚远矣，尚或诵其诗，读其书，论其世，想见其为人而师之，又况亲逢其人哉！其往不可复矣，此区区所以有今日之请也。先生其将哀其愚，悯其志，而进之使供洒扫于门下，则千万幸甚。

自奔走南归，不闻诲言久矣。所居穷僻，贤士大夫不至其境，每学有所疑，则中怀罔然，思所以考正，徒北向瞻望而已。附语者以其视听不用耳目，故能传死者之事，有人所不知者，既已闻命矣，然其所以能视听不用耳目，则未闻其说。古者冠婚丧祭，必筮之吉，然后行事，则古之人，其动作未尝不择日也，其旨安在？《春秋》不书即位者四，隐、庄、闵、僖是也。诸儒之论纷然不知所从。左氏谓隐公为摄，以经考之，则隐非摄明矣。然三《传》皆谓有让桓之志，其果何也？先王之时，诸侯疑无相盟之事，然考之《周官》司盟之职曰：「掌盟载之法，凡邦国有疑会同，则掌其盟约之载」。《觐礼》朝诸侯于坛讫，乃加方明于坛而祀之，列诸侯于庭；《玉府》「共珠盘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赞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诏告明神，诸侯以次歃血。则诸侯相盟，礼所有也，不识二《礼》之说果可以为据耶？抑亦附会之说耶？《春秋》之凡书盟者，又何谓也？「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来归惠公仲子之赗」。以传考之，则仲子者惠公之妾，桓公之母也。从之说者皆以为惠公之母，其曰惠公仲子者，以别惠公之母耳。其不同若此，何也？《春秋》之学不传久矣，每以不得从容左右，亲受指诲为恨。鄙心所疑，非止一二，但未敢缕陈，恐烦听览耳。惟先生不以愚鄙见弃，一一见教，幸甚。

某尝欲治《春秋》，读之数卷，浅识未能窥见其门户。远去师席，疑无质问，中欲辍之，又惜其初心之勤，惓惓不能自已。诵习之馀，每妄有所亿，然未知圣人之旨果可以如此求否。谨录之以质诸左右，傥因暇时一赐观览，正其非谬，以开导之，则幸甚矣。隐元年：「郑伯克段于鄢」。段以不义得众，公弗能制，终欲制之，畏人之多言，则克段者郑伯而已，非国人所欲也。故不称国讨而书曰「郑伯」，盖交讥之也。夫仁人之亲爱其弟，非徒富贵之而已，亦必为之节也。富贵而不为之节，使之骄慢陵僭，以速祸败，则其亲爱之也，适所以害之耳。故《诗》称郑伯不胜其母，以害其弟，而《春秋》书曰「郑伯克段」，正谓是欤？夫克者，胜敌之辞，以胜敌之辞加之，则段之强可知矣。段之强，由辨之不早辨也。「日有食之」，《谷梁》曰：「吐者外壤，食者内壤，阙然不见其壤，有食之者，言有物食之也」。夫日月之变有常数焉，此巧历所能穷也，而《春秋》记以为异者，盖先王克谨天戒，因以正厥事，则日之有变岂徒然哉，必有以也。故书曰「日有食之」，而其辞若有食之者，盖所以归咎于人事，而不以常数为不足畏也。桓元年三月，「公会郑伯于垂，郑伯以壁假许田」。二年三月，「公会齐侯、陈侯、郑伯于稷，以成宋乱」。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夫宋督杀其君而公成其乱，取郜大鼎以归，公弑隐公而郑伯会公于垂，以壁假许田，则鲁之乱，郑伯成之也，不书，为内讳也。夫郑伯之假田与公之取鼎，其求赂一也，而书之异辞，内外之分然也。三年夏，「齐侯、卫侯胥命于蒲」。胥命盖若葵丘之会，束牲载书而不歃血，有五命之类是也。齐、卫敌国，莫为命主，故曰胥命也。至治之时，诸侯述职以听天子之命而已，何胥命之有哉！然葵丘之会不书命，何也？盖五霸桓公为盛，葵丘之会实为盟主，故不书命，盖不与其擅命也。其他若及宋之类，义例甚众，并前书所问，皆未能晓，略赐疏示，乃至愿也。浼渎左右，徒用愧畏，惟先生诲人不倦，未拒绝之，幸甚。

某窃谓道之不明，智者过之，《西铭》之书，其几于此乎。昔之问仁于孔子者多矣，虽颜渊、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过求仁之方耳，至于仁之体未尝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言仁之尽最亲，无如此者。然本体用兼举两言之，未闻如《西铭》之说也。孔孟岂有隐哉，盖不敢过之，以起后学之弊也。且墨氏兼爱，固仁者之事也，其流卒至于无父，岂墨子之罪耶？孟子力攻之，必归罪于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虑其所终，行必稽其所弊，正谓此耳。《西铭》之书发明圣人微意至深，然而言体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于兼爱，则后世有圣贤者出，推本而论之，未免归罪于横渠也。某窃意此书盖西人共守而谨行之者也，愿得一言推明其用，与之并行，庶乎学者体用兼明，而不至于流荡也。横渠之学造极天人之蕴，非后学所能窥测，然所疑如此，故辄言之，先生以为如何？

示论《西铭》微旨，晓然具悉，如侍几席，亲承训诱也，幸甚幸甚。某昔从明道，即授以《西铭》使读之，寻绎累日乃若有得，始知为学之大方。是将终身佩服，岂敢妄疑其失，比同于墨氏？前书所论，谓《西铭》之书以民为同胞，长其长，幼其幼，以鳏寡孤独为兄弟之无告者，所谓明理一也。然其弊无亲亲之杀，非明者默识于言意之表，乌知所谓理一而分殊哉？故切恐其流遂至于兼爱，非谓《西铭》之书为兼爱而发，与墨氏同也。古之人所以大过人者无他，善推其所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谓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怀之」，则无事乎推矣；无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圣人称物而平施之，兹所以为仁之至、义之尽也。何谓称物？亲疏远近各当其分，所谓称也。何谓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谓平也。某昔者窃意《西铭》之书有平施之方，无称物之义，故曰「言体而不及用」，盖指仁义为说也。故仁之过，其蔽无分，无分则妨义；义之过，其流自私，自私则害仁。害仁则杨氏之为我也，妨义则墨氏之兼爱也，二者其失虽殊，其所以得罪于圣人则均矣。《西铭》之旨隐奥难知，固前圣所未发也。前书所论窃谓过之者，特疑其辞有未达耳。今得先生开论，丁宁传之，学者自当释然无惑也。相去阻修，未缘趋侍以请毕馀教，兹为恨耳。

得所惠书，谓能不变于俗，此固区区所望，而吾子所当勉也，甚慰甚慰。道废千年，学士大夫溺于异端之习久矣，天下靡然成风，莫知以为非。士志于道者，非见善明、用心刚，往往受变而不自知，此俗习之移人，甚可畏也。若夫外势利声色，不为流俗诡谲之行，以是为不变于俗，则于学者未足道也，吾子勉之。先帝睿圣，方将大有为，而遽有凶变如此，固天下所同戚也。今天子即位，务在宽民，一时聚歛之臣迁谪殆尽，东州民吏如释重负，息阴休迹而遇清风也，幸甚幸甚。不知吾乡亦觉如此否？司马君实已作两府，甚慰民望。伯淳先生近自汝召作宗丞，想已在京师。君玉或未归，计早晚当勉之令就学也。某苟禄如常，贱吏冗职，无补于万分，而旧学日废，以此易彼，孰得孰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