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若曰：家邦风化之原，必先内职之正；嫔御典司之秩，无尚列妃之华。上稽乾文，制法四星之次；外视官品，盖比三公之崇。必推其人，乃命以位。眷言禁掖之媛，逮事祖先之庭。懿范有闻，勤诚无懈。粤受显册，厥惟旧章。咨尔婉容周氏，早膺法相之求，入践宫闱之列。材咨淑哲，性质温和。动循环佩之音，雅出衣冠之胄。奉承阴教，遵训诲于保阿；蹈袭阃仪，服箴规于图史。外言罔入，内则弥彰。昔生帝女之贤，今位皇姑之贵。肆加徽数，庸示涣恩。遂择日辰之良，昭陈礼物之备。今遣使礼部侍郎、参知政事王圭，副使工部侍郎、参知政事元绛，持节册命尔为贤妃。于戏！《周南》戒饰于险诐，《汉史》称扬于肃雍。惟善庆足以降福祥，惟为谦足以长富贵。式永终誉，不其美欤！

臣窃闻内人景氏者，曾在仁宗朝为御侍，后放出嫁许宗贤。近已听离，却召入内者。臣窃以文、武之政，治于衽席；家人之道，脩于近小。而况已经从良，岂可复尘于禁掖哉！伏乞放之于外，以清物议。

臣谨按《春秋》，君之始，年变一年而谓之元年者，欲其善于始也。变一月而谓之正月者，欲其正于始也。恭惟陛下肇升大宝，新布天令，天下之民倾耳拭目以观听乎圣功睿业。实所谓善之于始，正之于始之时也。凡百注措，可不谨诸？近闻差干当御药院王中正往陜西干事，续又差干当御药院李舜举继往，未几又差押班王昭明继往。御药院押班最为亲近之职，祖宗已来差出甚少。外之官吏，茍奉上所亲近之人，不唯扰民，抑甚骇物。今乃旬月之中，差御药院二人，押班者一人，接迹而行。陛下以此辈为腹心乎？则馆阁台省之臣乃朝廷所养以待用者，其无一人可为腹心，而必用此辈乎？臣近又闻冬至节假，百官颇循旧例游相国寺，闻有小黄门随而抄劄姓名。臣不审陛下以之为耳目而使之然乎？抑此辈自欲以媚于上乎？如陛下使之然，则非前旒蔽明人主不窥私之义也。若其自媚于上，则蔽陛下之聪明，其可量哉！臣切意陛下之所为，慕居尧、舜之上，而反有不鉴汉、唐之季，臣窃惑之。伏乞委腹心耳目之任于世之贤者，无俾宦者之权从此渐盛，乃所以为善之于始、正之于始之术也。

章惠太后于仁宗皇帝有抚养之恩，实古慈母之类，故别祭于奉慈庙。今陛下之于仁宗皇帝则孙也，乞下有司详议其当，俾不踰亲疏隆杀之节。

臣闻帝王之道，唯信为大。仲尼以为兵食可去，信不可去。晋文霸国之君尔，犹曰：「得原失信，何以庇民」？今为国家患，唯西北二虏。然而数十年无烽燧之警，生民不识战斗之苦者，岂专仗金帛而然乎？亦恃乎信誓之言而已矣。比者西戎新纳信欸，切闻高遵裕诈传圣旨，与种谔等纳西夏叛人首领近三十人，仍深入虏界地名绥州筑城以居之。臣切谓朝廷若遂从其计，则失信于戎狄，生起边事无穷极矣。为今计者，莫若贬谪其矫制擅兴之罪，以正典刑，仍差使告谕西夏，示非朝廷之命。如此，则大信不失，兴功生事之徒少有惩矣。臣又闻西戎有僭逆之状，已五七年，擅置官司，辄更年号，而但倔强于巢穴中，终不敢显然出兵为边鄙之患者，何哉？彼虽戎狄，亦不敢无名而举矣。今既纳其逃叛者，则彼之作过有名矣。以中国而失信于外夷。一不可也。既失信于西，则北戎亦从而疑信誓之不实，是一举而两失之。二不可也。兴师有曲直，直者奋而曲者怠，《左传》所称「我怠彼奋」是也。今若生起边患，则差往战斗者，必曰：「彼邀功生事，高遵裕、种谔实当其名，而被坚执锐出生入死则使吾徒为之」，有不伏之心而生懈怠焉，则难以必胜。三不可也。有此三不可之大患，则朝廷何恤于二子而不惜于边鄙大患乎？方今公私帑藏近已空竭，粮运不继，当取于民，民将不堪，则患起于内矣。臣切料扶其议者必曰：「若贬二子，归其逃者，则西虏亦未必息兵，不若因而成功」。臣切谓朝廷自不失信，而虏作过则直在我矣，我直彼曲，虽兴军扰民，军民何辞以怨乎？外人议者咸曰兹事盖起于薛向盐马之法，行之六七年，今将弊矣。薛向欲求脱去，而使他人乘其弊，故与杨定、高遵裕、种谔等建为此谋，欲求边任而罢转运使之职，致陜西之民从夏秋以来倡言，朝廷欲收复横山而不恤陜西之民，甚有怨咨。近外人又传惑陛下之听于外者，杨定也。惑陛下之听于内者，王中正也。致陛下锐于横山之议者，职斯二人。臣虽愚昧，岂不知此事之非实。但愿陛下早赐指挥，则外人浮议自弭矣。臣忝谏职，敢不尽言？

臣窃以人君之所难者，其惟知人乎！人藏其心，非察其言之可采，必观其行，必试以事，然后其才能可得而用矣。《虞书》曰：「万方黎献，共惟帝臣。惟帝时举，敷纳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此之谓也。恭以百寮转对，不行者十数年。陛下即位首复其事，此真明目达聪兼视广听之术也。然而上取其名乎？将取其实乎？如取其名，则书之史册，传之四方，亦足以为兼矣。如取其实，则今之转对者前一日入奏于上阁，至其日再拜于上前而退，则所奏之事有可采者，或假手于人，若因而进用之，则伪滥者何由而旌别乎？欲乞先观其言，设有可采，即于转对之时，召而访以事，阅其能否真伪之状。既审其可用，仍未可以言而遽进之，先命之以事，而观其才用之实而擢于位。如此，则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车服以庸之典，复行于今日。

臣窃以帝之盛者宜莫如尧，今考诸《尧典》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夫九族之外，同姓之亲不为少矣，而尧所亲睦止于九族云者，以服纪之异也。服纪者，其礼之用乎？恩生于情者也。恩之以无穷之情，节之以有限之礼，盖明乎亲之不可以无尽也。族尽于九，法阳之极数也。服尽于五，法五行之成数也。然则服之纪，虽尽则同，其所自出者忍侪于路人乎？于是复为大宗小宗之法以维之。为大宗者，百世不迁也。为小宗者，五世则迁也。《周雅》云：「文王孙子，本支百世」。是由帝尧以来讫于周，亲睦九族之制，盖殚此矣。有天下者，曷不欲远尊其亲？然而统之以太祖之庙而不毁，外至于六世之上则去庙而为祧，去祧而为坛，去坛而为墠，去墠而为鬼，盖亦明乎亲之不可以为无尽也。臣谨按，《春秋》鲁威、僖宫灾，孔子在陈，闻之曰：「其威僖乎」？盖以威、僖之庙宜毁而不毁，故天以火灾戒之也。伏睹睦亲宅被火灾者二，广亲宅被火灾者亦二。旬月之中如此之并，岂适下其时乎？臣窃以《春秋》之义推之，盖二宅之中，有亲已尽，服纪无者，而未经裁节于有限之礼，故天以火灾戒之乎？历考上世尊族或封以就国，或官而任外，而自唐明皇而后世丛于宫宅而不任以政，故本朝依其制也。然国初之制，凡以荫授官，率皆以其父祖合任之数授之，今则长男生踰年而受官，其下之男皆生五年而受官矣。旧制止授班行，今则皆授南班官矣。十年前止满数百，今则踰千人矣。又其间子孙众多者数房，而共一室者矣，安可不更张其事哉！欲乞陛下酌古今之宜，限服纪之礼，广采众议，裁其荫子之数，立其出官之制，设大宗小宗之法，以正其统。其馀支庶之服纪尽者，并许出居于外，以合于帝尧亲睦九族之道。

近者进奏院班下四方及流内铨榜示条贯，其首但云据某房检正官申具，其末又云：进呈，奉圣旨依检正官所定。首末并以检正官为文，若不曾经中书门下，殊失朝廷号令之体。

臣常论朝廷号令之体，不当首末止作检正官名目，寻闻先已改更，只作诸房者，臣窃疑犹未当理。夫奉圣旨指挥颁下者，即朝廷之政令，诸房乃胥吏之曹名，今作检正官名目尚谓失体，况止作某房名目，则天下之人岂不讶其所出乎？况已经中书门下参定，则可只作中书门下，何必须曰「某房」哉！臣又闻诸房检正官每有定夺文字，未申上闻，并只独就宰臣王安石一处商量禀覆，即便径作文字申上，其冯京等只是据已做成申上者文字签押施行。臣窃谓国家并建辅弼，不惟凡事欲集长以详处其当，亦欲防权柄专归于一门也。今检正官等皆朝廷选用之人，不识体如此，是致外议哗然，咸谓虽涂注亦有只是宰臣王安石与都检正官曾布商议，而参知政事冯京、王圭或有不先预闻者。臣亦料此说非实，然安得家至户到而晓之乎？伏乞陛下特赐诫励，检正官等每有定夺文字，须是遍行禀复，并指挥冯京、王圭等，令各振其职，无茍且焉。

臣切以知人之难，虽圣人不免有失。如尧之为君，可谓圣人矣，禹曰：「知人则哲，能官人」。「惟帝其难之，能哲而惠，何忧乎驩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此言尧亦难乎知人也。如孔子之为师，可谓圣人矣，曰：「以言取人，失之宰我，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则孔子亦难乎知人也。夫知人之道，古圣人以为难而不免有失，则今之人不逮于古圣人者，其得自谓无难无失乎？然在参于众人，不以一己之爱憎，而定人之贤否，则知人庶乎其无失者矣。恭惟陛下圣德天纵，负知人之哲，茍知之则用之无不当。然天下百官之众，岂能尽出于圣知乎？则必责在宰相也。今居宰相之任者，独王安石。臣谓其人之文章、之德行、之政事，信为宰相。唯于知人之道，或恐不能无失焉。以臣之愚而观之，其失在于以一己之爱憎而定人之贤否而已。臣请以既往之事明之。只如吕公著者，王安石始而爱之，遂力荐之以为天下之贤也。一旦言青苗不便，终而憎之，遂力排之，以为天下之不贤也。陈升之者，王安石始而爱之，遂力荐之，以为天下之贤也。一旦言乞罢条例司，遂力排之，以为天下之不贤也。韩绛者，王安石始而爱之，遂力荐之，以为天下之贤也。一旦于陜西捲助役钱榜，终而憎之，遂力排之，以为天下之不贤也。薛向者，王安石始而爱之，遂力荐之，以为天下之贤也。一旦言助役钱不便，终而憎之，已沮之劾之矣，非远必将力排以为天下之不贤也。至于李常之类，不可胜纪。其始徇我，则爱之荐之以为贤，其终违我，则憎之排之以为不贤。知人之道，岂若尔哉！然既往之事不足复议，臣之所忧者在于将来也。安石之位，今已为宰相，则尊于往时矣。其势也，渐执而专矣。人知徇之者得路，则刻薄者望风而进矣。人知违之者得怒，则阿谀者登门而隋矣。以阿谀而被用者，唯富贵是图，必无正人之理。以刻薄而受知者，唯沽激是务，必无爱人之道。戾之者日去，顺之者日众。戾之者日去，则间或有守之君子也；顺之者日众，则其间或诡随之小人也。陛下之任安石也如此，而安石不能知人，爱人之徇也，而憎人之违己也，如此，虽陛下保安石，必不作过。若万一有擅权专恣之事，既附之者众，而无敢违之者，则陛下何由而知乎？纵安石实不作过，若万一有思虑不及之政事，而行之有害于时者，何人敢与安石言之乎？观其爱人之徇己而力荐之，憎人之讳己而不肯用，虽有敢言之者，安石其肯舍己而回乎？上孤而下执，臣之所忧在于将来者，此也。臣愿陛下体察安石于知人之道未尽，凡百除注，无只信其爱憎，而更参之于众人，则天下幸甚。臣未受命为御史中丞以前，未尝敢以一言上闻，诚知陛下信之之笃，徒以取憎于执政也。今既受命为御史中丞矣，则不惮诛谪而言之，乃其职尔。臣每闻其门下人议论俱稍有违安石意者，遂相与呼为流俗之议也。以今观之，流俗之议安可忽诸？无使将来之视今日，或有如今日之视去年也。边事，外也；民政，内也。外忧如皮肤，内患如心腹，可得谓之必无哉？臣谓今日之后只有顺之者，而无复有忤之者，不同于既往也。乞陛下以宗庙社稷为念，以天下生灵为念，而无重违安石一人之意。凡百除注，或有未得知人之美者，乞参之于众人，或出于圣断裁正之。

比者畿邑之民，求诉助役之不便，陛下霈发指挥，令取问民之愿与不愿而两行之，中书门下已作劄子，坐圣旨颁下，而司农寺缴还，遂从其请。臣窃谓助役之法果便乎？则今之不愿者不一二年自见他人之便，则改而从命矣。助役之法果非便乎，则一二年中自将改之，则今之不愿者何必强之也？假使十分而不愿者一分焉，则一分之少固不能害九分之多，而一分不愿者亦自有役以差之，必无放者。但形势官户、女户、单丁素无役者，令出役钱则已行之矣。司农寺缴还圣旨劄子，岂得无罪乎？谨按，舍人院缴还词头，自有故事，李大临、苏颂缴还不当，落职归班，今司农寺不闻有得缴还圣旨劄子典故。邓绾、曾布缴还不当，沮格圣断，乞比类李大临、苏颂情理，特行降黜，而遍行此圣旨指挥于天下。臣料主之者必谓大临、苏颂缴得不当，邓绾、曾布缴得当，则乞详臣所陈不当事状施行，并勘曾布与宰相王安石是亲，乞不令签书。

臣窃见人君独享天下之奉，其势至隆也。以一人而块居深宫之中，其身至孤也。以其势之至隆，固不可不先绝乎觊觎也。以其身之至孤，固不可不深防乎危祸也。故《周易》之垂训未尝不戒之于无焉。如《坤》之初六，当一阴生之时，应建午之月，岂惟无坚冰而已，兼亦无履霜也。而曰「履霜坚冰至」，斯不谓戒之于无哉。其《象》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其《文言》曰：「阴疑于阳必战」，「由辨之不早辨也」。一阴始生，其卦遇《垢》，其九五曰「有陨自天，志不舍命也」，《临卦》才二阴始生尔，圣人已逆戒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岂亦不谓戒之于无哉！盖谓必无而忽之，则有时而或有也。谓之为或有而备之，则必无矣。是以古圣贤者之著书立言，垂教于后世，未尝不先以辨君臣尊卑为首务也。昔高郢作《鲁议》，夫以天子礼乐祀于周公之庙，止施于死者也。高郢犹著论以非之者，盖天子之礼乐不可以两用之。臣观古史，凡有得建天子旌旗者，未有不至于大故，然后知高郢之论于防微之道著也。唐陈越《伊尹论》亦斯之类焉，云此皆贤圣之权。臣窃谓古圣贤未尝不以尊君卑臣为常道，至于权者，出于圣贤之不得已，亦未敢明著于书者，盖惧后世乱臣贼子如莽、操、师、温之辈，假之以为名也。臣欲一言于陛下，然未委陛下恕之乎，不恕之乎？恕之则不漏其言，臣之祸犹赊。不恕之乎，臣之祸不测。然臣岂得畏不测之祸，而不进忠于陛下也！臣窃见唐贤多以所为之文，见其人一生行事，如蓍蔡之不谬，如李绅作闵农诗，士称其有宰相器。韩愈称欧阳詹亦曰：「读其书，知其于慈孝最隆也」。丁谓诗有「天门九重开，终当掉臂入」。王禹偁读之曰：「入公门，鞠躬如也。天门岂可掉臂入乎？此人必不忠」。后果如其言。臣闻王安石文章之名久矣，尝闻其诗曰：「今人未可轻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今睹其行事，已颇类之矣。臣窃尝惑其文，今谨昧死而条之，乞陛下恕臣罪而反覆详之。王安石《杂说》曰：「鲁之郊也，可乎？曰有伊尹之志，则放其君可也。有汤之仁，则绌其君可也。有周公之功，则用郊不亦可乎」？王安石《杂说》曰：「周公用天子礼乐可乎？周公之功，人臣所不能为。天子礼乐，人臣所不得用。有人臣所不能为之功，而报之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礼乐，此之谓称」。王安石《杂说》曰：「有伊尹之志，而放君可也。有周公之功，而代兄可也。有周之后妃之贤，而求贤审官可也。夫以后妃之贤，而佐王以有天下，其功岂小补哉！与夫妇人女子从夫子者，可同日语乎」？臣窃谓孟子劝齐王无毁明堂者，盖当时天下无定主，故敢尔。若言之于一统之世，则孟子岂不为罪人？今王安石于君尊臣卑、重熙累盛之朝，而显然再三丁宁于伊尹放君，周公用天子礼乐之事，臣愿陛下详其文而防其志。臣言必死，罪不敢辞。

臣窃以尧、舜之为君，禹、皋陶之为臣，可谓至治矣。然考之于《书》，皋陶之所以矢谟于舜，而禹亦称「惟帝其难之」者，在知人、在安民二者而已。安民则惠，岂非治道之先哉！又况乎畿甸之民也？臣窃见日近有东明等县百姓约千百人，诣开封府告诉为超升等第出助役钱事。本府不肯接状，却称不曾受得朝旨及司农寺关报。百姓既无所诉，遂突入相府。宰臣王安石谕云：「此事相府元不知，待与指挥，不令超升等第，仍问汝等来时知县知否」。并言不知。至十五日聚来御史台前。臣为本台无例收接诉状，寻谕令散去。退而访，闻得司农寺超升等第因依，乃是不依逐县元定户活等第，却从司农寺将见管户口品量等第均定助役钱数，抛降与逐名，令管认户力次第升降重别，造成笺簿，依条限晓示人户知委，须管于农务前了当。臣今举一县以言之，只如酸枣县乡村第一等元申一百三十户，今司农寺抛降却要二百四户，即是升起七十四户。第二等元申二百六十户，今司农寺却抛降三百六户，乃是升起四十六户。第三等元申三百三十九户，今司农寺却抛降四百五十九户，乃是升起一百二十户。臣窃谓凡等第升降，盖视人户家活，高下须凭本县，本县须凭户长里正，户长里正须凭邻里，自下而上，乃得其实。今来却自司农寺预先画下数目，令本县依数定簿，岂得民心甘服哉！譬如所以为带者为腰也，所以为履者为足也。带之长短须随腰之丰瘦，履之阔狭须准足之小大。今若带长而有馀，则增腰以满之；履狭而不足，则削足以就之，可乎！超升等第以就多出钱，何以异此！况京畿者天下之根本，不可不挂圣虑。据此次第，人户纷扰，词诉卒急未了，虽欲委府界提点，胁以止之，窃恐川壅而溃，其伤必多，可不念哉！自来措置民事，何尝不自州及县。岂有文字下县，州府不知之理？窃详司农寺不关报开封府之意，显是自知所行之事于理未安，指望诸县畏威不敢异议。若关京尹或致争执，则事体稍重，有碍施行，所以公然不顾，直行下县。兼今来已是农务之月，如何农务前定要了当，欲随夏税起催乎？臣又访闻得中书见差孙迪、张景温下诸县体量，仍令诸县将不愿出钱人户别作一项开坐，臣窃恐待将不愿出钱人户，困以重役，以此威胁，谁敢不从？臣愿陛下沉思熟虑。畿内之民从来骄养，有同赤子，今来已被团保之法行之猝暴，惶骇未已，若又不住陵虐，所忧不细。《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可近，不可下」。《诗》云：「商邑翼翼，四方是则」。《春秋》内中国而外诸夏，可不务安之乎？今判司农寺乃邓绾、曾布，一为知杂，一为都检，正非臣言之，谁敢为陛下言之者！

臣闻「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谓三公、四辅为七人之数。今之谏官即古之三公、四辅之职，其任得非重哉！择之可不谨乎？本朝谏院官多或至五六人，少犹不下三人，然皆出于清衷之自择。盖天子既以事委宰相，则天下之人悉趋附而无敢陈其不逮，故置谏官以相维之。其如位宰相者，必不喜谏官之敢言，理固然也。不尔，裴垍安得独称美于唐哉？为宰相者，则必自除附己者为之，乃不如不置也，徒自蔽于耳目而已。陛下博通古今，至于纳谏昌、拒谏危之说，如唐太宗终始纳谏而昌，唐明皇不能终而危之事，具布史策，不假臣言也。伏睹孙洙补郡，后来官阙而不填者旬月，得非难其人乎？臣窃见李绛有云：「圣王选当代之人，极其才分，自可致治，岂借贤异代治今日之人哉」！臣亦愿陛下据在朝之臣，择其老成谙练典故之士而置之谏列，以参听其议论，不无补于圣聪也，勿委宰相除之。若委而除之，则必取新进之士不敢异论者，不由检正并条例而升，则自编校与敕局而授矣。愿陛下兼听而广视之，取资深浅之人杂用，于以集众才之美，而济天下之务。幸甚。

臣非不知助役之法乃陛下悯差役之不均，欲平一之，使民宅于大均之域。或有羡馀，即以待水旱之岁。然闻干其任者，唯务歛之多而行之峻，致天下不尽晓朝廷之意，将以为率其剩者而官取之也。两浙提点刑狱王庭老、提举常平仓张靓科两浙一路役钱至七十万止，有一户出三百千，民皆谓供一岁役钱之外，剩数几半。虽司农寺未即从，然民间咸谓庭老必赏之以本路或邻路监司，靓必以馆戢或监正，此必因取数之多而谤议兴也。乞裁损行下，必安民心。

一、闻府界提点司以畿县百姓入京诉等第助役事，东明县民最多，因欲举劾知县贾藩。今若东明百姓来诉，则罪知县，臣恐畿县令佐惩创其事，先威以严刑，郡以利害，俾民不敢缓诉，壅塞民言，得为便乎？况陛下已诏东明等县不得升等，及取情愿，若非百姓来诉，何亮有此诏乎？而反捃摭知县，何也？

二、助役之法，朝廷之意甚善。其法亦甚均，但亦有难行之说。臣愿献其否以成其可，去其害以成其利。假如民田有多至百顷者，少至三顷者，皆为第一等。百顷之与三顷已三十倍矣，而役则同为。今若均出钱以顾役，则百顷者其出钱必三十倍于三顷者矣。况永无决射之讼乎？此其利也。然难行之说亦有五：民难得钱，一也。近边州军奸细难防，二也。逐处田税多少不同，三也。耆长雇人则盗贼难止，四也。专与雇人则失陷官物，五也。先乞议防此五害，然后著为定制，仍乞诫励司农寺，无欲速就以祈恩赏，提举司无得多取于民以自为功。挚言陛下忧悯元元，谓天下役法久失其平，故慨然有意大均之也。然有司建议立法，颇未有上副旨意而下协人情者。其法曰率钱助役，官自雇人，臣谓其事不可胜言，而略陈其十害：天下户籍均为五等，凡户人虚实，投之重轻，类皆不同。今歛钱用等以为率则非一法之所能齐。若随其田业瘦瘠因其所宜，一州一县，一卿一家各自立法，则纷错散殊，何所总统？其害一也。新法患等籍之不得其实，故令品量物力别立等第以定钱数，然旧籍既可不信，则今之品量何以得其无失？其害二也。上户常少，中下之户常多，上户之役数而重，故或以今之助钱为幸，下户之后简而轻，故皆以今之助钱为不幸，优富苦贫非法之意，其害三也。新法所以品量立等不取旧薄者，意欲多得雇钱，患上户之寡，故临时登降升补高等，以充足配钱之数，疲匮之人，何以堪命？近日府界其事已验，其害四也。岁有丰凶，而役人有定数，助不可阙，则助钱非若赋税有倚阁减放之期，其害五也。农人唯有丝绢麦粟之类，而助法皆用见钱，故须随时货易，逼于期会，价必大贱，借使许令以物代钱，亦复有退简壅滞，及寅缘乞索之患，其害六也。两税及科买贷责色目已多，使常无凶灾，犹病不能毕公私之费，及起庸钱，竭其所有，恐人无有悦而愿为农者，其害七也。徼幸之人又能寅缘法意，如近日两折科一倍钱数，欲自以为功，而使国家受聚歛之怨，其害八也。乡县定差，循环相代，上等大役至速者犹须十馀年，而一及之至于下役，则一二之年乃复一差，今使概出缗钱，官自召雇，雇直轻则法或不行，重之则民不堪命，其害九也。夫役人必用乡户，盖有常产则自重，性愚实则罕欺，今既雇募，恐止得轻猾游浪奸伪之人，其害十也。天下差役莫重于衙前，今司农新法，乡户衙前更不差，其长名人并听依旧以天下官自卖酒税坊场，并州县坊郭人户助役钱数，以酬其重难。臣谓此法有若可行，然坊郭十等户自来以承应官中配卖科率，亦难使之均出助钱外，场务给衙前对折役过分数，多估价不尽，亏官实数。今既官自拘收，以私价召卖则所入固多。乞陛下以此一法诏有司讲求其详，则其他役法更革无难矣。助役之法，望一切寝议。

臣之情状已具四奏，惟曾布称「言者深论司农寺，未尝以一言及开封」。又云「自非内怀邪诐之情，有所向背，则不当若此」。又云「诞谩欺罔，曾不畏忌」。此数言者，臣不可不辨。臣所论超升等第不便者，据百姓论诉尔，其论诉者止东明等数县百姓而已。祥符县百姓未尝论诉，岂得加诬臣以为独掩而不言乎？大凡省寺出榜于外县者，未有不先牒本州照会。昨司农寺出榜于外县升等第事，不曾牒开封府照会，此臣所以奏弹也。今曾布既称曾与京尹韩维共议，又云「借使未尝共议」，只此两句则已矛盾也。又云「民有所诉，斥而不受，此乃御史之当言，而言亦未尝及者」。已于劄子内言开封府不肯接状，却称不曾受得朝旨及司农寺关报，百姓既无所诉，乃是臣尝言及也，岂为言亦未尝及乎？其如民所论诉者，止是超升等第，此专是司农寺为首，岂可舍而究其他乎？夫编敕三年一造簿书升降等第者，乃自实产从下而定之，先据人户始立等第之数。昨司农寺皆于元申等第之外，须得要申多少数户，臣所论已具，今曾布自以为亦未为非。又云实未施行，且未行而言之，宜也。岂有既出榜于县，而云未施行，御史不得言之理？岂有不依元申等第而硬指挥升上户数，而云亦未为非之理？夫朝廷立法未行，而臣忝御史中丞先述其便，而后以未便事理论奏，欲有裨于圣政，今曾布乃以邪诐向背，诞谩欺罔，不顾陛下之法与陛下之民为言，臣内省一心事主，未尝有所向背，实非邪诐诞谩欺罔，不顾陛下之法与陛下之民者。伏乞详臣四奏，问曾布背谁向谁？何事欺罔？又曾布每于臣劄子中绝去前后文，只摘取一句以牵就其说，乃曾布挟与王安石是亲之势，公然不顾朝廷纲纪，欲障蔽陛下言路之意可见矣。又言助役之法，国家方议立千万年永制，臣非以为无利也。臣既先陈其利矣，次又陈难行五说，求去其害以成其利，然则臣陈之为难者，欲议其所以易之也。谓之为害者，欲议所以利之也。夫一人之智不足以周天下之利害，必集众人之智然后可以尽其利。今陛下专任王安石，安石专委曾布，布又刚愎如此，而欲建千万岁永制，其得尽乎？臣窃以曾布近日有文字称臣邪诐欺罔诞谩向背事，今日曾布试知制诰，臣若言之，必谓臣报其言以复私怨。虽然，以此之嫌而不言之，是乃臣之自私也。若然，则他日设有奸人偶知欲将进用，阴料言事官必有弹劾己者，则先以事中伤之，使其自避嫌而不敢言，无乃奸者之巧得其便乎？臣不敢顾私嫌而公言之，惟明主择焉也。夫陈绎、王益柔皆累任转运使，陈襄历知杂御史，修起居注，资则深矣。勘会曾布熙宁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自海州怀仁县令转著作佐郎，闰十一月十六日差看详衙司条例，熙宁三年四月五日差编敕删定官，八月二十四日差编修中书条例，九月六日授太子中允崇政殿说书，九月八日差权同判司农寺，九月十四日授集贤校理，九月二十三日差检正中书户房公事，十月四日差看详编修中书条例，熙宁四年二月五日差直舍人院，二月八日检正中书五房公事，五月三日差详定编敕，七月十三日试知制诰。从选人至知制诰，止一年十个月。旧官太子中允班在尚药奉御之下，新官知制诰班在观察使待制之上，可谓不次矣。夫贤能不待次而举，王者之善政也。臣窃见曾布之贤能未显著于天下，天下之人止知其缘王安石姻家而进。昔崔祐甫多用亲故而称允当，今亲故则用矣，而允当之论犹未该浃也。以臣愚而观之，曾布专完助役文字，前者以臣所言利害事加之以邪诐欺罔，一切委拒之，斯乃自用自专之人也。安有贤者而好自用哉！安有能者而好自专哉！唐李德裕有言，辨邪正、专任而后朝廷治。夫正人既呼小人为邪，小人亦谓正人为邪，何以辨之？请借物为喻。松柏之为木，孤生劲特，无所因倚。萝茑则不然，弱不能立，必附他木。故正人一心事君，无待于助，邪人必更为党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则无惑矣。臣既已被曾布指为邪诐欺罔诞谩向背矣，布既以邪诐指臣，则必以正直自处也。布既以有所向背指臣，则必以劲特自处也。凡邪正之不可以并立，如薰犹之不可同器也。今若邪诐之人而使处中执法之地，与正直并立，岂可谓邪正之辨乎？若陛下谓臣为实有邪诐欺罔诞谩向背之状，即乞罢臣御史中丞，仍不当尚留侍从，宜从远贬，以清朝列。

臣伏见开封自来大小斗辨公事，只委知府一面断决，如事合勾追或理须證对者，则推判官以下同劾其罪，自置都厢，后来杖六十以下并委断罪。臣细详访之，皆不便也。何者？政出于一则静而肃，政分而三则纷而不齐，有罪一般而两厢断放各异者，加之都厢之官权虽欲重而望犹轻，人不厌伏，又欲抗势于府庭，至有解府胥而欲为都厢胥者，辞府公吏而求为都厢公吏者，又且一面勾追理索旁午闾里矣。风闻颇有重罪而启倖胥吏，只从杖六十已下断放者，都厢官员只据其自通之罪，亦不觉察。昔赵广汉有愿得并治之言，信有之矣。伏乞特赐指挥，应系京城公事，并须送府。其都厢官止令点校厢中寄禁，并到处检验，并诣地头定夺公事，或检校财产。

臣窃见唐尚书左丞孔戣年及七十致仕，得请。韩愈上疏言：自古以来及圣朝故事，年虽高但视听心虑苟未昏，尚可顾问委以事者，虽求退罢，无不留止，优以秩，不听其去，以明人君优贤贵老之道也。《礼》曰：「大夫七十而致仕，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及引」。《诗》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此言老成人重于典刑，不可不惜而留也。臣窃谓孔年已七十，致仕得请，愈犹以老成可惜而留之以逾日。老旧之臣，年未及七十而坚求休退者，已听数人矣。范镇始六十有三而致仕，吕诲约六十而致仕，欧阳修六十有五而致仕，富弼年六十有八被劾后归养疾，司马光、王陶始踰五十，虽皆未致仕而得闲地。虽彼数臣自以知止足为高节，臣所疑何独近来高者之多乎！大中时吏部侍郎孔温业求外迁，宰相白敏中顾同列曰：「吾等可少警，孔吏部不乐居朝矣」。彼白敏中一相也，尚能以贤人不乐居朝自警，而况陛下以大圣之资，孜孜求治，而老旧之臣相继有不待年而相去者乎！老者退而少者进，旧者远而新者众，得微于圣怀哉！但访于偏辞者，则曰：「彼皆奸邪之人，畏陛下之神明而远循矣」。否则曰：「彼皆泪止新法者，今新法既已便，故皆差忸而退矣」。臣愿勿信于偏而少加警于圣虑，则天下幸甚矣。为国任臣之道，惟其用之当而已，故无老少旧新之分也。然而老而旧者，常过于重谨而难以与变法；少而新者，常喜于进取而易以与作事。臣以为二者之说宜参取之，乃得其当。若取之偏，则少而新者可与图其始之利，而不肯虑其终之害；老而旧者能防其终之弊，而不肯谋其始之变。若能用易于作事者，俾图其始之利而裁之，听难于变法者，虑其终之害而防之，则得其宜矣。古有云「老者之知，少者之决」，此之谓矣。窃恐少而新者言其利则易从，老而旧者言其害则难入。而或有利十而害百者，但闻其利不复闻其害焉，民或被其害而无由上达矣。

臣伏闻交趾猖狂，上负圣化，方议讨伐。虽神谋睿算已决胜于千里之外，而臣不度愚昧，敢陈刍荛，出于爱君之切然也，伏乞采其狂言。臣闻军志有之，善攻者攻其所不守，善守者守其所不攻。今侧闻潭广易帅，修饰守备，而南闽泉、福之守未闻议焉。虽越广然后抵闽，然虑泛海使便风，或有出其不意，亦未宜忽于守其所不攻也。交蛮扰于南方，其于出师命将，及偏禅之选，皆西边北边之官，素号能者在行。然臣亦虑国家锐意南讨，而忽于西边北边之备，设万一有乘虚掩不备之寇，则其忧又大矣，则亦非所谓守其所不攻之义也。臣所谓西北之备者，非谓增兵严警，张皇其事，但阴留骁勇诸练谋虑之将，不尽遣行于南讨，庶乎有以备西北缓急之用也。切见痈疽之医，未尝不先用托里之药，盖治病于皮肤者，必先固护于心腹，此虽医工之智，亦不可谓不知所先后也。唯愿陛下察其先后而虑乎皮肤心腹之害焉。臣又睹招讨副使李宪年三十五六，官已为防禦使，职已为押班，况闻有才，今仗宗庙之威灵，禀陛下之圣策，功其必成，臣愿陛下储思于他日成功之后也。成功之后，赏爵必崇，年又未高，权又益盛，乞陛下处之得其当而已。伏惟陛下聪闻明览，其于古今安危之机，历代与亡之辙，中贵任权之成败，不假臣缕细而述。谨按唐宪宗命吐突承璀为行营招讨使，于时白居易为翰林学士上疏切谏，在其集中。臣非不知陛下圣德神功过宪宗远甚，今李宪又止是副使，非如承璀之比。然臣遭逢圣恩，忝在白居易之位，而又翰林学士三员，邓绾入试院，陈绎出知府，本院宿直唯臣一人，则臣之荣幸又过于居易。臣不欲使唐宪宗朝独有翰林学士白居易敢言事，而陛下圣德神功过唐宪宗远甚，乃无学士白居易者，是敢进其区区。伏望陛下赦其狂僭之罪，而赐之深思远虑。

臣窃以人主之于恩命，不可不谨其源。其源一开，攀援其例者，数十年犹汎滥而不可止矣。向氏之宗于陛下为后族也，高氏之宗于陛下为母族也，曹氏之宗于陛下为祖母族也。伏睹差防禦使向传范知澶州，未行间，外皆传向传范营廉车之命，干东平之守。臣独不信之。未几，果有改差，虽不转观察使，果知郓州兼一路安抚使之任。臣诚不谙国朝典故，然耳目所接，近制未省有防禦使知郓州者，亦罕睹有防禦使兼一路安抚使者。如果无之，则是为不次之恩矣。陛下始即位一年，而后族中已有不次为雄职者，若更五七年，不惟向氏之宗而已矣。设高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陛下其得不从乎？或不从之，是厚于后族而不厚于母族矣。曹氏之宗有至防禦使者，攀今日之例而乞之，则陛下又不可以不从也。如此，则天下如郓州者凡几郡，兼安抚使凡几州，而可以为外戚之地乎？外戚之任皆据要藩，于理得为便乎？若曰传范之用自以才者，则他人可肯自谓不才乎？臣忝谏职，其敢畏避而不言也？伏乞陛下谨其源，塞其例，勿徇一时之易，而难于五七载之后。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