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等考寻故事，天僖旧制，侍臣皆赐坐，讲者别设席于前，列坐而讲。乾兴以后，皆先坐，赐茶，彻席立讲，讲毕复坐，赐汤。今来侍者皆坐，讲者独立。比之天僖旧制，则讲者当坐而独立；较之乾兴以后，则侍者当立而皆坐。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诚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之所存，礼则加异。太祖皇帝开宝中，李穆荐王昭素于朝，召对便殿，赐坐，令讲《易·乾卦》。太宗皇帝端拱中，幸国子监，升辇将出，顾见讲坐，因召学官李觉，令对御讲说。觉曰：「陛下六飞在御，臣何敢辄升高坐」。太宗为之下辇，令有司张㡩幕，设别坐，诏觉讲《易》之《泰卦》。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于前，则事体之间诚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复天僖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谨具奏闻，伏候敕旨。

月日，具位臣程颐，昧死再拜上书太皇太后陛下。臣近言，迩英讲读渐热，乞移就宽凉处。贴黄称，如别无稳便处所，只乞就崇政或延和殿。窃闻给事中顾临有言，于延和讲读为不可。臣本谓迩英热，恐于圣体非宜。今闻修展迩英，茍得宽凉，则臣志愿遂矣。于临之言，在臣自可不恤。然有所甚害，不得不为陛下辨之。若临之言止于移惑太皇太后圣意，臣官非谏诤，不辨尚可也。今以临言为是，则误主上知见，臣职当辅导，安得不辨？臣窃谓自古国家所患，无大于在位者不知学。在位者不知学，则人主不得闻大道，朝廷不能致善治。不闻道，则浅俗之论易入，道义之言难进。人君功德高下，一系于此。臣非敢以谀言悦陛下。窃闻陛下博览前史，请陛下历观简策，前世母后临朝，有不坏纪纲者乎？有以至公为心，孜孜求治为英主之事，如陛下者乎？此陛下所自知也。陛下有简策所无之盛德，则天下亦望陛下为简策所无之功业，不止维持岁月，俟人主长大而已。盖望陛下致海内于治安，诒孙谋于久大。诒谋致治之道，当使圣德日跻，善治日新。进德在于求道，图治莫如稽古。道必询于有道之士，古必访诸稽古之人。若夫世俗浅士，以守道为迂，以稽古为泥，适足以惑乱人主之听。近年以来，士风益衰，志趣污下，议论鄙浅，高识远见之士益少，习以成风矣。此风不革，臣以为非兴隆之象，乃陵替之势也。大率浅俗之人，以顺从为爱君，以卑折为尊主，以随俗为知变，以习非为守常，此今日之大患也。茍如是者众，则人君虽有高世之见，岂能独任哉？臣不知进道德之言，足以增益圣德者有几，而损陛下之远图，移陛下之善意则有矣，如顾临之言是也。臣料临之意，不过谓讲官不可坐于殿上，以尊君为说尔。夫殿上讲说，义理之至当，古者所常行也。臣不暇远引，只以本朝故事言之。太祖皇帝召王昭素讲《易》；真宗令崔颐正讲《尚书》，邢炳讲《春秋》，皆在殿上。当时仍是坐讲。立讲之仪，只始于明肃太后之意。此乃祖宗尊儒重道之盛美。岂独子孙当以为法，万世帝王所当法也，而临以为非。临谓讲官不可坐殿上，则昭素布衣之士，其不可更甚矣。迩英讲读，只自仁宗时，亦从便尔，非是避殿上也。若避殿上，则不应置崇政说书之职。虽以殿名设职，不必须在本殿说书，然亦必不肯于不可讲说之处置说书官也。臣每进讲，未尝不规劝主上以祖宗美事为法。如临之意，则是禁止主上不得复为优礼昭素之事，及有崇政设职之意。祖宗美事，而使主上独不得为，若主上信以为然，所损岂不甚大？殿上说书，亦是常事。人主崇儒之道，甚有重于此者。臣今口未敢言，然中心惟欲辅养主上重道之心，如前代明王，光耀史册，不止此一事而已。临之见与臣之心，何其异也！且讲经与饮宴孰重？真宗、仁宗时皆宴讲读官于崇政殿。从来侍宴皆在殿上，而讲经独不得在殿上，臣未谕其义也。临之意必曰：「彼一时之事尔，日常则不可」。夫于义茍当，日常何害？义或不可，一时亦不可也。臣始言之，执政大臣未以为非也，及临一言，则是而从之。以臣度之，以临之言为是者，亦或有之。若谓四五大臣皆以为是，则必不然。盖非难知之事，不应四五人所见皆如是也。特以陛下信临之言，而又迫于尊君之意，故不敢言尔，恐非以道事君之义。今世俗之人，能为尊君之言，而不知尊君之道。人君唯道德益高则益尊，若位势则崇高极矣，尊严至矣，不可复加也。过礼则非礼，强尊则不尊。汉明帝于桓荣亲自执业，可谓谦屈矣。周宣帝称天，自比上帝，群臣斋戒清身数日方得朝见，可谓自尊矣。然以理观之，汉明帝贤明之君，百世所尊也；周宣帝昏乱之主，百世所贱也。如临之见，则必以桓荣为不能尊君，以周宣之臣为能尊君矣。不知道之人益进，不合理之言日闻，虽人主圣明，习熟见闻，亦恐不能无损尔。后世功业益卑，先王粹美之道不复见于世者，正由浅俗之论易信而得行尔。夫先王之道，虽未能尽行，然稽古之心，不可无也。犹学者于圣贤之事虽未能尽行，然希慕之心，不可无也。此乃进学求益之道。今临之意，则以古先之事为不足法，今日之事足矣，不可更有进也。此乃塞进善之门，绝稽古之路。方主上春秋之富，进德之际，而其所献纳如是。使劝讲之官稍思职业，敢不辨乎？若陛下以臣言为非，则狂妄之诛，不敢避也。万一以臣言为是，则愿陛下明示好古求道之意，使朝廷在位皆知之。虽鄙陋之人，见陛下圣虑高明，不喜浅近，亦将勉思义理，不敢任其卑俗之见，惧获鄙于圣鉴矣。诚如是，则将见道学日明，至言日进，弊风日革，为益孰大于此？臣职当辨明，义不敢默。臣无任恳切惶惧待罪之至。

右《周易古经》八篇，并吕氏、晁氏《后记》各一篇。谨案元丰五年正悯吕公微仲始釐析王辅嗣篇第，别定为十有二，如刘歆《六艺略》首所列施、孟、梁丘三家者，刻板置成都学宫，于文字句读初无增损。建中靖国元年，景迂晁生以道又辑诸家异同，或断以己意，有增有损，篇第则仿费长翁未解、辅嗣未注以前旧本，独并十二为八耳。吕、晁各出所见，初不相祖述，亦犹李敏仲与王子雍殊隔而传《易》、《书》、《诗》、《礼》，其指归则暗合。学者必贵自得大抵若此。吕氏于《卦》、《爻》、《彖》、《象》、《系辞》并分上下，自《咸》以后为《下经》、《下彖》、《下象》，自八卦成列以后为《下系》，而《文言》乃次《下系》。晁氏俱不分上下，更以《文言》先《系辞》，馀同吕氏。今八篇次第实从晁氏，总名《周易古经》则从吕氏，若晁氏但名《古周易》也。或疑孔子有因爻辞而申言之，若无所损益于其辞之义者甚众，盖合而观之也。若别而观之，殆无可疑。故读书必别其合者，合其别者，一合一别，则其义过半具前矣。晁氏专主北学，凡故训多取许叔重《说文解字》、陆德明《音义》，僧一行、李鼎祚、陆希声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黄聱隅辈所论，亦时采掇，嘉祐以后独否。朋友相与讲习，自能辨其失得云。眉丹棱李焘书。

晁氏专主北学，凡故训多取许叔重《说文解字》、陆德明《音义》，僧一行、李鼎祚、陆希声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黄聱隅辈所论，亦时采掇。吕公书则文字句读初无增损，景迂则辑诸家异同，或断以己意，有增有损，篇第则放费长公未解、辅嗣未注以前旧本，并十二篇为八篇。吕、晁各有师承，初不祖述，而其指归则往往暗合。

具位臣周某状奏：右，臣准尚书省劄子，三省同奉圣旨，差臣兼侍讲者。成命初传，以惧以恐。臣闻艺祖甫定天下，即召处士王昭素讲《易》禁中，兼访民情。真宗复置讲读学士，分直秘阁，专备顾问。列圣相承，遂以崇儒重道为家法。自陛下握图御极，首辟鳌禁，命经筵官番宿其中，朝宣夕召，殆无虚日，博问勤询，罔匪治道，盖不特藉其敷释大义，诵说旧闻，应迩英故事而已。臣以陋儒，懵于经术，叨陪禁从，常惧不称。而况日朝垂拱，可以告辰猷；寓直北门，可以备夜对。使有万分之补，不待更参讲劝也。伏望曲回渊鉴，亟寝兼官。或特起逸民，追开宝之盛；或改畀时彦，广咸平之规。使臣上不至妨贤，下不失量力。是陛下赐臣多矣，孰与贪荣踰分之愧乎！所有恩命，臣未敢祗受。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夫世所谓三代者，圣人有稽焉，非圣人之私志也，三代之英，信可志也。盖三代之英，修身以道，修道以教，教出乎身而加乎民，而复乎本。何以谓之本？入事亲，出事君是也。何以谓之教？事亲孝，事君廉是也。教本既立，天下虽有高世之智，绝伦之勇，难角之技，亦无得而加焉，诚以此道素立，此教素具故也，虽三代之英尤曰未也。恐教意之无渐也，故我之训治命，族师书其孝弟，闾胥书其敬敏，州长书其德行。恐教意之未彻也，故我之用人，自升于家而后乡，自升于乡而后国。恐教意之未成也，故我之士至于小臣有守，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三代之英，教意惓惓，如此其至也。少则习焉，长则安焉。彼为孝则尽子道，彼为廉则尽臣道。两者备矣然后人伦正，人伦正然后百行正，百行正则远近胥化，莫有不出于正矣，此其所以为治也。当是时，虽不以孝设科，孝在其中矣；虽不以廉设科，廉在其中矣。传曰，入则视王膳，出则辅王化，周公其人也。周公知敬其亲者，乃知敬其身者也。天下化周公之风，六行之教，三物之宾，天下尽归孝之实矣。于斯时也，天下之士出恭入敬，非独周公也，人人而师周公也。传曰，一介不取，一介不予，伯夷其人也。天下化伯夷之风，薄夫不贪，鄙夫益敦，天下尽稽廉之实矣。于斯时也，天下之士知取知予，非独伯夷也，人人而师伯夷也。夫以人人而师周公，人人而师伯夷，三代之士孝亦安行也，廉亦安行也，亦既有所本矣，非惟二臣为然也。《大戴记》曰，文王内观民务，父子观其孝慈，壮观廉洁，胜其私也，渊源以是，风俗乌得不厚？冠绅乌得不正？教本之行，信可志也。逮夫周道世衰，《南陔》之义日以蹙，《北风》之思日以忘，所可道者皆言之丑也。列国豪士，脱于父母之怀，趋于名利之域，去亲者类亡其亲，甚乎弓人之忘其弓也。行行然恣于绳墨之外，不仕于齐则官于楚，不啮其母臂而去卫，则射其父命而奔吴，其心如此，其事如此，其孝安在哉？至于《白华》之作则欲为蔽，《伐檀》之刺则贪为蔽。且窃人之财犹谓之盗，愚不知当时士大夫何以自名也？观其动结驷联鞅之徒，舒捭阖谈天之舌，使是身之靡于利，犹众草之靡于风，扬扬然昌于货贿之涂，盗金则不恐，盗帛则不愧，不一见而望赐璧，则再见而望上卿，其心如此，其节如此，其廉安在哉？且列国去三代至不远也，大夫士至不竭也，亦何缪戾而至于是？是其不逮之甚也。大抵天下之士莫不有性，亦莫不有情。情非制度则不节，性非教化则不成。教成矣，其孝无有不立；制节矣，其廉无有不具。愚未闻水寒而冰不寒，表端而影不端，上善而下不善也。彼三代如此，而列国亡此，是以如此其异也。茍能益充其道，益开其途，笃行不难招，三代不难及，至治不难复，事在彊勉而已矣。恭惟国家历圣相授，继继承承，政所先者教，教所因者本，是以二百年馀，薄海内外，至于不令而行，不言而化，岂尽凭三尺哉？劝导雍容之力也。在太祖时则有若王昭素以德行名，在太宗时则有若刘温叟以至孝显，在真宗、仁宗之世，种放、李用章之徒，载母授徒，奉亲偕隐，俱见录用。若旌清介之吏，严贪墨之禁，祖宗号令，无岁无之。民德归厚，有自来矣。今主上躬于舜孝，以风四方；参以周教，同符三代。上稽祖宗之意，外可在列之请。察廉之诏，分明恳切。执事推广上意，询以孝廉之设，兴何所成。废何所由？愚谓自周而下，历汉至唐，欲观一世之治乱，当察是科之兴废。治莫不兴，兴必有所成也；乱莫不废，废必有所由也。桓公之为齐，区区之国耳，尝以得士为悦，非以齐为悦也。正月之吉，布令于乡，桓公亲问焉，曰：子之乡有慈孝父母，发闻闾里者，有则必以告，有而不以告谓之蔽明；子之乡有廉谨论悫，使民以劝者，有则必以升，有而不以升谓之亡选。桓公之伯，虽非一事，求伯之始，莫大于此，是尚孝廉之本旨也，况欲为天下者哉？及汉之初，严设是科，其所以教人与其所以出令，大抵导人以行，则无不得；拘人以辞，则无不失。盖行先实而不浮，辞多虚而易惑。劝士以言，其劝已浅；励士以行，其谁自欺？故汉武有罢黜百家之实，光武有首用卓行之实，士皆从而化之，非化虚名也。行既已修，科既已设，有司又加之以简拔，又重之以荐进，又第之以甲乙，中世规模，汉为休美。盖择其行则实者无不应，应者无不实。命其职则所举即所用，所用即所举。是以此科一设，贤才辈出，此则兴之所以成也。至于和、顺之后，流为魏晋之末，文制虽存，不辨名实，不严格法。才者不得进，行者不得伸。选用混杂，众多轻进。当时之谤者曰：「举孝廉，浊如泥」。夫水至洁而清，泥至浊而污，今指孝廉诸公并于污浊之物，衣冠之道一旦化此，甚可悲也。故因循至唐，杨绾有议旋举旋停，建中有令一议一寝，虑有此弊，岂独罢于章帝哉？此则废之所由也。执事又谓前世之君，其为孰得？夫教者士民之基也，人情者圣王之田也。基厚则田不薄矣。矫人情而教之，则无往而当；顺人情而导之，则无往而不当。人情莫不欲事亲，圣人必有以勉之；莫不欲事君，圣人必有以劝之。世有弗孝弗廉者，岂其心之所欲哉？流于习而不自知也。既不自谨其习，则猖狂于家，污墨于吏。今有人焉，阴抵是过，或人以古之孝廉者，语曰：「彼人也，汝亦人也。彼能廉而汝不能也，彼躬孝而汝不躬也。曷若格汝之秽习，而效古人矣乎」？闻者于此，不赧然见于面，则勃然见于色矣。何者？弗孝弗廉之名，天下之所共避也。圣人是以敦其教意而起其愧心，使天下庸庸之士知爱其亲常甚于爱孝之名，知尊其君常甚于尊廉之实，则凡被德教者，家曾子而户仪休矣。此前世之君所以经心也。观汉之诏令，丁宁郡国，砥砺多士，不举孝者为不奉诏，不察廉者为不胜任。劝善之意切矣，宜乎温舒之才、王吉之谏、京房之术、师丹之议、宽饶之勇，于是出焉。汉之得人虽以数路，此路最精也，是前世之君设科之有得者也。若夫论事之臣，则黄琼增置四科之说、贾至庠序推选之说，亦宜在所择也。议者又病率以口则恐其遴，限以年则恐其拘，课笺奏则恐其烦，专儒雅则恐其偏，如是皆虑之深者也。且人才之不齐，犹地产之不齐也。地之所产，彼有则此无，此丰则彼杀。善治赋者辨其土宜，因其所产，责其所赋，则地力不穷矣。今汉取孝廉，乃欲计其口而取士，是犹欲混其地而责产也，岂理也哉？自郡国口二十万，岁举其一，边郡口一十万，亦举其一，总之百万，则岁举五人，边郡又少加焉，是则丁鸿之说也。鸿陋于识，故昧于词。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天下岂遽无人乎？乃欲计口百万而进五士，二十万而进一士，何其狭也？此率口之议，似未可用也。传曰，少成若天性。人少而成也，则是天与之也。骥之生也，堕地则驰；鹰之生也，暴翼则飞。彼物之神骏，岁月有不待也。观左雄之议，乃欲不满四十不得察举，甚矣，雄之陋也，可以人而不如鹰骥乎？当时胡广之论从而非之，郭虔之奏从而排之，以为选举当不拘年，任才当不拘制。甘、奇著用不待强仕也，终、贾扬声亦在弱冠也，足以箴雄之膏肓矣。不然则终徇雄议，计析毫釐，上下顾望，年齿参差，士亦沦弃，愚恐项橐不得为圣师，颜回不得为圣友矣。此限年之制，似未可用也。志曰：身教者从，言教者违。常人之情，溺于所爱，惮于所难。文辞者众所共爱，德义者士所最难。是以古人于此权其难易，信以取人。虚辞无实未必用，朴词当理未必违，托儒自饰未必智，木强有守未必愚。观其几微，惟善所善，故真孝无所隐，真廉无所遁，上下无所憾矣。愚谓文吏课笺奏之说有不必课也，恐长虚词故也；儒雅专诵习之说有不必专也，恐溺虚名故也。茍若好夸敛誉之徒，屑屑笺奏诵习之间，求之轻浮，听之失实，尚其辞则或遗其可重之行，违其行则或举其可弃之人，取士如斯，竟亦何赖？胡广曰：「郑阿之政，非必章奏」。张衡曰：「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两人之意，所谓崇本以抑末，盖欲先示人以不可欺之行，则举者亦不敢为自欺之人，其待汉士最不浅矣。彼两人非以口舌为能者也，此儒术笺奏似亦未可专用。夫以四者俱未可用，若治世欲伸而行之，莫若反本而示之，使之行在言前，识在令外足矣。或者难曰：「治世不以道，便国不法古。一张一弛，与时宜之；一损一益，与世通之。井田肉刑，此周制也，汉不能行者。非不欲行也，势不可也。夫汉已不可行周制，后世乃欲行汉制乎？故取士之法自辟举而为孝廉，自孝廉而更四科，自四科而更中正，自中正而更门第，自门第而更进士，自进士而增诸科。名非一也，利亦非一，又何古之拘？况又豪俊之士，才满天下，尚多有人。晋所举者或子或雠，齐所举者或贩或盗，范文子所用七十家者皆贫贱而居筦库者也。若一依是科然后选举，此曹将安所归？不知豪智之姿能执笔而兴廉，能庐墓而兴孝乎？此殆不原天下之情，故徇一切之议，未可信也」。愚谓不然。彼或者纷纷之论，所欲尚者才也，国家所宜尚者德也。且德与才异，而世不察。才胜德者止踰于众人，德胜才者遂进为君子。世有进士，有门荫，有诸科，大抵取其文辞之治，世习之专，动以才胜也。素德隐行，间有遗者，是孝廉之所从讲也。若夫豪俊之士，则非一科目所可维絷也。盖世有善为渔者，知得鱼非一目之网也，设众网则无漏鱼。善取士者，知得士非一科之力也，张众科则无遗士。诚使众科备于外，孝廉察于内，何为不可哉？虽然，愚有大虑，虑不止此。朝廷设科以笼韦布，纲纪在是，愚既议之矣。有大科目可以纲纪百官者，其敢不议乎？近世中书之务类百司，百司之务类郡县。且宰相之职，进退百官者也。今以簿书期务为故，间有奇杰之士，禁不得伸，问之何由，则曰彼格之当然也。且动如格法，一吏部郎事耳。进退百官，望实俱采，道揆者之所为也。宋蔡廓为吏部尚书，黄散已下身不得择，不敢就职。况职宰相，且漠然者哉？主上天日清明，临照在上，必能委任大臣。大臣亦宜自信，事君以人，有不可后，何直为是凛凛也？非特此也，大将之职，升黜偏裨者也。古者一将死则一将生，卫、霍之门率多列侯，子仪之门尽出显校，即其事也。近世不然，大将嫉偏裨，偏裨嫉士卒，有功则不奏，既奏亦不实，私其舆皂，私其子弟，是以大将一死，则四顾茫然，无复威誉在人耳目。私门之托，岂不负哉？遇风尘之警，则亦望风顾避而已。监司之职，按察僚吏者也。进退既公，人自寡过。茍私好恶则私喜怒，私喜怒则私发摘。故近世诸路所绳治者或其无辜，所当治者或以倖免。此大将监司自紊其科目者也。然则士夫所当切议，岂独孝廉一事哉？昔汉世朝廷有大政，必下公卿博士议。公卿议善则舍博士而从公卿，博士议善则舍公卿而从博士。彼博士者，秩六百石耳，乃得预汉大议，何也？以其议论通古今，嶷然动众心也。故元朔之诏曰：「今执事不兴孝，不举廉，其与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也」。然则欲举孝廉而询及博士，所从来远矣。今愚待罪太学，秩次博士，圣天子不以不肖，俾执事躬而策之，是以不讳有司，不隐理道，庶几博士之责塞矣。区区非独求干执事之听，借此而干天听也。注而思之，举而行之，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臣仰惟陛下践阼以来，留意人物，急贤选能，惟恐不及。或命侍从之臣随才公举，或命监司郡守岁举所知，一有上闻，以次收用，盖欲多士济济，辅成治功。四海之士，皆知砥砺激昂，求以上副公朝崇奖之宠。惟是未闻诏旨郡国，搜举逸民，示国家之表仪，新天下之观听，如前代故事者，要亦似为阙文也。臣兹者恭遇陛下祗遹旧章，肇称毖祀，对越天地，均釐寰海，旁流恺泽，行庆大赉，其于焕发明诏，访举逸民，使天下归心，野无遗逸，厥今实其时也。而臣恭惟艺祖皇帝之召王昭素，真宗皇帝之召种放，二人者皆是逸民，一登周行，士所歆慕，而化民成俗，兴治起功，贤才汇征，悉基于此，盖已然之明验也。方今天下乂安，文物隆盛，山林岩谷之下，殖学蕴德，怀才抱智，而不求闻达，不事科目者，固岂乏人哉？臣愚欲望圣慈遵祖宗之旧宪，念逸民之见晚。如所谓淹贯经史，学业有用，博通今古，明达世务，节行峻洁，识量高远，负才宏大，有志经纶，凡是四目，皆推重乡里，不求闻达，不事科目者。愿于大礼庆成之日，明降德音，命帅臣监司同加搜访，详为考察，照所立四目，每路共举一人。仍具所举人事实，连衔结罪保明。限一季具有无奏闻，即不得以常才非隐逸者备数。然后下之三省，再加审究。如所举不妄，即赐召用，以风厉四方，鼓舞人物，仰副陛下对天交神之初，敛福锡民之意，实天下幸甚。

臣闻讲读之官，责任最重，故程颐谓「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以臣观之，君德不修，虽治难保，要知经筵之重，尤在宰相之先。是以祖宗增重此官，具有成宪。未得之则求之，惟恐其不广；既得之则亲之，惟恐其或疏。揆之近时，颇非其旧，臣敢为陛下条列陈之。臣观祖宗精择经筵，不限资任，或以布衣而就职，或解政柄而复为，盖以劝讲之臣，当用明经之士。经须素业，人各有长，傥平时未尝留意于斯，则虽贤何以克堪其任？今不问所学，类以序迁，此非其旧者一也。臣观祖宗引对臣寮，莫如经筵亲密。在太祖朝，非时召王昭素讲说经书。在太宗朝，命吕文仲为侍读，多以日晚召见。及真宗嗣位，首置侍读、侍讲学士，命邢炳、杨徽之、夏侯峤为之，常令炳宿秘阁，访问或至中夕，自此遂为故事。夜直率置常员，不特与之究义理之微，亦欲藉之杜逸豫之隙。盖闻古今之治乱则警惧易动，闻闾阎之艰苦则忧念自生，退即宴閒，必无过失，圣谟深远，人未易知。窃见近日宣召经筵，多用昼接，臣不知游息深宫之际，何以为保养夜气之方？此非其旧者二也。臣仰惟陛下留心学问，不愧古先，尝于郊禋之时，豫展讲读之日，厥修时敏，何待人言。而臣之区区犹及此者，臣尝见范祖禹所编《帝学》，上下数千年，未有若祖宗好学之笃者，陛下欲法祖宗，舍此宜无大者也。臣愚欲望陛下拣拔名儒，寘之讲席，但问经学之深浅，不校官资之崇卑，官大则加之学士之名，官小则任以说书之职，日与之讲论义理，夜与之商略古今。自此圣性日益高明，圣德日益光大，既有义理之可乐，自然物欲之难移。保国宁家，莫先于是，惟陛下留神。取进止。

上览疏，谕曰：「祖宗最是于经筵留意」。遂奏曰：「陛下必尝考究本末，太祖一时亲近儒生，虽是讲文治以抑武功，要知最为好学。自是太宗、真宗、仁宗讲学尤切，所以于经筵留意如此」。上曰：「神宗亦好学」。遂奏云：「人君以一身当天下万几之繁，是非邪正如何辨别？须是讲学以明理方得。臣此一劄，政与前劄血脉贯通」。上曰：「近日邪正却分明」。遂奏云：「臣窃观今年，比之去年稍清明，但邪正之间，更须圣明常常密察。此虽尧舜亦以为难，不可不谨」。上曰：「毕竟今日正人多」。又奏云：「亦安能使举朝皆正人？但不正之人，莫使在紧切路头方好」。又谕云：「夜直有说」。因奏云：「儒臣夜直，最为有益。古人谓阳明升则德性用，阴浊胜则物欲行。夜直得一二儒臣以义理相磨切，此意味甚长，不比其他」。上曰：「亲儒生有益，果然」。

臣窃见本朝艺祖开宝四年，召王昭素赐坐讲《易》。自是累圣相承，凡有讲读，无不赐坐。乾兴间，孙奭坐讲，时仁宗尚幼，跂案而听之。奭因请立讲，论者不以为是。熙宁元年，吕公著等请复坐讲之旧制，诏太常礼院详定。于是韩维等言：「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事体轻重，诚为未安。请如天禧旧制，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意」。时龚鼎臣等以为不可，遂不复行。恭惟陛下留心学问，增置讲读，当讲之日，早晚两讲，固已有光祖宗。早间御殿，一循近例，讲者立侍，不废君臣之礼；晚御后幄，又复旧制，讲者坐侍，且尽君臣之情。情礼两尽，古今所难，识者无不窃叹圣性高明，区处有道。既有施行，而讲者乃以坐讲为非，执后世尊君卑臣之见，而失先王好善忘势之诚。虽知陛下不得已而从之，然使陛下圣德不明，祖宗旧制不复，诚为可恨。臣今检到程颐与顾临《辨殿上不讲书》奏劄，缴连进呈。颐之本意，但欲因此辅养人主重道之心，实为可采。傥蒙睿览，便见近日坐讲罢行为是为非。如臣不学，固不足厕观讲之列，若此礼一复，天下通经学古之士，必有闻风而起，副陛下之意者矣。臣不胜拳拳愿忠之至。

《易》与天地并，未有文字，已有此书。自伏羲画八卦，以贞悔之象重之为六十四，时则有卦有象而无辞。始卦之重，占以定体，文王作彖，总论其义，谓卦不足以尽吉凶之变，乃附著变爻及覆卦之画以演其占，时则有彖有爻而未有爻辞。周公继之，于爻画覆卦之下皆系辞焉，而《易》上下篇之文始备。孔子承三圣，为十翼以赞易道，《彖》、《象》、《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也，谓之《易传》。《彖》、《象》、《系辞》，夫子所自著也，《文言》以下，弟子记夫子之言也。按汲冢书，有《周易》上下篇而无《彖》、《象》、《系辞》。陆德明释孔壁所得古文，传为十翼而不言经。然则十翼之作，其初自为篇简，不与《易经》相属，此冢、壁之藏所以各得其一欤？汉田何之《易》，其传出于孔氏，上下经、十翼离为十二篇，而解者自为章句，此古经也。又有费直《易》，亡章句，《崇文总目》序云：「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按郑康成《易》，以《文言》、《说卦》、《序卦》合为一卷，则《文言》杂入卦中，康成犹未尔，非自费直始也。直本传云徒以《彖》、《象》、《系辞》十篇之言解说上下二经，盖解经但用《彖》、《象》、《系辞》，《汉书》本误，以「之言」字为「文言」耳。十篇云者，史举其凡。直之学似于每卦之后列《彖》、《象》、《系辞》，去其篇第之目而冠「传」字以总之，正如杜元凯《春秋》解，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而经自经传自传也。然《彖》、《象》、《系辞》之名，一没不复，汩乱古经，则始于此。刘向尝以中古文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由是诸家之学寖微于汉末而费氏独兴。康成因之，遂省六爻之画与覆卦之画，移下上体于卦画之下而以卦名次之，移初九至用九之文而加之爻辞之上，又以彖象合之于经而加「彖曰」、「象曰」之文。今王弼《易》、《乾卦》自文言以前则故郑氏本也。以高贵乡公淳于俊问对观之，于时康成所注虽合《彖》、《象》于经，而所谓《彖》、《象》不连经文者犹在。及王弼注《易》，用康成之本，谓孔子赞爻之辞本以释经，宜相附近，及各附当爻，每爻加「象曰」以别之，谓之「小象」，又取《文言》附于《乾》、《坤》二卦，加「文言曰」三字于首。若《说卦》等篇，则仍其旧，别自为卷，总曰「系辞」。自是世儒知有弼《易》，而不知有所谓古经矣。原三家之学，初欲学者寻省易了，日趋于简便，而末流之弊，学者遂废古经，使后世不见此书之纯全与圣人述作之本意，可胜叹哉！然则天下之事，务趋于简便者，其弊每如此，可为作俑者之戒也。《隋经籍志》序，谓秦焚书，《易》以卜筮独存，唯失《说卦》三篇，后河内女子得之。按今《说卦》乃止一篇，故先儒疑《易》文亦有亡者，不得为全书。又《说卦》之文每及于《彖》、《象》、《系辞》，必以圣人称之，先儒谓此非虙牺、文王、周公之作，然十翼之书，复有所谓《彖》、《象》、《系辞》，其名相乱，学者疑焉。仁杰案，史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颜师古曰传谓《彖》、《象》、《系辞》之属，则知伏羲、文王、周公之作固曰《彖》、《象》、《系辞》，而十翼所谓《彖》、《象》、《系辞》，乃其传也。费氏本有「传」字，故王弼于每卷必以首卦配传名之。《音义》释上经《乾》传云，传谓夫子十翼；又释《系辞上》云，王肃本《系辞上》传。由此言之，十翼所谓《彖》、《象》、《系辞》，本不与伏羲、文王、周公之名相乱，古经盖曰《彖传》、《象传》、《系辞传》也。今《易》指孔子象辞为大象，而以释爻辞之文为小象者。案《易》固有大小之象焉，大象指八卦八物之象，所谓八卦以象告，立象以尽意，如乾为天、震为雷之类。《说卦》载帝出乎震至成言乎艮，苏文忠公谓古有是说，孔子从而释之者，是已。小象指六十四卦八物相配之象，所谓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八卦成列，象在其中，如雷在天上大壮之类，孔子所著《象传》是已。然则今大象当曰《象传》，小象乃孔子所以释爻辞者，当曰《系辞传》也。夫孔子释爻辞之文谓之《系辞传》，则周公爻辞曰《系辞》可矣。欧阳公曰：「系者，有所系之谓也，故曰：『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其为辞，各联属其一爻者也」。是则孔子专指爻辞为《系辞》。苏文忠亦谓以上下系为系辞，则失之矣。然孔颖达以为系辞通指卦爻之辞言之，不专指爻辞，是不然。按《说卦》言系辞者六：其一曰：「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此不待言而明者。其一曰：「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此历举三圣之作，象谓伏羲六十四卦之象，卦系谓文王、周公彖辞、系辞也。其一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龚深甫侍郎云系辞焉而命之，所以明爻也。其一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系辞焉所以告也」。《正义》曰：「四象谓七八九六」。案七八即爻之不变者，九六即爻之变者，然则此章所指亦爻辞也。其一曰：「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言设卦所以观象，系辞所以明吉凶云尔。卦谓彖辞，系谓爻辞，故曰彖者言乎象，爻者言乎变。又曰：「齐小大者存乎卦，辨吉凶者存乎辞」。凡此皆互见其义，或以彖对爻，或以卦对辞。曰卦曰彖云者，皆指夫卦辞也；曰爻曰辞云者，皆指夫爻辞也。简言之，则曰卦、曰彖、曰爻、曰辞；详言之，则卦曰彖辞、爻曰系辞，截然有不可紊者。不然，卦辞既曰彖矣，安得复以系辞名之？《说卦》凡以卦与辞二文相对。韩康伯、苏文忠皆曰：辞，爻辞也。杨元素侍读亦谓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又曰系辞焉所以告也，盖指周公之所为爻辞。以《说卦》本旨及韩、苏、龚、杨之言参之，谓系辞非专指爻辞可不可耶？虽然，谓爻辞为《系辞》，谓小象为《系辞传》，则今所谓上下系者，复何名哉？或曰二《系》当谓之《说卦》，与今《说卦》通为三篇，诸儒既以系辞传为小象，而上下系之名无所归，故取《说卦》前两篇名之，其实本《说卦》也。欧阳公谓今《系辞》之文杂论《易》之诸卦，其辞非有所系，不得谓之系辞。叶少蕴左丞亦曰：「太史公引『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为《易大传》，则汉诸儒固未尝以今两篇为《系辞》，斯其为《说卦》也审矣」。太史公以两篇为《大传》者，盖十翼皆谓之《易传》，而汉之《易》师杨何之属又著《易传》行于世，太史公受《易》于杨何，谓《说卦》之文为《大传》者，以别杨何之徒所谓传耳。今《诗序》一名《诗大传》，亦以别毛公故训传故也。郑东卿论《说卦》出汉宣时，而汉宣之前儒者亦多引援，岂秦火之后易家秘此而不轻传也？案太史公周行天下，多见先秦古书，此三篇之文虽未献于孝宣之时，固已先众人而见之矣。《世家》不云乎，「孔子晚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其證也。先儒以为序之，系之，说之，文之，于义未允，此谓序《易》及《彖传》、《象传》、《系传》、《文言》、《说卦》也。或者又谓圣人之书不当舍经称传，案《易音义》云：经者，常也，法也。传以传述为义，经之为经，以其可为万世之常法，传则述前人之作，如是而已，非必尊经而卑传。十翼之文，述而不作，其体传也，其言经也，岂害其为圣人之书乎？况史称孔子读《易》而为之传，则传也者，夫子所自名，非后人名之也。夫如此，谓十翼《彖》、《象》、《系辞》为《彖传》、《象传》、《系辞传》，复何疑哉！以《易》考之，䷀者，伏羲之卦也；「元亨利贞」者，文王之彖也；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以下，此孔子所述彖之传也。内卦☰，外卦☰者，伏羲卦中贞悔之象也；曰「乾下乾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者，孔子所述象之传也。一者，文王于卦外所演变爻之画也；「潜龙勿用」者，周公系爻之辞也；曰「初九，潜龙勿用，阳在下也」者，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者，文王所演覆卦之画也，曰「见群龙无首吉」者，周公之系辞也，曰「用九，天德不可为首」者，孔子所述系辞之传也。象述伏羲，彖述文王，系辞述周公，而象在彖后者，颖达谓当繇彖详而象略，疑不专为是。孔子所述，其肯先文王乎？又十翼之次，先儒所论亦有多家。颖达独取郑氏之说，云《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其说谓经分上下，则《彖》、《象》亦当随经而分，不知经为上下篇，直以古者竹简重大故尔，若谓《彖》、《象》当随经而分，《序卦》何以不分耶？胡秘监旦以《彖》、《大象》、《小象》、《上系》、《下系》《、乾文言》、《坤文言》、《说卦》、《序卦》、《杂卦》为十篇，胡安定易之曰《上彖》一、《下彖》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系》六、《下系》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文言》既不当离而为二，至以二《系》居《文言》之后，《说卦》之前，亦恐非其序矣。仁杰谓十翼《彖传》也，《象传》也，《系辞》上、下传也，《文言》也，《说卦》上、中、下也，《序卦》也，《杂卦》也，并上、下经，是为十二篇。上经、下经之目本之费直、孟喜，《系辞上传》、《系辞下传》之文本之王肃，《彖》、《象》、《系辞》、《文言》之次本之《艺文志》，而《说卦》之为三篇则河内女子所得之数也。其篇第在古如此，而费、郑以来汩之。呜呼，维天未丧斯文，故厄于秦而独不废，柰何后世犹疑其非全书？其失在传注之家以传参杂于经而然也。今举费、郑、王《易》本各一卦列于右方，用见经传参杂源流之所自。易筮之法，揲蓍求爻，重爻为卦，所画者卦耳。如下体画☷，上体画曲，是为䷓卦。从其变爻所之，六四爻变则为䷋卦，是筮者止当画卦而已也，何以名为？《左氏春秋传》既画卦曰遇䷓之䷋，又载卦名曰《观》、《否》。杨子云有言：观《易》者见其卦而名之，观《太玄》者数其画而定之，以卦即其名也。今画卦而又名焉，亦已近赘，《左氏》盖两存之。《正义》谓丘明不画卦，今书有画卦者，后学私画以备忘耳。是未知卦在所当画而名为可略也。六十四卦，卦为六位，而《乾》、《坤》于六位之外又有用九、用六之爻。《左传》正义云：《乾》六爻皆阳，《坤》六爻皆阴，其爻既纯，别总其用而为之辞。此说未为失之，顾圣人设此爻于六位之外，用以为占，要当有所归宿耳，非可但以虚辞解也。子云曰：《易》始八卦，文王六十四；《淮南书》曰：伏羲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帝王世纪》曰：文王演六十四卦，著七八九六之爻。案文王所演非今六十四卦，焦赣所谓每卦变六十四卦，而六十四卦变四千九十六卦者也。盖伏羲以一卦重之为八卦，极其变而为六十有四，文王以一卦演之为六十四卦，极其变而为四千九十有六，此所以伏羲八卦而为文王六十四也。所增之爻，其九六则卦外六爻之画，在《乾》为初九至上九，爻之变者也；七八则覆卦之画，在《乾》为用九，爻之不变者也。或以卦外爻画为疑，案《说卦》曰：「观变于阴阳而立卦，发挥于刚柔而生爻」。《正义》谓「既观变立卦，又就卦发动挥散，于刚柔两画而生变动之爻」，则卦外别生变爻明矣。下文「易六画而成卦」，又曰「易六位而成章」，犹此意也。张汝明《易索》云：六画成卦，重卦也；六画成章，变卦也。重卦指虙牺，变卦指文王。春秋蔡墨诸人举易虽不筮，亦以变爻为言，如举《乾》之初九、用九，则云「在乾之姤曰潜龙勿用」。其《坤》曰「见群龙无首」，初九举各爻之变，而用九总六爻之变，所谓变卦者也。伏羲重一卦为八卦者，以《乾》卦例之：☰为内卦，重三成六，重之以☷则为《泰》，重之以☳则为《大壮》，得曲而为《小畜》，得☵而为《需》，得☲而为《大有》，得☶而为《大畜》，得☱而为《需》，复得本卦为《乾》。刘牧论八八之变曰：四营成易，十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以成六十四。其说谓《姤》、《易》、《否》、《观《、》剥》、《晋》、《大有》七卦由《乾》而出，并《乾》为八。案伏羲重八卦，以卦之全体而重；文王演六十四卦，以爻之积画而演，刘所论盖占筮之法。八纯卦自一世至五世，而次之以游魂、归魂者也，此七卦其以积画变者六，以全体变者一，岂得为重卦本体，刘说误矣。文王演一卦为六十四者，以《乾》卦例之：其一爻动而变他卦者六，初九变而为《姤》、九二变而为《同人》、九三为《履》、九四为《小畜》、九五为《大有》、上九为《夬》，其两爻动而变他卦者，由《遁》而下为十有五卦，三爻动者由《否》而下为二十卦，四爻动者由《观》而下为十五卦，五爻动者由《剥》而下为六卦，六爻皆动者一，是为《坤》，六爻皆不动者一，是为《乾》。凡变他卦者六十有三，而不变者一。案伏羲画卦以定体为占，故《乾》复为《乾》而无所事变。文王作《易》，名以变为义，占以变为法，道以变动，不居为体，无往而非变也。若六爻不动而但为本卦，不可谓之变，此不谓之变则每卦所变止于六十有三，其究才四千三十二卦，安得如上所云者哉？仁杰案卦遇六爻不动，当覆而占之，覆者从上倒覆而下，是亦一变也。如《剥》六爻不动，覆而占之，其卦为《复》。子曰「穷上反下，故受之以复」，又曰「上下无常」。《正义》谓《剥》穷上位之极，又下来居于初。此以《覆》卦论也。朱子发翰林论《易》变，亦知《剥》之上九穷而反初，乃成《复》卦，第未深考《覆》卦之变耳。《覆》卦大抵相反而相为，往来不穷之地。《剥》之为《复》，曰「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覆之为《剥》，则曰「君子尚消息盈虚，天行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七日来复者，由《剥》六爻至《复》之初爻凡七易，以爻主一日也。举隅而言，阳七日而复则由《复》六爻至《剥》之初爻，亦七日而《剥》矣。辰以子午分阴阳，自子至午，自午至子，皆七日，故两卦互以天行为言，盖物极则反，刚长之极，其势必至于剥，而小人道长之极，亦未尝不复天之道也。《复》极则《剥》，《剥》极则《复》，两卦相循，如环无端，以一消一息，一盈一虚，往来而不穷。凡卦之否泰损益、《杂卦》所论或乐或忧，或与或求，起止伏见，新故久速之理，无不尽然。以至日月寒暑之推移，吉凶祸福之倚伏，与夫死生出入，神奇臭腐之变化，始而终，终而始者，举不外乎此。伊川先生蔽之以一言，曰「《易》中止是言反覆往来上下」，所以发千载之秘以悟后学者多矣。康成不知覆卦之画与正卦异也，而辄去之，代以用九、用六之文，而覆卦泯矣。《易》有覆卦、对卦二体，六爻皆动则占对卦，六爻皆不动则占覆卦，其用不同。对卦亦谓之变卦，《正义》曰：六十四卦，卦卦相偶，非覆即变。覆者，表里视之，遂成两卦，《屯》、《蒙》、《需》《、讼》、《师》、《比》之类是也；变者，反覆惟成一卦，则变以对之，《乾》、《坤》、《离》、《坎》《、大过》、《颐》、《中孚》、《小过》是也。案六十四卦皆有对有覆，今分五十六卦为覆，八卦为对，未之尽也。以二二相偶言之则可尔。五十六卦固自有对卦之体，而八卦亦未尝无覆卦之体也。王辅嗣曰：「卦者，时也。时有否泰，用有行藏。一时之制，可反而用也；一时之吉，可反而凶也。故卦以反对」。然知覆卦反对而已，元不知覆卦之用。夫《易》穷则变，变则通。爻自初而至上，卦之穷也，筮焉而皆遇；七八占之穷也，不有以变而通之，将若之何？圣人为是设覆卦，与六爻通之为七。上爻处卦穷之地，则以是变而之初爻。六爻皆遇，七八不动，则以是变而之九六。观五十六卦覆之而成两卦，则以偶相比；八卦覆之，惟成一卦，则各居其所焉。圣人之意，殆非偶然者矣。邵康节以《乾》、《坤》、《离》、《坎》《、大过》、《颐》、《中孚》、《小过》为不可易，盖五十六卦覆之则变它卦，惟此八卦覆之不失本卦之体，此其与诸卦异而不可易者也。伏羲画卦八，此有《乾》、《坤》、《离》、《坎》，而《震》、《艮》、《巽》、《兑》不与焉者，案八纯卦固有对覆存乎其间，《震》、《艮》、《巽》、《兑》覆之亦成两卦，《乾》、《坤》、《离》、《坎》覆之亦惟成一卦，故康节谓八卦之象不易者四，重卦之象不易者八。然《震》、《艮》、《巽》、《兑》非不与乎此，《颐》、《小过》、《震》、《艮》之寓也，《中孚》、《大过》、《巽》、《兑》之寓也。先儒谓初画八卦，设奇偶两画以象阴阳，又曰六十四卦皆从《乾》、《坤》而来，凡奇皆《乾》而凡偶皆《坤》也。用是知《离》、《坎》以下六卦之体，覆正若一，与《乾》、《坤》等，而九六之用独见于二卦者，以《乾》、《坤》奇偶之画足以包六十二卦，而六阴六阳之画纯一不驳，亦六卦之所无也。此两卦六爻皆遇七则覆卦，而以用九占之；皆遇八则覆卦，而以用六占之。《离》、《坎》以下六爻皆遇七八，亦以覆卦为占，六卦非纯画也，六位之外无他爻，则各占其卦下之辞。至若五十六卦，《屯》六爻皆遇七八则覆而占《蒙》，《蒙》六爻皆遇七八则覆而占《屯》，他卦仿此占焉。夫六爻不动而以覆体为占，始于《乾》，终于《未济》，诸卦之所同也。如此而后，一卦之变可以为六十四，而六十四卦之变可以为四千九十六矣。刘梦得曰：筮为《乾》者常遇七，斯得《乾》矣；筮为《坤》者常遇八，斯得《坤》矣。沈存中曰：惟动则有占，不动则无眹。今人以《易》筮者，虽不动亦引爻辞断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动则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辞，岂亦未悟覆卦之变耶？覆卦六十四，专为七八爻设，夫使六爻皆遇七八而终于不动，非《易》穷则变之旨也。《列禦寇》曰：「易变而为一，一变而为七，七变而为九。九者，究也，乃复变而为一」。苏文忠亦曰：「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皆据其末而反求其本者也，故曰《易》逆数也」。其有见于此乎？且卦遇七八固当以九六为占，《列禦寇》谓七变而为九，穆姜筮遇《艮》之八变，而占随之六二，是七可变而九，八可变而六。如《乾》上爻本得七，覆卦则为初九矣，故曰用九。《坤》上爻本得八，覆卦则为初六矣，故曰用六。所谓七八未尝不动也，惟穷则变焉尔。先儒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伊川先生以为不然，曰六爻皆用九，故曰「见群龙」。都氏因先儒之误，遂以上九、用九合之，曰：此《乾》之《夬》也，自一阳来复，至五阳为《夬》，进而不已。六阳为《乾》，故有用九之义，而变体为《夬》。案蔡墨以用九为《乾》之《坤》，盖取六阳之变言之，不变则固为《乾》。今去其一而以五为义，非也。矧上九、用九之辞，正尔相反，上九处六爻之极，为群龙之首，史所谓上而不能下，伸而不能诎，往而不能自返者，故曰「亢龙有悔」，穷之灾也。若用九则舍首爻之亢极而复居初爻隐潜之地，经所谓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故曰天德不可为首，孰谓二爻可一也哉？注疏之说，大抵以初为首。如《比》之初六，注曰：「处比之始，为比之首」。其上六「比之无首，无所终也」，《正义》曰：不能为比之初首，故无终。是不以上为首也。王辅嗣谓初上无阴阳定位，然以为尊者，阳之所处，故阳居尊位。今上爻居一卦之首，可不谓尊乎？苏文忠曰：「初上者，本末之地也，以阳居之则正，以阴居之则颠」。案《比》之上六阳不为首，而以阴居之，不得其正，故曰无首。文忠解此爻则又曰：「比之无首，犹言无素也，穷而后比，是无素也」。盖无首或以事言，或以象言。《比》之无首，以事言者也；用九之无首，以象言者也。先儒谓凡以首以角而取象者，未尝不在于上；以足以尾言者，未尝不在于初。观《既济》、《未济》初上之辞，则槩可见矣。辅嗣亦曰：「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故《乾》吉在无首」。颖达亦曰：「天德刚健，不可更怀尊刚为物之首」。又曰：「人君位实尊高，故云首出；志须卑下，故云无首吉」。然知以《乾》为首而不能推明上爻为首之义，何哉？惟朱子发谓「以画卦言之，则初为始，上为终；以成卦言之，则上为首，初为尾」。其言最为明了勾微，云：「加用九、用六之虚位，欲明君臣进退之理」。案用九、用六，论正卦固不在六位之数，论覆卦则与六爻通之为七。辅嗣谓爻之所处即谓之位，二用而为虚位，其然岂其然乎？至言君臣进退之理，则为近之。盖《乾》之上九如尧在位七十载之时，至用九则如授舜之后，其天下已治而圣人退藏于密之象欤？《坤》之上六如周公诞保文武受命七年之时，至用六则如居东之后，亦大臣功成名遂身退之象欤？渊乎，二用之旨也！圣人以此垂万世君臣之大法，宜他卦莫得而并欤！《乾》正卦有「时乘六龙」之文，合六阳而为卦也。覆卦有「见群龙」之文，合六阳而为爻也。又卦与爻皆以乾元为称，其本者，覆卦以上为初耳。《坤》卦类此。今侧注初上之文，以见覆卦之象，并变卦、对卦、覆卦，各为之图。古经以卦为名而象寓其中，以画为九六及二用，以位积之为初上。至十翼而后，卦以名列，象著两体，爻书九六、二用，位有初上、二、四、三、五之文。今举从其初，以《彖辞》归之卦下，以《系辞》归之爻下，以下上体归之《象传》，以卦名及初上、九六、二用之文归之《系辞传》。以上、下经仍为两篇，传为十篇，然后古十二篇之《易》复得其全矣，疑此孔氏之旧也。凡经传之文，去其后儒所加「彖曰」、「象曰」、「文言曰」及卦名《比《、》大有》、爻位「用九」、「用六」之类，省文则仍旧贯阙之。叶左丞论《坎》卦云，卦辞首曰「习坎」，《彖》曰「习坎，重险也」，以为卦固名《坎》而「习坎」乃其卦辞，传经者阙其「坎」字。及徐氏亦云上脱一字。晁以道詹事云：「例诸今文则脱，在古文则不脱，古文即以其卦为其名故也」。是说固然，第经虽不脱而《彖》文脱之。又《同人》，《彖》传：「同人曰：『同人于野，亨』」。王昭素谓此「同人曰」三字错。案《正义》云：「《彖》有叠卦名而称其卦者，《同人》之《彖》称『同人曰』犹言『《同人》卦曰』也。『同人于野，亨』，是《同人》卦下之文也」。如此则「同人曰」三字乃其卦名，故《彖》传引之非错也。《彖》传有《同人》卦名，今卦阙其名者，意经传参杂，后儒见卦名《同人》，与卦辞「同人于野，亨」连文，遂省「同人」字，不知卦名与卦下之文本自异卷，弗可省已。《履》、《否》诸卦亦如之。本文当云：「《同人》，同人于野，亨」。《履》当云：「《履》，履虎尾」。《否》当云：「《否》，否之匪人」。《艮》当云：「《艮》，艮其背」。《坎》当云：「《坎》，习坎有孚，维心亨」。五卦凡省六字，传不附经，则此五卦在《系辞传》独无卦名矣，于文宜复。今但注逐卦下，弗敢传，盖谨缺文也。夫《易》之为书至矣，其蕴奥微妙，非深造自得者未易言也。仁杰不佞，未尝一得其门户，独次其旧文而欲复之。绍兴辛巳之冬，书始萌芽，博考深求，又二十八年而后定。古经一失，复之之难如是哉，是以君子重变古也。噫！复之难，而知之为尤难，后世子云其有无要不可以逆计而知。或靳之曰：今《易》尚不能明，如古《易》何？覆瓿之讥，固前知其如此，此则非仁杰之所恤也，姑以待好古不惑之君子而折衷焉。河南吴仁杰书。

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工部尚书刘公薨，诏以光禄大夫告其第。十四年六月，有司按《谥法》，博闻多见曰文，正直无邪曰简，请谥公曰文简，诏从之。其孤垕以前尚书郎三山陈公孔硕之状来谒铭。德秀从公游有年，凡其修身立己、正君端朝之本末，实具知之。顾常窃论，公平生大节，虽未易以一善名，然溯其学问之源流，与夫见诸谋谟事业，则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盖公皇考银青府君蚤受学于屏山刘先生、籍溪胡先生，尽得理义精微之蕴。公幼在家庭，耳濡目染。少长，府君授以河南程氏书，曰观此可以为学矣。晦庵先生朱文公以道德为学者师，公出入其门，切磨讲贯者数十年，视他从游之士为最久，而所造为特深，则其学固已粹然一出于正矣。公之天资厚重而不浮，纯一而弗杂，又尝用工于致知力行之地，故其言必正言，行必正行，确然自守，以终其身。晚登朝廷，致位侍从，虽未及尽行其志，而奋忠陈谋，察微虑远，汲汲于扶持天下之正论，而诡随迎合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故德秀以为「正」之一言足以槩公之平生者，讵不信夫！今明诏用有司之议，以正直无邪谥公，其可谓不虚美矣。盖正者直之所自出，直者正之所自形，二字之褒，传信百世，奚复以铭为哉！垕曰：「古者有诔有铭，铭不可以诔废也，君其弗辞」。乃即陈公之状，剟取其要而书之。公讳爚，字晦伯，盖汉之胄，出于讳豳者。遭五季之乱，自光州固始迁焉，遂为建阳后山人。十世至银青府君，以累举恩入官，终于朝奉大夫致仕。公其长子也。以乾道八年进士主绍兴府山阴簿，再调饶州录事参军，于郡政裨赞最力。同僚有忌公者，械公之吏以求其私，卒毫发无所得。后其人以他故抵罪，遭按问，惶駴失措，公摄其官，反营护之使免，人谓公为长者。调连城令，邑居临汀穷僻处，民力困而上供烦。公首捐令添给与凡例所当取者，岁为钱几千缗，撙节他费尤多，由是得以稍蠲民间无名之敛，汀人至今德之。新其县之学，而教诸生以入德之方，士为翕然知乡。改宣教郎、知福州闽县事，清静平易，有古循吏风。邑有洲田，因潮耗息，有寓公素贵，欲夺数十下户田，公援前帅奏请折其妄，民得安业，帅守诸台联章论荐。秩满至都，时朝多君子，皆知公，欲留之。且诸台之荐，固尝有旨升擢矣。公自谓与丞相赵公有连当避，乞通判潭州以归。上新受内禅，公寓书丞相曰：「前日之事，如病寒热，一旦解散，即无所苦。至于蛊毒中人，初不自觉，触物而发必死矣。孔子曰：抑亦先觉者，是贤乎」！盖指韩侂胄也，其后迄如公言。丁外艰，服除，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知德庆府，至郡葺学宫，练军实。蜑户舟船有禁，为亟除之，且罢两邑科敷之不正者。受代，入对言：「前者北伐之役，执事者不度事势，贻陛下忧。今虽从和议，可无虞乎？愿益恐惧修政，以强国本，开言路以广忠益，阐公道以进人才，饬边备以防虏诈」。时执政议欲留公，宰臣陈自强曰：「斯人闽县之政吾知之，然真是伪学」。侂胄诛，自强逐，遂以公提举广东常平茶盐事。既至，首覈诸郡储偫之实，复白于朝，欲令守臣岁以新陈相易，常存其半，以备缓急。监司积弊久，逋亭户缗钱十万，漕司五万，公痛加裁约，以身先之，未几悉偿所负十五万者。奏请广南诸州，凡夏秋之赋即郡以输者，虽外县官奉廪亦当从州给。又言：仕乎南者多自为裨贩，夺州县征商之利。请凡仕广而商者，转贩所经，许州郡没入其货。嘉定二年召，入对曰：「人君代天理物，圣人宪天聪明，故典礼讨命，皆归之天，示不以私意参焉。所以不言而信，不怒而威，天下定于一。苟有私意，形于朝廷则朝廷各有心，形于天下则天下各有心矣。人各有心以事其上，亦曰殆哉，此古圣人所惧而不敢肆也。方今承凋敝之馀，履艰难之运，天下之势不可谓安，所恃者人心；天下之心固未易一，所恃者公道。公道明则人心自一，朝廷自尊，虽危可安也；公道废则人心自贰，朝廷自轻，虽安易危也。愿陛下主此公道，不用一毫私心，不听左右私言，大臣奉行公道，进一人，退一人，皆采天下公议而无作好恶，至于一号一令，莫不皆然。陛下主张公道而大臣有不钦承，则天下之恶皆归之矣；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犹不精白，亦明时所不容也。如是则言而民信，动而民从，盗贼不作，水旱饥馑之忧可消矣」。时江、湖峒寇方警，公言：「弭盗之策，当精择帅臣而重其责，俾视守臣之不胜任者易之，兵官之非其才者汰之，许以辟置选补，使帅臣重于一路，耳目不蔽，奸宄具知，必能潜消隐伏，剪除萌芽，不至上烦宵旰」。除吏部郎中。时诏中外各陈钱币利害，特命公与刘弥正详择其当以闻。既共条五说上之，而公之意以为终非久计，独上言：「救天下极弊，不可守天下常规。凡内庭冗费，愿委信臣，特加裁削，为外庭倡；外庭冗费，责之大臣，更加裁削，为天下倡。取裁削之数，专置一司，随月桩收。然后诏天下监司郡邑各具常费，若交承迎送、增添俸给、宾客馈遗之属，委漕臣裁损桩管，专为收楮之用。行之三年，必有成效」。后因登对，又取淳熙故事以进，其略谓：「孝宗于楮币流通之时，常出内帑金银收之，为今日计，亦不过渐收之而已。若岁收三百万，十年亦三千万」。时朝廷以楮币日轻为忧，献议者争以新奇自售，公之持论独如此，识者以为不可易。转对言：「陛下即位之初，首重讲读，十有六年，未尝厌倦，不知圣躬内省，亦有日新之益乎，观理道亦有日新之效乎。向臣两对清光，陛下临朝渊默，法天无言。今蒙收召，复望清光，而渊默无言犹昔。陛下临朝不与群臣言，退而与言者何人邪？臣愿开张圣听，于经筵讲读、大臣奏对，反复问难，以求义理之当否与政事之得失，则圣学进而治道隆矣」。既又言：「庙堂之上，每一官阙，踌躇四顾，有乏才之叹，其患在于取人之道未广，用人之意未洪。愿诏大臣体荡荡平平之义，惟贤是任，惟能是使，去好恶之私，绝党偏之弊，则野无遗贤而庶绩熙矣」。丐外，除提点浙西刑狱。大暑隆寒，巡按靡倦。岁荐惟才是予，至所举劾，虽权要弗避也。有杀人而匿贵势家者，吏不敢捕，公移文以索，曰不出当闻诸朝，于是罪人斯得。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随，吏受民钱五百，亦付狱治罪。严陵有重囚久不决，公察其故，乃本司吏首受赇，俾缓其事，公立黥之。夏出虑囚，往来台治下，家以小丧闻，不一入视，闻者叹曰：「真监司矣」！杭、严水灾，朝廷独阁桐庐税，而建德、淳安、富阳未被恩恤，公力言之，且乞量蠲夏赋。又论平江和籴之扰，常州诸县科买马草之弊，丐蠲除之。召为国子司业。始见诸生，首诲以立身行己为先，毋颛意程试，汲汲利禄。进对言：「治道原于士风，士风本于学术。古者司徒之职、典乐之官，今学官之任也。周衰，孔子取先王之大经大法，与其徒诵而传之，杂见于六经。自汉以来，虽曰崇儒，然汉儒之陋，训诂益详而义理益晦。故韩愈《原道》曰『轲之死，不得其传』，谓其精微之旨不传也。艺祖皇帝于干戈甫定之馀，召处士王昭素讲《易》禁中，累圣相承，以为先务，治教休明，儒宗间出，然后六经遗旨、孔孟微言，复明于千载之后。天下学者诵而习之，以《论语》、《孟子》为门，《大学》、《中庸》为准，故其事父则孝，事君则忠，世之所谓道学者也。庆元以来，权佞当国，恶人议己，指道为伪，屏其人，禁其书。十馀年间，学者无所依向，义利不明，趋向污下，人欲横流，廉耻日丧，望其既仕之后，职业修，名节立，不可得也。乞降明诏，庆元以来名以伪学而禁其书指挥更不施行，息邪说，正人心，使学知本原，士风归厚，实宗社之福」。又言：「舍法兼取行艺，今但考其艺而略其行，致学者自放于规绳之外。故侍讲朱熹守南康日，于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皆圣贤教人大旨，学者立身之要。谨录以进，请颁下两学，为诸生斋规，与旧学规并行。斋规示以进修之方，学规正其不修之罪」。从之。时有司检会庆元章奏，将议施行，而执政有任言责时亦尝论列者，事虽寝而太学诸生稍务以道义相勉，而知穷理居敬之说。初，公在广东，尝寓书今丞相史公，言：「昔先正魏王再相日，语吕郎中、石编修曰：『某老矣，勉强再来，盖事有未竟者，第一欲起朱元晦，次荐引诸贤』。令二公先以书抵朱文公道此意，未几除文公守南康，后又尽荐诸贤。今文公往矣，然其所著书天下诵之。愿丞相更承先志，言于上，取其所著《大学》、《中庸》、《论》、《孟》之说，以备劝讲，正君定国，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盖公在山阴时，闻其说于沈公焕如此，后在成均，遂以数书锓于胄监，俾学者诵习焉。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充接伴金国贺正使。归对，言：「淮东地博而腴，有陂泽水泉之利，而荒芜者多；其民习于战斗，而安集者少。诚委州县招诱散亡，立顷亩之限而授之田，浚沟洫以储水，因可防戎马驱突之患。给田器，贷种粮，为室庐，使相保聚，什伍而教之。此管仲内政、宇文泰府兵遗法也」。又条李泌复府兵、张全义在河南事上之。进国子祭酒，兼侍立修注官。数月，兼权兵部侍郎，改刑部。进对，言：「陛下临朝，渊默无言，必谓大臣进呈不待咨度，群臣献言当经中书。然讲读之际，则又不同，当款接以求多闻，问辩以求当理。今经筵所见，无异临朝，讲读进退，姑备故事。虽圣性自得，默而识之，然臣愿益广圣心，少加咨访。孝宗每对群臣，多所访问，讲读之臣，多得圣语。间因内宿，赐以面对，此陛下家法也」。权刑部侍郎，兼祭酒。时朝廷用人，多以才选，公言：「皋陶九德，乃知人之法，而不及才，盖才即德也。鲁史克所谓八才，即皋陶所谓德者。后世离德而言才，以才取人，故名奉法者或至于残民，善理财者不免于聚敛，能治狱者不免于深文。古今治少乱多，皆用才之弊也」。兼太子左谕德、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上疏曰：「舜九官济济，和之至也。然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晏婴曰和与同异，盖和者可否相济，同者随声是非。近岁士大夫随声是非之患多，可否相济之义少。其平居苟且，依违患失，则其言事必无犯颜逆耳之忠，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操。愿诏大臣，奖忠谠以作士气，戒谀佞以肃具僚，宗社幸甚」。时廷臣争务容默，有论事稍切者，众辄指以为异，故公言及之。十月，雷，公请遴选监司，以察贪吏，求民瘼。又言：「虏运已衰，我之边鄙宜过虑者三，盗贼乘间，奸雄崛起，外夷猖獗是也。备之之策，惟在得人。既选沿边守臣，佐之者亦不可不择。臣谓文臣如职曹官，武臣如兵马都监之属，宜使守臣察其不足仗者易之。帅臣制司，寄任尤重，参佐谋议，或非其材，亦许辟改，庶谋虑有人，足支缓急」。又乞申儆诸帅，各举将才，帅守监司，亦得论荐，其说甚备。既又取欧阳修军中求将之法上之，又言：「中原云扰，使命不通，或败兵奔突，或流民来附，皆不容亡备。若民兵措置有法，则边境守禦自安。盖沿边之民习不畏虏，少少结约，皆足自固。臣昨接伴虏使，至盱眙，见龟山二三百家独不经兵火，问其父老，自言长于劫寨，虏兵畏之。因思彼才二三百家，协力已足自固，况众于龟山，又有官兵为之援乎？愿下边郡条其事宜以闻」。又取欧阳修论西北虏事以献，曰：「契丹为元昊所败，人皆以二虏拿兵为喜，修独忧其为将来之患。盖为国者习安则人材难见，有事则将帅自出，变骄心为愤志，化惰卒为精兵，则二虏交兵，乃虏之利，非我之福也。今夷虏相攻，战争方始，拿兵不解，强者为雄，邻有强国，非我忧乎？华乱未定，盗贼将起，奸雄乘之，我能独安乎？战败之兵，冲突而南，两淮单弱，何以待之？中原遗民，流徙而南，拒之不忍，容之又难，可无虑乎？然则固藩篱，选诸将，择元帅，今日尤不可缓」。同知七年贡举。始公以文弊为请，朝廷既施行之，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士，物议称允。集英策士，公援淳熙故事，「请令后省或馆学，取进士所陈切于利害者，类聚以闻，俾人知陛下不以空言取士」。时虏酋以弑殒，鞑师乘之，燕城被围久，我之使人留境上，不得报，中原遗民日相帅南向。公言：「高宗当夷虏方盛之时，勉从和议，后虏败盟，欲增筑边城，竟牵和议而止。今虏运既衰，信使不通，七八十年来仅得此机会。臣谓凡今极边州郡之未城者当城之，至于边邑之可控扼应援者，亦宜以时修筑」。又言：「臣所谓未城之郡，盱眙是也。或曰盱眙不必城，有急以天长、六合为固，审尔是弃淮也。又濠梁、安丰虽颇有城，然可以禦盗而不可禦敌，谓宜增筑，且创置楼橹，大略如楚州，然后守备可固」。既又取姚襄归晋、侯景附梁事以进，其略谓：「金虏危亡争立，或以款塞为名，或遣使索币，皆当有以应之。或其势既分，各来索币，亦当思所以答。或边尘有警，将孰可用，财孰可取，城孰可守，守孰可固，凡此皆当豫图，毋谓虏方多事，我得以自安也」。未几虏果移文对境，邀我正旦、生辰使者。公言：「东晋至陈三百年间，虽经略区区，仅全吴楚，然未尝求和于北，皆足自立。今地兼吴蜀，当虏灭亡之时，正我立国之日，竭民膏血以奉垂亡之虏固不可，彼方据吾故都，尚遣使以贺，可乎？愿移屯以壮边势，且责帅守预为之防，使疆埸有备，彼欲以虚言恐喝，不可得也」。时中原旱饥，遗民归附日众，边臣处置失宜。公言：「绍兴间，伪豫遣兵犯涟水，韩世忠迎击殪之，得脱者什一二。高宗谕之曰：『淮北之民，皆吾赤子，可令埋瘗』。御史周秘请还虏俘，复谕曰：『朕痛念西北人民，进为主帅所戮，退为刘麟所残，不幸至此。所获馀虏，当给钱米遣之』。高宗兼爱南北之民如此，乌乎仁哉！则彼之饥荒流离而无告者，固宜一视而同仁也。愿诏边臣，以祖逖、羊祜、陆逊为法，使仁声仁闻播于华夷。民心既归，恢复在其中矣」。除刑部侍郎，进言：「河北方张之虏，山东崛起之盗，乘女真衰微，各谋吞并，我若复通女真，输之岁币，既失大国之体，弥启取侮之端。彼二寇将曰，女真将亡，我犹事以币帛，设若先以嫚书，因而求衅，邀我金币，何以待之？况河朔创残，河南饥馑，彼知淮甸丰稔，江浙殷富，垂涎妄动，其将若何？为今之计，必得声实兼全，使莫敢侮予而后可。所谓实者，建制司于淮上，移兵屯于要地是也。所谓声者，罢通贺女真之使是也。或谓遣使予币，可使为吾捍禦，此乃迎合之论。彼方奔窜不暇，何捍禦之足言？或谓使华不遣，恐启兵端，此亦未之思耳。彼其肘腋之盗尚不敢图，尚敢为我敌乎？使吾固守之计不足以捍残虏，异时方张之敌、崛起之盗，何以禦之？今纵不能如晋人焚币斩使，亦可诿以道路未通，幽都未返，迁延其词以答之。况我已尝遣使而彼不受，又尝遣迓而彼不来，足以有辞矣。迁延年岁，我于其间亟修固守之实，则非惟示威于女真，又可以伐二寇之谋」。寻又上疏，其略以为：「今虏酋奔窜，河北、山东，盗贼纵横，鞑人、夏人，攻击未已。使遂灭亡，则中原云扰，奸雄乘之，必若苻坚之时。万一稍能自立，则狼子野心，必未可保，将若逆亮之时，皆可深虑。愿深味孔子远虑之言，力行仲舒勉强之说，与大臣图之」。又言：「臣前建议置制司于两淮之中，移屯兵于要害之地，近闻使虏而归者亦献此策，臣敢复详言之。盖今择守缮城，募兵选将，虽皆备边良画，然穷边之守，责其持久，全赖应援，置制司于两淮之中，所以为边城之援也。议者必曰：两淮重镇，各有帅臣，复建一司，责任不专。臣谓合肥虽淮西重镇，然地在极边，可以自守而不能援他郡；维扬虽淮东重镇，然地在江北，可蔽南徐而不能援边陲。无援而责以死守，此巡、远之所以败也。议者谓金陵已建制司，江北不可复建。臣谓金陵所以制沿江，两淮所以制沿淮，责各有归，则缓急可恃。且两淮之地，历阳居中，内蔽采石，外接淮堧。若颛建一司，惟此地为宜；使兼转挽，则两漕可省；并领和州，则兵民可一。置营寨，立仓储，徙沿江诸军三万人以隶之，无事则按阅如都统之法，有事则调发以援边城之急。两淮利害，一切使之商榷废置，朝廷委任而责成之，可无北顾忧矣」。时江上诸将多以微文细故坐黜，虽尝有功边鄙者，或不免吏议。公取曾巩《政论》，言艺祖置将皆富之以财，其说曰：「待武吏与待文吏不同，文吏取以廉耻，责以廉耻；武吏取以材能，责以材能。文吏任州县，以节用爱人为先；武吏任将帅，以醲赏得士为先。我艺祖任将之道，可以为法。将帅在边，欲其间谍精明，士卒用命，非财不可，顾可使之啬于财乎？臣愿一以太祖为法」。四月旱，有诏求言，公上疏曰：「臣闻知之非艰，行之惟艰。陛下更化之初，尝下求言之诏，而深虑远谋，忠言鲠论，未尝施行，所行者目前之细故。近岁以来，星变日蚀冬雷，皆可畏之变也。今农事方殷，旱既太甚，天变见于上，人情动于下，虽因迩臣之请降诏求言，臣不知陛下诚意在于闻阙失而正厥事，抑用人言以应故事乎？若徇人言、应故事，则天固不可欺也。不正厥事，人可欺乎？天下之事，当与天下共之，不可以一人私之，事之是非，至于义理而止。臣愿陛下与二三大臣，至公无我，躬揽中外书疏，付之给舍，俾条上所当行者，讲究而施行之，则人心悦而天意解矣」。已而不雨，至于八月，公言：「《礼记》：『年不顺成，天子素服素车，食无乐』。又曰：『至于八月不雨，君不举』。谓宜下诏，罢今年瑞庆节赐宴，示惧灾忧民之意，且以为谢绝虏使之名」。事虽不行，时论韪之。权工部尚书，兼太子右庶子，仍兼左谕德。初，公既与宫僚，即丐免祭酒，请专意辅导。尝取文公所释《论》、《孟》等书以献，曰：「此讲学之要也，茍明乎此，则他可迎刃而解矣」。公于讲说不为文采，至其切于修身、正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必反复开陈之。尝进哲宗避蚁故事，曰：「避蚁宫中事也，而外庭无不知。《诗》曰：『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圣人修德，不以隐显二其心。后世人君，谓宫庭燕私之间，举动不谨，人不得见，言语不择，人不得闻，而不知无隐不彰，载之信史者，虽床饰之言无不书也。故《中庸》曰『莫见乎隐，莫显乎微，君子谨其独』」。讲《易》天行健章，则曰：「天之所以健者，其体阳，其德刚也。君子观其象，则当自强不息。然一屈于物欲则不能刚，故孔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盖刚能进德，欲能丧德，二者相为消长，而况富有四海，声色货利易动其心，便辟侧媚求中其欲，一屈于欲，则私意横生，理为欲夺，又焉得刚？所贵于自强不息者，盖有一息閒断，则物欲乘隙而投之，虽有志气不能自为主宰，安能法天之健乎」？讲《孟子》养心章，则曰：「心者神明之舍，所以酬酢庶事，经纬万方者也。常操而存之，然后定而能应，《易》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操而存之，何所用其力哉？去其为心害者而已。虽物欲为害之时，亦岂无仁义之心，特牵于欲而不自觉。故曰养心莫善于寡欲，多欲则欲为主，寡欲则心为主。然人有形色即有欲，非可绝也，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佚，无非欲也。惟君子之欲有则而不过，则心常为之主，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与焉也」。至仁宗讲《损》卦「惩忿窒欲」，则曰：「人之接物，易以忿害物；人之处身，易以欲害身。七情之中，其难制者，忿、欲为甚。人能于忿怒之时，稍息其怒而观理之是非，则不至于害物矣；人能于嗜欲动时，静而止之，思害身之可畏，则不至于害身矣。仁宗曰『人之情欲皆出于阴阳，而损之在人』，是正得损之道也」。至讲《诗》终篇，则又进说曰：「《诗》三百篇，《周南》后妃之德，先王修身正家之效也，《召南》夫人之德，诸侯修身正家之效也。先王之身修，故后妃化之而无险诐私谒之心；诸侯之身修，故夫人化之而能循法度。推之国而国治，推之天下而天下平。下逮《国风》之变，在卫则《绿衣》、《燕燕》之诗作，《凯风》、《谷风》之刺兴，至于《墙茨》、《桑中》之丑，则其乱也，未尝不起于闺门衽席间。《诗》所以首二《南》者，岂非求诸己而后求诸人，治其内而后治其外哉？故周之兴也以太姒，其衰也以艳妻，读《诗》者可以鉴矣。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此又读《诗》之要也。先正其心而无邪思，则以之读《诗》，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知所以为法戒矣」。公每讲读，至经史所陈声色嗜欲之戒，辄恳切再三，及是敷陈尤切。呜呼，倘天假之年，使终任辅翊之责，其所以成就储德者，顾可量也哉！公既迁宫庶，不复与讲，东宫特请于上，俾公仍兼讲。公以年过七十，屡请谢不获，自是章凡二十上，而拜不允之诏七，至引赵抃留欧阳修等事以谕。公比疾，又恳祈，卒不获命。公虽疾，犹黾勉辅导不怠，故疾间复作，遂不起。享年七十有三，积阶太中大夫，爵建阳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以通奉大夫致仕。遗表闻，赠赙如式。公为人简质端重，而天性孝友尤笃。少习家训，长得明师，又见四方前修钜儒，如南轩张宣公、东莱吕成公，皆与往复讲论。其学以不欺为主，其接物夷易，温然可亲，然欲干以私者，皆莫敢出口。与人言心平气和，语简而当，听者心服。称人之善无溢美，其恶恶亦无深疾。每病学者空谈无实，尝为《天台学四先生祠记》，曰：「学者当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若趋其名以为高，入耳而出乎口，皆四先生之罪人也」。盖其平生所素戒在此。故时方歆慕道学，公欿然无所喜；及以伪学而禁，公亦泰然无所惧。居家俭约，虽已贵如初仕。每曰：「先人家法，不敢过也」。仲氏炳，擢戊戌第，与公接武登朝。叔季子侄，相继收儒科，或联贡于乡。建人语家学之盛，必曰刘氏云。公赒内外属人之贫，终始不少倦。幼而孤者，男则教之学，女则择所归。岁饥，辄发粟平价以济乡里。其接引后进，所以劝谕开譬者备至。当官取予，一介不妄，安于义命，未尝轻求人知。为政以风化为重，尤恶异教害俗。在番阳日，泉使悯遗骸不掩，议欲葬之水火，公言人死魂升魄降，形气各返其初，西方法非是，使死者有知，祸亦酷矣。每夜敛衽默坐，虚心省察，常曰不于定静时体察，则应事接物或至有差。尝取节孝徐先生帖教子弟，其言曰：「日入之后，至于夜中，事物俱静，志气俱定，是君子思虑经纶之时，昼之所行，夜之所思也」。其事君以不欺为忠，至为侍从，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荐贤举善，不进不止，然其人皆莫之知。平生论著，有《奏议》、《史藁》、《经筵故事》《、东宫诗解》、《礼记解》、《讲堂故事》若干卷，《云庄外藁》若干卷，藏于家。夫人李氏，武节郎晋明之女，奉议郎宗思之妹，先公八年卒，赠硕人。子垕，今为奉议郎，知建康府江宁县事。女三人，陈择、詹枢、袁宜中其婿也。孙男一人，钦，宣义郎、监福州岭口监仓。孙女一人，适太学生江渊，先六年卒。曾孙男一人，尚幼。其孤以十年十月庚戌，葬公于邵武军邵武县仁泽乡桂林之原。铭曰：

圣学失传，天启濂洛。有开斯人，如寐之觉。吾道之南，世有宗工。集厥大成，则惟文公。公生同时，而又同里。少登师门，以迄莫齿。孰疑弗剖，孰蔽弗祛！昼讲夜思，岁充月馀。发而施之，或言或事。惟正是繇，毋或有二。曰此文公，实以教予。厥临孔威，其忍畔诸！遂登禁途，遂傅储极。惟一其心，以辅以翼。直辞婉赋，杜渐防微。思公之忠，可为涕洟。蠢兹孽酋，逃奔如鼠。狃于虚憍，犹索我赂。众谓可与，公曰不然。愿辍金缯，移以实边。新狄鸱张，群雄蜂起。扰扰中原，如鼎斯沸。众谓无虞，公独深忧。愿饬边臣，固圉是谋。必重制垣，必徙兵戍。必绝虏交，声实乃副。公没几时，羽檄四驰。畴昔之言，亶犹蓍龟。天子念公，嘉名是锡。其义维何，曰正曰直。文公之门，今存者谁？不负所学，如公其几？瞻彼桂林，有菀其麓。我铭匪诬，千载可复。

先朝虽重科目，然时有特起之士，如王昭素、徐复、常秩、韩驹之流，或以经术，或以文字，皆得之于科目之外，奋布衣，致通显，朕甚慕之。尔始以《易》学进，及试之以言则辨丽而博，授之以政则果艺而达。由史属至郎监，由牧守而至部刺史，若素官然。近览奏篇，明王体而通世务，切当朕心。锡之科第，擢之卿少，出于独断，不世之遇也。必靖共正直，必据依名节，以副朕度越拘挛、选择而使之意。可。

此卷金华殿中语也。国初命王昭素说《易》，南渡命尹和靖、张南轩劝讲，惟其人不惟其官也。恕斋理学宜侍旃厦，辅缉熙，曾未展究。如仆辈涉猎而非深造，然为说书者三，劝讲者再，劝读者一。晚见此编，未免有淳夫得讲师三昧之羡（《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一一。又见《后村题跋》卷一三。）。

在：原无，据右引补。

臣对：臣恭惟皇帝陛下十诏宾兴，九临轩御，求贤靡倦，博采刍荛。兹者进臣等于廷，策之以选举之八事，而欲得夫学术才智之二者以扶世道，真尧舜之用心也。臣来自远方，怀忠欲吐，意陛下必策之以当世之务，理乱安危之机。而圣问所及，乃止于此，其虑臣等触时讳而不使之言乎？抑虑臣等有待对之帖括而问其所不备乎？甚非策士之本意也。虽然，人才亦国家之重事。陛下求学术者，则欲其达性命而学圣贤，挺气节而发言议。求才智者，则欲其理国家而究民事，裕邦计而捍边陲，亦皆时政之大者。臣敢因陛下之问而条其所以对，然后以臣所欲言者为陛下言之，惟陛下试垂听焉。臣闻求天下之士以文，不若淑天下之士以道。以道而淑天下之士，正其心也；以文而求天下之士，蛊其心也。上帝降衷，蒸民有则，孰非良心善性之赋？惟民生厚，因物有迁，则教之者非其道耳。《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古先圣王所以教天下者，惟修其性中之道也。《大学》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言古先圣王明其心之明德，以新天下之民，而皆止于义理之极也。古之所以淑天下者如此。自乡举里选首废于周，而策士有科始见于汉，既非古意矣，犹未至以词章也。隋唐以来，始有进士。科目之诱既设，利禄之习亦牢，然后天下之士愈不知所谓道。心术日坏，以至于今，士习之趋，犹唐旧也。虽然，变今之士习，臣犹以为易致力焉，何也？自孔、孟绝响以来，士不知道，隋之世惟一王通，唐之世惟一韩愈，然皆得圣门仿佛，莫造斯道之精微。如通以圣人之心迹有殊，愈以人之性有三品，其于圣道，皆昧指归。学道之士且然，而况科目之士，故士习难骤变焉。天开我朝，道统复续。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五星聚奎，异人间出。有濂溪周惇颐倡其始，有河南程颢、程颐衍其流，有关西张载翼其派。南渡以来，有朱熹以推广之，有张栻以讲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闻古圣人之所谓道矣。虽为科目之学蛊其心术，而道学之功，每从而救之，识之明者，亦多觉焉。臣故曰：变今之士习为易。使上之人不专以文求天下之士，而专以道淑天下之士，则学术才智之士，宜出而为国家用矣。陛下聪明天锡，问学日新，接尧、舜精一执中之传，得孔、孟《中庸》、《大学》之旨，陛下可谓知道之君矣。抑臣犹愿陛下推是道以淑天下之士也。而陛下之所以策臣者，则未免于以文尔，是非所以淑天下之士也。教之无素，求而得之者亦陋矣。间有能为天下用者，亦天资暗合耳，岂以道用天下者哉。古之盛时，自八岁入于小学，其所学则洒扫应对进退之节也，礼乐射御书数之艺也。十有五而入大学，其所学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序也。此古之士所以多全才也。后世以来，所习者词章，所志者利禄。进士可以求仕，则挟书假手者有之矣。学校可以求进，则诡名冒贯者有之矣。世禄之家，能学有几。里社之人，可试尚多。贤良惟僻书奥传之观，而道则不知。词科惟奇文丽藻之习，而道则愈闇。武科则岂真有山西将帅之学，遗逸则不过惟终南捷径之求。道之不闻，弊乃至此！无他，上之人求之者以文，则下之应之者亦惟以文也。陛下而欲一新乎士习，盍亦先正乎人心。人心正则士习新，虽以科目求士，亦皆得人矣，尚何学术才智之乏哉！臣请为陛下疏言之，谨昧死上愚对。臣伏读圣策曰：「朕临政愿治，夙夜不遑康宁。每惟自昔帝王莫不急亲贤之为务，今选举之法未背于古，而得人之效有不如人意，所以每当馈而叹。子大夫咸造在庭，其相与茂明之」。臣有以见陛下求治之切，欲得人以为用，而叹选举之难得士也。臣闻求于末者，不若求于本。心术者本也，选举者末也。本之正，则选焉而得，举焉而获。本之不正，惟欲于末以求之，虽日变其法而使详，日讲其术而使精，天下之所以应之者，亦止于如是之人耳。何则？本之不求而求之末，固如是也。求之本则道矣，求之末则文矣，文岂足以观人才乎！故成周之时，以德行道艺兴天下之贤能。德则六德，知、仁、圣、义、中、和也；行则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也；艺则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也。而独不言所谓道，岂非道贯乎三者之中，而有德行艺者，皆不可以不知道乎？是以文武不殊科，有武者亦皆有文。将相不殊途，可相者亦皆可将。古之人何以能如是也？无所不通之谓道，知道则无所不能也。成周曷尝求之选举之末哉！乡以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先教后兴，盖有素矣。兴而曰宾，盖有礼矣。岂若后世圜棘以试之，糊名以考之，待之者亦甚贱乎！况乎古之所以用乎士者，所献之书虽登于天府，所仕之地则不出其乡闾，故天下之士皆知所以自重，而无所谓奔竞之习。今之所以教天下，则异是矣。六艺云者，古之人所谓末节也，今之士亦皆不复知矣，而况所谓六德、六行哉。未仕者志高科，已仕者志高位，不得不止，愈进愈贪，弃父母，左亲戚，背坟墓，远乡邦，逐逐然惟利禄之计，则科举之法有以坏之也。科举已久其行，何敢轻议变革。臣但愿陛下以道而淑天下，使天下之士知天爵之可贵，而人爵之不足贵，知义荣之可尊，而势荣之不足尊，利禄之心轻，则科举之念亦轻。不得已而后应科举，则恬退静重之士出，而顽钝无耻之风亦可少息矣，安有得人之效不如人意者哉？臣伏读圣策曰：「夫学术者，君子所以维持斯道者也。达于性命之原，穷乎圣贤之指，形于气节，见于言议，平昔之所讲贯，其要可得闻欤？才智者则所以经纶斯世者也，或识国家之大体，或知民事之本末。材术足以裕邦计，谋略足以捍边陲，平昔之所蕴蓄，其亦有所本否欤？今朕所以搜罗天下士者，无所不用其至，而膺斯选者，卒无其人，何欤」？臣有以见陛下思得夫学术才智之士以为天下用，而慨今世未有其人也。臣闻学术才智一事也，学术其体，而才智其用也。有学术而有才智，其人则君子；有才智而无学术，其人则小人。陛下之求人才，必皆求其两全之人，最不可各求其一也。至圣问所及学术之四事，才智之四事，则脉络相贯，事理相关，亦不可以异观者。是故达性命之原，则能穷圣贤之旨矣。秉正直之气节，则能发忠鲠之言议矣。识国家之大体，则知民事之本末矣。有裕邦计之材术，则全捍边陲之谋略矣。臣请为陛下条陈之。夫圣贤教人，惟性命之学而已。在天为命，在人为性，命则天命之自然，性则仁义体智四端之固有也。是故为士者当全天所畀付之命，而尽人所固有之性。天命之性，则有善而无恶，不可执气质之性以为性也。四端之性，则一真而非伪，不可泥释老之所谓性以为性也。圣贤教人，不过如此。今之学者，则异是焉。资禀之下者，局于功利之申韩；资禀之高者，溺于虚寂之释、老。高谈性命，藐视辈流。好虚议论者，无实事功，尚虚声名者，无实践履。为程颢之体认天理二字者谁欤？为程颐之求孔孟所乐何事者谁欤？为朱熹之欲为朝廷措置大事者谁欤？明善忱身之言，资士大夫谈柄而已，固不知善若何而明，身若何而忱也。格物致知之说，窃先儒之绪论而已，固不知物若何而格，知若何而致也。道之在天下，体可以达用，精可以贯粗。而今之言道者，则以为无用之空谈，不能见于有用之实学，圣贤岂如是乎！臣故曰：达性命之原，则穷贤圣之指者，此也。夫议论者，自气节而发也，天下安有无气节而有议论者哉？王素为谏官，以独击鹘见称，则王素之气节为之也。刘安世之在言路，以殿上虎见惮，则安世之气节为之也。有欧阳修之气节，则能排夏竦之奸邪；如王拱辰则初虽弹夏竦，而终则攻杜衍矣。有吕诲之气节，则能劾王安石之巧诈；如常秩则始虽立节，终则附安石矣。无气节而有议论，天下有是理哉？今之士大夫，气节言议，视先正似若少逊矣。以讦直为矫亢，以缄默为安静，以随声附和为不立异，以无所指斥为不近名。陛下非不容受直言也，又非不舍己从人也，而曾未有言焉者。今天下之窃议时政，惟曰内批也，营缮也。近习之弄权，而外戚之除授也，然而缴还内降如杜衍者谁欤？论张尧佐四使如唐介者谁欤？请不再建玉清昭应宫者谁欤？夺任守忠节度，指曾觌、龙大渊奸利者又谁欤？苟有一言，臣知陛下必从之也。无一人为陛下言者，而徒诿曰恐陛下之不受，得毋类于欺君乎？是皆气节不立之过也，而何言议之有？故曰：秉正直之气节，则必发忠鲠之言议者，此也。国家大体，其本在仁。艺祖皇帝陈桥驿之言，紫云楼之誓，子孙万世，根本在斯，爱养元元，是为大务。胡今膏泽不下于民，陛下仁厚论中所谓以术辅贪、以材济虐者，往往皆是。有如去岁，叠见重灾，九郡生灵，为鱼鳖之墟，众大民居，为灰烬之地，不加赈恤，民命谓何？撤阛阓而广通衢，略无救正之谏。侈土木而穷事力，第先应办之谋。以至监司守令之官，罔知承流宣化之任，而诸路台节，旷职甚多。弄印不除，褰帷何有。贪吏脧民之脂髓，虐吏戕民之肌肤，陛下深拱九重，亦安知此？是盖不知有国，故不知有民也。臣故曰：识国家之大体，则知民事之本末者，此也。今之备边，重在兵食，食苟不足，兵何由强。而今之兵财，体统乖异。制阃则曰食少，总饷则曰兵多；制阃则曰乏粮，总饷则曰虚籍。岁行和籴，内斲本根，边有屯田，竟无效验，徒耗物力。不立规模，寇至则逃，敌去则舞，乘虏之退，则以为功，愚弄朝廷，希觊醲赏。侧闻壬子之蜀祸，甚于丁酉之虏兵，而掩败不言，惟以捷告。观其夺回虏掠三十万计，则知残害鱼肉凡几何人。生聚良难，岂堪频蹂。边之不能禦，政坐不能练兵足食以为备，而徒以欺朝廷为心也。臣故曰：有裕邦计之材术，则全捍边陲之谋略者，此也。是皆不知道而然也。无道中之实用，而尚虚文以欺世，其失固宜矣。故臣愿陛下求才智于学术之中，而无求才智于学术之外。苟不求其学术，而第求其才智，虽求士无所不用其至，非所谓至矣。陛下而先审乎此，则选举入事，臣得以次第而熟数于前。臣伏读圣策曰：「进士一科，自唐而重。祖宗盛时，或一榜才百二十人，而得四贤相。或胪传之际，日有五色，而多得名臣。果何道而臻此欤？近岁州乡贡举，率多混淆。考覈之法，有不容略。故既选于礼部，又覆试于中书，朕拳拳于作新者至矣。棫朴之茂，丰芑之仁，子大夫其亦有以称朕意者欤」？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进士之科，而欲如祖宗得人之盛也。臣闻求天下之士者，科目也；坏天下之士者，亦科目也。士不务道，惟知工于声病之文。用不适时，惟知习于套括之学。其未仕也，用力惟在于此，其既仕也，从政曷知其方？失在于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也，非科目坏之乎？大抵科目之取士，惟在于文，不在于道，故天下之士不习乎道，惟习乎文。每至三年，谓之大比，群聚以考其艺，誊录以观其文。不求之乡评，不本之宿望，惟其文足以惑有司足矣，初不必素行之可以服乎乡里也。惟能窃用先儒之言，而谓之明理学足矣，初不必用力真在乎义理也。词赋不本乎理致，日以雕镌；经义不求其指归，日以穿凿。至于论策之作，欲观其通达之才，而乃俪叶骈华，抽黄对白，竞为纤巧之制，无复浑厚之文。世变如斯，可为太息。然此犹自能之者也。固有平时不稔于文声，一旦忽腾于榜帖，由私径以鬻举，挟厚赀以倩人。公道益亡，科举遂陋。臣观有唐取士，乡贡以荐而充，虽或间有私情，不敢大废公论。有如武陵之托杜牧一赋，韩愈之荐侯喜数人，允为得才，今岂能及。故唐之世虽曰私，而犹有公议；今之世虽曰公，而实用私情。臣为科举之谋，其说有二：一曰严考校于其始，二曰公覆试于其终。科举所选考官，必由出身科第之人，然后可在考校之列。不知出身之士，半是假手之人，以若持衡，安能得士？臣愚以为方今诸州贡士之际，以至省闱廷对之时，精选考官，以惠多士。其或谬得科第，决不使与校文，则不至于滋谬种种矣。昔仁祖朝用欧阳修典贡举事，一脱西昆之体，丕变嘉祐之文，用能革险怪之刘几，得名世之苏轼，皆考官得人之验。故曰：严考校于其始。今日省闱取士之后，必行覆试，可谓良规。独于州县取解之时，虽有帘引，未免文具。使乡举果皆得实，则省闱安有不通？而州郡之间，奉行不恪，以覆护为长厚，以驳放为过苛，不知取此庸流，他日又将安用。臣谓州郡奉行之意不恪，亦由朝廷连坐之法不严。倘自今以往，省闱覆试不通者，所属州郡真行连坐之罚，则必可以得实材矣。前日都堂覆试，已极堤防，然虽能察张奭曳白之庸，未能觉温岐潜救之巧，似闻掩覆，大是吏奸。今已噬脐，后当加意，毋使人谓清明之世而犹有是也。昔艺祖时徐士廉诣登闻诉榜不公，始命覆试。当时考覈，可谓至公。虽以陶谷之子登科，亦必在所审察，此覆试尽公之法也。臣故曰：公覆试于其终。虽然，此犹未为淑其心也。朱熹在同安，尝因县酺明布训谕，俾父兄毋为子弟假手，以教之欺。陛下倘能以道淑人心，使人知此义，则能而肆假手，庸而求假手者，皆愧矣。榜才一百二十人，而得四贤相，廷唱之际，五色云见，而得名世臣，何患不如祖宗盛时乎！臣伏读圣策曰：「学校之设，所以教养作成。庆历中，湖学最盛，置治道斋，以讲明世务，遂取其法，以教大学。而胡瑗职教京师几二十年，是岂徒校一日之长者欤？今负箧担簦，云集行都，来者甚众，而与选者甚寡，朕心为之恻然。其当何道，使无道路之劳，而坐收教养之实欤」？臣有以见陛下轸念天下学校之士，而欲加教养之功也。臣闻学校者，最近民而易化民者也。今之天下莫不有学，而学校以养士，科目以取人，两不相关，学遂虚设。于其艺而不于其行，考其暂而不考其常，能为发策决科之文，则曰能事已毕，问其根本当然之事，则茫然不知。气习一浮，风俗遂薄，内则有燕居废学之实，外则有佻达在阙之愆，逐利惟竞于锥刀，养指遂失其肩背。失在于所养非所教，所教非所养也。大学四方所聚，实系天下观瞻，而乃诡冒成风，遂成奸弊之薮，祈恩趋利，尤开侥倖之门。大学尚然，况乎天下有如省闱之试，辄求泛免之恩，使朝廷确然不行，则倖门何由而启。而乃务为姑息，复与放行，弊例一滋，公法何在？朝廷曩欲士子之安乡井，乃遍州郡而行类申。曾不几时，又复中变，于是补闱之士云集京师，无鼓箧逊业之风，如鍪弧先登之状，蹂死不可胜计，仁人岂所忍闻。是皆启侥倖之心，所以激纷纭之祸。迩者廷臣欲分路而试，其法亦可谓良。而臣为学校之谋，其说有二：一曰定教育之良法，二曰示奖励之微机。夫养士欲养之为异日用也，而可徒教以无益之时文哉！是必教之以三纲五常之道，教之以修齐治平之序而后可也。今天下监司郡守，有能知理道之人，乃于学校之外，创立精舍，讲明理义，意固善矣。而精舍讲道，学校习文，然则学校之士不必知道乎？又不当如此异其趋也。昔先儒程颢有言曰：「治天下以正风俗、养人材为本，宜访经术克备，足为师表，笃志好学，才良行修者，朝夕相与讲明正学，其道必本乎人伦，明乎物理，自洒扫应对以至修其孝弟忠信，明善忱身以至于化成天下，其学皆中于是者为成德。取材识明达可进于善者，使之受其业」。若颢此言，则臣所谓教育之良法也。科目学校，自是两途，欲立学校之规，当于科目之外。方今大学舍选，亦与科举并行，固亦此意。然舍选所取，亦惟其文，其所谓行则坐斋满季，无私过议罚之谓耳。行止如是而已乎？此特蔡京之法也。况大学为然，而天下之学皆不然乎？程颢又曰：「择学明德尊者为大学之师，次以分教天下之学。择士入学，县升之州，州宾兴于大学，聚而教之，岁论其贤者能者于朝。凡选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洁，居家孝弟，有廉耻礼节，通明学业，晓畅治道者」。若颢此言，则臣所谓奖励之微机也。虽然，师儒则每难于择焉。昔仁祖朝，命胡瑗以为大学师，取湖教以为大学法。瑗教人以有用之学者也。当时伊川程颐实在表倡之列，天下之士，安有不知道者乎！陛下而以道淑天下，取程颢之言以为法，命胡瑗之类以为师，则士无道路之劳，而有教养之惠矣。臣伏读圣策曰：「资荫入仕，与寒畯同升。患其不学，故严程试。近岁浸成文具，若祥符之诏令。于国学习书二年，乃送审官考试。淳熙之议，欲令铨试，本经法律，各取其半。今举行之，可欤？书判之选，唐铨部尝用之，至有龙筋凤髓之誉。建隆、天圣立拔萃科，或于内殿，或于秘阁。朕比以吏道之衰，复书判于吏部，以考狱官县令之能否，亦唐世与祖宗之旧也。其法可加详否欤」？臣有以见陛下欲察任子于未仕之初，且欲察县令狱官于已仕之后也。臣闻已仕未仕之人，皆当使之知道。苟不知道，则未仕者固无所取材，已仕者又何所取材哉。臣请先以任子言之。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三载取士，仅数百人，而任子每岁一铨，以百馀计，积至三岁，亦数百人矣。泛观州县之仕，为进士者不十之三，为任子者常十之七，岂进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众耳。阀阅鼎盛，亲故复多，挟厚赀而得美除，结奥援而图见次，考第未满，举削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使任子其人皆能才识如吕端，问学如张栻，岂不足以为天下之用，独斯人不多得尔。身燠锦绮，岂知陛下之民之寒；口饫膏粱，岂知陛下之民之馁，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威福。寒畯生长诗书，明习礼义，决不至有是也。臣谨按《春秋》讥尹氏之世卿，讥仍叔武氏之子弱，则任子之不当有明矣。臣观古人赏曰「世延仕曰世禄」，使之有田禄而已，初非使之世其官也。任子之法，起自汉朝，必父兄真知子弟之有才，然后保任而授之位，非如今之官及则任也。儒者未仕之前，皆知任子之可抑。才玷郎秩，荫可及门，则不复为是言矣。是私也，非公也，为己子之计，故不复以任子为非也。是必为父兄者，如先正之不为子弟祈恩；为子弟者，如先正之自取儒科，不受门荫，则善矣，然而难能也。臣谓任子之恩，朝廷当加裁抑，不至冗纷。三岁一郊，少减奏荐之数。每岁一铨，必严考覈之法。如祥符之诏令，于国学习书二年，使稍知道，然后如淳熙之议以试之，斯可矣。否则亦文耳，文岂足知任子之贤否哉。至若令录之官，尤当深识道理，使为县令者常有学道爱人、弦歌为邑之意，为狱官者常有失道民散、哀矜勿喜之心，则书判虽不试而何害。苟惟不尔，虽有龙筋凤髓之誉，徒美观也。虽中书判拔萃之科，亦虚文也。士而能为文章，安有不能书判？此但可以观其是非曲直之识耳。其贪如狼，其苛如虎者，亦何自而知之哉。虽然，臣犹幸铨闱之试，尚可以惧愚騃之任子。书判之试，尚可以惧庸谬之令录也。抑臣闻之，试则当公，不公则不必试。闻之道路，铨闱固可捐厚赀而得传义书判，亦可先嘱省吏而得案牍也。傥或无之，言之者固无罪。万一有此，闻之者不足以为戒乎？试已非古矣，试而私焉，曷若不试乎？惟陛下察之。臣伏读圣策曰：「贤良之举，祖宗以收魁垒杰特之士，如富弼、张方平辈出焉。自熙宁以试进士策与大科无异，由是罢之。绍兴、淳熙追思前宪，下诏复置，而应者绝少。今可复之，茂异之才，其出否欤？自绍圣以宏词十二体取该博华藻之士，比年以来，应选亦稀。朕方患词采之衰，欲令四方人士共兴其习，议者乃谓立法未尽善，何欤」？臣有以见陛下欲复贤良之科，以收魁垒杰特之士，又欲新宏词之科，以收该博华藻之士也。臣闻异等大科，皆当知道。苟不知道，名贤良者固无足观，名宏博者亦无足观也。臣请先以贤良言之。今世贤良久废不举，盖自淳熙以后无之矣。夫贤良者，所以待非常间出之士也。三岁大比之时，所得恐或常士，于是又设贤良之科以取之。能谋王断国，斯可谓之贤良，能直言极谏，斯可谓之贤良，此名未易当也。熙宁之朝，以贤良与策士无异，由是罢之，盖有深意。自苏轼兄弟以直言对策，简知仁宗，其后立朝，风节坚劲，争论新法，积忤大臣。故当时怒影移木，并贤良之科而罢。然而本朝贤良知道，盖亦有数。如富弼，如张方平，如苏轼、苏辙，是真贤也，是真良也。奸邪之夏竦，倾险之李清臣，亦谓之贤良，可乎？读人所不知之书，何如知人所共由之道；为世所不能之文，曷若为世所可用之才。千门万户之书，何补于晋之衰；济水帝邱之对，何益于唐之乱。公孙弘之贤良，固不若董仲舒之贤良；牛僧孺之贤良，固不若裴垍之贤良也。贤良今不复试矣，贤良之才，臣不敢诬天下以无人也。但所以取之当以其道耳。臣谨按《春秋左氏传》，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而《祈招》之诗，则不能知以救楚围之法。是知记问之浩博，适足以为玩物丧志也。贤良之策亦始于汉朝，观其策晁、董、公孙之徒，无非问之以谋国之大方，为政之大略，初未尝以隐僻难知之事而策之也。臣记杨万里上书孝宗皇帝，有曰：「孟子之时，去周未远也。而诸侯去周之籍，孟子已不闻其详。孟献子去孟子尤近也，而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则记诵非孟子所能也。乃若孟子，则有所能矣。孟子曰：『天之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此孟子之所能也。今贤良之科，不求孟子之所能，而乃求孟子之所不能」。万里此言，则上所以策贤良之道也。程颐亦有言曰：「汉策贤良，犹是人举之，如公孙弘犹强起乃就对。至如后世贤良，则自求举耳。若曰廷对，欲直言天下事则尚可。若志富贵，则得志则骄纵，失志则放旷与悲愁而已」。若颐此言，则下所以为贤良之道也。至若词学之科，其文犹当贯道。文不载道，虽华奚观。文章所以黼黻皇猷，号令所以鼓舞天下。词气萎薾，世道系之，不可不加意也。陛下近者明诏四方，自今三年省闱别立一小词科一试，激昂表厉，陛下可谓得其术矣。但愿陛下力而行之，必有蔚赡之才出应搜罗之意，谨毋以舍大就小，即易去难，为浮议所摇，方行而复辍也。又既设此科，当寿其脉。倘使真无可取，亦当短中求长，市骨而骏马自来，悦画而真龙必至。苟进取之无阶，则习尚之无益。然臣闻之，异科之才，多负劲气，出为世用，每不见容。熙宁之罢贤良，盖以苏轼兄弟之故。近时词科之不取士，陛下亦知之乎？亦由前日词臣忤于当国，既已逆其心而拂其意，所以止其身而罢其科。不然，何名存而实废也，惟陛下察之。臣伏读圣策曰：「右科之设，本以示右武而求韬略，非徒校虚文而课骑射也。兵兴累年，未闻慷慨以英略著者，其故何欤」？臣有以见陛下慨念时艰，思欲得武略之士以为之用也。臣闻以武设科，虽曰右武，以文求武，反不得人。今之武科，臣得而议之矣。贡荐额狭，选举路艰，于是以武为捷径而求为右科之试。能诵兵法者，罕能兼骑射之习；能便弓马者，罕能兼刀笔之长。于是能文者代课《七书》，能武者代执鞭弭，是无非欺朝廷也。间有能兼二者之长，亦不过苟一时之试。求其英略，阒尔无闻。今之文科，必有五削而后改京官。今之武科，不出十年，可至郡守。既登武级，复试文闱，换授其官，已在通籍之上矣，此天下之士所以指右科为速化而竞以趋之也。陛下于此，方且求其英略焉，可谓按图而索骏矣。寇准器兼将相，非右科也；韩琦、范仲淹才兼文武，非武举也。此犹文士也。岳飞、韩世忠诸将，亦尝自武举中来乎？臣愿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毋使人指武举为速化之地，则英略者出矣。臣伏读圣策曰：「遗逸之召，当取于岩穴，如艺祖之招王昭素，太宗之召陈抟，真宗之起种放，有光简策矣。今日未闻有可副明扬之旨者，抑又何欤」？臣有以见陛下广罗人才，而取遗逸于科目之外也。臣闻逸民之举，天下归周，幽人之求，民心附汉。遗逸固有国之所先也，然而不求闻达而后可谓之遗逸，阶此以钓名者非也；不慕荣贵而后可谓之遗逸，借此以媒进者非也。汉有樊英终于败节，唐有藏用亦至损名。本朝邵雍、常秩，其初亦无大异，审观其后，然后秩伪而雍真矣。其羹藜饭糗，非不欲膏粱也，衣荷制芰，非不愿文绣也，将有所待也，是作伪也，非真隐也。夫治天下者，进恬退之人，固可以风奔竞之士，然而恬退之伪者进，则奔竞者愈竞矣。恬退之伪，奔竞之真也。种放之出，人犹议之，况又不及放者乎。如王昭素、陈抟，斯可矣。臣愿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心，毋使人以遗逸为仕宦之捷径，然后诏内之侍从、台谏，外之监司、郡守，举有道之士不事科目者而旌用之，则竞科目、逐利禄者，亦可以少弭矣。陛下之所以策臣，与臣所以奉大对者，已略陈其槩。而陛下于其终，复策之曰：「夫是八者，上之所以求于下。法意之未尽，可为商确者，固朕所欲闻。若学术才智二者，则下所以应上之求，有关于世道之大。子大夫贲然来思，必不耻于自言，其合而具陈之，毋略」。臣有以见陛下求言之意有加无已，以八者责之己，而以二者责之臣等也。愚臣浅陋，何足以仰承圣问。抑臣之意，则终愿陛下以道淑天下之士，而不必求之法也。今之法意，亦可谓尽矣。而陛下犹以为未尽者，是无乃详于法而略于道乎？今日之患，正在于下之求上者切于上之求下。上之所以求于下者虽广其路以招延之，亦密其防而检束之，已非求士之意。而下之所以求于上者，投牒觅举，肆欺售伪，无所不至，又岂止如汉人之自鬻哉！是尤非古意也。若是者既皆不以为耻，又岂特耻于自言而已乎！风俗益薄矣，陛下不以道挽而回之，臣不知其后之所趋，又当何如也。然此选举事也。臣观陛下发策大廷，前乎此时，莫非问以当世之大务。独惟己丑、壬辰，不敢深及时政，此则陛下养明于晦之时，而当路忌言之日也。而今亦若是焉，何哉？甚非臣之所望也。臣欲深而言之则僣，欲隐而不言则欺，敢因陛下之所及而略言之可也。圣问之中，有气节言议之说。臣于今日，正不满于是二者，敢以二说为陛下献焉：一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二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何谓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汤之执中也，曰立贤无方；武王之建极也，曰无偏无党。是故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后可谓君子。君子者未尝有所谓党，而上之人亦不当以党视之。禹、皋叶忠于事舜，而言焉不合，则有吁咈，不苟同也。旦、奭同心于辅周，而事有不可，则或不悦，不诡随也。唐有白居易不附僧孺，亦不附德裕。本朝有苏轼，不徇熙、丰，亦不附元祐。君子之所自立者如此，若之何而以党视之？小人之欲空人之国者，必惑其君而指君子以为党。空党锢以危汉，空清流以祸唐。而指元祐臣僚为奸党者，当宣、靖之时，空国而无君子，其祸尤不忍言也。独惟有道之朝，虽倡为朋党之论而不胜。方庆历诸贤之用事也，夏竦等辈结内侍蓝元震，上疏谓仲淹、修、洙、靖，前日蔡襄谓之四贤，四贤得时，遂引襄以为同列，以国家爵禄为私惠，胶固朋党以报谢当时歌咏之德。仁宗虽不之信，未几诸贤相继皆去。是仁宗之明如此，而小人亦得以行其动摇之术也。独惟仁皇之天宇终定，浮云暂蔽，白日即昭。循至嘉祐之时，皆用庆历之彦，而成功致治，竟是当时指为朋党中之人。然则君子之党，何负于人之国哉？何代无贤，固有居今之时，义胆忠肝如庆历诸贤者，而或者以哗竞朋比目之，陛下本无是心也，臣意必有倡为是论者矣。夫使真哗竞，真朋比，固可嫉矣，第恐以好论国事为哗竞，以志同道合为朋比耳。夫以好论国事为哗竞，则喑默唯阿、辕驹仗马者为是乎？以志同道合为朋比，则怀奸相结、根蟠株据者为是乎？此臣之所不能晓也。大概今日之弊，在于用一宰相，则用一般人。一相既去，则凡在其时者，皆指为某相之党而尽去之，非如范仲淹既出而吴育犹奏行其事者也，非如张浚既罢而赵鼎犹不变其所用之人者也。去年以庶官而论台谏者有二，前日大臣进拟，其一乃已得衡山之麾，其一则犹絷白驹之谷。得非前日之论台谏者，其台臣已去，故可以擢用；后之论台谏者，其谏臣犹在，故有所妨嫌耶？今之谏臣，心乎体国，则必如彦博之不憾唐介，夷简之不憾仲淹，夫亦何嫌于此。况西蜀之贤，乃其所劾，亦已得郡乎。而乃同罪异罚，一用一舍，臣恐非中道也。中者执一之谓也，元祐调停，为祸不细，建中靖国，何所谓中！陛下至德深仁，矜念远谪，谓除误国殄民之外，并有放令自便之恩，而初议指撝，他皆未及。独惟前日之柄相，密党数人，首拜此惠，是得无类于调停以平旧怨者乎？夫其据言路、为宰属之时，陷忠良不知其几，误国殄民，孰有大于此！而首蒙湔濯，臣甚为执事者羞之。臣愿陛下与大臣，自今进退人才，秉持公道，不肖者终身可弃，忠良者一眚不遗。且毋使大夫有东人西人之讥，毋使天下有川党洛党之说，则人才之气节者出矣。臣故曰：立中道以用天下之贤者，此也。何谓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舜闻一善，若决江河；禹闻昌言，下车以拜。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闻，而入有法家拂士，则出无敌国外患也。汉有汲黯，淮南为之寝谋；唐有温造，悍将为之堕胆。二鲍可以歛贵戚，一勉可以尊朝廷。直言之有功于人国者如此，上之人安可以轻视之。古之危邦，未尝不钳谏者之口以自涂其耳目。贺琛之言，未为切直，梁武罪之。他日侯景之祸，竟无与言。张九龄之谏可谓忠鲠，唐明皇黜之。它日禄山之变，曾不知觉。泛观史传，如此甚多，不可枚数也。独惟盛时，则不若是。仁祖朝士气最盛，直言最多，攻夏竦之枢密，十八疏上而竟行其言；攻陈执中之宰相，十九疏上而竟可其奏。叩铜镮之呼，事关宫禁也，仁祖虽以是出仲淹，竟以是擢仲淹。灯笼锦之诋，事关廊庙也，仁祖虽以是谪唐介，亦以是召唐介。仁祖之容养直言者如是。陛下端平初政，天日昭苏，积郁顿舒，久蛰咸奋。谏官论事，御史斥奸，侍从有论恩之忠，百官有轮对之直。以至草茅投匦，学校上书，华国直言，何减庆历。当时天下延颈太平，徒以一鉴早亡，诸贤失助，相踵而去，渐已销声。淳祐初年，柄相当国，纯用私党，布满朝端，示缙绅以意而使之不敢言，扼学校之吭而使之不敢议，于是直气日销矣。今虽更化，稗政未收，噤无能言，萎瘁滋甚。泛观士大夫之奏疏，无复我先正之绪馀。凡所封事之文，类如举子之策，平平论事，小小立言，惟恐伤时，姑以塞责。臣谓直言之不振，原于直气之久销。陛下责诸臣以先正能言之风，当责圣躬以祖宗受言之事。陛下圣度天广，靡直不容。然而直臣去朝，竟未有如范仲淹、唐介再蒙显用者，得非陛下虽能容批鳞之直，而终不能无逆耳之厌乎？台谏许以风闻，祖宗自有典故。陛下迩者宸翰，乃责其廉访之不真。如必待其真而后言，臣恐自此无言者矣。况其一台臣已去职，其一则犹未至国也，而并罢之，可乎？夫其逊避再三，久而后就，臣意其人必有可言，而恐不见听者。陛下曾不待其一言而去，其为结言者之舌，不亦甚乎！前日台臣之罢，或如圣训之言，然而外议纷纷，则不谓是，咸曰台臣之仆隶，怒于近倖之貂珰，浸润密行，由此遂去。臣知此事万万无之，第惟台臣未去之先，偶有仆隶交斗之事，是以外议不能无疑。心固不然，迹则相似，万一因循不革，遂长此风，则汉之常侍必横干司隶，唐之中尉必横于南衙矣。陛下固不纵其至此，然亦不可不防其微、杜其渐也。苏轼有言曰：「奸邪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又曰：「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以奋扬；风采委靡之馀，虽豪杰不能以振起」。今日之患，深似此言。臣尝终日废餐，终夜不寐，以为方今事势，盖有莫大之隐忧。火未及然，安于薪寝，所赖朝廷有见远识微之士，必能为陛下陈长虑却顾之谋尔。迩日以来，言者畏忌，天下有患，谁与陛下销之？臣愿陛下上法仁祖之盛时，次用端平之初政，广开言路，旁通下情，言不可从，置之无害，倘或可用，岂小补哉，则人才之言议者出矣。臣故曰：奖直言以作天下之气者，此也。臣草茅愚生，不识忌讳，忠爱一念，与生俱生。陛下可为忠言，故敢于圣问之外，竭其狂瞽，亦可谓出位犯分矣。大则殛而投之鼎镬，小则退而屏之山林，其甘如饴，九死无悔。虽然，陛下必不然也。陛下自即位以来，未尝以直言罪士，岂以臣一蝼蚁而累陛下天地之仁哉！第惟臣言历议弊端，旁忤贵倖，将恐第刘蕡之策者，虽嘉其忠，而不敢进之陛下之前耳。然而臣自幼以来，所学者道。事君之始，安敢不忠？且谀悦以取高科，非臣本志。苟有一语，可裨时政，虽黜不恨也。臣固万不及刘蕡，而堂堂天朝，岂唐比哉，臣可以无恐矣。惟陛下矜其愚忠而幸听之。臣不胜惓惓。臣谨对。

臣闻《传记》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又曰：「念终始典于学，厥德修罔觉」。然则学者帝王之首务，不可忽也。况今陛下初临大宝，所宜朝夕延访群臣，讲求先王之道，览观前世之成败，以辅益圣德，缉熙大化，不可但循近例，以寒暑为辞。如此使下情何以通？四方何以观望？殆非所以广聪明、宣令名也。伏乞依元降指挥，日开经筵。

臣开经筵所以辅成君德，至不轻也。太祖皇帝甫定天下，首命王昭素讲《易》。自是圣子神孙恪守家法，必重经筵之选，欲以发明道义，辅益圣德。至元祐初，程颐为说书，专以薰陶德性、涵养气质为要。其言曰：「人主跬步不可离正人」。又曰：「一日之间亲学士大夫之时多，则自然气质变化，德性成就」。至于涉书史，览古今，特讲学之一端耳。陛下初政，光明卓绝，莫非自讲学中来。臣以非才，首荷圣慈拔之郎曹，置之经幄，每三日一次执经入侍，天颜温穆，从容顾问。臣亦自以遭逢圣明，不量迂疏，竭其愚虑，不敢不以正对，冀有补圣学之万一。方欲发明程颐之说，以开广圣意，而自五月以来，不得一望清光。虽圣明天纵，圣德日新，固不因人而作辍，而或者得以窃议圣意渐不如初。臣固知陛下讲学工夫无有间断，适事机纷至，圣心焦劳，故未暇耳。然陛下所以置臣等于经幄者，非但应故事、备外饰，而臣等亦非但欲塞职业、干荣进而已。四方观听，不可家至而户晓。臣用敢援引司马光上英宗皇帝乞不以寒暑为辞之说，欲望陛下今后除假故外，日御经筵，使群臣各得输其忠悃，于圣学不为无补。如程颐所谓惟愿圣主德如尧舜，异日天下享尧舜之治，庙社固无穷之本，则臣子爱君之至情也。臣虽无程颐之学，而有程颐之志，冒昧奏闻，惟陛下裁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