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医家正道，《内经》为真。《内经》言病最详，而无治病之法，故黄帝又与岐伯撰出《灵枢》，实为医门所最急者也。嗣后秦越人依《内经》旨趣，而演八十一难九针之说。晋皇甫士安采《灵枢》之旨，撰《甲乙经》十卷。隋巢元方摘《灵》、《素》绪馀注《内经》，又撰《病原》三十卷。唐王冰抉《灵》、《素》之旨注《内经》，撰《天元玉历》。已上诸子，皆有著作，悉师《灵》、《素》，去古法不远。而汉张仲景不师《内经》，惟采《本草》汤液著《金匮玉函》十卷，撰《伤寒论》十卷。晋王叔和又赘其说。唐孙思邈采《本草》药性，集成《千金方》三十卷，《玉函经》五十卷，和附仲景。重重著述，皆宗此意，废去针灸及丹附大药，尽用草木小药，盛行汤剂，以知理小疾则生，治大病则百无一活，至千百世，误死天下苍生。伏念臣河朔真定之寒士，焉敢善善谒前辈之过，但臣世祖隶传于医学，内舍相传，亦以《千金》、仲景等方，小试果效，用临大證，心窃有疑。后得上天裨我此书，更参《内经》，百发百中，始信医有回天之功也。所谓大病者，一伤寒，二阴疽内蚀，三虚痨痰火，四中风，五水肿，六臌胀，七脾泄暴注，八尸厥，九久痢，十脾疟，十一喉痹，十二男女骨蒸劳热，十三小儿急慢惊风，十四痘疹黑斑缩陷。至于胎前产后百十种必死大證，世人莫能救疗，束手待毙，良可哀哉！臣于此处消息五十馀年，乃见正道。自古扁鹊、俞跗、仓公、华陀，皆此书也，惜不广传于后世，臣今尽传此法于人，以救苍生夭横。伏乞陛下大展圣裁，悯诸末世，将此书颁行天下，试之有验，臣死无憾。若试之不效，即置臣于法，以彰诳君之罪。臣诚惶诚恐，稽手顿首，冒死以闻。

《灵》、《素》为医家正传，后世张仲景、王叔和、孙思邈、孙兆、初虞世、朱肱皆不师《内经》，惟采《本草》诸书，各以己见，自成一家之技，治小疾则可，治大病不效矣。至皇甫士安、巢元方、王冰等，虽学《素问》，而不得方学之传，亦依前六子方法而行。此书从古至今，未得通行。余业医四世，皆得此法之力，而人世未深信，故难梓行。余初学医，尽博六子之书，以为医之理尽矣；然调治小疾，百发百中，临大病百无二三，每怅己术之不精也。后遇关中老医，叩余所学，笑曰：「汝学非是岐黄正派，特小技尔，祇能调小疴，俟其自愈，岂能起大病哉」！余即从而师之三年，师以法授我。反覆参详，遂与《内经》合旨，由兹问世，百发百中，再观六子书，真儿戏耳！但师授固简而当，意欲梓行，恐有未尽，遂将追随先师所历之法，与己四十馀稔之所治验，集成医流正道，以救万世夭枉。后人得此，苟能日夜勤求，自能洞贯其理，以见余言非谬。至若贤良忠正、孝子仁人，再为广布，俾天下后世，上可以救君亲，下可以济斯民。余因恐遭天谴，不敢自私，刊刻流传，愿仁者勿拘成见而屑视之，斯幸矣。宋绍兴十六年，武翼郎、前开州巡检窦材谨序。

维大宋绍兴十六年丙寅月，武翼郎臣窦材奏启玉皇上帝玉陛下：臣闻上天好生而恶死，下民畏死而贪生。上天虽云恶杀，但示劝惩于下民，非其人而杀之者有之；下民虽曰贪生，但归生死于天命，而致枉死者有之。皇天悯下民之疾苦，故假神农、黄帝、岐伯、雷公、扁鹊、俞跗等以立医教，救人灾病。历世绵远，屡遭兵火，其神书散亡，仅存者《灵枢》、《素问》而已。虽不尽传宗派，是亦能救人疾苦，保人性命，但少洞彻藏府、刳肠涤髓之神耳。后世仲景采《内经》外感风寒之旨，附以己见，定立方法，及采杂證七十馀条，集为《伤寒》、《金匮》。后之学者咸遵守莫敢移易，殊不知《伤寒》既有多證，《内经》自然该载，何必牵扯种种杂病以为《伤寒》，误人不少。嗣后叔和、思邈又附益之，障蔽圣经，遗讹后世。且《经》云：「伤寒为病身热，热虽甚，不死」。论中风曰「中五藏俞穴，则为偏风」；论水胀曰「因气为肿」；论厉风曰「地之湿气，感则害人皮肉筋脉」。如此言之，其旨深，其意广，后之人欲移难就易，妄为穿凿，且举伤寒之症，真邪相传，真气盛则病愈，邪气盛则病死，阳證无死人之理，阴證害人甚速，须加灸艾，方保无虞。仲景立许多承气汤，使后人错用，致寒凉杀人于顷刻也。臣因母病，用仲景之法不效，遂成不救，痛心疾首，精究《内经》。又得皇天默授，经历十年，方得灵验。凡一切大病小疾，祗以此法触类引伸，效如影响。臣苦志五十馀年，悟得救人秘法，已十馀年矣。向因薄宦，奔走四方，今年过不踰，常虑身填沟壑，其书失传，遂欲考订发梓。伏望皇天后土特加慈悯，保生民于仁寿之域，俾其书万世通流，臣虽死无憾。设有一言不实，甘受天殃。若此书果益于后世，伏望神天护佑，以广其传。臣诚惶诚恐，冒罪以闻。

为天下国家未尝无弊事。善为国者，因其弊而治之，如俞跗、扁鹊之疗病，原其脉之表里，量其疾之浅深，针石汤液，随所宜而用之，则沈痾可以复起。三代之政忠质文之不变则其后不可以立国。盖乐因循而惮改作，诚非经久之道也。今日之弊，姑摭其大者论之。官之冗极矣，调于铨部者，率常数百人，僻远之簿、尉，至于逆用五年阙。擢于朝廷者，虽外台连率，亦或待次，至有俟校官十年之期者。法不可不变也，将欲严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以清入仕之源，其事果可行乎？兵之冗极矣，天下之财耗于供军者什八。频年以武功行赏，其官进则其俸增。新招神劲、忠义诸军，其数多则其用广。弊不可不革也，将欲覈虚伪之籍，汰老疾之人，以节蠹国之费，其事果可行乎？理财之政尽矣，税赋有定而水旱无常，爵已鬻，道、释已度，盐茗酒醯之物皆有榷，商贾之货皆有征，财不可复生矣。一有不时之须，则计臣相视，虑形于色。其政不可不讲也，将欲籴多田之赢，借间架之僦，以规足用之效，其事果可行乎？贪赃之风甚矣，州县小吏蚕食齐民，鲜廉白之操。仕至于二千石，尚或簠簋不饰，溪壑无厌，罹文法者相继，三令五申，无所忌惮。其风不可不戢也，将欲用鞭箠之令，施黥墨之刑，以遵祖宗之制，其事果可行乎？主上励精庶政，宵旰焦劳，思救数者之弊，而谈者或谓行之则伤恩起怨，损忠厚之政。若然，则委靡茍且，日趋于不振，何以善其后？所谓弊者，终不可革耶？夫核名实，总权纲，两汉之君所以致中兴也。考古验今，愿闻至当之论，将以告于上。

《黄帝八十一难经》，卢国秦越人所撰。《史记》列传曰：扁鹊者姓秦氏，名越人。扬雄所谓扁鹊卢人是也。假设问答以释疑难之义，凡八十一篇，故谓之《八十一难经》。医经之兴始于黄帝，故系之黄帝焉，以明其义皆有所受之，而非私智曲说也。今世所传，虽有吕广、杨玄操注释，皆浅陋阔略，而又汩之以异端之说。近代为之注者，率多芜杂，无足观焉。是故《难经》奥旨，闇而不彰，医者莫能资其说以施世也。余读其书，辄妄意古人言，为之义解，又于终篇撮其大法，合以《素问》，论而图之，而杨玄操之注有害义理者，指摘而详辨焉。然后切脉之纲要，粲然可观，医者考之，可以审是非而辟邪说矣。

医道肇于上古，经论著于往圣，治医设官始于周，于是圣王好生之心、良医生生之道，达于天下后世矣。周末秦越人尤善其事，至邯郸为妇人医，妇室专科其昉于此乎，然未有成书也。濮阳李师圣施郭稽古《产论》二十一篇盛行于世，而产前无方；至《巢氏病源》，證详而方不具；《太平圣惠》有方而杂见；外此则未有闻也。史所载录妇人婴儿十九卷，《杨氏产乳集验》三卷，皆有录无书。妇人受病比男子倍多而难治，况产蓐尤为急务，命系须臾，可不详谨！恭惟圣朝列圣继承，念民疾疹，创学设科，釐为十三科，各有专习。回视成周，不惟其官惟其学，不惟其学惟其科，于是妇室始专科矣，可无成书乎？仲甫分职其科医学，不敢怠事，辄忘蒙昧，尝集众方，纂成一帙，目曰《女科百问》。又自孕元胎始，气形将护，产前后诸杂病證，附为《产宝杂录》。虽不敢望古述作之万一，然剖析酬答，明白易见，庶几有补万一。且一病必对数药，区区本志，本为病家居处僻左，有是證用是药，虽非医家亦能愈疾，免致束手无措。故著为此书，既欲其行于世，岂可不闻于朝？僭欲上进，惟是寡陋孤闻，虑考订未详，方證讹舛，高明同志能述而證者，不亦为万世之幸矣乎！时嘉泰庚辰春二月吉旦，太医局教授齐仲甫谨序。

言幼观《素问》，若有所得，思竟其业，于是研精覃思，至老而不厌。以之看扁鹊仓公以来诸家之论，其得失浅深真膺，辄能辨之，如视黑白而数一二也。常恨士夫，不肯为此学，一有疾病，委性命于市井肤浅之人，每为叹息。淳熙丁酉之孟夏，获与进贤令君程公可久会于松阳，辱示《医经正本书》一卷，凡十四篇，大指言伤寒疫疾，并无传染，以救世俗亲人自相弃绝之缪。因汎出本朝、李唐两代医政，与夫权量脉诊汤液方论，赞其是而绌其否，可谓精且博矣。因与讲论久之，无一辞不契合者。不觉悚然起敬，曰：「公之书必盛传，传则助风教而长慈爱，正人心而革媮薄，当与长沙太守之名并见于永久，岂曰小补云乎哉」。公名迥，可久其字也，睢阳沙随人，由太学生登隆兴元年进士第云。六月一日，鹤溪老人陈言无择跋。

曾氏世为吉州吉水县人，至和中析报恩镇置永丰县，今盖永丰人也。君讳彦圭，字君玉，幼端雅力学。靖康后所在扰攘，家藏书悉燬于盗，常产亦废。父龙南尉郁郁不乐，母王氏又苦羸疾，君奉养干蛊，两极其至。母遗言以幼子弇属君，君为延名儒教之，而君次子涣尤早成，荐名礼部。淳熙甲辰遇庆寿恩，封君迪功郎致仕。绍熙庚戌涣遂擢第，尝再遇庆典，君皆抑使勿请。治家有法，御下以礼，待族属孤幼曲尽恩意。年逾七十，强健如五十人。性喜延客，至必尽欢。邑官里人咸知尊敬，乡邻争斗或滞讼，得君言晓然而悟。人有逋负，间为代偿。盖其心主于慈惠，故留意秦越人、仓公及张仲景之书，有以疾谂，竭诚应之，贫则加赡给焉，踵门日数十辈未尝惮烦。每叹曰：「阴德犹耳鸣，自闻而已」。一日微恙，应酬如常，诘朝忽命具汤沐，乙夜湛然而逝，嘉泰元年正月己卯也，享年七十八。娶王氏，封孺人。四男：长澧；次涣，从政郎、隆兴府丰城县令，文而能官；次清；次瀚。女适进士熊汝能。孙男十二人：公埴、公敏、公政、公逊、公俊、公衡、公寿、公应、公遇、公孚、公从、公衍。女八人：适进士张元良、熊唯、张万选，馀在室。曾孙二男一女。是岁十月丙申葬龙云乡隆州之原。涣持大府王卿迈状来请铭。予每叹近世士大夫家谱罕传，上焉不能举其族，下或降在皂隶不知惧，独曾氏此书灿然可睹。盖自唐末远祖庆生伟，伟生绛，三世为廉平吏，阶勋名德俱高。四世崇范事南唐嗣主于东宫。其没也，荫子延修为步驲使，随后主入朝，改左班殿直，于君为八世祖。诸子先以儒学奋身，顗登第李氏时，本朝淳化、咸平中曰颙、曰颜、曰硕相继登科。一传为纯，为有邻，皆举进士。再传朝阳，庆历四年登科，后四年弟匪继之，百荷复以五经荐名，即君高祖也。又一世：正矩，太学内舍生；钺，以上高县主簿举八行；其季讳贶，君曾祖也。曰庆，政和二年中第，终通直郎、庠入辟雍；曰元忠，大观三年中第，终奉议郎；曰民瞻，宣和三年中第，终南昌尉；而讳安民者，君祖也。至宣和六年，庆之子彦明复登第，终从政郎、广东转运司干办公事；而讳彭年，尉龙南者是生四子，君其季也。予既掇大略书之，且为铭曰：

谱牒之湮，士忘劝惩。瞻言曾氏，世美相承。君有隐德，又将勃兴。铭昭于昧，式谷云仍。

某再拜。伏以即日寒尽春生，恭惟总干学士年契自公整暇，神劳素履，台候动止万福。某一昨谢病自免，归卧空山，遂与世绝。独爱贤好文之心，若瘕癖沉痼，结于膏之上，肓之下，而无汤熨针砭可达者，而何敢望其瘳乎？望其瘳固不敢，望其小宁而不作，亦且不敢也。每以此自苦，亦以此自乐。病而至于乐，虽秦越人视之，亦未如之何矣，而何汤熨针砭之尤乎哉！退休五年，寖觉小宁。今日大儿忽递至总干五月二书及诗文史评一编，披读未竟，我头岑岑，我体淅淅，我心愦愦，于是旧疾复作矣。甚矣乎，斯文之奇奇，斯士之落落，如腊之毒，如酒之酖，恍然堕我于沉绵之乡，而不知其所从，不克以自拔也。抑某与总干有何宿负，有何沉冤，而使我至此极乎？诗甚清新，第赋兴二体自己出者不加多，而赓和一体不加少，何也？大氐诗之作也，兴上也，赋次也，赓和不得已也。我初无意于作是诗，而是物是事适然触乎我，我之意亦适然感乎是物是事，触先焉，感随焉，而是诗出焉，我何与哉，天也，斯之谓兴。或属意一花，或分题一草，指某物课一咏，立某题徵一篇，是已非天矣，然犹专乎我也，斯之谓赋。至于赓和，则孰触之，孰感之，孰题之哉？人而已矣。出乎天犹惧戕乎天，专乎我犹惧强乎我，今牵乎人而已矣，尚冀其有一铢之天，一黍之我乎？盖我未尝觌是物，而逆追彼之觌，我不欲用是韵，而抑从彼之用，虽李、杜能之乎？而李、杜不为也。是故李、杜之集无牵率之句，而元、白有和韵之作。诗至和韵而诗始大坏矣，故韩子苍以和韵为诗之大戒也。书数篇皆闳以肆，不能免乎于世而皆不丧己，尝从事乎场屋之文而此乃不类乎场屋之文，是难能也，其他可能也。史评妙绝一世矣，如萧相国之门得士之多，如项羽善将兵而不善将将，如史不载萧何所奇韩信之语而探知其语，如项羽、英布时分军为三之或得或失，如世未尝无士，如宏羊当诛而不可烹，如卫、霍之客去留不以两将军之盛衰，如公孙弘、张汤接天下士而未尝得一士，此数条乃古人眸子所未尝觑见者，而今独发擿之。至于晁错东市之祸乃教人主以术数之效，公孙弘险贼之隐心与张汤暗合者九，娄敬、萧望之、隽不疑不肯易衣露索解剑以趋合上好，此三条者尤足以堑刑名之键，诛奸邪之胔，障河曲之澜，其有补于吾道世教岂小也？兹又一编之中珠之灵蛇、玉之连城也。先察院非不得位而非得位者，德浮于位而位不浮于德也。今有子如此，不得位而得子，其不贤于得位乎？某也诸子鹿鹿，真景升儿子不啻也。既以为先丈贺，又以为某愧耳。然大儿乃得亲炙贤同僚，岂不足以为某贺乎？命戒诸上官书，此某之责也。知士不荐，自同寒蝉，吾尤昔人而又为之。然今之能为人轩轾者，势焉而已矣。而某也，韩安国之死灰，柳子厚之粪壤也，是能为总干之轩轾乎？先是，大儿来求某之荐书，以彻闻于诸公间，有不待某之书而已举之者，有待书而即举者，财一二而已矣。有虽不及举而犹答书者，有得一书而不答者，有得一书再书三书而不答者，为子受诟，其不浅之为丈夫乎，为子受诟，孰若为贤受诟？况未必尽诟乎？然计其必应而扣焉，犹未必应也，然犹可扣也。知其必不应而扣焉，是欺友也。与其欺也，宁已。张板曹顷某在金陵时，渠以其叔父泉干公京削为嘱，既而某不能及。若扣焉，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尚书帅亦闻已深相知，且相许，总卿、漕、监亦与帅同此意，似不必更假某之言，以分其特达之恩也。或持是书以呈似焉，即荐贤之至公也，又奚以私扣之陋为哉！其馀皆无半面，惟石漕乃故人之至不薄者，且尝以大儿之举扣之。今既未拜其赐，敬纳一书，然亦未敢必也。特自计其可必者止如此。臂痛，视管城子如寇雠，久不与通，乃今与从事不独瘕癖之疾复作，臂痛遂大作矣。惟自贵珍，善刀藏器以待时须。

学者问曰：「《延平先生语录》有曰：『大抵学者多为私欲所分，故用力不精，不见其效。若欲进步，须打断诸路头，静坐默识，使其泥滓渐渐消去』。又云：『静坐时收拾将来，看是如何，便如此就偏处著理会』。又云：『学者未祛处，只求诸心。思索有窒碍处，及于日用动静之间有咈戾处，便于此致思，求其所以然者』。又云：『大凡只于微处充扩之，方见碍者大尔』。又引上蔡语云：『凡事必有根，必须有用处寻讨，要用处将来斩断，便没事。此语可时时经心』。又云：『静中看喜怒哀乐未发时作何气象，不惟于进学有功，兼亦是养心之要』。观此数说，真得圣贤用工紧要处。但其间有一段云：『学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冰释冻解处。纵有力持守，不过只是苟免显然尤悔而已，恐不足道也』。窃恐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处，必于理皆透彻而所知极其精妙，方能尔也。学者既未能尔，又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厌饫，以俟其自得。如能显然免于尤悔，其工力亦可进矣。若直以为不足道，恐太甚也」。大时答曰：「所谓洒然冰释冻解，只是通透洒落之意。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则读书为学皆通透洒落而道理易进，持守亦有味矣。若但能苟免显然悔尤，则途之人亦能之，诚不足为学者道也。且其能苟免显然悔尤，则胸中之所潜藏隐伏者固不为少，而亦不足以言学矣」。

此一条尝以示诸朋友，有辅汉卿者下语云：「洒然冰解冻释，是功夫到后疑情剥落，知无不至处。知至则意诚而自无私欲之萌，不但无形显之过而已。若只是用意持守，著力遏捺，苟免显然悔尤，则隐微之中，何事不有？然亦岂能持久哉？意懈力弛，则横放四出矣。今曰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恐非延平先生本意」。此说甚善。大抵此个地位乃是见识分明、涵养纯熟之效，须从真实积累功用中来，不是一旦牵彊著力做得。今湖南学者所云「不可以急迫求之，只得且持守，优柔厌饫，而俟其自得」未为不是，但欠穷理一节工夫耳。答者乃云「学者须常令胸中通透洒落」，却是不原其本而彊欲做此模样。殊不知通透洒落如何令得？才有一毫令之之心，则终身只是作意助长，欺己欺人，永不能到得洒然地位矣。

学者问曰：「《遗书》曰：『须是大其心使开阔，譬如为九层之台，须大做根脚方得』。恐大其心胸时却无收歛缜密底意思，则如何」？大时答曰：「心目不可不开阔，工夫不可不缜密」。

答语无病，然不知如何地得开阔？

学者问曰：「《遗书》曰：『执事须是敬，又不可矜持太过』。窃谓学者之于敬，常惧其放倒。既未能从容到自然处，恐宁过于矜持，亦不妨也」。大时答曰：「顷年刘仲本亦曾举此条以为问，盖尝答之曰：『敬是治病之大药，矜持是病之旁證。药力既到，病势既退，则旁證亦除矣』」。

「敬是病之药，矜持是病之旁證」，此两句文意龃龉，不相照应。若以敬喻药，则矜持乃是服药过剂，反生他病之證。原其所因，盖为将此敬字别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字只是自心自省，当体便是，则自无此病矣。

学者问曰：「《遗书》曰：『有诸中必形诸外。惟恐不直内，直内则外必方』。至论释氏之学，则谓『于敬以直内则有之，义以方外则未之有也』。又似以敬义内外为两事矣。窃谓释氏之学亦未有能敬以直内，若有此，则吾儒之所谓『必有事焉』者自不容去之也」。大时答曰：「前一段其意之所重在『有诸中必形诸外』上，后一段其意之所重在『义以方外』上。且谓其『敬以直内，上则有之』，味『有之』二字，则非遽许之，以为与吾儒之学所谓敬者便可同日而语矣」。

《遗书》说释氏有直内无方外者，是游定夫所记，恐有差误。《东见录》中别有一段说「既无方外，则其直内者岂有是也」，语意始圆。可细考之，未可如此逞快，率然批判也。

学者问曰：「《遗书》曰：『释氏只曰止，安知止乎？释氏无实，譬之以管窥天，只务直上去，惟见一偏』。又却有曰：『释氏只到止处，无用处，无礼义』。窃谓既无实，惟见一偏，则其学皆凭虚凿空，无依据矣，安可谓其到止处，而责之以有用有礼义乎」？大时答曰：「『释氏曰止，安知止乎』，此以吾学之所谓止而论之也。『禅学只到止处，无用处，无礼义』，此『止』字就其学之所谓止而论之也」。

答语甚善（论程子说释氏不知止是以吾学所谓止者而言，又云「释氏到止处」是以彼所谓止者而言。）。

学者问曰：「《遗书》曰：『孟子曰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谓识心见性是已。若存心养性一段事则无矣』。窃谓此一段事释氏固无之，然所谓识心见性，恐亦与孟子尽心知性不同。尽心者，物格知至，积习贯通，尽得此生生无穷之体，故知性之禀于天者盖无不具也。释氏不立文字，一超直入，恐未能尽其心而知其性之全也」。大时答曰：「释氏云识心见性，与孟子之尽心知性固是不同。彼所谓『识心见性』之云，盖亦就其学而言之尔。若『存心养性一段则无矣』之云，所以甚言吾学与释氏不同也」。

《遗书》所云释氏有尽心知性，无存心养性，亦恐记录者有误。要之释氏只是恍惚之间见得些心性影子，即不曾子细见得真实心性，所以都不见里面许多道理。政使有存养之功，亦只是存养得他所见底影子，固不可谓之无所见，亦不可谓之不能养，但所见所养非心性之真耳。

学者问曰：「《遗书》曰：『学者所贵闻道，若执经而问，但广闻见而已』。窃谓执经而问虽止于广闻见而已，须精深究此，而后道由是而可得也。不然，恐未免于说空说悟之弊矣」。大时答曰：「所谓『学者所贵闻道，若执经而问，但广闻见而已』，盖为寻行数墨而无所发明者设。而来喻之云谓必须深究乎此然后可以闻道，则亦俱堕于一偏矣」。

执经而问者知为己，则所以闻道者不外乎此。不然，则虽六经皆通，亦但为广闻见而已。问者似有此意，然见得未分明，故说不出。答者之云却似无干涉也。

学者问曰：「《遗书》曰：『根本须先培壅，然后可立趋向』。窃谓学者必须先审其趋向，而后根本可培壅。不然，恐无入头处」。大时答曰：「必先培其根本，然后审其趋向，犹作室焉，亦必先有基址，然后可定所向也」。

先立根本，后立趋向，即所谓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云「收得放心后，然后自能寻向上去」，亦此意也。

学者问曰：「《遗书》曰：『诚然后能敬，未及诚时须敬，而后能诚』。学者如何便能诚？恐不若专主于敬而后能诚也」。大时答曰：「诚者天之道也，而实然之理亦可以言诚。敬道之成，则圣人矣。而整齐严肃，亦可以言敬。此两事者，皆学者所当用力也」。

敬是竦然如有所畏之意，诚是真实无妄之名，意思不同。诚而后能敬者，意诚而后心正也。敬而后能诚者，意虽未诚，而能常若有畏，则当不敢自欺而进于诚矣。此程子之意也。问者略见此意而不能达之于言，答者却答不著。

学者问曰：「《遗书》曰：『只外面有些罅隙，便走了』。学者能日用间常切操存，则可渐无此患矣」。大时答曰：「其中充实则其外无罅隙矣」。

「外面只有些罅隙便走了」，此语分明，不须注解。只要时时将来提撕，便唤得主人公常在常觉也。

学者曰：「《乐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五峰有曰：『昧天性，感物而动者，凡愚也』。向来朋友中有疑此说，谓静必有动，然其动未有不感于物。所谓性之欲者，恐指已发而不可无者为言。若以为人欲，则性中无此。五峰乃专以感物而动为言昧天性而归于凡愚，何也」？大时答曰：「按本语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圣人也。察天性，感物而节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动者，凡愚也』。曰知，曰察，曰昧，其辨了然矣。今既不察乎此，而反其语而言『乃以感物而动为昧天性』者，失其旨矣」。学者又曰：「曰知，曰察，曰昧，其辨固了然。但鄙意犹有未安者，感物而动尔。《乐记》曰止云感物而动，性之欲也，初未尝有圣人、君子、凡愚之分，通与节之说。今五峰乃云『知天性，感物而通者，圣人也。察天性，感物而节者，君子也。昧天性，感物而动者，凡愚也』。是不以感物而动为得也。更望垂诲」。大时答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格知至，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于物也。人化于物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观其下文明白如此，则知先贤之言为不可易矣。且味『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两句，亦有何好，而必欲舍其正意而曲为之说以主张之乎？程子云『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天理具备，元无少欠，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父子君臣常理不易，何曾动来？因不动，故言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便感非自外来也』。又曰：『寂然不动，万象森然已具；感而遂通，感则只是自内感，不是外面将一个物来感于此也』。又曰：『寂然不动，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论道，则万理皆具，更不说感与未感』。又曰：『盖人万物皆备，遇事时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才见得这事重，便有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则便自不出来也』。以此四条之所论者而推之，益知先贤之言不可易，而所谓『感物而动，性之欲』者，不必曲为之说以主张之矣。《湘山诗》云：『圣人感物静，所发无不正。众人感物动，动与物欲竞』。殆亦与先贤之意相为表里云尔」。

此两条问者知其可疑，不易见得如此。但见得未明，不能发之于言耳。答者乃是不得其说而彊言之，故其言粗横而无理。想见于心亦必有自瞒不过处，只得如此撑拄将去也（五峰云「昧天性，感物而动」，故问者云「五峰乃专以感物而动为昧天性」，于五峰本说未见其异。答者乃责以反其语而失其旨。问者又疑《乐记》本文「感物而动」初无圣愚之别，与五峰语意不同，而答者但云观其下文明白如此，则知先贤之言不可易，而不言其所以明白而不可易者为如何。又谓《乐记》两句亦有何好，而不言其所以不好之故。及引程子四条，则又与问者所疑了无干涉，但欲以虚眩恐喝而下之，安得不谓之粗横无理而撑拄彊说乎？今且无论其他，而但以胡氏之书言之，则《春秋传》「获麟」章明有「圣人之心，感物而动」之语，顷时与广仲书常论之矣。不知今当以文定为是乎？五峰为是乎？要之此等处在季随诚有难言者，与其曲为辨说而益显其误，不若付其是非于公论而我无与焉为愈也。）。须知感物而动者，圣愚之所同，但众人昧天性，故其动也流。贤人知天性，故其动也节。圣人尽天性，故其动也无事于节而自无不当耳。文义之失，犹是小病，却是自欺彊说，乃心腹膏肓之疾，他人针药所不能及。须是早自觉悟医治，不可因循掩讳而忌扁鹊之言也。

赵君足下：邮城去高居甚迩。仆顷年往来山阳甚频，得足下声华甚熟，以是愿见之心甚切，相避参辰，犹孤此愿。伏辱左顾，惠示长笺，陈义甚高，文采烂然。推予过当，则非所敢当。兄所言敬悉。其凡始而自信，已而自疑，继而自悔，悔而改其图，似矣。前辈之用力也，独惜其未善，既悔之后也；既悔之后，进道之机也可不审乎！夫学之进也以疑，业之建也以悔，可信也而不疑也，不悔也，夫何议？不然，害道深矣。告子之不动心，先乎孟子，而义外之惑不能自克。《太玄》、《法言》，扬子云得之深者，乃在不为雕篆之后。使告子而自致其疑，当不愧孟子；使子云安于童子之技，是枚乘、相如而止耳。兄能舍其旧而图新，其必有所得矣。前辈之所用力，恐亦如是。然乃归诚于仆，何哉？世有商而贫者，幡然求所以致富，而之黔娄焉，则其贫愈益困，不可救矣。仆之疏缪庸顿，盖自幼年，晚涂一第，亦幸尔。兄指其幸者以为既验，而不知其聱牙龃龉，召谤而贻怒于人者不可缕数也。夫发而必中者羿也，发而或中者涂之人能之，指其或中为验，可乎？医之十全为扁鹊、华佗，十试而一愈，指其一以为验，一之外何取？兄于仆所谓验者，舍一第何有？而何以速化吾子？且然不移，深恐误兄，而人益以兄为不智，故曰疑与悔，进道之机也，然不可不审。必不肯已，来为群居计。居且游者，名士不尽无。偕吾子而之焉，以求其所欲，得退而相与讲究磨切，或者兄得速化，而仆亦祛其蔽几矣。兄其思之。

黟墨二枚，其制椭前平后，面为香，字不正，铭曰「歙州进务官李廷圭」。幕文有隐起交龙挟之，铭曰「宝大元年正月七日奉旨造」。初，外舅秘阁镇郢，故相申王以墨饷，为螺累百数，李墨不能什一，舅均之僚属。时走用几要从事幕府，与受一螺，舅得一螺亦以相与。后十年，走莅樊楚，梅雨既霁，视箧中旧物，探囊见墨，念舅已修文地下，县又荆州下邑，为恻然感动，因考见其事云。按史，南唐元宗保大元年，岁在癸卯，当晋帝天福八年，距今绍兴嗣三十二年壬午，历年二百二十。其岁正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寔烈祖升元七年也，烈祖殂以二月庚午，元宗以三月己卯朔践阼，改元保大，则保大元无正月。廷圭父超，本奚氏，自易徙黟，赐姓于唐，不容在烈祖世。元宗贬号，出显德之后，墨铭「奉旨」，皆大不同。旧称「李墨」，盖玉质犀文，投之水中，经年不败，书纸数十，耗不二分，今又未必尽然。本朝创墨宝堂，裒李墨宝藏几尽，秦氏所得尚众，虽权门容或有此，然亦已多。事之不然，无足多辨。走常患近世墨工凡下，未尝知有胶法，如潘衡、蒲大韶辈，墨研未半，已胶败不可复使。惟黟人吴滋，墨法近古，典刑尚在，然嗜酒，不自知贵，听人窃取其名。真滋所为，已足贵重，胶不易败，惟滋有之。诚以滋墨校今所藏，其肌理胶煤略皆相似。李墨但加腻耳，断知墨为滋造，而滋之名又为小人窃而有之。扁鹊卢人而医多卢，滋祖氏墨官而易多祖，盗名欺世，知庸有极哉！安得潘谷之徒，与之共论形模之外，易耳目之习，以求制作之正乎？走固为秦氏欺，而秦氏亦未免见欺于世，可为大息！端午前夕镫下书。

《本草》旧三卷，药三百六十有五种。梁陶宏景附《名医别录》，亦三百六十有五种，分七卷。唐显庆中苏恭增百十有四种。国朝开宝中卢多逊重定，增百三十有三种。嘉祐中掌禹锡补注，附以新补八十有二种，新定十有七种，合一千七十有六种，分为二十有一卷。新旧混并，经之本文遂晦。今摭旧辑为三卷，序之曰：衣有蔽膝，樽有玄酒，乐有土鼓苇籥，存古也。存古者何？不忘其初也。世莫古于上古，人莫圣于三皇。伏羲有《易》，神农有《本草》，黄帝有《素问》等书，医在后世据方投疾，则圣人济天下之仁术也。古书竹简火于秦，《易》以卜筮存，《本草》、《素问》以方技存，其天乎。西汉去古未远，班固《艺文志》序医四种，三十有六家，独弃《本草》不录。淮南王安曰：神农尝百草滋味，一日七十毒，医方始兴。楼缓少诵医经《本草》方，衍数十万言。平帝元始五年，举天下通医术《本草》者，吏为驾轺传遣诣京师。时重《本草》如此，固不录，何也？梁《七录》始载《神农本草》三卷，或者谓初未著文字，师学相传，谓之《本草》，颇疑其不然。今考其书，论药性温凉、味甘苦多异，殆后人所附益，非本文。古之人能谨起居，薄滋味嗜欲，故受病少，医又神圣，则用药三百六十有五种有馀矣。后之人不能摄生，风湿寒暑侵其肌肤，劳苦无极，弊其筋骨，饮啖无度，伤其肠胃，嗜欲无已，竭其精髓，故受病多。医又工非和、缓，巧非扁、仓，故用药一千七十有六种，而犹若不足。是以删取本文三篇以存古，又以儆庸医。和、缓已远，扁鹊、仓公不生，药视古三倍，庸医借此射利，幸而中，攘臂有矜色，不中，病者死，医盖自如，与操刃杀人者相去几何？噫！

五运六气之说，不见于儒者之六经，而见于医家之《素问》。夫《素问》先秦古书，虽未必皆黄帝、岐伯之言，然秦火以前，春秋战国之际，有如和缓、秦越人辈，虽甚精于医，其察天地阴阳五行之用，未能若是精密也。则其言虽不尽出于黄帝、岐伯，其旨亦必有所从受矣。且寒暑燥湿风火者，天之阴阳，三阴三阳上奉之；木火土金水者，地之阴阳，生长化收藏下应之。而五运行于其间，即五行之化气也。天数中于五，戊居之。地数中于六，己居之。戊己土也。化气必以五六，故甲己化土而居于其首。土生金，故乙庚次之。金生水，故丙辛次之。水生木，故丁壬次之。木生火，故戊癸次之。此化气之序也。地之三阴三阳亦五行尔，而火独有二，五行之妙理也。盖木王于东，火王于南，金王于西，水王于北，而土王于四维。戊附于戌而在乾，己附于辰而在巽，而未之对冲在丑，故辰戌丑未寄王之位也。未在西南，其卦为《坤》，其时为长夏，以其处四时之中。吕氏《月令》谓之「中央土」，此土正王之位也。春木生火，秋金生水，冬水生木，而夏火制金，生气绝矣。惟土王于西南，然后以火生土，以土生金，四时之序循环不穷。然火方王于午，土遽王于未，则火气必耗，故君火以名，其气温而未热；相火以位，与太阴同处未申之间，奉君令以行暑气。于是火不耗于土，不屈于金，故丙盛则庚伏，此火所以独分君、相之位也。天气始于甲，地气始于子，子甲相合命曰岁立，日行四周而为一纪。天以六为节，故气以六期而为一备。地以五为制，故运以五岁而为一周。运统一岁于四时之表，气分六位于一岁之中。风雨燥湿寒暑其应有候，其至有期，然用以占焉，往往不效，非《素问》之无验，用其说者知常而不知变故也。凡物理有常必有变。虽天地之运动往来、消息盈虚可以逆其必然者，常也。若其变则无所不至，可知而不可必也。尝试即其常而言之。五太之运是为太过，其至先时。五少之运是为不及，其至后时。惟平气则不疾不徐，其至以时，其大略如此。火运上临少阴，水运上临太阳，木运上临厥阴，金运上临阳明，土运上临太阴，谓之天符。木运临卯，火运临午，金运临酉，水运临子，土运临四维，谓之岁会。五太与在泉气同谓之同天符，五少与在泉气同谓之同岁会，若是者其气和。土运上见厥阴，火运上见太阳，谓之天刑运；水运上见少阳，金运上见厥阴，谓之运刑天。若是者其气乖。此皆五运之常也。主气各居一步，厥阴主初，少阴、少阳次之，太阴、阳明又次之，太阳主终。六位不迁，客气与岁推移。子岁太阳之水为初，丑岁厥阴之木为初，迭相往来。而少阳之为初气，乃在太阴之后，半岁已前，司天主之，半岁已后，在泉主之，其大略如此。若其情则有相得与不相得，其位则有顺有逆。相得者木火相临、火土相临之类也，不相得者金木相临、水火相临之类也。父临子则顺，木居少阳之位是已。反此则寒水居金位，斯逆矣。君临臣则顺，君火居少阳之位是已。反此则相火居君火之位，斯逆矣。此皆六气之常也。及论其变，则有正有邪，于是有变，有胜，有复，有郁，有发，有淫，有承。当时而行者正也，非时而行者邪也。当时而行，其过则为变。非时而行，其至则为胜，其救则为复，抑而不伸则为郁，郁而怒起则为发，陵其所胜则为淫，极而必反则为承。假如太角之化为启拆，而变为摧拉；太徵之化为暄燠，而变为炎烈，正化之为变者然也。少角木气不足，清胜而热复；少徵火气不足，寒胜而雨复，邪化之正复然也。寒甚而无阳燄，是为火郁；热甚而无凄清，是为金郁，抑而不伸者然也。水郁而发则为冰雹，土郁而发则为飘骤，郁而怒起者然也。风淫所胜则克太阴，热淫所胜则克阳明，陵其所胜者也。相火之下水气承之，湿土之下风气承之，极则有返者然也。然摧拉之变不应，普天悉皆大风；炎烈之变不应，薄海悉皆燔灼；清气之胜不应，宇宙无不明洁；雨气之复不应，山泽无不蒸溽。郁也，发也，淫也，承也，其理皆然。凡此者其应非有候，其至非有期，是以可知而不可必也。其应非有候，则有不时而应者矣；其至非有时，则有卒然而至者矣。是故千里之远，其变相似者有之。百里之近，其变不同者亦有之。即其时，当其处，随其变而占焉，则吉凶可知。况《素问》所以论天地之气化者，将以观其变而救民之疾也。夫大而天地，小而人之一身，五行之气皆在焉。天地之气有常无变，则人亦和平而无灾；天地之气变而失常，则疾疠之所从出也。是故木气胜则肝以实病、脾以虚病，火气胜则心以实病、肺以虚病。此医者所能致察，儒者不得其详也。至于官天地，理阴阳，顺五行，使冬无愆阳，夏无伏阴，春无凄风，秋无苦雨，和平之气行于两间，国无水旱之灾，民无妖孽之疾，此儒者所当致察，医家未必能知也。《素问》亦略言之矣。五行之精是为五纬，与运气相应，有岁星，有畏星，以此察其行之逆顺而占其吉凶。然必曰德者福之，过者罚之，则是运气之和平而为休祥，有德者召之也。运气之乖戾而为灾眚，有过者致之也。虽然，其说略而未详，吾儒之经则详矣。《洪范》九畴始于五行，中于皇极，终于五福、六极。圣人建极于上，以顺五行之用，是以天下之民有五福而无六极。有五福皆可以康宁矣，无六极皆免于疾病，此其道固有行乎运气之外者，是谓大顺，成周之时尝见之。《由庚》之诗作，而阴阳得由其道；《华黍》之诗作，而四时不失其和；《由仪》之诗作，而万物各得其宜。此建皇极，顺五行，使民有五福而无六极之验也。是故《素问》方伎之书，而《洪范》则圣人经世之大法也。知有《素问》不知有《洪范》，方伎之流也；知有《洪范》不知有《素问》，儒者何病焉？

正取之计已定，然后谋所以富国强兵者。除戎器，练军实，修军政，习骑射，造海舰，凡此所以强兵也。其要在于为之以阴，行之以渐，使敌人莫吾觉耳。至于富国之术，民无馀力，官无馀利矣，国不得而富也；兵待富而举，则终吾世而兵不得举矣。虽然，某有富国之术，不在乎聚歛而在乎惜费，苟从其可惜者而惜之，则国不胜富矣。何以言之？自朝廷规恢远略以来，今三年矣。其见于施设者，费不知其几也。城和、城庐、城扬、城楚，筑堰，募兵，建康之寨、京口之寨、江阴之寨，与夫泛使赂遗，发运本钱，其他便宜造次，恩泽赏给，不可得而纪者，合千有馀万缗矣。一岁之币，三年而郊，又二千万矣。岁币、郊祀之费是不得已而为之者，其他得已而不已者，为恢复计也，然而于恢复之功非有万分一也；非有恢复之万一而费之，则费为可惜矣。若规模既定，断以三岁而兴兵，未战之岁，取是数费而聚之，当战之岁，岁币可绝也，郊祀可展也，如是而得三千万缗矣。今帑藏之储又仅二千万，合五千万缗而一战，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其次则宽民力，可以息民者息之，可以予民者予之。盖恢复大事也，能一战而胜乎？其亦旷日持久而后决也。旷日持久之费，缓急必取之民。凡民所以供吾缓急，财尽而不怨，怨甚而不变者，以其素抚养者厚也。古之人君，外倾其敌，内厚其民，其本末先后未有不如此者。不然，事方集而财已竭，财已竭而民不堪，虽有成功而不敢继也。今世之所病者，深根固本则指为迂阔不急之论，从事一切则目为治办可用之才。国用既虚，民力又竭，求强其手足而元气先弱，是犹未病而进乌喙，及其既病也，则无可进之药，使扁鹊、仓公望之而去者是也。

夫医之为艺，探天地清浊之源，察阴阳消息之机，顺四时之宜，藉百药之功，以治人之疾者也。粤自神农著金石草木之书，黄帝、岐伯撰《内经》、《素问》，其学盛行而不废。名世之士，若扁鹊、和缓，艺成而名立，盖班班可考。然皆心得其微，取诸左右，砭艾汤熨，变化不测，实未尝为方以诏后之人也。惟伊尹论汤液，汉长沙太守张仲景引而申之，始有可传之方，盖已末矣。夫疾病之变无穷，而吾之为方有限，欲以有限之方通无穷之变，其不附会臆度，缪以毫釐者鲜矣。是以首经络形證之辨，有增减参伍之法，神而明之，祈乎其人。呜呼，岂以后人善扁鹊、和缓者，不可觊一得于千百年之间，而人之有疾盖死生于呼吸之际，不得已而有是也欤？由是言之，后之医以方为书者，凡有一得之效，举不可废也。余家藏方甚多，皆先和武恭王及余经用与耳目所闻尝验者也。朅来当涂，郡事多暇，日发箧出之，以类编次。凡用药相似，而责效不同者皆备列之，得一千一百一十有一道。盖今之为医者皆有尝试之方，深藏箧中，不轻以语人，侥倖一旦之售，以神其术。今余之所得，多良医之深藏而不语人者也。方将使人家有是书，集天下良医之所长，以待仓卒之用，不亦慈父孝子之心乎？于是锓木郡斋，以广其传云。淳熙五年三月乙未朔，代郡杨倓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