熹窃见自古建立州县，与安顿营寨去处不同。州县须得山水环聚，地土宽平，可容官府民居去处，而未必要害；营寨即须相度地势，果是盗贼来往所必经由之地，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透，方为要害，然后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人于此二者经度安置各有所处，未尝差互。其州县去处虽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仓库刑狱，则亦不可无备。故逐县皆有尉司弓级，大者百馀人，小者不下数十人，与营寨土军表里防护，其用意亦备详而深远矣。若以州县去处濒江带河，恐有奸人不测侵犯，便为要害，则凡州县少不近水，设使果是要害去处，其县道亦有弓手，足得防护，不必更于弓手之外立寨招兵，然后可以守也。本军都昌县者，地实濒江，然上有棠阴、松门、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近者四五十里，远者亦不过百馀里，逐处可以卓望把截，是为要害。其县郭去处，正在五寨之间，又有尉司弓级，额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隆兴、饶、江三州、星子、建昌两县之间，即与淮南州郡并无连接去处。百十年来，除李成大盗横流之后，不闻曾有盗贼直犯县邑。只于淳熙四年，因有散亡穷寇三人匿迹舟中，经由县步，初未尝敢上岸作过，却被尉司弓级缉捉惊赶，即时窜逸。是时偶有饶州职官沿檄到县，中路得于传闻，意谓本县已被焚劫，遂张皇其事，妄申宪司。一时凭信，便将官吏对移，奏称都昌县接连淮南，而南康管内都无一兵，乞创此寨。以天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为穷寇三人惊骇扰乱至于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计算增兵百人，一岁所费为米一千八百石，钱五百馀贯，绢五百匹，绵一千五百两，使州县何所从出，亦不审虑兵官一员，禁军百人，出在外县，使听何人节制，于民有无搔扰，致误朝廷降此指挥。自今观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见，人无愚智，莫不知之。故本军昨来辄具申陈，乞行废罢。今幸朝廷行下使司相度，窃计必蒙洞照底里，力赐主张，使邑屋无侵扰之虞，州郡免供亿之费，遂除一方永久之害。然熹愚虑尚恐州县官员解事者少，而便文自营之私胜，观望畏怯之习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缓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无，但恐废罢之后，万一复有冲突，或能累己，又见元系宪司陈请，不无观望之意。虽到地头相度，往往不能尽公竭虑，而偷为一切首鼠之计。或称实系要害去处，见有招到军兵，造到寨屋，难以废罢，上误钧听，则熹请有以折之。夫地势要害、衣粮耗费种种利害，熹前已详言之矣，请更以一事论之。今所置寨，正在本县尉司之南数十步间，若以弓手为不足恃，则废弓手而专募寨兵可也。今置寨以来，弓手之巡警未尝敢废，近又会合外县，捉获但淳庄贼。而所招新兵者饱食安坐，未尝少立功效，及本军行下督责巡尉之际，其军兵反教寨官申称当来置寨只为防护县郭，不合下乡巡捕。其无用如此，但能在县生事扰民，词诉不绝。州郡相去既远，县官莫敢谁何。若不早行废罢，向后郡县民间之害，将有不可胜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数端之实，许行废罢，其见招军兵数目不多，自可拨隶诸寨，填补阙额，见造之屋，其数亦少，自可就近拨充弓手营房，他无所用也。岂可明知其伤财害民，有损无益，而但为此羸卒数人、破屋数间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贻患于无穷乎？夫论事不论其利害之实，而欲因陋就简，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计，此乃世俗浅陋之常谈，宜不足以惑高明之听。然熹之愚亦有不能无过计之忧者，故敢复尽其言，以烦执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议者尚虑复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盗而不可以无备，则望钧慈更垂体察，只勒本县立限招足阙额弓手，而更于额外增置二十五人，凑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势，防卫不虞。而弓手系属本县县尉、知县，等级相承，名分素定，易为拘辖，比之立寨招军，利害盖万万不侔矣。其都昌县与诸寨相去远近里数、形势，今并彩画成图，连粘在前，乞赐钧览。干冒威尊，皇恐死罪。

具位：本州今月初九日准转运衙牒，录白到尚书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转运、提刑、提举司奏，相度到漳、泉、汀州经界，十一月二十六日降指挥，令福建转运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将漳州措置施行。仍每县各于所部内选差有材力、能干官一员，同知县公共措置，务要尽得其实，毋致引惹词诉。及委陈某专一提督，候打量开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图本申尚书省，先具知禀状申。须至申闻者。

右，准指挥，熹照对本州自去年二月准使司牒，条具经界利便，于六月恭奉圣旨，令熹相度闻奏，当已节次具状申奏去讫。仍累行下属县，晓谕士民，各据陈述利便，纽算方法。仍会到福州兴化军诸县绍兴十八年举行经界案祖，逐项斟酌，取其简便易行、将来不至烦扰者，分明晓谕，并将田形算法镂版行下四县，先令人吏习学，指教民户，务要人人通晓。其它节目，亦皆稍有伦绪。只是差保正副长分画都界、置立土封之类，以未得旨，不敢预先行下。今来伏准使牒，备坐省劄，恭奉圣旨指挥，先将本州措置施行。熹闻命惊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长、唤集照应书押人户，又是产税耕农之家，所以绍兴十八年间举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后，正以不欲夺其农时，务欲公私两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请，亦欲秋成之后即便打量，东作之前次第了毕。其后又因具奏待罪，明言年岁向晚，播谷有期，若便施行，亦恐不免有缓不及事之责。盖区区之愚虑，亦未尝不在于此也。目今虽然方是正月中旬，然闽南地煖，管下田土才及冬春之交，民间已是耕犁，若于此时施行，不惟有妨农务，而春月雨水常多，原野泥泞，恐亦难得应期了毕。旷日持久，劳费倍多，将使无知之民不见朝廷之良法美意，而反以为厉己；豪家大姓隐瞒租税之人本所不悦，又得以此藉口，肆为扇惑动摇之计。凡此曲折，实有未便，以是反有迟疑，未敢遽然下手。然又窃惟念此事之行虽非熹所建白，然而节次条陈利害，则熹实任其可行，致蒙诸司特赐保明，朝廷俯从所请。至于异议纷纭，久而不决，又蒙圣明果断，特许行之一州。德意所加，至深至厚，岂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却？则又且欲及此农务尚宽之际，先次差下保正副长，便令打量城市山坂，至春深而权罢，俟秋晚而复行。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既行复止，中间半岁，机缄泄露，人情玩习，其弊且将无所不有。是以不敢复顾避事之嫌，而极论其未可遽行之说如此。欲望使司详酌其宜，特赐敷奏，略仿绍兴十八年事体，许俟七月一日方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后打量。其它分画都界、置立土封之类，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成之后，打量之时，规画当益详尽，吏民当益谙熟，既免妨农之实害，又销不逞之浮言。盖虽迟之数月，而累岁依违不决之议，一方因袭难革之弊，百年久远一定之规，可以优游而责成，不至趣迫而害事，岂胜幸甚！谨具申转运使衙，伏乞台旨，备奏施行。

契勘本军并管属诸县今岁旱伤最甚，细民阙食，及无米支遣军粮，遂多方借兑官钱，差拨公吏前去江西得熟处州县收籴米数，回军赈粜支遣。及检准淳熙令，灾伤官司不得禁止搬贩。及近降指挥，州县不许闭籴。如有遏籴州军，许邻州越诉。及准今年八月十九日圣旨节文，江东安抚使陈少保奏，今岁灾伤，先合措置通放米斛。州县有遏籴去处，许行越诉。本军遂节次备坐，移文隆兴府，照会收籴。去后已承回报，行下诸县，许令本军所差人收籴米谷放行。今却据差去公吏吕祺状申，在本军建昌县管下三陂山田等处四散收籴靖安、新建县乡人米斛，欲装上舡，睹奉新县尉司弓手五十馀人，各持鎗棒，沿江巡绰，不容装发米斛。又被奉新县差人越界钉断建昌县管下三陂潭德爻口陂水，把截不放舡只上下往来。已申建昌县差保正隅官防护。所籴米舡今于十月二十四日被奉新县差弓级徐成等部领弓手保正等于要路把截，不容乡人搬籴米谷，申乞施行。本军今照差去公吏吕祺系在本军建昌县界收籴靖安、新建县管下米谷，其奉新县官吏公然违戾见行条法，及不遵今年八月十九日专降圣旨指挥，辄差弓手持鎗棒沿河巡绰，不容收籴，又差人越界前来建昌县管下三陂，把截钉断水口，不惟本军所籴米谷百端拦遏，不行通放，有误赈粜支遣，至于客贩米谷舟舡，亦不得往来，公私利害至重。移文隆兴府并江西转运司，照详前项条法指挥，请将奉新官吏按劾，仍通放米舡。并申诸司行下隆兴府，通放本军所籴米舡。并申御史台，乞依近降指挥弹奏施行。

讲说次第且如此亦得，但终是平日不曾做得工夫，今旋捏合，恐未必能有益耳。又有本不欲为而卒为之，本欲为而终不能为者，此皆规模不定，持守不固之验。凡事从今更宜审细，见得是当，便立定脚跟，断不移易，如此方立得事。若只如此轻易浮泛，终何所成？不但教导一事也。「絜矩」更无可疑，且更详味，须破得旧说，方立得新说。不然，只是看得未透，未可容易下语也。近觉朋友读书多是苟简，未曾晓会得，便只如此打过。何况更要它更将已晓会得处反复玩味，言外别见新意？决是有所不能矣。以此理会文字，只是备礼，无一事做得到底，悠悠泛泛，半明半暗，都不成次第。如何得有一个半个发愤忘食、索性理会教十分透彻，少慰衰朽之望乎？《西铭》后题是去年未离家时所题，后来不能去得。然此是道理所系，我且直之，固不容有所避也。仁仲所说，因书报及，谩欲知耳。所云不必置辨，今时流俗例为此说。乃是自见道理不明，才有此说，便有此说之害。如许行之并耕，白圭之治水，二十取一，若似今人所见，则孟子亦何用与之辨耶？释奠仪《政和五礼》中陈设、行事两条中有自相牴牾处（著尊、牺尊、象尊、酌献、先圣、先师。），不知曾见此失否？向在南康，曾有申礼部状，论之颇详。今未必有本，但细考之可见。王伯照本却未见，有便幸录寄，并所定《须知》见寄，更加参考，方可刊行也。《政和礼》只首章仲秋下便疏脱，旧见申明中已改正。近写得一本，却是此条。如有旧日颁降印本，可检看，不然即托人于太常问之也。学记本当作，但近日道学朋党之论方起，著甚来由立此标榜，招拳惹踢耶？已展者不可缩，此却容斟酌耳。又况韩文公脚下不是做文章处，为人指笑，却怪他不得也。

《孟子》首数篇与齐、梁君语，大抵皆为国治民之事，特患学者不能用之耳。即义利之对而定所趋，充易牛之心以广其善端，闺门之内，妻子臣妾皆有以察其温饱、均其劳佚而无尊贱之僻焉，亦与民同乐之意。又何往而非切身之事哉？

所论《孟子》书首，若能如此推类反求，固不害为切己。但初学者便教如此看，却又添了一重事。不若且依本文看，逐处各自见个道理，久久自然通贯，不须如此费力也。

「乐天」「畏天」不同。以仁者而居小国，固不免为智者之事。使智者而居大国，则未必能为仁者之举。何者？智者分别曲直，未必能容忍而不与之较，如仁者之为也。

得之。

禹、稷、颜子时不同而出处不同，乃义之宜。伯夷、伊尹时同而出处异，一是则一非，一善则一恶。孟子何以皆谓之圣人耶？

谓伯夷、伊尹所为为非恐未安。

许行欲君民并耕，则于人无贵贱之别；欲市价不贰，则于物无贵贱之差。事虽异而意则同。孟子因齐王易牛以发其不忍之心，因夷之厚葬其亲以箴其兼爱之失，皆因其发见处以启之。

得之。

伊川云：「养志莫如敬以直内」，此是就未发上说。孟子所谓「自反而缩」，「以直养而无害」，「集义所生」，皆指事而言，就已发上说。孟子方辨告子，故专救其偏。

孟子论养气，只合就已发处说。程子说养志，自是当就未发处说。各是一义，自不妨内外之交养，不可说孟子为救告子义外之失而姑为此言也。

大人不失其赤子之心，《集注》之意似以为德虽至大人而初不失赤子之心也。然以「者」字与「也」字观之，恐以为大人所以为大人者，不过不失其赤子之心而已。

论赤子之心恐未然。若大人只是守个赤子之心，则于穷理应事皆有所妨矣。

王子垫以人之为士，下既不为农工商之事，上又未有卿大夫之职，故疑其若无所事者。孟子言士虽未得位以行道，而其志之所尚，则有仁义焉。

尚志之说甚善。「志」字与「父在观其志」之「志」同，盖未见于所行而方见于所存也。

「说大人则藐之」盖主于说而言。如曰「见大人则藐之」，则失之矣。

得之。

「于不可已而已」一节以仁言，「于所厚者薄」一节以义言。夫不可已而已，当厚而薄，则怠惰自私而无力行笃义之心，而失之不及矣。或有发愤勇进者，则又失之助长；迨夫意气一衰，则私心邪念溃出而不可遏，此又失之太过也。

仁义之说未是，进锐退速之说亦未精切。盖其病正在意气方盛之时已有易衰之势，不待意气已衰之后然后见其失也。

《尽心》第一章游氏以知天为造其理，事天为履其事，固善矣。然「夭寿不贰」一节，又乃承上二节而言。上乃知而行之，此乃守而不变，游氏之说恐未当。

夭寿不贰亦是知天之效，但游氏说得下句太轻耳。

《或问》中以杨氏所讥王氏之失为非是。柄窃以高明之与中庸虽非二物，然细分之，亦不为无别。中庸者，理之所当然也；高明者，理之所以然也。圣人处己应物固无二道，然处己而尽其理之当然者，所以为中庸也；知处己所以当然之理，则高明也。应物而尽其理之当然者，所以为中庸也；知应物所以当然之理，则高明也。王氏判而为二固非矣，而杨氏又浑然无所区别，则亦不察中庸、高明所以得名之实也。其曰智不足以致知，明不足以尽诚者，其意盖以智为高明，诚为中庸。但「明」字与「诚」字不类，而反与上句所谓智者为一律。岂牵于「自明而诚」之语而误乎？若如其意，窃欲易曰：知不足以致知，诚不足以力行。惟不足以致知，故以高明为渊深微妙，而非局于一事为之末，而不知高明所以为中庸。惟诚不足以力行，故以中庸为出于人力之所勉强，而非天理之自然，而不知中庸所以为高明。此则王氏受病之处。

高明是说中心所存，不为物欲之所累处，非指理而言也。

首章明道第四说云：「凡人说性，只是说继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似以孟子所言为气禀之性。若以为气禀之性，则固有善恶矣，不得专谓之善也。以下文水流之喻观之，则又似以气禀本善，发而后有善恶也。使气禀皆善，则所发之恶何自来哉？

孟子所言不是气禀之性，但是性自不容说，才说性时便只说个善字。所谓「天下之言性则故而已」者，正谓此也。

横渠冰水凝释之喻似亦无害，但以受光纳照为言，则几于释氏所谓一灵真性者矣。其所谓未尝无者，岂以其灵照之中，实无一物之不具耶？此则心之知觉，而非性之实迹也。

既如此说，即是有害矣。

舜察迩言，所以无智者之过。盖智者之过常在于骛高远而厌卑近也。

舜之智不过，非独为此一事，须以全章体之。

舜隐恶而扬善，听言之道当如此。盖不隐其恶，则人将耻而不言矣。后之当进贤退不肖之任者，亦以隐恶扬善盗兼包并容之名，是不知隐恶扬善之义也。

隐恶扬善不为进贤退不肖言，乃为受言择善者发也。

和而不流则非不恭之和，中而不倚则非执一之中。中和而不流不倚者择之精，有道而不变者守之固。择之精则不患乎道之难明，守之固则不患乎道之不行。能勉乎此，则无贤智之过矣。《章句》中谓四者各有次序，不知如何？岂不流尚易而不倚为难，如富而无骄易，贫而无怨难乎？

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须就「强」字上看，如此说无功夫矣。

武王、周公之所以为达孝者，柄窃以为舜之大孝，所遭之至不幸也。文王之无忧，所遭之至幸也。至幸与至不幸，皆不可以为常。惟武王、周公之孝，而天下通行之孝也。

恐无此意。

《章句》中以学知利行为仁，困知勉行为勇，窃恐未尽乎仁勇之德也。夫仁者安仁，固不容以利行为言。知、仁、勇皆谓之达德，则勇固通上下而言也，不可专以困知勉行者目之。以柄观之，三知三行云者，所以总言达道达德之在人，其气质虽有不同，而及其至之则一也。三近云者，言人未至乎达德而求至之者，其用功当如是也。似不必以三知三行分知、仁、勇，如何？

此等处且虚心看到并行不悖处乃佳。

「敬大臣则不眩」，《章句》中以为信任专而小臣不得以间之，故临事则不眩也。柄窃观下文官盛任使之意，似以为不使之役役于细事，乃所以敬之也。惟其不役役于细事，故其精神暇逸，不至昏眩而迷于大体也。

不然。

二十七章既言「大哉圣人之道」矣，而复以「优优大哉」冠于礼仪之上者，盖言道体之大，散于礼仪之末者如此。

得之。

二十四章「成己仁也，成物智也」，以柄观之，《论语》以学不厌为智，诲不倦为仁，又与此相反。且学不厌与成己虽皆在己之事，然一则学以明其理，一则实体是理于吾身，一知一仁，犹可言也。若夫成物，乃仁之事，何所与于知而归之耶？

若非有智，何以成物？

二十章「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夫子非使后人不得复古也，但以为生于春秋之世，既无得位之理，徒欲以匹夫之微而复古之道则不可耳。使得时得位，何不可者？

「反古道」连上文「愚贱」说。

前辈多以夫子损益四代之制以告颜子，而又曰「吾从周」，其说似相抵牾者。然以二十八章「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之意观之，则夫子之从周，特以当时所用而不得不从耳，非以为当尽从周。若答为邦之问，乃其素志耳。

得之。

「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世」犹言世上也，法是法度，则是准则。有可跂之实故言法，言未见于行事，故以其言为准而行之也。

得之。

舜之时而有庶顽谗说，则不善之至者也。舜不诛之，而在所教；不惟在所教，可以望其为我之宾师焉。夫天下奸雄之人，何尝无良心善性，方其迷而不返，越礼败度，诚若可恶。及其一旦悔悟，其于为善必力，至于可以为宾师不为过也。天下之化有三：善人闻善而自化，中人劝沮而可化，奸人必有以感悟之而后化。自化者不资于人，固无以加矣。其次化中人，不如化恶人。中人虽易化，其化也亦无大过人；奸人非圣人不能化，其化也沛然而莫禦，回其奸宄豪杰之资而用之于道，建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功，岂庸常之人所能望哉！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民之所以或为杨，或为墨，为名家，为法家，为游侠，为寇贼奸宄，其罪虽有轻重，其为道之鲜而流于非僻，其道一也。圣人不患天下有奸邪之人，而患在我之道不足以合天下之散。尧舜三代之盛，天下无异端者此也。夫人各禀其材，凡有是材，皆有是病，圣人则开而成之，然后得为天下全材而适于用。天下各治其道术，凡以是得，必以是失。圣人则合而通之，然后不以于一方而适于中。不然，则天下之人皆弃术矣，是天下无一日而无异端也。孔子时，门人弟子已不胜其散矣，非得孔子调而一之，会而通之，则子贡之辩，必以纵横名；子路之勇，必以游侠名。冉求之聚歛，必以桑羊鞭算名；樊迟之农圃，必以许行并耕名。师之庄必以清介名，柴之愚必以独行名。夫以善而名天下之所善，以恶而名天下之所共恶。要之事立而名随之者，皆道之散而德之不全者也。游孔门者已分散四裂如此，况夫上无圣人出，人私其见，我用其学，其弊可胜言哉？杨子曰：「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夫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御之者，非谓以智术笼之？吾吾之道足以合天下之偏，而狙诈之人皆折而为我所用者也。昔者寺刁、易牙、开方在管仲之时则治，管仲之亡则乱；洪恭、石显在宣帝之时则为用，在元帝之时则为奸。封德彝、裴矩在隋则为佞，在唐太宗之朝则为忠。人岂有不善哉？道合之，虽小人可以为君子；道不能合之，虽君子亦或为小人。然则合天下之智力而以道御之，真人君之极挚也。秦皇锄雄俊，曹公杀名士，英雄可尽杀乎？曹公虽言以道，御智力其不以道，知之则惑之矣。

据故右中奉大夫、直秘阁李弼儒男李迎状，陈乞故父致仕及非降黜中身亡恩例两次。本部契勘，本官生前任右中奉大夫、直徽猷阁，因事落职，后来止复直秘阁，致仕身亡，即系未曾复至元职名。除非降黜中身亡恩例有碍条法外，其所乞致仕荫补外恩例，依格，承务郎以上得减一年磨勘，承直郎以下合作免试。若系责降，不许陈乞。照得本官虽系落职未复尽职名之人，缘致仕恩泽已依近降指挥放行荫补了当，其致仕恩泽陈乞不依。本部切详致仕荫补及恩例，俱因致仕所得，既致仕恩泽不作责降，已许行荫补，即难以不与致仕恩例。今欲落职之人如合该荫补恩泽，即与放行致仕恩例，馀依见行条法施行。

某官次觕遣，为学固不敢荒废，第微言渊奥，世故峥嵘，益知进步之难。倘蒙时赐方药，不胜幸愿。曾子答孟敬子一章，窃谓上蔡所解与二先生之意不异。其曰「人之应事不过颜色、容貌、辞气三事，特系所养如何耳」，此可见其平日涵养之功矣。其曰「动也，正也，出也，君子自牧处」，此可见其临事持守之力矣。语意颇似完备，恐难以临事作主张断之。惟是「远自远也」一语，不若二先生之言工夫细密耳。知言疑义，比与张丈订正者，既已附去，今复有欲商榷者，谨疏于后：来喻以「道生一为太极，太极动而生阳」，阳恐不可指为一，既曰阳，则有对矣，安得谓之一乎？「好恶性也」一章，诚如来谕所云，若前章天理人欲同体而异用者，却似未失。盖降衷秉彝，固纯乎天理也。及为物所诱，人欲滋炽，天理若泯灭而实未尝相离也。同体异用，同行异情，在人识之尔。首章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则与本文设问不相应。来谕以尽心为集大成者之始，条理则非不可以为圣人事，但胡子下「者也」两字，却似断定耳。若云六君子由尽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何释氏直曰「吾见是性」？此述释氏之辞耳，非许释氏为见性也。若后章「释氏见性而不尽性」之类，则诚有病。「夫妇之道」一章，虽指释氏之病，然读者或不察，当删。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盖世之病在彼不在此。「气感于物」一章，来谕谓不见平日涵养之意。窃谓涵养致知，为学者固当并进，然昔人立言，亦各有所指。如《中庸》「不明乎善」一章，不可谓不见涵养之意也。《孟子》「拱把桐梓」一章，不可谓不见致知之意也。若此类不可概举。「知言」，本文却似无病。「大哉性乎」一章，所谓类指一理，而言者犹曰一端云耳，非「理一而已」之「一」也，但「理」字下得未稳。若谓一理之外，别求天命之全，却恐此章无此意也。欲为仁，必先识仁之体，仁体诚不可遽语，至于答「放心求心」之问，却自是一说。盖所谓心操存舍亡，间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则心在是矣，平居持养之功也。所谓良心之苗裔，利欲之间而一见焉，操而存之者，随事体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偏废。苟以此章欠说涵养一段，未见之间，此心遂成间断，无复用功处是矣。若曰于已放之心置不复问，乃俟其发于它处而后从而操之语，却是太过。盖见牛而不忍杀，乃此心之发见，非发见于它处也。又谓所操者，亦发用之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识本根，非徒认此发用之一端而已」。「汉文顾命」章，说得太重，恐须删改。凡此未知中否，望一一指教。又窃观所讲诸章，有云「浅迫不安，汗漫无守」，有云「一何轻诋世儒之过，而不自知其非」，有云「盖不由涵养，先要知识，故须至如此强探力取，方始窥见彷佛」。若此类恐气未和而语伤易。孟子说杨、墨、许行、陈相辈，皆直截道断。至于论孟施舍、北宫黝，则曰：「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所以委曲如此者，以其似曾子、子夏而已。若使正言圣门先达，其敢正剖判乎？析理当极精微，虽毫釐不可放过，至于尊让前辈之意，亦似不可不存也。近事颇似有阳复之渐，但「出入无疾，朋来无咎」两句，大索致意耳。

属者僭易陈露所见，蒙教复详至，开发多矣。来书有「深不欲多言」之语，某窃谓于所不当言者，加一言则非矣；若在所当言，则唯足以达其理意而已，不可以多少限也。躁人之辞多者，谓其躁妄、错乱、赘疣，是则可删也。今方将于道术趋向之间，切磋求是，则又奚多之病？愿尊兄先除此一戒，使某得悉意承教，庶是非可明也。尊兄所学以力行为主，不专务论说，所见皆行履到处，非但言说而已。此不待论。某固不敢以言说待尊兄，交游间亦不以此病兄，独谓兄所学不能无蔽耳。杨、墨、告子、许行之徒，岂但言说，其所言即其所行，而孟子力辟之者，以为其学非也。儒释之辨，某平时亦少所与论者。有相信者，或以语之，亦无所辩难，于我无益；有自立议论与我异者，又多是胜心所持，必欲己说之伸，不能公平求是，与之反覆，只成争辩，此又不可与论。今之僧徒多担夫庸人，不通文理，既去发胡服，又安能使之发髡洁缁，而从吾游耶？至于士大夫之好佛者，虽其好佛，亦只为名而已，此又不足与论也。至如尊兄，不为名，不好胜，凡事皆公心求是，又聪明博洽，乡来未有自得处，犹有凝滞退缩之态，比来所见明白，议论发越，殊无凝滞退缩之态矣。设有如是资质，如是所到，然但工一家之说，则又难论。今兄两家之书已皆探讨，此而不与极论，则只成是自檐版矣。乡来窃疑于兄者，以为兄之资禀质实，强敏有馀，宏大通远则不足，惧为平日所乡、所学、所习之所摄持，密制其命而不能度越摆脱，操不忘本之说以为典训，拒排释氏者于千里之外，而与「至则行矣」、「趋而避之」者同其介然自守之意，则无间之可乘矣。承来教谓「若使释果未进于儒，理须进步，何苦守其卑污而不进」，然后知高明之度本自宏阔，而某之疑则诚浅陋矣。某前书所论，论其教之所从起，而兄则指其所造以辨之。某虽不曾看释藏经教，然而《楞严》、《圆觉》、《维摩》等经，则尝见之。如来书所举爱涅槃，憎生死，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不了四相者，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四相虽有浅深精粗，然其寿者相，亦只是我相根本，潜伏藏识，谓之命根不断。故其文曰：「若有人赞叹彼法，则生欢喜，便欲济度。若有人诽谤彼所得者，即生嗔恨」。此亦正是未免生死，未出轮回。又如来教：「因地法行，亦无身心受彼生死」。正是免得生死，出得轮回。伊川先生有曰：「释氏只是理会生死，其他都不理会」。近有一前辈参禅，禅丛中称其所得，一日举伊川先生之言，曰：「某当时若得侍坐，便问道不知除生死外更有甚事」？不知尊兄所见与此人优劣如何？若尊兄初心不为生死，不知因何趋向其道？来书：「实际理地，虽不受一尘，而佛事门中，不舍一法」。若论不舍一法，则虎穴魔宫，实为佛事；淫房酒肆，尽是道场。维摩使须菩提置钵欲去之地，乃其极则。当是时，十地菩萨犹被呵斥，以为取舍未忘，染净心在，彼其视吾《诗》、《礼》、《春秋》，何啻以为绪馀土苴。唯其教之所从起者如此，故其道之所极亦如此。故某尝谓儒为大中，释为大偏。以释与其他百家论，则百家为不及，释为过之。原其始，要其终，则私与利而已。来教谓「佛说出世，非舍此世而于天地外别有乐处」。某本非谓其如此，独谓其不主于经世，非三极之道耳。又谓「若众圣所以经世者，不由自心建立，方可言经世异于出世而别有妙道也」。吾儒之道乃天下之常道，岂是别有妙道？谓之典常，谓之彝伦，盖天下之所共由，斯民之所日用，此道一而已矣，不可改头换面。前书固谓今之为释氏者，亦岂能尽舍吾道，特其不主于是，而其违顺得失，不足以为深造者之轻重耳。尊兄谓「行所当行」。尊兄日用中所行合理处，自是天资之美与探讨儒书之力，岂是读《华严》自省发后方始如此。然尊兄岂能保其所行皆合于理乎？韦编三绝而后赞《易》，敢道尊兄未尝从事如此工夫；「吾志在《春秋》」，敢道尊兄不能有此志；「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敢道此非尊兄之所欲。如是而谓儒释同，恐无是理。今尊兄将空诸所有，其视硁硁击磬者，果为何事哉？若谓「治大国若烹小鲜」，「不以智治国，国之福」，或者其可以与尊兄之道并行而不悖也。某方吐胸中愚见，欲求订正其辞，不得不自达，愿尊兄平心观之。如不以为然，幸无爱辞。乡时兄弟有所论难，尚蒙推挽，令各极其意，况在朋友，彼此无他疑，正宜悉意评论，期归乎一是之地。某平昔愚见所到，持论甚坚，然人言有以服其心，则不惮于幡然而改。惟尊兄有以知我非执己好胜者，幸不惮尽言。若鄙言可采，亦愿尊兄不惮改辙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夫子自谓：「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耳」。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又曰：「我学不厌而教不倦」。此其不可为吾人标的乎？但只如此随见在去，岂便无益于天下，顾有如尊兄之质，不无可惜处。适得张南轩与家兄书，今附达家兄处，可试观之，如何？家兄逼岁必归宅上，不知曾更有切磋否？岁即除，伏几多为亲寿，以厚新祉。

黄、易二生归，奉正月十四日书，备承改岁动息，慰浣之剧。不得嗣问，倏又经时，日深驰乡。闻已赴阙奏事，何日对扬？伏想大摅素蕴，为明主忠言，动悟渊衷，以幸天下。恨未得即闻绪馀，沃此倾渴。外间传闻留中讲读，未知信否？诚得如此，岂胜庆幸！乡人彭世昌得一山，在信之西境，距敝庐两舍而近，实龙虎山之宗。巨陵特起，豗然如象，名曰象山。山间自为原坞，良田清池，无异平野。山涧合为瀑流，垂注数里。两崖有蟠松怪石，却略偃蹇，中为茂林。琼瑶冰雪，倾倒激射，飞洒映带于其间，春夏流壮，势如奔雷。木石自为阶梯，可沿以观。佳处与玉渊、卧龙未易优劣。往岁彭子结一庐以相延，某亦自为精舍于其侧。春间携一侄二息，读书其上。又得胜处为方丈以居，前挹闽山，奇峰万叠，后带二溪，下赴彭蠡。学子亦稍稍结茅其傍，相从讲习，此理为之日明。舞雩咏归，千载同乐。某昔年两得侍教，康庐之集，加款于鹅湖，然犹卤莽浅陋，未能成章，无以相发，甚自愧也。比日少进，甚思一侍函丈，当有启助，以卒馀教。尚此未能，登高临流，每用怅惘！往岁览尊兄与梭山家兄书，尝因南丰便人，僭易致区区，蒙复书许以卒请，不胜幸甚！古之圣贤，惟理是视，尧、舜之圣，而询于刍荛，曾子之易箦，盖得于执烛之童子。《蒙》九二曰：「纳妇，吉」。苟当于理，虽妇人孺子之言所不弃也。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或乖理致，虽出古书，不敢尽信也。智者千虑，或有一失，愚者千虑，或有一得，人言岂可忽哉？梭山兄谓：「《太极图说》与《通书》不类，疑非周子所为。不然，则或是其学未成时所作；不然，则或是传他人之文，后人不辨也。盖《通书·理性命章》言中焉止矣。二气五行，化生万物，五殊二实，二本则一。曰一，曰中，即太极也，未尝于其上加无极字。《动静章》言五行、阴阳、太极，亦无无极之文。假令《太极图说》是其所传，或其少时所作，则作《通书》时，不言无极，盖已知其说之非矣」。此言殆未可忽也。兄谓梭山急迫，看人文字未能尽彼之情，而欲遽申己意，是以轻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大学》曰：「无诸己而后非诸人」。人无古今、智愚、贤不肖，皆言也，皆文字也。观兄与梭山之书，已不能酬斯言矣，尚何以责梭山哉？尊兄向与梭山书云：「不言无极，则太极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不言太极，则无极沦于空寂，而不能为万化根本」。夫太极者，实有是理，圣人从而发明之耳，非以空言立论，使后人簸弄于颊舌纸笔之间也。其为万化根本，固自素定，其足不足、能不能，岂以人言不言之故耶？《易·大传》曰：「易有太极」。圣人言有，今乃言无，何也？作《大传》时不言无极，太极何尝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耶？《洪范》五皇极列在九畴之中，不言无极，太极亦何尝同于一物，而不足为万化根本耶？太极固自若也，尊兄只管言来言去，转加糊涂，此真所谓轻于立论，徒为多说，而未必果当于理也。兄号句句而论、字字而议有年矣，宜益工益密，立言精确，足以悟疑辨惑，乃反疏脱如此，宜有以自反矣。后书又谓：「无极即是无形，太极即是有理。周先生恐学者错认太极别为一物，故着无极二字以明之」。《易》之《大传》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又曰「一阴一阳之谓道」，一阴一阳，已是形而上者，况太极乎？晓文义者举知之矣。自有《大传》，至今几年，未闻有错认太极别为一物者。设有愚谬至此，奚啻不能以三隅反，何足上烦老先生特地于「太极」上加「无极」二字以晓之乎。且「极」字亦不可以「形」字释之。盖极者，中也，言无极则是犹言无中也，是奚可哉？若惧学者泥于形器而申释之，则宜如《诗》言「上天之载」，而于下赞之曰「无声无臭」可也，岂宜以「无极」字加于太极之上？朱子发谓濂溪得《太极图》于穆伯长，伯长之传出于陈希夷，其必有考。希夷之学，老氏之学也。「无极」二字，出于《老子·知其雄章》，吾圣人之书所无有也。《老子》首章言「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而卒同之，此老氏宗旨也。「无极而太极」，即是此旨。老氏学之不正，见理不明，所蔽在此。兄于此学用力之深，为日之久，曾此之不能辨，何也？《通书》「中焉止矣」之言，与此昭然不类，而兄曾不之察，何也？《太极图说》以「无极」二字冠首，而《通书》终篇未尝一及「无极」字。二程言论文字至多，亦未尝一及「无极」字。假令其初实有是图，观其后来未尝一及「无极」字，可见其道之进，而不自以为是也。兄今考订注释，表显尊信，如此其至，恐未得为善祖述者也。潘清逸诗文可见矣，彼岂能知濂溪者？明道、伊川亲师承濂溪，当时名贤居潘右者亦复不少，濂溪之志，卒属于潘，可见其子孙之不能世其学也。兄何据之笃乎？梭山兄之言恐未宜忽也。孟子与墨者夷之辩，则据其「爱无等差」之言；与许行辩，则据其「与民并耕」之言；与告子辩，则据其「义外」与「人性无分于善不善」之言，未尝泛为料度之说。兄之论辩则异于是。如某今者所论，则皆据尊兄书中要语，不敢增损。或稍用尊兄泛辞以相绳纠者，亦差有證据，抑所谓「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兄书令梭山「宽心游意，反覆二家之言，必使于其所说如出于吾之所为者，而无纤芥之疑，然后可以发言立论，而断其可否，则其为辩也不烦，而理之所在无不得矣」。彼方深疑其说之非，则又安能使之如出于其所为者而无纤芥之疑哉？若其如出于吾之所为者而无纤芥之疑，则无不可矣，尚何论之可立、否之可断哉？兄之此言，无乃亦少伤于急迫而未精耶？兄又谓：「一以急迫之意求之，则于察理已不能精，而于彼之情，又不详尽，则徒为纷纷，虽欲不差，不可得矣」。殆夫子自道也。向在南康，论兄所解《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一章非是，兄令某平心观之。某尝答曰：甲与乙辩，方各是其说，甲则曰愿某乙平心也，乙亦曰愿某甲平心也，平心之说，恐难明白，不若据事论理可也。今此「急迫」之说，「宽心游意」之说，正相类耳。论事理，不必以此等压之，然后可明也。梭山气禀宽缓，观书未尝草草，必优游讽咏，耐久䌷绎。今以急迫指之，虽他人亦未喻也。夫辨是非，别邪正，决疑似，固贵于峻洁明白，若乃料度、罗织、文致之辞，愿兄无易之也。梭山兄所以不复致辩者，盖以兄执己之意甚固，而视人之言甚忽，求胜不求益也，某则以为不然。尊兄平日惓惓于朋友，求箴规切磨之益，盖亦甚至。独群雌孤雄，人非惟不敢以忠言进于左右，亦未有能为忠言者，言论之横出，其势然耳。向来相聚，每以不能副兄所期为愧。比者自谓少进，方将图合并而承教。今兄为时所用，进退殊路，合并未可期也。又蒙许其吐露，辄寓此少见区区。尊意不以为然，幸不惮下教。政远，惟为国保爱，倚需柄用，以泽天下。

淳叟平日闻言辄喜，遇事辄询，有听纳之体。然亲朋间未肯归以取善之实，岂似逆而顺情者喜听，而真实苦口者之未能无龃龉耶，抑从悦者多而改绎之未至也？此虽据前日而论，然今亦未能无疑于淳叟也。秋试《礼记》义破题诚佳，然或者谓所出题乃淳叟意旨，而作义者适尔投合。苟当于理，岂厌其同？不稽诸理而苟异以求致益之名，则固非也。场屋之弊固久，然有志者持文衡，将此理是责。谓彼善于此则可，谓理固如此，则不知言甚矣。申公曰「为治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今曰「道不在多言，学贵乎自得」。明理者观之，二语之间，其病昭矣。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墨子非不力行也。其往也，使人让灶让席；其反也，人与之争灶争席，杨子非不自得也。二氏不至多言，而为异端。颜闵侍侧，夫子无言，可也。杨、墨交乱，告子、许行之徒，又各以其说肆行于天下，则孟子之辨岂得已哉？或默或语，各有攸当。以言餂人，以不言餂人，均为穿窬之类。夫子之于颜子，盖博之以文。夫博学于文，岂害自得？颛臾之不必伐，卫政之必正名，冉有、季路不能无蔽，夫子不得不申言之。夷之、陈相、告子之徒，必执其说以害正理，则孟子与之反覆，不得不致其详。必曰不在多言，问之弗知弗措，辨之弗明弗措，皆可削也。自得之说本于孟子，而当世称其好辨。自谓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中庸》固言力行而在学问思辨之后，今淳叟所取自得、力行之说，与《中庸》、《孟子》之旨异矣。仁智信直勇刚，皆可以力行，皆可以自得，然好之而不好学，则各有所蔽。倚于一说一行而玩之，孰无其味？不考诸其正，则人各以其私说而傅于近似之言者，岂有穷已哉？淳叟之气禀，固自有异于人者。往时朋旧相亲，鲜不服其粹和醇美，以为无疵。独淳叟之心往往有不敢自欺者，求他人之明，如淳叟之心不可欺，则亦鲜矣。至如晚寝早作，躬亲细事，筋力日强，精神日敏，则自去冬以来其效甚著，纵有荒怠，勉之斯复。所不足者，恐不独在是也。麟之侄近颇精进，论事尽有根据。至如说淳叟，辄欲以一言断之，此亦是其病处，固尝辟之矣。然在淳叟，不可不察。宏父德器言论，皆有馀味，诚有其仁，亦焉用佞？然光明所烛，波澜所及，不已于学者，当有充长之验。以大禹之圣，闻「在知人、在安民」之言，则吁而致其问。仁有所未宏，智有所未足，勇有所未至，而欲敛然自安于「弑父与君亦不从也」之列，则亦偷矣。馆学之官，非费宰比，能相勉以进，无苟自安，则吾道有望。道之异端，人之异志，古书之正伪，固不易辨，然理之在天下，至不可诬也。有志于学者，亦岂得不任其责？如射者之于的，虽未能遽中，岂得而不志于是哉？闲先圣之道，辟邪说，放淫辞，于今当有任其责者。而多言是病，此公孙弘禁民挟弓弩之策也。

问：异端之说，自周以前，不见于传记。后世所同信其为夫子之言而无疑者，惟《春秋》、《十翼》、《论语》、《孝经》与《戴记》、《中庸》、《大学》等篇。《论语》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之说，然不知所谓异端者果何所指。至孟子乃始辟杨、墨，辟许行，辟告子，后人指杨、墨等为异端，孟子之书亦不目以异端。不知夫子所谓异端者果何等耶？《论语》有曰：「乡原，德之贼也」。《孟子》亦屡言乡原之害。若乡原者，岂夫子所谓异端耶？果谓此等，则非止乡原而已也，其他亦有可得而推知者乎？孟子之后，以儒称于当世者，荀卿、扬雄、王通、韩愈四子最著。《荀子》有《非十二子篇》，子思、孟轲与焉。荀子去孟子未远，观其言，甚尊孔子，严王霸之辨，隆师隆礼，则其学必有所传，亦必自孔氏者也。而乃甚非子思、孟轲，何耶？至言子夏、子游、子张，又皆斥以贱儒。则其所师者果何人？而所传者果何道耶？其所以排子思、孟轲、子夏、子游、子张者，果皆出其私意私说，而举无足稽耶？抑亦有当考而论之者耶？

老、庄盖后世所谓异端者。传记所载，老子盖出于夫子之前，然不闻夫子有辟之之说。孟子亦不辟老子，独杨朱之学，考其源流，则出于老氏，然亦不知孟子之辞略不及于老氏，何耶？至扬子始言「老子槌提仁义，绝灭礼乐，吾无取焉耳」，然又有取于其言道德。韩愈作《原道》，始力排老子之言道德。

佛入中国，在扬子之后。其事与其书入中国始于汉，其道之行乎中国始于梁，至唐而盛。韩愈辟之甚力，而不能胜。王通则又浑三家之学，而无所讥贬。浮屠老氏之教，遂与儒学鼎列于天下，天下奔走而乡之者盖在彼而不在此也。愚民以祸福归乡之者则佛老等，以其道而收罗天下之英杰者，则又不在于老而在于佛。故近世大儒有曰「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谓佛氏之学也。百家满天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者污之，此庄子所以有彼是相非之说也。

要之，天下之理，唯一是而已。彼其所以交攻相非，而莫之统一者，无乃未至于一是之地而然耶？抑亦是非固自有定，而惑者不可必其解，蔽者不可必其开，而道之行不行，亦有时与命而然耶？道固非初学之所敢轻议，而标的所在，志愿所向，则亦不可不早辨而素定之也。故愿与诸君熟论而深订之。

大训有之：「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盖斯民之衷，惟上帝实降之。作之君师，惟其承助上帝，故曰天子。内建朝廷，由公卿至于百司庶府，外部邦邑，由牧伯至于子男附庸，则亦惟天子是承是助。故周公以徽言告成王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成王之诰康叔，诞陈民常，且曰：「外庶子训人正人，至于小臣诸节，皆所以使之分别乎此而播敷之，以造民大誉」。汉董生曰：「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是故任斯民之责于天者，君也；分君之责者，吏也。民之弗率，吏之责也；吏之不良，君之责也。《书》曰：「万方有罪，罪在朕躬」。又曰：「百姓有过，在予一人」。此君任其责者也，可以为吏而不任其责乎？今为吏而相与言曰：「某土之民不可治也，某土之俗不可化也」。呜呼！弗思甚矣。夷狄之国，正朔所不加，民俗各系其君长，无天子之吏在焉，宜其有不可治化者矣。然或病九夷之陋，而夫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况非夷狄，未常不有天子之吏在焉，而谓民不可治，俗不可化，是将谁欺？春秋之时，去成周未远也，曾子且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弗喜」。春秋而来，至于今几年矣。睹民之罪，视俗之恶，顾不于其上之人而致其责，而惟民是尤，则斯人之为吏可知也。孟子曰：「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吾于其所谓不可治者，有以知其甚易治也；于其所谓不可化者，有以知其甚易化也。郴据岭为荆湖南徼，宜章又郴之南徼。远于衣冠商贾之都会，其民宜淳愿忠朴，颛蒙悍劲，而不能为诈欺。不才之吏，不能教训拊循其民，又重侵渔之。民不堪命，则应之以不肖，其势然也。夫淳愿忠朴，颛蒙悍劲，而不能为诈欺，此侵渔者之易以逞志；而其积之已甚，有所不堪，则不肖之心勇发而无所还忌，亦其势然也。不数十年间，盗孽屡起，宜章以是负恶声，有自来矣。淳熙十有二年，吴侯镒抵行都，诸公贵人倒屣迎之，咸称其才，将有论荐。于是宜章阙宰，顾吏之视仕宜章，若蹈豺虎之区，无敢往者。帅府嗜吴侯之贤，辟书东驰，吴侯欣然就之。至则务去民之所恶，而致其所欲，勉之使为学，以雪恶声。大葺学宫，补弟子员。淳熙五年，始建今学。八年，朝廷殊其令，优其数，以奖诱入学之士。部使者各求其所隶閒田以廪之，士之廪于学者五十人，自食而学于其间者又数十人。句读训诂，旨义辞章，少长分曹，皆经讲授，士劝其业，岂惟学官？异时斗争敚攘，惰力侈费之习，廓然为变；忠敬辑睦，尊君亲上之风，霭然为兴。牒诉希阔，岸狱屡空，旦昼为求簿书期会之事，仅费数刻。吴侯策勋文史，优于里居。閒则益发泉石之秘，徜徉咏歌，以致其适。自谓兹土之乐，中州殆不如也。方其始至，解除烦苛，布宣天子德意，为条教以晓其父兄，兴学校以育其子弟。而其民鼓舞踊跃，回心异乡，惟恐居后。曾不淹久而效见明著，暇裕若此，然则政治施化，诚莫易于此矣！虽然，周道之行，群黎好德；武夫之节，优于干城；游女之操，竦于乔木；忠厚纯积，洽于庶类；敦彼行苇，牛羊勿践履。当此之时，民日迁善远罪而不知为之者，如雍容康庄而忘其夷，优游厦屋而忘其安也。及道之衰，王泽寖竭，纲弛伦斁，狱讼滋而干戈起，民坠涂炭。由是霸图迭兴，异端并作，徼其困极窘至而归之，若出荆棘而蹈邪蹊，脱涂淖而栖茇舍，喜幸之浮，康庄厦屋，平居缓带，所无有也。至于会载籍以自藩饰，害义崇私，不知纪极，则其为荆棘涂淖抑益深矣。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岂得罪彼民哉？吴侯其亦有忧于是乎？仆夫效驾，必命所之，千里虽远，首途发轫，燕、越可辨。此学之兴，敢问所向。为辞章从事场屋，今所未免。苟志于道，是安能害之哉？所欲有甚于生，所恶有甚于死，是心之存，上帝临女，先民垂训，昭若日星。呻其佔毕，覆用敝之，责有在矣。夫不远千里属记于予，而岂徒哉？三晋分国，齐、秦图帝，衍仪伏轼，说士蜂起，兵强国富，是为良臣。功利之习入于骨髓，杨朱、墨翟、告子、许行之徒，又各以其说从而诬之，帝降之衷茅塞甚矣。自暴者既不足与有言，而自弃者又曰：「吾身不能居仁由义」。故孟子道性善，发四端，曰：「人之有是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唐韩愈谓柳当中州清淑之气，蜿蟺扶舆，磅礴而郁积，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而今而后，吾有望于宜章矣。淳熙十有四年十有一月甲子，临川陆某记。

馀杭县和买下户，不堪重输，今欲撙节。每年与本县抱纳和买二千匹，一千匹系折帛钱，二千匹系本色。如许行抱纳，当委官覈实版籍，别行均科。则物力减落三贯之户，自然必不科及。

窃惟科举之法，行之既久，苟无大弊，不可轻有变更。伏见庆元二年正月指挥，宗室并不许差充试官并监试。续准嘉泰元年为常州申明差监试官下国子监看详：「若通判双员去处或有宗室任通判，自不许差监试；其独员通判或系宗室，若不许差监试，则以次职曹官权轻望浅，恐不能弹压」。遂从常州所申，差通判赵师岌监试。独有常州虽蒙许差，而四方州军尚拘指挥，不差宗室通判监试。伏缘诸路每三岁科举最为重事，大郡至万馀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试院之内事务浩繁，监试职在弹压，以至分拨士人试卷、支遣钱粮、关防漏泄、革绝欺弊，事不胜数，诚难委之于官卑望轻之人。向来权臣意在沮抑宗姓，臣僚观望风指，遂有前请。当时州郡皆明知其不可，独常州首先申明，已从其请。夫科举之法一也，既许行于常州，而独不行于他郡，可乎？今科举日逼，窃虑外路州郡尚以前降指挥为疑，或差曹职官监试，四方士子皆不以为便。乞速赐行下，以嘉泰元年七月常州所得指挥，差宗室通判监试，行之四方，以惠士子。

异端之学，何所从起乎？起于上古之阔略，而成于春秋战国之君子伤周制之过详，忧世变之难救，各以己见而求圣人之道，得其一说，附之古而崛起于今者也。老庄为黄帝之道，许行为神农之言，墨氏祖于禹，而申、韩又祖于《道德》。其初岂自以为异端之学哉，原始要终而卒背于圣人之道，故名曰异端，而不可学也。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天资既高，目力自异，得一书而读之，其颖脱独见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颖脱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见于设施，如兔之脱，如鹘之击，成天下之骏功而莫能禦之者，此岂有得于异端之学哉，其说有以触吾之机耳。使圣人之道未散，而六经之学尚明；极其天资、目力之所至，伏而读其书，以与一世共之，当掩后世之名臣而夺之气，而与三代之贤比隆矣。子房、孔明盖庶几乎此者也。贾生不得自尽于汉，而魏徵有以自见于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为高帝谋臣，从容一发，动中机会，而尝超然于事物之外，此岂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苟全于危世，不求闻达，三顾后起，而惓惓汉事，每以天人之际为难知，管乐功利之学，盖未能造此室也。天资之高，目力之异，卓然有会于胸中，必有因而发耳。贾生于汉道初成之际，经营讲画，不遗馀虑，推而达之于仁义礼乐，无所不可，申、韩之书，直发其经世之志耳。魏徵于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时，从容论议，有过必救，有善必达，虽礼乐之未暇，而治体盖亦略尽，纵横之学，直发其遇合之机耳。豪杰之士，天资之高，目力之异，未可以一书而律之也。嗟夫，使圣人之道未散，《六经》之学尚明，而皆得以驰骋于孔氏之门，由、赐、游、夏不足进也。昔者圣人历观上古之书，商周之典礼，断自唐虞以下，讫于周，叹其前之不足为法，而伤其后之不可复知，所以塞异端之原，而使其流之无以复开也。而春秋战国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说以驰骛于世，则孔子之虑诚远矣。然而《诗》、《书》、执《礼》，乃孔子之所雅言，日与群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与焉，何以发豪杰不群之志哉！子路以为「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则深排而力斥之，以为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杰于规矩准绳之中，而乃上许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许颜子以四代之礼乐，是殆其他未有以当孔氏之心耳。贾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叹于子房、孔明焉。

昨准宣抚使司劄子，差充四川类省试院点检试卷官。点检得举人程文赋内有押「歧」字韵者，检照《礼部韵略》五支六脂七之韵内止收「岐」字，系从山从支，注云「山名」，即无从止「歧」字。缘从来相承，以从山「岐」字为「文王治岐」之岐，以从止「歧」字为歧路之歧。据国子监刊行《集韵》内「岐」字下注云：「或从山，因岐山以为名，一曰旁通道」。即系两意许行通用。又元祐间太学试《博习不与师说赋》，第一人沈回小赋押「惧惑多岐」，已曾经取放合格。又准建炎二年五月四日敕节文：「但系国子监刊行经书内，所有音义并许通用」。看详上件指挥，其《集韵》音义自合通用，似无可疑。却缘《玉篇》山字部内收「岐」字，又于止字部内别收「歧」字，并张孟押韵所引经语如「导岍及岐」及「麦秀两歧」亦作两字收入。致得考官疑惑，将押「岐」字韵赋不敢取放，暗行黜落。缘其间颇有文理优长之人，一例被黜，恐未副朝廷搜广人才之意。欲乞备申朝廷，乞下国子监详定，若许通用，即于「岐」字注「山名」之下，添入「一曰旁通道」五字。或文意偏旁各别，即乞添收从止「歧」字，庶使承学之士得以遵用。

朝廷钦恤用刑，以条令编类成册，目曰《断例》，可谓曲尽。昨有司删订，止存留九百五十馀件，与见断案状，其间情犯多有不同，难以比拟。乞下刑部将隆兴以来断过案状编类成册，许行参用，庶几刑罚适中，无轻重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