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方周以兴，至于兔罝之人，有可以当腹心干城之任者。今三馆秘阁之职，乃朝廷之华选。前世以来，将相名臣，多出其间。得人之盛，难以遽数。臣在皇祐、至和中，备员馆阁，当时同辈，后亦往往至通显。比来虽有简拔，其数不多。其中或以劳进者，又皆外补。朝廷平日艰于收采，缓急必乏使令。以至近者遣使高丽，颇烦圣择。古人有言，士不素养，无以重国，临事仓卒乃求，非所以尊朝廷也。臣窃以谓天下未尝乏才也，求之而后至，用之而后知耳。臣愚愿陛下考合庶言，断自圣见，更得隽伟之士，疏通之才，稍增馆阁之选。平日足以优游饬厉，缓急惟所用之，以重朝廷，不胜幸甚。

臣伏见昨来澶州曹村埽决溃，全河冲注山东，圣心恻然，即议闭塞，奋自独断，出于群疑，功未踰时而有成，患不阅岁而寻弭。虽上下竭力，遂致澄清，实由陛下至诚忧民爱物之心，天相神助，殆非人力。以此见天道聪明，日监在下，棐忱辅德，遄应不迟。为人上者，可不钦畏！恭惟陛下圣德仁厚，出自天性，临下御众，有日月之明，天地之量，诚非凡庶庸妄所能臆度。以至今日数起诏狱，逮系颇众，有司极于锻鍊，群下无不震恐，比至临决，多从末减。昔于公一郡之狱吏耳，犹以阴德有报，光大子孙。况以万乘之尊，六合之广，布德施恩，固宜受福无疆，施及万世。然臣愿陛下虽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上奉天，下接人，加精致诚，执要行简。道高百王，而谦以自牧，学贯六艺，而虚以受人。虽威肃群品，不得谓下绝欺诬；虽智烛舆情，不得谓事无壅蔽。亲正士，拒壬人，必有忍以济事功，惟内恕以及人物。于以崇起忠厚，保合太和，则《易》所谓「自天佑之，吉无不利」，《诗》所谓「干禄百福，子孙千亿」者，盖将以类而应。臣以无状，获备近列，窃慕古人将美尽规之义，惟陛下裁幸。

后世礼教未备而刑繁。肉刑不可复，将有踊贵履贱之讥。

臣闻皋陶陈谟，以知人为难；孟子论道，以知言为要。所谓知人则哲，能官人，何忧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者，知人也。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者，知言也。故曰帝王之德，莫大乎知人；而成败之机，在于察言。是以尧舜在上，明目达聪，询四岳以难任人，命纳言以堲谗说，使恶直丑正者不能乱天下之俗，服谗蒐慝者不能迁人主之意。然后四门穆穆，而朝廷清明，权归于上，而天下无事。臣向蒙陛下擢在枢府，中谢曰不敢缕陈细务，辄论及判别忠邪之道。尝谓陛下励精为治，十年不懈，小大政事，日欲增葺。而朝廷之间，邪说尚胜。大抵小人之害君子，必求要切之语以中之，使之不能自解。方朝廷修改法度之初，凡在朝野，孰无论议？陛下圣度兼包，岂尝记录？而小人贼害，指目未已。苟昔有异同之论，而今不为言者所容，则必指以为沮坏法度之人，不可复用。非陛下加意省察，则端人良士类遭排格。当时粗陈此语，陛下颇赐开纳。近日除顾临开封府推官，程颢判武学，缙绅闻之，皆以为颢昔任御史，尝有所言，陛下不以为过，有稍用之意。朝廷用人，不终遗弃，必料传之四方，士人无不欣仰。然命下数日，复因言者而罢去，则知臣前所陈者，其风犹未殄也。臣实不佞，尝为一二识者私道陛下盛德。窃以为陛下春秋鼎盛，履崇高之位，操生杀之柄，而记人之功，忘人之过，极天地山海之量，此群下所以爱戴，而人人愿立于朝也。小大之臣，虽奸回颇僻如邓绾者，犹降责不踰年，遽复侍从，授以方面。则是盛明之世，本无弃绝之人，邪正贤不肖，亦未易以一言而定也。臣愚以谓今日公卿士夫，尝于朝廷法令有所可否，然其爱君许国之心，愈久而益明者甚众。其唱和雷同，承迎附会，而奸言污行，卒为陛下所照者，盖亦不少。然则人固未易知，而士亦不可忽也。况如颢者，陛下早自知之，其立身行己素有本末，讲学论议久益疏通。且其在言路日，时有论列，皆辞意忠厚，不失臣子之体。使得复见用于圣世，其奋身报国，未必在时辈之后。兼所除武学差遣，亦未为仕宦之要津，而小人龂龂必以为不可者，直欲深梗正路，广沮善人，其所措意，非特一二人而已。臣区区所虑者，谗说殄行之徒日以炽盛，则守正向公之士愈难自立，其于圣政不为无损。臣受恩与常人不同，茍有所当言，不敢顾避缄默，以负陛下优遇。惟陛下幸察。

中国与契丹通好久，边境晏然无事，塞上屯军亦素有节制，惟宜静以镇之。

古人之治兵农，有疆以周索者，有疆以戎索者。今遣边人习战法于境上尤非，且非管子寄令之意也。请一切罢去，专以旧弓箭手法从事。

河朔秋稔，异于常岁。定州所修衍积、宝盈二仓已成，乞申敕措置籴便司，比在市量增直，参用见钱文钞广籴。然据新仓见籴白米须九分以上，太求精凿，则民难入中。及访问若不留一二分谷，则易损坏。况本仓已籴米，复用人功揽拌。今若止籴八分细米，经年退去谷󰬠，已是九分以上。缓急支用，不须舂变。不惟省官钱，籴数多，兼可经久。

日前所市者，皆先期给缗钱，故民力犹可办。今已涉深夏，民间渐就机织，已备输纳。若仓卒再行收市，人将受其害。

臣近准诏书，令臣发来赴阙，已于今月二十日朝见讫。窃闻近日臣僚未有上殿班次，臣虽忝先朝执政之臣，亦未获一亲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报国之诚，不能自已，辄具奏封，陈其一二。冒渎圣聪，臣无任惶惧之至。臣伏睹皇帝陛下绍履尊极，方逾数月，临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庶政，保佑圣躬，德泽流行，已及天下。臣远从外服，召至左右。窃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讲求修德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日就月将，学以缉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大治。是用罄竭愚诚，考论圣道，槩举十事，仰赞聪明。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皆随事解释，粗成条贯，不为繁辞，以便观览。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顾省，庶于盛德少助万一。谨列如右：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盖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悫，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汤、文、武以畏天而兴，桀、纣、幽、厉以慢神而亡。如影随形，罔有差忒。然自两汉以来，言天道者多为曲说，以附会世事。间有天地变异，日月灾眚，时君方恐惧修省，欲侧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据经传，或指外事为致灾之由，或陈虚文为消变之术，使主意怠于应天，此不忠之甚者也。《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然则有天下者，固当饬己正事，不敢戏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后社稷人民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际，焉可忽哉？

《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人君既即尊位，则为民之父母，万方百姓皆为己子。父固不可以不爱子，若布德施恩，从民所欲，则民欣戴。欣戴不已，则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财，不忧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劳；好战不休，烦刑以逞，则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则国从而危。故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自古人君临朝听政，皆以赤子为忧；一旦用兵，则不复以生灵为念。此盖献策之臣，设奸言以导上意，以开边拓境为大功，以暂劳永逸为至计，此世主所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壮从军旅，老弱疲转饷，伏尸流血，而胜负得失，犹未可知也。民劳则中国先敝，夫何足以为功？兵兴则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献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宠媚上而营私耳，岂国家之利哉？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齐国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诚意为本。其心正，则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诚，则天地神明，皆可感动。不诚则民不信，不正则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动，史臣皆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脩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虽小恶不可不去。然人君进德修业，实系乎左右前后。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不能无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

王者继祖宗之业，君亿兆之上，礼乐征伐之所自出，四方万里之所视效。智足以穷天下之理，则谗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则政令无不行。自非隆儒亲学，何以臻兹？然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级耳，非人主所当学也。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将，德及天下。《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又曰：「念终始典于学，厥德脩罔觉」。故傅说之告高宗者，脩德立事而已。至汉之晁错，以为人主不可不学术数。错之意欲人主用机权巧谲以参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数年之间，汉罹七国之祸，而错受东市之诛。盖其所主者不出于诚信而已。由是观之，择术不可不谨也。

昔成王初莅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诗以戒之，言求贤用吉士。盖为治之要，在乎任贤使能。能者不必贤，故可使；贤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贤可任以长民，大贤可与之谋国。若夫言必顾国家之利，而行足以服众人之心，夷险一节而终始可任者，非大贤则不能也。人君虽有好贤之心，而贤犹或难进者，盖君子志在于道，小人志在于利。志在于道，则不为苟合；志在于利，则唯求苟得。夫忠言正论，多咈于上意；而佞辞邪说，专媚于君心。故君子常难进，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虽无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恶乱。然而治君少而乱国多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人主诚存此心，以观臣下之情，则贤不肖可得而知矣。

昔《书》称成汤之德曰：「从谏弗咈，改过不吝」。汤，圣君也，不曰无过，而曰改过者，言能舍己而从谏，则不害其为圣也。及纣为天子，彊足以拒谏，智足以饰非，纣非无才智也，然身灭国亡，而天下之恶皆归之者，言愎谏自用，则才智适足为害也。前代帝王无不以纳谏而兴，拒谏而亡者，在史册一一可考。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贵则骄心易生，富则侈心易动。一日万机，则不能无失，固当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则用其言而显其身；言不可用，则恕其罪以来谏者。夫忠直好谏之臣，初若逆耳可恶，然其意在于爱君。忧国谄佞阿谀之士，始若顺意可喜，然其情在于媚上而徼宠。人君诚察此，则事无过举，身享美名，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人君恭俭节用，取于民有制，则民力宽裕，衣食滋殖，自然乐输租赋以给公上。若暴征峻歛，侵夺民利，物力已屈，而驱以刑辟，势必流转沟壑，散为盗贼，为人之上者，将何利于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恶聚歛之臣，曰与其有聚歛之臣，宁有盗臣。前代帝王或耽于声色，或盘于游畋，或好治宫室，或快心攻战。于是小人乘间而肆其邪谋，为之歛财以佐其横费。世主不悟，以为有利于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赏其纳忠于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当怨，而不知其怨归于上也。昔鹿台之财，钜桥之粟，商纣聚之以丧国，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观之，人主所当务者，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夫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汉高祖去秦苛暴，约法三章，以顺民心，遂定王业。孝文循之以清静，而几至刑措。然则为治之要，果在于省刑，而不在于繁刑也。况人主之刑狱，其势不能亲临，则必委之于臣下。故峻推鞫，则权在于狱吏；广觇伺，则权在于小人；肆刑戮，则权在于彊臣；通请谒，则权在于近习。自古奸臣，将欲诛锄善人，自专威柄，必数起大狱，以摇人心，何则？其情难知，锻鍊出入，一系于狱吏。及夫奏成狱具，则虽有冤抑，人主亦何从而察哉？然则欲奸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还，有天下者数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无事，不见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异前世者，直以诛戮之刑，内不施于骨肉，外不及于士大夫。至于下民之罪，一决于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复措虑轻重于其间。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气，而致无穷之福，祖宗所以消恶运，遏乱原者。呜呼，远哉，虽甚盛德，蔑以加矣！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而为三王祖。汉文帝即位，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而天下断狱四百，几至刑措。然则节俭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万物，所以奉养于上者，盖亦备矣。然而飨国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习以为常，入无法家拂士，出无敌国外患，则不期于侈而侈心自生。佞谀之臣，又从而导之，于是穷奢极侈，无不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荡上心者，杀无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养之具，而以供人主无穷之欲，致人主于丧德损寿之地，而以邀己一时之荣，虽诛戮而不赦，固未足以当其罪也。昔纣为象箸，而箕子谏。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为过侈也。然箕子以为象箸不已，必金为之；金又不已，必玉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渐也。至汉公孙弘相武帝，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当是时，帝方外伐四夷，内治宫室，为千门万户。由是天下之户口减半，盗贼蜂起，而弘犹病其不广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诚能不以箕子之言为太过，而察见公孙弘之大佞，则夏禹、汉文之德，不难及已。

昔周公作《无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惧，飨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宁，飨国五十有九年。厥后立王，生则逸，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呜呼，非爱君忧国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继自今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盖人君初务纵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谏，至于淫刑乱罚，以杜言者之口。然后流连忘反，不闻其过，而终至于灭亡。故曰《无逸》之书，后王之元龟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为相，手写《无逸》图设于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致开元之治。其后宋璟死，所献图亦弊而彻去，明皇遂怠于政，亲见天宝之乱。由是观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君诚能慎终如始，不敢逸豫，则德有尧舜之名，体有乔松之寿，岂不美哉！

右臣闻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虽术学浅陋，惟是前代圣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为法；与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乱之道，可以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陛下加意无忽，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臣伏见陛下自临朝以来，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为念。凡所施为，皆中义理。如罢导洛、堆垛等局，减放市易见欠息钱，罢人户养马，放积欠租税，差官体量茶盐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从罢去，中外闻之，无不欣喜踊跃。今来复蒙陛下不遗疏拙，特降清问，臣虽无状，敢不竭尽愚见？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学士，当时亲见先帝至诚求治，尝令臣草诏书，以宽省民力为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则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须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财，中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相得安业，无转为盗贼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之法，先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远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数事，皆略陈大槩，其他详悉，非书所能尽。然臣所深虑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物听，而实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故臣前日辄献愚诚，乞陛下广开言路，选置台谏官，诚得中正之士布在要职，使讲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朝廷上下，协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则天下不难为矣。若不得其人，则虽有欲治之意，终不可以济事功。臣又窃虑议事者以为若更张青苗、助役等法，则向去国用必至不足。然自来提举常平司等处钱物，并系封桩，自不许拨充军国常费。况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时，既外不轻用兵革，内无土木横费，自然国计易给。兼罢得上件掊敛，则民力已觉渐舒，只如近日方罢导洛司、堆垛场，沿汴税额已有增数。此古人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