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妃有贞淑之行，则继嗣有圣贤之君，制度有威仪之节，则人君有寿考之福（原注：出《前汉书·杜钦传》。）。

臣闻人君一身，天地社稷、宗庙、山川之主，四海九州百万生灵之所系命，不可以不谨也。古先帝王知其然，故保身之道至严极重，起居动作悉有检防，出则史官书其言动，御瞽察其声音，入则女御叙其燕寝，女史记其御法，隋慢之气不设于身躬，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凡以制威仪之节，养寿命之原，而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也。秦汉以后，古制罕存，人主御朝之时，观听攸属，犹或勉于自饬，至于适寝释服，妇寺后先，其能不为居养所移者鲜矣。故成帝临朝渊默，尊严若神，有天子穆穆之容，而一入内庭，则声色并进，女德不厌，赵、李争宠，伤年损德，此杜钦之言所为发也。陛下春秋鼎盛，行义未过，退朝之暇，游神典籍，恬泊冲虚，固中外之所共知也。然日者薄愆和豫，少旷视朝，闻者不能无惑。臣谓陛下圣性高明，受祖宗之所付托至重，其于保身之道造次克念，战兢自持，必不若汉季之君所为。然臣毣毣愚忠，犹愿陛下于乐喜之馀，益思谨疾之道，凡纷华柔曼可以倾意而迁神者一皆屏去，玩无逸之可以克寿，思恬淡之可以永年，澄心清魂，葆醇练粹，虽于昭阳柘馆临宦官女子之际，常若露门虎观对学士大夫之时，则微疴薄恙安得以匽薄清明之躬，而寿基福本岂不亿万年而有永乎？臣未得登文石之阶，陈当世之务，因上故实，独以是为群言之首，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识忌讳而察纳焉，臣不胜幸甚。

李丞相沆每朝谒奏事毕，必以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为变色，惨然不悦。既退，同列以为非，问丞相曰：「吾侪当路，幸天下无事，丞相每奏不美之事以拂上意，然皆有司常行不必面奏之事，后当已之」。公不答，数数如此，因谓同列曰：「人主岂可一日不知忧惧也？若不知忧惧，则无所不至矣（原注：出《三朝名臣言行录》。）」。

臣尝观唐虞盛时，大臣进说其君，虽平居无事，未尝不存警戒之意，盖人主不可一日无惧也，而保持是心，使久而不怠，则大臣之责也。禹、皋陶论治于舜之前，舜进禹，使之昌言，禹不及他，独举前日「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者以为告，禹岂自伐其功者哉，盖将以保帝舜洚水儆予之心，使之不忘一日之惧。所谓昌言，莫大于此。后世大臣鲜能知此义者，惟汉魏相粗有见乎此。相敕令史案事郡国，及休告从家还至府，辄白四方异闻，或有逆贼、风雨、灾变郡不上，相辄奏言之。夫宣帝之时，吏称其职，民安其业，亦可以言治矣，相乃常以逆耳之事告其君，使之知所警惧，不敢安逸，可不谓贤乎？我国朝名臣李沆相真宗皇帝，每奏事毕，必以四方水旱、盗贼、不孝、恶逆之事奏闻，上变色不悦，同列皆止之，而沆不为止，且曰：「人主岂可一日不知忧惧，若不知忧惧，则无所不至矣」。呜呼，沆之此言真可谓大臣之体矣。虽周公作《无逸》以戒成王，何以过此！且咸平、景德乃国家至隆极盛之际，而为宰相者不以已治己安为足，方以儆戒无虞为心，用能弼我祖宗丕基，传之无穷而施之罔极，岂非万世宰相之法哉！臣窃见比者江浙、闽中诸郡同日大水，流移人民，动以万计，中外一辞，谓非小变，然大臣恬然视之，未闻有孳孳汲汲推原致异之由、图惟弭灾之策为陛下力陈之者，一二廷臣不得已而有言，亦人臣愿忠职分之常耳，颇闻恶其强聒，指为张皇，抑何居其位而不知任耶？夫魏相、李沆居天下无事之时而喜言灾变之事，今日大臣当大异较炳之后而恶言灾变之实，岂以陛下不乐闻之而顾望以至此乎？臣愿陛下虚怀访逮，示臣以喜闻儆戒之意，如舜之进其臣使之昌言，庶几自今或有变异，有以开广上心，博采人言，共图销弭之术，宗社幸甚。

淳熙八年二月己亥，太府卿苏现以病乞补外，拟除闽漕，上曰：「师揆来乞此阙，乃是师垂之兄，师垂为淮东提举，坏官钱二十馀万缗」。赵雄等奏：「伯圭不甚教子，多责以治生」。上曰：「何以为清白之传。兼闻其下尚有三弟，他日皆作郡，则近地州皆占了矣，莫若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卿等更议之」。雄等赞曰：「凡朝廷一好事，皆陛下之意，臣等略无分毫补助，容退而熟议」。庚子，雄等奏：「师揆等差遣，昨日虽聆圣训，细思似无端由。盖陛下方务广恩，既难批出，臣等日侍左右，若作勘会，亦涉商量，须因人言，乃可议此」。上曰：「如此则且命师揆依旧淮西运判，却别以阙与师垂，使辟其兄，庶几体顺」。乃除师垂闽漕。乙巳，中书舍人施师点言：「师垂倚势谋利，恐吓细民。转输一路财赋，其不为民害者几希，望追寝除命，且与祠禄」。诏赵师垂差主管台州崇道观（原注：出《孝宗皇帝实录》。）。

臣恭惟孝宗皇帝临御二十八年，一以大公至正为治，如天之无私覆，地之无私载，日月之无私照，虽骨肉肺腑之亲，未尝轻以官职授之，盖天位、天禄、天职乃天下之公器，非人君之所得私也。师揆、师垂，秀僖王之诸孙也，孝宗皇帝以师垂贪黩无状，且其兄弟众多，异日布满近郡，易为民害，欲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不私其亲，而处之尽善，真可谓为盛德之事矣。向使大臣将顺其美，推广其意，因此立法，凡属籍及戚里自今悉优加禄秩，不复烦以治民，则经制一定，后世子孙有所持循矣。惜乎宰相赵雄等识虑不远，避怨姑息，沮其事不行而除师垂以闽漕，公论沸腾，卒为中书所缴，孝宗皇帝亟命予祠，曾无留难，雄等能无愧乎？呜呼，有君无臣，使祖宗盛美不得宣于天下，著于后世，可胜叹哉！臣窃见近者王邸懿亲忽除畿漕，琐闼争之，以为未允，且闻其人亦畏人言，一再引避，陛下若俞其请，改命其官，乃协公议，而复强之使受，何耶？夫孝宗皇帝于王邸之孙尚不敢私，则于王邸之亲其必不私明矣。陛下纵未能继孝宗之志，立为定制以示后法，亦岂可不行给舍之言，以伸公论之气乎？乃若大臣勇于顺指，轻于出命，甘心以赵雄容悦为法，而不知以道事君之义，固不得而辞其责也。臣愿陛下少省孝宗皇帝以高爵厚禄使之就闲之训，自今于骨肉腑肺之亲但优其恩泽，勿使临民，庶几三宅之寄皆得其人，赤子敉宁，有以祈天永命，臣不胜拳拳。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召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从幸甘泉，还奏《甘泉赋》以风，盛言车骑之众、参丽之驾非所以感动天地、逆釐山神，又言屏玉女、却虙妃以徵戒斋肃之事（原注出《前汉书·扬雄传》。）。

臣闻人主事天之道，惟质与忱而已矣。盖质者天地之性，而忱则天地之道也。大路越席，扫地不坛，器用陶匏，牲用茧栗，皆尚质也；立择听誓，皮弁听报，斋明盛服，三宿七戒，皆致忱也。外尽乎质，内尽乎忱，则天之亲德飨道也宜矣。秦汉以后，文缛而掩其质，敬心弛而汩其忱，千乘万骑以为华，宝鼎天马以为饰，而事天之本废矣；牡荆灵旗以祷兵，方士秘术以求福，而事天之心荡矣。若成帝者则以文减质、以欲汩忱之尤者也。甘泉、泰畤之祠，正承武帝奢侈之后，丞相匡衡欲少去华就实，乃奏罢鸾路龙鳞黻绣周张之饰，更定其仪与其乐章，帝虽勉从，而终不能改，故雄赋甘泉，极道八神警跸、星陈天行、万骑中营、玉车千乘之盛，以致靡丽之讥。是时赵昭仪又大幸，每上幸甘泉，常从，故雄赋复云「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寿兮，屏玉女而却虙妃。玉女无所眺其清卢兮，虙妃曾不得施其蛾眉」，以戒斋肃之事。惜乎帝之驰骛于纷华，湛溺于逸欲，而不能用也，欲以感动天地，逆釐三神，不亦难乎？陛下穆卜季秋中辛以行赐馆之祀，今有日矣，咸秩之礼、昭事之忱，所宜蚤戒而豫定者，圣心固已孜孜于此。盖自乾、淳以来，每遇郊禋，必诏有司，自祭天仪物及诸军赏给之外，凡车服仗卫、声明文物之具，莫不裁约而归于俭，锡赉推恩亦减承平之半或三之一，可谓尚质之至矣。至于前期斋殿，致其精明，以对越在天者尤极其严，行事之际，避黄道而不履，虚小次而不御，可谓致忱之极矣。是以神天顾歆，或积雨而顿霁，或微恙而立瘳，以迄成熙事，此陛下之家法也。今四郊多垒，财力单匮，远不逮乾、淳之时，臣愿陛下于阜陵节约之外，损之又损，庶几曰祀曰戎，二者皆济。乃若以忱事天，又其大本。《记》曰「齐者防其邪物，讫其嗜欲」，言不敢散其志也。今距斋宿之期虽曰尚赊，然臣愿陛下以圣人久祷为心，兢兢业业，已如上帝临汝、神在其上之时，则积此真纯，用于一日，天人相与，如响应声，天神之不降，地祇之不格，风雨之不节，寒暑之不时，臣不信也。惟陛下力行之，臣不胜惓惓。

欧阳修《朋党论》曰：「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脩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而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尧之时，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为朋，君子八元、八凯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凯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逊，凡二十二人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能诛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逊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党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辨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夫兴亡治乱之迹为人君者可鉴矣（原注：出《五朝长编》。）」。

臣窃观仁宗皇帝朝，欧阳脩为谏官，因小人唱为朋党之说以诬君子，进《朋党论》，谓非所患，在辨君子与小人而已，其言深切著明，可以洗千古朋党之论，为人君者所当笃信而力行之也。夫脩谓周武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而周用以兴，言善人不厌乎多也。今善人方患其少，而或者尚指以为党，欲排去之，抑何与脩异见乎？臣窃见近者名臣去位，系国安危，臣谓举朝之士皆将起而争之矣。然以事关谏臣，畏威惧祸，自宰执而下留行者不过八九人，谏臣诬劾其人留之不可，能与谏臣争是非者又不过四五人，可谓至寡而不能为朋矣，谏臣反谓其要私党以乞留，又谓逐去数人则朋党可消，以激怒陛下。呜呼，天下安有四五人而可以为朋党者哉！夫虞周之朋不厌其多，彼谏臣者固不足以知此矣，若以汉、唐之朋党言之，则汉之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唐之八关、十六子与其徒充斥朝廷，布满天下，如是而指为朋党犹可也。今蹈方据正之士疏稀牢落有如晨星，方患其气势单弱，不足以敌群小而主公议，而犹欲以朋党陷之，不亦欺天诬人之甚乎？且仁宗之谏臣持论如此，而陛下之谏臣持论如彼，公私邪正固不待辨，然亦可以观世道矣。臣愿陛下置脩所著于坐隅，朝夕省览，以虞周信用君子者自勉，毋惑于小人诬陷之言，庶几善良获安，宗社有赖，不然，脩所谓汉、唐末世锄去朋党，甚可惧也，可不监哉。

哀帝时，鲍宣上疏曰：「今朝臣亡有大儒骨鲠白首耆艾魁垒之士，论议通古今、喟然动众心、忧国如饥渴，臣未见也，厚外戚、亲小童，及幸臣董贤等在公门省户下，陛下欲与此共承天地，安海内，甚难。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悦民服，岂不难哉！宜急召故大司空何武、师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将军彭宣，皆智谋威信，可与建教化，图安危。龚胜为司直，郡国皆谨选举，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内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甚众，曾不能忍武等邪（原注：出《前汉·鲍宣传》。）？

顺帝时李固上疏曰：「安国以积贤为道，陛下初登大位，聘南阳樊英、江夏黄琼、庐陵杨厚、会稽贺纯，四海欣然归服圣德，厚等在职虽无奇卓，然夕惕孳孳，志存忧国，臣前在荆州，闻厚、纯等以病免归，诚以怅然，为时惜之。一日朝会见诸侍中并皆年少，无一宿儒大人可顾问者，诚可叹息。宜召还厚等以副群望（原注：出《后汉·李固传》。）」。

臣尝观舜之命官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皋陶之陈谟亦曰「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夫人君代天理物，朝廷之上庶官所治皆天事也，其可一时之不亮、一官之或旷哉！然旷官有二：无其人旷也，非其人亦旷也。舜之所命禹宅揆，弃、后稷、契作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作虞，伯夷典礼，夔典乐，龙作纳言，既不虚其位，又皆当其才，得人之盛，卓越千古，呜呼尚矣！后世朝廷之官类多旷废，非果乏才也，有而不能用耳。哀帝时鲍宣言朝臣亡有大儒骨鲠白首耆艾魁垒之士、论议通古今、喟然动众心、忧国如饥渴者，至于使亲小童在公门省户下，可谓旷官之甚也。然何武、师丹、彭宣、龚胜之伦盖当时号为骨鲠耆艾者，乃以排外家丁傅废斥不用。顺帝时李固言朝会见诸侍中并皆年少，无一宿儒大人可备顾问者，亦可谓旷官之甚矣。然樊英、黄琼、杨厚、贺纯之徒盖当时号为宿儒大人者，乃忤权臣梁冀，病免而归，二君有才不用，乃使不才者充位备数以妨贤俊，其旷天工也甚矣。虽然，二汉之官非其人而旷也，今日之病则不但非其人而又至于无其人焉。尚书六员不置其一，侍郎八员阙其五，大小卿监十七员阙其九，二府掾属九员阙其六，郎曹二十馀员阙其半，谓天下果乏才耶？则祖宗以来如庆历、元祐、乾道、淳熙之际，人才辈出，布满朝廷，皆取诸当世而足，不借之于异代也，何独今日而无之乎？采诸公论，在外诸臣可备侍从卿监都曹郎吏之选者固有其人，奈何正学直道与时落落，谋人之国者观望上意，宁使朝廷空虚而不肯召用，其负一世之望，抵排小人，不胜项背相望而去者视之亦不甚惜，使鲍宣、李固见之，能不以何武、师丹、黄琼、杨厚梗弃为叹乎？然而今日所甚病者，又在于二相矛盾，私意相持，坐视朝廷旷官废事，历岁踰时，曾不知恤，陛下亦未尝少加训敕，使留意于选任也。舜、皋陶以天工相戒，固如是乎？臣愿陛下深诏大臣，妙选时髦，速补众职之阙，庶几并志合力，共熙帝绩，不至取国空无人之诮，天下幸甚。

绍圣三年，直宝文阁待制、知成德军杨畏知河中府，右正言孙谔言：「畏在元丰之间，其为御史，其论议趋向皆与朝廷合。及元祐之末，大防、辙用事，则尽变其趣而从之。绍圣之初，陛下躬亲总揽，则又变其趣而偷合苟容，交关执政，倾乱朝政，至今天下之人谓之三变」。诏杨畏落宝文阁待制，依旧河中府。中书舍人盛陶言「未敢行词」，诏移之虢州（原注：出《第七朝长编》。）。

臣闻舜之戒其臣以难任人为急，难之一辞，乃圣人屏恶之深意，不可不精思而熟玩也。盖憸壬之人易近难远，圣人非特去之，而兢兢业业，戒谨恐惧，惟虑其人之复来以倾乱吾国，苟畏难之心顷刻不存，则彼必缘间伺隙，不旋踵而至矣，讵可忽哉！熙、丰、祐、圣之间，小人反覆莫如杨畏，利在王安石则附安石，利在吕大防、苏辙则附大防、苏辙，利在章惇、安焘、李清臣则附惇、安焘、清臣，天下之人谓之三变。国家之逆运乱源滥觞于符、绍，滔天于崇、观、政、宣，畏实为之，若此倾覆之徒其可近乎？嘉熙以来，侍从之臣固有随世俯仰逐利转移如杨畏之三变者，方其气燄熏灼之时，其力至能进退宰相，钳制言路，善良重足惧遭倾覆之祸，幸赖陛下洞照其奸，不动声色而去之，天下咸仰圣德之明。彼退伏散地，岂一日而忘复出乎？特未有可乘之机耳。迩来国家多衅，局势渐摇，彼静观窃笑久矣，一旦因事论建，依仿公议以动陛下之思，而廷臣不自后先，及其奏至之时，复加荐引，中外相应如此，岂得为无意乎？陛下苟入其说，召之使还，臣恐杨畏一来，元祐变为绍圣，特反掌间耳。况比日以来，从臣奏议欲用嵩、清与焘三党，倡邪说以误国事，包藏已深，乃今又有佞人来矣之渐，邪气盘结如此，臣窃为国事廪廪也。臣愿陛下深察安危存亡之机，以舜难任人为法，斥去迩言，谨勿轻信，使已去之奸绝意再用，则局面增固，善人获安，陛下更化善治之初心不至于中道而改辙矣。臣忧爱之切，遂亡其愚，惟陛下采择。

至道初，吕蒙正罢相，以仆射奉朝请，上谓左右曰：「人臣当思竭节以保富贵。吕蒙正前日布衣，朕擢为辅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复位矣」。刘昌言曰：「蒙正虽骤登显位，然其风望不为忝冒，仆射师长百僚，资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亦且不闻蒙正之郁悒也。况乎岩穴高士不求荣达者甚多，惟若臣辈苟且官禄，不足以重矣」。上默然。及刘昌言罢，上问赵镕等曰：「频见昌言否」？镕等曰：「屡见之」。上曰：「涕泣否」？曰：「与臣等言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当在位之时不能悉心补职，一旦斥去，汍澜涕泗」。钱若水曰：「昌言实未尝涕泗，镕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辅臣如此，盖未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者，遂贻上之轻鄙。将以满岁移疾，遂草章求解，不果。今上初年，再表逊位，得请（原注：出《国朝名臣言行录》。）。

臣尝妄谓士大夫立朝不可一日无去心。盖去就轻，然后能伸吾道之尊，而起人主之敬。若进退之际不能介洁，脱然无累，则是有欲而可制，其取人主之轻鄙宜矣。《传》曰，君子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揖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按《礼》，凡食宾，君迎宾入大门，宾入再拜，宾辟，君揖入，宾从之，三揖三逊，然后升阶成礼。及宾出，君送之大门内，再拜，宾不顾而去，此之谓三揖而进、一辞而退。《礼》虽主言食宾之仪，而记者引之，以明士大夫进退之节，复申之以远乱之辞，盖患失之弊必至于乱，其戒人以谨于去就，岂不严哉！太宗皇帝疑吕蒙正、刘昌言之戚戚于退，非果轻鄙士大夫也，盖由未有秉节高迈不贪名势能全进退之道以感动人主者，钱若水深知其然，力求逊位，以寤明主，以愧贪夫，盖可谓能易退而知自重者矣，其为一代名臣，不亦宜乎？比年以来，士大夫以退为难，控搏爵禄，以身殉之，若不可一朝舍去者，躁竞成风，廉耻道丧，职此之由，近者台谏之出既往复来，仆仆道路，见者指笑，以为前所未有，一辞而退，固如是乎？彼盖以诏书趣还，藉口不知，一求复出，名节已败，虽龊龊充员可以实近臣之虚位，然顽顿无耻，人所鄙贱，祗为朝廷羞，则反不若虚位之为愈也。臣窃料三人者羞恶之心未能亡，必且愧清议，终求引去，臣愿陛下亟俞其请，非特遗之以安，其于砥厉士风、扶植世道不为无补，取进止。

淳熙十年七月丁丑，李焘奏：「臣蒙恩庀职史馆，事有当奏取圣裁者，谨列于后。一、从来修书必立年限，今四朝正史开院已二十四年，三次展限矣，所幸纪及志并奏全篇，其未了者止诸臣列传耳，列传既有底本，稍加之意，似不难了。乞自今更与展限明年春季，庶几史官各务协心，不致有淹日月。一、裕陵诸臣列传已经四次修改，泰陵三次，祐陵两次，靖康一次。若旧本有误处及有合添处，即当明著其误，削去合添处，仍具述所据何书，考按无违，乃听修换，仍录出为考异，不然则从旧，更勿增改。所有诸臣合立传而事迹无可寻讨者，且附他处，不必强立，庶几后来寻讨得见，则不妨别立，大抵只要信而有證。一、臣闻操楫佐辕，技不两工，故史官必久居其任，少兼他职，乃可责成，若兼职太多，用志必分，虽高才任职多多益办，然人之精力有限，正恐详于此则略于彼。今史官犹有阙员，自今差除乞选兼职少者委任之，庶几专力，速成大典」。从之（原注：出《孝宗皇帝实录》。）。

臣尝伏读国史，窃见修书故事。帝纪之传，必一书成乃修一书，未尝有并修两书者，盖国家大典关系至重，非专心致志为之，则不能纪载得实，传信后世。且以神、哲、徽、钦四朝正史言之，乾道中史官李焘上帝纪，既而补外，及再还朝，乃命修列传。故焘初至，有此三项奏请，列传垂成而焘卒，所谓展限来年春季者竟不果就。遂召洪迈卒成之，十三年十一月乃克登进，曰纪、曰志、曰传，次第而修，首尾二十七年，四朝大典始备。孝宗皇帝岂不欲其速具哉，而责成有渐如此，以焘良史之才无出其右，亦不敢诡并修志传，而二书之进后先相距其远又如此，以是言之，崇成钜典，其可以易言哉！臣伏见国史院被旨修纂高、孝、光、宁四朝志传，限来年三月登进。臣叨与载笔，苟有管见，不敢默然。且诏修四朝志传为日久矣，赵以夫始专其事，不知亟加纂辑，乃欲先合九朝正史为一，而后以四朝续之，用力舛差，遂堕汗漫，迄以夫之去，四朝传竟无一字。汝腾继之，当其任矣，而乃引嫌力辞。尤煜又继之，亦复控避，久乃就职。更三史官，虚度岁月，几及两载，实为可惜。九月以来，乃方命僚属，然规模不立，人情涣散，既不照旧例奏请先立年限，又不考故事分志传为两次，以百馀年间，历史官二百八十馀人所不能成之书，自诡速成于数月之内。四脩、三脩、两脩、一脩，可谓易于成书矣，犹且踰四年而后奏篇。今高、孝、光、宁诸臣当立传者人数犹未能定，杂糅疏漏，绝无伦次，院吏所供初草，大抵徒其私家所供志状，全未经史官考按增入他书，又安得有所谓四脩、三脩、两脩、一脩者？乃欲趣办于四五月之间，臣知其苟且灭裂，务应限期，希恩赏而不以传信决矣。虽然，列传粗有张本者也，乃若诸志则从前未有片纸纂次，今始创为，其间天文、地理、选举、礼乐之属犹可编类缀缉，惟兵、财二者乃百馀年建国之实政，本未闳阔，功力浩瀚，非可凿空为之者，岂数月之所办乎？兼史院官例多兼职，往往一时繁剧之任丛于厥身，有如焘所谓「精力有限，详此略彼」者，而望其专力总领，速成大典，难矣。臣非唱为异论，苟欲迁延以逃瘝旷，盖考诸故实，昭然不诬，乃敢援据以为陛下告。望圣慈宣谕提举官，及此编摩未定之初，检照孝宗皇帝修书故事，改命史院官专一编纂四朝正史诸志，俟奏篇毕，续行纂次列传，庶几修书次第既合旧典，又使诸史官用志不分，成篇可准，不致苟且灭裂，贻笑后世，取进止。

文帝十二年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今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也。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原注：出《前汉书·文帝纪》。）」。

臣闻为国之本在于厚民，厚民之本在于择吏，吏不得人则惟务肥己以瘠民，而国之根本蹶矣。成周盛时，自卿大夫以至比闾族党之长皆良吏也，故其民生而不伤，厚而不困，八百年之基业巩固而久长，不亦宜乎？三代而下，惟汉文帝最为有志于民，无他道，惟择吏焉而已。班固传循吏，以文帝时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为称首，谓其廉平而民从化，则吏道固以廉为本也。盖廉吏寡欲易足，必无苛征暴敛搥肤剥髓之事。然以文帝之留心若此，吏犹有怠忽而不承命者，故十二年之诏责其不加务于民，又谓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是必竭民膏血以自丰殖者，赐租税之半以振赡之，其意可见矣。臣观汉唐而后，孳孳民事，以择吏为先者莫如我朝孝宗皇帝，无日不申饬大臣，使之遴选郡守，郡守姓名皆揭之御屏，朝夕览阅，其有贪刻害民者往往不待内外宪臣劾治，径以御笔罢去，而于水旱凶荒之岁尤加意焉，其有于灾伤之际不恤民瘼、赋歛刻暴者率皆不贷，重者至于追停。是以乾、淳之际，民物殷阜，田里熙和，而无叹息愁恨之心，可谓盛矣。臣窃见今岁穑人成功之时，淫雨弥旬，妨于农收，二浙水潦㳽漫，为害尤深。陛下哀闵元元，申严受纳斛面之禁，而于公田民田之租皆有蠲除，圣恩所被，孰不感戴。然吏多不良，苛取故态，曾不悛改，而浙右辅藩尤甚（原注：平江倪普。），盖自八九月间禾方冒没于水，腐烂于泥，百姓嗷嗷无所告诉之时，固已下令督趣税租，急于星火。且市斛之大倍于文思，往往市斛之三乃可纳文思之一，是五倍取于民也，往往以资赂遗以规进取，如民命何！臣愿陛下严敕监司，使之督察，其有浚民以自肥者必罚无赦，毋使肆其贪暴，贼吾赤子，精选慈惠岂弟之人以一洗其污，憔悴虐政之民庶其瘳乎！

匈奴冒顿大入围信，信数使使胡求和解，上赐信书责之曰：「专死不勇，专生不任，寇攻马邑，君王力不足以坚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责君王（原注：出《前汉书·韩王信传》。）」。

李广为将军，出雁门击匈奴，匈奴兵多，破广军，生擒广，广得脱至汉，汉下广吏，吏当广亡失多当斩，赎为庶人（原注：出《前汉书·李广传》。）。

臣闻为将之道，能勇而持重，则进无轻脱之忧，退无逗挠之失者。盖将帅之病常患于恃勇，而尤患于无勇。恃勇者轻敌取败，固能为国生患，然其志犹可取也；无勇则锐气销沮，日沦于偷，其为国家之祸可胜言哉！《常武》之诗曰：「震惊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惊」。言贵乎能勇也。《出车》之诗曰：「彼旟旐斯，胡不旆旆，忧心悄悄，仆夫况瘁」。言贵乎持重也。王者之师以刚厉柔，以柔济刚，动而万全，所向无敌，抑由此之故乎？汉高帝朝，匈奴冒顿大入，围韩王信于太原，信不能力战，而反求和于匈奴，故高帝责之曰「专死不勇，专生不任」，谓为将之道，专持必死之心则伤勇而反不得为勇，专持必生之心则不足以任军事，盖持必生之心而无必死之意者，宜乎敌至不支，卒以败亡也。文帝时李广击匈奴，恃勇轻敌，屡为匈奴生得，出雁门则军亡失多，出右北平则一军几没，虽号名将，所至多败，轻敌之过也。虽然，将者军之司命也，与其选懦，宁其果锐；与其为信，宁其为广，择将者可不加衡于此乎？臣窃见襄阳之围，旷日持久，命将救援，泽非不至，然气索志偷，情见力屈，大劳未艾，扫清无期，岂非将不胜任之所致乎？淮西之寇俶扰诸郡，巢穴既近，倏去忽来，其有能惩闭门之失者，似强人意，而遽遣大将，自取败衄，非旁郡一捷，则敌得气去，为患日益深，岂非将不持重之所致乎？襄失之弱，淮失之轻，惩劝之道，不可偏废。今丧师失律者既加之罪矣，彼蓄缩顾望，不发一矢者，可不申严师律以少警之乎？臣琐琐陋儒，不达兵事，妄陈所见，少效涓尘，惟陛下裁择。

《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食谓农殖嘉谷可食之物，货谓布帛可衣、及金刀龟贝可以分财布利、通有无者也。二者生民之本，兴自神农之世。斲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食足，日中为市以教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而货通食足，货通然后国实民富而教化成（原注：出《前汉书·食货志》。）。

臣闻食货相资，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者也。《虞书》曰：「懋迁有无化居，蒸民乃粒，万邦作乂」。《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孟子》曰：「许子以釜爨，铁耕，以粟易之」。盖二者不能以相无，为人上者但当均节其重轻，使交利而俱赡，未闻有力加遏绝，使食货不通，以至于饥饿死亡而不加恤者也。《管子》曰：「记本量委则足矣，而民有饥饿者，谷有所藏也」。藏者何？专贮于一处而不散也。谷粟所以养人，乃设筦榷而壅阏之，天绝民命，使捐瘠于深山穷谷之中，何其忍也。自古言利之臣，桑、孔为魁，闻其尽笼天下货物矣，未闻其禁米也。国家著令，米谷不税，凶年饥岁闭粜有诛，祖宗仁政，吏可不恪守乎？臣窃闻近者有司（原注：京尹吴益。）踵行弊政，开置米局，黠吏豪民共主其事，栅水断舟，圭撮不泄，山泽之民货无所售，食无所得，饥火迫之，触法抵禁，啸侣呼俦，破栅夺攘以与官角，其擒获传送有司，骈首就戮，向也救死于口而不得，今也救死于颈而不能，进退皆死，何吾民之不幸乎？夫移粟移民，一国而相通者也；晋饥秦救，邻国而相通者也。安有均为天子县内之民而杞鲁相视哉！「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饥而死也，作俑者信有罪矣，效尤祸也，可不监乎？今锄耰棘矜犹未散也，施禁之令犹未下也，正当疆埸日骇之秋，列郡有杀人取货于城内者，京邑有蚁聚蜂屯于田里者，长此不已，岂不为奸人所惑以摇吾民乎？愿陛下申严国家通籴免税之法，亟命有司毋惑吏奸，毋轻民命，取数年弊法而扫除之，仍昭揭榜谕，使远所山泽溪谷之民莫不闻知，则渤海潢池之间，必且弃兵弩而持锄钩，卖刀剑而买牛犊矣。惟陛下亟行之。幸甚幸甚！

曹刿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原注：出《春秋左氏传·庄公十年》。）」。

臣闻，军旅之事，以气为主，然而气不自昌，言养之使壮、厉之使刚则由乎上之人焉。养之使壮者，平居之时，训之以孝第忠信，导之以尊君亲上，在上者恤其饥寒，无使有叹息愁恨之心，为将者同其甘苦，无使有推剥侵冤之患。厉之以刚者，有事之时劝之以醲赏厚利，切之以信誓明威，含血吮疮以结其心，酾酒椎牛以快其欲，夫如是则居也不馁、其动也不慑矣。或平日空乏其体肤，冻饥其妻子，赏罚不公以激怒，升黜不当以召怨，临战恩意不足以鼓舞其心，号令不足以耸动其听，临之以选懦之帅，将之以逗挠之夫，大敌在前，其不葸然惧，涣然离，奉头而窜，厥角而降者鲜矣。臣窃观今日沿边将士气之索也甚矣，敌筑城于我疆，视之如不见；敌掠民于吾境，听之如不闻。俘馘之而不耻，系累之而不怒，弃君父如弁髦，赴异域如归市，以此众战而望其北首死敌，蔽遮江淮，难矣哉！《春秋传》曰：「子瑕卒，楚师熸」。说者谓火灭为熸，军主丧亡，故其军人无复气势。李陵之败也，夜半时击鼓起士，鼓不鸣，臣谓今日疆埸之气似之。曹刿曰「彼竭我盈，故克之」。臣不知彼盈我竭，其如之何也！秋风一瞬，奄奄气象未之有改，若之何不汲汲于改纪军政以取覆败乎？虽然，三军之气不振，固可惧也，士大夫之气不昌，尤可忧也。上作而下不应，君命而臣不承，妄揣轻量，徘徊观望，其可忧可惧又非三军衰竭之可比也。臣忧爱之深，愚戆妄发。惟陛下与帅臣深念而亟图之，天下幸甚。

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惟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原注：出《前汉书·董仲舒传》。）。

臣闻水旱之有祈禳，古之道也，何则？民命所关，苟有可以救之者，君子必尽心焉，不若是则谓之无志于民可也。《周礼》太祝六祈，有鬯禜门。《祭法》曰：「雩、禜，祭水旱也」。汉、晋、梁、隋暨唐皆尊用之，不以为世俗祈禳小数而忽之也。然臣以为水旱之有祈禳，犹焚溺之有救拯，当急而不当缓，急则可及其未然而弭之，缓则灾变成形，无益于事矣。《云汉》之诗曰：「祈年孔夙，方社不莫」。夙兴不莫者，言贵早耳。古人之于民事，皇皇汲汲而图之，故曰民事不可缓也。董仲舒之治江都，史不载他事，独详著其求雨止雨之法，亦可见以此为先务之急矣。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忱意感通，宜其应之速也。国家凡有水旱祈禳之礼，著于令甲，有司未尝不举而行，然常失之辽缓。赫赫炎炎，苗将槁死，而勤雨之令始行；浩浩洋洋，虑殚为河，而闭阴之典方举。其未然者固可及救，然其所伤亦已多矣。有民有社，灾已切近，勇于行之，不为晋越也，而犹拘挛蓄缩，视仪听唱，亦何为哉！虽然水旱者阴阳而已，救之者纵闭而已。所谓纵闭，岂止于城门开阖而已哉！夫淫雨为沴者，阴盛阳微之證也，今朝廷之上明目张胆之夫少而宛舌因声之士多，此阴也；边鄙之间，投石拔距之气衰而弃甲曳兵之习痼，此阴也；田里之间，击壤鼓腹之音绝而疾首蹙额之恨深，此阴也。光弼出矣，而旗帜未见其精明；胜之用矣，盗贼不为衰止。贪墨之吏去之是也，而使易镇（原注：刘良贵。）；偾军之将斥之是也，而使捍城。朝臣舛迕，胶戾乖剌，几有汉人之患；正衙罢奏，庶官不对，几有唐世之风。凡此皆阴盛阳微之證也。微者不纵使之日消，盛者不闭使之日长，安得不感天地之精而生戾气哉！此又祈禳之大者，而尤当皇皇汲汲以图之也。臣忧爱之深，愚戆妄发，惟陛下幸赦。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臣恭承圣问。臣闻圣人教人不过日用常行之道，所以使学者笃志近思，不骛于高远，不忽于卑近，而有陵节躐等之病也。雅者雅素之雅，谓平日之所以常言也。《诗》以吟咏情性，使人有所感发而温厚和平；《书》以道达政事，使人明于治乱而效法监戒；《礼》者天理之节文，使人制心检身止邪防欲者也。三者皆至近至切，如日用饮食之不可阙，故常常言之也，于礼独曰执者，盖《诗》、《书》言其理而已，《礼》则起居动静所执守据依者，非但空言而已也，故曰礼不执则不行。三者圣人所常言。若夫性与天道，则宏远微妙，孔子未尝轻以语人。且此章与五十学《易》之章相接，亦所以见《易》道之妙，非孔子之所雅言也。陛下圣学高明，日御经帷，儒臣所讲诵者莫非圣经贤传，如布帛之文、谷粟之味，固不患其骛于高远而溺于凡近矣。臣区区愚忠，犹愿陛下即孔子之所雅言而加圣心焉。二《南》，《诗》之首也，验之于身，吾能乐而不淫乎？二《典》，《书》之首也，体之于心，吾能敬天敬民乎？《礼记》之首曰「毋不敬」，吾能敬以执之，宫庭閒燕之时亦战兢自持不至于失坠矣乎？夫如是，则孔子之雅言不为空言矣。陛下聪明天纵，就将之久，孔子之言固已默契允蹈，臣不量荒陋，冀以尘露增益万分，惟陛下择焉。

臣闻古之人君大患，在不闻其过而已矣。夫以一人居天下之上，言动几微之间，治乱存亡系焉，是不可以不闻过也。然其威雷霆，所震者灭，其势万钧，所压者摧，予夺废置怵于前，刀锯鼎镬迫于后，自非龙逢、比干剖心陨首冒万死而不顾者，孰肯以其身婴威怒之锋哉！在昔盛时，以尧、舜为君，以禹、皋、稷、契为臣，一堂之上，都俞吁咈如家人父子，温乎其和，故昌言嘉谟各得展竭而无馀蕴，君臣之道两尽，不亦休乎？三代而下，庶几乎此，若汉之高帝、唐之太宗亦可取也。高帝为人宽仁，爱人豁达大度，故其创业之初，群策毕至，虽鮿生戍卒之贱，皆得至前以吐其愚，晚年欲易太子，周昌直言极谏，比以桀纣而不以为忤；太宗宽宏尽下，导人使谏，孙伏伽、李大亮之伦危言谠论交至递发，不惟虚怀延纳，而又或加赏赐以激厉之。二君创业垂统，国祚延洪，皆听言能用、闻过能改之所致，然要其极而论，则亦曰仁而已矣。陛下以司马光所载「君仁臣直」之语为问，臣谓战国君臣何足进于陛下之前，故置不复言而述尧、舜及汉、唐令主之事以对。然窃窥圣意，则知陛下盖深有感于斯言者。陛下天资忠厚，恕以待人，屈己和颜，延见群下未尝疾声厉色，真可谓至仁之主矣。而在列之臣批鳞逆耳，引裾折槛之风若寥寥焉，则是陛下无负诸臣，而诸臣或负陛下矣。虽然，是亦有机括焉。司马光之告仁宗皇帝也，曰仁曰明曰武，故臣愿陛下于其有馀者勿失，于其未至者用力焉。《传》曰「主圣臣直」，又曰「君明臣忠」，此二言者可与圣问所及互相发明，陛下试采择焉。

臣闻人臣生而有功德于民，则其死也，圣主制为祭祀之礼以报之，此仁之至、义之尽也。人君之治天下，建立法度，兴起事功，安定国家，捍禦菑患，必众建臣工而后可以有济。然君之于臣也，使之必报之，生则荣之以爵禄，死则秩之于祭祀。《传》曰：「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禦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夫是之谓五义，自尧、舜以来未有易此者，故记礼者列农稷、后土以下十有馀人，皆有功烈于民者也。成周之时，有勋劳者祭于大烝，有道德者祭于瞽宗，其他或即其地而祠，或立之庙以祭，载诸传记，班班可考，凡皆以崇德报功而已。东汉之臣如马援者佐中兴之业，平内外之难，马革裹尸之志至死不移，其于勤事定国、禦菑捍患可谓兼之矣，而大功未录，谗言并兴，薏苡之谤一闻，光武大怒，妻孥惶惧，不敢归葬，孤魂怅怅而无依，况敢与祀典之秩乎？同郡朱勃上书显讼其冤，而陈圣王祀臣五义之说，其规讽光武亦深切矣，帝终不悟，书奏，报归田里，终帝之世援谤卒无与明。若光武者真少恩之主哉！陛下天资仁厚，遇下以恩，苟有尺寸之功，靡不酬报，固非汉世之君所敢望矣。然襄淮俶扰未清，士卒暴露，为日滋久，岂无身膏野草、魂为国殇之人？主将不以闻，有司不以告，则忠愤之气亦能感天地之精，忤阴阳之和，以召水旱昆虫之变。臣愿陛下监光武之失，悯边圉之劳，亟命阃臣搜访死事，悉以上闻，旌而录之，庶几将士闻之感激而思奋，其于安边保境，实非小补。

臣闻人之进德，当与天同其运，不可以血气之盛衰而为进退也。人受二气五行以生，其健而不息之体固与天无以异也。故昔之圣贤，耆耋好礼，旄期称道，有孳孳毙而后已，凡所以全其赋受而反之于天也。曾子临终谓门弟子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子张临终谓其子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曾子至死而后知免于毁伤，子张至死而后知克终其事，圣门高弟，其进德修业刻厉坚勇如此，岂非百世之师哉！自圣人之道学不传，而学者之性不用。方其壮也，气盛力强，或能勉强以厉其行，年运而往，其不进锐退速、半涂而废，以负其初心者几希，无他，不以志气助血气，而反以血气乱志气焉尔。若冉求之自画、宰予之昏惰，得圣人以为依归犹且若此，况其下者乎？尽此道者惟颜子而已，苦孔之卓，未见其已，假之以年，则大而化之，优入圣域矣，年高德邵，何足以言之？惜其年之不高也，扬雄所谓孔子之徒者此其人也。虽然，人有年高而德不邵者，以不知戒得故也，苟志于得，则利欲蚀其性，外物汩其天，如蝜蝂之遇物持取，如豹狼之死而犹饿，终身惟无贿之患，其得免于祸幸矣，又何德之能邵乎？然而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孔子特为中人以下设戒耳。若夫特立独行之士，以万世在后为心者，盖棺而事始定，岂区区利欲之所夺哉！夫特立独行之士未易得也，而以富得祸者十常八九，亦在乎人君奖廉绌贪以底厉之，则有德者进，而风俗以美，国家以治矣。惟陛下留神。

或有问：「伊尹、周公之事君，有以异乎」？曰：「伊尹、周公皆圣人也，奚其异」？曰：「伊尹复政厥辟之后，幡然告归，不可复留；周公既宅，非不欲去，卒为成王所留而止，非异乎？夫圣人之制行不必尽同，至于出处大节不可以不同也」。「今若是，后世奚所折中哉」？曰：「二圣人心同而迹异。然人臣之义当以伊尹为正也，伊尹受汤之托以相太甲，太甲克终厥德，伊尹之责塞矣，不归奚为？使伊尹而不归，是以宠利居成功，与世之患失者无异，何以为伊尹」？曰：「如子之言，周公非欤」？曰：「恶是何言也！周公大圣人也，而我非之，是病狂丧心也」。曰：「二圣人出处较然不同，子是伊尹，又是周公，亦有说乎」？曰：「有。《孟子》曰，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使伊尹而居周公之地，安得而不留？使周公而居伊尹之地，安得而不去？无他也，伊尹异姓卿，而周公同姓之卿故也。伊尹佐汤以有天下，又相嗣王，俾克有终，其功大矣。然进退去就，人臣之大节也，功成不去，必蹈亢龙之悔，范蠡所不为也，而谓伊尹为之乎？周公则不然，明农之请亦伊尹之志也，然以叔父之亲，受文、武之托，为嗣王所留，恝然去之，屈原所不忍也，而谓周公忍之乎？故人臣之道二，功成之后，同姓则当留以藩王室，异姓则当去以远嫌疑。不明此义，而去留胥失其当，皆伊尹、周公之罪人也。予患世之多以周公藉口也，于是乎书。

客问于高子曰：「雠可复乎」？高子莞尔笑曰：「陋乎子之问！复雠，天地之大义也，而又何疑焉？《传》曰『父之雠不与共戴天，兄弟之雠不反兵而斗』。齐襄公复九世之雠，《春秋》大之；周平王不能讨申侯之罪，传诗之君子诛焉。夫民生于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则致死焉，古之道也。君之雠不复不可以为臣，父之雠不复不可以为子，兄之雠不复不可以为弟，前志所以贵豫让而尊子胥、哀王裒而薄嵇绍为是也。夫事有疑则问之，不必置疑而问，君子谓之不善问」。客曰：「今有人焉，有父之雠二十有八载而不能复，有兄之雠二十有六载而不能复，非惟不能复也，又与雠人同国而居焉，是待其父兄曾交游之不若也。问之则曰，吾非终不复也，将有待焉尔，一旦为御史之官，乃得反之。如是者则可乎」？高子曰：「是禽兽也，恶乎而可。夫天子之置御史也，使之黜不端、治有罪，明目张胆斥然正以呼之也。若盗天子之权以报家怨，借无辜之人以寓奸心，枉矢蛇行，为鬼为蜮，不思置是官也，固使彼若是乎？被以诛心之法是为无君，非禽兽而何？彼掩耳盗钟，谓人莫己觉也，不知君相非之，近臣议之，同列耻之，在廷百执事口不敢言而心鄙之，舆台皂隶小夫贱人群嘲之。《诗》曰：『墓门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国人知之』。陈佗稔矣，岂待远恶而后弃乎？公羊子曰：『父不受诛，子复雠可也；父受诛，子复雠，推刃之道也』。夫为天子师儒之官，辱士以快私仇者，廷绅言天下事于天子之前，以大义斥之；为天子近民之官，贪刻以病民者，刺史掊击大奸，并狐狸而去之；是皆受诛之类也，而可报乎？管夷吾不复雠，夫子以为是，王圭、魏徵不复雠，程子以为非。孔子曰：「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朱子以为怨有不报而德无不雠，夫复雠义也而有权焉。彼浅丈夫不学无术，知推刃而已，安足以及此？郭解、原涉以侠济民，作威作惠，王法之所诛也，然君子犹曰复雠报直，不失仁义。今也盗天子之大权以作奸威，以害良善，是贼仁义者也，其罪浮于解、涉矣。故吾谓举天下之人无不可复雠，惟天子之御史则不可。昔者孝宗皇帝综核名实，以公灭私，御史之挟私盗权以诬人者必痛绳以罪，林安宅之于叶颙，姚宪之于曾怀，萧燧之于李景嗣，大者窜逐，其次削秩罢官，轻犹徙他官，未有但已者也。今天子虽圣明，而言事官犹观望当国者之意以为向背，望其行林、姚之罚难矣」。客曰：「子之论则正矣，气则昌矣，然人毁君，君亦毁之，得无取贾竖女子相争之诮乎」？高子曰：「《春秋》之义，乱臣贼子人皆得而诛之，吾欲诛无君之人以扶世教、正人心，而何嫌之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