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都省批送下礼部申邹淮状，历书差忒，乞置局改造事，劄副秘书省。契勘向来置局及废罢因依，并今来置局，斟量合差官吏，并请给多寡数目，及合行事件，具申尚书省。准此，本省今开具下项：

一、检准开禧三年七月十八日省劄节文，为大理评事鲍瀚之理会《统天历》差失，乞置局改造事，诏提领官差曾渐。本省申明见行《统天历》，来岁闰差既已用《开禧新历》推算，改闰颁行，今来提领置局，难以又行条具。乞检照遵用先朝故事，一则特降诏旨搜求天下精通历书之人，令诸路具以名闻；二则用沈括所议，令本局学生等用浑仪、浮漏、影表测验，每日记录晷影。及遇日月交食，差官定其分数时刻，积三五年，前后参校，的知天道，庶几一代钜典得人讨论尽善，可以传之永久。诏依太史局见行遵依指挥，每日局学生等瞻测午中晷影，及遇日月交食，差官测验分数，并用《开禧新历》推步戊辰、己巳、庚午、辛未岁气朔等，权附《统天历》颁赐施行。

一、庆元四年造《统天历》，差提领官、参定官各一员，今置局欲从朝廷免支食钱。

一、造《开禧新历》鲍评事，照得本官见任大理寺职事，恐有相妨，欲乞朝廷指挥，许令三日一次赴局。取指挥。

一、今来乞置局，造历人邹淮，合行取索本人所造新历，候置局告示本人，专一在局宿食演造，照向来同演撰人王考礼等，每日支食钱八百三十文。今邹淮食钱，取指挥。

一、合要太史局历官刘孝荣，不妨本职，赴局提督推算，今取指挥。

一、照造《统天历》例，于太史局差能运算局学生赴局同共推算。今置局欲差二人，须是保明实能推算之人，照向来刘世显等例，每人日支食钱四百文，今取指挥。

一、欲于本局出榜晓示，应草泽精于算造之人，前来本局投状，以凭延请入局。所有向来曾献历并预造《统天历》之人，亦行延请。其人多少，难以预定。若本无学术，难以延入，所有食钱，照向来算造历，每人日支食钱六百文。今取指挥。

一、今来置局处，照旧例用秘书省提举厅，令临安府计料夹截，并照例排办合用陈设椅卓什物床榻等。仍乞差客司帐设、茶酒司厨子及守把军员各一员，并看管案牍兵士二人，专一在所排办祇应。

一、提领官、参定官下行遣文字，昨来共差五人，今来置局，既差提领官一员，所有人吏，止乞差三人。内差向上人吏一名，专一行遣文字，楷书二人，誊写历书。照向来孙世荣等例，每人日支食钱四百文。今取指挥。

一、今来改造历书，欲限三个月了毕。所有应干与造历之人，并就本局宿直，不许擅出。如限满未毕，并不支食钱。

一、所有推算及本局应干纸札等，并行移合用纸札、笔墨、砚瓦、油烛、薪炭之属。虽向造《统天历》，临安府应副使用，窃恐其时支破太多，今欲乞行下本府置历，纳提领官厅，请提领官亲自批历合用实数，就本府支食钱。候见得人数的实，牒报临安作料次，纳提领官厅。请置历逐日支副，庶无欺弊。

一、向来置局，所费悉出临安府供办，朝廷每月更于左藏库支拨一百贯，添助犒设特费。今来既已撙节浮费，所有左藏库钱，乞免行支拨。兼撙节之后，所费不多，所有犒设，欲下临安府，候结局请提领官斟酌劳逸，量拨钱酒，以凭支犒。

一、乞以提领造历所为名，所有印记，就用提领官本职印记行用。

实录院牒泰州：检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尚书省劄子，国史院状：「勘会已降圣旨指挥修《高宗皇帝实录》，续奉圣旨编修御集。今来合要高宗皇帝朝曾任宰执、侍从、卿监应职事等官被受或收藏御制、御笔、手诏及奏议、章疏、劄子并制诰、日记、家集、碑志、行状、谥议、事迹之类，委守臣躬亲询访。如逐官其间有已物故者，询其家子孙取索。如部秩稍多，差人前去抄录，及委官点对，津发赴院。仍许投献，优赐钱帛，多者推赏。候指挥」。五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圣旨，依劄付院。当院今访问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挥麈前后录》，合行照使，须至公文牒，请详牒内事理，遵从已降圣旨指挥，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录，委官点对无差漏，疾速津发赴院，守等照使，幸勿违滞。仍先希已依应公文回示。谨牒。庆元元年七月初八日牒。宣教郎、太学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戴溪，奉议郎、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实录院检讨官李壁，中奉大夫、行军器少监兼玉牒所检讨官兼实录院检讨官高文虎，朝请郎、新除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实录院检讨官石宗昭。

实录院牒泰州：检准淳熙十五年五月二十四日尚书省劄子节文，勘会已降圣旨指挥修《高宗皇帝实录》，续奉圣旨编修御集。今来合要高宗皇帝朝曾任宰执、侍从、卿监职事等官被受或收藏御制、御笔、手诏及奏议、章疏、劄子并制诰、日记、家集、碑志、行状、谥议、事迹之类。今访问得泰州通判王明清有《挥麈前后录》，合行照使。当院已于七月内文移贵州，去后至今多日，未见依应前来，须至再行公文牒，请详牒内事理，遵从已降圣旨指挥，移文王通判借本，差人抄录前项所要文字，委官点对无差漏，疾速津发赴院，守等照使，幸勿仍前违滞。谨牒。庆元元年九月日牒。宣教郎、太学博士、兼实录院检讨官戴溪，奉议郎、秘书省著作佐郎、兼实录检讨官李壁，奉议郎、秘书省秘书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兼皇弟许国公府教授、兼权司封郎官颜棫，朝散郎、秘书省著作郎、兼实录检讨官、兼吴王益王府教授、兼权兵部郎官王容，承议郎、秘书丞、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权礼部郎官邵康，中奉大夫、行军器少监、兼玉牒所检讨官、实录院检讨官高文虎，朝议大夫、起居郎、兼实录院检讨官、兼权刑部侍郎刘德秀，朝请大夫、权尚书礼部侍郎、兼实录院同修撰杨辅，朝奉大夫、权尚书吏部侍郎、兼实录院同修撰应孟明，朝议大夫、试中书舍人、兼侍讲、兼实录院同修撰黄由，太中大夫、试吏部尚书、兼侍讲、兼实录院同修撰叶翥。

疏荣芝检，典教芹宫。学道爱人，虽尝佩圣门之教；以经饰吏，今幸依师匠之模。帝遣公来，天为仆设。恭惟某官，治声第一，经术少双，以心传曾子之心，所学得颜氏之学。题千佛经而蚤驰隽轨，作三语掾而蔚有休称。方种德以钦刑，又助君而明教。盖张南浦之风猷如在，而周濂溪之衣钵尚存。暂借文衡，上续道脉。小子皆有造，乐依炉锤之功；先生自此升，大作栋梁之用。不待煖席，信见予环。某朴矣无庸，冒焉学制，从事俎豆而困于军旅，劳心保障而加之茧丝。嗟哉驴技之已穷，幸甚鳣堂之伊迩。全资甄就，庶获璧全。一卷之书必立师，愿安承教；十室之邑使为宰，或可图终。颂咏之私，编摩罔既。

衡阳廖氏为其州之望族，世登儒科。天民讳行之，为淳熙十一年进士。始调岳州巴陵县尉，既数月，弃官以便亲养。再调潭州宁乡县主簿，未上而卒。余官于衡，识天民。其为人博学多闻，孝友急义，州有大事，率赖公为谋。清江刘清之子澄为守，以其名荐于朝，不报。廖氏世有力于学校，学者咸遵之。石鼓书院成，天民与有力。其子谦初试入为首选，明年遂继乃翁登科，衡人以为盛。余分教霅川，得谦书云：「先君不幸，日月易失，谦既服阕矣，裒平生遗文，得拾卷。不肖之孤，惧湮没不传，愿有以序次之」。余序石鼓书院，累置田近三十顷，尝欲以其事记之石鼓，文难其人，访诸学者，咸曰：「主簿公能文学者，素所尊信，傥得公文记之，庶几不朽」。今集中所载《田记》是也。余观公为文，率典实，有教化，不为浮辞虚说，非求以文字著名者，随事应用，时见其一二尔。惜也年不及中，志所欲为，千百不一施，此尤可恨也。绍熙二年秋九月，永嘉戴溪序。

汉高帝即位之明年，尊太公为太上皇。越四年，令郡国立太上皇庙。终汉之世，止称太上皇。高帝有天下，而祖庙不立，博士、诸生无能言者。其他庶事草创，何足怪也。司马迁作《史记》，具载帝王世系，至《高帝纪》，言太公而不言其名，言刘媪而不言其氏。班固从而因之，刘氏世系无传焉。固实为汉史，而大事率略如此，汉家制度岂能广记备言耶？徐君仲祥，甲科名士，采汉故事汇聚成书，目曰《西汉会要》，汉礼乐庶事大略可睹，视迁、固二史有功多矣。余少不揆，尝论次汉事，补汉《百官》、《兵制》及续《食货志》，藏之箧司，不知何人持去，至今往来于心也。仲祥更因是书，稍加润色，成一家言，庶几汉事得失有所是正，二书并行，益善矣。仲祥既上其书于朝，大参楼公为之序。属余书其后，顾余何敢，而仲祥请益勤，姑以平生所怀附诸卷末云。嘉定四年嘉平月，永嘉戴溪书。

汉自文、景以来，上喜黄老，下习刑名，未知其六艺也。武帝即位之初，春秋尚富，岂复真知儒者可贵？特乐闻其名，求胜黄老刑名之说，以为名高耳。丞相卫绾，车戏之士也，宁复真知申、商、韩非之不可用？亦逆探武帝之意，以中其欲耳。盖武帝之于儒术，阳憙其名而阴讳其实。公孙弘、张汤知其意而徇其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逆其意而辨其实，故上以实弃之。汲黯之戆，又从而发其隐伏以切中其心术之微，是真武帝之所谓愚哉。虽然，赵绾、王臧首当武帝隆儒之选，而人物如此，是固武帝所轻弃戮辱也。安有帝始即位，一见之初，便劝帝明堂之理？建议纷然，不乐者众，相与排摈去之耳，诛死不足怪也。且世亦安有儒者为婴、鼢所知？其辱申公亦多矣。申公进力行之说，赵绾建明堂之议，其事正相反，尚得为知其师乎？不特此也，请毋奏事东宫，离间人母子之间，而欲以此集事，亦真可哀矣哉！不先正其君之心，而欲以儒术与黄老争胜负，一轩一轾，迭为轻重，而曰儒术不行，其与申、韩、黄、老相去无几尔。

汉武帝以英伟特异之资，招致天下文学材智士，若严助、主父偃之徒，皆以文墨小技，一言悟意，骤置左右，用为天子私人，使得与外庭相应，辨论蜂起，数折辱大臣，此最害治之大者。《礼记》曰：「君无以小谋大，无以远言近，无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迩臣不疾，而远臣不蔽矣」。今也舍大臣而与小臣谋，使左右小臣得参外庭谋议，挟天子之重以折服大臣。幸而大臣贤者守正不阿，犹有有所畏忌。不幸如公孙弘之徒，依阿取容，阳为不敏，逊谢自屈，一时轻锐小才，气焰方张，言听计行，则亦何所不至！盖武帝逞意于所欲为，而不快于外庭之论，非与此辈议而行之，则牵制不决。故发兵会稽，严助为之；起上林苑，吾丘寿王为之；开西南夷，司马相如为之；建朔方郡，主父偃为之。入则横议于内，出则专行于外，大抵从君于昏而弥缝其恶。大臣不敢争，远臣不敢议。在当时之祸犹小，使武帝有轻视大臣之心，诛死戮辱相继。后之人君宠信近臣，以疏外庭，其祸不细。夫人君左右，当得识治体、敦朴老成之人，朝夕议论游处，如古者三公之任，后世经筵之官是也。集一时年少浮薄之人，以行快意一切之政，不问其所从来，借之气力，使私作威福，此岂有安静之理哉？卫太子开博望苑以通宾客，淮南王安好文学，喜立名誉，招致宾客，皆以此取败，盖自天子至于诸侯壹是。彼轻去坟墓，游行郡国，上书衒鬻，高自称道，以侥倖一时之利，其言行相反，类非忠臣孝子，此先王之所必斥也。虽然，东方朔比诸子中最为谏诤有益者，独以诙谐自置，见轻当时，取讥后世，士君子固不自重哉！

人之自欺其心，何所不至哉。然隐然不能自欺之意，不自禁于文墨口舌之间，此亦出于天理人心者，不可诬也。汉武帝好符瑞，求长年，君臣相谀，自蔽其聪明，公肆诬罔，岂复顾天下后世笑己哉！然以史考之，曰获一角兽，盖麟而非麟也；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者，若言而非言也。夜若有光，则非光矣；屑然如有闻，则非闻矣。若将可得，岂真可得？若云欲见，岂真欲见哉？向使君臣之间自信其欺，传示天下，谁敢议之？文致疑似髣髴之说，于恍惚罔象之间，而不敢正言之，若将有所畏焉。于是知人心昭然，亦毋置如许欺罔也。虽然，唐明皇尝自言闻空中语声云圣寿延长等事，言之不怍，居之不疑。范太史曰：「汉武封太室而从官谄谀，言有呼万岁者。明皇乃自为诈人，甚于汉武帝矣」。夫始为诈犹有疑也，尤而效之，无复畏矣。故秦始皇犹不如汉武帝，武帝犹不如唐明皇，益远益诬矣。呜呼！人之谄谀，亦何所不至哉。岁旱矣，而曰天将以乾封；星孛矣，而曰天示报德星。取灾异以为祥瑞，此与指鹿为马何异？而武帝受之甘心焉，群臣何惮而不为诈，况率天下而教之欺己乎？

孟子曰：「今之诸侯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盖自秦、汉以来，上之人有志于求士者，类知求才而不知求贤，以智术笼络才智之士，役使如意指，则不吝爵赏以答其劳，稍或负犯，则诛死戮辱，无所爱惜，特不过以奴隶遇之尔。士亦顽顿无耻，见利则折，有便则夺。君臣之间交相脱误，虽有贤者，耻立其朝。且不可得而见，况得而用耶？不可得而用，况得而杀耶？汉高帝正坐慢易侮人尔，四皓义不为帝臣。苟以刑戮刀锯为术，而欲来天下之贤，则所得者小人而已矣。甚矣，武帝之求士也！取高帝驭韩、彭、英、卢之术以待天下士大夫，方其欲见也，快意于所欲取，及其欲杀也，快意于所欲去，惜才智之力以为甘心快意之地，此与兴礼乐、伐匈奴、用财币同一快意尔，宁复有一毫为人才地？观当时所得人才，皆戮具也。浮躁浅露，自致夷灭，固宜。独一汲黯不肯少屈下，断然与帝争胜负，无所假借，帝亦卒无如黯戆何。班孟坚犹谓：「汉得人，武帝为盛」。安有如武帝者而能得贤？亦多得小人而已矣。晚年诛杀过当，名臣欲尽，乃始下诏求跅弛之士，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彼亦见贤者不肯至，而龌龊无他技能者亦震慑于积威之后，思欲脱略规矩准绳，求小人之才，以行一切之政而已矣。夫内而得罪于父兄，外而不容于乡党，游行郡国，甚者以睚眦杀人，岂非世所谓跅弛之士耶？举兼并之徒，择有罪之士，是又在跅弛下矣。

韩文公论卢登封于书无所不读，然止用资以为诗。前辈亦言杜子美读书万卷，止解下笔，可恨尔。夫书生于六经犹不当用为笔墨之娱，吾不意汉武帝表章六经，立博士学官，而用以资乐府为也。自宣帝、显宗犹能集诸儒论难同异，天子临定其是非。今但会集五经家，通知乐律训诂，恐《我将》、《清庙》等诗类不若此，此与用太常少卿教乐何异？又使宦者佩二千石印绶，弦次初诗，得与诸儒生上下讲习，何异鱼朝恩作国子祭酒哉？宠幸宦官，轻薄儒生，狎侮圣言，亵慢宗庙，孰谓隆儒重道之君而顾若此？且帝不特此也，借经术以济私欲多矣。于《春秋》得复雠之义而从事匈奴，于《易》得九变之说而更变法令，侈封禅以为礼，比诗歌以为乐。若是而曰表章六经，是殆不如不知经者愈也。夫儒有以诗礼发冢者，假窃经义以济谀佞，如祝钦明、山恽等多矣，彼司马相如辈何责焉！汲黯曰：「凡王者作乐，上以承祖宗，下以化兆民。今陛下得马诗以为歌协于宗庙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耶」？孰谓汲黯反不知学乎？

夫小人之害君子，必深明其情而后用其术，故攻其所恶，犯其所忌，中其所不欲而致其所不乐。其仁柔朴厚也，或怵之；其廉洁自喜也，或污之；其刚果辨急也，或激之。多方以误之，百计以困之、逼之、辱之，以致其必死之术。有如君子，一不能忍而决于速死，则小人之计中矣。故始而误之，终而困之，逼之，辱之，而屹然不动，则其为计也穷。故君子不幸而至此，当守死以俟命，不当勇决以自残。非爱死而贪生也，从容就义，死于君命，而不死于小人之术。所以保全善类，爱养国体，破小人之奸谋，而严于死生之际如此也。人莫难于一死，而处死有道。善乎公冉务人之言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此可谓善处死之道矣。哀哉！望之之死也。刚悻不屈，志非不善也，而卒为小人所中，此可谓攻其所恶，犯其所忌者矣。为大臣不当对吏，固然也。然文王囚于羑里，从容演《易》，亦自顾此心无愧尔。孔子亦曰：「公冶长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自汉以来，将相大臣不幸坐狱，罕自保全，绝吭不食，死于狱户者多矣。夏侯胜、黄霸系狱再更冬，讲论不辍，君子不以为爱死也。哀哉！望之之贤，不少隐忍，而卒为小人所中也。虽然，吾于更生之事有憾焉。夫君子所以异于小人者，谓其徇公而行，无所用吾智也。若犹用吾智，虽公犹私也。更生使其所亲，上书讼恭显之恶而称道望之之贤，是犹未免用其私智也。何以间执小人之口，此固君子之所深忌，而小人之所乐攻也哉！

汉惩七国之变，疏远同姓，忘吕、霍之祸，亲近外戚，盖恃外者易疏，恃内者易亲，易疏者知其恶，易亲者忘其危，事势然也。成帝时，王氏用事，刘氏微弱，王氏子弟据满朝廷，刘氏遗老独向一人位列大夫，三十馀年，曾不得一为九卿。向少子歆，天子欲以为中常侍而不可得，王氏太横矣。王氏日强，刘氏日危，王氏日盛，刘氏日孤，此识者所为寒心也。向不避同姓之嫌，反覆论外戚同姓事，词语深切，帝非不感悟，为之悲伤叹息，卒不能夺王氏权，岂非成帝至此犹有疑同姓之心耶？向言及此，岂自为地者。帝沿习故事，思索利害，宁信外戚，不敢信同姓，异时欲倚冯野王代王凤，亦王舅也。虑不及宗室，吾然后知晁错削七国之祸，其极乃至此也。汉自吕氏三有外戚之变，不少惩艾。一有同姓之乱，悔恨至今，卒使王侯宗室厥角稽首，陈说符命，奉上玺绶，取媚王氏，以求免死，可哀也已。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大封同姓以藩屏周。自今观之，二叔不咸，固创艾同姓者，而姬之子孙半为诸侯。周既微弱，实嘉赖此。圣人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古今君臣，惟魏郑公善纳谏，惟唐太宗善听谏。然郑公身没未几，或言其以谏草付史官，太宗大怒，已有仆碑停婚之事。君臣之间，有遗恨焉。甚矣！太宗之不察也。至今太宗之德巍然不可及，冠绝汉唐者，独以郑公谏草具存耳。德宗谓：「谏官论事，例自矜眩，归过于朕以自取名」。善乎陆宣公之言曰：「陛下若纳谏不违，则传之适足增美。若拒谏不纳，安能禁之勿传」？使德宗能开怀纳谏，则陆宣公奏议数十条，皆德宗盛德也。夫从谏愈多，则君德愈盛，惧其不传尔，非惧其传之广也。《周书》曰：「尔有嘉谋嘉猷，则入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谋斯猷，惟我后之德」。夫嘉谋嘉猷虽出于人臣，入告于君，而君从之，岂非其君之德乎？为人君而与臣下争名，此岂盛德事乎！自汉以来，有事君为容悦者，始以焚草削藁为忠。夫人臣而招君之过以扬己取名，如杜钦、谷永辈，是诚可罪矣。若爱君深切，言事恳到，而避嫌远祸，以密语诡辞为忠，则君臣之间，未免有相疑之意，此人臣不忠之利，非社稷之福也。吾观孔光龌龊自守，退缩多畏，真圣人所谓鄙夫不可与事君者。时有所言，辄削草藁以为章主之过，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呜呼！彼亦安能有言哉？就使有言，其大体亦可略见矣。存削草藁，何足为轻重。顾若此者，夫亦致其小心媚悦之意，以求宠于上，此不忠之尤者。人臣患不忠尔，茍诚忠切，明言阴风，无所忌讳，君不以此疑其臣，臣不以此疑其君，开心见诚，肝胆相照，区区削藁何足计利害哉。孔光之事非矣，后之人或以削藁为忠，尤而效之，故不可以不辨。

汉群臣率用经术决疑狱，断国论。故事，宰相至小吏皆喜任经术，饰吏事，天子亦重经术士，士彬彬向文学矣。然引经误国，未有过于张禹者。禹通知《论语》，为章句学者所尊重，号「张侯论」。天子皆从受大义，至谓禹师傅，亲拜禹床下。禹援据《论语》，误汉不细。自夫子「不语怪力乱神」，与子贡之属不闻性与天道，何与灾异事？切取以自文，侮圣言，欺君父，罪不容于诛。唐柳公绰曰：「赃吏犯法，法在；奸吏舞法，法亡」。小人不学无识，公为不道，虽背违经义，经术犹在也。身为儒者，专门名经，傅托经义，诬罔一世，经术亡矣。禹以治《论语》为太子师傅，至封侯，为宰相，子孙亲戚皆至大官，身享富贵，穷奢极侈。天子不负禹，《论语》且不负禹矣，禹独负天子、负《论语》乎！成帝雅信重禹，王氏不敢望。当车驾自临问，屏辟左右时，天子虚心听受，此可回之机也。禹从容为天子陈说大义，劝上屏绝声色，疏远外家，恳恻深切，发于至诚。成帝宽仁，颇易感动，一语存汉，未可知也。日暮途远，顾影自惜，爱子念孙，患得患失，何暇问汉社稷耶！一言丧邦，张氏安矣，王氏兴矣，刘氏其殆乎，哀哉！

呜呼！秦、汉而下，生民之不易，可哀也已。松柏之下，其草不殖。邑有甚富之家，里有甚贫之民，大较富之家一而贫之家千，富之家十而贫之家万，举天下不过为数十百富家，而民生已无所容矣。古之人所以恶兼并者，非恶民之富也，哀民之贫也。哀民之贫，而无策以救之，则富与贫者俱困而已矣。三代之民所以无冻馁之老者，非必尽井田功也。法制修明，民志先定，斯民不知为富之利，故亦无欲富之心。民不独富，则彼也兼足矣。自秦以来，闾阎市井之民患不富耳，以匹夫而为王侯之事，无不可者，荡然无限，凡民皆有僭侈无上之心，决性命以争一旦之利。当此时而欲行限田之制，不亦难乎！如贾谊所言：「汉风俗不美，何异于秦」？永始四年诏书曰：「方今世风俗，奢侈罔极，靡有厌足」。若此而董仲舒、师丹等方力言限田事，宜其沮格不得行也。夫田不可井也，又不可均也，独不可限乎？限田可也，特不可徒限耳。然则如之何而可？夫亦先限其心而已矣。

封禅，其秦汉之侈心乎！虽圣人复起，不易斯言矣。人之好自侈大，何所不至哉！极其侈大之意施于人，无以加矣。而复饰说以诬上天，盛礼乐，侈仪卫，张大功德，升中乔岳，告成于天，若此可以明布天下，誇示群臣，跨越前王，传诵来世，此秦始皇之初心也。后之人君曷为而效之？有言亡秦之政于太平之时，则闻者莫不恶之，又从而罪之，独奈何效秦始皇之侈，以为帝王之盛事乎？就使前世帝王常行之，始皇帝亦为之，吾犹当废之。而况前世帝王未始行之，秦始皇实始为之，吾独奈何效之。吾观秦、汉以来致治之君，幸而海内无事，百姓安生业，四海无外警，则歉然以不得封禅为缺。又幸而举行是礼，则君臣动色，交相庆贺，以为太平之极功。其亦习于秦、汉之事，而不察于三代之故，相仍而不可变耶？汉光武、唐太宗皆明智有馀，而执德不坚，始之所行未尝不善，终之所行乃大不然，余是以知侈心之难忘也。光武之言曰：「吾谁欺，欺天乎，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其自知甚明，自处甚谦，然未尝以封禅为非是也。他日感会昌之符，欣然从之，固亦不待劝请矣。太宗之论又异于光武矣，若曰：「天下乂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秦始皇封禅，而汉文帝不封禅，后世岂以文帝之贤为不及始皇耶」？群臣犹固请不已，帝意欲从之，独魏郑公以为时不可耳。贞观之末，屡欲东封，以事而止。由此言之，太宗非真知封禅之不足为，魏郑公非真知封禅之不可为，意有所欲为，事有所未可行，待时而后动尔。夫王者父事天，母事地，兆南郊而就阳，因吉土以升中，巡狩而告祭柴望，对越上天可也。燔燎于山下，则固已毕祭矣。登封于山上，金泥玉检之藏，秘而不得宣，果为何说？是亦不过秘祝之意耳，果何与于事天哉！劳民费财，上不足以格天，而下无补于民，徒事外虚名以惊世俗，此三代圣人所决不为者。后之儒者事至治之君，当太平之时，其毋曰封禅云，则善矣。

夫天下是非折于理，不折于势，故君子论学，不容以挟贵为也。况夫天子有天下之尊，意所予夺，群臣承望不及，是是非非，岂能尽当于天下之理乎？汉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礼师傅，是正经义，岂不尽善尽美哉？明帝临幸辟雍，自为辨说，固已失人君之体矣。他日章帝患五经同异，博集诸儒，会议白虎观，天子称制临决。去圣久远，六经残阙，诸儒论难，前后异说，而欲以天子之尊临定其是非于一言之间，难矣哉。夫有的于此，十人射之，不如百人之射，谓其中者之多也。当六经残阙之馀，诸儒各以其意说经，一是一非，何常之有。并存不削，以待后之人择焉，夫亦何恶于明经哉？必将去彼取此，则纷纷之见何时定乎！呜呼！秦火汉壁之馀，散失已久，岂无字画之讹，义理之难晓哉？蔡邕书五经文字，刻石置诸太学，观者填咽，亦安保其无失也？孔颖达等作五经正义，杂取谶讳之说，以为注疏之学，又恶可尽信乎？自宣帝讲五经于石渠，已不能行于后世。章帝复踵宣帝故事，天子自定其是非，恶保其久而不变乎？夫天子之尊，不当自用其聪明也。隋炀帝自以诗名，而忌群臣之能，此固不足责矣。唐太宗命群臣修晋史，而加以御制，为人君亦安用修史为也？自秦、汉以来，小人事君为容悦者，恶群臣异议，始劝人君自为制作，以震服群臣。杜周欲人主自为法令，儿宽劝人主自为礼乐，此岂可以为法哉！

刘向尝论礼以养人为本。今有司请定法，削则削，笔则笔，至于礼乐则曰不敢，是敢于杀人而不敢于养人也，惑莫甚焉。夫去古既远，礼废已久，上之人牵文拘义，无所制作，下之人自出私意，为浅陋鄙俚之习，诚可怪笑。若依仿古道，增损时宜，以教天下，一洗世俗之习，虽未必尽先王之旧，不犹愈于无礼乎？然则鲁两生之迂，不若叔孙通之知世务，巢太常之拘挛，不若曹褒之简易明矣。天下之事，惟其未成也，则可成。如其已成，则止此而已矣。向使高、惠之时，庶事草创，汉仪未就，典礼尚缺，有如文帝之宽仁，天下和平，辅以贾谊兴礼乐之言，虽欲谦逊未遑，不可得也。光武中兴，至肃宗三世矣。海内富庶，百姓安堵，兴辟雍，建明堂，封禅养老，礼乐彬然盛矣。使博集诸儒，建一世之典，汉礼乐尚有望也。曹褒何人，独当是责，依准旧典，参以谶记之文，尚得为礼乎？遂使贤明之君，因陋就简，安于小成，历世相沿，浸成故事。汉采秦仪，唐采汉礼，三代之典日远日亡，此岂非轻议礼乐之故欤？呜呼！后之天下岂复有礼哉，其存于世者，法而已矣。今之豪民自为礼乐，其所不得为者，岂畏礼哉，畏法而已矣。彼汉之礼与法令同藏于理官，则礼之为法，其来久矣。且令法令明备，上下有等，踰者有罪，而今之豪民，田宅衣服奢侈如故也。今将去法从礼，使天下之人从事于劳苦，降心俭约，盘辟伛偻，以周旋于升降揖逊之间，则有非笑不为而已矣。故古之王者治定制礼，非谓礼之难为也，谓其治未定而礼乐无所用之也。故莫若先定人心，使天下之人明教化而安廉耻，无有乖争陵犯之意，以为礼乐之地，徐为之品节，则礼行而天下服矣。然则后之人君欲为礼乐者，其亦先为礼乐之地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