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八年二月初一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礼部尚书苏轼劄子奏：臣近准都省批送下国子监状：「准馆伴高丽人使所牒称，人使要买国子监文书，请详批印造，供赴当所交割。本监检准元祐令，诸蕃国进奉人买书具名件申尚书省，今来未敢支卖」。蒙都省送礼部看详。臣寻指挥本部令申都省，除可令收买名件外，其《策府元龟》、历代史、太学敕式，本部未敢便令收买，伏乞朝廷详酌指挥。寻准都省批状云：「勘会前次高丽人使到阙，已曾许买《策府元龟》并《北史》。今来都监本部并不检会体例，所有人使乞买书籍，正月二十七日送礼部指挥，许收买。其当行人吏上簿」者。臣伏见高丽人使，每一次入贡，朝廷及淮浙两路赐予馈送燕劳之费，约十馀万贯，而修饰亭馆，骚动行市，调发人船之费不在焉。除官吏得少馈遗外，并无丝毫之利，而有五害，不可不陈也。所得贡献，皆是玩好无用之物，而所费皆是帑廪之实，民之膏血，此一害也。所至差借人马什物，搅挠行市，修饰亭馆，民力暗有陪填，此二害也。高丽所得赐予，若不分遗契丹，则契丹安肯听其来贡，显是借寇兵而资盗粮，此三害也。高丽名为慕义来朝，其实为利，度其本心，终必为北虏用。何也？虏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故也。今使者所至，图画山川形胜，窥测虚实，岂复有善意哉？此四害也。庆历中，契丹欲渝盟，先以增置塘泊为中国之曲，今乃招来其与国，使频岁入贡，其曲甚于塘泊。幸今契丹恭顺，不敢生事，万一异日有桀黠之虏，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此五害也。臣心知此五害，所以熙宁中通判杭州日，因其馈送书中不禀朝廷正朔，却退其物。待其改书称用年号，然后受之，却仍催促进发，不令住滞。及近岁出知杭州，却其所进金塔，不为奏闻。及画一处置沿途接待事件，不令过当。仍奏乞编配狡商猾僧，并乞依祖宗《编敕》，杭、明州并不许发舶往高丽，违者徒二年，没入财货充赏。并乞删除元丰八年九月内创立「许舶客专擅附带外夷入贡及商贩」一条。已上事，并蒙朝廷一一施行。皆是臣素意欲稍稍裁节其事，庶几渐次不来，为朝廷消久远之害。今既备员礼曹，乃是职事。近者因见馆伴、中书舍人陈轩等申乞尽数并勒相国寺行铺入馆铺设，以待人使买卖，不惟徙市动众，奉小国之陪臣，有损国体，兼亦抑勒在京行铺，以资吏人广行乞取，弊害不小。所以具申都省，乞不施行。其乖方作弊官吏，并不蒙都省略行取问。今来只因陈轩等不待礼部申请，直牒国子监收买诸般文字，内有《策府元龟》、历代史及敕式。国子监知其不便，申禀都省送下看详。

元祐八年三月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左朝奉郎、守礼部尚书苏轼劄子奏。臣伏见九月二十二日诏书节文，俟郊礼毕，集官详议祠皇地祇事，及郊祀之岁庙飨典礼闻奏者。臣恭睹陛下近者至日亲祀郊庙，神祇飨答，实蒙休应，然则圆丘合祭，允当天地之心，不宜复有改更。臣窃惟议者欲变祖宗之旧，圆丘祀天而不祀地，不过以谓冬至祀天于南郊，阳时阳位也，夏至祀地于北郊，阴时阴位也，以类求神，则阳时阳位，不可以求阴也。是大不然。冬至南郊，既祀上帝，则天地百神莫不从也。古者秋分夕月于西郊，亦可谓阴位矣，至于从祀上帝，则以冬至而祀月于南郊，议者不以为疑，今皇地祇亦从上帝而合祭于圆丘，独以为不可，则过矣。《书》曰：「肆类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舜之受禅也，自上帝六宗山川群神，莫不毕告，而独不告地祇，岂有此理哉？武王克商，庚戌，柴望。柴，祭上帝也。望，祭山川也。一日之间，自上帝而及山川，必无南北郊之别也。而独略地祗，岂有此理哉？臣以知古者祀上帝则并祀地祇矣。何以明之？《诗》之序曰：「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此乃合祭天地，经之明文，而说者乃以比之丰年秋冬报也，曰：「秋冬各报，而皆歌《丰年》，则天地各祀，而皆歌《昊天有成命》也」。是大不然。《丰年》之诗曰：「丰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廪，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降福孔皆」。歌于秋可也，歌于冬亦可也。《昊天有成命》之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于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终篇言天而不及地。颂，所以告神明也，未有歌其所不祭，祭其所不歌也。今祭地于北郊，歌天而不歌地，岂有此理也？臣以此知周之世，祀上帝则地祇在焉。歌天而不歌地，所以尊上帝。故其序曰：「郊祀天地也」。《春秋》书：「不郊，犹三望」。《左氏传》曰：「望，郊之细也」。说者曰：「三望，太山、河、海」。或曰：「淮、海、岱也」。又或曰：「分野之星及山川也。鲁，诸侯也，故郊之细，及其分野山川而已」。周有天下，则郊之细，独不及五岳四渎乎？岳、渎犹得从祀，而地祇独不得合祭乎？秦燔诗书，经籍散亡，学者各以意推类而已。王、郑、贾、服之流，未必皆得其真。臣以《诗》、《书》、《春秋》考之，则天地合祭久矣。议者乃谓合祭天地，始于王莽，以为不足法。臣窃谓礼当论其是非，不当以人废。光武皇帝，亲诛莽者也，尚采用元始合祭故事。谨按《后汉书·祭祀志》：「建武二年，初制郊兆于洛阳。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皆南乡，西上」。此则汉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又按《水经注》：「伊水东北至洛阳县圆丘东，大魏郊天之所，准汉故事为圆坛八陛，中又为重坛，天地位其上」。此则魏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唐睿宗将有事于南郊，贾曾议曰：「有虞氏禘黄帝而郊喾，夏后氏禘黄帝而郊鲧，郊之与庙，皆有禘，禘于庙，则祖宗合食于太祖，禘于郊，则地祇群望皆合祭于圆丘。以始祖配享，盖有事祭，非常祀也。《三辅故事》：祭于圆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则汉尝合祭矣。时褚无量、郭山恽等皆以曾言为然。明皇天宝元年二月敕曰：「凡所祠享，必在躬亲，朕不亲祭，礼将有阙，其皇地祇宜于南郊合祭」。是月二十日，合祭天地于南郊，自后有事于圆丘，皆合祭。此则唐世合祭天地之明验也。今议者欲冬至祀天，夏至祀地，盖以为用周礼也。臣请言周礼与今礼之别。古者一岁祀天者三，明堂飨帝者一，四时迎气者五，祭地者二，飨宗庙者四，凡此十五者，皆天子亲祭也。而又朝日夕月四望山川社稷五祀及群小祀之类，亦皆亲祭，此周祀也。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飨宗庙，郊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遍飨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夫周之礼，亲祭如彼其多，而岁行之不以为难，今之礼，亲祭如此其少，而三岁一行，不以为易，其故何也？古者天子出入，仪物不繁，兵卫甚简，用财有节，而宗庙在大门之内，朝诸侯，出爵赏，必于太庙，不止时祭而已，天子所治，不过王畿千里，唯以斋祭礼乐为政事，能守此，则天下服矣，是故岁岁行之，率以为常。至于后世，海内为一，四方万里，皆听命于上，机务之繁，亿万倍于古，日力有不能给。自秦汉以来，天子仪物，日以滋多，有加无损，以至于今，非复如古之简易也。今所行皆非周礼。三年一郊，非周礼也。先郊二日而告原庙，一日而祭太庙，非周礼也。郊而肆赦，非周礼也。优赏诸军，非周礼也。自后妃以下至文武官，皆得荫补亲属，非周礼也。自宰相宗室以下至百官，皆有赐赉，非周礼也。此皆不改，而独于地祇，则曰周礼不当祭于圆丘，此何义也？议者必曰：「今之寒暑，与古无异，而宣王薄伐猃狁，六月出师，则夏至之日，何为不可祭乎」？臣将应之曰：「舜一岁而巡四岳，五月方暑，而南至衡山，十一月方寒，而北至常山，亦今之寒暑也，后世人主能行之乎？周所以十二岁一巡者，唯不能如舜也。夫周已不能行舜之礼，而谓今可以行周之礼乎？天之寒暑虽同，而礼之繁简则异。是以有虞氏之礼，夏商有所不能行，夏商之礼，周有所不能用。时不同故也。宣王以六月出师，驱逐猃狁，盖非得已。且吉父为将，王不亲行也。今欲定一代之礼，为三岁常行之法，岂可以六月出师为比乎」？议者必又曰：「夏至不能行礼，则遣官摄祭祀，亦有故事」。此非臣之所知也。《周礼·大宗伯》：「若王不与则摄位」。郑氏注曰：「王有故，则代行其祭事」。贾公彦疏曰：「有故，谓王有疾及哀惨皆是也」。然则摄事非安吉之礼也。后世人主，不能岁岁亲祭，故命有司行事，其所从来久矣。若亲郊之岁，遣官摄事，是无故而用有故之礼也。议者必又曰：「省去繁文末节，则一岁可以再郊」。臣将应之曰：「古者以亲郊为常礼，故无繁文。今世以亲郊为大礼，则繁文有不能省也。若帷城幔屋，盛夏则有风雨之虞，陛下自宫入庙出郊，冠通天，乘大辂，日中而舍，百官卫兵，暴露于道，铠甲具装，人马喘汗，皆非夏至所能堪也。王者父事天，母事地，不可偏也。事天则备，事地则简，是于父母有隆杀也。岂得以为繁文末节而一切欲省去乎？国家养兵，异于前世，自唐之时，未有军赏，犹不能岁岁亲祠，天子出郊，兵卫不可简省，大辂一动，必有赏给。今三年一郊，倾竭帑藏，犹恐不足，郊赉之外，岂可复加？若一年再赏，国力将何以给；分而与之，人情岂不失望」！议者必又曰：「三年一祀天，又三年一祭地」。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三年一郊，已为疏阔，若独祭地而不祭天，是因事地而愈疏于事天，自古未有六年一祀天者，如此则典礼愈坏，欲复古而背古益远，神祇必不顾飨，非所以为礼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十月神州之祭，易夏至方泽之祀，则可以免方暑举事之患」。此又非臣之所知也。夫所以议此者，为欲举从周礼也。今以十月易夏至，以神州代方泽，不知此周礼之经耶，抑变礼之权耶？若变礼从权而可，则合祭圆丘，何独不可。十月亲祭地，十一月亲祭天，先地后天，古无是礼。而一岁再郊，军国劳费之患，尚未免也。议者必又曰：「当郊之岁，以夏至祀地祇于方泽，上不亲郊而通爟火，天子于禁中望祀」。此又非臣之所知也。《书》之望秩，《周礼》之四望，《春秋》之三望，皆谓山川在境内而不在四郊者，故远望而祭也。今所在之处，俛则见地，而云望祭，是为京师不见地乎？此六议者，合祭可否之决也。夫汉之郊礼，尤与古戾，唐亦不能如古，本朝祖宗钦崇祭祀，儒臣礼官，讲求损益，非不知圆丘方泽皆亲祭之为是也。盖以时不可行，是故参酌古今，上合典礼，下合时宜，较其所得，已多于汉、唐矣。天地宗庙之祭，皆当岁遍，今不能岁遍，是故遍于三年当郊之岁。又不能于一岁之中，再举大礼，是故遍于三日。此皆因时制宜，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并祀不失亲祭，而北郊则必不能亲往，二者孰为重乎？若一年再郊，而遣官摄事，是长不亲事地也。三年间郊，当行郊地之岁，而暑雨不可亲行，遣官摄事，则是天地皆不亲祭也。夫分祀天地，决非今世之所能行。议者不过欲于当郊之岁，祀天地宗庙，分而为三耳。分而为三，有三不可。夏至之日，不可以动大众、举大礼，一也。军赏不可复加，二也。自有国以来，天地宗庙，唯飨此祭，累圣相承，唯用此礼，此乃神祇所歆，祖宗所安，不可轻动，动之则有吉凶祸福，不可不虑，三也。凡此三者，臣熟计之，无一可行之理。伏请从旧为便。昔西汉之衰，元帝纳贡禹之言，毁宗庙。成帝用丞相衡之议，改郊位。皆有殃咎，著于史策，往鉴甚明，可为寒心。伏望陛下详览臣此章，则知合祭天地，乃是古今正礼，本非权宜。不独初郊之岁，所当施行，实为无穷不刊之典。愿陛下谨守太祖建隆、神宗熙宁之礼，无更改易郊祀庙飨，以敉宁上下神祇。仍乞下臣此章，付有司集议，如有异论，即须画一，解破臣所陈六议，使皆屈伏，上合周礼，下不为当今军国之患。不可但执周礼，更不论当今可与不可施行。所贵严祀大典，早以时定。取进止。

〔贴黄〕唐制，将有事于南郊，则先朝献太清宫，朝享太庙，亦如今礼，先二日告原庙，先一日享太庙，然议者或亦以为非三代之礼。臣谨按：武王克商，丁未，祀周庙，庚戌，柴望，相去三日。则先庙后郊，亦三代之礼也。

臣今月八日，准内批安焘辞免转右光禄大夫劄子，降诏不许。臣窃谓人主之驭群臣，专于礼义廉耻。若使受无名之宠，则为待臣子之轻。今朝廷岂以执政六人，五人进用，故加迁秩，以慰其心。焘位冠西枢，委寄至重。岂肯见人擢用，即以介怀。既无授受之名，仅以姑息之政，纵有先朝故事，亦是一时误恩。今焘力辞，正为知义。臣欲奉命草诏，不知所以为词。伏望圣慈，从其所请。若除受别有缘故，即乞明降指挥，茍于义稍安，敢不撰进。取进止。

轼闻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才满于天下，而事不立。天下之所少者，非才也，气也。何谓气？曰：是不可名者也。若有鬼神焉而阴相之。今夫事之利害，计之得失，天下之能者举知之而不能办，能办其小而不能办其大，则气有所不足也。夫气之所加，则己大而物小，于是乎受其至大而不为之惊，纳其至繁而不为之乱，任其至难而不为之忧，享其至乐而不为之荡。是气也，受之于天，得之于不可知之间，杰然有以盖天下之人，而出万物之上，非有君长之位，杀夺施与之权，而天下环向而归之，此必有所得者矣。多才而败者，世之所谓不幸者也。若无能焉而每以成者，世之所谓天幸者也。夫幸与不幸，君子之论，不施于成败之间，而施于穷达之际。故凡所以成者，其气也；其所以败者，其才也。气不能守其才，则焉往而不败？世之所以多败者，皆知求其才，而不知论其气也。若夫明公，其亦有所得矣。轼非敢以虚辞而曲说，诚有所见焉耳。夫天下有分，得其分则安，非其分而以一毫取于人，则群起而争之。天下有无穷之利，自一命以上，至于公相，其利可爱，其涂甚夷，设为科条，而待天下之择取。然天下之人，翘足跂首而群望之，逡巡而不敢进者，何也？其分有所止也。天下有无功而迁一级者，则众指之矣。迁者不容于下，迁之者不容于上，而况其甚者乎！明公起于徒步之中，执五寸之翰，书方尺之简，而列于士大夫之上，横翔捷出，冠压百吏，而为之表。犹以为未也，而加之师友之职，付之全秦之地，地方千里，则古之方伯连帅所不能有也；东障崤渑，北跨河渭，南倚巴蜀，西控戎夏，则古之秦昭王、商君、白起之徒，所以殣身残民百战而有之者也。奋臂而取两制，不十馀年，而天下不以为速。非有汗马之劳，米盐之能，以擅富贵之美，而天下不以为无功。抗颜高议，自以无前，而天下不以为无让。此其气固有以大服于天下矣。天下无大事也，天下而有大事，非其气之过人者，则谁实办之？轼远方之鄙人，游于京师，闻明公之风，幸其未至于公相，而犹可以诵其才气之盛美，而庶几于知言。惜其将遂西去而不得从也，故请间于门下，以愿望见其风采。不宣。轼再拜。

某局事虽清简，而京辇之下，岂有闲人，不觉劫劫过日，劳而无补，颜发苍然，见必笑也。子由同省，日夕相对，此为厚幸。公小疾虽平，不可忽。「善言不离口，善药不离手」，此乃古人之要言，可书之座右也。药物有彼中难得须此干置者，千万不外。如闻公有意入京，不知几时可来，如得一会，何幸如之。柳一已在此，一访，值出，未见也。僦居在蒲池寺，去此稍远。数日颇有新事。左揆已出陈州，君实代之，蹇老知和州，授之庐签，馀不能尽报去。刘莘老中丞旦夕授也，黄安中龙直知越州。静庵不管闲事，最妙最妙！

某启：罗浮山道士邓守安，字道立。山野拙讷，然道行过人，广、惠间敬爱之，好为勤身济物之事。尝与某言，广州一城人，好饮咸苦水，春夏疾疫时，所损多矣。惟官员及有力者得饮刘王山井水，贫丁何由得。惟蒲涧山有滴水岩，水所从来高，可引入城，盖二十里以下尔。若于岩下作大石槽，以五管大竹续处，以麻缠之，漆涂之，随地高下，直入城中。又为一大石槽以受之，又以五管分引，散流城中，为小石槽以便汲者。不过用大竹万馀竿，及二十里间，用葵茅苫盖，大约不过费数百千可成。然须于循州置少良田，令岁可得租课五七千者，令岁买大筋竹万竿，作筏下广州，以备不住抽换。又须于广州城中置少房钱，可以日掠二百，以备抽换之费。专差兵匠数人，巡觑修葺，则一城贫富同饮甘凉，其利便不在言也。自有广州以来，以此为患，若人户知有此作，其欣愿可知。喜舍之心，料非复塔庙之比矣。然非道士至诚不欺，精力勤干，不能成也。敏仲见访及物之事，敢以此献，兼乞裁度。如可作，告差人持折简招之，可详陈也。此人洁廉，修行苦行，直望仙尔，世间贪爱无丝毫也，可以无疑。从来帅漕诸公，亦多请与语。某喜公济物之意，故密以告，可否更在熟筹，慎勿令人知出于不肖也。

愁霖终日，坐企谈晤，不审尊候佳否？《地狱变相》已跋其后，可详味之，似有补于世者。并字数纸，纳去。某所苦已平，无忧。闻少游恶耗，两日为之食不下，然来卒说得灭裂，未足全信。非久，唐簿必有书来言。旦夕话别次，仁人之馈，固当捧领。但以离海南，儋人争致赡遗，受之则若饕餮然，所以一路俱不受。若至此独拜宠赐，则见罪者必众。谨令驰纳。千万恕察，仍寝来耗，幸甚幸甚！

轼再启：谪居已再经春，徒以知罪信命，故受之恬然。除旧苦痔外，亦无甚恙也。杜门少出，所云携青衣童步松下，好事者粉饰也。罗浮初过时，一至其下耳，后亦不复到。叔弼亦久不得书。中间得书，报去年二月间，仲纯之子临邑尉逊者有事，必已知之。所云病者，乃其閤中也，后闻已安矣。此中真井底，了不知北方事。风物却粗可，但无医药耳。轼再拜，手启上文公大夫阁下。轼谨封。

故谏议大夫赠司徒田公表圣奏议十篇。呜呼，田公，古之遣直也。其尽言不讳，盖自敌以下受之有不能堪者，而况于人主乎。吾是以知二宗之圣也。自太平兴国以来，至于咸平，可谓天下大治，千载一时矣。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测之忧近在朝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忧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绝人之资，而治世无可畏之防。夫有绝人之资，必轻其臣；无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之所甚惧也。方汉文时，刑措不用，兵革不试，而贾谊之言曰：「天下有可长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后世不以是少汉文，亦不以是甚贾谊。由此观之，君子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当如是也。谊虽不遇，而其所言略已施行，不幸早世，功烈不著于时。然谊尝建言，使诸侯王子孙各以次受分地，文帝未及用，历孝景至武帝，而主父偃举行之，汉室以安。今公之言，十未用五六也，安知来世不有若偃者举而行之欤。愿广其书于世，必有与公合者，此亦忠臣孝子之志也。

昔者圣人之将欲有为也，其始必先有所甚难，而其终也至于久远而不废。其成之也难，故其败之也不易。其得之也重，故其失之也不轻。其合之也迟，故其散之也不速。夫圣人之所为详于其始者，非为其始之不足以成，而忧其终之易败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得，而忧其终之易失也。非为其始之不足以合，而忧其终之易散也。天下之事，如是足以成矣，如是足以得矣，如是足以合矣，而必曰未也，又从而节文之，绸缪委曲而为之表饰，是以至于今不废。及其后世，求速成之功，而倦于迟久，故其欲成也止于其足以成，欲得也止于其足以得，欲合也止于其足以合。而其甚者，又不能待其足。其始不详，其终将不胜弊。呜呼，此天下治乱、享国长短之所从出欤？圣人之始制为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也，坐而治政，奔走而执事，此足以为君臣矣。圣人惧其相易而至于相陵也，于是为之车服采章以别之，朝觐位著以严之。名非不相闻也，而见必以赞。心非不相信也，而入必以籍。此所以久而不相易也。杖屦以为安，饮食以为养，此足以为父子矣。圣人惧其相亵而至于相怨也，于是制为朝夕问省之礼，左右佩服之饰。族居之为欢，而异宫以为别。合食之为乐，而异膳以为尊。此所以久而不相亵也。生以居于室，死以葬于野，此足以为夫妇矣。圣人惧其相狎而至于相离也，于是先之以币帛，重之以媒妁。不告于庙，而终身以为妾。昼居于内，而君子问其疾。此所以久而不相狎也。安居以为党，急难以相救，此足以为朋友矣。圣人惧其相渎而至于相侮也，于是戒其群居嬉游之乐，而严其射享饮食之节。足非不能行也，而待摈相之诏礼。口非不能言也，而待绍介之传命。此所以久而不相渎也。天下之祸，莫大于茍可以为而止。夫茍可以为而止，则君臣之相陵，父子之相怨，夫妇之相离，朋友之相侮久矣。圣人忧焉，是故多为之饰。《易》曰：「藉用白茅，无咎。茍错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此古之圣人所以长有天下，而后世之所谓迂阔也。又曰：「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茍合，故受之以贲」。尽矣。

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与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为己虑之，又为人谋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是亦去小人无几耳。东汉刘恺让其弟封而诏听之。丁鸿亦以阳狂让其弟，而其友人鲍骏责之以义。鸿乃就封。其始，自以为义而行之，其终也，知其不义而复之。以其能复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诈也，此范氏之所以贤鸿而下恺也。其论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及后世徇其名而昧其致，于是诡激之行兴矣。若刘恺之徒让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范氏之所贤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尽者，请得毕其说。夫先王之制，立长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乱，非有意私其长而沮其少也。天子与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国，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专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与人，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国与人，天下之通义也。夫刘恺、丁鸿之国，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将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传之于所不当立之人，虽其弟之亲，与涂人均耳。夫吴太伯、伯夷，非所以为法也，太伯将以成周之王业，而伯夷将以训天下之让，而为是诡时特异之行，皆非所以为法也。今刘恺举国而让其弟，非独使弟受非服之为过也，将以坏先王防乱之法，轻其先祖之国，而独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礼，绳之以法，而恺之罪大矣。然汉世士大夫多以此为名者，安、顺、桓、灵之世，士皆反道矫情，以盗一时之名。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韦玄成以侯让其兄，而为世主所贤，天下高之，故渐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为无能而摈之。则丁鸿之复于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屡叹也。

君子之欲诚也，莫若以明。夫圣人之道，自本而观之，则皆出于人情。不循其本，而逆观之于其末，则以为圣人有所勉强力行，而非人情之所乐者，夫如是，则虽欲诚之，其道无由。故曰「莫若以明」。使吾心晓然，知其当然，而求其乐。今夫五常之教，惟礼为若强人者。何则？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恶劳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磬折百拜以为礼；人情莫不乐富贵而羞贫贱，今吾必也使之不敢自尊，而揖让退抑以为礼；用器之为便，而祭器之为贵；亵衣之为便，而衮冕之为贵；哀欲其速已，而伸之三年；乐欲其不已，而不得终日；此礼之所以为强人而观之于其末者之过也。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为磬折不如立之安也，而将惟安之求，则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则将裸袒而不顾，茍为裸袒而不顾，则吾无乃亦将病之！夫岂独吾病之，天下之匹夫匹妇，莫不病之也，茍为病之，则是其势将必至于磬折而百拜。由此言也，则是磬折而百拜者，生于不欲裸袒之间而已也。夫岂惟磬折百拜，将天子之所谓强人者，其皆必有所从生也。辨其所从生，而推之至于其所终极，是之谓明。故《记》曰：「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焉」。君子之道，推其所从生而言之，则其言约，约则明。推其逆而观之，故其言费，费则隐，君子欲其不隐，是故起于夫妇之有馀，而推之至于圣人之所不及，举天下之至易，而通之于至难，使天下之安其至难者，与其至易，无以异也。孟子曰：「箪食豆羹得之则生，不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向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朋友妻妾之奉而为之，此之谓失其本心。且万钟之不受，是王公大人之所难，而以行道乞人之所不屑，而较其轻重，是何以异于匹夫匹妇之所能行，通而至于圣人之所不及？故凡为此说者，皆以求安其至难，而务欲诚之者也。天下之人，莫不欲诚，而不得其说，故凡此者，诚之说也。

夫君子虽能乐之，而不知中庸，则其道必穷。《记》曰：「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非其信道之不笃也，非其力行之不至也，得其偏而忘其中，不得终日安行乎通涂，夫虽欲不废，其可得耶？《记》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以为过者之难欤，复之中者之难欤？宜若过者之难也。然天下有能过而未有能中，则是复之中者之难也。《记》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既不可过，又不可不及，如斯而已乎？曰：未也。孟子曰：「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书》曰：「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又曰：「会其有极，归其有极」。而《记》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皇极者，有所不极，而会于极。时中者，有所不中，而归于中。吾见中庸之至于此而尤难也，是故有小人之中庸焉。有所不中，而归于中，是道也，君子之所以为时中，而小人之所以为无忌惮。《记》曰：「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嗟夫，道之难言也，有小人焉，因其近似而窃其名，圣人忧思恐惧，是故反覆而言之不厌。何则？是道也，固小人之所窃以自便者也。君子见危则能死，勉而不死，以求合于中庸。见利则能辞，勉而不辞，以求合于中庸。小人贪利而茍免，而亦欲以中庸之名私自便也。此孔子、孟子之所为恶乡原也。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曰：「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善斯可矣」。以古之人为迂，而以今世之所善为足以已矣，则是不亦近似于中庸耶？故曰：「恶紫，恐其乱朱也；恶莠，恐其乱苗也」。何则？恶其似也。信矣中庸之难言也。君子之欲从事乎此，无循其迹而求其味，则几矣。《记》曰：「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昔圣人既陈五常之道，而病天下不能万世而常行也，故为之大中之教曰：「贤者无所过，愚者无所不及」。是之谓皇极。极之于人也，犹方之有矩也，犹圆之有规也，皆有以绳乎物者也。圣人安焉而入乎其中，贤者俛而就之，愚者跂而及之。圣人以为俛与跂者，皆非其自然，而犹有以强之者。故于皇极之中，又为之言曰：「茍有过与不及，而要其终可以归皇极之道者，是皇极而已矣」。故《洪范》曰：「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于极，不罹于咎，皇则受之」。又悲天下有为善之心而不得为善之利也，有求中之志而不知求中之道也，故又为之言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圣人之待天下如此其广也，其诱天下之人，不忍使之至于罪戾，如此其勤且备也。天下未有好德之实，而自言曰「予攸好德」，圣人以为是亦有好德之心矣，故受而爵禄之。天下之为善而未协于中也，则受而教诲之。又恐夫民之愚而不我从也，故逊其言卑其色以下之。如是而不从，然后知其终不可以教诲矣。故又为之言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时人斯其辜，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且夫其始也，恐天下之人有可以至于皇极之道，而上之人不诱而教诲之也。故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其终也，恐天下之以虚言而取其爵禄也。故曰「于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盖圣人之用心，忧其始之不幸，而惧其终之至于侥倖也。故其言如此之详备。夫君子小人，不可以一道待也。故皇极之中，有待小人之道，不协于极，而犹受之。至于待君子之道，何其责之深也。曰：「无偏无党，无反无侧，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而后可以合于皇极」。然则先王御天下之术，盖用此欤？

始终得其正，天下合于一，是二者，必以其道得之耶，亦或不以其道得之耶？病乎或者之不以其道得之也，于是乎举而归之名。欧阳子曰皆正统，是以名言者也。章子曰正统，又曰霸统，是以实言者也。欧阳子以名言而纯乎名。章子以实言而不尽乎实。章子之意，以霸统重其实，而不知实之轻自霸统始。使天下之名皆不得过乎实者，固章子意也。天下之名果不过乎实也。则吾以章子为过乎圣人。圣人不得已则不能以实伤名，而章子则能之。且吾岂不知居得其正之为正，如魏受之于汉，晋受之于魏。不如至公大义之为正也哉，盖亦有不得已焉耳。如章子之说，吾将求其备。尧、舜以德，三代以德与功，汉、唐以功，秦、隋、后唐、晋、汉、周以力，晋、梁以弑。不言魏者，因章子之说而与之辨。以实言之，则德与功不如德，功不如德与功，力不如功，弑不如力，是尧、舜而下得统者，凡更四不如，而后至于晋、梁焉。而章子以为天下之实，尽于其正统霸统之间矣。欧阳子纯乎名，故不知实之所止。章子杂乎实，故虽晋、梁弑君之罪，天下所不容之恶，而其实反不过乎霸。彼其初得正统之虚名，而不测其实罪之所至也。章子则告之曰：「尔，霸者也」。夫以弑君得天下而不失为霸，则章子之说，固便乎篡者也。夫章子岂曰弑君者其实止乎霸也哉，盖已举其实而著之名，虽欲复加之罪，而不可得也。夫王者没而霸者有功于天下，吾以为在汉、唐为宜。必不得已而秦、隋、后唐、晋、汉、周得之，吾犹有憾焉，柰何其举而加之弑君之人乎。呜呼，吾不惜乎名而惜乎实也。霸之于王也，犹兄之于父也。闻天下之父尝有曰尧者，而曰必尧而后父，少不若尧而降为兄，则瞽、鲧惧至仆妾焉。天下将有降父而至于仆妾者，无怪也。从章子之说者，其弊固至乎此也。故曰：莫若纯乎名。纯乎名，故晋、梁之得天下，其名曰正统，而其弑君之实，惟天下后世之所加，而吾不为之齐量焉，于是乎晋、梁之恶不胜诛于天下，实于此反不重乎。章子曰：「尧、舜曰帝，三代曰王，夏曰氏，商、周曰人，古之人轻重其君有是也。以为其霸统之说」。夫执圣人之一端以藉其口，夫何说而不可。吾亦将曰：孔子删书，而虞、夏、商、周皆曰书，汤武王、伯禽、秦穆公皆曰誓，以为吾皆曰正统之说，其谁曰不可。圣人之于实也，不伤其名而后从之，帝亦天子也，王亦天子也，氏亦人也，人亦氏也，夫何名之伤。若章子之所谓霸统者，伤乎名而丧乎实者也。

人君以至诚为道，以至仁为德。守此二言，终身不易，尧舜之主也。至诚之外，更行他道，皆为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为非德。何谓至诚？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内自亲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以待之，不可以丝毫伪也。如此，则四海之内，亲之如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图、心腹相欺者，如此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丝毫之伪，一萌于心，如人有病，先见于脉，如人饮酒，先见于色，声色动于几微之间，而猜阻行于千里之外，强者为敌，弱者为怨，四海之内，如盗贼之憎主人，鸟兽之畏弋猎，则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谓至仁？视臣如手足，视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时使、薄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祸莫逆于好用兵，怨莫大于好起狱，灾莫深于兴土功，毒莫深于夺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阱，而伐国之斧钺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胜用矣。《传》曰：「至诚如神」。又曰：「至仁无敌」。审能行之，当获四种福。以人事言之，则主逸而国安，以天道言之，则享年永而卜世长。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试之效也。去圣益远，邪说滋炽，厌常道而求异术，文奸言以济暴行。为申、商之学者，则曰「人主不可以不学术数」。今人主，天下之父也，为人父而用术于其子，可乎？为庄、老之学者，则曰「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欲穷兵黩武，则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国」；欲烦刑多杀，则曰「吾以禁奸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歛，则曰「吾以强兵革而诛暴乱，虽若不仁而卒归于仁」。此皆亡国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尝用之矣，皆以经术附会其说。《书》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于臣下也。欲威福不移于臣下，则莫若舍己而从众，众之所是，我则与之，众之所非，我则去之。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如此，则威福将安归乎？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威福，于是违众而用己。己之耳目，终不能遍天下，要必资之于人，爱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润肤受之说行矣。然后从而赏罚之，虽名为人主之威福，而其实左右之私意也。奸人窃吾威福，而卖之于外，则权与人主侔矣。《书》曰：「威克厥爱允济，爱克厥威允罔功」。威者，畏威之谓也。爱者，怀私之谓也。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胜于怀私，则事无不成」。今之说者则不然，曰：「人君当使威刑胜于惠爱」。如是则予不如夺，生不如杀，尧不如桀，而幽、厉、桓、灵之君长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武王克殷，以殷遗民封纣子武庚禄父，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武王崩，禄父与管、蔡作乱，成王命周公诛之，而立微子于宋。苏子曰：武王，非圣人也。昔者孔子盖罪汤、武。顾自以为殷之子孙而周人也，故不敢，然数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舜禹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于汤、武也，亦明矣。曰：「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齐之于武王也，盖谓之弑君，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国之存亡，民之死生，将于是乎在，其孰敢不严！而孟轲始乱之，曰：「吾闻武王诛独夫纣，未闻弑君也」。自是学者，以汤、武为圣人之正，若当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当时有良史如董狐者，南巢之事，必以叛书。牧野之事，必以弑书。而汤、武仁人也，必将为法受恶。周公作《无逸》曰：「殷王中宗、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上不及汤，下不及武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时，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称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计纣之存亡也。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于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命为二王后以祀殷，君臣之道，岂不两全也哉？武王观兵于孟津而归，纣若不改过，则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无王，有圣人者出，而天下归之，圣人所不得辞也。而以兵取之，而放之，而杀之，可乎？汉末大乱，豪杰并起。荀文若，圣人之徒也，以为非曹操莫与定海内，故起而佐之。所以与操谋者，皆王者之事也，文若岂教操反者哉，以仁义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将不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及操谋九锡，则文若死之。故吾尝以文若为圣人之徒者，以其才似张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杀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则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则必死之。楚人将杀令尹子南，子南之子弃疾为王驭士，王泣而告之。既杀子南，其徒曰：「行乎」？曰：「吾与杀吾父，行将焉入」？「然则臣王乎」？曰：「弃父事雠，吾弗忍也」。遂缢而死。武王亲以黄钺斩纣，使武庚受封而不叛，岂复人也哉？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后知也。武王之封武庚，盖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贤圣之君六七作，纣虽无道，其故家遗俗未尽灭也，三分天下有其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诛其君，夷其社稷，诸侯必有不悦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岂武王之意哉。故曰：武王非圣人也。

公子翚请杀桓公以求太宰。隐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翚惧，反谮公于桓公而杀之。苏子曰：盗以兵拟人，人必杀之。夫岂独其所拟，涂之人皆捕击之矣。涂之人与盗非仇也，以为不击，则盗且并杀己也。隐公之智，曾不若涂之人，哀哉。隐公，惠公继室之子也。其为非嫡，与桓均耳，而长于桓。隐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国焉，可不谓仁乎？惜乎其不敏于智也。使隐公诛翚而让桓，虽夷、齐何以尚兹。骊姬欲杀申生而难里克，则施优来之。二世欲杀扶苏而难李斯，则赵高来之。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受祸亦不少异。里克不免于惠公之诛，李斯不免于二世之戮，皆无足哀者。吾独表而出之，以为世戒。君子之为仁义也，非有计于利害。然君子之所为，义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听赵高之谋，非其本意，独畏蒙氏之夺其位，故勉而听高。使斯闻高之言，即召百官、陈六师而斩之，其德于扶苏，岂有既乎。何蒙氏之足忧。释此不为，而具五刑于市，非下愚而何？呜呼，乱臣贼子，犹蝮蛇也。其所螫草木，犹足以杀人，况其所噬啮者欤。郑小同为高贵乡公侍中，尝诣司马师。师有密疏未屏也，如厕还，问小同：「见吾疏乎」？曰：「不见」。师曰：「宁我负卿，无卿负我」。遂酖之。王允之从王敦夜饮，辞醉先寝。敦与钱凤谋逆，允之已醒，悉闻其言，虑敦疑己，遂大吐，衣面皆污。敦果照视之，见允之卧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有以也夫。吾读史得鲁隐公、晋里克、秦李斯、郑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祸福如此，故特书其事。后之君子，可以览观焉。

对：始终授受之际，《春秋》之所甚谨也。无事而书首时，事在二月而书王二月，事在三月而书王三月者，例也。至于公之始年，虽有二月、三月之书，而又特书正月。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于齐」。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诸侯之始也。《公羊传》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故诸侯皆踰年即位而书正月。定公元年书曰：「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疑焉，而未得其当也。尝试论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终始之正而备即位之礼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摄而立，不得备即位之礼者一，隐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己不得备即位之礼者六，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又在外者二，庄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后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虽在外不以其道终，然未尝有踰年而后至者，则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尝一日无君，而定公之元年鲁之统绝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续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当国，而天子之正朔将谁正耶？此定之所以无正月也。《公羊传》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定、哀多微辞」。而何休以为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故讳为微词。呜呼，昭公绝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鲁遂无君矣。《谷梁》以为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观庄公元年书正，则不言而知其妄矣。谨对。

对：古者公田曰藉，藉，借也，言其借民力以治此也。《诗》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民之必先公田也。《传》曰：「私田稼不善，则非史，公田稼不善，则非民」。言上之必恤私田也。民先其公，而上恤其私，故民不劳而上足用也。宣公无恩信于民，民不肯尽力于公田，故按行择其善亩而税之。《公羊传》曰：「税亩者何？履亩而税也」。夫民不尽力于公田者，上之过也。宣公不责己悔过，择其善亩而税之，宜其民之谤讟而灾异之作也。税亩之明年冬，蝝生。《公羊传》曰：「蝝生不书，此何以书？幸之也，犹曰受之云尔。上变古易常，应是而有天灾，其诸则宜于此焉变矣」。何休以为宣公惧灾复古，故其后大有年。愚以为非也。按《春秋》书「作三军」，后又书「舍中军」。书「跻僖公」，后又书「从祀先公」。事之复正，未尝不书。宣公而果复古也，《春秋》当有不税亩之书。故何休之说，愚不信也。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