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近蒙恩充翰林学士，伏见本院自来举台官，并须前行员外郎已下，至太常博士，历通判一任已上者，仍须众学士同状保举。切以御史之职，所以上辅天子聪明，下绳纠百职事，无大小皆得奏论，必须资性端方，学识兼茂，然后可以处宪寺，任言责。由是而求诸多士之中，未易中选。今乃限以资格，而常欲得人，必恐其难。窃见近岁以来，前行员外郎以上知谏院者，并得兼起居舍人。朝廷之意，务欲广进人之路。而御史兼官之制尚阙，盖有司未尝讲求。臣又见比来保举堪充御史里行，或以资浅报罢。臣闻唐太宗雅好直言，马周以布衣为监察御史里行。里行之名，自马周始。其后官卑，未得真御史者，皆除里行。然则里行之设，本以待资浅之人。今乃以资浅为不应选，正失前代设官之意。臣又睹天圣七年，言事者以三院御史出为省府判官、转运使，其间多是知县充举，深为侥倖，乃诏今后知州、通判方得奏举。近日台官其称职者，虽或次补谏列，其不任职者，虽真御史亦以旧资出补外任。然则资序高下，不必校量。又闻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夫以人才之难，必待数人尽知固不可得。茍一人知之，众人非出于实信，但雷同系书，则又非为国求贤之意。凡臣所言，灼然易见。若增成旧制，于体无害。伏惟陛下以圣明文武，初即尊位，左右之臣悉皆访逮，岩穴之士尚将旁求，岂独于御史耳目之官，而不能广开其路？伏望圣慈裁许，自今后每御史有阙，即轮学士、御史中杂一员保举。自正郎、前行员外郎并依谏官例，除兼御史。朝官以上，不问资序，并除里行。太常博士、通判及一年者，并依旧制。如此则用人之法不致苛密，而举善之心各得自尽，不胜大幸。

臣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希合上意，蔽陶之罪，谓其忠直。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之公议，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之原，无为偏见私说所惑，则天下幸甚。

戭前任兴国军通山县令日，为父樵年老，遂乞致仕，欲封父一官。不期樵卒，遂扶护还蔡州西平县本乡，于墓侧负土培坟，不避霜雪。行谊乡里所重，缙绅所推。今父服已除，齿发未衰，乞赐旌用。

光以言举职而赐罢，则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矣。陛下虽有欲治之心，而安危利害，何从而知？

臣近为降下司马光等告敕到封駮司，寻以为不便，遂具封駮闻奏。窃知已直降光等告敕付閤门。臣伏以祖宗置封駮之职，盖以朝廷政令不能一一尽当，故使有司得各竭其意，以补阙遗。臣既缪当官守，茍有愚见，诚不敢自默，以失祖宗置司之意，是以即有论列。今来朝廷既以臣言不当，自当显行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由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可废。若因臣一言不当，遂使今后封駮之司不复能举正职事，则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伏望圣慈正臣封駮不当之罪，特加显黜，以振纲纪。

司马光近除翰林学士，缘光前入院在臣之先，今乞班在光下。

五月会朝，始于唐德宗，取数术厌胜之说。宪宗以不经罢之。况尊号非古典，不系人主重柄。陛下方追复三代，何必于阴长之日，为非礼之会，受无益之名！

臣等窃寻故事，侍讲皆赐坐。自乾兴以来，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以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所以当赐坐者，以传先王之道故也。伏惟陛下躬仁圣之质，将兴尧舜之治，于传道之际，不宜因循有司一时之失，不正其礼。欲乞以臣等所言付礼官考议。

准手诏举列淹废之人，内选人不该磨勘者，依身言书判人例施行。续准诏考试到三十七人，分五等，令流内铨连逐人卷子，依敕引见。具指定引见日，先申中书，欲今月二十一日上殿引见。

臣伏见夏秋之交，淫雨为沴，乃甲申地震京师。天威不远，谴告甚明，此诚陛下抑畏脩省之时也。臣窃考自昔人君，每有变异，或因恐惧而致福，或以简诬而致败。盖古之王者，知祸福无不自己，故侧身修行，以求消复，则天之应也，敏若影响，此所谓恐惧以致福者也。至于后世，乃以为天地灾眚皆有常数，或专修外事，或归过于下，则是坐视天灾，无复自饬，此所谓简诬以致败者也。恭惟陛下以圣德在位，将兴太平，然而灾害重仍，殆有以警惧陛下。臣愚以为必须历考庶事，正所未正，则灾可转而为福。《书》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言至诚之道修于己，则足以感人神也。又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君能感人，然后可以动天也。盖人之情伪，最为难知。上虽以至诚待下，犹恐有不应者。是以古之王者，临朝接物，莫不以此为大务。故众多之臣，皆思尽诚以应之，而不敢挟机以事其君。国尔忘家，主尔忘身，上下如一，至诚无间。如此而天意弗豫，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在《易》之《咸》曰：「君子以虚受人」。夫众人之言不一，而至当之论难见，君子者能不自用，而考合天下之公议，犹恐未能尽天下之善也。然而论议者，固有其言不正而可喜，其理似是而实非者。不幸而先入之，则后虽有至当之论，亦难于必受也。是以古之王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故能虑无遗策，而不为邪说所乱。昔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远佞人」。盖佞人之在君侧也，先意承旨，惟恐不合于君，则其势必久而愈亲。贤者之在君侧也，直言正行，惟恐不合于义，则其势必久而愈疏。此孔子所以欲远之也。《书》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天子者，臣下所禀命，不常其德，则人无所措手足。是以古之王者，思为可久之德，而事不轻发。方其令之未出也，无所不谨；则令之既出也，无所不行。《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夫以尧舜之聪明，其于群臣之能否，必至于三考九载而后黜之者，盖以知人至难，而功用复不可遽见。若徒以一事之得失，一人之毁誉，不待乎久，不究其他，因以定臣之贤不肖而进退之，则所处未必尽当。所处未当，则复有更易。更易既多，则人怀茍且之心，而世无安治之实矣。昔商宗遭鼎雉之异，而祖己训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灾变之来，固不虚发。而天意所指，盖亦难知。惟王者能因事修饬，以答明戒，则精祲之交，安有不达？然自汉儒以来，言灾异者，始穿凿经意，附会时政。人君若听其所言，专备一事，脱非灾变之所为起，则得不违天心乎？臣是以窃慕祖己之义，不敢为汉臣之说。伏望陛下省留圣意，未行者勉而行之，既行者勉而终之，则天下幸甚。

陶赋性倾邪。当韩琦秉政，谄事无所不至，自以尝预宫僚，欲立至公辅。及为中丞，挟私怀忿，乃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祸。反覆如此，岂可信任！

安石、光所论，敕律悉已明备，所争者惟谋为伤因、不为伤因而已。臣等以为，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释谓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盖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从故杀伤法，则所因之谋，罪虽原免，而伤者还得伤之罪，杀者还得杀之刑也。且律于器物，至不可备偿，则不许首，今于人损伤尚有可当之刑，而必使偿之以死，不已过乎？古初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后世因劫杀而伤者，增至于斩，因谋杀而伤者，则增入于绞。倘有不因先谋，则不过徒杖三等之科而已，岂深入于绞斩乎？若首其先谋，则伤罪仍在，是伤不可首而因可首，则谋为伤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设首免之科者，非独开改恶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则欲遂其恶心，至于必杀。今若由此著为定论，塞其原首之路，则后之首者不择轻重，有司一切按文杀之矣。朝廷虽欲宽宥，其可得乎？苟以为谋杀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则六科之中，当著谋杀已伤不在自首之例也。编敕所载，但意在致人于死，并同已伤，及伤与不伤，情理凶恶不至死者，许奏裁。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后敕而奏决，则何为而不可也？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

臣窃闻近日中外臣寮累有章疏，乞罢昨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吏，及住散人户青苗钱，至今未有施行。臣伏思朝廷所以特遣使人颁行新法，本欲惠恤百姓，非为剥下奉上。朝廷之意固已甚善，然而朝野沸腾，皆以为不便者，盖由朝廷处置，前后自相违戾。如昨来元本敕旨，止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后来忽然续差官吏遍行天下，所差官吏往往多不得人。如苏涓、王广廉、皮公弼之徒，张皇事势，必欲生事邀功。朱经、李元瑜之辈，庸猥下才，所在为人轻笑。其间取利之条日增，惠民之意渐失，所以人心摇动，日益不宁。臣欲乞应前来所遣官吏，可一切罢归。其青苗钱且只于近京一两路，专委提刑司或转运司相度俵散，务要惠民，不必取利。候散及一二年，如见得于公私无损，实有惠济，推之诸路，亦未为晚，兼人心亦自信服。若一二年间，民犹以为不便，则朝廷亦宜改作，不可必遂前失。如此则人心自安，无不得所。

臣先准中书批状，送两制议选知州以下条制内一项。王圭等议，未曾历知州人，不得权入转运判官以上差遣。臣愚以为未便。窃以国家承平虽久，于人材素养之法，有所未备。缓急求才，犹恐难得，若资格愈密，则简拔愈难。今知州以下从审官院差遣，则严其条式可也。转运判官以上，自朝廷推擢，则不当更增以资格。昔荀况称贤与能不待次而举，疲不能不待顷而废。董仲舒亦称小才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且汉之部刺史，今之监司。如隽不疑乃自布衣拔为青州刺史，当时号为称职。方今豪俊之士，多伏在下位。若必待其已历知州，然后任使，则或至白首而不见旌用。臣愚以谓知州有治迹者，固当升入监司。自馀果有才能，为众所推，虽资历尚浅，亦系自朝廷，不次选择，充转运判官、权发遣省府推判官及权充知州差遣。若试无效，自可退从常调。如此则劝沮兼行，贤愚无滞。

臣谨按《学记》：「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遂有序，国有学」。《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而升之学，曰俊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辨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周礼》：乡大夫「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以其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自尧舜三代以来，其养士取人之法，虽随时损益不同，然教必本于学校，进必由于乡里，此六七圣人所不易也。逮乎秦汉而下，圣王之迹既息，凡所谓礼乐教化之官，皆以废绝。至于设科取士，则各出于一时之苟且。国家承其极弊之后，而因循未暇制作。虽天下学校颇尝修建，然取士之路不出于此，而欲人之就学也，不亦难乎？其为科举之法，则专以进士经学，大抵皆袭唐制而已。夫上之取士者，将以治事而长民，而所以取之者，乃不过试之以辞章、记诵之学，盖亦乖矣。今诚不能革苟且之弊，兴废绝之法，而望贤才之加多，风俗之渐变，终亦不可得也。故臣窃以谓贡举之弊不可不革，而学校之制所宜渐复。虽进士经学，行之既久，为有司者安于课试之格，为士人者狃于进取之术，可以渐去而未可以遽废。莫若先建学校，兼而行之，学校所进者岁增，则科举所取者岁减，如此不十数年间，士皆以学校进矣。所谓学校之法者，天子自立太学于京师，取道德足以为天下师法者主之。自开封府及天下州县皆立学，取道德足以为人师者主之。然学校教化所以一道德，同风俗之原，今若人自为教，则师异说，人异习。故宜博选天下所谓有道德，可以为人师，先集于太学，使讲议所以教育之法。而朝廷以道揆其得失，讲议既定，然后取其得者置之要会州府，使主其学。其馀州郡，即委转运司与知州、通判于本州及属县内，选经术通明，行谊素著者一人，使主州学。如本州无人，即转运司于同路州县选差，并令就见朝廷所置学官于本路会府，而受朝廷教育之法。或本州士人道德可以为人师而不仕者，委本州与转运司发遣赴阙，当度其可否，特与注官，就差本处主学，仍于太学受所以教育之法。所谓贡举之法者，应天下士人并须本县公吏等结罪保明乡贡素行，方得入于州学。州学每岁贡士，量州府大小，大郡贡二人，其小郡士人绝少处，二岁若三岁贡一人。并知州、通判与主学官，于学生内选入学一年以上，经明行修者，贡于朝廷。而升于太学者，官为给食。太学每岁于学生内，选到住太学一年以上，经明行修，通世务，可以治人者七十人，进于朝廷。其在上等者，委中书门下量才官使，其在次等者，送流内铨依名次注官。计一岁所贡者七十人，三岁所贡者二百人，则后次科场进士经学，南省奏名之数内，可各减一百人。二岁之后，就学者众，诸州所贡人数可以倍增，而太学三岁可增置四百人，则进士经学奏名内更各减一百人。又行之三岁，科举可尽罢，而士之进者皆出于学校矣。其到太学及一年以上，经术行谊入下等，及经虽稍通，行有毁玷者，并罢归本州，一不与选，愿归者亦听。其自太学罢归，非行有毁玷者，并不碍后来选贡。应天下知州、通判及掌学官，所贡士人上等者为最，在任皆最者特与旌赏。入下等为殿，在任皆殿者，当行重罚。其本郡士人，实有经行，蔽而不举者，委安抚、转运使、提点刑狱及御史台觉察以闻，当行重罚。又按《舜典》：命夔典乐教胄子。《王制》：「乐正崇四术，立四教」，「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适子皆造焉」。《周礼》：「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子弟焉」。古者四民各有业而不杂，故士之子常为士。盖于治事长民，皆其世业，则所学所行，习见而易入。是以王者之于教学，莫不以国子为先务。盖庶人非秀异绝伦，不得为士。士之子非教养有素，亦不得在官。臣以谓应已有官者，并须入国子学，取道德足以为人师者主国子监，岁选学生十人或十五人闻于朝廷，而升于太学，如诸州贡士之法。既至太学及一岁以上，委太学官选经明行修，通于世务，可以治人者，天下士衮同进于朝廷。如到国子监一年以上，不与选，愿出官者，即学官委保经义稍通，行无毁玷，年及格者，闻于朝廷，而关送审官院、流内铨依无出身人例差注。又今来科举之法，既未可遽罢，则须权作处置。按进士之科，始于隋而盛于唐。初犹专以策试，至唐中宗乃加以诗赋，后世遂不能易。取人以言，固未足见其实。至于诗赋，又不足以观言。是以昔人以鸿都篇赋比之尚方技巧之作，此有识者皆知其无用于世也。臣以谓自后次科场进士，可罢诗赋而代以经，先试本经大义十道，然后试以论策。夫试于有司，固未能得人之实材。然此法既设，则人稍宗经。今建立学校，将以经术教养，则代赋以经，亦变法之渐也。又经学一科，虽其来盖远，然自唐以后，始加填帖，由是应此科者，专务记诵。此于章句音切，尚不能辨，然而举用之曰「此可以治人」，不待有识者然后知其非也。臣以谓自后次科场，明经止用正文填帖，更不以注，而增试大义。如此应明经者渐多，而诸科之弊自消矣。

朝廷遣光相视董役，非所以褒崇近职，待遇儒臣也。

昨奉诏与司马光等监张靖、薛向对论陕西盐法及根磨粮草亏增。其盐法利害已定夺申奏。所有粮草亏增，缘公著已除御史中丞，未审合与不合管勾。

伏见英宗朝文臣磨勘转官，例展一年。至少卿、监以上，更不磨勘迁转。其武臣横行以上，旧例四年一转，使臣五年一转。初出官，三年便转。当时并不曾比类施行。又仁宗朝尝著令，正任防团以上，非有边功，不得转迁。后来冲改，但及十年以来，曾历外任，即许迁转。亦不曾与少卿、监以上比类施行。

臣窃以三代圣王之政，至于久则不能无弊，在审所救云尔。国家享天下逾百年，凡当世举可以修旧起废，兴利除害者，固非一日。至于近日改更宗室法度，省罢银台奏白，减外亲奏荐，处置疲癃官吏之类，中外之论，孰曰不然？惟是制置三司条例一司，本出权宜，名分不正，终不能厌塞舆论。盖以措置更张，当责成于二府；修举职业，宜倚办于有司。若政出多门，固非国体。宰相不任其责，则坐观成败，尤非制世御下之术。兼臣昨来已曾论列，所有制置条例一司，伏乞罢归中书，其间事目有可付之有司者，即付之有司。

臣近具劄子言，乞罢制置条例司，归中书，至今未蒙施行。臣闻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今来制置一司，上既不关政府，下又不委有司。是以从初置局，人心莫不疑眩。及见乎行事，物论日益腾沸。盖朝廷大事，无不出于二府。惟是今来制置条例，实系国家安危，生民休戚。而宰相不得与闻。若宰相以为可，自宜与之共论；以为不可，亦不当坐观成败，但事书敕尾而已。至于仓场库务，琐细利害，又恐不必执政大臣然后能集。臣又闻圣人之政，贵乎显仁藏用。管仲霸者之佐耳，及其为令，犹曰法成而邻国不知。今朝廷处置，实未能有利及民，然而先置一司，使天下疑惑愁怨，至今不定，恐非策之得者也。乞检会臣前奏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