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朔秋稔，异于常岁。定州所修衍积、宝盈二仓已成，乞申敕措置籴便司，比在市量增直，参用见钱文钞广籴。然据新仓见籴白米须九分以上，太求精凿，则民难入中。及访问若不留一二分谷，则易损坏。况本仓已籴米，复用人功揽拌。今若止籴八分细米，经年退去谷󰬠，已是九分以上。缓急支用，不须舂变。不惟省官钱，籴数多，兼可经久。

日前所市者，皆先期给缗钱，故民力犹可办。今已涉深夏，民间渐就机织，已备输纳。若仓卒再行收市，人将受其害。

臣近准诏书，令臣发来赴阙，已于今月二十日朝见讫。窃闻近日臣僚未有上殿班次，臣虽忝先朝执政之臣，亦未获一亲法座，少奉德音。然自忖累世蒙被厚恩，惓惓报国之诚，不能自已，辄具奏封，陈其一二。冒渎圣聪，臣无任惶惧之至。臣伏睹皇帝陛下绍履尊极，方逾数月，临朝穆穆，有君人之度。太皇太后陛下勤劳庶政，保佑圣躬，德泽流行，已及天下。臣远从外服，召至左右。窃思人君即位之初，宜讲求修德为治之要，以正其始。然后日就月将，学以缉熙于光明，新而又新，以至大治。是用罄竭愚诚，考论圣道，槩举十事，仰赞聪明。一曰畏天，二曰爱民，三曰修身，四曰讲学，五曰任贤，六曰纳谏，七曰薄歛，八曰省刑，九曰去奢，十曰无逸。皆随事解释，粗成条贯，不为繁辞，以便观览。伏望陛下留神幸察，如言有可采，即乞置之御座，朝夕顾省，庶于盛德少助万一。谨列如右：

《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盖天虽高远，日监在下，人君动息，天必应之。若修己以德，待人以诚，谦逊静悫，慈孝忠厚，则天必降福，享国永年。灾害不生，祸乱不作，若慢神虐民，不畏天命，则或迟或速，殃咎必至。自古禹、汤、文、武以畏天而兴，桀、纣、幽、厉以慢神而亡。如影随形，罔有差忒。然自两汉以来，言天道者多为曲说，以附会世事。间有天地变异，日月灾眚，时君方恐惧修省，欲侧身修道，而左右之臣乃据经传，或指外事为致灾之由，或陈虚文为消变之术，使主意怠于应天，此不忠之甚者也。《诗》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时保之」。然则有天下者，固当饬己正事，不敢戏豫，使一言一行皆合天心，然后社稷人民可得而保也。天人之际，焉可忽哉？

《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雠」。人君既即尊位，则为民之父母，万方百姓皆为己子。父固不可以不爱子，若布德施恩，从民所欲，则民欣戴。欣戴不已，则天降之福。若取民之财，不忧其困；用民之力，不恤其劳；好战不休，烦刑以逞，则民必怨叛。怨叛不已，则国从而危。故曰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然自古人君临朝听政，皆以赤子为忧；一旦用兵，则不复以生灵为念。此盖献策之臣，设奸言以导上意，以开边拓境为大功，以暂劳永逸为至计，此世主所甘心而不悟也。夫用兵不息，少壮从军旅，老弱疲转饷，伏尸流血，而胜负得失，犹未可知也。民劳则中国先敝，夫何足以为功？兵兴则朝廷多事，亦不得而安逸也。故凡献用兵之策者，欲生事以希宠媚上而营私耳，岂国家之利哉？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夫欲家齐国治而天下化，莫若脩身。脩身之道，以正心诚意为本。其心正，则小大臣庶，罔敢不正；其意诚，则天地神明，皆可感动。不诚则民不信，不正则令不行。况人君一言一动，史臣皆书。若身有失德，不惟民受其害，载之史策，将为万代讥笑。故当夙兴夜寐，以自脩为念，以义制事，以礼制心。虽小善不可不行，虽小恶不可不去。然人君进德修业，实系乎左右前后。夫习与正人居，不能无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不能无不正，犹生长于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曰仆臣正厥后克正，仆臣谀厥后自圣。

王者继祖宗之业，君亿兆之上，礼乐征伐之所自出，四方万里之所视效。智足以穷天下之理，则谗邪不能惑；德足以服天下之心，则政令无不行。自非隆儒亲学，何以臻兹？然天子之学与凡庶不同。夫分文析字，考治章句，此世之儒者以希禄利，取科级耳，非人主所当学也。人主之所当学者，观古圣人之所用心，论历代帝王所以兴亡治乱之迹，求立政立事之要，讲爱民利物之术，自然日就月将，德及天下。《书》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又曰：「念终始典于学，厥德脩罔觉」。故傅说之告高宗者，脩德立事而已。至汉之晁错，以为人主不可不学术数。错之意欲人主用机权巧谲以参制群下，而景帝用之，数年之间，汉罹七国之祸，而错受东市之诛。盖其所主者不出于诚信而已。由是观之，择术不可不谨也。

昔成王初莅政，召康公作《卷阿》之诗以戒之，言求贤用吉士。盖为治之要，在乎任贤使能。能者不必贤，故可使；贤者必有德，故可尊。小贤可任以长民，大贤可与之谋国。若夫言必顾国家之利，而行足以服众人之心，夷险一节而终始可任者，非大贤则不能也。人君虽有好贤之心，而贤犹或难进者，盖君子志在于道，小人志在于利。志在于道，则不为苟合；志在于利，则唯求苟得。夫忠言正论，多咈于上意；而佞辞邪说，专媚于君心。故君子常难进，而小人常易入，不可不察也。自古虽无道之君，莫不欲治而恶乱。然而治君少而乱国多者，其所谓忠者不忠，而所谓贤者不贤也。《书》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诸道；有言逊于汝志，必求诸非道」。人主诚存此心，以观臣下之情，则贤不肖可得而知矣。

昔《书》称成汤之德曰：「从谏弗咈，改过不吝」。汤，圣君也，不曰无过，而曰改过者，言能舍己而从谏，则不害其为圣也。及纣为天子，彊足以拒谏，智足以饰非，纣非无才智也，然身灭国亡，而天下之恶皆归之者，言愎谏自用，则才智适足为害也。前代帝王无不以纳谏而兴，拒谏而亡者，在史册一一可考。盖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贵则骄心易生，富则侈心易动。一日万机，则不能无失，固当开道而求谏，和颜色而受之。其言可用，则用其言而显其身；言不可用，则恕其罪以来谏者。夫忠直好谏之臣，初若逆耳可恶，然其意在于爱君。忧国谄佞阿谀之士，始若顺意可喜，然其情在于媚上而徼宠。人君诚察此，则事无过举，身享美名，故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

古人有言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人君恭俭节用，取于民有制，则民力宽裕，衣食滋殖，自然乐输租赋以给公上。若暴征峻歛，侵夺民利，物力已屈，而驱以刑辟，势必流转沟壑，散为盗贼，为人之上者，将何利于此？故善言治道者，尤恶聚歛之臣，曰与其有聚歛之臣，宁有盗臣。前代帝王或耽于声色，或盘于游畋，或好治宫室，或快心攻战。于是小人乘间而肆其邪谋，为之歛财以佐其横费。世主不悟，以为有利于国，而不知其终为害也。赏其纳忠于君，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以身当怨，而不知其怨归于上也。昔鹿台之财，钜桥之粟，商纣聚之以丧国，周武散之以得民。由是观之，人主所当务者，仁义而已，何必曰利！

夫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百王不易之道也。昔汉高祖去秦苛暴，约法三章，以顺民心，遂定王业。孝文循之以清静，而几至刑措。然则为治之要，果在于省刑，而不在于繁刑也。况人主之刑狱，其势不能亲临，则必委之于臣下。故峻推鞫，则权在于狱吏；广觇伺，则权在于小人；肆刑戮，则权在于彊臣；通请谒，则权在于近习。自古奸臣，将欲诛锄善人，自专威柄，必数起大狱，以摇人心，何则？其情难知，锻鍊出入，一系于狱吏。及夫奏成狱具，则虽有冤抑，人主亦何从而察哉？然则欲奸雄不得肆其威，善良有以安其性，莫若省刑而已。自三代以还，有天下者数十姓，惟宋受命逮今一百二十有六年，中原无事，不见兵革。稽其德政，所以特异前世者，直以诛戮之刑，内不施于骨肉，外不及于士大夫。至于下民之罪，一决于廷尉之平，而上自天子，下至于有司，不复措虑轻重于其间。故能以好生之德感召和气，而致无穷之福，祖宗所以消恶运，遏乱原者。呜呼，远哉，虽甚盛德，蔑以加矣！

昔夏禹克勤于邦，克俭于家，而为三王祖。汉文帝即位，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而天下断狱四百，几至刑措。然则节俭者，固帝王之高致也。况以天子之尊，富有天下，凡有四方万物，所以奉养于上者，盖亦备矣。然而飨国之日寖久，耳目之所御者习以为常，入无法家拂士，出无敌国外患，则不期于侈而侈心自生。佞谀之臣，又从而导之，于是穷奢极侈，无不为已。是以先王制法，作奇伎淫巧以荡上心者，杀无赦。夫竭天下百姓所以相生相养之具，而以供人主无穷之欲，致人主于丧德损寿之地，而以邀己一时之荣，虽诛戮而不赦，固未足以当其罪也。昔纣为象箸，而箕子谏。夫以天子而用象箸，未为过侈也。然箕子以为象箸不已，必金为之；金又不已，必玉为之。故箕子之言，所以防微而杜渐也。至汉公孙弘相武帝，以为人主病不广大，人臣病不节俭。当是时，帝方外伐四夷，内治宫室，为千门万户。由是天下之户口减半，盗贼蜂起，而弘犹病其不广大，何其不忠之甚哉！故人主诚能不以箕子之言为太过，而察见公孙弘之大佞，则夏禹、汉文之德，不难及已。

昔周公作《无逸》之篇，以戒成王，其略曰：昔商王中宗，治民祗惧，飨国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不敢荒宁，飨国五十有九年。厥后立王，生则逸，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呜呼，非爱君忧国之深，其言何以至此！又曰：「继自今嗣王，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无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盖人君初务纵逸，小人必怨而大臣必谏，至于淫刑乱罚，以杜言者之口。然后流连忘反，不闻其过，而终至于灭亡。故曰《无逸》之书，后王之元龟也。唐明皇初即位，宋璟为相，手写《无逸》图设于帝座。明皇勤于政事，遂致开元之治。其后宋璟死，所献图亦弊而彻去，明皇遂怠于政，亲见天宝之乱。由是观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人君诚能慎终如始，不敢逸豫，则德有尧舜之名，体有乔松之寿，岂不美哉！

右臣闻孟子曰：「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今朝廷始初清明，臣虽术学浅陋，惟是前代圣帝明王所以致治之迹，可以为法；与夫暴君暗主所以兆乱之道，可以为戒者，乃敢告于左右。古人有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夙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是亦舜而已矣」。陛下加意无忽，则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臣伏见陛下自临朝以来，留神庶政，以休息生民为念。凡所施为，皆中义理。如罢导洛、堆垛等局，减放市易见欠息钱，罢人户养马，放积欠租税，差官体量茶盐法使者之刻剥害民如吴居厚、霍翔、王子京等，内臣之生事敛怨如李宪、宋用臣等，皆从罢去，中外闻之，无不欣喜踊跃。今来复蒙陛下不遗疏拙，特降清问，臣虽无状，敢不竭尽愚见？臣伏思先帝初即位，召臣充翰林学士，当时亲见先帝至诚求治，尝令臣草诏书，以宽省民力为意。自王安石秉政，变易旧法，群臣有论其非便者，则以为沮坏法度，必加废斥。自是青苗、免役之法行，而取民之财尽；保甲、保马之法行，而用民之力竭；市易、茶盐之法行，而夺民之利悉。若此之类甚众。今陛下既已深知其弊，至公独断，不为众论所惑，则更张之际，当须有术，不在仓卒。且如青苗之法，但罢逐年比较，则官司既不邀功，百姓自免抑勒之患。免役之法，当须少取宽剩之数，度其差雇所宜，无令下户虚有输纳，上户取其财，中户取其力，则公私自然均济。保甲之法，止令就冬月农隙教习，仍只委本路监司提按，既不至妨农害民，则众庶相得安业，无转为盗贼之患。如此三事，并须别定良法，以为长久之利。至于保马之法，先帝已知有司奉行之谬。市易之法，先帝尤觉其有害而无利。及福建、江南等路配卖茶盐过多，远方之民殆不聊生，俱非朝廷本意，恐当一切罢去。而南方盐法，三路保甲，尤宜先革者也。以上数事，皆略陈大槩，其他详悉，非书所能尽。然臣所深虑者，陛下必欲更修庶政，使不惊物听，而实利及民，莫若任人为急。故臣前日辄献愚诚，乞陛下广开言路，选置台谏官，诚得中正之士布在要职，使讲求天下利害，议所以更修之术，朝廷上下，协心同力，斟酌而裁制之，则天下不难为矣。若不得其人，则虽有欲治之意，终不可以济事功。臣又窃虑议事者以为若更张青苗、助役等法，则向去国用必至不足。然自来提举常平司等处钱物，并系封桩，自不许拨充军国常费。况今日正是息民省事之时，既外不轻用兵革，内无土木横费，自然国计易给。兼罢得上件掊敛，则民力已觉渐舒，只如近日方罢导洛司、堆垛场，沿汴税额已有增数。此古人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者也。

臣迩具手奏，乞陛下广开言路，登用正人，此最为当今急务。臣尚虑陛下深居九重，未能尽知人才，辄敢冒陈愚见，以助收采。臣伏睹秘书少监孙觉，方正有学识，可以充谏议大夫或给事中。直龙图阁范纯仁，劲挺有风力，可充谏议大夫或户部右曹侍郎，使议青苗、免役、市易等法。礼部侍郎李常，清直有守，可备御史中丞。吏部郎中刘挚，资性端厚，可充侍御史。承议郎苏辙，新授察官王岩叟，并有才气，可充谏官或言事御史。臣诚见陛下有意更张，而阙人裨助，故不避狂妄，辄有论荐。更乞圣慈详择。

臣闻古者天子听政，命百官箴王阙，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然后事行而不悖。故孔子曰：「天子有诤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唐太宗以高世之资，亲定大业，然犹克己从谏，以致太平。贞观初，孙伏伽始谏，太宗悦而赏之。有言赏太厚者，答曰：「朕即位以来，未有谏者，故特赏之尔」。他日尝怒苑西监，而皇太子骤谏，太宗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进谏。徵亡，而刘洎、岑文本、褚遂良、马周继之。儿在膝前，见吾悦谏熟矣」。故太宗始以纳谏致治，而又以悦谏教其子孙，宜乎功烈甚高而鲜及也。然至其裔孙德宗，恶谏诤之臣，以为卖直取名。当时北省闭闼累月，南台唯一御史，不闻过失，终致乱亡。由是观之，好谏者，帝王之高致，可不务哉？恭惟太皇太后陛下，自亲庶政，盛德日新；皇帝陛下临朝恭默，未有过事。然而天下至大，万务至广，方始初清明之际，正是求贤纳谏之时。况先帝新定官制，设谏议大夫、司谏、正言之官，其员数甚备。伏乞申敕辅弼，选忠厚骨鲠之人，正直敢言之士，遍置左右，使掌谏诤，无空要职，益广言路。又御史之官，号为天子耳目。而比年以来，专举六察故事。废国家治乱之大计，察官司簿领之细过。况唐制湮没已久，别无分明稽据。臣在枢府日，常见先皇颇已厌其烦碎，特因近臣献言，聊试其法耳。伏乞尽罢察案，只置言事御史四人或六人，仍诏谏官、御史，并须直言无讳，规主上之过失，举朝政之疵缪，指群臣之奸党，陈下民之疾苦。言有可用，不以人微而废言；令或未便，不为已行而惮改。所言无取，姑亦容之，以示明盛之世，终不以言罪人。若缄默巽懦，畏避不言者，明正其罚。如此，则左右前后不能壅蔽，嘉言罔伏，庶绩咸熙，天下幸甚。

臣伏睹《周官》，三公三少掌论道经邦，寅亮天地，然皆分治卿职，盖进则坐而论道，退则作而行之，此三代之明法也。唐太宗用隋制，以三省长官共职国政，事无不总，不专治省事。国朝之制，每使殿奏事止是中书、枢密院两班。昨来先帝修定官制，凡除授臣寮及兴革废置，先中书省取旨，次门下省审覆，次尚书省施行。每省各为一班，虽有三省同上进呈者，盖亦鲜矣。此盖先帝临御岁久，事多亲决，执政之臣，大率奉行成命，故其制在当时为可行。今来陛下始初听政，理须责成辅弼，况执政之臣，皆是朝廷遴选，安危治乱，均任其责，正当一心同力，集众人之智，以补惟新之政。譬如共舆而驰，同舟而济，人无异心，则何求而不得，何为而不成？伏望圣慈留神省察，明降指挥，应三省事合进呈取旨者，并令三省执政官同上奏禀，退就本省各举官制施行。

臣先任御史中丞，前后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论差官散青苗钱不当，不蒙施行，五乞责降外任差遣。亦尝入对面陈，蒙神宗曲赐敦谕，圣意温厚，初无谴怒之旨。四月五日，闻除臣翰林学士兼侍讲学士、宝文阁学士、知审官院，臣于六月再奏，以言事不效，乞降责，至七日，闻有指挥落两学士，黜知颍州。是时王安石方欲主行新法，怒议论不同，遂取舍人已撰词头，辄改修，添入数句，诬臣曾因对论及韩琦以言事不用，将有除君侧小人之谋。缘臣累次奏对，不曾语及韩琦一字，方欲因入辞自辨，时已过正衙，忽有旨放臣朝辞，令便赴任。至元丰中，臣再对朝廷，先帝待臣甚厚，未几，遂除柄任，及尝赐臣手诏，大略云：『顾在廷之臣，可以托中外心腹之寄，均皇家休戚之重，无逾卿者』。被诬遭逐，全不出于圣意，止是王安石怒臣异议，吕惠卿兴造事端。日月既久，臣本不欲自明。适以宰职总领史任，今《实录》若即依安石所诬编录，既因臣提举修进，则便为实事，它时直笔之士虽欲辨正，亦不可得。望以臣奏付实录院，许令纪实，以信后世。

勘会司马光近建明役法文字，大意已善，其间不无疏略未完备处。若博采众论，更加公心，申明徐行，向去必成良法。今章惇所上文字，虽其言亦有可取，然大率出于不平之气，专欲求胜，不顾朝廷命令大体。早来都堂三省枢密院会议，章惇、安焘大段不通商量。况役法元不属枢密院，若如此论议不一，必是难得平允。望宸衷详酌，或选差近臣三数人专切详定闻奏。

自来故事，朝廷有大议论，亦多选差两制或下两省定夺。近刘挚、王岩叟、苏辙数有论奏，恐涉嫌疑，惟宸衷裁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