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民勤于力，则工役罕；民勤于食，则百事废。今京畿诸县及京东、西、淮南州军类多遭饥歉，民有饿殍。陛下方发粟赈贷，遣使存抚，远近闻之，皆知陛下有恻然忧民之心。然臣愚以为凡力役之事，非不得已者，皆宜权罢。况修盖庆宁宫，非为急务。就使功力至微，然作于禁中，恐四方传闻，或致讥议。臣欲乞候将来郊礼成后，年谷稍丰日，徐议修盖。

真宗以太祖为皇伯考，非可加于濮王也。

臣闻水旱之灾，虽圣人在上，不能免也。然圣人在上，虽有水旱，而终不为害者，遇灾而惧，见异而修德，夙夜自省，以答天戒，故灾可以转而为福，危可以徙而为安。后世人君不知祸福无常，而谓天命为己有；不知人情可畏，而谓力可以制之。灾害既作矣，犹不自知其非也，乃引尧汤水旱以为比，而不知畴咨自责之获终吉也。故人心不从，天命不祐。灾害不已，怪异随之；怪异不已，伤败随之。由是观之，水旱之灾不能使必无于世，而其终所以安危存亡者，以惧与不惧耳。伏惟陛下莅政以来，日孳孳于庶事。然累岁旱潦，人多疫疾。又近者大雨为沴，下民昏垫。陛下彻宴损膳，下毋讳之诏，开直言之路，将克己自新，以求天意。然臣愚独以为此皆常事，犹未足以弭大灾也。唯当兢兢业业，以求己过，自奉先养亲，以至于任官使人，求贤纳谏，爱民节用，无不物物而思之，行所未行，补其阙误，以谢天心，以顺人意，则社稷幸甚。

臣近睹敕文，中书门下奏濮安懿王名下一字，应中外文书合行回避，奉圣旨依奏。数日以来，朝野有学识者，皆以为未安。臣谨按礼文，七庙之讳虽不及于天下，皆须告于天下。又晋尚书王彪之等议，所生之讳，臣下不当回避。当时以彪之之议为当。今来辅弼奏请，盖缘臣子之心，陛下未有谦抑之辞，切恐四方后世不免讥议。臣愚欲乞特降诏，可濮安懿王名下一字，唯上书奏事并听回改，馀公私文字，不须讳避。若续降此指挥，则与祖宗七庙名讳小有差别，在于天下，臣子亦安敢故犯？臣忝守经术，又为礼官，臣若不言，谁当言者？

臣伏睹降敕下太常礼院，濮安懿王，皇帝称亲。臣忝预礼司，晓夕惟虑，义有未安，不敢自嘿。窃以称亲之说，盖用汉宣帝时有司奏请史皇孙故事。谨按皇孙即宣帝所生之父，宣帝为昭帝后，是以兄孙遥继祖统，于汉家无贰考之嫌。史皇孙初无爵谥，有司奏请之始，故且称亲。其后既已立谥，祇称悼园。然则亲字非所以为称谓。且陛下以圣明之德，仁宗皇帝拔自旁支，入继大统。虽天下之人，三尺童子，皆知陛下，濮王所生。今但建立园庙，以王子承祀，是于安懿王无绝父之义，于仁宗皇帝无两考之嫌，可谓兼得之矣。其亲字，既称谓难立，且义理不安，伏乞更不施行。

吕诲等以论事过当，并从降责。闻命之始，物论腾沸。皆云陛下自即位以来，纳善从谏之风，未形于天下。今诲等又全台被黜，窃恐义士钳口，忠臣解体。且自古人君纳谏则兴，拒谏则亡。兴亡之机，不可不审。臣愿陛下以天地之量，包荒含垢，特追诲等敕命，令依旧供职，则天下幸甚。

臣近蒙恩充翰林学士，伏见本院自来举台官，并须前行员外郎已下，至太常博士，历通判一任已上者，仍须众学士同状保举。切以御史之职，所以上辅天子聪明，下绳纠百职事，无大小皆得奏论，必须资性端方，学识兼茂，然后可以处宪寺，任言责。由是而求诸多士之中，未易中选。今乃限以资格，而常欲得人，必恐其难。窃见近岁以来，前行员外郎以上知谏院者，并得兼起居舍人。朝廷之意，务欲广进人之路。而御史兼官之制尚阙，盖有司未尝讲求。臣又见比来保举堪充御史里行，或以资浅报罢。臣闻唐太宗雅好直言，马周以布衣为监察御史里行。里行之名，自马周始。其后官卑，未得真御史者，皆除里行。然则里行之设，本以待资浅之人。今乃以资浅为不应选，正失前代设官之意。臣又睹天圣七年，言事者以三院御史出为省府判官、转运使，其间多是知县充举，深为侥倖，乃诏今后知州、通判方得奏举。近日台官其称职者，虽或次补谏列，其不任职者，虽真御史亦以旧资出补外任。然则资序高下，不必校量。又闻孔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夫以人才之难，必待数人尽知固不可得。茍一人知之，众人非出于实信，但雷同系书，则又非为国求贤之意。凡臣所言，灼然易见。若增成旧制，于体无害。伏惟陛下以圣明文武，初即尊位，左右之臣悉皆访逮，岩穴之士尚将旁求，岂独于御史耳目之官，而不能广开其路？伏望圣慈裁许，自今后每御史有阙，即轮学士、御史中杂一员保举。自正郎、前行员外郎并依谏官例，除兼御史。朝官以上，不问资序，并除里行。太常博士、通判及一年者，并依旧制。如此则用人之法不致苛密，而举善之心各得自尽，不胜大幸。

臣恐奸邪小人，因奏对之际，希合上意，蔽陶之罪，谓其忠直。望陛下割一人之私恩，采天下之公议，登用中立之士，杜绝阿党之原，无为偏见私说所惑，则天下幸甚。

戭前任兴国军通山县令日，为父樵年老，遂乞致仕，欲封父一官。不期樵卒，遂扶护还蔡州西平县本乡，于墓侧负土培坟，不避霜雪。行谊乡里所重，缙绅所推。今父服已除，齿发未衰，乞赐旌用。

光以言举职而赐罢，则有言责者不得尽其言矣。陛下虽有欲治之心，而安危利害，何从而知？

臣近为降下司马光等告敕到封駮司，寻以为不便，遂具封駮闻奏。窃知已直降光等告敕付閤门。臣伏以祖宗置封駮之职，盖以朝廷政令不能一一尽当，故使有司得各竭其意，以补阙遗。臣既缪当官守，茍有愚见，诚不敢自默，以失祖宗置司之意，是以即有论列。今来朝廷既以臣言不当，自当显行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由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可废。若因臣一言不当，遂使今后封駮之司不复能举正职事，则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伏望圣慈正臣封駮不当之罪，特加显黜，以振纲纪。

司马光近除翰林学士，缘光前入院在臣之先，今乞班在光下。

五月会朝，始于唐德宗，取数术厌胜之说。宪宗以不经罢之。况尊号非古典，不系人主重柄。陛下方追复三代，何必于阴长之日，为非礼之会，受无益之名！

臣等窃寻故事，侍讲皆赐坐。自乾兴以来，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以谓侍者可使立，而讲者当赐坐。所以当赐坐者，以传先王之道故也。伏惟陛下躬仁圣之质，将兴尧舜之治，于传道之际，不宜因循有司一时之失，不正其礼。欲乞以臣等所言付礼官考议。

准手诏举列淹废之人，内选人不该磨勘者，依身言书判人例施行。续准诏考试到三十七人，分五等，令流内铨连逐人卷子，依敕引见。具指定引见日，先申中书，欲今月二十一日上殿引见。

臣伏见夏秋之交，淫雨为沴，乃甲申地震京师。天威不远，谴告甚明，此诚陛下抑畏脩省之时也。臣窃考自昔人君，每有变异，或因恐惧而致福，或以简诬而致败。盖古之王者，知祸福无不自己，故侧身修行，以求消复，则天之应也，敏若影响，此所谓恐惧以致福者也。至于后世，乃以为天地灾眚皆有常数，或专修外事，或归过于下，则是坐视天灾，无复自饬，此所谓简诬以致败者也。恭惟陛下以圣德在位，将兴太平，然而灾害重仍，殆有以警惧陛下。臣愚以为必须历考庶事，正所未正，则灾可转而为福。《书》曰：「惟德动天，无远弗届」。言至诚之道修于己，则足以感人神也。又曰：「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君能感人，然后可以动天也。盖人之情伪，最为难知。上虽以至诚待下，犹恐有不应者。是以古之王者，临朝接物，莫不以此为大务。故众多之臣，皆思尽诚以应之，而不敢挟机以事其君。国尔忘家，主尔忘身，上下如一，至诚无间。如此而天意弗豫，变异不消者，未之有也。在《易》之《咸》曰：「君子以虚受人」。夫众人之言不一，而至当之论难见，君子者能不自用，而考合天下之公议，犹恐未能尽天下之善也。然而论议者，固有其言不正而可喜，其理似是而实非者。不幸而先入之，则后虽有至当之论，亦难于必受也。是以古之王者，去偏听独任之弊，而不主先入之语，故能虑无遗策，而不为邪说所乱。昔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远佞人」。盖佞人之在君侧也，先意承旨，惟恐不合于君，则其势必久而愈亲。贤者之在君侧也，直言正行，惟恐不合于义，则其势必久而愈疏。此孔子所以欲远之也。《书》曰：「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言天子者，臣下所禀命，不常其德，则人无所措手足。是以古之王者，思为可久之德，而事不轻发。方其令之未出也，无所不谨；则令之既出也，无所不行。《书》曰：「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夫以尧舜之聪明，其于群臣之能否，必至于三考九载而后黜之者，盖以知人至难，而功用复不可遽见。若徒以一事之得失，一人之毁誉，不待乎久，不究其他，因以定臣之贤不肖而进退之，则所处未必尽当。所处未当，则复有更易。更易既多，则人怀茍且之心，而世无安治之实矣。昔商宗遭鼎雉之异，而祖己训诸王曰：「惟先格王，正厥事」。夫灾变之来，固不虚发。而天意所指，盖亦难知。惟王者能因事修饬，以答明戒，则精祲之交，安有不达？然自汉儒以来，言灾异者，始穿凿经意，附会时政。人君若听其所言，专备一事，脱非灾变之所为起，则得不违天心乎？臣是以窃慕祖己之义，不敢为汉臣之说。伏望陛下省留圣意，未行者勉而行之，既行者勉而终之，则天下幸甚。

陶赋性倾邪。当韩琦秉政，谄事无所不至，自以尝预宫僚，欲立至公辅。及为中丞，挟私怀忿，乃诬琦以不臣之迹，陷琦以灭族之祸。反覆如此，岂可信任！

安石、光所论，敕律悉已明备，所争者惟谋为伤因、不为伤因而已。臣等以为，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于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释谓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盖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从故杀伤法，则所因之谋，罪虽原免，而伤者还得伤之罪，杀者还得杀之刑也。且律于器物，至不可备偿，则不许首，今于人损伤尚有可当之刑，而必使偿之以死，不已过乎？古初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后世因劫杀而伤者，增至于斩，因谋杀而伤者，则增入于绞。倘有不因先谋，则不过徒杖三等之科而已，岂深入于绞斩乎？若首其先谋，则伤罪仍在，是伤不可首而因可首，则谋为伤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设首免之科者，非独开改恶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则欲遂其恶心，至于必杀。今若由此著为定论，塞其原首之路，则后之首者不择轻重，有司一切按文杀之矣。朝廷虽欲宽宥，其可得乎？苟以为谋杀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则六科之中，当著谋杀已伤不在自首之例也。编敕所载，但意在致人于死，并同已伤，及伤与不伤，情理凶恶不至死者，许奏裁。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后敕而奏决，则何为而不可也？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

臣窃闻近日中外臣寮累有章疏，乞罢昨差提举常平广惠仓官吏，及住散人户青苗钱，至今未有施行。臣伏思朝廷所以特遣使人颁行新法，本欲惠恤百姓，非为剥下奉上。朝廷之意固已甚善，然而朝野沸腾，皆以为不便者，盖由朝廷处置，前后自相违戾。如昨来元本敕旨，止于河北、京东、淮南三路，后来忽然续差官吏遍行天下，所差官吏往往多不得人。如苏涓、王广廉、皮公弼之徒，张皇事势，必欲生事邀功。朱经、李元瑜之辈，庸猥下才，所在为人轻笑。其间取利之条日增，惠民之意渐失，所以人心摇动，日益不宁。臣欲乞应前来所遣官吏，可一切罢归。其青苗钱且只于近京一两路，专委提刑司或转运司相度俵散，务要惠民，不必取利。候散及一二年，如见得于公私无损，实有惠济，推之诸路，亦未为晚，兼人心亦自信服。若一二年间，民犹以为不便，则朝廷亦宜改作，不可必遂前失。如此则人心自安，无不得所。

臣先准中书批状，送两制议选知州以下条制内一项。王圭等议，未曾历知州人，不得权入转运判官以上差遣。臣愚以为未便。窃以国家承平虽久，于人材素养之法，有所未备。缓急求才，犹恐难得，若资格愈密，则简拔愈难。今知州以下从审官院差遣，则严其条式可也。转运判官以上，自朝廷推擢，则不当更增以资格。昔荀况称贤与能不待次而举，疲不能不待顷而废。董仲舒亦称小才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才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且汉之部刺史，今之监司。如隽不疑乃自布衣拔为青州刺史，当时号为称职。方今豪俊之士，多伏在下位。若必待其已历知州，然后任使，则或至白首而不见旌用。臣愚以谓知州有治迹者，固当升入监司。自馀果有才能，为众所推，虽资历尚浅，亦系自朝廷，不次选择，充转运判官、权发遣省府推判官及权充知州差遣。若试无效，自可退从常调。如此则劝沮兼行，贤愚无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