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被奉元降指挥委臣体访事宜。臣据吴璘及诸处探报，多言虏酋遣使督责陕西监军合喜，又益以兵，使必争熙河、秦凤、泾原三路新复州县，此亦理之必然。蜀士大夫多以今岁防秋，官军分戍，皆在新边数百里之外，地广兵稀，入寇之路不一，与去岁守蜀口险隘事体大段不同。万一虏骑奔冲，或有透漏，则官军在远，救应不及，而内无捍禦之备，意欲退守蜀之旧疆。臣窃以为不然。盖虏中方乱，虏兵在中原者不多，合喜不过签诸州百姓以为军势尔，人皆有不得已之心，而无久练必胜之用，亦何足深畏也？三路之地，取之既难，弃之或易，则新附之民必大失望，异时进兵深入，何以责西人傒望而响应也？臣见与吴璘商量，措置拘收姚仲人马，别立阵队，并教习兴元义士以待用。又于成都府等路蒐集威强兵，以待缓急调发。而臣之愚虑，乃以巩州一城未下为忧。盖腹心之疾未去，则秋深寇至，其于战守必至相妨。臣再三贻书吴璘，而璘之意亦与臣合。比日分中军人马二千，遣其子挺往。初抵城下，虏识认是官军，一城皆震扰，即其日有四甲兵白昼缒而下，具言城中饥虚，皆有求哀乞降之意。约旦夕可复此州，则官军得以全力而保险，决可仰宽西顾之忧也。才俟巩州捷至，别具事宜奏知，伏乞睿照。

臣自秦州同吴璘商量措置，促王彦、杨从仪合兵以图凤翔，又德顺四十里内并令清野，及调发人马以助军势，已于九月二十日奏知去讫。近据杨从仪申，合喜走入渭州。及据探事使臣伏宏申，虏于九月二十五、六间再以游骑于剥马岭一带，抄略无所得，至晚归寨。臣于三十日到河池，伏见近降指挥，令吴璘退守蜀口，此固根本而后进，乃自古不易之至论也。臣初与吴璘约，只令分兵守德顺之险，身以重兵居秦亭，为不可测之势，正谓如此，已尝两具始末奏知。然璘之往德顺，先留兵二万人在蜀口，以万人在杀金平，以万人守大虫岭之天池。天池在大散关之前，与和尚原相对，山形犹峻阻，有水草之利，又界于入蜀二大路之间，可以腹背当敌。璘云和尚原止可以扼一路，以前措置有未尽者，今年五月亲行大虫岭始得之，殆天赐也。至如德顺之险，自今春用尽兵力然后得之，势须必争，理当固守。若一旦弃去，不独失三路之地，而三路之兵、三路之粮尽资于敌。盖弓箭手二万乃土著之人，不肯徙家于近里州县，而官军所因之粮尽仰给于新边。自去岁九月用兵出秦州，未尝自河池运一粒米出关以给军食，而诸州县城寨日下所管，见在尚三十馀万硕，而就籴之数不与焉。所以七月间身往德顺，方择地利捍防，适与虏值，不免须用兵力，摧虏之锋，以争北山、东山堡之胜势。今壕堑深固，虏多死伤，德顺可以必守。但每恨兵力不足，不能大破虏军，成大功耳。璘与臣说如此，臣博采舆论，酌以愚见，在今日之势诚不可轻弃德顺，退守蜀口。且璘自八月末与虏相持，已近七十日，三大战之后，虏不能有吾丈尺之地。自虏回河池，今又半月，虏之智力又不能有所逞，则是璘规模措置可以固守，已有明效，必能上宽西顾之忧。今士夫之论，以谓一弃德顺则虏复收三路兵粮，而窥蜀口之路愈多矣。自德顺至仙人关下皆平墁土坡，现尽耕种，而路皆方轨，虏兵可以长驱。当甲寅之春，虏至仙人关，才住十二日而成都之民已奔逃山谷，不能一日安居，往事尚可鉴也。数年以来，吾所以有阶、成、西和州，恃南北之要约耳。今两界堠在秦州之皂郊平川中，无一水一阜之可凭，有目者皆可见也。臣比者亲行此数郡，见士夫之论诚为不诬。若朝廷必欲弃新复之地，臣尝具申乞别选官付以此事，臣决不敢卖国为苟容之计。念自陛下嗣位，未尝得一望清光，遽蒙睿慈察臣孤忠，不肯徇大臣意，赐以庇覆生全之恩，尚付以夔之方面，感极涕○，愈当誓死以报。方其解去，不敢缄默为一身谋。伏惟陛下圣明，录臣万里惓惓，不胜大幸。

臣窃尝考诸葛亮用蜀之日，每岁出师，皆以粮饷不继不能大有所为，遗恨百世者，以不得秦陇之地也。亮之兵一出散关，而渭南千里无仰给之粮，方且课军民杂耕，为持久计。今春吴璘至大虫岭，亦以艰食，古今尚一辙也。亮之兵一出祁山，其所筑营堡在今西和州之北平川中一十馀里，既无险可恃，又无粮可囤，而欲以木牛流马之运取给于蜀之内郡，其不能成功无足怪也。今天下欲为恢复之图，臣以为从秦陇一带而进，盖得兵得马得粮，尽古人之所不足者而兼之。今吴璘议更成长久之计，其守德顺之规摹如守杀金平，若缮修搜集于年岁之间，必可以大举无疑。陛下先日赐璘手劄，有云「新复之地，一有差轶，则虏势益张，边事未有宁日」。群士夫一辞赞叹，以为大哉王言，明见于万里之外而出众人智虑之表。今咸愿陛下守之以一，密以手劄谕璘，凡德顺、蜀口之守，俾璘得以自择而责其成功，则璘必能以身任陛下之责，日夜图所以报者。臣福薄才短，当远使之初，自知危殆。陛辞太上皇帝之日，奏云：「臣之此行，谤书不止于三箧」。臣不意今日保全生成之恩，乃遽出于陛下。二圣合德，自然同符，臣子寸心，如何可报！用敢密布腹心，少致其感天荷圣之诚，而实非敢与论事者较是非也。身在万里，不啻累卵之危，惟陛下怜其愚忠，岂任幸甚！

臣窃惟艺祖皇帝创业之初，削平诸国，首会襄阳之兵以取荆南。盖天下胜势所在，先得之则雄视吴、蜀。一统之祚，实始于此。今陛下留神于襄汉之上游，控吴、蜀之全壤，规摹弘远，得艺祖之遗意，天开圣哲，先后同符。而议者谓自古以来，蜀以重山为险，吴以长江为险，而荆襄之地平原广袤，无一山一水之限隔，故三国之后以至南北之分，凡皆以兵为险，良将劲卒，聚为重镇，方册可考也。道路错出，不可以数计，而其大者有六：自陕、虢出卢氏，可以直抵归州；自光化出茨湖，可以直抵夷陵；自汝州出新野，可以直抵襄阳；自唐州出枣阳，可以直抵郢州；自蔡州出信阳之三关，可以直抵德安府；自陈州出宛丘、新息，可以直抵光、黄。弥亘数千里，实为坦涂，皆当以兵为险之地也。兵厚则险固，理之自然，而今之备兵反薄于守吴、守蜀之数。一失支梧，虏势横溃，吴、蜀之形釐而为二，屯兵虽多，首尾莫应，甚可虑也。伏愿陛下曲轸渊衷，下臣之章于腹心大臣，议所以益兵之策，庶几不失艺祖所以先重荆襄之意，为陛下恢复之基。天下幸甚。

被旨改差湖北京西路制置使，所有差破官吏使臣军兵人从请给等，并欲依近除逐路宣谕使申画到前后指挥施行。乞以湖北京西路制置使司为名，下所属铸印。缘起发日逼，乞且就用近关借到奉使印沿路行使，候给降到新印日缴纳。其行移除朝廷具申外，所部总领、监司、诸军并州县，乞依例用劄子，内外官司并行关谍。

京西一路今岁旱蝗，乞下本路常平司，后开春日将所管常平义仓米广行赈济。

臣愚无当世之用，误蒙陛下号召，凡今日事机所不能尽晓，谨博询广采，少裨万一。我今与虏，又非特古所谓中国与四夷有内外首足之辨而已也。女真与我，乃真不共戴天之雠，其当必报，乃天地之大经，《春秋》之大义。自建炎以来四十年间，天下之人有口者类能言之，不待臣复缕析而索言之矣。所甚切者，群士夫之言曰：陛下英武沈毅，料敌制胜出于天授，而虏酋昏庸，权移于臣下，一可战也。二圣禅授之德升闻，而逆虏篡弑之祸相接，天命不贰，二可战也。逆虏众叛亲离，有夷狄相攻之祸，而吾四封之内无盗贼啸聚之忧，三可战也。中原百姓咸思祖宗德泽，身在虏境，心在本朝，四可战也。自前年逆亮用兵，中原豪杰无逐鹿之心而率众内附，今皆居吾境上，聚为市落，弃其坟墓田业不去，五可战也。朝廷自收复陕西三路，得兵得马得粮，得形势之地，六可战也。虏中管军酋领绝不知兵，所至浪战，而国家宿将尚有可用之人，七可战也。虏中去岁久旱，蝗飞蔽野，而梁、洋、秦、凤之间，蝗不入境，岁事大熟，可以上见天心，八可战也。彼久盛当衰，此久弱当振，天道自然之理，今适其时，九可战也。臣观天人之会，诚有可战之机，但朝廷规摹未定，议论未一，措置未当，未有可战之实尔。如张空拳以战，则后日之祸将有不可胜言者。伏愿陛下与二三大臣熟议而深思之，尽力于战备，无为因循之计，而后可以万全。天下幸甚。

臣准金字牌递，赐臣及王彦御劄一封，伏蒙圣恩谕以虏势衰弱，将来必有机会可乘，命张浚作书，与臣等预定筹画。天开圣哲，天启渊衷，此宗社生灵无疆之休也。臣既非其才，亦非其任，不足以窥远图，奉明诏，而清问下及，千载之遇，臣何敢无说以自献？臣窃观今日天下之势，岂无可乘之机？虏兵虽多而其心已离，官军虽少而其用常分，离固可图，而分亦未容取胜。此三数年来，楚汉之雌雄所以未决也。自古帝王图回天下，其兵之用必有先后重轻之序。汉高祖起山东而未尝与群雄争山东，光武起南阳而未尝以其身一日留南阳，唐太宗起太原而未尝分其胜兵以守太原。各因其时，各顺其势，以取关中，以取河北者，天下胜势所在也，胜势得而天下定矣。其间不过遣一偏一裨，分馀兵以略地，而其胜兵终合为一，势全力固，馀兵得以倚重而成功，方策历历可考也。臣不知士大夫之论，以今日之势当孰先？今日之兵当孰重？且自陕而西，自山以东，绵亘数千里之地，如将曰诸道并进，鼓行而前，漫浪一战，侥倖一胜，或容有之。然相去辽绝，首尾莫应，若蹉跌一败，则进退仓皇，危疑之论错出，而一人之心有不能自保者。盖非常之原知之者少，非常之功忌之者众。傥朝廷之上或是或非，将帅之间或进或退，则误国大计，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比年之事可以鉴矣。识者之论，以为恢复之图当先定其规摹，无朝从而暮横，无旦是而夕非，一胜不为之喜，一败不为之惧，浮言莫摇，群谗莫毁，则万全之功庶几其可立也。今虏兵之在境上，虽或聚或散，去来不常，而逡巡累月，委曲求和，则虚弱之形可以毕见。当西师收复三路，所得之粮以五六十万计。吴璘之兵在德顺，蜀无一粒之粟过河池；王彦之兵在商、虢，蜀无一粒之粟过上津。今河南汝、蔡、襄、郏之间，虏之积粟亡虑十数万，亦何患无可因之粮？若官军以全力而进，则或取汝取蔡，或由商、虢以捣河东，或由嵩、邓以窥河洛，以虏骑之实处张我之虚声，以虏营之虚处为我之实事，则何攻不克，何取不获？若兵力不全，臣谓虽克之必不能守，虽获之必不能有也。至于诸将之才，互有短长，要当使功使过，使廉使贪，多储以待用。其怯而谋身者，虽通显必弃；其勇而徇国者，虽卑贱必用。如倚办一二人而责其进取，则气必骄，偃蹇自肆，要我之事不一，而功必不就矣。臣愚欲望陛下先与腹心大臣熟计之，以臣之说而审究之，议论一则规摹定，规摹定则事功立，此宗庙生灵无疆之休也。抵突天威，伏深震惧。

臣伏蒙圣恩，赐臣御劄，睿明旁烛，察臣区区之心于数千里之远，奖训有加，臣下拜伏读，九殒此身不足以报，益当自尽，以副陛下任使作成之意。臣契勘唐、邓二州，虽非形势所在，而足以为襄阳之藩篱。藩篱存则襄阳固，襄阳固则上流一带可奠枕而安矣。是邓、唐不可以轻弃，而无险可恃，又不可劳兵远争。臣故与三将共议，以两军重兵聚于唐、邓之间，因新野古城垒为胜势，则唐、邓重而虏不敢进兵深入，为必取必守之计也。盖唐、邓不可以兵守，但取兵势守之耳。虏知官军之力聚于新野而深沟坚壁不与之战，当清野之后，无可因之粮草，又多出忠义之兵抄略其粮道，以臣料之，虏未必能为旬日之留，又岂能必守吾唐、邓二州也？官军少而虏兵众，要当以智算胜之，使之深入而不能以久留，则唐、邓终为我有，襄阳以固而上流自安，此臣得于群策，以为当然者。如用赵撙之说，以鄂州兵保湖阳，用王宣之说，以荆南兵保顺阳，相去既远，兵力又分，唐、邓中虚，无可恃之兵势，虏何所顾忌，舍唐、邓而不坚守也？兵有机变，更须临事以应之。但比来诸将为国致命者少，谋身自便者多，臣今未敢以二城置度外之说与二将言之，盖恐二将知陛下已许臣弃唐、邓，志气遂怠，不为边面之用也。伏乞陛下垂察。又今日军政之弊，陛下数语之间无不曲尽。圣德明远，诸将敢不心服胆落，革其故习，以答明训？臣先日所奏，止是两军屯于襄阳之数，分戍之兵不在焉。臣据王彦申到两军总数，今具别劄进呈。臣究其甲军凡四万二千人，而轻兵、辎重、火头凡二万六千四百七十九人，是轻兵、辎重、火头占破之数过于甲军之半，不可不略行整治。今明诏所谓「上下征利，兵力单寡，平居冗费，缓急误事」，其明效大验，臣窃于两军亲见之，此臣之所甚愤。有心于革去，而恐事未一就，谤已四驰，万里难明，亦臣所甚忧也。臣先日既委曲已交其欢心，又明白以示其使意，各自为谋而自救其过，虚额者补之，老弱者删放之，占破强壮者拘集之，期于甲军之数加多，以待国家之用而已。若久之而有不去之弊，臣当随宜从长行之，别具奏知。伏乞睿照。

臣伏惟陛下聪明睿武出于天授，当和战二议群言纷乱中，独运圣断，不惑不疑，去取是非，咸归于当。不独覆载之下，一草一木皆有嘉生之意，而虏之情伪无不远烛，虏之气亦夺矣。臣比闻已遣胡昉等先往议四州之地，而一使人后发，且留淮上以待，则圣谟既已坚决。据探报，虏师留昉等，驰骑吏往燕京，臣料虏酋亦无不从，非久当有的报。况近日属报，境上虏兵名为东南行，而其实东北去，近有女真、契丹人来归，其说亦合，识者以此为中国恢复之机，顾恐弗用尔，虏何敢深入与我争此州地也？今虏中多事，臣窃见陛下不弃此四州已著于施行之迹，则唐、邓两城不可以不措置为必守之计。臣尝密委官属前去相视，而邓州城多颓圮，楼橹守禦之具亦未备。臣今日已令王宣亲往审度，凡当计置费用，臣从本司一面酌量应副。惟唐州城初未修筑，若既和之后，当于二三月以后，兵戎解严、农事未兴之际，量行营治。若自砚瓦坡、方城、大成山各依险要为小堡，而唐州有城濠为戍兵家计，则襄阳之藩篱固，而国家上流之势有泰山之安矣。臣询之群议，以为当然。况泌河之运可以直抵唐州城下，无飞挽调发之劳而可以积粟。异时朝廷有进取之图，此道路之所从出也，盖不独守而已。少须和战有定论，别具奏禀。所有两军人马，见不住增数教强弓弩手，虽正旦亦令就教场拍试。小人志于得利，不以为劳，互相激劝以希赏，不待入教场，自习事艺，一有出入，必能为陛下用也。至如绝边戍守之兵，亦令两都统分差统制官前去接教，整治队伍，量加激犒，以慰勉之矣。伏乞睿照。

臣奉圣旨：「目今荆襄别无事宜，可令虞允文、赵撙、王宣依旧回襄阳府，仍措置两军官兵更番休息」。臣恭依圣训，契勘荆鄂两军人马统制将副等，系分作两番休息。第一番自四月二十三日以后，节次各归本寨，亦已参照诸军体例，量支起发犒设外，其唐州第二番修城官兵亦已回襄阳，依旧入教。臣于五月初二日，赵撙、王宣于初六日，各回襄阳去讫。臣自去年秋初到襄阳，询访边防利害，凡士大夫之知兵者皆言湖阳小邑，无二三十家，又无城壁，非必守之地。比鄂州军开东北一面壕，亦无寻丈之广，意在缓急退保，襄江可危可虑。惟唐州之方城有大山林木，可战可守，实古之楚塞，俗亦谓之关防。今郡无城池，诸军无家计可保，又粮运尽仰民力，岁有不给之忧，诸将每以此藉口。臣他日从容问之诸将，亦云形势之地当在方城，而果以艰食为辞。臣既审知如此，时虏兵临边，日夜训习将士以待战用，力未可议。其后臣寮上言修筑边州城壁，十月二十七日奉圣旨，令制置司措置。臣以和战未分，施行未得，而城唐之举未尝敢忘，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初九日两具奏知，大略只俟和战有定论，方兴工役。至三月十一日金字牌递，御前降到都督府黄榜，乃敢遣赵撙亲往唐州规画，计度工料。至三月末閒回，议定分军为两番，乘四月内暑气未盛时兴筑，于一月内讫事。盖五月以后，大暑大雨，八月以后，又迫防秋，不可使战士更就他役也。当赵撙城唐之日，虽据探报虏兵内徙远去，而出我不意，乘我士卒疲劳，仓卒之间薄我军于城下，不可不深虑。故王宣以轻甲屯方城，名修方城、赭阳陂为屯田之用，其实远斥堠，谨防托，绝虏奔冲之患。其他要害去处，亦遣偏裨设伏，所以固安城唐之军心，潜消意外之变故也。臣既先奉御札，令臣每事亲临，又两大将临边而臣独居内郡，必谓臣怯，他日寇至，有见轻之心，又见陛下分命两宣谕往淮东西措置，臣何敢偷安，惧极边之危，惮暑中一行也？臣至唐州，撙、宣得探报，虏帅闻官军大将会于唐，虏中奔走惊扰，颇怨仆撒之械我使人。而忧我师之袭之也，引兵又退数舍，而萧定远者遂以四千骑走汴。众谓虏之弱势至于如此，而臣窃自叹者，能料其来攻，不能料其遁去也。大抵无事之时，职思其忧，不敢怠忽，所以为有事之用。如自以为无事，因循度日，则一旦事至，虽穷昼夜之力，有不及为者矣。今唐、邓二城及樊城皆已毕工，馀小小敌棚炮座之类，当戍之兵旋旋为之，而泌河之粮船相衔而上，终岁可以不役一夫。逮至秋中，或战或守，必为万全之利。如朝廷必欲弃此二州，臣已具申乞别遣官矣。况臣之羁蹇，百病交攻，食饮日减，憔悴骨立，不能尽其报国之志，展尺寸之力于后日，以便陛下使令之命也。庄周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臣已累具奏仰干天听，乞赐罢免，令蚤归蜀以便医药，馀年可保而晚节获全，敢忘陛下今日生全之造？臣已力疾行次郢州，伏望睿慈检照前奏，特赐施行。

臣至孤远，叨被二圣非常之知、始终异等之眷，日夜念所以报，神明实临之。今者唐、邓二州名为空城，其实系上游之存亡甚重。臣不敢言其形势之捍蔽，地里之广袤，户口之蕃庶，异时进复中原之途辙，独有一事，利害至切，不敢不奏禀。臣去秋抵汉上，防托之兵虽薄，所以不至于忧危，谓必可宽北顾者，虏在颍昌、襄郏为家计，去襄阳为远，使其引兵深入，则粮道回远，必以人力车乘而运，势不容久留也。若弃唐、邓，而虏人以唐、邓为家计，去襄阳为近，聚兵积粮，一旦进发，可半日抵城下。其粮道自唐州之泌河顺流而下，直抵汉江，可以与官军相久持，而汉江之险我且与虏共之矣。江汉在春冬之月可以踏浅径度之处凡三十有二，臣欲亲行汉江，比乘五月涨水，其襄、郢间坐舟尚有著浅不能行处。郢州又在江之北，见有积粮十馀万硕，虏若于此分兵驻守，则官军隔越于外，真有德顺往年之忧。况京湖饟道遂绝，秦蜀马路不通，又虏兵东可以入随，西可以窥荆南，其势横溃，我之兵力有不能支矣。此皆两路士夫军民之所共忧，而臣一一亲历其地，知其事之果不可不虑也。臣非不知陛下许臣弃此二郡则臣之责轻，又非不知臣弃此二郡，与时宰合，可以保位而希进；臣不此之为，而区区然必进其自危之说者，后日之忧系宗庙社稷至大。臣今于此事若尚畏避时宰，缄默不言，则臣负陛下而祖宗在天之灵必不祐臣矣。臣前后论奏，莫不委曲详尽，伏愿陛下审思而徐行之。臣见亦一面遣官属诣朝廷，子细禀议次，重念臣病已沈痼，决不能支梧，尝于今春奏云，或弃地请和，臣即挂衣冠而去，不敢先负陛下。臣今敢坠此言哉？扶力亲书，始以见臣垂死不敢忘君之义，惟陛下哀矜深察之。

臣比准金字牌递，御前封降到三省枢密院劄子，奉圣旨令臣同赵撙、王宣计议将来虏人侵犯唐、邓，合作如何备禦，条具闻奏。臣契勘襄阳为吴楚上流襟喉之地，而唐、邓二郡实襄汉之藩篱。臣不敢引古为辞，姑以近事證之。当绍兴议和之时，割此二州以遗虏，襄阳之疆封才数十里，无一山一水一城一池之限。至三十一年逆亮叛盟，刘萼之兵出唐、邓，官军无一战之地，一旦便自光、化顺流薄我军于襄阳城下。是时亮之意不在襄汉，但分兵为犄角相持之势。会亮死，萼引兵去，唐、邓之民开门以纳官军，遂能复此二郡，为上游之藩篱，此天也。虏入寇之路虽云不一，如蔡之确山径出比阳，汝之鸦路径出南阳，嵩之舡平、商号之峡口径出内乡。然自颍昌以至襄郏，今为虏之家计，自襄郏至方城，实虏入寇之大路。昔唐州抚城又无积粮，赵撙不得已开湖阳之壕，一以备虏骑冲突，一以就仓底之粮。然湖阳无城可保，壕又浅隘，非与虏相持必守之地。今赵撙修唐城既坚高，与邓州之城表里相为蔽援，又泌河可以舟运，直至唐城之下。城中既有储积，官军有粮可食，有城可保，家计固而诸军之心亦固矣。若虏自襄县来窥我邓、唐，不独粮道回远，又以人力车乘而运，则馈饟之给视我为艰。若以少兵而至，必不能进攻吾城，官军之守城者可坚壁不战，以待援兵之至。盖湖阳大兵进可为唐城之援，荆南之军出新野、南阳而与之合，则虏腹背受敌，旷日相持，虏粮尽力屈，引兵而却，岂不为官军追袭之利也？或曰虏兵之来，他路错出，不止于唐、邓，而不思二城坚守，我之官军合势持重而不战，胜负未分，虏敢从他路径至襄阳城下，万无此理也。况他路险隘去处，各分偏师以保之，缓急又遣神劲弩手为之助，而全吾大军之力，因地利以致敌。敌至而不能与我速战，我之轻兵与忠义兵又抄绝其粮道，敌岂能久留以与我必争此二城？使争而得之，不知其何以为必守之计也。驻兵六七万以上则无粮以自给，若三二万人，官军可谈笑破之矣。士大夫之忧但以或弃二郡，虏得以为家计，积兵积粮，婴城自固，一旦窃发，襄阳之城未必可保尔。至二郡之粮，以臣观之，今自以往必不烦诸将之忧。试以去年春及今年春较之，已有明效，可释群心之疑。臣尝检照案踏，去年春调兵二万人至唐州以应敌，不过旬日间而起七郡之夫运粮，诸军纷纷，犹曰乏食。今春以二万兵城唐，积二十五万工，前后踰月，诸军饱食之馀，尚有三万馀硕见在，盖措置水运比陆运有间矣。虽虏之来路未可前料，而兵之机权亦难执一，至于形势所在，有兵以禦贼，有城以保兵，又有粮以给兵之食，皆足以为守唐、邓之根本也。赵撙、王宣各具到守禦之策，与臣之说大抵亦相类，谨具进呈。欲望睿慈采臣今来所奏，更赐详酌，以方略授诸将，俾得以悉力奉行，不致误事。伏候睿旨。

臣伏蒙圣恩，赐臣及赵撙、王宣御劄一封，圣谟宏远，圣训坦明，而圣恩不遗，曲示始终之眷，下拜感激，顾犬马一死诚不足以报也。臣伏读圣训，以臣所奏坚守唐、邓，而诸路有可入寇处别未见修画，此独于二郡而全胜之策未尽。此臣愚闇，浅识近虑有所不逮，惶惧载心，无以自容。而先日三省枢密院指挥，但问将来虏人侵犯唐、邓，合作如何备禦，故臣所对止于二郡为详，而不能广引馀路并论之，此臣之罪也。臣自去年秋至汉上，以诸将兵力单薄，臣与之共议，悉收诸屯散漫之兵聚之襄阳，以为家计，坐观虏入寇之路以应之，已尝具奏知矣。至戍守唐、邓之兵，但仍其旧，以二将云虏来之正路也。按旧籍唐州屯一千三百馀人，方城屯二千馀人，各以一统制或一统领主之，而湖阳减宋受军五千人，于郢州就粮，惟屯鄂州军二千四十馀人而已。缓急救应，已有成规，大抵如朝廷今所具守唐州之上策也。但去年有可忧者，唐州之运以人力车乘而无城可婴，一旦猝至，所谓一统制三千之兵无以自固，而湖阳及新野援兵恐不相及，则那回溃散，甚可虑尔。去年湖阳之屯，赵撙之兵不过二千，而王宣之兵在邓州者亦不过二千人，未有一兵留戍新野者。臣前奏云：「官军之守唐城者可坚壁不战，以待援兵之至。盖湖阳大兵进可为唐城之援，荆南之军出新野、南阳而与之合，则虏腹背受敌」。是与赵撙之奏所谓于湖阳、唐州一带接连屯布军马，缓急奔赴争利，与臣之奏亦无甚异也。赵撙奏云：「虏自方城入寇则荆、鄂两军固当会合，则王宣分兵应之，其路自当出新野、南阳无疑」。则是撙、宣之意大略亦相一也。自去冬三人守唐、邓之策既已素定，先日三人之奏又已互见，自是无大段异同。但臣等拙于文辞，不能互达其意，以致上烦朝廷之疑，此又臣之罪也。至泌河之运河道隘而舟小，所载不多，又自三月至七月而止。其方城、唐州、湖阳前所具长年守戍之兵与比阳之戍六百馀人，亦合自唐州陆运应副，岁凡用粮一十一万四千六百馀硕。去年以前无城以积粮，又月积人力以陆运，故诸军之食有足有不足，将士每以此为忧。臣今岁措置泌河之运，亦不过年计合用之数，而缓急递遣应援之兵便有粮可食，徐计已食之数议补发而已，不至仓猝调两路数万丁夫也。粮既十一万有奇，而马料又凡六万六千五百馀硕，泌河水力尚未敢必其尽如数，安得有大蓄积以资寇也？襄汉既远，事之条目至多，纸上所陈，得一遗二，备后阙前。若非朝廷疏列下问，臣亦不自觉其言之不达其意，而今奏又不得不与朝廷明辨也。伏奉御批，唐州勿轻弃。陛下深居九重之中而明见万里之外，呜呼，尽之矣，臣尚何辞！少须赵撙、王宣具到今次合报事宜，一一别具奏知。伏乞睿照。

臣伏准金字牌递，御前封到三省枢密院劄子，奉圣旨于四月初将出戍军兵到军日久、住营最远之人先次发回，其馀令更番休息，目下措置闻奏，仍预修两军寨屋等事。圣恩溥博，德意昭明，军士欢声，不约而会。臣已遵依施行外，契勘唐州最为极边，又虏兵入寇之冲，而城壁颓毁，不惟诸军战守无以固其志，而遂年粮运亦无堤防，以至不免逐时调夫，往来于湖阳陆运，委是重困民力，而军粮不继。臣自今年三月泌河水生，即措置舟运，见今已起发二万四千馀硕。若折运不已，至七八月间，于将来防托进取之用既为便利，又免人户长年差役。比自御前降到黄榜，臣即与赵撙商议，因本州子城旧基稍加开拓，自今月二十九日为头修筑。分万人为两番，每番十日。第一番工毕，即令有家累人归鄂州歇泊，第二番亦如此施行。若城身毕工，其余乳口、楼橹、泥饰之类，就令当戍之兵徐徐下工，庶几诸军不久于役，不至困苦。其荆南军亦将有家累人分番休息。其无家累人见亦措置令修筑樊城，以为汉江之外襄阳藩蔽。须家计固，则于进取可免后忧也。惟是殿前司两军见屯郢州，臣已移文招统制官宋受、王公述，候到当面议定，别具奏知。伏乞睿照。

臣窃见巩州以孤城，诸军攻打阅四个月不下，或虑因循，贼生巧计，节次与吴璘商量，分那官军，共力必取。已于六月二十一日、七月一日两具劄子，以曲折事因奏知去讫。今日得璘捷报，实自陛下以圣德嗣位，威灵遐畅，诸将得以成功，天下不胜庆幸。今熙河路一带人民可以安业，商旅可以通行，马政可以复旧。又抽那得官军及弓箭手、忠义人二万馀人，以分戍秦陇、德顺之险。向西一面，吴璘以身当之，可以坚守无疑。独南山骆谷诸关隘并各损坏，戍守之兵各不过老弱十数人群，士夫之虑皆以为忧。臣已与璘商量，于利州东路人马数中量留一千五百人，今日已令傅忠信前去措置。臣体访得南山以北向化者甚众，就委傅忠信前去招收，以壮军势，以弭盗贼。又兴元重地，不可略无人马，为诸军声援。臣见委忠义统领官关宝结集义士，蒐拣伉健之人教习神臂弓，以为战守之备。虽据吴璘探报，虏中日添生兵，必欲从朝廷乞一二万人应援，臣深虑襄汉、江淮之兵万一抽那不行，临时有误指挥，却致失措。故且随事广作堤备，庶决保蜀境，观衅而进，仰宽陛下顾忧。

臣今日伏准三省枢密院劄子，卢仲贤赍北界书回，议用敌国礼讲和，其南北归附人彼此各不发遣。臣除已施行外，臣窃念虏兵盛彊，凌夸中国几四十年，今陛下嗣位之初，虏遂衰弱，通书乞和，亟正名分，上天右序，昭若日月，大勋之集，实基于此。而臣卷卷之忠，谓陛下宜审今日之机，以答天之休赐。盖虏揭榜蔡州，有云「岁币旧疆如故」，远近传录，窃有所议，以虏所不惜者虚名，所必取者实利也。虏自逆亮死，虏兵一散，马多死亡，裒既嗣立而昏庸，契丹、渤海之族因得以乘其衅隙而信其雠愤，中原起义之师迭作于山东两河之间。内阻外讧，殆无以植立其国，特其用事之臣犹欲倔彊，缪为大举，以要我之和，不顿一戟而得地得财。何虏之每能用其术，而我每堕其计中也？虏谓海、泗、唐、邓四州，以兵取则有胜有负，以兵守则有得有失，而知中国之意常汲汲于名分之正，故弃虚取实，大言夸我。而不知亮兴兵旧约已亡，我之名分我自正之，何待虏之从违而后有不正之名也？士大夫惩靖康之祸，不敢言兵，亦垂四十年矣。虏欲战则上下忧惧，如不可以朝夕；虏欲和则轻于割地，惟恐一失其意。独不思今日与靖康之初，虏兵盛衰之势如何，官军之可用不可用又如何也。且海、泗二州襟带山东、淮北之地，得之所以系其民之心；而唐、邓二州利害犹重，以之而守则上流之势固，以之而战则窥洛趋汴，外连两河之民。汉光武、诸葛亮恢复汉祚，其规摹皆出于此。光武得之而中兴，亮不得之而驰驱于蜀汉之远，故大功终以不遂，方册可考也。窃意朝廷之议必不出于此，而臣去国万里，偶当襄汉一面，茍有所见，敢不尽诚？再三披露，愿陛下深察之。如曰本朝事力未给，姑从其请，若虏退而归，得以全力平其内难，数年之后，马益蕃庶，兵财兼裕，不知我所积事力能与之相当否也。一失此时之机，臣恐后患有甚于今日。比见探报，虏今以迫促之期胁我以和。恭惟陛下方以祖宗陵庙、中原万姓为心，必不惜一介幅纸申命大臣，别与之议。如其不从，臣虽已丐祠，茍一日未去，尚当躬率三军，严阵以待，必不与此贼俱生天地，神明实临之。惟陛下裁幸。

臣比准朝廷行下，以敌国礼讲和，臣辄一具奏，疏虏已衰之迹，乞不弃四州之地。方以冒昧，日积忧惶，伏奉御劄，许臣以忠勤，谕臣以能副陛下之意，恩第加重，腹心示眷，臣之欲报，言之为浅。伏读圣诏所谓「四郡之地，虏人若许我，则当遣使以款之；若不许我，则不复议和」，睿谋闳深，圣断英果，固非臣所及，亦非在廷将相大臣百执事所能及也。《传》曰：「有君如此，其忍负之」？臣尚愿毕其说，惟陛下幸择。窃谓自古中国之于夷狄，或战或和，必因盛衰之势而用之。若当战而和与当和而战，此安危存亡之机，不可不察也。汉高祖、唐太宗皆起于秦、隋大乱之后，其所遭之时、所用将相、所集兵车、所都胜势，大率皆略相似。及天下初定，高祖和匈奴，太宗征突厥，其不同遽如此，何哉？冒顿方盛而颉利衰故也。二君者岂能为天下之机，特因其机而不失尔。臣不知士大夫以今日之虏为盛邪衰邪。方虏盛时，力茍不足，尚以和而诛我，我每堕其计中，自宣和、靖康而来，可迭考而究见之也。虏欲取契丹，始诛我以海上之盟；虏未得太原，又怵我以城下之盟；挞辣以蒙国为患，弃河南之地而怵我以盟；兀术既引兵临淮，知江南不可下，又怵我以盟。数十年之间，凡四与我盟，而率自叛之，而谓和犹可恃耶？虏力不足，虽战必和；虏力有馀，虽和必战。往事历历可鉴，而世不悟，有识者不知涕泗之横集也。虏今已衰，不止于力之不足，一和之后，虏之力有馀，不知今日之盟，士大夫能保其不叛否也！况逆亮死，旧盟已亡。皇帝者我自帝也，上天之所畀付也，大国者我自国也，祖宗之所传授也，何有于不正之名而汲汲于正之乎？侄国之称，岂无犹子之嫌，未可以言敌国；而四州之地与和尚原、商于一带之险，皆不可以轻弃。愿陛下深思而熟计之。当前岁之冬，逆亮败于采石，死于扬州，虏兵散亡遁去。我乘其机，仅能得此四州，而官军以战而死者几人？战骑殁于阵者几乘？输财发軵，所费不知其几千万计；第功行赏，所迁补者又不知其几千万官也，而一旦忍弃之乎？弃之之后，虏无可乘之机如曩时，又可以必取之乎？使必取而得之，国家之所以耗蠹费用，士马之所以散佚死伤，又不知几倍于前日也。士大夫厚禄于朝者，亦尝远虑却顾，一念及此乎！或者谓太上皇帝得和戎之福，陛下所宜循守，而不知太上当汉高祖之机，休养民力，积兵积财，坚忍二十年之久以待虏之衰，而以唐太宗之机付陛下于今日也，继伐之功孰大焉！浮言荧惑，古所深虑，愿陛下于问安之馀，从容及臣之说，二圣合谋，敉宁天下，开圣子神孙万世之丕基，臣不胜大幸。

臣于二月初得探报，虏帅拘留胡昉等，尝于初五日奏虏必不敢执我使人。已而又报大酋取昉往燕山，臣心实笑之。今据探报，二月十一日自燕山发回昉等，相传以为大酋不欲和，必至于战。臣窃有二疑：若虏庭君臣果不欲和，何不执我使人，即日发兵，尅期会战？今二小介且不敢留，发之使归，当是有相就之意。于文移中或有大言，亦是用弱之势当如此。其不出于战一也。春今已三月，若和议不成，境上之虏必整龊会合，分道窥边。自旬日来方且于界首置摆铺，每铺三十骑，以伺我动息，又画淮河、汝河阔狭处为图，再劄量步口浅深，又驱旁边居民使之内徙，皆是反为防我之计。其不出于战二也。使其耻于怯名，便出忿兵，侥倖一战，我徐以兵应之，主客劳逸之势分，曲直之理著，官军破之必矣。况迫于暑月，虏无深入久留之便。要是四州之地必不可弃，当如陛下神谟圣断无疑也。臣比遣官团结邓州人丁，得一万三千七百九户，凡三万七千五百六十一口，选壮丁及一万四千六百五十二人，而中丁之数又三千七百一十四人，视襄阳户口丁数乃三四倍，果可轻弃之乎？先正司马光尝论三晋者，「齐楚藩蔽以媚盗，曰盗将爱我而不攻，岂不悖哉」！臣窃于今日海、泗、唐、邓之势亦云。伏惟陛下运独断之明，下不移之令，以就大功。或群言一摇，弃地请和，臣闻命之日，即挂衣冠而去，决不敢先负陛下。冒昧再三，伏用震恐。

臣准金字牌递，御前封降三省枢密院劄子，通问使王之望等赴行在奏事，三月一日奉圣旨劄下荆襄川陕，严为边备，仍不得先事妄举。臣已具知禀状闻奏讫。臣于前月初五日尝具劄子，谓胡昉之归，虏之弱势可见，冒昧以二策上干天听，不自意臣之上策有合于渊衷。伏惟陛下勇智如成汤，为天所锡；方略如汉高，为天所授。中外小大之臣，实荣千载之遇，效谋效力，谁敢不自尽以赴功名之会，报万分之一？臣窃详诸处探报，虏兵率多内徙，或聚于亳州，或聚于应天府，或聚于汴、洛二京。如其内难未平，当自此稍稍远去，若只留近郡，即是已迫暑月，为歇泊之计，签民料马，以俟秋冬入寇。则必胜之算、不一之备，凡在我者不可缓也。春已垂暮，虏又寝退，必无深入久战之忧。况天诛亟决，群疑自定，事当归于一。屈指防秋之日不过数月间，士马之增损，金谷之盈虚，戎器之有馀不足，山川形势之险夷，与兵出入或守或战之地，有司所宜密计预定，惜分阴而不敢怠之时也。虏比下令，尽驱旁边之民，逃避者论以军法。民相惊哗，谓当徙于黄河之北，老幼扶携，咸来归正者累累不绝，而藏匿于山林间者又甚众，怨咨之声，盈于道路。天将亡胡，遽夺其魄至此。所谓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以兆陛下汤武之兴也。应天顺人之举，雷动而风行，臣与江汉草木日月以冀。所有归正之民，臣亦已遣官赍钱米赈给而安集之矣。伏乞睿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