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讳寀，字载伯，郑氏。其先自固始迁闽之长溪，六世坟墓在焉。后析长溪之半创福安县，今为福安人。始宫保以行艺推三舍，宫傅以风义闻一乡，至宫师学博文高，为乡先生，后进尊事，有越百里来从游者。初，宫师感异梦而生公，颖悟端凝与常儿异，学不烦教督，文不肯蹈袭。家贫，借里中书手抄口诵，遂贯通百家。绍定己丑，上龙飞策士，公奉对，言人君之心主于一则天下之治定于一，擢甲科第，授文林郎、隆兴府观察推官。侍御史汪刚中郡人也，某刹富僧死，汪利其衣钵也，先贻书怵府寮。公奋曰：「腕可断，笔不可曲」。客从中都来，言汪怒甚，发必烈，公若不闻者。数日汪死。丰城饥，檄公赈荒，请粟三万斛与俱，家至户到，多所全活。满秩，调两浙漕司干官。莅职踰月，丁宫师忧，贫无扶护资，乡人叶力助之，乃克归葬。免丧，赵公与欢尹京，辟观察判官。富民争继立，时相阴有所主，数有风旨，公拟笔不少回互。相怒，下其事曹司，卒莫能易。除吏部架阁。淳祐初元，为省试点检官，召试馆职。时经筵读仁皇训典彻章，御书《大学》、《西铭》、《克己铭》、《颜乐铭》赐宰辅，学士院以此发策，因及时弊四事。公对：「三代而下，治莫粹于仁宗而不见求道之迹，道莫粹于今日而反亏为治之效。盖道即是仁也，仁即心也，刚健不息其体也，充周不穷其用也。仁宗之心，恭俭寡欲，中正无私，其体立矣；政事归中书，赏罚不内出，其用行矣。当时大臣杜、富、韩、范又皆为君而不为身，为国而不为家，为功名节义而不为利禄权贵，为四海困穷而不为所识穷乏，是以至公感动，和气融液，天地之閒无塞不流，无止不行，此仁宗之心所以如天也。今日未能立刚健之体以行充周之用，而区区焉一记三铭之相为赐。以民则贫，以国则匮，以内则肝胆之相隔，以外则手足之不随，岂非危微之际犹未精一，而二三大臣之所以正救扶持者阙欤」！除正字。时相使其客通殷勤，公不答。轮对言：「危亡之證不可有，危亡之忧不可无。陛下与大臣非不知忧也，未得为真忧也。何谓真忧？在乎此心之刚而已。子曰：『枨也欲，焉得刚』！盖有欲则不刚，惟刚不屈于欲。天下之坏极矣，私意簸弄非一人，祸胎酝酿非一日，不独当国者之罪，亦圣心未能无欲而然也」。又乞定国本。公应对详敏，上倾耳以听，每奏称善。翌日，宣谕宰执：「郑博学老成，颇不诡随」。相默然，执政游公似、徐公荣叟皆奏：「其人可备内学训导」。自是相始不乐公矣。久之，除校书郎，以在职一年改秩，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上欲擢公谏官，相以史学荐，惎之也。再对，极陈至日雷变之异。又言：「貂珰启玩好，异服渐假窃，菲食卑宫，虽尝纳谏，抡材伐石，亦切课工，陛下脩身之道未备也。纪纲非不欲严，精神岂能独运，朝廷之实未著也。方劾吏而徙官，当击奸而忌器，台谏之公论未伸也。三边形势涣散，沿江守戍单弱，疆埸之守禦未可保也。臣恐三百年金瓯之业坏于今日矣」。是日口奏多，不可记，上意益亲。既退，例纳副封，相厉色以待。迁著作佐郎，兼侍右郎官，改兼司封。再请外，不允，迁著作郎。上欲申谏官之命，相云：「小司成见阙人，宜留以备师儒之选」。俄以公知温州，命出复收。上相以忧归，麻制起复。公谒告，不听，宣布除右正言兼侍讲。力辞，

人情欲安，矧颓龄之寖迫；天道善应，冀精祷之上通。伏念臣妾某猥以哀荫，安于寂寞。拥麾持节，及观儿辈之荣；衣裼弄璋，频见曾孙之庆。然而光阴晚矣，疾病半之。昨溲血之失常，觉残骸之几殆，幸而平复，若有护持。兹复届于诞辰，敢皈诚于洪造。伏愿灾躔屏退，吉曜照临。酌彼涧蘋，聊荐至微之意；譬诸杜栎，庶全无用之年。

予监金台之次年，榷酒之暇，取向所录前人词别写一通，及数年来议论之涉于词者附焉。《传》不云乎：「不有博奕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若夫泥纸上之空言，极舞裙之逸乐，非惟违道，适以伐性，予则不敢。后用镇印，绍圣四年五月少府监铸时未有󵿒，故兼河堰云。九月九日，邗城张某志。

陆务观《自制近体乐府叙》云：「倚声起于唐之季世」。后见周文忠《题谭该乐府》云：「世谓乐府起于汉、魏，盖由惠帝有乐府令，武帝立乐府采诗夜诵也」。唐元稹则以仲尼《文王操》、伯牙《水仙操》、齐牧犊《雉朝飞》、卫女《思归引》为乐府之始。以予考之，「乃赓载歌」、「薰兮」、「解愠」，在虞舜时此体固已萌芽，岂止三代遗韵而已，二公之言尽矣。然乐府之坏始于《玉台》杂体，而《后庭花》等曲流入淫侈，极而变为倚声，则李太白、温飞卿、白乐天所作《清平乐》、《菩萨蛮》、《长相思》。我朝之士晁补之取《渔家傲》、《御街行》、《豆叶黄》作五七字句，东莱吕伯恭编入《文鉴》，为后人矜式。又见学舍老儒云，《诗》三百五篇可谐律吕。李唐送举人歌《鹿鸣》，则近体可除也。

又，《高山》、《流水》，钟子期所作；《箜篌引》，霍里子高妻丽玉所作。今《流水》有《公无渡河》声（《公无渡河》，因渡河溺水，援箜篌而歌之，士友郭沔相与笑后人穿凿云。）。

又，崇宁中，大乐阙徵调，议者请补之。丁仙现曰：「音久亡，非乐工所能为，不可以妄意增」。蔡鲁公使次乐工为之，末音寄杀他调，召众工按试尚书省庭。仙现曰：「曲甚好，只是落韵」。郭沔云：「词中仄字，上、去二声可用平声，惟入声不可用。上三声用之，则不协律。近体如《好事近》、《醉落魄》，只许押入声韵」。

又，前辈论王羲之作《脩禊叙》，不合用丝竹管弦。黄太史谓秦少游《踏莎行》，末句「杜鹃声里斜阳暮」不合用「斜阳」，又用「暮」。此固点检曲尽。孟氏亦有「鸡豚狗彘」之语，既云「豚」，又云「彘」，未免一物两用。

又，桂有两种。陈去非参政《清平乐》词云：「楚人未识孤妍，《离骚》遗恨千年」。盖楚人知有椒桂耳。

又，苏文忠《赤壁赋》不尽语，裁成「大江东去」词。过处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赤壁有五处：嘉鱼、汉川、汉阳、江夏、黄州。周瑜以火败操在乌林，《后汉书》、《水经》载已详悉。陆三山《入蜀记》载韩子苍云：「此地能令阿瞒走」。则真指为公瑾之赤壁。又黄人谓赤壁曰赤鼻，后人取词中「酹江月」三字名之。叶石林「睡起流莺语」词，平日得意作也，名振一时，虽游女亦知爱重。帅颍日，其侣乞词，石林书此词赠之，后人亦取「金缕」二字名词。虽然，豪逸而迫近人情，纤丽而摇动闺思，二公之名俱不朽，识者盍深考焉。

又，古乐府有《三息》诗，杜工部用于诗，辛待制用于词，各臻其妙。待制名弃疾。

又，辛待制《水调》首句用鲍明远「四坐且勿语」，今世词是有腔古乐府。

又，凡作文，须是有纲目。如「君不见」三字，苏文忠公《满江红》、辛待制《摸鱼儿》用之，臧辛伯《贺吴荆南启》亦用之。

又，秦淮海《临江仙》，全用钱起「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作煞句。

又，辛待制《霜天晓角》词云：「吴头楚尾，一棹人千里。休说旧愁新恨，长亭树，今如此。宦游吾老矣。玉人留我醉。明日落花寒食，得且住，为佳耳」。用颜鲁公《寒食帖》「天气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只数日间，得且住，为佳耳」。

又，晁次膺裁林君复「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作《水龙吟》中段三句云：「疏影横斜，暗香浮动，月明清浅」。

又，秦淮海词，古今绝唱。如《八六子》前数句云：「倚危亭，恨如芳草，凄凄刬尽还生」。读之愈有味。又李汉老《洞仙歌》云：「一团娇软，是将春揉做，撩乱随风到何处」。此有腔调散语，非工于词者不能到。毛友达可诗「草色如愁衮衮来」，用秦语。

又，韦寿隆有能诗声。族子能谦调四安税，因部使者市炭，不顺其意，至索印纸。即书词于印纸云：「风清日晚溪桥路，绿暗摇残雨。閒亭小立望溪山，画出明湖深秀，水云间。漫郎疏懒非真吏，欲去无深计。功名英隽满凌烟。省事应须速上，五湖船」。虽列荐于朝，仅分司数月耳。

又，沈端节，字约之。元夕《探春令》词云：「旧家元夜，追随风月，连宵欢宴。被那懑，引得滴流地，一似蛾儿转。而今老大心情懒。灯几曾忺看。算静中，惟有窗间梅影，合是幽人伴」。日至《感皇恩》词：「和气霭微霄，黄云飘转。东阁观梅负诗眼。满斟绿酒，唱个曲儿亲劝。愿从今日去，长相见。宝幄欢浓，玉炉香软。彼此宜冬镇长健。绣床儿畔，渐渐日迟风暖。告他事事底，饶一线」。用俗语而婉丽。周文忠公乾道丁亥游山经从芜湖，时约之为宰，以诗编谒文忠。文忠谢以诗：「令君到处即文场，未怕簿书期会忙。神术有时朝赐履，赓歌无路赞垂裳。彭州篇什元飞动，工部交游更老苍。自古诗人贵磨琢，试看《淇澳》咏文章」。文忠期待可谓厚矣。

又，徐干臣侍儿既去，作《转调二郎神》，悉用平日侍儿所道底言语。史志道与干臣善，一见此词，踪迹其所在而归之。使鲁直知此，与之同时，「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之句，无从而发也。

又《香奁集》，唐韩偓用此名所编诗，南唐冯延巳亦用此名所制词，又名《阳春》。偓之诗淫靡类词家语，前辈或取其句，或剪其字，杂于词中。欧阳文忠尝转其语而用之，意尤新。

又，康伯可曲游春词头句云：「脸薄难藏泪，恨柳风，不与吹断行色」。惜别之意已尽。辛幼安《摸鱼儿》词头句云：「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之意亦尽。二公才调绝人，不被腔律拘缚。至「但掩袖转面啼红，无言应得」，与「閒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其惜别、惜春之意愈无穷。顷见范元卿《杜诗说》载《上韦左丞》：「一诗假如大宅第，自厅而堂，自堂而房，悉依次序。才无次序，便不成文章」。前二词不止如范所云，而末后馀意愈出愈有，不可以小伎而忽焉。韩子苍《茶筅子》绝句：「籊籊干霄百尺高，晚年何事困铅刀。看君眉宇真龙种，尤解横身战雪涛」。此从竹之初生，及作筅子，以至点瀹，四句中包括得尽，此其所以高妙。

又，辛幼安《祝英台》云：「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又不解，和愁归去」。王君玉《祝英台》云：「可堪妒柳羞花，下床都懒，便瘦也教春知道」。前一词欲春带愁去，后一词欲春知道瘦，近世春晚词少有比者。杜少陵《独步寻花》第二首云：「稠花乱蕊裹江滨，行步欹危实怕春。诗酒尚堪驱使在，未须料理白头人」。「实怕春」三字，可见春累次归，使人愁，使人瘦，欲留连不得。坡翁云：「花应不上老人头」。意思尤长。

李义山《锦瑟》诗云：「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读此诗，俱不晓。苏文忠公云：「此出《古今乐志》。锦瑟之为器也，其弦五十，其柱如之，其声也适怨清和。考李诗『庄生晓梦迷蝴蝶』，适也；『望帝春心托杜鹃』，怨也；『沧海月明珠有泪』，清也；『蓝田日暖玉生烟』，和也」。孙仲益为锡山费茂和说苏文忠公《水龙吟》曲尽咏笛之妙，其词曰「楚山脩竹如云，异材秀出千林表」，笛之地也；「龙须半剪，凤膺微涨，绿肌匀绕」，笛之材也；「木落淮南，雨晴云梦，月明风袅」，笛之时也；「自中郎不见，桓伊去后，知孤负，秋多少」，笛之怨也；「闻道岭南太守，后堂深，绿珠娇小」，笛之人也；「绮窗学弄，梁州初遍，霓裳未了」，笛之曲也；「嚼徵含宫，泛商流羽，一声云杪」，笛之声也；「为使君洗尽，蛮烟瘴雨，作霜天晓」，笛之功也。予恐仲益用苏文忠读《锦瑟》诗以释《水龙吟》耳。刘贡父云：「锦瑟是令狐楚家青衣名」。许彦周云：「令狐楚侍儿能弹此四曲。诗中四句，状此景也」。

利尽西海（秦司马错云：「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杜宇之王，以褒斜为前门，熊耳、灵关为后户，玉垒、峨眉为城郭，江、潜、绵、洛为池泽，汶山为畜牧，南中为园苑（《河图括地象》。）。巴、蜀、广汉，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西汉《地理志》。）。地近秦雍，风声气习，本自一家（西汉《志》。）。国富民殷，宝货无求于外（汉庞统说昭烈曰：「益州国富民殷，户口百万，宝货无求于外，今权借以定大事。」）。蜀有自然险（《晋书·段灼传》。）。惟蜀之疆，拥抱岷梁，斗绝诸夏，裂为一方（唐王徽《罗城记》。）。蜀形胜之地也，南控蛮蜒，西扼戎羌（《元微之集》。）。蜀地阔千里，郡列五十城，户口至多，士卒之众，可以挥汗成雨，吐气成云（唐胡曾《回云南牒》。）。蜀之为邦，天文：井络煇其上；地理：岷嶓镇其域。五岳：华山表其阳；四渎：汶江出其徼。蕃衍三州，土广万里，固乾坤之灵囿（《华阳国志》。）。蜀之为国，与巴同囿（《华阳国志·蜀志》。）。井络垂耀，江汉遵流，泉源深盛，为四渎之首（同上。）。沃野千里，号称陆海（《华阳国志》。）。青城、峨眉，为坤维之巨镇。秦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其卦值《坤》，故多斑䌽文章。君子精敏，小人鬼黠。与秦同分，故多悍勇。在《诗》，文王之化被乎江汉之域，秦豳同咏，故有夏声（同上。）。跨蹑犍牂，枕倚交趾（《蜀都赋》。）。缘以剑阁，阻以石门（同上。）。演以潜沫，浸以绵雒（同上。）。蜀之丝枲织文之富，衣被天下（欧阳公《至喜亭记》。）。神禹为蜀人，江汉为蜀望（张俞《上蜀帅书》曰：「大江出蜀之西徼，禹生于西羌，石纽其地也，故神禹为蜀人，江汉为蜀望。而明公之治蜀，滔滔江汉，尽在土宇。」）。民性循柔，喜文而畏兵（田况《西蜀蕃夷图序》。）。蜀当西南陬，曰舆坤。坤为臣，世有方正柔静之士。岷峨蕴精，江汉畜灵，须有时克生其人乎！

臣对：臣闻求道有本原，行道有功用，自本原而达之功用，则天下之治可以不劳而举矣。盖道无近功，惟志趣之高远者为足以极其功；道非小用，惟力量之凝定者为足以大其用。自有天地以来，所以脉络世教、纲维人极于不泯不绝之地者，皆非偶然之故也。太极之理流行散见于万类之殊，常人得之由之而不知者也，故必有待于超出乎亿兆人之上者为之君师焉，以一人之心融天地之心，以天地之心觉天下之心。帝之所以为帝，王之所以为王，同此心也，亦同此道也，同此学也，亦同此功用也。然则有帝王之心者，斯能有志于帝王之道；有帝王之学者，亦岂不能进于帝王之用哉！恭惟皇帝陛下英姿天挺，圣学日新，自临御以来，孜孜汲汲，既知求此道之用以用其心，则知推此心之用以用天下。其间大震怒、大拂乱，所以撄宵旰之怀、关玉食之抱者，殆非可以一二计也。陛下端居凝邃，加意讲求，所以压万变之纷纭，镇群疑之汹涌，阴以为天下国家之计者，盖陛下求道得力处也。夫求道既有所得，则夫坚始者之念，以就来者之图，勉今日之诚，以为后日之虑，不以仅定为无恐，不以苟安为自足，凡尧舜三代之所以根柢乎盛治者，是政陛下行道用力处也。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天地之眷厚矣，所以答天地之眷者当何如？祖宗之托重矣，所以奉祖宗之托者当奚若？丕绪之承，今九年矣，所以充拓事业者当何修而至？陛下诚能因其力之有所得，充其力之有所用，自身而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化者，不可不谨其表倡之几；自家而国，所以别贤否而定名义者，不可不致其微渐之虑；自国而天下，所以谨修攘而全爱敬者，不可不极其勉励之诚。其效證于尧舜三代之所已行，其监具于秦汉以下之所并见，其事信于经训史册之所可考。陛下诚于本原之地而极其神，不徒以曰诵曰讲者为常准，则学之为王者事，宜在陛下方寸间耳，臣又何敢容其喙！请以所闻于师者，拜手稽首，以复陛下之问，惟陛下少垂听焉，臣昧死上愚对。臣伏读圣策曰：「盖闻学之为王者事，由尧舜三代至于今日，未之有改也。而或以为古今有殊时，帝王有异治，世道有升降，各因其时以为治，而无一定之论。吁，有是哉」！臣有以见陛下有志于帝王道统之传，而为昧者发道与时异之叹也。臣闻道与心一，帝王之心与万世一。尧之授舜，舜之授禹，三圣授受，相传一道，载之于《书》。人心、道心之分，惟危、惟微之辨，或生于形气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惟其形气之并生，虽上智不能无人心；惟其性命之各正，虽下愚不能无道心。故人心每患于难制，而道心每患于难明。难制故危，而安之者常寡；难明故微，而知之者几希。惟精则决择详审，而致知之功深；惟一则主宰坚定，而力行之用久。是以一中之执，万世惟允。成汤传之为昭德建中，文武传之为顺则立极。帝王之治，所以蒸为雍熙，薰为泰和，而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者，皆此道之功用也。夫以功用之散于天下者若是其明著，而根本之敛于一心者犹不敢废夫讲贯之忱。故尧、舜、禹、汤、文、武之所以号为汲汲于学者，果为何事也？岂非以危微数语肇启其端，故心法之传异世同轨？成汤之礼制，文武之克宅，莫不皆致力于本原之地。虽其时之相去若有不同，而道之相传未尝不一。自世之昧者观之，泥于迹而不求于心，索于治而不求于道。舜、文一也，或疑其劳逸之殊，而不揆其符节之合；商、周一也，或疑其文质之异，而不通夫损益之因。善乎，董仲舒之言曰：「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异」。盖其所以异者，世之治乱而已，所谓道则未尝不同焉。故韩愈亦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即仲舒之所谓继，求韩愈之所谓传，则六七君子之心越宇宙而同神，历千载而一日，又孰谓其世有升降而因时为治，果无一定之论乎？然则能知帝王之无异心，则知帝王之无异道；知帝王之无异道，则知帝王之无异效矣。臣伏读圣策曰：「夫统理民物，为天下君，膺天地之眷顾，蒙祖宗之付托，若是其重，而本原之地无所据依，以善斯世，不可也。是以尧、舜之帝，禹、汤、文、武之王，莫不从事于学。如饥之必食，渴之必饮，未尝外道以出治，舍经以求治也」。臣有以见陛下以天地祖宗之寄为不可忽，以尧舜三王之道为必可行，而欲讲学以求道，即道以求治，而又知所用力之地也。臣闻帝王之心与天地一，祖宗之心与帝王一。帝王，代天地以裁成其化者也；祖宗，法帝王以会通其用者也。故求帝王之治者，当求帝王之道；求帝王之道者，当求帝王之心。心法明则道法著矣，道法立则治法举矣。世去古远，正学不传，生民不见帝王之泽，至治之主盖不世出，而天地之生圣人乃间见于千载之后。艺祖皇帝肇造区夏，拨乱立极，读书而叹后世刑网之密，盖有以契夫天地生育之心矣。仁宗皇帝绍休圣绪，继体守成，讲《易》而得六情六气之说，盖有以契夫天地动静之心矣。夫以祖宗讲明学问，稽式帝王，既无一而不契于天地之心，则夫两间之所眷祐于国家而遗陛下以无疆之休者，要非人力之所倖致也。陛下讲学所以朝夕不倦，寒暑不辍，而必欲与帝王之心同一运量者，盖欲以慰祖宗之托而答天地之眷焉尔。故观乎天地，则见帝王矣；观乎帝王，则见祖宗矣。何则？天地付陛下以此位者也，帝王同陛下以此道者也，祖宗传陛下以此心者也。心得其正，则此道为有宗；道得其正，则此位为无忝。位正而道益可行，道正而心益可制。动息造次，常以天下为忧；安舒暇豫，略不以有位为乐。夫如是也，真知夫天地之所付者至大，而不敢以自小矣；真知夫帝王之所同者至公，而不敢以自私矣；真知夫祖宗之所传者至重，而不敢以自轻矣。自是而充之，以学力所到，日益月新，心术所存，天宽地大，举一世之人济济于雍熙泰和之域，浑浑乎如四时之春，而不见有炎风朔雪之惨者，皆此心之推也。惟陛下益反诸心而用力焉，则功用岂有难致者哉！臣伏读圣策曰：「朕以眇陋，嗣承丕绪，于今九年，昧旦而朝，咨诹辅弼，延纳英隽，日御经筵，曰诵曰讲，咸有常准」。臣有以见陛下统临于上，愈尊而愈谦，问学之勤，愈久而愈不替也。臣闻帝王之学厥有本原，惟谨养乎心术之微，不徒为诵说之务；惟深探夫造端之自，不徒为外饰之求。宫庭深邃，燕佚易失；声色满前，志念易汩。四海九州之大，非空言所能维持；一日万几之繁，非小智所能经理。然所以维持而经理之者，其本会于圣心运量之中，其用形于圣学贯通之后，则是心不可以不尽，学力不可以不充也久矣。故有一念之纵肆，则不足以充此学；有一息之间断，则不足以充此学。外庭固学矣，内庭其可息乎？经筵固学矣，退处其可懈乎？端人正士固与学矣，便嬖使令其可与亵乎？陛下有志于帝王之事，固出于圣心之实然，抑帝王所以兢兢业业，儆戒无虞，孳孳汲汲，悠久不息者，得非陛下之所当深勉，而不徒为言语诵说之末而已者乎？陛下即位固九年矣，然外而疆土之未清，内而奸宄之未靖，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周之克商，九年大勋未集而勉其忧勤乎？陛下每朝，固咨辅弼、延英隽矣，然内而邪正之未明，外而贪廉之未判，陛下而念及此，得不以舜之三考黜陟，庶绩咸熙，而为几康之戒乎？不然，以可致之资而不能致，以可为之时而不能为，以可豫备之岁月而自惰于不备不虞之域，若是而曰讲诵有常，臣甚不知陛下讲诵之谓矣。陛下苟能以帝王之心为心，则必深求帝王用力之要。凡六经所载，得之于经筵之所诵讲者，诚非徒以讲诵为也。口以诵之，必反心而载惟；学以讲之，必闻义而力徙。故于至善之所当止，则必如好好色，使之眼明心悦可也；于不善之所当改，则必如恶恶臭，使之影灭迹绝可也。学有如是，则本原正矣。本原既正，则自身而家，自家而国，自国而天下，无一政之不立，无一事之不举，功用之著其可以限量既耶？臣伏读圣策曰：「六经之道，所以该贯天人，维持世变者至纤至悉，不可胜穷，而《通鉴》一书又所以著历代之美恶，以劝戒于后者。莫先于修身而齐家，进君子而退小人，严名分而遏乱萌，修政事而靖边疆，恤民隐而惧天变」。臣有以见陛下会经训之精粗，明史册之劝戒，而欲用力于君德治道之大者也。夫经所以载道也，史所以纬经也，人主之学所以讲经与史者，盖欲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用者也。臣尝以是观之，六经皆所以言天人，而至于该贯其道，则莫详于《易》与《春秋》之为书；六经皆所以维持世变，而所谓至纤至悉，则莫大于《易》与《春秋》之为用。《易》者，六艺之原也。卦有阴阳，固所以明天道也，而吉凶悔吝未始不以人言之，则《易》之所以维持世变者，宜乎极其所谓变通鼓舞之道，而不可以致诘也。《春秋》者，史记之约也。义有褒贬，固所以明人道也，而灾异所书，未尝不以天言之，则《春秋》之所以维持世变者，宜乎定天下之邪正，而乱臣贼子皆凛乎其知惧也。即《易》与《春秋》之旨而槩之六经之道，则维持世变，至纤至悉而不可胜穷，自修身齐家至于恤民隐而惧天变者，可以类推矣。虽然，此经之所以载道者然也。至于史之所以纬夫经者，则自周之衰以讫五代之季，其间安危理乱之分，成败兴亡之故，上下数千年间，皆若烛照龟卜而不可掩。然以善论世变者观之，汉大纲仅正，而万目则未甚举；唐万目举，而大纲又不能正。则其所以正人伦而系风俗，别贤否而定名义，谨修攘而全爱敬，大槩不可以帝王之功用并言者，要亦有由矣，是乌可不为本原之论哉！空谷而足音，晦冥而日月，绝无仅有之中而求其粗合于古帝王之道，惟文帝一人而已。昔孝宗皇帝与大臣论古今治乱，因曰：「自汉唐以来人君，惟汉文帝粗能知道。自文帝之外人君，非惟不知道，亦不知学」。大哉王言，深于考论夫后世人主之为学者乎！试即文帝之粗知道者观之，虽其礼文之事犹或多缺，然刺取六经，盖亦髣髴于王者之意。故当时之治蔼然，犹有王者气象。非粗知道者，其孰能之？自其躬玄嘿，丽道准仁，而修身之道粗明。所幸夫人衣不曳地，而齐家之道粗立。张武受赂，益愧其心，吴王不朝，赐以几杖，而治国之道又粗审。以至弃细过而绝戎隙，成军礼以张国势，务休息而专德化，警灾异而求直言，凡可以为平天下之道者，亦粗于此而加之意。然则文帝之所以为汉德之盛者，岂非粗知道之效欤？夫惟文帝粗知六经之道，既足以致后世之治，后世考论文帝之史，则当劝其所以为文帝者，而戒其所以不如文帝者；当劝夫文帝之可以到帝王者，而戒夫文帝之终于未到帝王者。则治道功用，又岂容外吾心而求之乎？臣愿陛下反求此心，加意力行，以可到帝王者自勉，以未到帝王者自励。此则在于用力不用力耳，乌患其有难行者哉！臣伏读圣策曰：「朕深惟经训史策日陈于前，文字繁多，途辙迂阔，求其所以寘力者，乃即燕閒，窃有慕古人缉熙光明之义，日就月将，躬履神会。盖以基治道之本，一人心之归，使普天率土，若士与民，悉共由于理义而无本末舛逆之患、上下异向之风，顾不韪欤」！臣有以见陛下加意于缉熙之诚，用力于本原之地，而欲推而达之于治道功用之大也。夫经之与史，虽文字之繁，而关于君德治道者，则未尝无纲领之要。夫「缉熙光明，日就月将」，此诗人之所述，而成王用力为学之实也。至于曰躬履、曰神会，此则陛下心术纯明，义理融贯，能以诗人之所述者究心，而又以成王之所学者用力也。盖躬之所履，皆力行之事；神之所会，皆致知之功。行无不力，则缉熙矣；知无不致，则光明矣。以陛下之躬履神会，求成王之缉熙光明，而又形诸心画，发诸圣制，布尧言于天下，断断然以为自天子至于庶人壹是皆以脩身为本，而知夫学之有益于人国矣。举天下之大，家传人诵，皆灼灼然知陛下缉熙光明之懿，殆与成王不可以异观矣。抑成王之所以谨养其心，以为讲学之本也，陛下亦尝实用其力乎？臣考诸《诗》曰：「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群臣告成王以用力之大者也。而谆勤恳切之意，又必继之以「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盖欲其知天之监无往而不在，无时而不然，而敬之为敬，无一动之或违，无一息之可弛也。成王于此，灼知用力之要，谦虚挹损，形之于言，曰：「惟予小子，不聪敬止」。必加之以日就月将之诚，懋之以缉熙光明之益，积而至于亿万年天休之敬。以是而论，则知「缉熙光明」乃为学之要，而「敬之敬之」又缉熙光明之要也。今陛下既即燕閒，慨慕于古，其事非不伟也；至于古所以谨处燕閒，无微而不敬者，兹又陛下切身之事，而治道之所由以基，人心之所由以一，义理之所由以克广者也。盖敬者，主一无适之谓，彻上彻下之道，陛下与成王所谓缉熙光明之实，而二帝三王所以传授心法之准的也。故也䌷绎心思，续续不已，充广心地，恢恢有馀，而后可以言缉熙。清明一有纷汩，志虑一有间断，气象一有褊狭，则不足谓之缉熙矣，而可以为敬乎？必明善诚身，动与理觉，尽心知性，静与理融，而后可以言光明。物欲少有障蔽，血气少有昏蒙，智识少有凝滞，则不足谓之光明矣，又可以为敬乎？陛下之所谓躬履，盖履此敬也；陛下之所谓神会，盖会此敬也。以是而基治道，使天下国家之治如尧舜三代之盛可也；否则规摹弗立，玩愒小康，本末之不能无舛逆者，皆治世之累也。以是而一人心，必使远近风俗之化如尧舜三代之美可也；否则仪刑弗谨，观听莫新，上下不能不异其向者，皆风俗之弊也。陛下能反求此心，常守此敬，内主乎一而不病乎杂，外无所适而不徇乎私，本正而末自随，上倡而下必应，阴消其舛逆之患，潜格其异向之风，则其感动意思，殆与七十子之服孔子者同一机括也。臣愿陛下以真存心，则躬履神会，自不能掩其功用之著。由是而充之，则以成王之学造帝王之道，惟陛下加之意而已。圣策又曰：「若夫商政治之得失，求民俗之利病，论士习之厚薄，则有所未暇。盖以本原既立，则他可以序举也」。臣窃谓陛下之言及此，岂非天下之幸，而天地祖宗之望陛下者乎！盖政治之得失，每系于君道转移之间；民俗之利病，实关于君政修废之顷；士习之厚薄，亦视夫君心之好尚者如何。陛下不屑屑于三者之计，必谆谆于本原之正者，岂非以用力于本原者既善，则三者之效特举而措之耳。故《中庸》论为天下国家有九经，而曰所以行之者一。《大学》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亦以脩身在正心者为之本。陛下讲明于此，盖亦熟矣，继今而后，极致知之善，尽力行之诚，因全体之明，求大用之著，必刚以制欲，必勇以力行，必恭俭以约己，必渊静以养心。如是则本原既正，三者之序断断乎其可举。不然，外有讲学之文，内无讲学之实，诿本原之论以盖其事体之失，假脩饬之具以掩其修省之愆，戒酒有箴而无益于制心，缉熙有记而无益于进德，若是而曰政治之未暇问，民俗之未暇问，士习之未暇问，是自置天下国家于圣度之外，又安足以为本原之论哉！昔孝宗皇帝圣训有曰：「朕心未尝放下，一日间天下定行一遭」。孝宗之所以经营于念虑者若是其详且悉，曾谓其以本原之是正而一切付天下之事于未暇问乎？圣谟洋洋，载在国史，皆陛下之所当体而行之者也。臣愿陛下益反之心曲，加其真实无伪之功，广推于外，旁达其运量不穷之妙，则本原在于圣心矣，凡陛下策臣以经史之所当讲者皆可以序而举，况于是三者之务哉！圣策之所以幸教臣者亦已至矣，而陛下谦冲温粹，犹终之曰：「子大夫奉对于庭，其以有得于经史者，䌷绎而毕陈之，朕将亲览」。臣仰见陛下咨访不倦，嘉与草茅之贱求本原之纤悉，非徒为是诹采之文具也。臣窃闻六经之书，致治之成法也；史之为史，亚乎六经者也。夫致治成法既皆具于经，而史又亚乎经之道，则凡天下国家之治，非徒本原之是正而已。至于纤悉节目，所以救习俗之失、防人心之微者，经之与史盖相贯通而互发明也。陛下既俾臣等䌷绎而毕陈之，臣不能罄竭肤浅之万一，以为陛下告，不惟下负所学，抑亦上负陛下之谆诲矣。然臣之所尤拳拳于陛下而不能自已于纳忠者，其说盖有三焉：一曰固民心，二曰肃军心，三曰正士大夫之心。盖民者国之命脉也，兵者国之精神也，士大夫者又国之医师砭剂也。为人上者当使命脉坚强，精神运动，常致谨夫医师砭剂之用，以为元气调养之方，则立国之势，自隐然有安靖和平之功用矣。臣请竭其愚而终言之。《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怨岂在明，不见是图」。此言民不可以不固，怨不可以不弭也。今之所以固民者何如耶？田闾困于科率，市井困于征求，商贾困于抽敛，富家大室困于奄没之刑。叠是数困，犹未已焉，远近怨咨不可闻也。乖戾之气上熏于天，激而为江闽之盗，滋而为辅近之奸，涨而为都会之灾，溢而为边陲之警，延而为数千里之旱，岌岌殆哉！国家命脉，一缕千钧，深可虑也。昔光武中兴，邓禹劝之以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先朝范镇亦曰：「欲备契丹，莫若宽天下之民」。此皆所以为命脉计也。陛下亟图之，则其證犹可起也，否则非臣之所敢知矣。《书》曰：「其克诘尔戎兵，以陟禹之迹，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此言卫国以兵，诘之者有其道，则服之者有其机也。今之为兵者何如耶？自核实之不加，而兵益以冗；自训练之不精，而兵益以惰；自豢养之不戒，而兵益以脆；自等级之不严，而兵益以骄；自刻剥纵弛之相蒙，而兵又流于叛且溃矣。夫国家竭民之力以养兵，盖资之以卫吾国也，今乃不冗则惰，不惰则脆，不脆则骄，不骄则叛，不叛则溃，习于纵敌而不习于死敌，利于为寇而不利于禦寇，敢于犯上而不敢于卫上，于是士卒得以陵偏裨，偏裨得以陵主帅。闽南之纷乱方迩，而继之以江右之陆梁；西蜀之惊荡方传，而因之以淮东之奔迸。姑息养祸，浸以成风，蔓草难图，忧未歇也。昔晋文公城濮之战，见其师少长有礼，而知其可用。艺祖皇帝始明军法，使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咸伏鈇锧，是以上下有序，无征不服。此皆所以为精神计也。陛下其亟图之，则其患犹可弭也，否则非臣之所敢言矣。夫固国以民，卫国以兵，二者命脉之所关，精神之所系，一日不可忽焉者也。然所以护养其民、调伏其兵者，惟有士大夫以为医砭尔。夫圣人养贤以及万民，而命将遣帅以卫中国者，亦以重戍役车徒之责。今之为士大夫者，臣又不知其果何如邪？陛下以培固邦本为心，而监司守令则行之以朘削膏血之政；陛下以运动国势为心，而曰将曰帅则乘之以消沮士卒之私；陛下以兴利除害、信赏必罚为心，而内外大小之臣则应之以虚诞苟且、偷安旦暮之计。是无怪乎上之真德实意不能宣达于其下，下之吞声隐气不能通达于其上。上下隔绝于势分之交违，则夫民怨而思乱，兵怨而思叛，亦其理之所必至也。昔汉宣帝欲安渤海之警，得一龚遂，单车至府，宣布教令，慰安牧养，盗为之悉平，而民不患其不安者，以得人而安之也。唐马燧之在河东，驭马厮役教以骑射，比及二年，得精兵二万，而兵不患其不强者，以得人而制之也。是以国朝开基之初，藩侯不抚百姓，则有断不容之之戒，至于南征北伐，战胜攻取，兵不过二十万者，亦惟以曹彬、潘美为将耳。此其于国家砭剂之用，明效大验，彰彰然足以为后人嘉赖维持之地，盖汉唐之美独盛于一代者也。今陛下所慕者帝王之道，所鉴者汉唐之言，所取者祖宗贻谋之善，则其所谓一军民之心者，要莫先于正士大夫之心；而其所以正士大夫之心者，又不过先正陛下之心而已。董仲舒有言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极而至于四方远近之一于正」。此又自本原而达之功用，古今不易之至论也。惟陛下于此而实用力焉，则天下幸甚，宗社幸甚。臣无任，昧死谨对。

权按八阵之制，始于黄帝氏，得风后于海隅，登以为相，得力牧于大泽，用以为将。风后作《兵法》十三篇，《孤虚》十二卷，立遁甲一千八十局。而帝则有直木、锐火、方土、圆金、曲水，谓之金、木、水、火、土之五阵，太公则有天之星宿孤虚、地之山川向背、人之编伍弥缝，谓天、地、人之三阵。风后又有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之八阵。孙膑则有方、圆、牝、牡、冲直、方宜、车轮、雁行之八阵。吴起则有曲、直、锐封、车箱、车轻、鹅、鹳、冲车之八阵。李靖则有左虞候、右虞候、左一箱、右一箱、左二箱、右二箱，不谓之六花阵与？又有大黑（子、）大赤（午、）青蛇（卯、）白云（酉、）左突（寅、）右击（申、）前冲（巳、）后冲（亥、）摧凶（辰、）决胜（戌、）破敌（丑、）先锋（未，）不谓之十二阵与？四面攻其地谓之靖，入其地谓之伐，出其君谓之擅，夺其地谓之削，兵加其境谓之侵，计治其罪谓之正，诛其君谓之残，塞之使不得与邻国交通谓之杜，绝其国谓之灭。孔明又于鱼腹浦垒风后之八阵以迷陆逊，辅助先主，佐佑邦家，精神变化，各尽其妙，取用兵机微之理，立兵乘之大法。其法以八为数，八八六十四阵为正兵，三八二十四阵为游兵，天衡十六阵居两端，地轴十二阵居中间，天前冲四阵居右，天后冲四阵居左，地前冲六阵居前，地后冲六阵居后，风八阵附天，云八阵附地，合而为六十四阵也。天衡并前后冲为二十四阵，合风八阵为三十二阳也。地轴并前后冲为二十四阵，合云八阵为三十二阴也。天冲四而地冲六者，冲有馀而轴未足也。游兵二十四阵在正兵四十阵之先。凡行军之法，结阵合战，设疑补阙，全在游兵。天地之前冲为虎翼，风为蛇蟠。兵家先阴，以右为前。又风从虎，虎与蛇皆阴类，同位西北也。天地之后冲为飞龙，云为鸟翔。兵家后阳，以左为后。又云从龙，龙与鸟皆阳类，同位东南也。以天、地、风、云为四正，龙、虎、鸟、蛇为四奇，此一图八阵之制也。每以二阵相从，一阵之中又有两阵，一战一守，中外有轻重之权，阴阳有刚柔之节，彼此有虚实之地，主客有先后之数，非知兵者莫能究也。《传》曰：「秦之锐士不能当齐晋之节制」。武侯曰：「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是知节制也者，尤善用兵者之首务，与今言阵者必曰八人，岂不大谬与！所以取胜者，特诈谋奇计，所谓三代仁义之兵若时雨者，无复见焉耳。嗟夫！先王耀德不观兵，不得已而用者，节制而已。《甘誓》曰：「左不攻夫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乎右，汝不恭命」。《牧誓》亦曰：「不愆于四步、五步、六步、七步，乃止齐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武侯此制如此妙矣。渭滨之屯，居民安堵，实三代之法也。先公季通著为《图说》以示人，其所以言者此不复论，谓非知兵机要者安能窥其蕴奥哉！然于武略则未必无小补云。宝祐甲寅仲夏长至日书。

圣贤吾不得而见之矣，而得见圣贤于书；治乱吾不得而见之矣，而得知治乱于史。事纪于言，理寓于事，非事则理不可见，非言则事不可传。大哉，书与史之功乎！所以开万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恶也。《书》曰：「天叙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长幼夫妇朋友之伦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当处者谓之叙。又曰：「天秩有礼」。礼者尊卑贵贱等级隆杀之品也。因其叙而与之以其所当得者谓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谓也。是以表章而荣显之于车服、名器之内，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命者天之令也，人主体之而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面命之而已，虽尧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过执中之数语。至于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见之于「都俞吁咈」之间。及殷高宗之命傅说，亦不出于一时之训诫，必皆叮咛于「钦哉」之一词。周之治尚文，然后有策命之礼，命微子，命蔡仲，命君陈，命毕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时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语。平王之命文侯，悲叹感伤，气象索然，圣人存于《周书》之后，于以著王辙之所以东也。逮其末年，归惠公仲子之赗，圣人存于《春秋》之首，于以伤王辙之所以不复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姒之难，废后黜适，王之所亲尝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之贵，下赗诸侯之妾，若礼所当然而不愧，此圣人绝望于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盖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抚之以彝器，旌之以车服，明之以词章，司徒书命，司马与士书服，司空书勋，将之以太宰，侑之以内史，卿逆于境，侯郊劳，馆诸宗庙，馈九牢，设庭燎。及期设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内史赞之，三辞三命，而后即冕服。既毕，宾飨赠饯，加之以宴好。吁，周之旧典礼经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谨乎！春秋之国，咸沈酣于战争攘夺之中，纲沦法坏，朝贡聘告之使，希阔寂寥于天子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轻也。秉周礼者莫如鲁，请以隐公观之。平王之崩，鲁无吊使，又不供王丧，致武氏子来求赙。后四年，王使樊伯来聘。后二年，南季又聘，而未闻鲁之玉帛入于洛也。桓公弑隐而立，篡贼也，鲁之所当讳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宰渠伯纠来聘，继之以仍叔之子，又继之以求车之使。桓公薨于齐，绐终不以礼，王乃使荣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亵也！又以晋国大略言之。曲沃夺宗，叛王屡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军为晋侯，其后侵并诸国，日益强大。文公伐楚，献俘于王，王享醴命侑，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兴父策命重耳为侯伯，赐之车服、弓矢、秬鬯、虎贲，曰：「王谓叔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重耳三辞，再拜稽首，奉扬天子之丕显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觐，其仪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于史有光。其次则卫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答命蒯聩，皆有辞。自是不复再闻王命。后当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晋大夫为诸侯之辞，使人惊喜东周之勃兴，何为有是旷礼也。然既无备物典策，又无王人下临，若之何而命之哉？此又春秋之一变。仆深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马温国公奉旨论次历代君臣事迹，锡命曰《资治通鉴》，正托始于三晋之侯。盖公不敢上续《春秋》，而乃下承《左氏传》，传以赵丧智伯终，《通鉴》以智伯立后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纲，于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于其下，复著其述作造端之意，伤周室名分之大坏，而以「哀哉」二字殿于后。有典有则，正大激昂，所以扶天伦，奠民极，示万世帝王之轨范也。后之儒者，以公之言诚忠厚矣，犹虑其阔于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论晋悼公病于一惰，使大夫主诸侯之盟会于三晋强盛之几，以补司马公谨微之说。此特言其晋之几，而未及乎周之几也。是以朱文公《感兴》以昭王南下而不返，历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沦散，何独至是而始可论也，此又补致堂之所未及。虽然，述春秋以后之书，舍是亦几无以为托始也。东迁之周平王以晋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晋文公定，而周遂衰；敬王以晋大夫立，而周益乱，晋大夫自是争衡于中国矣。况战国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官不备，声名文物，黯无精彩，实不过诸侯一附庸耳。积轻至此，岂足以为天下重哉？仆闻君能制命为义，臣能承命为信。君不能以义制命，则无以使人心丕应，惟命之承。仆因质其疑于太史公，考之帝纪，书命三侯于九鼎震之下，此温公所以开端而著论也。考之世家，则曰魏、赵、韩皆相立为诸侯，岂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欤？又十有八年，田和求为侯，魏使使言，王许之，而后立。详观「许之」一字，即太史公以之而为命也。当是时王命轻于一羽，乌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于齐桓、晋文，犹熟视楚之至而不敢问，尚何待后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乎七十有馀年，卫犹以王命为重，后乎七十有馀年，诸侯自相王，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则于王何有？上下百五十年，苍姬将讫录，如日之莫，如岁之冬，天叙斲丧，天秩流离，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圣人定之以仁义中正而立极，岂区区智力所能折其冲而摧其势哉？天下固有不可为之时，而圣人则无不可为之道。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圣人固未尝不欲兴周道于东方。孟子亦谓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必能朝诸侯，有天下，信不诬也。今考周之亡也，犹有邑三十六，口三万，土地宝器虽俱输于秦，周民遂东，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强之从，国可得而民不可强之屈。周之德泽入人如此之深也，在圣人亦未可谓不可为之时，况自有可为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末如之何」者，亦勇于自弃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