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元年，番禺缺守，有诏以命臣之奇来治州事。始至下车，既见吏民，即谒先圣。明年仲春上丁，复行释奠之礼，陟降廷戺。顾瞻学宫，多历年所，堂庑庳狭，隅奥侧陋，师生所庐，曾莫攸处，讲肄之次，寖以毁废，怵然于心，思所以完葺之。会得乡亭馀材，悉辇置以充用，先治两庑，次作讲堂。悦徒劝工，不出旬月，而两庑翼如，讲堂眈如。还顾夫子之殿，益卑圮不称，议道之堂，亦复摧挠，乃规广其基，而大新其构。然计费甚钜，遂以谋于漕司，欣然听许，增与之金，益市材用，伐山浮海，不期而集。而番禺、南海二属邑令实分董其事，专精毕力，日督月趣。乃斲乃治，乃涂乃塈，劳徕劝向，功绪就毕。越明年夏，学成，为殿南向，横六楹，纵四楹，讲堂、议道堂及于两序，总四百二十有四楹。于是典学之官与其正录，及凡在学之有职掌者墙立而进曰：「学已完矣，愿有纪述，以诏于后」。余曰：「此固学士大夫之职也，其何敢辞？然愚尝窃观古今缀文之士，纪郡县之学者盖亦多矣，其言率未尝及于夫子之道，以开学者之聪明，而止叙其营作之近功，与夫教学之浅事，非所先也。古人所谓因事以陈辞者，庶几以是寄余之言焉。余以谓夫子之道广而大，故极天地而不能以盖载；夫子之道变而通，故亘古今而不能以终穷。彼其妙体存乎神，而人莫之能原；妙用藏乎易，而人莫之能测。盖自体而出焉，则始于无思无为，寂然不动；而其应也，至于感而遂通。自用而入焉，则见于有为有行，问焉以言；而其极也，至于不行而至。化而裁之存乎变，则一辟一阖之谓也；推而行之存乎通，则往来不穷之谓也。积焉而不已，以至于日新，是之谓盛德；运焉而不穷，以至于富有，是之谓大业。是以其言则为《诗》、《书》，其行则为《礼》、《乐》，其法则为《春秋》，其燕閒谈说、造次践履，则为《孝经》、《论语》，而其妙则总之于《易》焉。自子贡，门人之高第也，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所可闻者，夫子之文章而已。颜渊，几于圣者也，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如有所立，则卓尔而难从，奔轶绝尘，则瞠若乎其后矣。彼颜渊、子贡之徒亲见圣人，而犹若是，又况于闻而知之者乎！故自夫子之没，学而得其传、传而得其意者，孟轲氏、扬雄氏而止耳。至于荀况氏、韩愈氏，则择焉而不精，造焉而不醇，吾未见其无疵也。抑余又闻之，有教无类，立贤无方。盖上之行教也，无华蛮之限；天之生贤也，无远近之间。韶之曲江，越在荒服，爱之日南，介于外夷，而犹有张九龄、姜公辅之俦出焉；岂以番禺之盛，而独无昂霄耸壑之材见于世哉！殆所以教养之道未尽其方耳。番禺，自古一都会也。五岭峙其北，大海环其东，众水汇于前，群峰拥于后，气象雄伟，非它州比。繇汉以来，实为南越，屈强一方，最为强国。自高后、武帝时，虽力征经营，而兵锋之出，尝辄挫衄。汉之名臣如陆贾、严助、终军之徒，皆尝奉使而谕意焉。彼椎结之尉佗，方以蛮夷大长老夫自处，传国五世九十馀，终以灭亡。逮唐季之乱，刘氏隐、玢、晟、鋹，四世窃据，亦五十馀年。穷奢侈，酷刑罚，诛近世，戮群弟，以至失国。其治蹇浅，不足称列，夫岂暇遑庠序之事哉？此其所以历年之久，而未有魁伟卓越之士闻于时者，亦理然也。庠序者，固育材之地，为政者舍此而不务，非知治者也。夫谨簿书，弊狱讼，趣办于目前，而收功浅；崇师儒，兴学校，初虽若迂迟阔缓，而其效尝见于千百年之后，虽至于衰乱之世，而馀风遗烈犹未泯也。务其近小而忽其远大，不可谓智。是以卫飒下车，必修庠序，何武行部，先即学宫，彼盖知所本云。自斯学之成，会朝廷适除教官，专诲导之任。隆栋梃桷，屹其山立，褒衣峨冠，坌其云至。繇今以往，将见人伦益以明，礼义益以起，而士之秀异者亦益以出，则岂惟中州之人哉！虽卉裳罽衣，胡夷蜑蛮，犹将竭蹶而趋风，鼓舞而向化，永绥南邦，同底大道，然后为斯学之成也」。余既为之记，又系以诗曰：

诸侯之学，是谓泮水。诗人所颂，鲁侯戾止。献馘于是，献囚于是。采芹则美，饮酒维旨。淮夷来服，觓弓搜矢。其挚维何，元龟象齿。区区鲁邦，陋无足纪。维泮之兴，功烈如彼。下逮郑国，学校不修。青青子矜，莫肯来游。谁欲毁之，侨告厥犹。视其所召，药之则瘳。我得吾师，实获所求。首善于京，其速置邮。矧在守长，宣化承流。德音不昭，维职之忧。番禺之学，莫原所作。岁月其绵，栋楹腐恶。藩级板夷，屋垣圮剥。图像之威，弗丹弗雘。圣经不谈，束寘高阁。讲席其虚，维尘漠漠。譬彼弗殖，萎其将落。于嗟斯民，谁启谁觉。释老二氏，尚能尊师。岂伊吾儒，曾是弗为。道废若此，莫或耻之。振而起诸，岂不在兹。爰命鸠材，僝工以时。肇新两序，翼如翚飞。载辟祠庭，奂其轮而。颐指而化，鬼设神施。乃延师生，来燕来处。匪怒伊教，载笑载语。笾豆有践，殽核维旅。以妥以侑，礼仪具举。济济多士，进退规矩。夏弦春诵，各得其所。相彼错薪，有擢维楚。遐不作人，成是才谞。在汉循吏，时则文翁。修起学宫，成都市中。常衮在闽，讲导从容。士比内州，岁贡以充。贤不天成，有养自蒙。谁谓越远，齐鲁同风。憬彼夷蛮，来顺来从。南交厎宁，猗学之功。

对：始终授受之际，《春秋》之所甚谨也。无事而书首时，事在二月而书王二月，事在三月而书王三月者，例也。至于公之始年，虽有二月、三月之书，而又特书正月。隐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蔑」。庄元年：「春王正月。二月，夫人孙于齐」。所以揭天子之正朔，而正诸侯之始也。《公羊传》曰：「缘民臣之心，不可一日无君。缘始终之义，一年不二君。不可旷年无君」。故诸侯皆踰年即位而书正月。定公元年书曰：「王三月，晋人执宋仲几于京师」。先儒疑焉，而未得其当也。尝试论之。《春秋》十有二公，其得终始之正而备即位之礼者四，文公、成公、襄公、哀公也。摄而立，不得备即位之礼者一，隐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己不得备即位之礼者六，桓公、庄公、闵公、僖公、宣公、昭公也。先君不以其道终而又在外者二，庄公、定公也。在外踰年而后至者一，定公也。且夫先君虽在外不以其道终，然未尝有踰年而后至者，则是二百四十二年未尝一日无君，而定公之元年鲁之统绝者自正月至于六月而后续也。正月者，正其君也。昭公未至，定公未立，季氏当国，而天子之正朔将谁正耶？此定之所以无正月也。《公羊传》曰：「正月者，正即位也。定无正月者，即位后也。定、哀多微辞」。而何休以为昭公出奔，国当绝，定公不得继体奉正，故讳为微词。呜呼，昭公绝而定公又不得立，是鲁遂无君矣。《谷梁》以为昭无正终，故定无正始。观庄公元年书正，则不言而知其妄矣。谨对。

晋成虒祁之宫，诸侯朝而归者皆有贰心。为取郠故，晋将以诸侯来讨。叔向曰：「诸侯不可以不示威（注：知晋德薄，欲以威服之。）」。乃并徵会，告于吴（云云。），邾人、莒人愬于晋曰：「鲁朝夕伐我」。晋侯不见，使叔向来辞（云云。）。子服惠伯对曰：「君信蛮夷之诉，以绝兄弟之国，寡君闻命矣」。叔向曰：「寡君有甲车四千乘在，虽以无道行之，必可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敌之有？牛虽瘠，偾于豚上，其畏不死」？鲁人惧，听命。

右昭十三年。子产铸刑书，自谓以救弊，而叔向贻书切责，以谓三辟之兴，皆叔世也，其辞甚美，子产屈之。夫子产之治，虽愧先王，以权一时，良不得已，而叔向尚以叔世过举诮而非之。若晋之衰，又甚于郑，侈成虒祁而不能谏，诸侯皆叛而不知图，合众示威，以诬先王朝会之意而不知耻，似非叔向之为也。杜预云：「自昭公即位，邾、鲁同好，又不朝夕伐莒，无故怨愬，晋人信之，所谓谗慝弘多矣」。而叔向不惟信邾、莒之厚诬，沮子服之正论，至耀车甲之多，曰「虽以无道行之」而可畏。夫纣岂车甲之不多而亡哉？盖无道而可行，自古蔑有。且晋诚已衰，不可复兴，为叔向者，尚当区区以道维之，姑教其君俭以守己、信以待邻，虽微未亡也。若侈内而暴外，以暂屈人而为彊，所谓攘臂而仍之，其技穷矣。

承示及《春秋事实》，鄙意犹有疑者。所论虞氏之史，直书其君之名而不避，载其父母昆弟之恶而不隐，某窃谓四岳称舜之父顽、母嚚、象傲，乃舜在侧微未登庸之时言之，宜若无害。周人虽以讳事神而有谥法，然且名之曰幽厉，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则虽有谥，其恶犹不隐也。《礼》曰「临文不讳」，故文王名昌，而《雍》之诗曰「克昌厥后」；武王名发，而《小宛》之诗曰「明发不寐」。若此类，皆临文不讳也，虽周亦然。庄公名同，而书「同盟」，僖公名申，而书「戊申」，不可谓从虞史之质。「将仲子」、「叔于田」皆刺庄公也，「清人」刺文公也。不胜其母而害其弟，诗人以刺庄公，而不及段。使高克将兵久而不召，众散而归，诗人以刺文公而不及克。以庄、文之罪著矣，不待《春秋》书之而后见。鄙意如此，更思之如何。

臣谨奉明诏而言曰：盖闻舜好问而为五帝之盛帝，汤好问而为三王之显王。后之取威定霸以成帝王之业者，莫不皆有咨访。如汉祖赖良、平之谋而创汉业，光武用寇、邓之策而成中兴，孙权用周瑜之策，遂摧曹操而拓有荆州，蜀先主用诸葛之谋，遂并刘璋而控有西蜀，魏武用荀彧、郭嘉之策，遂擒吕布于下邳，破袁绍于官渡，斯皆用武询谋之效也。恭维陛下神武默运，禦戎却敌，天人助顺，一举而亟清江淮，再举而可复疆土。而乃谦冲退逊，参古酌今，以善后计，下询旧弼。臣顾念宿遇，披露肝胆，竭其愚忠，精思熟讲，祈补万分之一，辄效愚论，藉万全以为元老，决战以为将军，相与问答，以为陛下献，惟陛下优容而过听之。其辞曰：决战将军问于万全元老曰：「今天子之驻跸三吴也，盖得兵家之三势焉。曷谓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国势，凭三势而命将杀敌，无往而不济。于时逆刘干纪，金敌济师，窬我长淮，窥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祸之天意，下慰厌乱之民心，以赫厥怒，旗建泰一，亲总六师，将士奋勇，人倍其气，雷动焱发，山摇谷荡，得气势也。长江天险，巨舰鹘飞，一卒当江，万夫莫渡，得地势也。辨其曲直，知其逆顺，察其饥饱，以壮击老，以生击死，以饱击饥，得国势也。以此三势，按甲江上，时遣轻锐，所向必克，丑虏就擒者不啻千百，签军投降者动以万计。势穷力蹙，知曲之不可以敌直也，知逆之不可以敌顺也，知饥之不可以敌饱也，潜师夜遁，寨幕乌集。当此之时，我乘势越淮而袭捣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乃踌躇淮甸，疑虑未进，蒙窃惑焉」。万全元老曰：「嗟乎！以若所谓善也，吾之所乐闻也，方且图之再焉。将军之所谓知其一，未睹其精者也。仆请为将军略举其凡，而将军必能索其至焉」。将军曰：「唯唯，惟愿闻一二，以发愚蒙」。万全元老曰：「禦戎之要，来则惩而禦之，去则守而备之，不贵追也，故鲁庄公追戎于济西，僖公追齐师至于酅，圣人之于《春秋》，皆书以危之。且虏之奔北，尾击过淮也，可谓远去。诸葛孔明曰：『未得战地，虽见大利，不前趋之；未测彼情，虽谓羸弱，不进攻之』。贼无故退军，勿进攻之。设若我师犯此而前追于淮北，生灵涂炭，人人怀归，如流离赤子之思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望云霓。奈何馈饷千里，士有饥色。若其略地就粮，则失遗民之望；若其飞刍挽粟，则艰漕运之计。本图却敌以安群情，无或动群情以资敌。故未可急追，以侥倖一时之功；要当爱惜寸阴，以图善后之计。事稍前定，举而措之万全之地，盖未晚也」。将军曰：「曷为善后之计？又曷为前定耶」？元老曰：「审攻战之利，得守备之宜，尽措置之方，明抚绥之略，然后可图也」。「曷为抚绥」？曰：「夫金敌所驱而战者，两河之民十之七，九州之虏十之二，狄人十之一焉尔。主兵甚少，怨雠居多，彼何所利？吾能取彼怨雠而抚之，则为我利矣。投降之签军、就系之酋长，既贷之以锡其类，宜优恤以劝其来者，或给佃淮南之田以养无禄之人，或添差缺员以禄有官之士。其有智虑者与有材勇者，寘诸军中，各随其宜而无失所之嗟怨。庶使两河九州之众闻风怀惠，携持而来归。一旦驱而之战，以夷狄攻夷狄，利莫大焉。不惟此耳，关中诸叛如巨师古辈以不快于王似而去之，孔彦舟以雠嫌权邦彦而去之，初非本心。傥能遣使间道以往谕上德意，而后以恩私结之，俾其自效，彼将衔恩感义，幡然改图，领所部而献虏俘于行在矣。李成、徐文辈于是乎知伪齐之不可以庇身也，气丧胆落，朝不谋夕，亦将悔过效顺，请命之不暇，不然其徒亦将斩首而来献矣。所谓明抚绥之术，其概如此」。「曷谓措置」？曰：「恢复之计不患逆刘之难除，患金狄之未衰；不患金敌之未衰，患吾措置有失缓急。缓其所急则图成长久之功，急其所缓则效见目前之利，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可不慎乎？夫立国者莫大于形势，得形势者制人，失形势者制于人。昔李希烈欲破寿春以趋江都，张建封围霍丘以精兵游击，而希烈为之遁长江，得形势，卒保江淮。苻坚东略至泛长江，谢幼度以八千之兵阻淝水而破苻融，数十万之众弃甲宵遁。于是径造涡颍，经略旧都。周世宗用王朴之策，下江淮，屯兵涡口，以克寿春，卒取淮南十有四州以为界，岂非得形势？今日之计，莫如屯据淮甸，置帅寿春，而真、扬、庐、濠，于文武臣中择才能守之，以藩篱江表。夫荆南古荆州也，北窥中原，东瞰江表，三国必争之地，吴不得吴，蜀不得蜀，魏不得魏。为今日计，当军其要害以为吴越之屏，以为巴蜀之防。夫三秦四塞之国，巴蜀转漕给军之地，昔秦恃崤函褒陇之险以囊括四海，汉高祖之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以有天下。今也巴蜀仅存而三秦已失，为今日计，当固蜀复秦，以为后来之图。是宜申命都督，下令荆襄，戒严警备，常若寇至，飞檄川陕，蓄锐控弦，观爨而动，以为掎角制胜之势。使彼欲南攻，则右有西师之可虞；彼欲西寇，则左有王都之可虑。此皆在所急而不可缓者也。所谓尽措置之方，其概如此」。「曷为守备」？「《兵法》曰有馀则攻，不足则守。《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昔晋人禦秦，深垒固军以待之，秦师不能久，此善守也；楚为阵而吴人至，见有备而返，此善备也。莒以恃陋而溃，齐以狎敌而歼，郧人次郊而不戒，莫敖小罗而无次，皆守备之不谨也。为今之计，无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可也；无恃敌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可也。修明攻守，拔用才能，推诚以与，使乐于用命，悦以役人，使久而无倦。召募乐斗之士守险淮济，激厉土豪之雄益寨泗水。遣间牒以察其情状，广耳目以伺其奸诈。经理残破之邑，劳来归业之民，恩信号令以结人之心，信赏必罚以尽人之力，理财以给犒士，营田以助兵食，补苴罅漏以为他图。所谓守备之宜，其概如此」。「曷谓攻战」？曰：「两军争雄，伐谋为上，其次知彼知己，可以取胜。要在料度人事，较量众寡，审方圆胜负之势，识劳佚浅深之谋。见可而进，知难而止，因利乘便，合变应权而为之。以此攻战，何往不济？所谓攻战之利，其概如此。虽然，于斯四者，又有先后之序焉。先明抚绥之略，然后可以语措置之方；得措置之方，然后可以语守备之宜；得守备之宜，然后可以语攻战之计。于是乎乘天时，择地利，因人和，振旅电击，诸路响应，躏轹淮、汴，蹂蹈济、郓，凭轼而复伪齐之城，横赵、魏，历雁门、大行，而传檄乎燕云之外，于以奉迎二圣，定乱中原，于铄中兴，可不务乎！《中庸》曰『事前定则不困』，而又何急焉」」将军曰：「蒙昔闻智者不后时，勇者不常决。又闻战以气胜，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用其朝气，击其惰、归，此不可失之时也。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之犹豫，不如蜂虿之致螫，愿元老图之」。元老曰：「不然，鸷鸟之将击必匿其形，猛兽之将搏必伏其身。兵，危道也，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卑以骄我，佚以劳我，彼殆将以诱我也。昔楚武王侵随，行成而归，斗伯比请羸师以张之。随侯将追楚师，季良止之曰：『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今之敌人潜师而北，必盘礴徘徊于宿、亳、徐、淮之间，必请营粮济师，待时而再南来，声东击西，攻吾不备，出吾不意，而出没于荆襄之间，睥睨楚泽，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贼，相与为水攻之谋，益以步人，水陆俱下，使吾守株于前，而长江之险已夺其后，则将奈何？与其急于目前之追奔，不若修政以为善后之计」。曰：「曷为修政事」？曰：「若所论四者是也。虽然，修此四者，又有本焉。《书》曰『民为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当知今日地之蹙狭而有以扩其不忍之心，察恤民之彫瘵而有以固其爱戴之心。军需之费，力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于民者，诏令丁宁，当惜民力，使官吏并无缘为奸，田庐有乐输不厌之勤。内之远迩众庶，三军上下，相与一心；外之两河遗民，九州旧俗，相与并力，所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金人之多行不义，伪齐之去顺效逆，虐用其民，弃民久矣。弃民则失助，矧前日之举，起意于逆刘，金敌为之助，得利则归功金人，失利则为刘贾怨。淮甸之役，既不得逞，所丧又多，自兹伪齐取疑于金敌矣。主客相疑，上下失助，因以举事，则于战何有？孟子曰：『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诚能孳孳于四者，蚤正素定，然后奋威诸路，连衡以进，决有成功。若徒知目前追击之利，未知善后之大计也」。言未卒，将军愀然改容，低首自失，逡巡避席，再拜稽首曰：「韪哉，非固陋之所能及，不图今日发醯鸡之覆，廓然识万全之策也」！将军既退，元老三复沉思，视倏忽而无见，听惝恍而无闻，若戴云气，乘虚无，浮游乎寥廓，如见箕子告之以为武王陈《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子孙其逢吉。汝之所论虽得于千虑，而单闻浅智，昧于事机，未可以为确论。请献诸天子，参诸群策，质诸庙谋，而断自神算，庶几其可也」。元老于是如梦觉醉醒，仰天而叹曰：亶哉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仆不得而容其喙矣。

《春秋》大居正。凡得正而居者，天下莫不心悦诚服，无所待于号令而归焉者也。自古人君多自旁支入继大统，则不得其正，故鲁僖公不书即位；以少先长，则不得其正，故鲁闵公不书即位；未尝受誓为世子，则不得其正，故鲁庄公不书即位；不承国于君亲，则不得其正，故鲁隐公不书即位。夫即位，人君之重事，以不得其正，而《春秋》削之，端本正始之义微矣。陛下圣躬诞降于靖和皇后母仪天下之初载，此一正也；上皇三十四王而陛下为之长，此二正也；建号东宫，备物典策，告于宗庙，系天下之望十有馀年，此三正也；躬受内禅，自道教一门之外，杀生除拜，军国大事皆得自专，此四正也。履此四正而又有温恭之德，有俭约之行，有忧勤愿治之诚，有好谋纳谏之善，故一日端拱当极，而四方盗贼莫不鸟栖鼠伏，解甲以听朝廷之命，而戴白父老，相与扶杖，倾耳拭目，延跂嘉祐、至和之治，以终馀生，冀得无憾。此臣所谓天下莫不心悦诚服，无所待于号令而归焉之明效也。惟昔有为之君，不敢矜其所已能者以自骄，必求进其所未至者以自益。不召之臣不称颂其君之所已能者以为佞，必勉进其君之所未至者以为忠。《春秋》大居正，如郑昭公亦正矣，然失国出奔，则直书其名，得国复归，则又绝其位。厉公入栎，遂与其爵而不贬，何也？己虽得正而无君德以居正，或暗而不明，或柔而不断，或疑忌而不宽，则人得取而有之矣。是故大居正者道之常，《春秋》之正例也。或与或夺者道之中，《春秋》之变例也。明莫先于知人，断莫勇于任贤而去佞，宽莫大于藏疾而纳度外之雠。陛下具四美，履四正，而又进于三德，则寰海可保，夷狄可服，祖宗之基业可以长守而勿坠矣。

《春秋·左氏传》：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

《史记·齐世家》：威王初即位以来不治，委政卿大夫。九年之间，诸侯并伐，国人不治。于是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语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毁言日至。然吾使人视即墨，田野辟、民人给，官无留事，东方以宁。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誉也」。封之万家。召阿大夫语之曰：「自子之守阿，誉言日闻。然使使视阿，田野不辟，民人贫苦。昔日赵攻甄，子弗能救；卫取薛陵，子弗知。是子以币厚吾左右以求誉也」。是日烹阿大夫，及左右尝誉者皆并烹之。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惠王请献观以和解，赵人归我长城。于是齐国震惧，人人不敢饰非，务尽其诚，齐国大治。诸侯闻之，莫敢致兵于齐二十馀年。

臣观齐鲁方战，曹刿问何以战，而庄公答所以战者，不曰人卒之众多，甲兵之坚利，将帅之才勇，而以惠民、事神、察狱之事卜之，何其迂也？史称齐威王起兵西击赵、卫，因以强霸，亦不曰励兵秣马、陈师奋武，而言诛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出师克敌如此，此又何也？岂非惠信孚于上下，刑赏当于人心，则人悦服，人悦服则士气振，士气振则赴功徇国、忘躯卫上之心生矣？如是则唯吾君之所欲为而已。苟为惠不足以及下，诚不足以格神，狱讼则失有罪而及无辜，而又奸谀苟媮者以蔽蒙而获誉，首公尽力者以介特而见毁，如是则群下莫不解体矣。群下莫不解体，而有能败敌人而成霸业者乎？然则曹刿之问、齐威之举非迂阔也，不然，何以《诗》序周宣之中兴，必曰内修政事而后继之以外攘夷狄乎？夫政事不修于内，而欲求攘夷狄之功，盖未之有也。

鲁庄公不知禦夷狄之术。臣谨案，《春秋》鲁庄公十八年，夏公追戎于济西。孔子书之者，盖罪庄公禦之无术而备之不素也。夫人有数口之家，知猛兽之为害，则必高其柴栅，而外施陷阱，以预待之矣。有百金之资，知穿窬之为盗，则必峻其垣墙，而内固扃鐍，以预防之矣。此野夫鄙人非有过人之聪明，尚能及此也。若庄公者，土地不为不广，人民不为不众，而反恬不事事，侵而不知其来，知其去也，方追之于济西而已，其术不已疏乎！此其所以得罪于《春秋》者也。

臣窃闻遣使入云中，已有定议。臣愚陋，蒙陛下擢寘从班，职在献纳。虽小事失当，犹合上闻，况遣使体大，纵使初不预议，苟心有所未安，岂敢缄默？辄形论奏，伏望陛下留神省察。昔孔子作《春秋》以示万世，人君南面之术无不备载，而其大要则在父子君臣之义而已。鲁桓公为齐所杀，鲁之臣子于齐有不共戴天之仇。而庄公者乃桓公之子也，非特不能为父雪耻，又与齐通好。元年为齐主王姬，四年及齐狩于禚，五年会齐同伐卫，八年及齐同围郕，九年及齐盟于蔇，是年为齐纳子纠。仲尼恶之，备书于策，以著其释怨通和之罪。鲁庄惟忘父子君臣之义也。鲁之臣子则而象之，故公子牙弑械成于前，庆父无君动于后，卜齮圉人荦之刃交发于党氏武闱之间，鲁之宗祀不绝如线。此释怨通和之效也，岂非为后世之永鉴乎？女真者惊动陵寝，戕毁宗庙，劫质二帝，涂炭祖宗之民，乃陛下之雠也。顷者误国之臣自知其才术不足以戡定祸乱，而又贪慕富贵，是故诪张为幻，遣使求和，苟延岁月，九年于此，其效如何？彼之一身，叨窃爵位而去，曾何足道，而于陛下圣德、国家大计，则亏丧多矣。所幸陛下勇智日跻，灼然独见于邪言久惑之后，奉将天讨，罪状豫贼，再安国步，渐图恢复。天下忠臣义士，闻风兴起，各思自效，以佐丕烈。譬如人行万里，登车出门，又如支梧厦屋，初正基柱。存亡治乱，实系此时。今乃无故蹈庸臣之辙，践阽国之址，犯孔子之戒，循鲁庄之事，忘复仇之义，陈自辱之辞，臣窃为陛下不取也。或谓不若是少有贬屈，其如二帝何？臣应之曰：自建炎丁未以至甲寅，所为卑辞厚礼，以问安迎请为名而遣使者不知几人矣，知二帝所在者谁欤？见二帝之面者谁欤？闻二帝之言者谁欤？得女真之要领者谁欤？因讲和而能息敌兵者谁欤？臣但见丙午而后，通和之使归未息肩，而黄河、长淮、大江相次失险矣。臣但闻去年冬使者还言酋豪帖服，国势奠安，形于奏章，传播远近。曾未数月，而刘豫挟虏，称兵犯顺矣。女真者知中国所重在二帝，知中国所恨在劫质，知中国所畏在用兵，则常示欲和之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国坐受此饵既久而后悟也。天下其谓自是改图必矣，何为复出此谬计耶？苟曰姑为是尔，则岂有修书称臣，厚费金币，而成就一姑为之事也。苟曰以二帝之故不得不然，则前效可考矣。岁月益久，虏情益閟，必无可通之理也。臣尝思之，陛下与女真绝，则臣下无所得，而人主为义；举若通和，则利归下，而人主受其恶。故凡愿奉使通和者，皆身谋，非国计也。陛下何不据孔子之论而决此策乎？自王安石废黜《春秋》，天下学士不知尊尚，一旦乱臣贼子接迹乎四海。幸遇陛下笃信此书，孔子之志将伸于今日，便当考笔削之意，断当今之事，则行一二大者，陛下美名辉映千古矣。当今之事莫大于夷狄之怨也，欲纾此怨，必殄此雠，则用此之人而不用讲和之臣，行此之政而不修讲和之事。使士大夫三军百姓皆知女真为不共戴天之仇，人人有致死女真之志，百无一还之心，然后二圣之怨有可平之日，陛下为人子之职举。臣等驽下，伸眉吐气，食息世间，亦预荣矣。苟为不然，以中国万乘之君而称臣于雠敌，则宰相而下皆其陪臣也。借使女真欣然讲解，以一将军将数万众驻兵泗水之上，愿与陛下面相结约，歃盟而退，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则又欲变置吾之大臣，分部吾之兵将，割吾之地土而取其租赋，有一于此，其能从之乎？从之则无以立国，不从则隳败和好，将何据而可？臣实戆昧，思之不通。是以略具古义，浼渎聪听，惟陛下试加采择。或合圣意，即以世仇当复，无可通之义，明降指挥，寝罢奉使之命。刻印销印，俄顷之间，初无害日月之明，适足以彰陛下好谋能听之美，免累圣德，误国大计。臣不胜区区纳忠之至。取进止。

〔贴黄〕臣恐议者欲以遣使为名，而实行间探，此又不可者。小人惟利可以使之，曷若召募敢于深入之人，厚与金币资遣之。有归者必得虏中动静，或不归则不过丧失一夫而已。何必自损名位，然后可乎？伏乞圣察。

又：若曰通书尼雅满，则尼雅满是亲自用兵破京师，取二帝者也，于书上如何称呼，实是无辞可措。伏乞圣察。

又：臣闻君臣谋议，务为明白。若陛下心知不可，则当明白宣谕建议之臣，不必含糊隐忍，以遂过举之失。

臣顷任记注，立侍经幄，窃观陛下亲御翰墨，书周公《无逸》一篇，置之座隅。圣心忧勤图治，濡毫洒牍，不忘警戒。臣退而取《无逸》篇诵读研究，至再至三。虽圣言宏深，未易窥测。譬如涉海，或得涯涘，不俟揆度。辄以浅陋之学，分章训释。古今相去已数千年，至于人心未尝有异。臣所以本原古训，贯以时事，谈经尚论，而无益于今，则腐儒而已。恭惟陛下圣学缉熙，高出一世，如臣等辈何能仰望清光？草芥贱微，求裕覆载，荧爝之照，呈辉大明，僭易伏诛，诚无所逭。一言有补，臣不虚生。臣无任纳忠陨越之至。谨上。

周公作《无逸》。

臣窃原人之常情，好安逸，恶勤劳。故虽圣贤，必以勤劳自勉，而以安逸为戒。自昔帝王勤则治而兴，逸则乱而亡。人臣之忠爱其君，闻劝其勤者有矣，未有劝其逸者也。是故罔游于逸，益所以戒舜也；克勤于邦，舜所以称禹也。无教逸欲，皋陶所陈之谟也；思日孜孜，大禹自勉之志也。无时豫怠，伊尹训太甲也；不惟逸豫，傅说告高宗也。罔或不勤，太保所以作《旅獒》也；不懈于位，召公所以赋《泂酌》也。有众率怠，成汤所以黜夏之命也；荒腆自息，武王所以致商之伐也。周公之意，何以异于此哉！创业之君，起于艰难，生于忧患，不敢自逸，乃其常也。如周成王，中人之性耳，承祖宗之后，无险阻之尝，居于镐京，则不知大会孟津之劳也。左右虎贲，则不知秉旄仗钺之勚也。听小人之流言，则不知乱臣十人，同心同德之美也。周公之所深忧，莫加于此矣，故作《无逸》之篇，以警其心。成王诚信而力行之，卒为贤君。至于刑措不用，兵革不试，所谓始于忧勤而终于逸乐，周公之有功于王大矣。宜后世明君以为永鉴也。

《无逸》。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

臣谓呜呼者，叹美之言也。君子者，圣贤之通称也。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皆谨于礼，孔子称之曰「此六君子者」，则圣人亦可谓之君子也。南宫适尚德而不尚力，孔子称之曰「君子哉若人」，则贤人亦可谓之君子也。所者，犹居处也。君子之安处其身者，惟无逸乎！无逸疑于劳动而不安，然身修而治立，乃所以为甚安也。好逸疑于閒暇而无忧，然德毁而乱萌，乃所以为甚忧也。故无逸者，图逸之本也。

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

臣闻舜自耕稼以至为帝，禹稷躬稼而有天下，文、武之功起于后稷。盖生人之功无大于稼穑，四民之劳莫勤于农夫。古之圣帝明王皆以此为最重之事，有国家者大则祭祀宾客，小则匪颁好用，常则百官有司，变则军旅馈饷，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一本于农而已。雪霜之辰为来岁之计，则皲瘃而寒耕，炎歊之候为收成之虑，则暴炙而暑耕。其播种也，假贷于人，以为之本而不敢饱也。其收成也，倍称输息，以偿其负，而不敢有也。豪强者兼并之，有司者重敛之，而又有螟蝗水旱之变，桴鼓盗贼之虞，徭役屯戍之烦，异端游手之食，不可胜计，岂特耕者一夫，而食者百人也！其艰难如此，为民父母者必尽知之，则思有以厚其生，节其力，平其税敛，去其蟊贼，慎择为其上者，以拊绥之，使皆安于田里，乐于耕稼。不至于弃袯襫，掉耒耜，窜身于军伍僧道工商之中，或诡名影占以规免赋役，或出离乡井以荒閒土地，反为良农之害也。然后邦本牢固，民心不摇，财用有馀，兵师足食，而人君可以安逸而无忧。盖能知稼穑之艰难，则知小人依恃之所在也。农之依田，犹鱼之依水，木之依土。鱼无水则死矣，木无土则枯矣，人主之依农亦犹此耳。

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臣闻：相，视也。小人之家，其父母竭力劬身以事稼穑，既致温厚，其子享已成之产，谓固然也。华衣美食，轻费妄用，一无所爱，岂知父母积累之勤哉，惟逸而已矣。其甚者，则又戏谚诞言，以侮慢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穷窭寒陋，何所闻知乎」？昔南宋高祖起自孤贫，既得天下，命以微时所用农器藏之，以示子孙。至太祖见之，乃有惭色，逸、谚、诞、侮之流也。至于今闾巷不令之子弟毁其先业者皆如此，是何异于言昔之人无闻知也哉！以里巷不令之人观之，岂所以戒人君？以南宋太祖之事视之，使成王无周公，其不至于诞侮者，几希矣。是故古之忠其君者过为之防，先事而戒，言所不当言，以为之譬喻，大槩如此。若其不然，则谓周公诞侮成王，亦何不可之有？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

臣谓周公恐成王之未信也，故引先代人君无逸而享年者以明之。中宗即太戊也，太戊都亳，亳有妖怪，桑谷二木共生于朝，七日而大拱天，著不恭之罚。太戊恐惧，作《原命》之篇告其相伊陟，以改过自新，遂能弭灾变，致太平。故《书》曰「在太戊时，格于上帝」，此严恭寅畏天命之实也。自度治民者，自其身由法度以率百姓也。源浊而求其流之清，表曲而求其影之直，没世不可得矣。或曰：「万民之众，好恶不齐，愚智不一，人君以一身而欲化之，不亦难乎」？臣曰：人之性善，虽千万人犹一人也。人君据可为之地，有可行之势。好正直，则下以谄谀为戒矣；好诚悫，则下以欺诈为惧矣。其化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也。人之常情，约以法度之事则以为厉己，格以法度之言则以为谤己。日行一善言，月布一善令，见百姓之不从也，则曰民顽难化而不自责，其躬率之未孚者，人君之通患也。非灼然独见自度之方，必无治民之效矣。太戊能自度，犹未敢以为足也。又复祗肃恐惧，不敢荒怠安宁，然后可以终自度治民之道，其检身如此。呜呼美哉！上而奉天则严恭寅畏，下而治民则自度祗惧，不敢荒宁，其心必不放纵，其身必不怠惰，何暇为淫佚败度之事乎？其享国久长，降年有永，乃其必至之理也。臣闻天人相去不知几千万里之远，人能动天，世多疑之，然古之圣人记消异之途，不可诬也。大雷电以风偃禾拔木，成王畏之，不信谗言，亲逆周公而风不为灾。旱既太甚，宣王畏之，侧身修行，欲销去之，而旱不为虐。此《诗》《书》之格言也。鲁隐公八年三月，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隐公不戒而兆钟巫之难。晋惠公时，沙鹿崩，惠公不戒而有韩原之获。鲁成公十六年，雨木冰，成公不戒而有苕丘之执。此孔子之明训也。盖通天下一气耳，大而为天地，细而为昆虫，明而为日月，幽而为鬼神，皆囿乎一气，而人则气之最秀者也。杀一孝妇，何与于阴阳，而天为之旱。烹一虐吏，何与于阴阳，而天为之雨。必深考其故，则知天不可忽，而古人应天以实不以文之说明矣。以实者诚心畏惧，改过从善也。以文者徒以言语，而心不存焉。心不存则其气不专，故无感应之验。诚心畏惧，则其气与天地合，与神明通，未有不应者也。孝慈皇帝始生之年，日食四月旦；宁德皇后始立之月，月有食之既，其祸为如何？崇宁二年彗星出，其长竟天；宣和元年，一日无故大水至京城。皆大变异，不闻消弭之方，其祸为如何？靖康元年八月，有星孛于东北，芒怒赫然，其行甚速，见者震惧。犹耿南仲以为敌国将灭之象，使孝慈不戒，其祸为如何？天不可诬也。顷在维扬，秋蝗如雨，春雷而雪，廷臣不以告而敌骑饮江。及次钱塘，白虹贯日，中有黑子，廷臣不以告，而周庐倡乱。及次建康，夏寒木落，九月日蚀，廷臣不以告，而六飞泛海。以成王、宣王之所为考焉，陛下当时有消弭之道，决不至此矣。至绍兴二年八月，奸臣擅朝，斥逐贤士，上干天象，有星孛焉。考其日辰，乃在谴逐党魁之后，一时群小自以能欺惑宸听，矫诬上天，以为除旧布新之象，显然载于赦令，谓得志矣。是年十二月八日，行在大火，三省六曹宪台谏院一切煨烬。冬雷木冰，地震海溢，积阴四十馀日之异，杂然并见。其时朋党已尽逐，则灾祥决不为党人而见也。乃去年九月贼豫称兵，径欲犯跸，人理所无，天下之大变也。然后知星火雷震之类，天所以告耳。上赖陛下肃将天威，声罪致讨，明君臣之义，以扶三纲，戎辂亲行，师旅用命，逐却敌人，不然其祸可胜言耶？以往时天变如彼，廷臣为退避之计，终不足以禳之，以比年天变如此，陛下决进战之谋，转灾为福，易于反掌，则天人之际，其果相远乎？臣于此有私忧过计者。自十二月二十六七日，敌骑将退，而正月朔旦日有食之，三元之始，太阳亏光，不尽如钩，几于暝晦，敌已折北，此象何为而见耶？其时虽下诏音，共图应天之实，而未见施为之事，民心不信，盖陛下避殿减膳，大臣上章待罪，亦故事之文也。且不闻举行，又况其他乎？乃仲春之月，雷电震耀，继以雨雹，连日大雪，甲拆尽摧。季春已来，及此仲夏，常阴多雨，气候正寒，皆阳微阴盛，小人道长，敌国凭陵之象。无远虑不知爱君者，以为日食乃豫贼败走之应也，寒雨乃三吴梅润之常也，此言不息，使陛下遇灾而惧之意不及于太戊畏天之实，臣窃忧之。臣闻日月星辰，虽度数有常，雷电雨雪，虽阴阳为沴，然休咎著应，则皆人为感之也。既因感而致，亦可感而弭，上天可畏，不可不畏。此古先帝王所以兢兢业业，而陛下睿哲尤当加意而图之，以祈天永命者也。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

臣闻先儒言：高宗之父曰小乙，使高宗久居民间，与小人出入同事，以知稼穑艰难，故曰「旧劳于外，爰暨小人」。暨，及也。孔子曰：「小人哉，樊须也」。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盖田野细民耳，非奸邪庸佞憸小之人也。作，起也。起而即位，遭丧宅忧，幽默三年，未有命戒，天下莫不虚心倾耳以听之。及其免丧，犹弗言也。群臣请焉，曰：「不言，则臣下无所禀令矣」。高宗于是作书诰四方，举傅说于版筑之间，用以为相。此言一出，天下信之。喜其得贤臣，置左右，兴时雍之治也。得贤而任之，疑可以自暇自逸，犹且不敢荒宁，而勤于莅政，故傅说告之曰：「知之非艰，行之维艰」。高宗曰：「尔罔予弃，予惟克迈，乃训其后」。虽有飞雉升鼎之异，高宗用祖乙之戒，正厥事以应之。嘉靖殷邦，小大无怨，降年有永，享国久长，非不忘艰难，戒于逸豫，何以致此哉？夫小人无怨，人君之盛德也，而非可违道以干之。考傅说告高宗之言曰：「惟衣裳在笥」。又曰：「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恶德」。则官爵车服，岂可轻以与人而求其悦哉？若夺私昵之官以与能，取恶德之爵以与贤，私昵恶德之人，独无怨乎？而高宗乃能行之，盖惜名器，慎赏赐，与所当与，天下悦之，不与所不当与。彼自其分当然，又何怨之敢兴哉！嘉靖之要无过此矣。苟为不然，则人思苟得，废法毁令，纷然求于分外，以干其上，与此则彼怨，与彼则此怨，不嘉而恶，不靖而竞，虽区区不自暇逸，亦无益于治矣。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

臣闻祖甲即汤孙太甲也。夫与细民同处，可以知艰难耳。非天质甚贤，未有不沦于污下之习者。太甲之质，中人而已。不义惟王，为小人所化也。伊尹放之于桐宫三年，自怨自艾，复归于亳。起而即位，其为小人所化之行已改，而小人之情状则尽知之矣。伊尹训之曰「无时豫怠」，太甲听之，是以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鳏寡，民安乐之，天眷顾之，而降年有永，享国久长也。夫鳏寡之人众所易陵也，惟圣人加意焉。故帝尧则不虐无告，武王则不虐茕独，成汤则子惠困穷，文王则政先四者。盖天道至大，未尝择物而覆之。代天理物，不当使匹夫匹妇不被其泽，又况众所易陵之人乎？苟惟保形势，畏高明，贫者日贫，富者日富，使强陵弱，众暴寡，智诈愚，勇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人心怨咨，干动和气，水旱盗贼由是而作，则大乱之道矣。此古人之言，非臣之言也。

自时厥后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臣尝观民庶之家，其辛勤创业者大率皆黄发鲐背，既寿且康。至其子孙一传再传之后，肤革柔脆，疾病易入，嗜欲放恣，年命不永。岂天使之然哉，逸与不逸之所致耳，况于人君乎？晋悼公、汉昭帝皆明君也，其即位之日尚幼，耳目口体之奉早矣，亦无能寿考？况于求为逸乐之主乎？或谓汉世宗、唐明皇放情恣欲，而享年甚久，则周公之言有时而不可信也。臣曰：冶葛酖酒，人食之必死，而魏武帝、唐太宗不死，岂可遂以冶葛酖酒为可食哉？若汉世宗、唐明皇，盖千万人而一遇耳。以其偶然，乃欲以不赀之身而试之，非愚则狂而已矣。臣因周公之言而思之，五福一曰寿，古之圣人无不寿者，臣子之愿乎君父，莫加于此矣。而周公独以无逸为致寿之法者，盖人君伐生残形之事有五：曰酒，曰色，曰音，曰游观，曰田猎。此五者，皆生于逸，逸则不知戒惧，无所用其心。于五者必有一惑焉，惑则心移志易，气耗而形敝，不得尽其天年必矣。后世人主目视极色，耳听极声，口嗜极味，撞钟美女，酒池肉林，日力不足，继之以夜，方且溺方士之说，鏖金化丹，以祈不死。秦汉之君行之莫效，有唐以药而没者三帝，其亦不讲无逸之过欤？

周公曰：呜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臣闻王季文王之父也。太王，王季之父也。周公言非特商之三宗为能无逸，我之父祖莫不然。克勤于德，世世相承，此周之所以兴隆而无替也。抑有遏止之意。人所以肆行而无所畏者，不能自抑也。遏其妄情，止其私欲，惟义理是从，则必畏天命，必畏祖宗，必畏师保，必畏谏诤，必畏谤讟，必畏祸乱。凡可以致治者，无不慕也。凡可以致乱者，无不畏也。此非他人所能与，由我而已矣，故曰「克自抑畏」。言其心自为之，不由乎人也。然畏一也，而有当畏有不当畏者。如前所陈，当畏者也，虽圣人不敢不畏。若夫逆理之臣子，反道之仇敌，则当修明政刑，以禳却之。如舜征有苗，周征三监，高宗伐鬼方，宣王伐猃狁，亦何所畏哉！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臣谓文王大圣人也。不以美衣服为心，其心在于安民重农事耳。组丽文绣之饰，人心所同欲，儿女子之所尚。士志于道而耻恶衣，犹不足与议，况为天下国家而好洁其衣服，必无远大之虑矣。古人发《蜉蝣》之刺，为是故也。康功者，安民之功也。田功者，重农事也。

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

臣谓徽柔懿恭者，周公形容文王德美之言，犹《书》称文武曰「聪明齐圣」，《语》称夫子曰「温良恭俭让」之类也。人君执刚行健，威如雷霆，故以徽柔为难；尊无与比，天下奉之，故以懿恭为难。徽也、懿也，皆美也。美于和柔，非强柔也。美于谦恭，非强恭也。其德气粹美如此，若慈父母焉，所以能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也。鲜，乏少者也。鳏，无妻者也。寡，无夫者也。文王所施惠赐予者，乃乏少匹夫匹妇之类，非补有馀，损不足也。天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亏盈而益谦；君之道当抑兼并，扶贫弱，裒多而益寡。文王所为与天合德，而不以私情好恶为予夺也。昔者子华使于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适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孔子之言，岂特为子华发哉，盖圣人用财之政，莫不如此。是故高爵厚禄之人，而又分之以货宝，惟恐不足，陪之以土壤，莫知纪极，则继富矣。而匹夫匹妇至于饥寒冻馁而莫之恤者，必不能周其急也。此伯者之所不为，而况文王如天之道乎？

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

臣谓人过时而不食，则饥寒之患立至。文王独何所急，而自朝至于日中昃，犹不暇食哉？盖其心以天下为一家，以百姓为一体，言有不便于民，事有不益于治者，切心思虑而改行之，以民情和悦无有怨怒为事，诚有时而不暇食耳，非虚言也。禹曰：「启呱呱而泣，予弗子」。伊尹曰：「先王昧爽丕显，坐以待旦」。孟子曰：「周公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大圣人忧世犹若是，况不及圣人者，当如何哉！虽然，勤有二道，于所当勤而勤之，则事立而功倍；于所不当勤而勤之，徒敝精神，劳体肤而无益也。秦始皇衡石程书，隋文帝卫士传餐，非不勤矣，而其治乱比之文王，如天壤之相绝，盖徒勤而已矣。冉子退朝，孔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盖讥其勤劳于事，而不知为政也。政与事相似而不同，人君能识政事之异，亲政而不亲事，则知所勤矣。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臣谓惟正之供者，赋税之常也。所入有定数，则所用有定式。一或妄费，必将不给，而加赋横敛之政出矣。游田者，一时之逸乐也。以一时之逸乐，使斯民困于供亿，文王不忍也。惟其不忍，是以不敢盘于游田，其自克如此。呜呼，文王之德至矣哉！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

臣闻文王年四十七，赐斧钺，得专征伐，为西方诸侯之长。虽身不有天下，而后世推原得天下之始，则自为西伯时实受天命矣。文王享寿九十有七年，享国五十年，而曰「受命惟中身」者，先儒谓举全数也。四十七年之前为诸侯，四十七年之后为方伯，三分天下有其二，其权重矣，其势崇矣，其富贵将极矣。而文王自奉未尝加于昔日，不侈衣服，不遑暇食，不盘游田，以伐其生，荡其志，克绥期颐之寿，非德胜其气，性化其欲，不为权势富贵所变，何以至此？此文王之所以圣欤。

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

臣谓嗣王者，指成王也。则者，法也。淫者，过也。文王于观、逸、游、田，不敢有所过为，成王者当法其不过于观、逸、游、田也。何谓观？如鲁隐公观鱼于棠，庄公观社于齐，齐景公观于转附朝舞之类。臧孙所谓不轨不物，曹刿所谓后嗣何观，而晏子所谓流连荒亡为诸侯忧，则观之过也。何谓逸？如鲁文公三不会同而怠于邦交，四不视朔而怠于布政，作主稽缓而怠于练祭，太室屋坏而怠于宗庙，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怠于忧旱。鲁国失政自文公始，则逸之过也。何谓游？如周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秦始皇、隋炀帝作离宫别馆，不知其数千乘万骑，极意巡行，百姓嗟怨，以亡其国，则观之过也。何谓田？如夏太康畋于有洛之表，十旬不返，为羿所夺。羿又不监，冒于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麀牡，为浞所杀。汉武帝微行出猎，夜过柏谷，渴而求浆，为主人所辱，则田之过也。故于观于逸，于游于田，则必轻费妄用，万民正供之常赋不足以给之，而重敛于民。民力穷困，弱者死沟壑，壮者为盗贼，莫与守其国家，而欲与之偕亡矣。其初特欲为快乐耳，其终至此。此圣人所以长虑却顾，而戒之于其渐也。

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

臣谓无皇者，不敢自暇也。不敢自暇，曰：姑为今日之乐，后日不为也。今日为之，心必好焉，安能忘之？后日欲不为，得乎？若曰姑为今日之乐耳，则是逸意已萌，民心不从，天意不顺，下得罪于民，上得罪于天，如此之人，大有过咎也。若，顺也。丕，大也。民以力事其上，艰难孰甚焉，而我以耽乐临之，彼肯服乎？杜牧之曰：「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非民攸训之谓也」。天行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凡物之健者，无以加之。故君子自强不息，上法乎天，畏天之威，宪天聪明，庶乎其能则之也。苟耽乐暇逸，弗克若天，天其眷顾乎？《书》曰：「纣自息乃逸，天罔爱于殷」。非天攸若之谓也。天所不顺，民所不从，人君之过咎，无大于此矣。凡此皆以情欲自恕，谓一日耽乐，不足为害者也。人情犹水耳，堤防谨固，则水不得泄，一有蚁穴之漏，则千丈之堤，百尺之防，亦将溃矣。礼法严备，则情不得放，一有自恕之意，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亦将废矣。故臣窃谓无逸之君，未有不谨于礼者。能克己复礼，逸何从生乎？

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

臣谓纣之无道，后世言恶者必稽焉。周公方称文王之圣，又及商纣之恶，无乃不类乎？盖人心无常也。操之则存，舍之则亡，罔念则狂，克念则圣。使成王听周公之训，则有及于文王之理，使成王而忽周公之训，则有同于商纣之道。盖中人之性，可上可下，惟有志之君乃能自克焉耳。齐小白用管仲，则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用竖刁、易牙，则身死在殡，四邻谋动其国家。唐明皇用姚崇、宋璟，则海内晏然，几致刑措；用李林甫、杨国忠，则失国播迁，出咸阳四十里而无食。是故明主兢兢忧畏，必近君子，必远小人，不讳乱亡，不恶逆耳。虽比己为丹朱，如禹之于舜，方己以商纣，如周公之于成王，亦所乐闻而喜听，铭心而永戒。是以不至于乱亡，而能保其安逸也。

周公曰：呜呼！我闻曰：古之人犹胥训诰，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诪张为幻。

臣谓古之人者，周公称往昔圣贤君臣也。胥者，相也。相诰训以事，而相启迪；相保惠以德，而相安和；相教诲以道，而相成就。君有过举，臣则正之而无隐；臣有未尽，君则求之而不蔽。各务展尽，不事形迹。谗言不入，谮愬不行，上下交而志意通，物理明而人情达，小民所以不敢相与诪张为幻，以诳惑其上也。诪张，诳也。幻，惑也。凡奸憸之人欲诳惑其上者，必因其所好恶之偏而入其说，贪则诱之以货财，怯则导之以畏懦，是非不明，则变乱邪正以遂其私，赏罚不当则诬罔功罪以坏其政。自旁人观之，犹幻师施迷人之术，颠倒反易，乱其耳目。被幻者初不自觉，乃以为诚然，是可叹也。憸奸之人多矣，周公欲成王不为所惑，则莫如受忠良之训告，求吉士之保惠，师贤哲之教诲，奸憸远屏，诳惑何因而至哉？

此厥不听，人乃训之，乃变乱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则厥心违怨，否则厥口诅祝。

臣谓正刑者，正法也。《诗》称文王曰：「刑于寡妻」。古之王者，知命之不长，是以为之律度，陈之艺极，引之表仪，告之训典，以遗后嗣，保其国家，所谓正法也。后嗣之贤者，则监于成宪，后臣之贤者则谨守前规。天下所以治安，民心所以不怨，谤言所以不作也。至其子孙，不知前人之艰难，不知小人之依恃，不听训诰保惠教诲之言，于是奸憸之人因其所好而训之曰：「先王之法何必固守而不变也。时既不同，事与时并，有损有益，同归于治而已」。世主甘心而不察，于是先王正法，自大至小，无不更改，违道咈民，苟便一切之欲，天下骚动，民不得安，怨之敢兴，入于大乱而莫可救止矣。原其所以，皆出于人主自圣，轻忽其臣，不求忠良以胥训诰，不求吉德以胥保惠，不求贤哲以胥教诲，而奸憸之人诪张为幻故耳。往在熙宁，欲大有为，王安石诪张新法之说而为幻。往在崇观，欲承考志，蔡京诪张绍述之说而为幻。往在宣和，欲文致太平，王黼诪张享上之说而为幻。往在靖康，欲好边疆，耿南仲诪张讲和之说而为幻。皆以一言中人主之欲，驯致祸衅，涂炭生民，家国两亡，岂不痛哉！方奸憸在位之时，与其徒党唱和响应，欺罔其君，以窃富贵，而志士仁人观之于隐微侧陋之中，与世俗幻师以术诳惑迷人而取其金钱见笑于旁观者，无以异也。前车已覆，后车当戒，臣敢因是有献焉。臣闻天下有至正之理，自有天地生人以来，至于今日，不可改者，存之则为正心，行之则为正道，言之则为正论，尽之则为正人。先王用是建立注措，而谓之正法也。何谓正？天尊地卑，君臣之义不可易也。比年以来，缙绅大夫忘君臣之义，诪张为幻者，又有甚焉，尤可骇惧。邦昌僭君，入尸天位，天下大变也。从之者则诪张为幻，谓能存宗庙，活百姓矣。苗刘握兵，谋为篡逆，天下大变也。助之者则诪张为幻，请录用其党，使言者勿论矣。豫贼挟敌窃污京邑，天下大变也。许之者则诪张为幻，欲通书问，讲邻好，受禦馈，以免其讨矣。稽之古训，无有是事，特出于庸人懦夫偷生苟活，为持禄保位之计，灭三纲，毁五常而不顾，变乱先王之正法，岂不逆理之甚乎？陛下深思所以致此者，而求忠良相训告，求吉德相保惠，求贤哲相教诲，爱日惜时，不自暇逸，则所言所行无非正法，而诪张为幻者犹雪见晛，亦何所施其说哉！不然，正法消亡，邪法炽甚，非国家之福也。

周公曰：呜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兹四人迪哲。

臣谓哲者，智也。迪者，由也。由其天禀之智，不以私欲昏之，则其明不蔽，所以人莫得而欺之也。中宗、高宗、祖甲、文王四人者，盖尝苦其心志，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矣。所以动心忍性，兢兢业业，不敢少有逸豫，故其智慧日开，情伪尽知。天下之理，无不昭晰。彼诪张为幻者莫得投其隙，盖无逸之功也。哲非人所能，乃天所命也。天命之而人不能自迪，犹鉴之不拭，尘愈集之；犹井之弗汲，泥愈汩之，则昏然而已矣。傅说告高宗当念终始，常主于学，惟学可以顺志于理，能务时敏速而不怠，则其修勉乃有所至，此亦迪哲之道也。故董子曰：「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智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圣贤之格言，人主所当自克以行之者也。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则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时，不啻不敢含怒。

臣谓自常情观之，以小人而敢怨恨人君，毁詈君父，罪不容于死。此周厉王所以设监谤之官，秦始皇所以设偶语之禁，或至于诛腹非，戮反唇，无所不至也。古之圣人所见广大，不自私其一身，惟恐有一言一事之不善，故开辟言路，使无壅蔽，凡有口之人皆得以其情上达。故曰：「士传言，庶人谤，商旅议于市，工执艺以谏」。夫惟如此，是以身无择行，朝无秕政，以成安逸之功，此周公所称之意也。皇，大也。大自敬德者，责己而不责人之甚也。责己而不责人，信美矣，则将何以验之？必曰：「朕之过失诚若是也」。心既乐闻之，其形于辞色者，一无忿疾之可见也。不特不敢含怒而已。夫然后人知其君纳谏受言，虽怨詈之至，亦欣然接之，出于至诚而非矫饰，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而德庸有不至，治庸有不成乎？恭惟本朝祖宗无不虚怀从善，勉于改过，所言言路未尝芜塞，太平百年。自王安石得志，好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乎己，摈远老成，汲引轻薄，风俗大坏。蔡京继之，专以朋党一言禁锢忠臣义士，或谓之诋诬宗庙，或谓之怨讟父兄，或谓之指斥乘舆，或谓之谤讪朝政。行之二十年，天下之士不仕则已，仕则必习为导谀，相师佞媚，歌功颂德，如恐不及。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一日戎马在郊，烟尘暗阙，而人莫敢告也。天下犹人之一身，言路犹关膈也。关膈通则血气流行而身体通，言路通，则得失不蔽而政事治。安石、蔡京之化，沦浃乎三纪之外，至今遗风馀俗未消殄也。欲变革之，在陛下一人而已。孔子曰：「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以后世观之，刘安欲叛汉，独畏一汲黯而不敢发。使人主得如黯者七辈，正色立朝，昌言无隐，小人必退听，奸宄必息心，岂特不失天下而已哉！固可以变危为安，易乱为治矣，又况能如周公所戒普受天下之言者乎？

此厥不听，人乃或诪张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则信之。则若时，不永念厥辟，不宽绰厥心，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周公曰：「呜呼，嗣王其监于兹」！

臣谓人君信诪张，疾怨詈，是不以尧舜自待，而以周厉王、秦始皇为可法也。小人善于诳惑者，未有不以告怨詈为小心。苟入其说，则必以万乘之重而计较曲直于匹夫之口，不从长思念其为君之道，其心褊隘，记过不忘，罚无罪，杀无辜，天下之怨举集之矣。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恐其渐及于己也」。贤人君子，众心之所与也。小人欲肆其奸，必忌君子。君子无罪可指，则必反指为小人，匿言潜谮，以中伤之。或以为退有后言，或以为卖直归怨，或以为取名于外，或以为朋比欺君。其术虽多，大要不出此数者。人主一怒，小则谪罚，大则诛杀，不知其实，则无罪徒默受天下之怨也。隋炀帝尝谓左右曰：「吾性不喜人谏」。臣下知之，恣为诪张，以忧国者为怨，以忠言者为詈。宇文士及、虞世基之流以此取宠，至于大难忽作，两臣终得自全，而炀帝独尸其祸，则以众怨所丛，不怨言者而怨听者故也。或曰：「罚一无罪，杀一无辜，何遽至此」？臣应之曰：自秦皇、隋炀观之，所杀固多，其亡非不幸也。自葛伯观之，则以杀一童子而灭其社稷，自商纣观之，则以杀一比干而失其天下。然则系杀罚之当否耳，岂在多寡乎？周公戒王无逸而及此，则以心昏志蔽，谗邪得入者皆生于好逸求安，不知警惧，浸淫及乱而罔觉也。是以反复言之，验于成王躬致太平，则其著心服行之效，不可诬已。

宝文阁直学士、左朝请郎致仕、南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太中大夫、谥文定胡公行状：本贯建州崇安县开耀乡籍溪里。曾祖容，故不仕；祖罕，故不仕。父渊，故任宣义郎致仕、赠中大夫。母吴氏，故永寿县君、赠令人。公讳安国，字康侯。五世祖号主簿公，五代中至建州之鹅子峰下钓鱼自晦，人莫知其所从来。后世相传云，本江南人也。父中大始读书为进士业，时同县有仙洲翁吴先生以六经教授，中大往从之。翁阅其所写《论语》、《尚书》终帙如一，无差舛，即妻以女，是为公母令人。公初能言，令人试教以训童蒙韵语数十字，两过能记，大母余氏抚之曰：「儿必大吾门」。七岁为小诗，有「自任以文章道德」之句。令人俾就外家学，岁时得一归，留不过信宿。日记数千言，不复忘。年十有五游学信州。一日有为马戏于学前者，诸生百许人皆不告而出。教授歙人胡公行两庑间，闻诵书声，问为谁，得公姓名，延之堂上，询所习业与所以不出。咨嗟叹赏，出纸笔佳砚为赠，益勉之曰：「当为大器」。越两年与计偕，既而报闻，遂入太学，修懋德业，不舍昼夜。是时元祐盛际，师儒多贤彦，公所从游者伊川程先生之友朱长文及颍川靳裁之。裁之才识高迈，最奇重公，与论经史大义。一日博士令诸职长呈其文，将考优劣而去留之，皆争先自送。公缴还差帖，愿列诸生，自祭酒以下相与称叹曰：「是真可为诸生表率者矣」。凡三试于礼部，年二十有四中绍圣四年进士第。初，殿试考官定公策为第一，将唱名，宰执以无诋元祐语，遂以何昌言为首选，方天若次之，又欲以宰相章惇子次天若。时策问大要，崇复熙丰，公推明《大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渐复三代为对。哲宗皇帝命左右再读之，谛听逾时，称善者数四，亲擢公为第三。胪传至陛前，俄有圣语宣问：「师何人」？公对曰：「久处太学」。在廷者皆以为名对。授常州军事判官，改授江陵府观察推官，未赴。如荆门纳室，道出江陵，帅臣监司一见，合章奏乞除府学教授，报可。会学校颓废，职事者十馀人以廪米为家，欺公年尚少，捍格顽冒，公再三镌谕不悛。乃按其蠹弊事，尽屏之，于是远近父兄喜，遣子弟来。公正身律物，非休沐不出，凡所训说，务明忠孝大端，不贵文艺。缮修宇舍，绳度整立。任满，除太学录，谢绝请求，无所假借。蜀人刘观、越人石公揆轻俊有名，试选屡居上游。观代笔事觉，公揆薄游成讼，人多为之游说，公曰：「录以行规矩为职，规矩不行，奚以录为？且二人如此，非佳士也」。竟致之罚。未几迁博士，足不蹑权门，期年用法改京秩。至政事堂，请外任。蔡京色变，密使张康国欲荐以馆职，不愿就。会新学法，博士例除诸道提举官，拟公河北路，公辞以南人不便于奉亲，执政曰：「禄厚莫如朔部者」。公终辞，遂除湖北路。陛对奏曰：「学校所以养育人才，非治之也。今法令具矣，当使学者于规矩之外有所耻而不为。谨按圣门设科，成周贡士，皆以德行为先，文艺为下，臣当以此仰奉明诏」。徽宗皇帝首肯之，实崇宁四年也。到官，改使湖南。是时蔡京所行事既不善，而官吏奉承过当，愈为民害，学校其一也。公撙节行之，禁其太甚，士子恃法自肆者必惩之，常曰：「韩魏公最善行新法者也，所至访人材，询利病，礼贤士，慎刺举」。五年三月，例罢学事司，除通判成德军。八月所罢司官，仍旧。时令人多病，厌道途之劳，留居荆门。公以便养有请，再章上，未报。会诏诸道学事官举遗逸，公得永州布衣邓璋、王绘应诏。绘已老，不愿行，公请命以一官，风劝学者。零陵县主簿李良辅方以赃被劾，乃逃窜诉于朝，称二人者党人范纯仁客，而邹浩所请托也。蔡京特改良辅官，与在京差遣，命湖南宪司置狱推治，人皆为公胆落。帅臣曾孝广来唁，公退，语人曰：「胡康侯当患难凝然不动，贤于人远矣」。用例册致馈，公不受。曾复书曰「前此无不受者，当明载于籍，以彰清德」云。蔡京以狱不成，罢宪使陈义夫，命移北路，迄无请托状，直除公名勒停，而曾及永守乐昭厚别教官，皆坐黜。五人者非特无怨，而问劳不绝。公问舍求田于漳水之滨，治农桑，甘淡薄，服勤左右，婉然愉色。得间则专意经史及百家之文，家人忘其贫，而亲心适焉。大观四年，良辅以他罪抵法，台臣毛注乃辨明前事，有旨复公官，改正元断。政和元年，张商英相，除公提举成都府路学事。公以亲年寖高，旁无佽助，叱驭溯峡，皆所甚难，即乞侍养曰：「臣而留令，无所逃诛。子若委亲，亦将安用」？得请，满二年未朝参，丁令人忧。公侍令人疾，食不尽器，衣不解带。居丧哀毁，营奉窀穸，冒犯霜露，一事一物，必躬必亲。荆楚风俗素陋，州里见公自致者如此，然后知以慎终送死为重。公粝食逾年，不能胜衣。中大勉之力，乃少进滋味，以慰中大之意。服除，政和八年矣。余深相，荐名士十人，九人者已迁拜。公赴召，至京师卧疾，知旧交来劝勉，或称庙堂威怒以胁之，公孙言而已，所访问惟医药。居百馀日，逡巡谒告而归。宣和元年，除提举江南东路学事，复召对，未受命，中大捐馆。初，中大常欲公及时报国荣家，而令人又欲公保身崇德。公承志以道，既不拂中大之严训且不失令人之素心。及公赴阙，辞，未获命也，中大手书促之归，无复曩时督责矣。中大感疾且一年，公奉事节适如一日，凡服饵禁戒，中大必听。既免丧，谓子弟曰：「吾奋迹寒乡，为亲而仕。今虽有禄万钟，将何所施」？遂致其事，筑室茔山旁，分置图籍，瞻省丘坟，翻阅古今。慕陶靖节为人，诵「心远」之章，望云倚杖，临水观鱼，淡然无外营，将终身焉。宣和末，侍臣李弥大、吴敏、谭世绩合章荐公经学可用，齿发未衰，特落致仕，除尚书屯田员外郎，公辞不起。靖康元年二月，除太常少卿，公辞。再除起居郎，又辞。时女真乘虚直捣京师，为城下之盟。公移书大谏杨公时曰：「按《春秋》书『齐人来归郓欢龟阴之田』，是田本鲁田也。始失不书者，不能保其土地人民，为不君讳也。太原兵劲天下，艺祖、太宗自将再驾，而后入于版图。河间、中山，北方重镇，犹郑有虎牢，虞虢有夏阳，秦之潼关，蜀之剑阁，吴之西陵也。今闻割以遗敌，不亦辱乎？按《春秋》齐侯侵蔡伐楚，楚使请盟，美而书来者，荆楚暴横，凭陵中国，郑在畿内，数见侵暴，齐侯伐而服之，则自此帖然矣。此门庭之寇，所当惩创不可已焉者也。远方犯阙，释而不击，反与之和，戾于圣人之训，不已大乎？按《春秋》鞍之战，齐师败绩，遣国佐致赂请盟，晋郤克欲以萧同叔子为质，而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国佐震怒，请收合馀烬，背城借一。郤克惧，反与之盟，而不敢复也。故圣人特书曰『及国佐盟』，以明国佐一怒，折伏郤克。示天下后世忠臣义士，以克敌制胜在于曲直，不以强弱分胜负也。金人陵辱朝廷，人心同疾，非止郤克之于齐，四镇三关，倘皆割弃，岂特尽东其亩而已乎？而城下结盟，亲王出质，不竞甚矣。按《春秋》徐子章羽断其发，携其夫人以逆吴子，圣人特削其爵而书其名者，罪其不自强，无兴复之志也。敌欲地则割要害而与之地，欲人则饰子女而与之人，欲金帛则倾府库而与之金帛，欲亲王贵戚则抑慈割爱而与之亲王贵戚。假如敌请六飞会于辽水之上，不往则恐违其约，欲行则惧或见欺，又将何处乎？按《春秋》于宝玉大弓，失之书、得之书者，重传器，戒不恭也。强敌猝至，上下无备，取金帛于盗臣之家，以纾急缓攻，则亦可矣。似闻宗庙供器输于敌庭，果有之乎？于宝玉大弓，孰轻孰重？于圣人失则书得则书之意，又如何也？按《春秋》，灭梁者秦也，圣人不书，秦灭而书梁亡者，不能守在四邻而沟公宫，亡其自致也。今勤王大众不以击敌而以治城池，金帛用物不以募战士而以赂敌国，堂堂大宋，万里幅陨，奚至陵藉如此其甚哉！主上初政，老儒在朝，四方徯观？安危所系，而外侮侵陵，国势衰削，岂其既往言之不及乎？必有应之于后者矣」。人以是知公通于《春秋》，虽畎亩坚卧，固非素隐忘世者也。朝廷促旨沓降，公幡然有复仕意。六月至京师，以疾在告。一日亭午，孝慈皇帝急召，坐后殿，玉色虚伫，劳问甚渥。公奏曰：「明君以务学为急，圣学以正心为要。心者，事物之宗。正心者，揆事宰物之权也。自王迹既熄，微旨载于《易》、《诗》、《书》、《春秋》，时君虽或诵说，而得其传者寡矣。窃意陛下在昔潜德东宫，其于经籍所载帝王制世御俗之大略，必有所避而不欲问，官属之司劝讲者，必有所隐而未及陈。今正位宸极，代天理物，则于古训不可不考。若夫分章析句，牵制文义，无益心术者，非帝王之学也。愿慎择名儒明于治国平天下之本者，虚怀访问，以深发独智，则天下之幸。臣又闻为天下国家者，必有一定不可易之计谋。议既定，君臣固守，虽浮言异说，沮毁动摇，而初计不移，故有志必成，治功可立。陛下南面朝天下越半年矣，而绩效未见，纪纲尚紊，风俗益衰，施置乖方，举动烦扰，大臣争竞而朋党之患萌，百执窥观而浸润之奸作，用人失当，而名器愈轻，出令数更，而士民不信。若不扫除旧迹，乘势更张，窃恐奸雄不忌，敌人肆行，大势一倾，不可复正。上世帝王询事考言，以图成绩。愿咨访大臣，何以修政事、禦外侮，令各展尽底蕴，画一进呈，宣示台谏。如有不合者，使随事疏驳。若大臣议诎，则参用台谏之言。若疏駮不当，则专守大臣之策。仍集百执议于朝堂，众谋佥同，然后断自宸衷，颁之中外，以次施行。敢有动摇，必罚无赦。庶几新政有经，民听不惑，可冀中兴之效」。渊圣颔之良久，问曰：「卿学何所师承」？对曰：「孤陋寡闻，莫逃明鉴」。渊圣曰：「比留词掖一员相待，已令召卿试矣」。公对曰：「臣壮年守官湖湘，得足疾，颓心荣进，亦已乞身。今日扶惫趋阙者，贪慕圣德，愿瞻天表，一伸其志而已。于侍立之职，且不敢当，况敢闻异恩」？语未毕，日昃暑甚，龙衮汗洽，公遂退而具奏。盖自七月七日亲奉玉音，被受堂劄，四上辞免，渊圣数予宽告。时门下侍郎耿南仲倚攀附之旧，凡于己不同者即指为朋党，见公论奏，愠曰：「中兴如此，而以为绩效未见，是谤圣德也」。乃言：「胡某意窥经筵，不宜召试」。渊圣不答。及公屡辞，南仲又曰：「胡某不臣」。渊圣问其迹，南仲曰：「往者不事上皇，今又不事陛下」。渊圣曰：「渠为疾而辞耳，非有向背也」。遇臣僚登对者，往往问其识胡某否。中丞许翰对曰：「臣虽未识，然闻其名久矣。自蔡京得政，士大夫无不入其笼络，超然远迹，不为所污，如胡某者有几」？渊圣嗟异，遣中书舍人晁说之至公所居，具宣德意，令勉受命，且曰：「他日必欲去，即不强留」。时已九月初矣。公既趋试，复上章乞外。有旨除中书舍人，赐三品服。南仲讽司谏李擢、侍御史胡舜陟论公稽迟君命，傲慢不恭，宜从黜削，以儆在位。疏奏不下，公乃就职。南仲既倾宰相吴敏、枢密使李纲，欲并逐善类，遂谓中书舍人许景衡、晁说之视大臣升黜为去就，怀奸徇私，失事君义而黜之，公缴奏曰：「二人为去就，必有陈论。怀奸徇私，必有实迹。乞降付本省，庶可按据，载诸词命」。不报。王安中责授散官，随州安置，公言：「安中自大臣建节知燕山府，委任重矣，而畏避童贯，专务蔽蒙。民力殚残，敌情变动，军食缺乏，师徒失律，略不上闻，数奏祥瑞，以固宠禄。一旦敌骑深入，社稷几危，推原本因，其罪与蔡攸等。乃居汉东近地，公论不以为允。今并围未解，朔部戒严，若非恃赏罚之公，厌服人心，何以攘却外侮乎」？安中移置象州。言者论内侍王仍、张见道、邓文诰图欲离间两宫，将以遂其奸计，有旨令三省觉察，公言：「图欲离间两宫，则罪不可赦。将以遂其奸计，则恶不可留。望深察众情，及时裁处，以全慈孝之情」。三人遂黜。应天尹叶梦得坐为蔡京所知，落职宫祠，公言：「京罪已正，子孙编置无遗，土地悉入县官，家财没于府库，无蔡氏矣。则二十年间尝为京所引用者，今皆朝廷之人也。若更指为京党，则人才之弃于此时者众矣。且党论何时而弥乎？以臣所见，弃瑕舍过，消散朋党，正在今日」。乃除梦得小郡。中书侍郎何㮚建议治平则宜重内，遭变则宜重外，乞分天下为四道，置四都总管，各付一面，为卫王室禦边境之计。公上奏曰：「内外之势适平则安，偏重则危。东汉季年，王室多故，刘焉言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轻，宜改置州牧。及焉求益郡，刘表镇襄阳，袁绍得冀，曹操取兖，争相割据，自此不复有王室矣。今州郡太轻，理宜通变，然以数百州分为四道，事得专决，财得专用，官得辟置，兵得诛赏，则权复太重，又非特州牧比也。使四人者果皆尽忠君父，则固善矣。万一号召不至，如焉、表、绍、操所为，又何以待之？五大在边，古人所戒，以身使臂，于理乃宜。臣愚欲乞据二十三路帅府，选择重臣，付以都总管之权，专治军旅，每岁一按察，其部内或有警急，京城戒严，即各帅府所属将应援。如此既可拥卫王室，又无尾大不掉之虞，一举两得矣」。㮚方得渊圣心，密陈京师不可守，则幸山南，因可入蜀。其意盖自欲当南道，又以于公有推挽之力，必无駮异，及此奏上，渊圣深然之，㮚力争于上前，谓公专以异义为高，不可信用。渊圣不能决，止令于四道各削其远外州郡，命大名守赵野总北道，公奏曰：「魏都望冠河朔，今为天下重地。谨按赵野在政和间初为侍从，首乞禁士庶用天王君圣等字。厥后置身丞辖，童贯、谭稹分掌兵柄于外，王黼、蔡攸、梁师成紊乱三省政事于内，造成兵革之祸。野居其间，不闻救正，以为无所干预则身在二府，以为言而不从则怀禄不去，何也？窃恐缓急必误委寄，乞更用素有才术历练老成之人，庶可倚仗」。诏命一出，难复轻改，疏入，不从。是冬敌大入，野遁逃，为群盗所杀。西道王襄拥众汉上，不复北顾，大略如公所策云。中书后省论资政殿学士詹度罪恶，自金紫光禄大夫降两官，公奏曰：「言者谓度首开燕山，罪不下于童贯。养成边患，使朝廷不为备，罪不下于王安中。广行贿赂，故庇之者众。今乃仍崇资领优局，舍边境，就乡闾，才削两阶、何名惩戒？昨日宸翰咨访禦敌之计，圣心焦劳，群臣悚惧，莫知所出。追究乱原，无不切齿。于度望依王安中例施行，以厌公论，少释河北愤怨」。乃落度职。吏部侍郎冯澥上言：「中书舍人刘珏行李纲责词，实为纲游说」。珏坐贬，公上言：「李纲昨自枢密宣抚使除观文殿学士知扬州，词臣列其罪状，不肯具草。而圣旨令以次舍人行下，是圣心不以缴奏为是，未欲罪纲也。故珏先言厚于记功，薄于责过，以将顺圣德之美，复言纲败军覆将，岂可不责，以申明赏罚之公。朝廷遂用珏言，罢纲郡寄，又用谏官袁当可等言，置纲远郡矣。澥乃节略珏章，中以险语，谓纲薄加朝典，未快舆议，不亦甚乎？从臣虽当献纳，至于弹击官邪，必归风宪，各有分守。今台谏臣僚未闻缄默，而澥遽越职，此路若开，臣恐在位者各立是非，滋长怨雠，上渎宸听，非所以靖朝宁也。汉室之东，大兴党论，始以微憾结衅，藉人主威福相排掣，卒皆误国，驯致乱亡。而士大夫自谋其身者亦不能免，故君子谓始为党论者亦不仁矣。陛下无私好恶，广开正路，而澥称党与未殄，议论未一，宜察奸罔，早加惩戒。夫欲殄党与、一议论，此蔡京行于崇宁，胁制异己，遂其跋扈之谋也。何忍更遵用之？坐使群臣益分门户，强者主盟，弱者附丽，徇私情，为向背，置国势于倾危，岂朝廷之福乎？陛下数降德音，追复祖宗善政良法，而澥独建言祖宗未必全是，熙丰未必全非，推隆王氏之学，再扶绍述之议。国论纷纷，澥之故也。若指为敢肆奸言以惑众听，岂不可乎？然朝廷不以此罪澥者，正恐人务雷同而言路壅也。今澥乃欲以章疏加人之辟，苟合目前，不为国家远虑，望加详察，别降指挥。臣孤立无朋，误尘词掖，苟有所见，不敢隐情」。于是耿南仲大怒，宰相唐恪与詹度姻家，故亦怨公论度太迫，何㮚从而挤之，有旨除郡。㮚请除怀州，渊圣曰：「怀当敌冲，可与东南」。恪拟德安，㮚知公素苦足疾，闻海门地最湿，遂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盖是年十月晦也。公在省一月，告日居半，每出必有论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公曰：「大事皆起细微，今以小事为不必论，至于大事又不敢论，是无时可言也」。公去国逾旬，敌复至城下。长子寅校书中秘，宾客每为公念之，公愀然曰：「主上在重围中，号令不出，卿大夫之辱也。余恨效忠无路，敢念子乎」？闻者感动。敌围益急，有旨促召公及许景衡，竟不达。越明年五月一日，今上皇帝登极，公上言：「崇宁以来，事不稽古，奸臣擅朝，浊乱天下。论其大者，凡有九失。上皇即位，日食正阳之月，下诏求言，曰：『言而不当，朕亦不加罪』。于是臣庶争言天下事。及蔡京得政，公然置局推考直言，尽行窜斥，使上皇失大信于天下。一失也。上皇嗣位，文母垂帘，增置谏员，擢用名士，丰稷、王觌、邹浩、陈瓘诸人各以危言自效，公论既行，下情不壅，几有至和、嘉祐之风。及蔡京用事，放诸岭表，于是天下以言为讳二十馀年。二失也。立朝廷者争为歌颂，取说求容，祥瑞之奏未尝虚月，至于灾异大变，则匿不上闻，使人主不复知省修。三失也。废格法，见公论，市井儇薄而居宰府，世卿愚子而秉兵柄，台省寺监清望之班，杂用商贾胥吏技术之贱，于是仁贤退伏，奸佞盈廷。四失也。士大夫进为于元祐之初与元符之末者，尽忠许国，不顾其私，乃诬以谤讪，窜逐下逮其子孙，追削上及其祖父。于是善类陷于党籍，不能自明，而群飞刺天，谗谄益胜。五失也。奄寺得志，用王承宗故事而建节旄，用李辅国故事而封王爵，用田令孜故事而主兵权，用龚澄枢故事而为师傅，生杀予夺，悉归掌握，宰执侍从皆出其门。于是贿赂公行，廉耻道丧。六失也。变铨法而官制紊，变军法而兵政弛，变泉货法而轻重失平，变学校法而风俗衰薄，变榷茶法而刑狱滋炽，变盐钞法而征赋倍增，变漕运法而仓廪空竭。法既屡变，吏得为奸，民受其弊。七失也。用兵暴乱，军旅数起，南复渠阳，西收𨜔鄯，建石泉于成都，置珍、播于巴峡，开古平于五岭，筑振武于河外。馈运艰险，劳民费财，积怨连祸，实基于此。八失也。牛羊用人，穷极奢侈，道宫王府御幸之馆、园林池沼花竹之胜，运土塞路，伐木空山。民困而不恤，财竭而不虑。九失也。靖康之初，轻许割地，寻复坚守，已正滥赏，事即中变，号令无常，纷错更下，而四海不知所从矣。余应求、李光以宪台得罪，陈公辅、程瑀以谏省去官。赵令衿以献书论事，黜送铨曹；潘良贵以奏对语侵，责司征市。于是臣庶结舌，而迷国误朝之语入矣。渊圣东宫潜德，中外所知，不待赞也。至如未习为国，则当进尽忠益以相弼亮，乃有称颂春坊节俭，乞宣付史馆者，亦从其请，而责诮不加。李邦彦擢居上宰，张邦昌进位次辅，赵野等主审駮基命之司，李税等当肃政本兵之地。未数月间，登延宰执十有五人，迁转如流，不孚人望，指为蔡氏党而罢，许翰指为吴敏党而逐，许景衡指为李纲党而去。刘珏等大臣争竞，至用丑语诋讦于朝，百执窥观，互以邪说批根于下，苟可快其私忿，虽危国亡师，安行而不顾。都人殴击内侍，出于积愤，非有私也，而府尹巡门，朝廷降诏。奄侍厉气，喧争御侧，此乃无礼于君，不可恕也，而词臣论奏，仅得赎金。命帅宣抚而遣之监视，守禦京阙而付之总领。宰臣均逸，体貌不加，而台属召还，遣赐优渥，破吏部格而杨景得监殿门，破宫庙格而叶焕得除祠馆。其馀紊乱规程者不可悉数。敌骑南牧，封境日蹙，赏罚无章，士不用命，调发严峻，民多失业。昔秦有十失，汉去其九，遂致兴隆。崇宁以来，国有九失，渊圣即位而不知变，独九重节俭、工役不兴一事为愈尔。八失不去，一事虽愈，欲正已倾之势，难矣。陛下亲睹覆车，如不改辙，岂有兴复之望乎？夫有生不可无信，圣人以信急于食，君子以信重于生。按《春秋》幽之盟，鲁庄公在会而不书者，齐侯始伯，仗义以盟，庄公叛之，首失大信。仲尼以为大恶，故讳不书公，以为后戒。愿自今慎出诏令，无令反复，以去弃信之一失。兴国必开言路而赏谏臣，亡者反是。按《春秋》书陈杀其大夫泄冶于前，而载楚子入陈于后，明杀谏臣者必有灭亡之祸，不待贬绝而自见也。愿自今开纳直言，无令壅闭，以去拒谏之二失。导谀者召乱之原，按《春秋》不书祥瑞而灾异则书者，绝谄端，垂警戒，正天下后世人主之心术也。愿自今黜远佞媚，无令得行，以去导谀之三失。名器者国家之宝，按《春秋》，非三命正卿者姓氏不登于史册，非有天子之命者不书其官。至于有罪，虽以诸侯之尊，或黜其爵，卿士之贵，或书其名。重名器也。愿自今重惜恩赏，无令冒滥以去轻用名器之四失。人臣义无私交，君子正而不党。按《春秋》祭伯来朝，不书朝，祭叔来聘，不称使，讥外交，戒朋党也。愿自今信任君子，抑绝小人，以去互分朋党之五失。奄侍通传内外，以一身兼仆妾之职，可谓贱矣。按《春秋》书阍弑吴子，不称其君者，言阍寺之贱，不使得君吴子也。愿自今门户扫除，复其常守，以去信任奄寺之六失。为国必师上古，必法祖宗，必戒末世危亡之渐。按《春秋》书税亩、丘甲、田赋，曰初，曰作，曰用者，讥变古也。愿自今远稽上古，近法祖宗，以去轻易改作之七失。古者不以蛮夷弊中国。《春秋》内诸夏而外四夷，齐侯伐山戎，为燕辟地，贬而书人，戒勤远略也。人君职在养民，有国必先固本。按《春秋》凡台囿门厩土木之工，必书于册者，重民力也。愿自今修明军政，保固邦本，以去外事边功之八失。震惊陵寝，则有衣冠弓剑之悲；播迁沙漠，则有羹墙急难之念，积覆载不同之愤，怀沧溟不涤之耻。据九重之位而不以解忧，享四海之奉而不以为乐，必期于殄灭仇敌，伸中国大义，则凡百臣子亦将震慑奔走，捐躯殒命而不辞矣」。六月四日，召公为给事中，会宰相黄潜善专权妄作，斥逐忠贤，公再辞免，因奏曰：「臣赋性疏拙，全昧事几，前掌赞善，积日虽浅，适缘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词头苟有未便，不敢观望，迷误本朝，须至尽忠，逐件论执，遂因缴奏，遍触贵权，贻怒既多，几陷不测。陛下方图中兴，而政事人才弛张升黜，凡关出纳，动系安危，闻之道途，揆以愚见，尚多未合，臣窃寒心。而况琐闱，典司封駮！倘或患失不言，即负陛下委任，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职守，动皆违异，必以妄发，干犯典刑，徒玷清时，无补国事。臣所以不敢当恩命者也。况臣自婴危疹，多历岁年，前后陈情，并关朝听，辞荣处约，众所共知。不缘多事之秋，乃有计私之请」。有旨不允，公三辞，因致书右丞许景衡，曰：「强邻肆扰，蚕食并吞，以若所为，更欲兼制南北五胡，英杰所不能办也。况今河朔遗民未甘自弃，朝廷主议，不弃中原，恭闻銮驾巡幸淮南，尽护四方，东州群盗谅已消除，辽海鲸波想难直捣。愿回天步，归格宗祧，副七室凭依之灵，系万方归向之望，此正不可失之会也。善为国者谨礼于至微。比闻民部郎官出督材用，忽慢条约，罪状明白，直行罢黜，谁曰不宜，而下诸路根寻，州郡管押，恐非所以习外方耳目也。按《春秋》王人不书姓氏者，盖下士耳，而序于方伯连帅之上。唐制御史才八品，衣碧，亦下士也，而将命出行，则节度使必具军礼，送迎于道。此得圣人尊王室抑诸侯之意者也，故方镇虽跋扈，而国祚延长。自今宜精堂选而重其礼，凡在京职事官出使诸路，略如唐制，苟有罪犯，内付宪台，不使外方得行陵藉，则朝廷之体不至于弱，而礼行于外吏矣。凡士民之必听于县，令佐之必听于州，守将之必听于按察，监司之必听于朝廷，犹指之顺臂，叶之从根，不可逆施之也。崇观以来，每下赦令，必开越诉。以荆门言之，则造私酝，户酗酒，学生鬻茶，猾吏诉郡太守于监司而罢之者三。以荆南言之，贾客豪民诉都钤辖于朝省而罢之者二。使民习见犯上之可为，而贵贱无等，此乱之所由作也。建炎赦令不知改更，岂拨乱反正之道哉！谓宜精选监司守令，重禁越诉，苟有故犯，以违制论。虽已经由而所诉虚妄，不移前断者，加越诉之罪三等，则人知严上而礼行于庶民矣。自唐末用兵暴乱，礼法不行，五十载间变置十有馀君。艺祖受命，首修军法，自押官以上，各以阶级相承，小有违犯，罪至于死。然后行伍整肃，贼乱不兴。崇观以来，决遣卫士而斥责三衙，降配军员而斥逐提点，于是无知之兵习于陵犯。靖康之变，卫士祝靖之徒委弃君亲，破州略县，至于此极。今既投换法，谓宜依周世宗显德元年故事，悉行选拣，去羸软，取精锐，藉如祝靖等类，别加裁处。选将明法，日教旬比，月一试而施赏罚，则人将不敢骄纵陵犯，而礼行于士卒矣。凡此三者，若缓而急，若迂而直，乃趋时救弊之要务也。靖康皇帝诚心愿治，已及期月而泽不下流者，以诸方按察师帅皆宣和之旧，非糟粕书生、权豪亲戚，则奄寺之奴隶也。以若等人位于民上，幸寇贼扰攘，恣为奸欺以自润耳。故内寇有三：系籍骄悍，习于陵犯之兵也；就招溃散，利于劫掠之兵也；人户点差，惮于征役之兵也。三寇纵横，而官吏又有甚焉。谓宜据今诸方宪漕功效已著者旌赏之，功罪未明者程督之，罪恶可知者澄汰之。命侍从官以上各举堪任职司者二人，审其才，具所宜以补其阙，则耳目明达而不蔽矣。至于诸藩与要郡亦如是，则教条宣布而不壅矣。申明久任，断以三年，使得展其才志，则小州下邑官吏之为寇者无所措其手足，而三寇可消弭矣。国事以安民为本，军事以足兵为要。轻徭薄赋，所以厚其生也。称物量力，所以平其施也。扶善良，助贫弱，所以著其仁也。剔奸伪，锄强恶，所以行其政也。若不正户籍，则四事必格，求欲安民，乃以病民耳。既罢常平官，今岁适当造，宜令民皆以土田为断，而一一自言，凡私所蓄藏与马牛庐舍，颇如旧法，悉皆阔略。田有隐匿，必没县官。诸诡为官户、因滥赏得比荫补者，咸许首陈。命监司专以此为守令殿最，庶几四事可施而民可安。古者大国至于家邑，诸侯至于士庶，军师有数，城堞有制，联属有分，器械有物。若不本先王法度而急于招置，则足兵乃所以起兵耳。夫律禁民蓄兵器者，所以息争而收其柄也。今置巡社，使得自备，敢必其皆以禦贼而不自为贼乎？夫尉司弓手、巡检土军，大约不过百人，于以觉察奸细，良民犹有被扰者。今巡社人人执持凶器，络绎道路，则必陵暴居人，困苦羁客，刑法有不能禁矣。又巡社首领将使与令佐抗行乎，抑犹以部民遇之也？抗行则名分不正，以部民遇之则有悖心，如唐初鲁宁者矣。又今东南名藩帅府兵不满千，而巡社总辖万人，团结推排，权在百姓，借之名目而称号同王命，给之朱记而行遣比公移，守令徒有统制虚名，莫之能制矣。又巡社悉行于诸路，以为守令殿最，不出岁月，必当坐得数百万之众，挽强者解发推恩，广加激劝。又选将壅而不行，复加裁损，则必指为衅端，而祸变起矣。谓宜详议审裁巡社之法，使无后悔，施于河朔，以禦金兵。而东南诸路，有便于保甲者，宜增修其法，别行排造；其便于弓手土军者，宜增置其数，精加教阅，则兵可足而乱可息矣。夫易积而难通者，事也。自大观赦令广开恩倖，真伪浑淆，军兴之后，恩霈相仍，赏典踰越。百司缘此，窃弄权柄，招赇纳赂，百事滞留，四方急奏，待报稽迟，百姓诉陈，漫无可否。盖六部诸司事皆禀于都省，中书取旨，门下审駮，行遣迂回，此政事所以日壅而不决也。夫宰相者启沃人主，进退贤才，阜安百姓，天下之事无所不统者也。而日览词诉，又各兼一省，互相关制，则失其职矣。谓宜合二省，正宰相之权，使得专行其职。而六曹之事皆决于长官，应奏上者直奏上，应下行者直行下，自非关大体，有改更，更不经由仆射、丞辖，则事不稽壅矣。往蔡氏时首兴党论，塞天下之口，汲引群小，轻用名器，交结阉尹，汩丧廉耻。今宜一切反其行事，乃可以拨乱反正，殄雠雪耻，使天下士大夫伸眉吐气，食息世间，无所愧矣」。黄潜善讽给事中康执权弹击，谓不合辞免，乞重谴黜，中书舍人刘观实有力焉，上恩止罢除命。

史馆校勘范如圭日者获以职事侍钧座于史院，幸闻绪馀之论，谓先儒训释《春秋》，不务空言，皆可见诸行事。如圭窃以为先儒有可行之学，而未必得其位。相公既有其学，又得其位矣，而施设举措乃若与经旨相戾者，心实疑之，不敢默默。《礼经》有曰，父母之雠，不与共戴天，寝苫枕土，誓死以报。鲁庄公父弑于齐，又为齐主昏，同狩于𫌉，连兵合党，伐卫围郕，及盟于蔇，纳公子纠。其忘君背父，灭绝人之大伦如此。鲁国臣子则而象之，于是公子牙之弑成于前，庆父无君之心动于后，圉人荦卜齮之徒交侵于党氏、武闱之閒，而子般、闵公皆不得其死。仲尼为此惧，故一书特书，以著其罪恶，为万世臣子之大戒，不亦深切著明矣乎！徽宗皇帝、显肃皇后崩于沙漠，去春凶问既至，主上攀号擗踊，哀动天地，四海之内，若丧考妣。相公身拜元枢，不于此时建白大义，乘六军痛愤之情，与之缟素，挥戈北向，以治女真反天逆常之罪，顾遣一王伦者卑辞厚币以请梓宫。甚矣，谋之颠错也！《春秋》之法，雠不复、贼不讨，则不书葬。葬者臣子之事，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夫人之痛莫甚于不得其死，君亲不得其死而不复雠、不讨贼，使神灵含冤抱恨于地下而不伸，虽得梓宫而葬之，于臣子之心能安否乎！古之人有命将出师、誓灭鲸鲵以迎梓宫者矣。虽其力小势穷，不能有济，而名正言顺，亦可以无愧于天下后世。未闻发币遣使，祈哀请命以求梓宫于寇雠之手者也。女真用是知我无复雠之心，可以肆为玩侮，仍示欲和之意，使伦归报，交使往来，至于再，至于三。其谋我益深，言益甘，我之信彼益虔，礼益恭，堕其计中，不自知觉，虽三尺童子皆为朝廷危之。伦之言曰：「女真欲以梓宫、母后、渊圣皇帝、中原境土悉归于我」。审如是，岂惟足以解吾君终身之忧哉，乃天下臣子之所大愿也。然自王者迹熄，五霸而下，鲜不以诈力相倾，今乃欲以信义之道望于豺狼，宁有此理！且讳日之报与不报，在彼无毫釐利害，至不难从之事也；我之恳请屡矣，而寂无闻焉。于其至易者尚不我从，则其他可知矣。《春秋》之于中国书名爵，而夷狄则以号，外而贱之也。王者欲一乎天下，曷外而贱之？以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不得不峻内外之限，别贵贱之分，以防不测之患于未然也。凡中国诸侯与夷狄盟会者，《春秋》必谨志而深讥之，其法严矣。女真自海上结盟，借助于我以灭契丹，既灭，遂犯汴都，其不可信一也。既为城下之盟，讲解而退矣，曾不旋踵，复围太原，其不可信二也。自时厥后，和使项背相望，而侵犯之兵无岁不有，其不可信三也。既破京城，乃始歛兵议和，诱我二帝出郊，劫之而去，其不可信四也。刘豫其所立也，事之无所不至，一旦执之，如探囊中物，其不可信五也。彼之包藏奸诡，不可测度如此，何为一旦与我如是之厚哉！或者谓虏酋初立，粘罕已死，亲族离畔，契丹复振，方务自保，畏我加兵，故欲释憾解雠，以免南顾之虑。岂其然乎！自刘豫既废之后，我益畏缩远屏，未尝敢向北方发一矢，彼何惮于我哉！是其深谋长计，欲不费一镞而坐收混一之功耳。闻其使称诏谕、挟册命而来，要主上以下拜之礼，果有之乎，其无也？果可从乎，其不可从也？反面事雠，匹夫犹不肯为，忍以堂堂之宋，君臣相率而拜不共戴天之人哉！主上哀疚在躬，孝友天至，必曰吾为梓宫屈，为皇太后屈，为渊圣皇帝屈，何不可之有？使子弟之情获伸于一日，志愿足矣，遑恤其他。相公何不以必然之理，开陈于咫尺之前乎？诚使一旦拜受女真之诏册，则将行女真之命令，颁女真之正朔，普天之下，莫非女真之土，率土之滨，莫非女真之臣，我宋君臣上下虽欲求措身之所，且不可得，徽宗、显肃之梓宫，遂无地可葬，母后、渊圣之辇辂，遂无家可归矣，无乃违主上圣孝之心，失相公大忠之节乎！昔汉高祖责数项羽，兵不少解，卒能免太公于俎上；晋大夫征缮以辅孺子，使恶我者惧，卒能归惠公于强秦；此古人已试之明验也。相公不用此策，以慰我主上孝悌之念，奈何欲误主上，举祖宗二百年之天下，委而弃之哉！今所以委曲顺从虏意，不敢少有违忤者，惟恐其不归梓宫、母后、渊圣，而加兵于我耳，曾不知一正君臣之分，则号令生杀皆出于其手。设若拥梓宫、母后、渊圣于大江之外，下一纸诏召吾君相以下来迎于境，我若从之，立有祸变，如其不从，彼将责我曰：「吾归而父母之丧，归而亲，归而兄，有大造于国，而乃违我之命，不肯来迎，是不孝于父母，不恭于兄，不忠于我也」。声罪来寇，将何以待之？事至如此，则前日所以顺从其意者，非特未有分毫之益，适足以致莫大之祸。和好既败，虽兵不用，其可得乎！为和之说者必曰：「今虽讲和，而边备实未尝弛，必无意外之患」。如圭观之，朝廷以议和故，谓谋臣猛将可以折冲禦侮者，皆无所用，或斥逐而远之，或并之于骄庸之将，又包羞忍耻，甘心屈辱以沮丧士气而离其心，殆若归马放牛，示天下不复用兵者，而谓之不弛边备，是内欺其心，上欺人主，下欺亿兆之众也。主上南面而君天下十有二年矣，其即位也，由天下臣民推戴所迫，不得已而从之，至于今日，天下军民岂肯听吾君北面而为仇贼之臣哉！主上以思念君父母兄之故，不惮于屈己，天下军民以爱君之故，不肯听主上之辱身，用此拒虏，不为无辞。若其举兵而来，适足以激怒吾众。我以大义明诏天下，率励疮痍之馀，共雪父母之辱，乃不可失之机会也，忠义之动，孰不奋发！中外貔貅之士数十万众，怀愤怒不平之气，思一吐之积有年，所惟君相用之如何耳。昔申胥一身，乃能存楚；楚虽三户，足以亡秦；遂氏四家，尽歼齐戍；田单孤垒，一战而复济上七十馀城。惟其诚心恳切，以气直决胜负耳。况女真无道已甚，中国虽败亡之馀，亦未至如即墨、遂人之弱，讵可甘心降虏，而无自强之志！相公若必欲拂天下之情，赞成主上，受此屈辱，如有奸雄因众心之愤，拥数十万众，仗大义以问相公之罪，则将何辞以对！且如靖康以来，为女真之所屠戮者，非将士之父兄，则其子弟，幸得脱身于锋镝，恨不得女真之肉脔而食之，今相公反爱信之如天属之戚，万口籍籍，扼腕忿怒，莫不归罪于相公，相公亦知之乎？相公尝自谓我欲济国事，死且不避，宁避怨谤。相公之心则忠矣，使杀身而有济于君，固志士仁人之所愿为也。若犯众怒，陷吾君于不义，政恐不惟怨谤而已，将丧身及国，毒流天下，遗臭万世。茍非至愚无知，自暴自弃，天夺其魄，心发风狂者，孰肯为此！靖康时有老卒郭京者，自言有异术，能遁形用兵，使敌人莫觉，宰相何㮚信以为然，使为大将，募京城市井狂浮之徒，部分教习，为之奇兵。城中之人皆知京不可用，惟渊圣与㮚倾心委任，不以为疑。方其引兵出城也，君臣犹延颈以望成功；及既败而走，然后悔之，已无及矣。今伦之妄，何以异京！愿相公鉴覆车之辙，早悟而改图之，无至事败，顿足拊髀，悔恨于不可奈何之时也。如圭闻虏使为接伴官范同所难，颇已恭顺，不敢过索礼数，人皆以为喜。如圭私忧过计，窃谓其既以诏谕为名，岂肯但已哉！深恐一旦到朝，乘君臣上下震慑危惧之际，张皇事势，以恐喝朝廷，我或仓惶错愕，不暇顾虑，遂为之屈，则大事去矣，可不早定计也！《书》曰：「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前日诏侍从台谏之臣所议既上，不知以屈为可者有几，以为不可者有几，相公何不启主上遍观而熟计之？人心惟虚一而静，如止水与鉴，乃能明烛物理，毫发无遗；茍有所偏主，则虽泰山在前，而且不见。相公岂可执一己之私意，而忽深思焉？则是非利害，判若黑白矣。若曰主上圣意坚确，臣下莫之能回，此非所望于相公也。《春秋》之法，王朝公卿书爵，而宰咺、渠伯纠皆书名者，以其承王命而赗诸侯之妾，聘弑逆之人，故贬之也。当不义而不知其不可，不智；知其不可而不言，不忠；言不听而不去，阿谀患失，惟命是从，贻误君父，则将焉用彼相矣？此张华所以见责于张林而不能答也。相公立乎人之朝，谋人之邦国，而欲使万乘之主辱身于不共戴天之雠，较诸咺、纠，罪孰轻重！圣人复起，难乎免于诛绝矣。昔尧舜与群臣谋谟庙堂之上，曰「都」、曰「俞」、曰「吁」、曰「咈」，可否相济，不专尚同，故能相与致巍巍之功。孔子曰：「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惟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比来议论鲠直、不肯诡随者往往听其去，而柔媚谄谀之人，相公平日所疾者乃或号召，岂相公厌恶正直，觉今是而昨非乎？将使吾君惟以莫违予言为乐，虽知其足以丧邦，亦莫之恤也，可不为痛心哉！《传》曰：「嫠不恤纬，而忧宗周之陨，惧将及也」。今日存亡危急之秋，死生祸福，上下所同，谁不可言者！而当路巨公乃或谓士大夫各有司存，不当越职论朝廷事，是拒人于千里之外，而自涂其耳目也。擿埴冥行，将入于罟获陷阱之中，而莫之知矣。靖康之閒，相公不畏其死，发一忠言，高名大节，辉映千古，卓然如太山北斗，天下仰望，殆不可企及。如圭舅氏胡文定公每训子弟，举相公为标准；相公亦以道义相知，生则援之于朝，与谋国政，殁则发扬幽光，被哀荣之典。施及不肖之甥，亦蒙收录，且辱与进，款赐教戴，恩眷厚矣。今兹滥从诸儒，备僚属之末，诚不忍相公坏前日之名节，受天下之怨怒，祸集厥躬，而并及于国家也。与其雷同众人窃议于后，孰若献区区之忠于执事者，庶几悟聪听于万一哉！恕其狂直，而用其言，惟相公之命；怒其僭越，而加之罪，亦惟命！不胜皇恐之至！

臣闻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臣七月二十三日伏准省劄，七月十六日三省同奉圣旨：「秋阳亢旱，飞蝗在野，星变数见，朕心惧焉。意者政令多有所阙，赏罚或至不当。朕惟侧身求应以实，卿等各思革正积弊，勿徇佞私，务塞灾异之原，称朕寅畏之意」。七月二十一日，三省枢密院同奉圣旨：「劄与侍从台谏两省官照会，仍依今月十五日已降指挥，各条具时政阙失奏闻」。臣伏读圣训，中夜以兴，思所以对。欲遂言之，则惧位卑言高之罪；欲嘿而已，则又恶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之耻。退自惟念，与其忍耻以生，曷若获罪以死！况圣明在上，容受强直，万无获谴以死之理，臣何忌而不言？伏读圣训，曰：「秋阳亢旱，飞蝗在野，星变数见，朕心惧焉」。臣有以见陛下遇灾而惧畏天戒之切也。谨按《春秋》书不雨、书旱，夫旱亦不雨，奚又书旱，得非旱比不雨加甚乎？且《春秋》书旱，必于夏秋，不雨皆于春冬。周之夏秋，则建午、建未、建申，皆其月也。是时天或不雨，则盛炎曝物，立致枯槁，故《诗》云：「旱既太甚，赫赫炎炎」。不雨虽无是酷，然甚者亦兼旱焉。如文二年自十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十年、十三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是也。虽皆历夏抵秋而不言旱者，盖事起春冬，不可书旱；已书不雨，则不可中变言旱。故但撮其月总言之，欲人观之则知旱居其间，且见其灾之久也。若不为灾，经自不书，故经无书一时不雨者，不为灾也。惟庄三十一年书冬不雨者，盖讥庄公冬不雨犹不惜民力，明年春又城小谷也。其他不雨必踰时而后书，为灾之深浅睹文则辨焉。云冬十月不雨至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者，则见夏无麦而秋犹有救也（僖公二年。）。云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文公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者（文公十年、十三年。）。是一岁之望尽失也。八月虽雨，已后时无益，故略而不书。不为灾者但书时（庄公二十一年。），为灾轻者书首月（僖公二年、三年。），重者总始末而言（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书法如此，正欲别为灾之轻重，而传云「不雨不为灾」。夫万物须雨而生，须雨而成，一时愆亢，犹有所损，且不雨有几，称年者三（文公二年、十年、十三年。），安可谓不为灾乎？《谷梁》谓一时不雨为闵雨，历时不雨为不闵雨。且僖公果有志于民，则必不爱牲币，恳请祷祈，经亦必书，如《诗》之《云汉》，以著其善。今但云不雨，则爱民之意于何见乎？陛下深问秋阳亢旱，诚得《春秋》书不雨之微旨。然宣王忧旱之诚，不过祷于先祖以及山川鬼神，盖祀典之正，非若今徼福于佛老氏，为异端之教也。臣愿陛下熟观《春秋》不雨之旨，躬行周宣忧旱之诚，以应天可也。飞蝗在野，臣又请以《春秋》明之。谨按鲁隐五年书螟。《释虫》云：「虫食苗心曰螟，食叶曰螣，食节曰贼，食根曰蟊」。李巡曰：「食禾心为螟，言其奸冥冥难知也；食禾叶者，言其假贷无厌，故曰螣也；食节者言其贪狠，故曰贼也；食根者言税取民财货，故曰蟊也」。孙炎曰：「悉贪残所致，因以为名」。郭璞以食处为名。陆玑疏云：「旧说螟、螣、蟊、贼，一种虫也，如言寇、贼、奸、宄，内外之言耳」。《会议》曰：谷，民之司命也，《春秋》书灾异，虽螟之为害，必详而录之，此亦重民命之至也。汉平帝时，天下大蝗，河南二十馀县皆被其灾，独不入密县界。建初七年，郡国螟伤稼，犬牙缘界，独不入中牟。今州县吏贪墨残民，远朝廷万里，近亦数百里，陛下不得而见之也，怨嗟之声陛下不得而闻之也。故天出灾异，自淮以南，飞蝗蔽天，以告陛下耳。守令之间，岂无一人如密县、中牟者乎？臣愿陛下严戒监司守令，有贪墨残民者，必罚无赦，是应天以实也。星变数见，臣又请以《春秋》明之。谨按鲁文公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刘向以为君臣乱于朝，政令亏于外，则上浊三光之精，五星赢缩，变色逆行，甚则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乱臣类也。时中国既乱，夷狄并侵，兵革纵横之应也。鲁昭十七年，有星孛入于太辰，刘向以为时楚强，宋、卫、陈、郑皆附之，此孛彗流灾所及之效也。鲁哀公十三年冬十一月，有星孛入于东方，董仲舒、刘向以为其后楚灭陈之应。是春秋星变，皆以夷狄陵中国也。今年正月壬辰，其日岁旦，风从乾位来，风为号令，乃号令不时之沴。戊午雪，阴盛阳微之沴。三月丙申，日有背气如仰瓦，其夜大雨雹。癸卯夜，月入大微。己酉，日复有背气。丁巳立夏，其日风从艮位来。五月癸卯夏至，风亦从艮位来。皆与正月壬辰同占。七月丙申，太白经天，法曰昼见午上，星家谓去日四十七度差远，故见。臣谓不然，《易》曰「日中见斗」，岂谓去日远也？其夜月入氐。壬寅夜，月掩垒壁阵星，又流星出天市。癸卯夜，月入羽林军。乙巳，日左有珥。丙午夜，汉星出天市。癸丑夜，流星出织女，又月犯井。丙辰夜，流星出辇道。此皆《春秋》之所畏也。又如六月庚寅朔，日有食之，此又变之大者。臣谨按隐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其后戎执天子之使。庄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宿在毕，主边兵夷狄象，后狄灭邢、卫。二十六年十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时戎侵曹。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后狄伐邢，徐取舒，楚灭弦。僖五年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后楚伐郑，狄灭温，楚伐黄。十二年三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时楚灭黄，狄侵卫、郑。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后秦获晋侯，楚败徐于娄林。文元年二月癸亥，日有食之，楚灭江灭六。文十五年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楚灭舒蓼。宣八年七月甲子，日有食之，既楚庄遂强诸夏，观兵周室。十年四月丙辰，日有食之，后楚灭萧、成。十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后楚灭舒、庸。襄二十四年八月癸巳朔，日有食之，比食又既，象阳将绝，夷狄主上国之象也，楚子果从诸侯伐郑。二十七年十二月乙亥朔，日有食之。八年之间，日食七作，祸乱将重起。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后楚灭陈、灭蔡。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时吴灭徐，楚围蔡。定十二年十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后楚灭顿，吴败越。定十五年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周室大坏，夷狄主诸夏之象也。明年，中国诸侯从楚围蔡，以楚为京师。由是推之，日食皆为夷狄侵中国之应也。臣愿陛下熟观《春秋》书日食星变之旨，躬行宋景一言之善，以应天可也。臣伏读圣训，曰：「意者政令多有所阙，赏罚或至不当」。臣有以见陛下遇灾而惧畏天戒之切，而修政事以恭禦厥罚也。臣又请以《春秋》明之。谨按鲁昭七年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晋士文伯谓晋侯曰：「不善政之谓也。国无政、不用善，则自取谴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是天变系于政令之阙也明矣。鲁庄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啖氏云：「庄王宠篡逆以黩三纲，不能法天正道，故去『天』字以贬之」。斯言当矣。夫圣王砺世之术，惟赏罚而已，赏当功则锡命一人而万邦怀，若《师》之九二是也。若宜罚而赏，则宠一篡弑而乱臣贼子接迹而起矣，然则去「天」字以贬之，以明赏罚天之公理也。是天变系于赏罚之不当也明矣。政令之阙有十：监司牧守数易，一也；州县差役不公，二也；孤寒困于举将，三也；吏员太冗，四也；任子太滥，五也；朝令夕改，六也；衣服无章，七也；狱讼多冤，八也；酷吏残民，九也；部胥阨塞衣冠，十也。至如赏罚不当，殆有甚焉。如近日宿州诸将，臣窃谓赏太重、罚太轻。昔太祖皇帝亲征晋阳，北戎来援，太祖令何继筠分精骑数千拒之石岭关，斩首千馀级，其后遂平并州。其功可谓大矣，止拜建武军节度而已。李汉超从太祖平李重进，关南之功亦大矣，及卒，太宗皇帝止赠太尉、忠武军节度而已。宿州之役，比之晋阳、关南之功，不啻九牛之一毛，而诸侯超拜官爵，加继筠、汉超数等，有如平北虏、恢复中原，不知何以赏之？昔周世宗屡为刘旻所败，遂大燕将士，斩败将何徽、樊爱能等七十馀人，军威大震，果败旻于高平，取淮南，定三关。夫一日戮将七十，岂复有将可用？世宗终能恢复如此，得非巽懦者去则勇敢者出耶！太祖初有天下，尝谓：「唐庄宗姑息将士，朕则不然，惟有剑耳」。诸将股栗。削平僭乱，捷如破竹。自靖康板荡，将四十年，国势不竞，日就多靡，宁有他哉，罚不必行，将不用命。近者宿州之败，士死于敌及为庸将所误而死者数千人，积尸如丘，馀胔满野；而误国败军之将，乃以宿州所得之金厚赂权贵，巧为游说以自解，偃然安处善地而戮不加焉。籍没不行，诛戮不加，上天见变，昭然甚明。愿陛下信赏必罚，以太祖为法；号令将士，以五代为戒。断然必行，正心诚意，以应天可也。臣伏读圣训，曰：「朕虽侧身求应以实，卿等各思革正积弊，勿徇佞私，务塞灾异之原，称朕寅畏之意」。臣又有以见陛下遇灾而惧畏天戒之切，而去华务实，求实言以自儆也。臣又请以《春秋》明之。谨按鲁庄七年四月辛卯夜，常星不见，夜中星陨如雨。刘向以为天垂象以视下，将欲人君防患远害，非以自全安也。如人君有贤明之才，畏天威命，若高宗谋祖己，成王泣金縢，改过修政，立信布德，存亡继绝，修废举逸，裁什一之税，复三日之役，节用俭服，以惠百姓，则诸侯怀德，士民归仁，灾消而福兴矣。呜呼，向之言可谓深切著明，求应以实者也！人君如堂，人臣如陛。堂岌乎其高，其情与下辽绝，固难以喻；陛隤乎其卑，其情与上辽绝，固难以通。岂上下之情不合也，其患有十焉，上之患七，下之患三：愎谏以拒人，饰辞以文过，作威以临下，恃智以衒物，矜慧以取胜，自广以狭人，耻过以作非，君之患也。便辟、善柔、便佞，臣之患也。愎谏以拒人，晋惠是也；饰辞以文过，文皇是也；作威以临下，汉宣是也；恃智以衒物，德宗是也；矜慧以取胜，显宗是也；自广以狭人，汉武是也；耻过而作非，灵帝是也。人主有一于此，则便辟之臣进矣，善柔之臣进矣，便佞之臣进矣。便辟之臣进，衣冠皆逢迎也；善柔之臣进，俯仰皆媚悦也；便佞之臣进，语言皆捷给也。如此而欲臣下各思革正积弊，勿徇佞私，是犹植曲木而望其影之直也，不亦难乎？自古听言纳谏，莫若尧舜；恶直丑正，莫如桀纣。尧舜明四目，辟四门，达四聪，虽有共、鲧，不能塞也。桀纣醢谏臣梅伯，剖直臣比干，虽有关龙逢，三人不能救也。秦二世以赵高为腹心，刘、项横行而不得闻；汉成帝杀王章，王氏移鼎而不得闻；灵帝杀陈蕃，天下横溃而不得闻；梁武信朱异，贼臣斩关而不得闻；隋炀帝信虞世基，李密称帝而不得闻；唐明皇逐张九龄，安、史胎祸而不得闻。陛下自即位以来，号召逐客，时与臣同召者，张焘、辛次膺、王大宝、王十朋。今焘已去矣，次膺去矣，十朋去矣，大宝行将又去，惟臣在耳。今臣复以瞽言妄发，是臣又将去也。人臣上书不激切，不能启人主意，一激切则近讪谤。昔辛甲七十五谏，刘安世论胡宗愈至二十四章，谏者不餍其黩，而听者不厌其烦。今言一出而亟迁，疏朝奏而夕罢，言者不得尽其意，闻者莫不骇其迁。张震、王十朋之去，士莫不扼掔结舌，以言为讳，而欲塞灾异之源，称寅畏之意，臣知其必不能也。臣愿陛下熟观《春秋》之旨，亟改前日之弊，推诚务实以应天可也。臣伏读圣训曰：「劄与侍从台谏两省官照会，仍依今月十五日已降指挥，各条其时政阙失奏闻」。臣终有以见陛下至诚忧灾，思闻时政阙失而惕厉以自改也。臣闻之《诗》曰：「衮职有阙，惟仲山甫补之」。《传》曰：「命百官箴，箴王阙失」。夫古之圣帝明王，衮职不云无阙，而欲补其阙。王政不云无阙，而欲箴其阙。大哉言乎，此亦陛下闻阙失之意也！臣终请以《春秋》明之。谨按鲁庄三十年九月庚午朔，日有食之。明年三筑台，圣人书以恶之，谓其不畏天戒而劳民也。今天变屡见，而土木之役踵相蹑，怨讟嗷嗷，口众我寡，台谏不敢指陈，侍从不敢睥睨，陛下居渊涓蠖密之中，必不尽知也。陛下天资仁俭，岂肯知而不戒耶？臣又闻道路之言，诸军阴遣悍卒，白昼于市井捉人，手执竹挺以度人长短，有及则者即三数卒拥入军中，谓之拖军。怨愤之声，所不忍闻，士民相戒，不敢入市。辇毂之下，有此冤抑，况千万里之外乎？臣又闻陛下即位之初，大赦天下，文臣自承务郎以上各转一官，斯言一传，天下鼓舞。今乃以一人之言，格二百员朝请大夫转行之命。夫议赦之日，知其太滥，削之可也，勿许转行可也。大赦已行，方以为滥而格之，失大信于天下，复有大于此者乎？《传》曰：「主贤臣直」。《语》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夫非主之圣则臣不容直，非邦有道则言不敢危，惟陛下上法尧舜，留意裁择（《胡澹庵先生文集》卷七。又见《宋史》卷三七四《胡铨传》，《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六。）。

「劄」下原有「典」字，据文意删。

天下之人可与为善也久矣，闻释氏之寂灭、老氏之清净则慕之，盖将诱天下之人而纳之于善，虽圣人不能破也。且以中国圣人尧、舜、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三纲五常，可以修身，可以治人，粲然人伦具矣。二氏者本物外为己之学，初绝意于世，然不即人而人即之，何也？人性之乐于为善，二氏者适以为圣人之助甚多。凡趋福而避祸，惜生而恶死，人情之所同，其徒因此求售，曰「我可以致福，我可以得生，凡有求者无不获」，于是始抗衡吾道。有从之而炽其说者，纷纷多吾儒矣。佛氏者，起于秦、汉之金狄，而其书肇于张骞、傅毅、蔡愔译梵音以为华言，其书则中国之书，其真妄有无不辨也。老氏者，起于黄帝，孔子犹及问礼。其文五千言，孔子未尝及之。至秦、汉之君，其徒得以簧鼓天下，二氏之教因以流传。诚使中国仿其教以立治，寂寞而自乐，清净而无为，无乱兵以扰其耕稼，无烦刑以滥其诛戮，驱天下之民而纳之于善，虽尧、舜、文、武、周公、孔子复生，无以易此说也，何至与之相矛盾而乍兴乍废乎？悲夫！

或曰佛生于鲁庄公之世，昔人谓常星不见夜明是也。老子、孔子相先后以生，皆周之末年。三圣人者，几若并生间世，一何盛也！曰：斯三教相抗也欤。诚使三圣人易地而出，必不默默忘言，皆能倡教，为百世师也。孔子六经，祖述宪章，皆大中至正之道，纯帝而帝，纯王而王，亘天地，穷古今，万物共由出入之涂也。老氏为周藏室史，与彭篯相望，史官也。虽孔子知有其人，列子、庄子相与羽翼其说，其流为虚无者，非老氏本心也。若乃佛氏左衽祝发，其弃五常，废人伦，非与世大戾乎，而举世安之。其徒今皆吾民，则奈何文中子曰佛西方圣人，亦以书为信也。大抵穷理尽性，使学者入道，与《周易》颇合，诚能去其不合而用其合，则教通矣。

孔子以六经述尧、舜、文、武、周公之道，以辅成中国之治。其曰攻异端者，恐其害治也。汉、唐诸子以六经所出，尊孔子之教，并取二氏者排斥之，韩愈是也。其曰：「今之言性者，杂佛老而言之也。二氏者导人以恶为性乎，将以空寂虚无为杂也」。又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若其绝灭礼乐，搥提仁义，吾无取焉」。呜呼！墨翟尚同、兼爱而愈取之，佛不尚同乎？佛不兼爱乎？徇偏曲之私而忘其公，持瑕疵之小而废其大，取墨去佛，则愈于论性亦偏矣。祠庙象设，黄帝、周公、孔子以来有之，不独释老寺观也。佛氏有祠，起于鸿胪寺以待四夷宾客，其流为白马寺，像则铜狄之遗也。老氏有祠，起于周穆王化人之宫，成于蓬莱三山金玉之阙。至唐以李氏所祖，为玄元皇帝庙，曰太极，曰洪禧，散之郡国，各以其徒实之，曰道士，曰僧祇，其教因以大振于世，非特丹青金碧之美，而又取山川岳渎胜处以敞其居。唯人主之好恶去取不常，至于风雨不动，俎豆以时，独吾夫子之祠视二氏有间矣。按《唐六典》，道士观总一千六百八十，其号曰法师、威仪师、律师、鍊师居之；僧寺总五千三百五十八，其号曰禅师、法师、律师居之。僧道男女以别，以有行业充住持主其事，官给五戒祠牒，有违教者官纠之以法。方外离俗断爱名出家，至丽之于法，其于二圣人可羞乎！或问佛以寂灭、老以清净为治气养心之术，以之修身则有馀矣。其曰息门、桑门，息为胎息之息，桑、沙则息之讹音，本佛氏出也。曰神人，曰至人，曰神人，其流为神仙，转丹炼气，按摩导引，老氏出也。浑之以鬼神，行之以福业。老氏本以灵宝十斋为度世，曰三十三天、二十八天、三清上境、三十六宫、无极至尊，不可思议，果何说乎？佛氏以六波罗蜜为戒定，三千大千世界、一十八天、八万四千由旬，无有是处，果何说乎？凡此二氏，欲用其教，去其空虚诡幻、无益于身而有害于教者可也。

问：盖闻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然画一之禁、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赋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尚未盛；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耶？朕欲参稽典册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之治复见于今，其必有道。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将亲览。

臣对：臣闻有家法，有天下法，人臣以家法为一家之法，人君以家法为天下之法。人君之与人臣，虽名分不同，而法有小大之异，至于能世守其法者，则皆曰权而已。人臣能执一家之权，守一家之法，以示其子孙，则必世为名家；人君能执天下之权，守其家法以为天下法，贻厥子孙而施诸罔极，则必世为有道之国。盖法者治家、治天下之大具，而权者又持法之要术也。今陛下亲屈至尊，廷集多士，访治道于清问之中，首以监于先王成宪、恪守祖宗之法为言，是则陛下欲守家法以为天下法者，固已得之矣。臣获以一介草茅，与子大夫之列，仰承圣诏，其敢不展尽底蕴，茂明大对，以为陛下遵祖宗、守成法之献邪？臣之所欲言者无他焉，亦曰揽权而已。尝谓君者天也，天之所以为天者，以其聪明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昧也。君之所以为君者，以其能宪天聪明，体天刚健，司庆赏刑威之权而不下移也。天执天之权而为天，君执君之权而为君，故天与君同称大于域中，而君之名号必以天配。以天道而王天下也，则谓之天王；以天德而子兆民也，则谓之天子；居九五正中之位，则谓之天位；享万寿无疆之禄，则谓之天禄；五服五章者谓之天命，五刑五用者谓之天讨，就之如日者谓之天表，畏之如神者谓之天威。居曰天阙，器曰天仗，法曰天宪，诏曰天语。天之大不可以有加，君之大亦不可以有加者，以其咸能司域中之权而已矣。恭惟陛下蕴聪明之德，体刚健之资，躬亲听断，动法祖宗。一诏令之下而万民莫不鼓舞者，如天之雷风；一德泽之布而万民莫不涵泳者，如天之雨露。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而万民莫不悦服者，如天之清明；为政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万民莫不拭目以观者，如天之运行而不息。巍巍乎，荡荡乎，固不可以有加矣。而臣犹以法天揽权为言者，盖陛下之德虽不可以有加，而臣子之心每以有加亡已而望陛下，此臣所以昧死尽言而不知讳也。臣伏读圣策，首以「监于先王成宪，其永无愆，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为言，次及于祖宗立经陈纪，列圣相授之道，又次以今日奉行而不能无四者之弊为问。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守成宪，遵祖宗，欲革今日之弊也。臣切谓陛下能揽福威之权，率自己出，则成宪有不难守，祖宗有不难法，时弊有不难革，天下有不难治，凡所以策臣者，皆不足为陛下忧矣。不然，陛下虽勤勤问之，臣虽譊譊诵之，无益也。臣观自古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自古善致治之君，亦未尝不以揽权为先。「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者，箕子告武王之言也。「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至于无道，则自诸侯大夫出」者，孔子垂戒后世之言也。谓「庆赏刑威曰君，君能制命为义」者，左氏记时人之言也。谓「堂陛不可以相陵，首足不可以相反」者，贾谊告文帝之言也。此臣所谓善言治之人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三皇官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官之也；五帝家天下者，揽福威之权以家之也；三王计安天下而历年长且久者，揽福威之权以安之也。汉宣帝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中兴之业者，无他焉，以其能革霍光专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核名实，信赏必罚，斋居决事，听断惟精，而神爵、五凤之治，号为吏称民安，功光祖宗、业垂后裔者，盖本乎此也。光武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建中兴之功者，无他焉，以其能鉴西京不竞之祸，躬揽福威之权而已。观其总揽权纲，明慎政体，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建武之政号为止戈之武，系隆我汉，同符高祖者，盖本乎此也。唐明皇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开元之治者，以其能革前朝权戚干政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明皇锐于求治，姚崇设十事以要说之，其大概则劝其揽权也。帝自谓能行，由是励精为治，责成于下而权归于上矣。宪宗亦善法祖宗之君也，然其所以能守祖宗之法、致元和之治者，以其能惩前日沾沾小人窃柄之弊，躬揽福威之权而已。初，宪宗锐于致治，杜黄裳惧不得其要，劝其操执纲领要得其大者，帝嘉纳之，由是励精为治，纪律设张，赫然号中兴矣。此臣所谓自古善致治之君，未尝不以揽权为先也。陛下惩前日权臣专政之久，收还福威之柄，运独化于陶钧，裁万机于独断，天下翕然称陛下为英主，凛凛乎汉宣帝、光武、唐明皇、宪宗之上矣。而臣尤劝陛下揽权者，非欲陛下衡石程书，如秦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陛下传餐听政，如隋文帝，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强明自任，亲治细事，不任宰相，如唐德宗，而谓之揽权也；又非欲其精于吏事，以察为明，无复仁恩，如唐宣宗，而谓之揽权也。盖欲陛下惩其所既往，戒其所未然，操持把握，不可一日而少纵之，使福威之柄一出于上，不至于下移而已。臣切谓陛下欲守祖宗之法，莫若躬揽福威之权，欲揽福威之权，又莫若行陛下平日之所学。五经泛言治道，而《春秋》者人主揽权之书也。陛下圣学高明，缉熙不倦，万机之暇，笃好此书，固尝亲洒宸翰以书经传，刊之琬琰，以诏学者矣。迩者，又命儒学近臣于经筵讲读之，是则夫子二百四十二年行事之书，固已默得于圣心之妙。至于其间可谓揽权之法者，臣请为陛下诵之。《春秋》书王曰「天王」者，所以为人君法天揽权之法；有书「王」不书「天」者，所以为人君不能法天揽权之戒。书朝、书会者，欲朝会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侵、书伐者，欲征伐之权必出于天子也，书僣礼乱乐者，欲其收礼乐之权也；书僣赏滥罚者，欲其收赏罚之权也。权在诸侯，则讥之，如践土之盟之类是也；权在大夫则刺之，如鸡泽之盟之类是也。先王人而后诸侯者，欲权在王人也；内中国而外夷狄者，欲权在中国也。书「盗」一字者，所以戒小人之窃权也；书「阍」一字者，所以防刑人之弄权也。凡一字之褒重于华衮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福；凡一字之贬重于斧钺者，皆所以劝人君揽权以作威。臣愿陛下尊圣人之经，行圣人之言，以是正天下之名分，以是定天下之邪正，以是成天下之事业，则何患乎不能监先王之宪、遵祖宗之法、革今日之弊邪？臣伏读圣策曰：「仰惟祖宗以来，立经陈纪，百度著明，细大毕举，皆列圣相授之模，为万世不刊之典。朕缵绍丕图，恪守洪业，凡一号令，一施为，靡不稽诸故实，惟祖宗成法是宪是若」。臣有以见陛下谦恭仰畏，不以聪明自居，必欲行祖宗之法，以致中兴之治也。臣以谓陛下欲法祖宗以致治，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臣谨按《春秋》有变古则讥之之书，有存古则幸之之书，有复古则善之之书。经书「初献六羽」者，讥隐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先王之乐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能守祖宗之法而轻变成周之彻也。此所谓变古则讥之者也。书「犹三望」者，讥僖公不郊而幸其犹三望；书「犹朝于庙」者，讥文公不告朔而幸其犹朝于庙。此所谓存古则幸之者也。襄公十一年，书「作三军」者，讥其变古也；昭公五年，书「舍中军」者，善其复古也。此所谓复古则善之者也。《书》曰：「无作聪明乱旧章」。《诗》曰：「不愆不忘，率由旧章」。汉惠帝用曹参，守萧何之法，而海内晏然。武帝用张汤，取高皇帝之法纷更之，而盗贼半天下。守祖宗之法者其治如此，变祖宗之法者其乱如彼，为人主者其可自坏其家法耶？我太祖、太宗肇造我宋之家法者也，真宗、仁宗至于列圣，守我宋之家法者也。先正大臣若范质、赵普之徒，相与造我宋之家法者也，在真宗时，有若李沆、王旦、寇准，在仁宗时，有若王曾、李迪、杜衍、韩琦、范仲淹、富弼之徒，相与守我宋之家法者也。侧闻庆历中仁宗出御书十三轴，凡三十五事，其一曰遵祖宗训。二曰奉真考业。三曰祖宗艰难，不敢有坠。四曰真宗爱民，孝思感噎。故当时君圣臣良，持循法度，四十二年之间治效卓然者，盖本乎此。又闻熙宁中，先正司马光于经筵进讲，至萧何、曹参事，谓参不变何法，得守成之道，且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也。异日吕惠卿进讲，立说以破之，谓法有一年一变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变者，巡守考制度是也；有三十年一变者，刑罚世轻世重是也。光随而折之曰：「布法象魏，布旧法也，非变也。诸侯有变礼易乐者，王巡守则诛之，王不自变也。刑，新国用轻典，乱国用重典，平国用中典，是谓世轻世重，非变法也」。观二臣之言，亦足以见其人之邪正矣。陛下自即位以来，固未尝不遵守祖宗成法。比年有出于一时申请，权宜而行者，致与成法或相牴牾。迩者陛下面谕群臣，谓国家政事并宜遵守祖宗，今又发于清问，以求致治之效。臣有以见陛下得持盈守成之道，真仁宗之用心矣。然臣复以揽权为言者，盖《春秋》讥时王失揽权之道，故诸侯遂有变法之弊。今陛下欲守祖宗之法，宜用《春秋》赏罚之权以御之可也。大臣有清净如曹参者，宜命之持循；忠正如司马光者，宜俾之讨论；变乱如张汤者，则诛之；异议如吕惠卿者，则斥之。如是则祖宗良法美意，可以垂万世而无弊矣，尚何患乎天下之不治哉！臣伏读圣策曰：「画一之法，赏刑之具犹昔也，而奸弊未尽革」。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明赏刑以革弊也。臣切谓欲奸弊之尽革，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盖《春秋》之法，非孔子之法也，成周之法也，故杜预曰：「周公之志，仲尼从而明之」。经有书赏者，如锡命威公、锡命文公、锡命成公之类，皆所以讥时王之滥赏，非周公之赏也。有书刑者，如杀其大夫、放其大夫、杀其公子之类，皆所以讥时君之滥刑，非周公之刑也。时王失周公赏刑之法，不能革当时之奸弊，故仲尼以笔削之权代之，善劝而淫惧焉。我祖宗制赏刑之法，载在有司，画一之章，昭然可睹，创之者如萧，守之者如曹。未尝有滥赏也，而赏必当乎功；未尝有淫刑也，而刑必当乎罪。历世行之，弊无不革者，盖以圣祖神宗能揽权于上，而群臣能奉行于下故也。故司马光自为谏官及为侍从，尝以人君致治之道三献之仁宗，又献之英宗，又献之神宗，而其二说则在乎信赏必罚也。三宗既用其言，以致极治矣。光以清德雅望，执政于元祐之初，躬行其言以革时弊，进退群臣邪正之甚者十数人，天下皆服其赏刑之当，一时之弊亦无不革者。我三宗真盛德之君，而光亦可谓救时贤相也。今者陛下躬亲万机，一新时政，斥逐奸邪，登用耆旧，禁锢者释，告讦者诛，兹赏刑之至公而革弊之甚大者也。圣策犹以奸弊未革为忧者，岂今日朝廷犹有僭赏滥罚如春秋时乎？臣不敢不陈其大槩。夫人主赏刑之大者，莫若进退天下之人才。今陛下每进一人，必出于陛下素知其贤，亲自识擢可也。不然，则出于大臣侍从公心荐举可也。不然，则采于舆论而天下国人皆曰贤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进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进也，出于某人阴为之地也」。如是，则一人之滥进，有以损陛下作福之权矣。陛下每退一人，必出于陛下灼知其罪，震怒而赐谴可也。不然，则出于谏官御史公言论列可也。不然，则得于佥言而天下国人皆曰有罪可也。苟不出于三者，而一旦遽退之，则议者必曰：「某人之退也，出于某人阴有以中之也」。如是一人之误退，有以损陛下作威之权矣。昔舜举十六相，而天下说其赏之当；去四凶人，而天下服其罚之公。陛下苟能以祖宗制赏刑为法，以虞舜用赏刑为心，执《春秋》赏刑之权以御之，则何患乎奸弊之不革耶？若夫有某劳进某秩以为赏，犯某事得某罪以为罚，此特有司之职耳，非人主福威之大者，臣不复为陛下言之也。臣伏读圣策曰：「赋歛之制、经常之度犹昔也，而财用未甚裕」。臣有以见陛下欲行祖宗之法，在乎裕财用以经邦也。臣切谓欲财用之有裕，又不可不法《春秋》以揽权。谨按《春秋》书「臧孙辰告籴于齐」者，讥庄公不节国用，一岁不熟而告急于外也；书「初税亩」者，讥宣公不节国用，变成周什一之法至于履亩而税也。书「作丘甲」者，讥成公不节国用，至于以丘而出甲也；书「用田赋」者，讥哀公不节国用，至于用亩而出军赋也。《春秋》书「告」者不宜告，书「初」者不宜初，书「作」者不宜作，书「用」者不宜用。臣由是知《春秋》赋税之书，为人君节用裕财之训明矣。昔孔子对齐景公之问政，不曰「政在生财」，而曰「政在节财」；有若对鲁哀公之问年饥，不告之以生财之术，而告之以「盍彻」。臣又知裕国之术实在乎节用也。侧闻太祖皇帝有言曰：「我以四海之富，宫殿悉以金银为饰，力亦可办。但念我为天下守财耳，岂可妄用？古称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呜呼，大哉言乎！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仁宗圣性尤务俭约，器用止于漆素，衾褥止用黄絁。嘉祐间临轩策士，出《富民之要在节俭》以为御题，时吕溱赋曰：「国用既节，民财乃丰」。仁宗悦之，擢为第一。观仁宗取士命题之意，又真可为万世子孙保国之训也。又闻熙宁初，司马光、王安石同对，论及救灾节用事，安石曰：「国用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财者也」。光曰：「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歛以尽民财，民穷为盗，非国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财者，不加赋而上用足」。光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则在官，譬如雨泽，夏涝则秋旱。不加赋而上用足，不过设法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太史公书之，以见武帝不明耳」。司马光之名言，真可谓节用理财之法、聚歛毒民者之深戒也。陛下自和戎以来，兵革不用二十年矣，是宜仓廪富实，贯朽粟陈，如成、康、文、景时可也，而圣策乃以财用未裕为忧。虽臣亦切疑之，岂国家用度之际，有所未节乎，奢侈之风有所未革乎，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乎？今赋入不及祖宗全盛之日，而用度不减祖宗全盛之时。三年郊祀之礼所不可免者，而臣下赏赐之费有可得而省也。不得已之岁币所不可免者，而使命往来之费可得而省也。百官之俸所不可免者，而冗官可得而省也。六军之养所不可免者，而冗兵可得而省也。臣所谓用度之际有所未节者如此之类，不止乎此也。朝廷往尝屡有禁销金之令矣，而妇人以销金为衣服者，今犹自若也。又尝有禁铺翠之令矣，而妇人以翠羽为首饰者，今犹自若也。是岂法令之不可禁乎，岂宫中服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风未形于外乎？臣所谓奢侈之风有所未革者，盖在乎此也。臣又闻之道路，谓远夷外国有以无益之奇玩，易我有用之资财者。池台、苑囿、车骑、服御有未能无所增益者，中贵外戚、便嬖使令、倡优伶官之徒有未能无非时赏赐者，臣所谓不急之务、无名之费尚繁者，盖在乎此也。昔汉文帝躬行节俭以化民，而海内至于富庶。臣愿陛下揽权于上而革众弊，以文帝及我太祖、仁宗恭俭为法，以《春秋》所书为戒，则何患乎财用之不裕乎？若夫自同于聚歛之臣，献生财之术，则臣不敢也。臣伏读圣策曰：「取士之科、作成之法犹昔也，而人才犹未盛」。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士，而欲人才之盛如祖宗时也。臣切谓陛下欲人才之盛，宜揽育才取士之权。臣谨按《春秋》书「作丘甲」，《谷梁》因论古者有四民，而以士民为首。范宁释之曰：「士者，治道艺者也」。又按经书「单伯送王姬」，《谷梁》曰：「单伯者，我之命大夫也」。范宁释之曰：「古者诸侯贡士于夫子，大国三人，次国二人，小国一人」。又按《公羊春秋》曰：「什一行而颂声作」。何休因论及成周之时，井田校室之制、大学小学之法、养士取士之说为甚详。又按经赦许止之罪，《谷梁》曰：子生三月，「不免水火，母之罪也。羁贯成童，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就师傅学问无方，心志不通，己之罪也。心志既通而名誉不彰，朋友之罪也。名誉既彰而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而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春秋》伤时王失育才取士之权，而默寓其意于笔削之际。《公羊》、《谷梁》、范宁、何休之徒，从而发明之，亦可谓有功于风教矣。我祖宗以来，取士于科举，是古者诸侯贡士之法也，养士于太学，是古者校庠序之法也。又有制科以待非常之士，是有取于汉唐盛世之法也。进士科或用诗赋，或用经义，虽更变不同，而未尝不得人也。大学之士或出于舍选，或出于科举，虽作成不同，而亦未尝不得人也。二百年间，名臣钜儒，建勋立业，背项相望，莫不由此涂出，可谓盛矣。陛下往者虽在干戈日不暇给之中，而亦未尝废俎豆之事。自偃兵以来，复兴太学以养诸生，其取士之科、作成之法，一遵祖宗之旧，恩甚渥也。而圣策犹以人才未甚盛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取士之科、作成之法虽曰犹昔，而人才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如取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往岁权臣子孙、门客省闱殿试，类皆窃巍科，而有司以国家名器为媚权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朝廷比因外台之言，例行驳放，士论莫不称快。臣愿陛下常揽福威之权以御之，严诏有司，谨取士之公法，而无蹈往年之覆辙可也。至所谓作成者，盖欲作成其器，如鸢飞鱼跃，涵养其平日之刚方，而成就其异时之远大者耳，非取其能絺章绘句，以媒青紫也。自权臣以身障天下之言路，而庠序之士养谀成风，科举之文不敢以一言及时务，欲士气之振可乎？臣闻嘉祐间，仁宗以制科取士，时应诏者数人，眉山苏辙之言最为切直，考官以上无失德而辙妄言，欲黜之，独司马光慨然主其事。仁宗曰：「朕以直言求士，其可以直言弃之邪」？擢寘异等。此陛下取士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命庠序去谤讪之规，科举革忌讳之禁，有司取忠谠之论。将见贤良方正、茂才异等、直言极谏之士济济而出，如仁宗时矣，尚何患人才之不盛乎？臣伏读圣策曰：「黜陟之典、训迪之方犹昔也，而官师或未励」。臣有以见陛下知致治之道在乎得人，而欲官师之励如祖宗时也。臣切谓欲官师之励，宜揽黜陟贤否之权。谨按《春秋》隐十一年书「滕侯」，至威二年别书「滕子」，范宁曰：「前称侯今称子者，盖时王所黜」。隐二年书「纪子」，至威二年则书「纪侯」，范宁曰：「前称子今称侯者，盖时王所进」。臣切谓《春秋》时王不能黜陟诸侯，是必夫子以赏罚之权因其贤否而黜陟之也。又按经书，楚曰「荆」，《公羊》曰：「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若国，国不若氏，氏不若人，人不若名，名不若字，字不若子」。何休释之曰：「圣人因周有夺爵之法，故备七等之科以进退之」。臣是以知《春秋》实夫子黜陟之公法也。故为臣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忠臣，盖《春秋》以责忠臣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臣者也。为子而知《春秋》者则必为孝子，盖《春秋》以责孝子之至，训迪天下之为人子者也。我国家任官之法，上自公卿百执事，下至一郡一县之吏，无非以公道黜陟之，固无异虞舜三载考绩之法也。有学以教之于未仕之前，有法以禁之于筮仕之后，无非以公道训迪之，固无异乎成周训迪厥官之方也。故当时为官师者罔不勉励厥职。坐庙堂之上，与天子相可否者，是宰相之励其职也；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是谏官之励其职也；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者，是御史之励其职也。百官励其职于朝，守令励其职于郡县，是以祖宗之世，内外多任职之臣，故其致治之效远出汉唐之上。今陛下任贤使能，以建中兴之治，黜陟之法、训迪之方无非遵祖宗之时，而圣策乃以官师未励为忧者，臣辄献揽权之说焉。今黜陟之法、训迪之方虽曰犹昔，而治效非昔者，由福威之权下移于前日故也。夫法之至公者莫大乎黜陟，而治乱之所系者莫重乎官师。曩者内外用事之臣，多出乎权门之亲戚故旧朋党，文臣或非清流而滥居清要之职，武臣或无军功而滥居将帅之任，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郡县之吏，其浊如泥，是皆官曹澄清时可堪一笑者。至于一言忤意，虽无罪而亦斥，睚眦之怨，虽忠贤而必诛。其一时黜陟皆出乎喜怒爱憎之私，无复有唐虞考绩、李唐四善二十七最之法，求欲其尽瘁励职，可乎？若夫所谓训迪者，盖将以忠义训迪之，使其忘身徇国而已，非欲训迪其巧进取、善造请以事权势也。当权门炙手可热之时，搢绅相率为佞之不暇，孰有以忠义相训迪者乎？至于今日而官师犹未励者，以其承积习之后，而馀弊未革故也。陛下必欲官师咸励厥职，莫若大明黜陟于上，而以黜陟之次者付之宰相，又其次者付之吏部，又其次者付之监司可也。昔庆历中，仁宗黜夏竦等，用杜、韩、范、富以为执政，以欧阳脩、余靖、王素、蔡襄为谏官，皆天下之望，鲁人石介作《圣德颂》以揄扬之。此陛下黜陟之家法也。臣愿陛下以仁宗为法，以前日权臣之事为戒，执福威之大柄以为黜陟之法，明忠孝之大节以为训迪之方。如是，则尚何患乎官师之不励职如祖宗时乎？臣伏读圣策，谓：「奸弊未尽革，财用未甚裕，人才尚未盛，官师或未励，其咎安在，岂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邪，抑推而行之者非其人邪？朕欲参稽典策之训，讲明推行之要，俾祖宗致治之效复见于今，其必有道」。臣仰见陛下愿治之切，思慕祖宗之深，欲聿追其盛德大业者，可谓勤且至矣。然臣已陈揽权之说于前，且以《春秋》，为献。抑尝闻先儒曾参有言曰：「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春秋》之学，陛下既已深得之，复能尊其所闻，行其所知，揽福威之权以守祖宗之家法，则赏刑当而天下悦矣，奸弊不患乎不革；节俭行而天下化矣，财用不患乎不裕；取士公而贤能出矣，人才不患乎不盛；黜陟明而邪正分矣，官师不患乎不励。祖宗致治之效，又何患乎不复见于今邪？若夫所谓道虽久而不渝，法有时而或弊，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按先儒释《春秋》有变周之文、从周之质之说，又有商变夏、周变商、春秋变周之说。臣以谓《春秋》未尝变周也，特因时而救弊耳。又尝闻董仲舒之言曰：「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救其偏者，所以补其弊而已矣」。我祖宗之法譬犹大厦，弊则修之，不可更造。苟不知遵守而轻务改更，臣恐风雨之不芘也，损益之宜有不可已者。臣愿以仲舒补弊之说为献，可乎？若夫所谓「推而行之，有非其人」者，臣按《春秋》书「乃」一字，如「公子遂如齐，至黄乃复」之类，《谷梁》释之曰：「乃者，亡乎人之辞也」。盖言任用不得其人耳。又尝闻荀卿之言曰：「有治人无治法」。夏商周之法非不善也，苟得其人，监于成宪常如傅说之言，遵先王之法常如孟子之言，率由旧章常如诗人之言，则夏商周虽至今存可也。汉唐之法亦非不善也，苟得其人常如曹参之守法，宋景之守文，魏相、李绛之奉行故事，则汉唐虽至今存可也。祖宗之法非不甚善也，苟得其人常如司马光之徒持守成之论，则垂之万世与天地并久可也。陛下既知前日推而行之非其人矣，则今日又不可不慎择焉。臣愿以荀卿有治人之言为献，可乎？若夫参稽典策之训，则有历朝之国典在焉，祖宗之宝训政要在焉，有司之成法在焉，朝廷之故事在焉。陛下宜诏执政与百执事之人参稽而奉行之可也。若夫讲明推行之要，则无若乎揽权。陛下提纲振领，而以万目之繁付之臣下可也。陛下终策臣曰：「子大夫学古入官，明于治道，蕴畜以待问久矣。详著于篇，朕得亲览」。此陛下导臣使言，臣不敢不尽言也。臣闻人主开求言之路，必将有听言之实。人臣遇得言之秋，不可无献言之诚。盖求言之路不常开，而得言之秋不易遇。今陛下开求言之路，而臣遇得言之秋，陛下有听言之实，臣其可无献言之诚乎！臣复有一言以为陛下献者，欲陛下正身以为揽权之本也。按《春秋》书正者，杜预谓欲其体元而居正。《公羊》又有「君子大居正」之说。谓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者，董仲舒之论正也。谓人君所行必正道，所发必正言，所居必正位，所近必正人者，刘蕡之论正也。臣观自古人君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周文王，不能正身以化下者，莫如汉武帝。文王宅心于正道之中，其勤劳则日昃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万民惟正之供，故能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见于《思齐》之诗。在位之臣皆节俭正直，见于《羔羊》之诗。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其化，又见于《驺虞》之诗。文王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化之如此。若夫武帝则不然，其所以自治其身与其下应之者，皆不正也。帝好谀也，故公孙弘曲学以应之；帝好刑也，故张汤曲法以应之；帝好利也，故孔仅、桑弘羊以剥下益上应之；帝好兵也，故卫青、霍去病以拓土开疆应之；帝好夸大也，故司马相如作《封禅书》以应之；帝好神仙也，故文成五利之徒以左道应之。武帝不能自正其身，而其下应之如彼。臣愿陛下以文王为法，以武帝为戒，端厥心居以为化本，非正勿视，非正非听，非正勿言，非正勿动。其用人也不必问其才不才，而先察其正不正。是果正人也，其进则为治之表，其可以其才不足而不与之进乎？是果不正人也，其进则为乱之机，其可以其才有馀而使之进乎？其听言也必观其言之是与非，斯可以见其人之邪与正。有逊志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投吾之所好哉，是必不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害于我者也，其可以其逊吾志而受之邪？有逆耳之言必将察之，曰：彼何为而犯吾之所恶哉，是必正人之言也，是言之有益于我也，其可以其逆吾耳而不受邪？左右誉言日闻必察之，曰：是必不正人也，是必阿大夫之类也，是必善结吾左右以求誉者也，退之可矣。左右毁言日闻必察之，曰：是未必非正人也，是必即墨大夫之类也，是必不善结吾左右以致毁者也，进之可矣。如是则一念虑无非正心，一云为无非正道，左右前后侍御仆从罔匪正人，殆见四方万里，风行草偃，莫不一于正矣。臣愿陛下以是为揽权之本，而又任贤以为揽权之助，广览兼听以尽揽权之美。权在陛下之手则所求无不得，所欲皆如意，虽社稷之大计、天下之大事，皆可以不动声色而为之，况区区四者之弊，尚何足以轸渊衷之念哉！臣闻主圣臣直，惟陛下赦其狂愚，不胜幸甚，臣昧死，臣谨对。

问：《尔雅》者所以通诂训之指归，叙诗人之兴咏，释古今之异言，通方俗之殊语，多识鸟兽草木之名，可以博物而不惑，兹其所以为百代指南欤！旧说皆言周公所制，又言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又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晋郭璞亦言兴于中古，盖指周也，是则《尔雅》之出远矣。今阅其书而考之，则非周公之制甚明。《小雅》称「张仲孝友」，盖宣王时人也，而《释训》篇则有「张仲孝友」之释。卫《淇澳》之诗曰：「如切如瑳，如琢如磨」，盖美武公也。而《释训》则有「过学自修」之释。《式微》之诗为黎侯作也，而有「微乎微」之释；「猗嗟名兮」，刺鲁庄公诗也，而有「上为名」之释。其《释诂》、《释言》、《释训》诸篇大抵皆训释《诗》、《书》之辞，悉出周公之后，而云周公所制非矣。又《释岁名》则曰「周曰年」，《释祭名》则曰「周曰释」，周公岂自称其国号以别夏商耶？又于《释地篇》叙十薮之名，举鲁晋秦宋楚吴越齐燕凡九国，继之曰「周有焦护」。是数国在周公时固未有封者，周公又岂自卑宗周以配列国耶？以此知《尔雅》断非周公作也。汉人尝有以是问扬子云者矣，子云以为孔子门人游夏之徒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是亦意云尔，亦何以验其出孔氏徒也？或云《尔雅》实周公所制，而「张仲孝友」之类乃后人所足，犹《春秋》绝笔之后，弟子续之，至「孔丘卒」之类，其说又如何？愿与诸君辩之。

岳之涖中国五，惟岱宗位东，其德在仁，其职生养，以应夫出乎震者。三代命祀，齐、鲁大邦，得以望而致祭，非其地也。他诸侯虽礼备，莫敢越焉。自秦、汉一四海，无有远迩，毕为郡县，凡山川不在其境，祷祠之盛，犹或举之，而阴骘降监庙而遍天下者，亦惟是东岳为然。宋兴三叶，升中告成，册以帝号，由是冠服、宫室，率用王者之制。盖古者以神事山川，以鬼事宗庙，其曰岳渎视公侯者，特其牲牢豆笾等用而已。坛壝有地，非必庙为也。去古既远，事神之仪，悉务鬼享，故虽山川，而筑宫肖像，动与人埒，土木崇丽，至拟于明堂太室，无甚愧者。将礼与时变，其致力于神，当如是耶？泉州故有东岳庙，附于开元观之侧，规制狭陋。绍兴二十一年，郡人相与谋曰，吾州在闽越东南，负山濒海，自五季而后未尝见兵火，虽列圣临御，泽濊而德洽，岂繄明神实阴相之，其曷以报，宜庙之宇一新焉。乃卜地于城东之山。是土也，溽而甚黄，俗号黄山。或曰皇者，黄也。而麓有大石，高且百尺，相地者言去此则可以庙矣。民趋之，劂锄刬夷，老稚奋力，不日而坦焉平壤。遂以为前殿基，刓高培薄，顺其形势，以楹计之，屋且百区。山灵渎鬼，俨列异状，社公土母，拱挹后先，祈年有方，司命有属，巍坛中峙，六庙外辟，璇题丹碧，跂翼焕烂，使望而进者，肃然𢥠惧，如有执死生祸福之籍在左右，遂为一邦神祠之冠。经始于是年四月，而休工于二十七年八月之望，縻缗钱十有四万，阅岁而后成。噫，亦勤矣！先是右朝请大夫张君汝锡首施钱五千缗，以唱郡人。施者既集，而张君即世，其子婿右朝奉大夫韩君习实始终之。凡庙之位置高下，与夫费用之出纳，工役之巨细，皆韩君力也。逮兹二十年，海无飘风，里无鸣枹，粳稌露委，疫疠不作，而泉之俗利贾而业儒，蛮艘獠舶，岁以时蔇。既富而安，野有弦歌，士皆诗书文雅是厉，踵属通显。民之幸神赐者，不懈益虔，于是请书其事于石，因为作祀神之章，俾声于庙而碑焉。其辞曰：

神之徕兮自东，驱列缺兮驭靊霳。玉策照耀兮，石䃭穹崇。岩岩在望兮，粤与鲁同。若木出日兮，丹崖火融。嗟泉之阳兮，既新我宫。钧天兮帝所，百祇卫兮万灵从。坎鼓兮镗钟，蔚馨白兮荔红。蚝羞于鐭兮，菄荐于壅。山无毒螫兮，海无飓风。蛮賨委路兮，卉衣蒙茸。蛊消厉息兮岁仍屡丰，发德大兮靡有不通。民趋于宫兮惟成在中，猗千万岁兮神施亡穷。

两考之于古，凡国家大丧，升祔以后，宗庙常祭皆不当废，而居丧祭庙，亦有显据。《春秋传》曰「蒸尝禘于庙」，《曾子问》曰「已葬而祭」，此不当废也。《周颂》成王即位，诸侯助祭，《春秋》文公四年十二月，僖公薨，六年十月，犹朝于庙，此显据也。若夫书吉禘于庄公者，讥其不待三年而亟举终丧之吉祭尔，非谓丧服之中，宗庙四时之祭皆不当举，亦非谓诸侯居丧，则不得入宗庙行吉祭也。然而将来宗祀，有于典礼未安者，受胙、用乐贰事而已。盖拜跪受釐，既为嘉庆之事，而虞祔既毕，则庙加先帝之坐，金石丝竹杂然并奏，岂不伤陛下之孝心哉！

《春秋左氏传》：鲁庄公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旂靡，故逐之」。

某闻战以胜为主，然所以致胜者盖有二道：下得民心，上符天意，是谓必胜之理；将帅智勇，甲兵犀利，是谓必胜之具。以必胜之理济必胜之具，不战则已，战则无敌于天下者，帝王是也。恃其将帅甲兵，置民心天意而不问，虽或幸胜，终亦必败者，秦、隋是也。春秋之时固不及帝王之盛，然其遗风犹有存者。观曹刿之问，庄公之对，始欲加民以惠，次欲事神以信，终欲察狱以情，得民得天，庶或两尽。然后因曹刿之谋而用其将帅甲兵之力，齐师虽众，能勿败乎？厥后僖公遵先烈而定淮夷，鲁人作《泮宫》之诗美之，其三章曰：「鲁侯戾止，在泮饮酒。既饮旨酒，永锡难老。顺彼长道，屈此群丑」。此言得人情而后可以成功，即庄公惠遍民从之义也。其四章曰：「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此言合神圣而后可以获祜，即庄公信孚神福之义也。其五章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淑问如皋陶，在泮献囚」。此又言以情察大小之狱，然后能成其功也。此二公者时虽不同，而先后之序若合符节，其战胜之良法欤！

仲子，鲁侯之妾也，左氏、公羊子以为惠公，谷梁子以为孝公。鲁史亡久矣，是不可考，然其为妾则一也。何以知其为妾？以僖公成风知之。成风，庄公妾也。《春秋》于秦人赗也，其书之之辞与此同，以是知其为妾也。然则谷梁子之说可从矣。曰：不敢必也。若二传何？宁阙之以俟后之君子。虽然，《春秋》之义初不系乎此也。天子以礼维持诸侯者也，今以非礼而赗人之妾，是有短垣而自踰之也。然则《春秋》无贬辞，何也？曰：实书其事而义自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