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余论次司马氏之事，魏之天下，非司马氏不能安也。民心要何常哉：饱食以嬉，不知堂厦之为适；负戴而疲劳，望婆娑之木而憩焉，往往忘去，木固不可以久也，又将安所底止乎！余为之掩涕，而《魏书》终焉。

曾祖绚，故不仕；妣汪氏。祖森，故赠承事郎；妣程氏，赠孺人。父松，故任左承议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通议大夫；妣孺人祝氏，赠硕人。本贯徽州婺源县永平乡松岩里。

先生姓朱氏，讳熹，字仲晦父。朱氏为婺源著姓，以儒名家，世有伟人。吏部公甫冠，擢进士第，入馆为尚书郎，兼史事，以不附和议去国，文章行义为学者师，号韦斋先生，有文集行于世。吏部公因仕入闽，至先生始寓建之崇安五夫里，今居建阳之考亭。先生以建炎四年九月十五日午时，生南剑尤溪之寓舍。幼颖悟，庄重能言，韦斋指示曰：「此天也」。问曰：「天之上何物」？韦斋异之。就傅，授以《孝经》，一阅封之，题其上曰：「不若是，非人也」！尝从群儿戏沙上，独端坐，以指画沙，视之，八卦也。少长，厉志圣贤之学，于举子业初不经意。年十八，贡于乡，中绍兴十八年进士第，以左迪功郎主泉州同安簿。莅职勤敏，纤悉必亲，郡县长吏，事倚以决。苟利于民，虽劳无惮。职兼学事，选邑之秀民充弟子员，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日与讲说圣贤脩己治人之道。年方踰冠，闻其风者，已知学之有师而尊慕之。历四考，罢归，以奉亲讲学为急。二十八年，请奉祠，监潭州南岳庙。明年，召赴行在，言路有托抑奔竞以沮之者，遂以疾辞。三十二年，祠秩满，再请。孝宗即位，复因其任。会有诏求直言，因上封事，其略言：「圣躬虽未有阙失，而帝王之学不可以不熟讲；朝政虽未有阙遗，而修攘之计不可以不早定；利害休戚虽不可遍以疏举，然本原之地不可以不加意。陛下毓德之初，亲御简策，不过讽诵文辞，吟咏情性；比年以来，欲求大道之要，又颇留意于老子、释氏之书。记诵词藻，非所以探渊源而出治道；虚无寂灭，非所以贯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次言：「今日之计，不过脩政事、攘夷狄。然计不时定者，讲和之说疑之也。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雠，则不可和也，义理明矣；知义理之不可为而犹为之，以有利而无害也。以臣策之，所谓和者，有百害而无一利，何苦而必为之？愿畴咨大臣，总揽群策，鉴失之之由，求应之之术，断以义理之公，参以利害之实，闭关绝约，任贤使能，立纪纲，厉风俗。使吾修政攘夷之外，了然无一毫可恃为迁延中已之资，而不敢怀顷刻自安之意，然后将相军民无不晓然知陛下之志，更相激厉，以图事功。数年之外，志定气饱，国富兵强，视吾力之强弱，观彼衅之浅深，徐起而图之，中原故地不为吾有，而将焉往」？次言：「四海利病系斯民之休戚，斯民休戚系守令之贤否。监司者守令之纲，朝廷者监司之本，欲斯民之得其所，本原之地亦在朝廷而已。今之监司奸赃狼藉，肆虐以病民者，莫非宰执台谏之亲旧宾客。其已失势者，既按见其交私之状而斥去之，尚在势者岂无其人？顾陛下无自而知之耳」。明年，改元隆兴，复召，辞，不许，即入对，其一言：「大学之道在乎格物以致其知。盖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无形而难知，物有迹而易观，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于心目之间而无毫发之差，则应乎事者自无毫发之缪。陛下虽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尝随事以观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尝即理以应事，故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举措之间，动涉疑贰，听纳之际，未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讲乎大学之道，而溺心于浅近虚无之过」。其二言：「君父之雠不与共戴天，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载，凡有君臣父子之性者，发于至痛不能自已之同情，而非专出于一己之私。然则今日所当为者，非战无以复雠，非守无以制胜。是皆天理之同然，非人欲之私忿也」。末言：「古先圣王制御夷狄之道，其本不在乎威强，而在乎德业；其任不在乎边境，而在乎朝廷；其具不在乎兵食，而在乎纪纲。今日谏诤之涂尚壅，佞幸之势方张，爵赏易致而威罚不行，民力已殚而国用未节，则德业未可谓修，朝廷未可谓正，纪纲未可谓立。凡古先圣王所以强本折冲、威制夷狄之道，皆未可谓备」。三劄所陈不出封事之意，而加剀切焉。先生以为制治之原莫急于讲学，经世之务莫大于复雠，至于德业成败则决于君子小人之用舍，故于奏对复申言之。盖学有定见，事有定理，而措之于言者如此。除武学博士，待次。乾道改元，促就职，既至，以时相方主和议，请监南岳庙以归。三年，差充枢密院编修官，待次。五年，三促就职。会魏掞之以布衣召为国子录，因论曾觌而去，遂力辞。先生尝两进绝和议、抑佞幸之戒，言既不行，虽擢用狎至，不敢就，出处之义凛然有不可易者。寻丁内艰。六年，复召，以未终丧辞。七年，既免丧，复召，以禄不及养辞。四年之间，辞者六。九年，有旨：「安贫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观。先生以改秩畀祠皆进贤赏功、优老报勤之典，今无故骤得之，求退得进，于义未安，再辞。淳熙元年，又再辞。上意愈坚，始拜命。改宣教郎，奉祠。二年，除秘书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进擢之宠，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辞。时上谕大臣，欲奖用廉退，执政以先生为言，故有是命。会有言虚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五年，差权发遣南康军事，辞者四，始之任。先生自同安归，奉祠家居几二十年，间关贫困，不以属心，涵养充积，理明义精，见之行事者益霈然矣。至郡，恳恻爱民，如己隐忧，兴利除害，惟恐不及。属邑星子，土瘠税重，乞从蠲减，章凡五六上。岁值不雨，讲求荒政，凡请于朝，言无不尽。官物之检放、倚阁、蠲减、除豁带纳，如秋苗、夏税、木炭、月桩、经总制钱之属，各视其邑目，为之条奏，或至三四，不得请不已。并奏请截留纲运，乞转运、常平两司拨钱米充军粮，备赈济，申严邻路断港遏籴之禁。选官吏授以方略，俾视境内，具知荒歉分数、户口多寡、蓄积虚实，通商劝分，多所全活。其设施次第，人争传录以为法。讫事，奏乞依格推赏纳粟人者凡数四。郡滨大江，舟舣岸者遇大风辄沦溺，因募饥民筑堤捍舟，民脱于饥，舟患亦息。先生视民如伤，至奸豪侵扰细民、挠法害政者，惩之不少贷，由是豪强歛戢，里闾安靖。数诣郡学，引进士子，与之讲论。访白鹿洞书院遗址，奏复其旧。又奏乞赐书院敕额，及高宗御书、石经版本、九经注疏等书者至再。每休沐，辄一至，诸生质疑问难，诲诱不倦。退则相与徜徉泉石间，竟日乃反。又求栗里陶靖节之居、西涧刘屯田之墓、孝子熊仁赡之闾，旌显之，犹以不得悉行其志为恨。明年，诏监司郡守条具民间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务莫大于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术以立纪纲。今日民间特以税重为苦，正缘二税之入，朝廷尽取以供军，而州县无复赢馀，则不免于二税之外别作名色，巧取于民。今民贫赋重，若不讨军实、去浮冗，则民力决不可宽。惟有选将吏、覈兵籍，可以节军实；开广屯田，可以益军储；练习民兵，可以益边备。今日将帅之选，率皆膏粱子弟、厮役凡流，所得差遣，为费已是不赀，到军之日，惟望掊歛刻剥，以偿债负。总馈饷之任者，亦皆倚附幽阴，交通货赂，其所驱催东南数十郡之脂膏骨髓，名为供军，而辇载以输权倖之门者不可以数计。然则欲讨军实以纾民力，必尽反前之所为，然后乃可革也。授将印、委利权，一出于朝廷之公议，则可以绝苞苴请托之私，而刻剥之风可革。务求忠勇沉毅、实经行阵之人，则可以革轻授非才之弊，而军士畏爱。蒐阅以时，窜名冗食者不得容其间。又择老成忠实、通晓兵农之务者，使领屯田之事，付以重权，责其久任，则可以渐省列屯坐食之兵，稍损列郡供军之数。军籍既覈，屯田既成，民兵既练，州县事力既纾，然后可以禁其苛歛，责其宽恤，庶几穷困之民得保生业，无复流移漂荡之患矣。所谓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盖天下之纪纲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纪纲有所系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亲贤臣、远小人，讲明义理之归，闭塞私邪之路，然后乃可得而正。今宰相、台省、师傅、宾友、谏诤之臣皆失其职，而陛下所与亲密谋议者，不过一二近习之臣。此一二小人者，上则蛊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说于功利之卑说，不乐庄士之谠言，而安于私亵之鄙态。下则招集天下士大夫之嗜利无耻者，文武汇分，各入其门，所喜则阴为引援，擢寘清显，所恶则密行訾毁，公肆挤排。交通货赂，则所盗者皆陛下之财；命卿置将，则所窃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谓宰相、师傅、宾友、谏诤之臣，或反出入其门墙，承望其风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过龊龊自守，而未尝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论者，乃略能惊逐其徒党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伤，而终亦不敢明言，以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势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号令黜陟不复出于朝廷，而出于此一二人之门，名为陛下之独断，而实此一二人者阴执其柄。盖其所坏非独坏陛下之纪纲，乃并与陛下所以立纪纲者而坏之，则民又安可得而恤，财又安可得而理，军政何自而修，土宇何自而复，宗庙之雠耻又何时而可雪耶」？先生在任，尝用劄子奏事，后因台谏言用劄子非旧制，遂奏乞罢黜，又以致人户逃移自劾者再，以疾请奉祠者五。将满，除江西提举常平茶盐事，待次。初，庙堂议遣先生使蜀，上意不欲其远去，故有是命。诏以修举荒政，民无流殍，除直秘阁，凡三辞，皆以前所奏纳粟人未推赏，难以先被恩命。会浙东大饥，易提举浙东常平茶盐事。时民已艰食，即日单车就道。复以南康纳粟人未推赏辞职名，且乞奏事之任。纳粟赏行，遂受职名，入对。其一言：「陛下临御二十年间，水旱盗贼略无宁岁，意者德之崇未至于天与。业之广未及于地与？政之大者有未举，而小者无所系与？刑之远者或不当，而近者或幸免与？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与？大臣失其职，而贱者窃其柄与？直谅之言罕闻，而谄谀者众与？德义之风未著，而污贱者骋与？货赂或上流，而恩泽不下究与？责人或已详，而反躬有未至与？夫必有是数者，然后足以召灾而致异」。其二言：「陛下即政之初，盖尝选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间不能尽得其人，是以不复广求贤哲，而姑取软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于是左右私亵使令之贱，始得以奉燕间、备驱使，而宰相之权日轻。又虑其势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则时听外廷之论，将以阴察此辈之负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圣心，以正朝廷之大体，则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听士大夫之公言，以为驾驭之术，则士大夫之进见有时，而近习之从容无间；士大夫之礼貌既庄而难亲，其议论又苦而难入，近习便辟侧媚之态既足以蛊心志，其胥吏狡猾之术又足以眩聪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驾驭之术，而先堕其数中矣。是以虽欲微抑此辈，而此辈之势日重；虽欲兼采公论，而士夫之势日轻。重者既挟其重以窃陛下之权，轻者又借力于所重以为窃位固宠之计，中外相应，更济以私，日往月来，浸淫耗蚀，使陛下之德业日隳，纲纪日坏，邪佞充塞，货赂公行，兵愁民怨，盗贼间作，灾异数见，饥馑荐臻。群小相挻，人人皆得满其所欲，惟有陛下了无所得，而国家顾乃独受其弊」。其三言救荒利害，如州县旱伤，早行检放，从实蠲减；劝谕人户赈粜，务得其平，纳粟之人早行推赏，所纳米数仍减其半；乞拨丰储仓米三十馀万石以备济粜；州县新旧官物并且住催，绍兴丁身等钱预行蠲放，及免米商力胜税钱；量立赏格，官吏违慢者奏劾，昏病者别与差遣，仍选差得替待阙宫庙持服官员时暂管干。其四言：水旱三分以上，第五等户免检并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户依此施行。乞行著令，及请颁行社仓条约于诸路。其五言绍兴和买，乞议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尝乞蠲减星子租税，有司拒以对补，吝细鄙狭，不达大体。其七言白鹿书院请赐书额。先生所对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书，以防宣泄。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缮写成册，用袋重封，于閤门投进。后五劄亦有非一时救荒之急者，当倥偬不暇给之际，而忧深虑远，从容整暇，盖急于救民，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隐也。先生所居之乡，每岁春夏之交，豪户闭籴牟利，细民发廪强夺，动相贼杀，几至挻变。先生尝率乡人置社仓以赈贷之，米价不登，人得安业，至是乞推行之。白鹿书院事本不暇及，前期执政使人谕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为此言，不可，及对，卒言之。上委曲访问，悉从其请。先生初拜命，即移书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客舟之米已辐凑。复以入奏荒政数事推广条上，情词恳恻，条目详密。日与僚属寓公钩访民隐，至废寝食。分画既定，按行所部，穷山长谷，靡所不到，拊问存恤，所活不可胜计。每出，皆乘单车，屏徒从，所历虽广而人不知。郡县官吏惮其风采，苍黄惊惧，常若使者压其境，至有自引去者，由是所部肃然。而尤以戢盗、捕蝗、兴水利为急，大抵措画悉如南康时，而用心尤苦。初奏绍兴和买之弊，至是乞先与痛减岁额，然后用贯头科敷。惟虑真下户受其弊，则请参用高下等第均敷，及减免下户丁钱以优之，又乞免台州丁钱。至于差役利害，亦尝条具数千言申省。义役之法，则乞令均出义田，罢去役首，免排役次，官差保正副长轮收义田，仍令上户兼充户长。又乞取会福建下四州见行产盐法，行于本路沿海四州。又乞依处州见行之法，改诸郡酒坊为万户。于救荒之馀，犹悉及他事，以为经久之计。先生犹以徒费大农数十万缗，无以全活一道饥民自劾。又以前后奏请多见抑却，幸而从者，又率稽缓后时，无益于事，蝗旱相仍，不胜忧愤，复奏言：「为今之计，独有断自圣心，沛然发号，责躬求言，然后君臣相戒，痛自省改。其次惟有尽出内库之钱，以供大礼之费，为收籴之本。诏户部无得催理旧欠，诏诸路漕臣遵依条限检放税租，诏宰臣沙汰被灾路分州军监司、守臣之无状者，遴选贤能，责以荒政，庶几犹足以下结人心，消其乘时作乱之意。不然，臣恐所忧者不止于饿殍，而在于盗贼，蒙其害者不止于官吏，而上及于国家也」。复上时宰书云：「朝廷爱民之心不如惜费之甚，是以不肯为极力救民之事。明公忧国之念不如爱身之切，是以但务为阿谀顺旨之计。然民之与财孰轻孰重，身之与国孰大孰小？财散犹可复聚，民心一失，则不可复收；身危犹可复安，国势一倾，则不可复正。至于民散国危，而措身无所，则其所聚有不为大盗积者耶」？九年，以赈济有劳，进直徽猷阁，辞。台守唐仲友与时相王淮同里，为姻家，迁江西宪，未行。先生行部，讼者纷然，得其奸赃、伪造楮币等事，劾之。时久旱而雨，奏上，淮匿不以闻，仲友亦自辩，且言弟妇王氏惊悸病笃，论愈力，章至十上。事下绍兴府鞠之，狱具情得，乃夺其新命授先生。先生以为是蹊田而夺之牛，辞不拜，遂归。寻令两易江东，辞，及辞职名。且言唐仲友虽寝新命，已具之狱竟释不治，则是所按不实，难以复沾恩赏，并不许。受职名，再辞新任，且乞奉祠，言所劾赃吏党与众多，并当要路，大者宰制斡旋于上，小者驰骛经营于下，若其加害于臣不遗馀力，则远至师友渊源之所自，亦复无故横肆抵排。为臣之计，惟有乞身就闲，或可少纾患害。时从臣有奉时相意，上疏毁程氏之学，以阴诋先生者，故有是言。十年，差主管台州崇道观。先生守南康、使浙东，始得行其所学，已试之效卓然，而卒不果用，退而奉崇道、云台、鸿庆之祠者五年，自是海内学者尊信益众。十四年，除提点江西刑狱公事，待次，以疾辞，不许，遂拜命。十五年，促奏事，又以疾辞，不许，遂行，又以疾请奉祠者再。淮罢相，遂力疾入奏，首言：「近年以来，刑狱不当，轻重失宜，甚至涉于人伦风化之重者，有司议刑，亦从流宥之法，则天理民彝几何不至于泯灭」？又言：「州郡狱官乞注有举主关升及任满铨试第二等以上人，常调关升及省部胥吏并不得注拟。若县狱，则专委之令或不得人，则无所不至，亦望令县丞或主簿同行推讯」。又言：「提刑司管催经总制钱，起于宣和末年仓卒用兵，权宜措画。其始亦但计其出纳之实数，而随以取之。及绍兴经界，民间投印违限，契约所入，倍于常岁，自后遂以是年为额，而立为比较之说。甚至灾伤检放倚阁，钱米已无所入，而经总制钱独不豁除，州县之煎熬何日而少纾，斯民之愁叹何时而少息」！又言江西诸州科罚之弊。至其末篇，乃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尝反覆而思之，无乃燕间蠖濩之中、虚明应物之地，天理有未纯，人欲有未尽欤？天理未纯，是以为善不能充其量；人欲未尽，是以除恶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机，朋分角立，交战于其中。故体貌大臣非不厚，而便嬖侧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寐豪英非不切，而柔邪庸缪得以久窃廊庙之权。非不乐闻公议正论，而有时不容；非不堲谗说殄行，而未免误听；非不欲报复陵庙雠耻，而不免畏怯茍安；非不欲爱养生灵财力，而未免叹息愁怨。凡若此类，不一而足。愿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则必谨而察之，此为天理耶？为人欲耶？果天理也，则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阏；果人欲也，则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滞。推而至于言语动作之间，用人处事之际，无不以是裁之，则圣心洞然，中外融澈，无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间，而天下之事将惟陛下之所欲为，无不如志矣」。是行也，有要之于路，以「正心诚意」为上所厌闻，戒以勿言者，先生曰：「吾平生所学只有此四字，岂可回互而欺吾君乎」？及奏，上未尝不称善，曰：「久不见卿，浙东之事朕自知之。今当处卿清要，不复劳卿州县」。除兵部郎，以足疾丐祠，未供职。本部侍郎林栗前数日与先生论《易》、《西铭》不合，至是遣部吏抱印迫以供职。先生以疾在告，遂疏先生欺慢。时上意方向先生，欲易以他部郎，时相竟请授以前江西之命，仍旧职名，又令吏部给还，改官以后不曾陈乞磨勘。盖先生改秩既出特恩，其后累任祠官，无绩可考，以故不曾陈乞磨勘者十有四年。先生行，且辞曰：「论者谓臣事君无礼，为人臣子有此名，罪当诛戮，岂可复任外台耳目之寄」？章再上，除直宝文阁、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栗亦罢。辞磨勘及职名，不许，转朝奉郎。未踰月，再召。时庙堂知上眷厚，惮先生复入，故为两罢之策，上悟，先生复召。受职名，辞召命，以为迁官进职，皆为许其闲退，方窃难进易退之褒，复为弹冠结绶之计，则其为世观笑，不但往来屑屑之讥。又促召。初，先生入奏事，迫于疾作，尝面奏，以为口陈之说有所未尽，乞具封事以闻。至是再辞，遂并具封事投匦以进。其略曰：「今天下大势，如人有重病，内自心腹，外达四支，无一毫一发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与今日之急务为陛下言之。盖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务则辅翼太子、选任大臣、振举纲维、变化风俗、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六者是也。古先圣王兢兢业业，持守此心，虽在纷华波动之中，幽独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复之，如对神明，如临渊谷。犹恐隐微之间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师保之官，列谏诤之职。凡饮食酒浆、衣服次舍、器用财贿，与夫宦官宫妾之政，无一不领于冢宰，使其左右前后，一动一静，无不制以有司之法，而无纤芥之隙、瞬息之顷，得以隐其毫发之私。陛下之所以精一克复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齐家而正其左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官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然爵赏之滥、货赂之流，闾巷窃言，盖久已不胜其籍籍。则陛下所以脩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圣王也。至于左右便嬖之私，恩遇过当。往者渊、觌、说、抃之徒势焰熏灼，倾动一时，今已无可言矣，独有前日臣所面陈者，虽蒙圣慈委曲开譬，然臣之愚，窃以为此辈但当使之守门传命，供扫除之役，不当假借崇长，使得逞邪媚、作淫巧于内，以荡上心，立门庭、招权势于外，以累圣政。臣窃闻之道路，自王抃既逐之后，诸将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灵膏血以奉军旅，而军士顾乃未尝得一温饱，是皆将帅巧为名色，夺取其粮，肆行货赂于近习，以图进用，出入禁闼腹心之臣，外交将帅，共为欺蔽，以至于此。而陛下不悟，反宠昵之，以是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议其制置之得失，给谏不得论其除授之是非。则陛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圣王又明矣。至于辅翼太子，则自王十朋、陈良翰之后，宫寮之选号为得人而能称其职者，盖已鲜矣。而又时使邪佞儇薄阘冗妄庸之辈或得参错于其间，所谓讲读，亦姑以应文备数，而未闻其有箴规之效。至于从容朝夕陪侍游燕者，又不过使臣宦者数辈而已。唐之《六典》，东宫之官，师傅、宾客既职辅导，而詹事府、两春坊实拟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领之。今则师傅、宾客既不复置，而詹事、庶子有名无实，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轻且亵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师傅、宾客，则无以发其隆师亲友、尊德乐义之心；独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则无以防其戏慢媟狎、奇邪杂进之害。宜讨论前典，置师傅、宾客之官，罢去春坊使臣，而使詹事、庶子各复其职。至于选任大臣，则以陛下之聪明，岂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刚明公正之人而后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窃位者，直以一念之间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尽由于法度。若用刚明公正之人以为辅相，则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选抡之际，常先排摈此等，寘之度外，而后取凡疲懦软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于其中得其至庸极陋、决可保其不至于有所妨者，然后举而加之于位。是以除书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显而中外已逆知，其决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于振肃纪纲，变化风俗，则今日宫省之间、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顾乃得以窟穴盘据于其间，而陛下目见耳闻无非不公不正之事，则其所以熏蒸销铄，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恶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胜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则陛下又未能深割私爱而付诸外廷之议，论以有司之法，是以纪纲不能无所挠败。纪纲不正于上，是以风俗颓弊于下。盖其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为尤甚。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怫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涂万辙，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甚者以金珠为脯醢，以契券为诗文，宰相可啖则啖宰相，近习可通则通近习，惟得之求，无复廉耻。一有刚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间，则群讥众排，指为道学，而加以矫激之罪。十数年来，以此二字禁锢天下之贤人君子，复如崇、宣之间所谓元祐学术者，排摈诋辱，必使无所容其身而后已。呜呼，此岂治世之事，而尚复忍言之哉！至于爱养民力，修明军政，则自虞允文之为相也，尽取版曹岁入窠名之必可指拟者，号为岁终羡馀之数，而输之内帑。顾以其有名无实，积累挂欠，空载簿籍，不可催理者拨还版曹，以为内帑之积，将以备他日用兵进取不时之须。然自是以来二十馀年，内帑岁入不知几何，而认为私贮，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贡均节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书勾考其有亡。其日销月耗以奉燕私之费者，盖不知其几何矣，而曷尝闻其能用此钱以易胡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经费阙乏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废去祖宗以来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为限；以为未足，则又造为比较监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诱胁之。于是中外承风，竞为苛急，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也。诸将之求进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殖私财，然后以此自结于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达于陛下之贵将。贵将得其姓名，即以付之军中，使自什伍以上，节次保明，称其材武堪任将帅，然后具奏为牍，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见等级推先、案牍具备，则诚以为公荐而可以得人矣，而岂知其谐价输钱，已若晚唐之债帅哉！夫将者三军之司命，而其选置之方乖剌如此，则其智勇材略之人孰肯抑心下首于宦官宫妾之门？而陛下之所得以为将帅者皆庸夫走卒，而犹望其修明军政，激劝士卒，以强国势，岂不误哉？凡此六事，皆不可缓，而本在于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则六事无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间，则虽欲惫精劳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将徒为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于不可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寝，亟起，秉烛读之终篇。明日，除主管太乙宫兼崇政殿说书。时上已有倦勤之意，盖将以为燕翼之谋。先生尝草奏疏，言讲学以正心，脩身以齐家，远便嬖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义理以绝神奸，择师傅以辅皇储，精选任以明体统，振纪纲以厉风俗，节财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攘夷狄，凡十事，欲以为新政之助。会执政有指道学为邪气者，力辞新命，除秘阁修撰，仍奉外祠，遂不果上。先生当孝宗朝，陛对者三，上封事者三。其初固以讲学穷理为出治之大原，其后则直指天理人欲之分、精一克复之义。其初固以当世急务一二为言，其后封事之上，则心术、宫禁、时政、风俗，披肝沥胆，极其忠鲠。盖所望于君父愈深，而其言愈切，故于封事之末有曰：「日月逾迈，如川之流，一往而不复。不惟臣之苍颜白发已迫迟莫，而窃仰天颜，亦觉非昔时矣」。忠诚恳恻，至今读者，犹为之涕下。先生进疏虽切，孝宗亦开怀容纳，武博、编摩、秘省、郎曹之除，盖将引以自近；守南康，持浙东、江西之节，又知其不可强留而授之；至是复有经帷之命。先生之尽忠，孝宗之受尽言，亦未为不遇也。然先生进言，皆痛诋大臣近习，孝宗之眷愈厚，而嫉者愈深，是以不能一日安其身于朝廷之上，而孝宗内禅矣。光宗即位，再辞职名，仍旧直宝文阁，降诏奖谕，除江东转运副使，以疾辞者再。覃恩转朝散郎，赐绯衣银鱼，改知漳州，又再以疾辞，不许。时光宗初政，再被除命，遂以绍熙元年之任。奏除属县无名之赋七百万，减经总制钱四百万。加意学校，教诱诸生，如南康时。又以习俗未知礼，采古丧葬嫁娶之仪揭以示之，命父老解说，以教子弟。释氏之教，南方为盛，男女聚僧庐为传经会，女不嫁者私为庵舍以居，悉禁之，俗大变。郡有故迪功郎高登忤秦桧贬死，为奏请昭雪，褒其直。会朝论欲行泉、漳、汀三州经界，先生初仕同安，已知经界不行之害，至是访事宜、择人物，以至方量之法，洞见本末。遂疏其事上之，且言必可行之说三，将必至于不能行之说一，盖谓经界法行，息争止讼，大为民利，而占田隐税、侵渔贫弱者所不便。及具宣德意，榜之通衢，则邦民鼓舞，而寓公豪右果为异议以沮之。遂因地震及足疾不赴锡宴自劾。其冬，有旨先行漳州经界。南方春早，事已无及。明年，属有嗣子之丧，再请奉祠，除秘阁修撰、主管南京鸿庆宫。先生以当上初政，尝辞前件职名，已降褒诏从其请，难以复受，辞者再。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拜命。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再辞。漳州经界竟报罢，遂以前言经界可行自劾。三年，再以疾辞，乞补满宫观，从之。又数月，差知静江府、广南西路经略安抚，辞。四年，又辞主管南京鸿庆宫。未几，差知潭州、荆湖南路安抚，以辞远就近，不为无嫌，力辞。五年，再辞。有旨：长沙巨屏，得贤为重。会洞獠扰属郡，遂拜命赴镇。至，则遣人谕以祸福，皆降之。申教令，严武备，戢奸吏，抑豪民。先生所至，必兴学校，明教化。湖湘士子素知学，日伺公退，则请质所疑，先生为之讲说不倦，四方之学者毕至。又以南康、漳州所申改正释奠仪式为请，录故死节五人，为之立庙。孝宗升遐，先生哀恸，不能自胜。又闻上以疾不能执丧，中外汹汹，益忧惧，遂申省乞归田里。言：「天下国家所以长久安宁，惟赖朝廷三纲五常之教建立修明于上，然后守藩述职之臣有以禀承宣布于下，所以内外相维，小大顺序，虽有彊猾奸宄，无所逞志。不然，以一介书生，置诸数千里军民之上，亦何所凭恃而能服其众哉」？又草封事，极言父子天性，不应以小嫌废彝伦，言颇切直。会今上即位，不果上。上在潜邸，闻先生名，每恨不得先生为本宫讲官，至是首召奏事。先生行，且辞，除焕章阁待制、侍讲，辞，不许，又再辞，且言：「陛下嗣位之初，方将一新庶政，所宜爱惜名器。若使倖门一开，其弊岂可复塞？至于博延儒臣，专意讲学，盖将求所以深得亲欢者为建极导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纲者为防微虑远之图。顾问之臣，实资辅养，用人或缪，所系非轻」。盖先生在道闻南内朝礼尚阙，近习已有用事者，故预有是言。又不许，遂奏乞且依元降旨挥带元官职奏事者再。及入对，首言：「乃者天运艰难，国有大咎，所谓天下之大变，而不可以常理处者。太皇太后躬定大策，陛下寅绍丕图，可谓处之以权，而庶几不失其正矣。然自顷至今亦既三月，或反不能无疑于逆顺名实之际，祸乱之本又已伏于冥冥之中，窃为陛下忧之。尚犹有可诿者，亦曰，陛下之心前日未尝有求位之计，今日未尝忘思亲之怀。此则道心微妙之全体，天理发用之本然，所以行权而不失其正之根本也。诚即是心而充之，所谓求仁得仁而无怨，终身䜣然，乐而忘天下者，臣有以知陛下之不难矣。借曰天命神器不可无传，宗庙社稷不可无奉，则转祸为福，易危为安，亦岂可舍此而他求哉？充吾未尝求位之心，则可以尽吾负罪引慝之诚；充吾未尝忘亲之心，则可以致吾温凊定省之礼。始终不越乎此，而大伦正、大本立矣」。次言为学莫先于穷理，穷理必在于读书，读书之法莫贵于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则又在于居敬而持志。又三劄言湖南岁计入少出多，不可支吾，乞裁减差到诸班换授归正杂色补官员数；邵州边防全无措画，以致徭人侵犯，乞移置寨栅，增拨戍兵；潭州城壁，乞行计度修筑。既对，面辞待制、侍讲，不许。翌日，又辞待制职名，乞改作说书差遣，以为未得进说，而先受厚恩，万一异时未效涓埃，而疾病不支，遂窃侍从职名而去，则臣死有馀罪。上手札：「卿经术渊源，正资劝讲，次对之职，勿复牢辞，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遂拜命。会赵彦逾按视孝宗山陵，以为土肉浅薄，掘深五尺，下有水石，旋改新穴，比旧仅高尺馀；孙逢吉覆按，亦乞少宽月日，别求吉兆。有旨集议，台史惮之，议遂中寝。先生竟上议状言：「寿皇圣德神功，宜得吉土，以奉衣冠之藏。当广求术士，博访名山，不宜偏信台史罔上误国之言，固执绍兴坐南向北之说，委之水泉沙砾之中、残破浮浅之地」。不报。覃恩转朝请郎，赐紫章服，兼实录院同修撰。再辞，不许，拜命。受诏进讲《大学》。先生以平日论著敷陈开析，务积诚意，以感上心。遂奏乞除朔望旬休及过宫日分，不以寒暑双只月日诸假故，并令蚤晚进讲。又乞置局看详四方封事，瑞庆节免称贺。皆从之。复因有旨修葺旧东宫，为屋三数百间，遂具四事奏言：「当上帝震怒，灾异数出，畿甸百姓饥饿流离，太上皇帝未获进见，寿皇因山未卜，太皇太后、皇太后皆以尊老之年茕然忧苦，不宜大兴土木，以就安便。寿康定省之礼，所宜下诏自责，频日继往，顾乃逶迤舒缓，无异寻常。太上皇帝必以为此特备礼而来，其深闭固拒而不得见亦宜矣。朝廷纪纲尤所当严，上自人主，下至百执，各有职业，不可相侵。今进退宰执、移易台谏，皆出陛下之独断，大臣不与谋，给舍不及议。正使其事悉当于理，亦非为治之体，况中外传闻，皆谓左右或窃其柄，而其所行又未能尽允于公议乎？此弊不革，臣恐名为独断，而主威不免于下移；欲以求治，而返不免于致乱」。末复申言：菆宫之卜，不宜偏听台史胶固缪妄之言，堕其交结眩惑之计。皆不报。先生进讲每及数次，复以前所讲者编次成帙以进。上亦开怀容纳，且面谕，以求放心之说甚善，所进册子，宫中常读之，今后更为点来。先生知上有意于学，遂以劄子勉上进德。其略言：「愿陛下日用之间，语默动静，必求放心，以为之本。而于玩经观史，亲近儒学，已用力处，益用力焉。数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陈今日要务，略如仁祖开天章阁故事。至于群臣进对，亦赐温颜，反覆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其人才之邪正短长，庶于天下之事各得其理」。又奏：「礼经、敕令：子为父、嫡孙承重为祖父，皆斩衰三年。嫡子当为父后，不能袭位执丧，则嫡孙继统而代之执丧。自汉文短丧，历代因之，天子遂无三年之丧。为父且然，则嫡孙承重可知。人纪废坏，三纲不明，千有馀年，莫能釐正。寿皇圣帝至性自天，孝诚内发，易月之外，犹执通丧，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所宜著在方册，为世法程。间者遗诰初颁，太上皇帝偶违康豫，不能躬就丧次，陛下以世嫡承大统，则承重之服著在礼律，所宜遵寿皇已行之法。一时仓卒，不及详议，遂用漆纱浅黄之服，不惟上违礼律，且使寿皇已行之礼举而复坠，臣窃痛之。然既往之失不及追改，惟有将来启殡发引，礼当复用初丧之服，则其变除之节尚有可议。欲望明诏礼官稽考礼律，预行指定」。会孝宗祔庙，议宗庙迭毁之次，有请并祧僖、宣二祖，奉太祖居第一室，袷祭则正东向之位者。有旨集议，僖、顺、翼、宣四祖祧主宜有所归。自太祖皇帝首尊四祖之庙，以僖祖为四庙之首。治平间，议者以世数寖远，请迁僖祖于夹室。未及数年，王安石等奏，僖祖有庙，与稷、契无异，请复其旧。诏从之。时相雅不以熙宁复祀僖祖为是。先生度难以口舌争，遂移疾上议状，条其不可者四，以为：「藏之夹室，则是以祖宗之主下藏于子孙之夹室。至于祫祭，设幄于夹室之前，则亦不得谓之祫。欲别立一庙，则丧事即远，有毁无立；欲藏之天兴殿，则宗庙原庙不可相杂。议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急于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时暂东向之故，不知其实无益于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两庙威灵相与争校彊弱于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于受摈，徬徨踯躅，不知所归，令人伤痛，不能自已。今但以太祖当日追尊帝号之心而默推之，则知太祖今日在天之灵于此必有所不忍。又况僖祖祧主迁于治平，不过数年，神宗皇帝复奉以为始祖，已为得礼之正而合于人心，所谓有其举之，而莫敢废者乎」。又拟为庙制，以辩议者一旦并迁僖、宣二祖，析太祖、太宗为二之失，复引元祐大儒程颐之说，以为物岂有无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盖出僖祖，安得为无功业？议状既上，庙堂持之不以闻，即毁撤僖、宣庙室，更创别庙以奉四祖。宰相既有所偏主，楼钥、陈傅良又复牵合装缀以附其说。先生所议颇达上听，忽有旨召赴内殿奏事，因节略状文，及为劄子，画图以进。上然之，且曰：「僖祖国家始祖，高宗、孝宗、太上皇帝不曾迁，今日岂敢轻议？欲令先生于榻前撰数语，以御批直罢其事。先生方惩内批之弊，因言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寮集议。既退，复以上意谕庙堂，而事竟不行。经生学士知礼者皆是先生，一时异议之徒忌其轧己，权奸遂从而乘之。上之立也，丞相赵汝愚密与知閤门事韩侂胄谋之，侂胄于太皇太后为亲属，因得通中外之言。侂胄自谓有定策功，居中用事。先生自长沙辞免待制、侍讲，已微寓其意；及进对，复尝再三面言，又约吏部侍郎彭龟年共攻之。龟年出护使客，侂胄益得志。先生又于所奏四事疏中，斥言左右窃柄之失，后因讲筵留身，复申言前疏，乞赐施行。既退，即降御批云：「悯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难立讲，已除卿宫观」。宰相执奏不行，明日径以御批付下，台谏、给舍亦争留，不可，除宝文阁待制，与州郡差遣，力辞。寻除知江陵府，又力辞，仍乞追还新旧职名。诏依旧焕章阁待制、提举南京鸿庆宫。庆元元年，又乞追还旧职，不许。赵丞相亦罢，诬以不轨，谪永州。丞相既当大任，收召四方知名之士，中外引领，以观新政，先生独惕然，以侂胄用事为虑。既屡为上言，又数以手书遣生徒密白丞相，当以厚赏酬其劳，勿使得预朝政，且有分界限、立纪纲、防微杜渐、谨不可忽之意。丞相方谓其易制，所倚以为腹心谋事之人又皆持禄茍安，无复远虑。丞相既逐，而朝廷大权悉归侂胄。先生自念身虽闲退，尚带侍从职名，不敢自嘿，遂草书万言，极言奸邪蔽主之祸，因以明其冤。词旨痛切，诸生更谏。以筮决之，遇《遁》之《同人》，先生默然退，取谏藁焚之，自号遁翁。以庙议不合，乞收还职名，又以疾乞休致，不许。先是吏部取会磨勘，至是转朝奉大夫，又辞职名，乞休致，又以尝妄议山陵自劾，又言已罢讲官，不敢复带侍从职名，诏依旧秘阁修撰。二年，又言：昨来疏封锡服、封赠荫补、磨勘转官，皆为已受从官恩数，乞改正。沈继祖为监察御史，上章诬诋，落职罢祠。四年十二月，以来岁年及七十，申乞致仕。五年，依所请。六年三月甲子，终于正寝。十一月壬申，葬建阳县唐石里之大林谷。嘉定二年，除华文阁待制，与致仕恩泽。傅伯寿故家子，尝执弟子礼，恨不荐己，先生辞次对、除修撰也，伯寿行词有慢伪等语。及先生没，伯寿守建宁，又不以闻，故复职之命犹生存也。自先生去国，侂胄势益张，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学为伪，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洁廉好礼者皆伪也。科举取士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文章议论根于理义者并行除毁，六经、《语》、《孟》悉为世之大禁。猾胥贱隶、顽钝无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先生日与诸生讲学竹林精舍，有劝以谢遣生徒者，笑而不答。先生既没，善类悉已排摈，群小之势已成，侂胄志气骄溢，遂至擅开边衅，几危宗社，而生灵涂炭矣。开禧三年，侂胄伏诛，凶徒憸党根株斥戮。嘉定元年，诏赐谥与遗表恩泽。明年，赐谥曰文。又明年，赠中大夫，特赠宝谟阁直学士。后以明堂恩，累赠通议大夫。先生平居惓惓，无一念不在于国。闻时政之阙失，则戚然有不豫之色；语及国势之未振，则感慨以至泣下。然谨难进之礼，则一官之拜必抗章而力辞；厉易退之节，则一语不合必奉身而亟去。其事君也，不贬道以求售；其爱民也，不徇俗以茍安。故其与世，动辄龃龉，自筮仕以至属纩，五十年间，历事四朝，仕于外者仅九考，立于朝者四十日，道之难行也如此。然绍道统，立人极，为万世宗师，则不以用舍为加损也。自韦斋先生得中原文献之传，闻河洛之学，推明圣贤遗意，日诵《大学》、《中庸》，以用力于致知诚意之地，先生蚤岁已知其说而心好之。韦斋病且亟，属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三人，吾友也，学有渊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先生既孤，则奉以告三君子而禀学焉。时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经传，遍交当世有识之士，虽释老之学亦必究其归趣，订其是非。延平李先生学于豫章罗先生，罗先生学于龟山杨先生，延平于韦斋为同门友。先生归自同安，不远数百里徒步往从之，延平称之曰：「乐善好义，鲜与伦比」。又曰：「颖悟绝人，力行可畏。其所论难，体认切至」。自是从游累年，精思实体，而学之所造者益深矣。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既为之箴以自警，又笔之书，以为小学、大学皆本于此。终日俨然，端坐一室，讨论典训，未尝少辍。自吾一心一身，以至万事万物，莫不有理。存此心于齐庄静一之中，穷此理于学问思辨之际，皆有以见其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见于行者，未尝不反之于身也。不睹不闻之前，所以戒惧者愈严愈敬；隐微幽独之际，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虑未萌而知觉不昧，事物既接而品节不差。无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于偏见，不急于小成，而道之正统在是矣。其为道也，有太极而阴阳分，有阴阳而五行具，禀阴阳五行之气以生，则太极之理各具于其中。天所赋为命，人所受为性，感于物为情，统性情为心。根于性则为仁义礼智之德，发于情则为恻隐羞恶辞逊是非之端，形于身则为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见于事则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常。求诸人，则人之理不异于己；参诸物，则物之理不异于人。贯彻古今，充塞宇宙，无一息之间断，无一毫之空阙。莫不析之，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尽其大而无馀。先生之于道，可谓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圣贤而无疑矣。故其得于己而为德也，以一心而穷造化之原，尽性情之妙，达圣贤之蕴；以一身而体天地之运，备事物之理，任纲常之责。明足以察其微，刚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广，毅足以极其常。其存之也虚而静，其发之也果而确。其用之也应事接物而不穷，其守之也历变履险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见其或遗，表里初终不见其或异。至其养深积厚，矜持者纯熟，严厉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义不待索而精。犹以为义理无穷，岁月有限，常慊然有不足之意，盖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已者，而非后学之所可拟议也。其可见之行，则脩诸身者，其色庄，其言厉，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于家庙，以及先圣。退坐书室，几案必正，书籍器用必整。其饮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举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寝，既寝而寤，则拥衾而坐，或至达旦。威仪容止之则，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颠沛，未尝有须臾之离也。行于家者，奉亲极其孝，抚下极其慈，闺庭之间，内外斩斩，恩义之笃，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无纤钜，必诚必敬，小不如仪，则终日不乐，已祭无违礼，则油然而喜。死丧之威，哀戚备至，饮食衰绖，各称其情。宾客往来，无不延遇，称家有无，常尽其欢。于亲故，虽疏远必致其爱；于乡闾，虽微贱必致其恭。吉凶庆吊，礼无所遗；赒恤问遗，恩无所阙。其自奉，则衣取蔽体，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风雨，人不能堪，而处之裕如也。若其措诸事业，则州县之施设，立朝之言论，经纶规画，正大宏伟，亦可槩见。虽达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时，然退而明道，足以传之万代。谓圣贤道统之传散在方册，圣经之旨不明，则道统之传始晦，于是竭其精力，以研穷圣贤之经训。于《大学》、《中庸》则补其阙遗，别其次第，纲领条目，粲然复明。于《论语》、《孟子》，则深原当时答问之意，使读而味之者如亲见圣贤而面命之。于《易》与《诗》，则求其本义，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遗意于数千载之上。凡数经者见之传注，其关于天命之微、人心之奥、入德之门、造道之阈者，既已极深研几，探赜索隐，发其旨趣而无遗矣，至于一字未安，一词未备，亦必沉潜反覆，或达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当而后已。故章旨字义，至微至细，莫不理明词顺，易知易行。于《书》则疑今文之艰涩，反不若古文之平易；于《春秋》则疑圣心之正大，决不类传注之穿凿；于《礼》则病王安石废罢《仪礼》，而传记独存；于乐则悯后世律尺既亡，而清浊无据。是数经者，亦尝讨论本末，虽未能著为成书，然其大旨固已独得之矣。若历代史记，则又考论西周以来至于五代，取司马公编年之书，绳以《春秋》纪事之法，纲举而不繁，目张而不紊，国家之理乱、君臣之得失如指诸掌。周、程、张、邵之书所以继孔孟道统之传，历时未久，微言大义郁而不章，为之裒集发明，而后得以盛行于世。太极、先天二图精微广博，不可涯涘，为之解剥条画，而后天地本原、圣贤蕴奥不至于混没。程张门人祖述其学，所得有浅深，所见有疏密，先生既为之区别，以悉取其所长，至或识见小偏、流于异端者，亦必研穷剖析，而不没其所短。南轩张公、东莱吕公同出其时，先生以其志同道合，乐与之友，至或识见少异，亦必讲磨辨难，以一其归。至若求道而过者，病传注诵习之烦，以为不立文字，可以识心见性，不假修为，可以造道入德，守虚灵之识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老佛之说，学者利其简便，诋訾圣贤，捐弃经典，猖狂叫呶，侧僻固陋，自以为悟。立论愈下者，则又崇奖汉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计功谋利之私。二说并立，高者陷于空无，下者溺于卑陋，其害岂浅浅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乱吾道以惑天下，于是学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学》、《语》、《孟》、《中庸》为入道之序，而后及诸经。以为不先乎《大学》，则无以提纲挈领，而尽《论》、《孟》之精微；不参之以《论》、《孟》，则无以融会贯通，而极《中庸》之旨趣；然不会其极于《中庸》，则又何以建立大本，经纶大经，而读天下之书，论天下之事哉？其于读书也，又必使之辨其音释，正其章句，玩其辞，求其义，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难知，平心易气，以听其所自得。然为己务实、辨别义利、毋自欺、慎其独之戒，未尝不三致意焉，盖亦欲学者穷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从游之士迭诵所习，以质其疑，意有未谕，则委曲告之而未尝倦；问有未切，则反覆戒之而未尝隐。务学笃则喜见于言，进道难则忧形于色。讲论经典，商略古今，率至夜半。虽疾病支离，至诸生问辨，则脱然沉痾之去体。一日不讲学，则惕然常以为忧。抠衣而来，远自川蜀，文词之传，流及海外，至于夷虏，亦知慕其道，窃问其起居。穷乡晚出，家蓄其书，私淑诸人者不可胜数。先生既没，学者传其书、信其道者益众，亦足以见理义之感于人者深也。继往圣将微之绪，启前贤未发之机，辨诸儒之得失，辟异端之讹缪，明天理，正人心，事业之大，又孰有加于此者！至若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渊微；文词字画，骚人才士疲精竭神，常病其难，至先生未尝用意，而亦皆动中规绳，可为世法。是非姿禀之异、学行之笃，安能事事物物各当其理，各造其极哉！学脩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见之事业者又如此。秦汉以来，迂儒曲学，既皆不足以望其藩墙，而近代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学者，亦岂能以造其阃域哉！呜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笃生哲人，以大斯道之传也。先生疾且革，手为书嘱其子在与门人范念德、黄干，尤拳拳以勉学及修正遗书为言。翌旦，门人侍疾者请教，先生曰「坚苦」；问温公《丧礼》，曰「疏略」；问《仪礼》，颔之。已而正坐，整冠衣，就枕而逝。门人治丧者既一以《仪礼》从事，而讣告所至，从游之士与夫闻风慕义者莫不相与为位而聚哭焉，禁锢虽严，有所不避也。呜呼，天又胡不憖遗，以永斯道之传，而遽使后学失所依归哉！先生所著书有《易本义》、《启蒙》、《蓍卦考误》、《诗集传》、《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论语》《孟子集注》、《太极图》《通书》《西铭解》、《楚词集注》《辨證》、《韩文考异》，所编次有《语孟集义》、《孟子指要》、《中庸集略》、《孝经刊误》、《小学书》、《通鉴纲目》、《本朝名臣言行录》、《古今家祭礼》、《近思录》、《河南程氏遗书》、《伊洛渊源录》，皆行于世。先生著述虽多，于《语》、《孟》、《中庸》、《大学》尤所加意，若《大学》、《论语》则更定数四，以至垂没，《大学》「诚意」一章乃其绝笔也。其明道垂教、拳拳深切如此。《楚词集注》亦晚年所作，其爱君忧国，虽老不忘。《通鉴纲目》仅能成编，每以未及修补为恨。又尝编次礼书，用工尤苦，竟亦未能脱藁。所辑家礼世多用之，然其后亦多损益，未暇更定。平生为文，则季子在类次之矣；生徒问答则后学李道传尝裒辑锓版，未备也。娶刘氏，追封硕人，白水草堂先生之女，草堂即韦斋所属以从学者也。其卒也以淳熙丙申，其葬以祔穴。子三人：长塾，先十年卒；次野，迪功郎、监湖州德清县户部新市犒赏酒库，后十年亦卒；季在，承议郎、提举两浙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女五人，婿儒林郎、静江府临桂县令刘学古，奉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干，进士范元裕，仲季二人亦早卒。孙男七人，钜、铨、鉴、铎、铚、铉、铸。钜从政郎、新差监行在杂买务杂卖场门；铨从事郎、融州司法参军；鉴，迪功郎、新辟差充广西经略安抚司准备差遣；馀业进士。女九人，婿承议郎、主管华州云台观赵师夏，进士叶韬甫、周巽亨、郑宗亮、黄辂，从政郎、绍兴府会稽县丞赵师若，黄庆臣、李公玉。曾孙男六人，渊、洽、潜、济、浚、澄。女七人。先生没有年矣，状其行者未有所属笔，在以干从学日久，俾任其责。先生既不假是而著，干之识见浅陋，言语卑弱，又不足模仿万一，追思平日步趋謦欬，则悲怆哽咽，不忍书，亦不忍忘也。窃闻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得统之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先生而始著。盖千有馀年之间，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烬残阙、离析穿凿，而微言几绝矣，周、程、张子崛起于斯文湮塞之馀，人心蠹坏之后，扶持植立，厥功伟然，未及百年，舛驳尤甚。先生出，而自周以来圣贤相传之道一旦豁然，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则摭其言行，又可略欤！辄采同志之议，敬述世系爵里、出处言论，与夫学问道德行业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窃以道统之著者终之，以俟知德者考焉。谨状。嘉定十四年正月日，门人奉议郎、主管亳州明道宫黄干状。

行状之作，非得已也，惧先生之道不明，而后世传者之讹也。追思平日之闻见，参以叙述奠诔之文，定为草藁，以谂同志，反覆诘难。一言之善，不敢不从，然亦有参之鄙意而不敢尽从者，不可以无辨也。有谓言贵含蓄，不可太露，文贵简古，不可太繁者。夫工于为文者固能使之隐而显、简而明，是非愚陋所能及也。顾恐名曰含蓄，而未免于晦昧，名曰简古，而未免于艰涩，反不若详书其事之为明白也。又有谓年月不必尽记，辞受不必尽书者。先生之用舍去就，实关世道之隆替、后学之楷式。年月必记，所以著世变；辞受必书，所以明世教。状先生之行，又岂可以常人比、常体论哉！又有谓告上之语失之太直，记人之过失之太讦者。责难陈善，事君之大义，人主能容于前，而臣子反欲隐于后，先生敢陈于当世，而学者反欲讳于将来乎？人之有过，或具之狱案，或见之章奏，天下后世所共知，而欲没之，可乎？又有谓奏疏之文纪述太繁，申请之事细微必录，似非行状之体者。古人得君行道，有事实可纪，则奏疏可以不述；先生进不得用于世，其所可见者特其言论之间，乃其规模之素，则言与行岂有异耶？事虽微细，处得其道，则人受其利，一失其道，则人受其害。先生理明义精，故虽细故，区处条画，无不当于人心者，则钜与细亦岂有异耶？其可辨者如此，则其尤浅陋者不必辨也。至于流俗之论，则又以为前辈不必深抑，异学不必力排，称述之辞似失之过者。孔门诸贤至谓孔子贤于尧舜，岂以抑尧舜为嫌乎？孟子辟杨墨而比之禽兽，卫道岂可以不严乎？夫子尝曰「莫我知也夫」，又曰「知德者鲜矣」，甚矣，圣贤之难知也！知不知不足为先生损益，然使圣贤之道不明，异端之说滋炽，是则愚之所惧，而不容于不辨也。故尝太息而为之言曰：是未易以口舌争，百年论定，然后知愚言之为可信。遂书其语，以俟后之君子。干谨书（《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三四。又见《性理群书句解》卷二三，《新安文献志》卷六三，《紫阳文公先生年谱》附录卷三。）。

家：原空，据右引补。

呜呼！去古愈邈，道学不明，末俗喧豗，匪利则名。岂无大贤，挺生斯世，彼昏不知，孰发其蔽？吁嗟先生，天资绝人，心平气和，志笃行醇。博极群书，该贯一理，尊敬师儒，考订非是。闺门雍雍，兄弟怡怡，忧国以诚，抚民以慈。笃学力行，后进是式，推己爱人，尤极恳恻。人之有善，称道揄扬，不责其备，而取其长。人之有过，箴规训诲，不顾其违，而冀其悔。先生此心，可谓至仁，芝菌鸾鸮，同然一春。吁嗟先生，今其亡矣，昏迷恣肆，谁逆其耳。干也颛愚，少无师承，年已踰冠，始来庐陵。抠衣趋隅，历问所学，直指前修，以警后觉。乙未之冬，岁莫天寒，奉命造朝，舣舟江干。折简来呼，治子行李，武夷金华，惟子所止。二三伟人，为世宗师，莫启其行，已背而驰。庐山之阳，杖屦岁月，别后诒书，勉厉不绝。尚期他年，执经远游，南北奔驰，有志未酬。千里讣音，哀慕悲痛，哲人云亡，岂曰私恸。天不佑善，斯文已孤，举世滔滔，斯人何辜！武夷夫子，先生所敬，小子不敏，幸获将命。敢不蚤夜，益坚所行，庶几有闻，如见先生。抆泪缄辞，寄觞以酹，惟神之灵，鉴此微意。

维年月日，后学黄干谨率同舍拜谒于先圣先师。干等适以今岁聚学于先圣之宫。惟先圣所以教人，见于门人所记者，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又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盖博文所以致其知，约礼所以见诸行。加之以忠信诚悫之心，则知无不精、行无不笃也。窃尝闻于当世宗师者如此，敢不痛自循省，勉励同志，以无负先圣之教。顾惟庸陋，舍己芸人，日瞻圣容，有腼面目。恭惟先圣道通古今，不倦之心，千古如在，悯兹后学，尚克相之。敢告。

佛祖正法眼藏，初不可传，可传者筌蹄耳。然而师承真正，根蒂分明，则有言无言，无非正法。凡所以发扬祖道，开示后学，使人因指见月，其可无传乎？先破庵老和尚，九坐道场，说无义语，壁立千仞，峭绝巉岩。售用纵横，打破密庵窠窟；行持高峻，远绍佛果家风。正令全提，诸方风靡，大机密用，外道潜踪。独运本分炉锤，烹鍊几多禅衲，近世宗师，如公无几。呜呼！当此法弱魔强之际，倚公一柱，以障颓澜，今其已矣，后学将安仰乎？予虽未识师颜，而书问往来，商订是事，千里同风，固若符契。今侍者圆照编次法语，求序板行。三复玩味，非惟如已识面，又得其心，乃知破庵老人有不亡在。续佛慧命，非在斯文乎？学道高人，要须具眼。嘉定壬申孟夏，浩斋居士杨子谨书。

玉烛调元，和式归于燕谷；铜仪观象，序爰正于夏时。有如耆英，茂介繁祉。恭惟某官三朝元老，百世宗师。收歛化工，如四时之成岁；照临乡国，先一气以回春。惟贤业之对时，宜天休之滋至。某滥纡尺组，托芘万间。行伸再拜之私，先上一笺之敬。受天之福，惟日不足，敢伸善颂之词；履新之庆，与卿等同，倾睹上公之礼。

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点检将来，漏逗固已不少。是以德山临际，一棒一喝，直欲丧尽己灵。兹岂容拟议，以豪发间隔于其间哉。近世宗师，情解俱亡，言语路绝。负荷佛法而能觉悟后学者，微松源老人，其谁与归？松源于予有交游之旧，自言出家未受具足戒，从应庵华公，有所契入。后从木庵永公、密庵杰公，及遍参知识，虽屡有省悟，然犹以未能脱洒为疑。如是者又不知几年，刻苦自厉，至忘寒暑。一日，留道场全公席下，蓦有所得，疑网尽除。时全公缘化出外，数日而后反，亟欲求證，先众入室。于时全公机锋不辏，松源詈言而出，即挑包过凤口，谒密庵。未及语，密庵云：「且喜大事明了，吐露即不堪」。松源于是归堂憩息。其去道场也，有偈云：「当头一著没誵讹，去住还如水上波。有意气时添意气，从教平地起干戈」。后自澄照至显亲、报慈，凡住院者八。予见松源无恙时，乐称参学弟子光睦与大纯、惠足。今惠足以其师语录来求序，因为纪其师得道之本末。予独怪黄龙如公既明明知得松源开口不在舌头上底消息，便合将此剩语屏置影灭迹绝处。今乃与之编次，外扬家丑，予恐它日钝置松源者，在黄龙无以逃其责。嘉泰癸亥腊月八日，汲郡孟猷后序。

言传国玺者多矣，讫无定说。原其所由，则人主身自服之，非臣下之所常见，道听涂说，未免差误，传记杂录，易以湮没（原注：《旧唐·经籍志》有纪僧真《玉玺谱》一卷，姚察《传国玺》十卷，徐令言《玉玺正录》一卷，而僧真、姚察之书久不传矣，《馆阁书目》中亦无徐令言《正录》，而其说或亦谓之《玉玺谱》，间见诸书。唐章怀太子注《后汉·光武纪》，已用其说。今仅有蜀本《朝士谈》一书，乃前都官员外郎李石所撰，其叙玉玺事颇详，最无依据。）。士大夫所传已无依据，又以徐令言、李石之说参于其间，尤更牴牾（原注：令言信《北齐书》之说，谓永和所得之玺，即秦玺也，与《晋纪》不同。又谓侯景既败，侯子鉴盗其玺，走江东，惧追兵至，投诸佛寺，为栖霞寺僧永所得。陈永定三年，僧永死，弟子普智奉献。陈亡，玺传于隋。不独晋非此玺，而陈隋亦无此玺矣。李石信《晋阳秋》之说，谓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得玺于慕容永，乃送建业。不独晋不得此玺，而永之崛起，亦无得玺之理。语在《永和玺》注。）。正史所载亦多不同，若不因本朝绍圣间此玺再出，士大夫以纸出之，当职官手自摹之，则其著见于天下者寡矣（原注：郑望之《秦玺跋》云：绍圣四年初献秦玺，诏百官杂识视。时先君为尚书郎，乃请以纸出之，遂得其真。《金石录》云，咸阳所获传国玺，初至京师，执政以示将作监李诫，诫手自摹印之，遂传于世。）。然其玺尚有玉色未辨，不得而尽考也（原注：汉宣帝立玉宝璧祠于未央宫中，刘原父以为受命宝和氏璧，当是据崔浩而言。崔浩《汉书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舒元舆云：秦丞相八字刻在荆玉，而飞上天矣，则其玺当为白玉。徐令言云：其玉出蓝田山。蔡京等云：其色绿如蓝，则其玺当为绿玉。《石虎别传》曰：武乡长城县韩强，在长城西山岩石间得玄玉一方四寸，与玺同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虎以为瑞。则又有玄玉者矣。）。今且序秦汉魏晋所得之宝，与白色、绿色、玄色并出之异，然后辨史氏之差误，众说之不根，使后之君子有考焉。秦以前民皆以金玉银铜犀象为方寸玺，各服所好。秦独天子称玺（原注：出《汉旧仪》），始皇作传国玺，使丞相李斯书之，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原注：《吴志·孙破虏传》注引旧《吴书》之文如此。应劭《汉官仪》曰：天子有传国玺，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吴志》注云：「且康」、「永昌」二字，未知何者为得。《朝士谈》云：秦玺面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是皆未见真玺者也。考正史及众说，未尝有「且康」二字，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已两至本朝。其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自晋传隋，亦不闻有背文、面文之说也。且既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则其背文不应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意同而词不律，非古人之意也。）」。汉高帝入关至灞上，秦王子婴系颈以组，降轵道旁，封上始皇帝玺（原注：出《高帝纪》。）。后诛项籍，即天子位，服御其玺，世世传授，号曰汉传国玺（原注：出《元后传》。《汉官仪》以为子婴上始皇玺，高帝因服御之，恐未必如是之遽也。）。周勃诛诸吕，废少帝，尝手贯皇帝玺（原注：出《史记·世家》应劭注。）。后文帝时有言勃欲反，下廷尉，薄太后谓文帝曰：「绛侯绾皇帝玺，将兵于北军，不以此时反，今居一小县，顾欲反耶」？文帝乃出之（原注：出勃本传。）。昭帝时，殿中有怪，一夜群臣皆惊。霍光召尚符玺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夺之，郎按剑曰：「臣头可断，玺不可得也」。光甚谊之。明日，诏增此郎秩二等。后光废昌邑王，即持其手，解脱其玺组，奉上太后，乃立皇帝（原注：并光本传。）。哀帝崩，无子，太皇太后即日驾之未央宫，收取玺绶（原注：出《王莽传》。《太平御览》载，哀帝将崩，以玺绶付董贤，曰：「无妄以与人。」中常侍王闳者，莽叔父也，白元后，请夺之。即带剑至宣德闼，谓贤曰：「宫车晏驾，国嗣不立。君受恩深重，当俯伏号泣，何事久持玺绶，以待祸至耶？」贤不敢拒，跪授玺绶。按《汉书·董贤》、《王莽传》，哀帝置酒麒麟殿，上在酒所，从容谓贤，笑曰：「吾欲法尧禅舜，何如？」闳进曰；「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之有也。天子无戏言。」上默然不悦。哀帝既崩，莽白：「董贤年少，不合众心。」收贤印绶。则知元后之未央者，收皇帝玺绶；而王莽所白者，董贤印绶也。《御览》本援引《汉书》，而班固、荀悦之书皆不载，不知何书耶？）。平帝既崩，孺子婴未即尊位，玺藏长乐宫。王莽篡汉，使安阳侯王舜请玺于元后，后怒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名思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且若自以金匮符命为新皇帝，亦当自更作玺，何用此亡国不祥玺为」！太后涕泣而言，舜亦悲不能自止，良久乃仰谓太后：「臣等已无可言者，莽必欲得传国玺，太后宁能终不与耶」？太后闻舜语切，恐莽欲胁之，乃出汉传国玺，投之于地，以授舜曰：「我老已死，知而兄弟今族灭也（原注：出《元后传》。《玉玺谱》曰，元后投之于地，玺上螭一角缺。而正史不载，至《吴书》乃始见之也。）」。及汉兵诛莽，莽带玺绶避火渐台，商人杜吴杀莽取绶，不知取玺及莽头。公宾就见绶，问绶主所在，乃斩莽首并玺与王宪。宪得玺，无所送。妻莽后宫，乘其车服。越四日，而李松、邓晔入长安，斩宪，送更始大司马谢禄，而玺归更始矣。赤眉杀更始于高陵，立刘盆子为帝。建武三年，光武征赤眉于宜阳，赤眉君臣面缚奉高皇帝玺绶，乃诏先帝玺绶，归之王府，斯乃祖宗之灵，士人之力。其择吉日，祠高庙，赐天下长子为父后者爵，乃受传国玺（原注：出《光武纪》。）。灵帝既葬，少帝在位，献帝未立，宦者张让、段圭作乱，劫二帝幸北宫，又走小平津。掌玺者奔散，并失其玺。让、圭等既诛，二帝既还，得六玺于阁上，而传国玺独未得也。董卓废少帝，献帝自陈留王即尊位。初平改元，山东州郡起兵讨卓，卓迫帝都长安。二年遂发掘洛阳诸陵，破虏将军孙坚，以袁术之命入洛阳，扫除汉宗庙，平塞诸陵。坚军城南，甄官井上，旦有五色气，举军惊怪。坚令人入井，探得传国玺，方圆四寸，纽盘五龙，上一角缺（原注：此《吴志·孙破虏传》注引《吴书》之言也。此玺元后投之于地，旧不言一角缺，而言一角缺者昉乎此。）。明年，坚死，袁术将僭号，拘坚夫人而夺之（原注：出《山阳公载记》。）。术僭号二年而死，荆州刺史徐璆得玺，还许上之汉（原注：出《朝士谈》，与《山阳公载记》相表里。但《载记》节文见于《吴志》注与杂书，未见全文，恐亦出《载记》也。而《玉玺谱》乃云，袁绍有僭盗意，拘坚妻，逼求之。绍得玺，举兵以向魏武，魏武恶之。绍败，得玺还汉。恐不然也。按坚为破虏将军，乃袁术之意。坚死后，术复表其兄子贲为豫州刺史，策载母徙曲阿，继从袁术，其不为袁绍所拘，事理明甚。）。魏文帝将受汉禅，遣使求玺绶于献穆曹后（原注：后，魏武女也。）。后怒，以玺绶抵轩下，因涕泣横流曰：「天不祚玺（原注：出《穆后传》。《续汉书》云：「天不祚此玺。」其义亦通。按《魏志·贾逵传》；魏太祖崩，隐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军从长安来，问逵先王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所宜问也。」是时魏未受禅，所问者魏王玺绶耳，非传国玺绶也。）」。司马师将废齐王芳，使郭芝入白太后，取玺绶置坐侧。及迎高贵乡公，又请玺绶，后曰：「我见高贵乡公，小时识之，我欲自以玺绶手付之（原注：出《魏略》。）」。自魏传晋，使太保郑冲奉玺禅位。其后平吴，不过得金玺而已（原注：出《晋书》。《御览》引《拾遗录》曰：晋太康平吴，孙皓送六金玺，云无玉工，故以金为印玺。）。惠帝时，赵王伦篡位，使义阳王威与黄门郎骆休逼惠帝，夺玺绶。伦败，帝反正，曰：「阿皮捩吾指，夺吾玺绶，不可不杀」。阿皮，威小字也，于是诛威（原注：出威本传。）。怀帝永嘉五年，岁在辛未，王弥入洛阳，执帝诣刘曜，而传国玺不可考矣（原注：《晋书》载永嘉末，洛京不守，玺为刘聪所得。及石勒灭刘氏，玺入伪赵。冉闵诛石氏，玺又入闵。及是四十二年，而玺复归于晋。然其文乃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不同。《北齐·辛术传》云：辛术镇广陵，获传国玺，送邺，文宣以玺告于太庙。此玺即秦所制，方四寸，上纽交盘龙，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且言二汉相传，至魏晋没于刘聪，至穆帝永和中得之，历宋齐梁而没于侯景。景败，得于郭元建，而术以进焉。按永和所得玺，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至隋犹在，载于《礼仪志》者甚详。而所谓「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寂无闻见，则知《晋史》所载者为是，而《北史》所载者为非也。唐贞观撰《晋史》，其志书最为详备，不应有此玺而不录。《玉玺谱》云：玺属石勒，勒刻一边云：「天命石氏」。此题今不复存。《朝士谈》云：石季龙磨其隐起之文，刻其旁为文曰「天命石氏。」其说既不相同，又云此题今不复存，不知所见者为何玺，不敢以为秦玺也。惟永和所得，乃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八字，粗有传授，亦谓之传国玺，今别条以永和玺名之。马端临《通考》：梁末侯景之败也，以传国玺自随，使其侍中兼平原太守赵思贤佩之，曰：「若我死，宜沈于江。勿令吴儿复得之。」思贤自京口济江遇盗，从者弃之草间，至广陵以告郭元建，元建取之以与辛术，术送之至邺。按郭元建，侯景之党，景败，以广陵降王僧辩，既而复降于北齐，齐遣行台辛术据广陵。传国玺自五胡之乱没于刘石。石氏败，玺复南归于晋。历宋齐梁，至侯景之败，而玺遂北归于高齐云。）。后赵石虎得玄玉玺于武乡之长城，方四寸，厚二寸，文同秦玺，然其色玄也，不知为何代之玺（原注：出《石虎别传》。按石虎即伪位，在晋文咸康乙未，距永嘉辛未凡二十五年。而得玺之年，不可考也。武乡乃上党属邑，本朝初属潞州，后析为威胜军。）。秦苻坚为姚苌所执，当晋孝武太元十年，岁在乙酉，距洛阳之陷七十有四年矣。苌求传国玺于坚，坚曰：「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玺已送晋，不可得矣」。史不书其玺文，又无送晋之事，不知此为何玺（原注：出《载记》坚传。）。又六十一年，岁在丙戌。当后魏世祖太平真君七年，即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也，魏毁邺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其文皆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汉传国玺」。史不言其玉色、工制与其方广、厚薄，既曰魏受汉玺，或者真传国玺也。不知魏晋之间，未有言其旁刻字本末者，何耶？既有二玺，则传国玺已有其副。自太平真君以后，历东西魏周齐隋唐，而此玺未尝见于史。后魏承平甚久，不知何从失之。本朝绍圣四年，岁在丁丑，距太平真君七年又六百五十一年矣，咸阳县民段义斸地得古玉二，五年正月永兴军以闻，诏尚书礼部、御史台、学士院、秘书省、太常寺官讲求定验以闻。翰林学士承旨蔡京等奏：按所献玉玺，其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背螭纽五盘，纽间有小窍，用以贯组。又得玉螭首，其玉白如膏，亦温润。其背亦螭纽五盘，纽间亦有贯组小窍。其面无文，与玺相合。大小方圆无毫发差殊。今考玺文，为秦玺可知。其玉乃蓝田之色，其篆乃李斯小篆，其文则刻而非隐起，其字则饰以龙凤鸟鱼，乃虫鱼鸟迹之法，其制作尚象古而不华，于今所传古书莫可比拟，而工作篆书之文巧者亦莫能仿佛，非以后所能作明矣。臣等被奉诏旨，得与讨论，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所有玉玺，委是汉以前传国之宝（原注：蔡京等黜诸家伪说，而断以正史，其说是矣。但其奏有云，曰「皇帝寿昌」者，晋玺也。曰「受命于天」者，后魏玺也。则「既寿永昌」者，秦玺可知。迁就欺罔，无所不至。按「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晋得此玺，如今得秦玺也，岂可谓之晋玺？至于「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斯乃秦玺而后魏得之耳。今乃析而二之，以「受命于天」为后魏之玺，以「既寿永昌」为秦玺，其为面谩也甚矣。邵武《后录》：绍圣元年，咸阳县民段吉夏日雨后村中立门足陷，得玉玺一，方四寸，篆文如凤鸟之状，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按《玺记》云：秦始得卞氏玉，刻以为玺，元后取玺投之地，故一角缺。验之皆合，唯记云色黄，此青苍色耳。又云背亦刻「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则无之。有司奏上，廷议以为瑞，改元元符，命段吉以官。至靖康，金人取去。）。诏令礼部太常寺考案故事以闻。四月丙戌礼部太常寺言：按《国朝会要》，元日、五月朔、冬至，并行大朝会仪，乞以礼祇受，群臣称贺。从之。命宰臣章惇书写玉检，诏词臣撰乐章，付太常寺，应奉朝会之用。丁酉，诏传国宝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五月戊申朔，行朝会礼。己酉，大赦天下。癸丑甲寅，恭谢景灵宫。戊午，宴于紫宸殿。丙寅，诏以绍圣五年六月朔为元符元年（原注：出《泰陵宝录》。）。徽宗即位，以白玉作受命宝，为八宝之一，其方四寸有奇，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大观元年十一月，诏八宝初成，可于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尚书省言：受命宝非常用之器，唯封禅则用之。则大观以后，本朝有绿白二玺矣（原注：出《会要》。谨按《御制八宝记》云：受命宝，其玉蓝田，其制秦也。不可以传示将来，贻训后世。方参稽宪度，自我作古，有以宝玉献者，色如截肪，气如吐虹，温润而泽，其声清越。有以古篆进者，龙蟠凤翥，鱼跃鸟飞，奇耦相生，纵横得所。有以善工进者，雕琢众形，如切如磋。分毫析缕，不见其迹。四者毕备，于是揭而玺之，乃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之文作受命宝，其方四寸有奇。蔡绦云：得秦玺而无检，螭又不缺，疑其一角缺者乃检也。自有玺后，考验甚详，上犹独取其文而黜其玺不用。旧说螭一角缺，未有言其检者，此又绦之凿也。但古今所见少有同者，不得不致疑耳。）。自元符戊寅至靖康丁未，盖三十年。自建炎戊申至嘉定辛巳，又九十四年矣。永和玺者，不知其何时作也，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与秦玺不同（原注：《北齐·辛术传》以其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者，误也，已于秦玺辨之。）。后世以为传国玺易与秦玺相乱，今故以永和名之，谓其以永和至晋，而名始着也。其制度精密，非当时僭伪所能办（原注：《晋阳秋》云：鸟篆隐起，巧丽惊绝，与传国玺不同。《隋志》云：螭兽纽上交五盘螭，鸟篆隐起。）。自洛京失守，南北纷争，假托天命者，皆欲得此玺。变诈百出，无所不至（原注：《晋·载记》，冉闵弑石祗，僭大号，遣其使人常祎聘慕容隽，隽使记室封裕告之曰：「石祗去岁使张举请援，云玺在襄国，其言信否？」祎曰：「平寇之日，在邺者略无所遗，玺何从而向襄国？」《载记》又曰：冉闵既败，慕容隽欲神其事，诈言历运在己，闵妻得玺以献，号曰奉玺君。以永和八年即皇帝位，大赦境内，改元曰元玺。又《玉玺谱》云：元帝渡江后，数世无玉玺。北人皆曰司马家儿是白版天子。或谓元帝大兴三年，慕容廆尝送玉玺三纽，不知彼乃宇文氏所得之玺，非中国之玺也。）。晋永和虽得之，而所以得之者非正道也（原注：《载记》又言：冉闵被执，其子智尚幼，蒋干遣詹事刘猗奉表归顺。濮阳太守戴施应之，次于棘津，猗至施止，不听进，责其传国玺。猗归以告干，犹豫不决。施因遣参军何融率壮士百人入邺，登三台助戍，谲之曰：「今且出玺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涩，亦未敢送。当遣单使驰告天子。天子闻玺已在吾道，当遣重兵相援。」干信之，乃出玺付融，融使赍玺驰还。或谓何融以赏得之，或谓戴施取之以计，乃使何融驰还。或谓冉智以玺付之，非蒋干也。大要是何融、戴施共谋取之，冉智年幼，听命于蒋干，不足深辨。《晋阳秋》云：雍州玺者，晋孝武太元十九年雍州刺史郤恢表慕容永称藩奉玺，方六寸，厚一寸七分，蟠螭为鼻，合高四寸六分，四面龟文，下有八字，其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云是慕容所制，未详厥始，此则误也。八字载于永和八年《晋纪》，不可泯没。慕容永崛起小丑，草创简陋，寻为慕容垂所杀，安得更自制玺？先是慕容隽乃慕容廆之子，父子雄据一方，犹以不得玺为耻，诈封奉玺君，而况于永乎？其言未详厥始，则不根甚矣。）。姑因史氏诸家之说，推本而铺叙之。永嘉五年，王弥陷洛阳，得六玺送刘曜，曜送刘聪，而此玺在其中（原注：洛阳陷时，与秦玺当皆送刘聪，而秦玺不复传授，疑乱兵失之。）。聪死，子粲嗣位，其大司空靳准作乱，自称大将军，执粲杀之。及准为乔泰等所杀，推靳明为盟主，遣卜泰奉玺于曜。曜大悦，谓泰曰：「使朕获此神玺而成帝王者子也」。石勒闻之怒，增兵攻明。及曜败于石勒，其子熙奔上邽。石虎克上邽，遣主簿赵封送玺于勒。向所谓六玺者，止有其一，此外特太子金玺耳（原注：已上并杂出《晋书·载记》。按天子有六玺，曰天子之玺、天子行玺、天子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皇帝信玺，所用不同。应劭《汉官仪》及诸史皆详言之，与传国玺并行于世。自永嘉以后，每言传国六玺，则是六玺不皆在，与传国玺合为六耳。《前凉录》载，张寔元年兰池赵婴上言，于青涧中得一玉玺，钳纽，光照水外，文曰「皇帝玺」。《后周书》曰：宇文氏因狩得玉玺三，纽有文曰「皇帝玺」，必永嘉以后之所失者也。至唐贞元二年，神策将温嘉顺犹得白玉印文曰「天子之宝」，亦可见矣。赵封送玺于勒，止有一玺，于此可见。）。石勒既死，石虎篡立。虎死，其子世嗣位。石遵、石监、冉闵相继篡立，闵为慕容恪所执，其子智守邺尚幼，因其臣蒋干以玺献于晋（原注：《燕书》曰：元玺六年，蒋干遣太子詹事刘猗赍传国玺诣晋求救，猗负玺行数里，天黄雾四塞，不得进，易取行玺始得去。此事虚诞，全不可信。），永和八年，玺至建业，百寮毕贺（原注：出晋《穆帝纪》。）。自晋传宋，宋元凶劭作乱而败，不见传国玺。问劭，乃云：「在严道育处」。就取得之。孝武即位，拜蔡兴宗为侍中，每言得失，无所顾惮。帝新拜陵，尝使负玺陪乘。宋末，谢朏为侍中，领秘书监。齐高帝将受禅，朏当日在直，百寮陪位，侍中当解玺。朏佯不知曰：「何公事」？传诏云：「解玺授齐王」。朏曰：「齐自应有侍中」。乃引枕卧，传诏惧，乃使称疾，朏曰：「我无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东掖门，乃登车，仍还宅。是日遂以王俭为侍中解玺，既而武帝请诛朏。高帝曰：「杀之则成其名，正应容之度外（原注：并出《宋书》。）」。自齐传梁，至简文帝，为侯景所篡。景败，其玺不知所向。北齐东南道行台辛术于广陵得其八玺，献于文宣，文宣以告太庙，而此玺居其一也（原注：《辛术传》云：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推原所自，以为永和中载僧施所得者，使督护何融送建业，历宋、齐、梁至侯景败，侍中赵思齐以玺授景，南兖州刺史郭元建以送于术，而术以进焉。其玺文与《晋纪》不同，疑术传误也。若以为晋永和自是一玺，而辛术自是一玺，特术传引用之误，亦是一说。但永和玺后来却有传授，而辛术玺所谓「受命于天，即寿永昌」者，齐陈之际，略无所传，知其误也。又文宣纪载所献八玺，而术传只载传国玺，又不知其七者果何玺也。先是齐受东魏禅，固尝遣太尉彭城王元韶等奉皇帝玺绶，而魏宗室元晖业骂之，曰：「尔不及一老妪，背负玺与人，何不打碎之？」事见《魏景穆十二王传》。则知当时之玺不一而足，八玺之中，亦必有所谓六玺者，特宋齐所传，非西晋之旧也。）。北齐河清中着令定制，自六玺之外，止有传国一玺，白玉为之，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是物也（原注：《隋志》载北齐玺，自传国玺、六玺之外，止有木印，则辛术、元韶所进之玺，已不能全矣。）。北齐、西魏皆并于后周，始与神玺并行于世（原注：西魏大统三年，槐里获神玺，大赦，不言其文也。独《隋志》言，神玺、传国玺皆宝而不用，神玺明受之天，传国玺明受之运，则神玺之文，亦有关乎天命者矣。）。开皇三年，诏以传国玺为受命玺（原注：出《隋文帝纪》。《朝士谈》云：开皇九年平江南，得真传国玺，乃改前所得者名神玺。此又不考本末者也。秦玺失于晋永嘉，而稍见于后魏太平真君之时，永和玺复归于晋，而隋已得之于后周矣，陈安得有真传国玺哉？谓陈有梁敬帝近代受禅之玺，犹之可也。况西魏、北齐已先有神玺之名，非开皇所改明矣。）。隋之亡也，玺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为窦建德所得。唐武德四年，克平东夏，建德右仆射裴矩奉八玺以献，而受命玺实在其中（原注：化及之事，虽出于《朝士谈》，而正史不全载，然新旧史于《建德传》皆云裴矩奉传国八玺来降，则炀帝失之于化及，化及失之于建德，其事明矣。）。唐有受命玺，以封禅礼神，即其旧也（原注：《新唐志》载，神玺、受命玺之外，止有天子、皇帝六玺而已，是谓八玺。乃言有传国玺及八玺，岂通传国而为九耶？志言八玺甚备，而传国玺独无所言，是误以受命、传国为二玺矣。当云合传国为八可也。）。太宗贞观十六年，复刻受命玺，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而受命之名，复自别于传国玺矣。武后长寿二年，尝改玺为宝。中宗神龙元年，又改宝为玺（原注：此三事，皆出《通典》，而本纪不载。特于长寿二年九月乙未，书作七宝而已。）。玄宗天宝十载，改传国宝为承天大宝，而传国之名犹不废也（原注：肃宗乾元元年，上皇天帝御宣正殿，授皇帝传国、受命宝，则知虽改为承天大宝，而旧名不废也。）。五代乱离后，其玺不复存矣（原注：蔡绦《国史后补》云：国初创业艰难，诸宝多阶石为之。元丰中，始诏依古作六玺，有玉而未成也。《会要》云：唐末六玺亡失，国朝铸以金鍮。太宗雍熙三年，诏以天下合同之印为天下合同之宝，御前之印为御前之宝，书诏之印为书诏之宝，铸以金，是玉玺不传于本朝也。）。受命宝者，其初当出于传国二玺，其一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其二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皆有受命之文，而未以受命名之也。隋文帝受周禅，遂有东、西二魏之宝，其名不一，而所谓传国玺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者，乃永和玺也，其传最远。开皇三年，始表异而出之，名曰受命玺，而受命之名立矣。隋传之唐，而太宗不以为受命玺也。贞观十六年，乃自作受命玺，以白玉为螭首，其文曰「皇天景命，有德者昌」。是隋、唐之际，各有是玺，而其文则异。本朝继五代之后，二玺皆不复存。至道三年十一月二十日，真宗即位之初，中书门下言：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诏可，而不言其制度也（原注：《会要》误以膺字为应字，而《长编》不载，旁见于《宏词类编》者，乃作膺字。虽不足据，然累圣皆作「恭膺天命之宝」矣。）。大中祥符元年五月，有司详定封禅仪，请以玉牒、玉册并刻字填金，联以金涂银绳，缄以玉匮，置石䃭中。封匮以金泥和粉乳香为之，印以受命宝，宝方一寸二分，文曰「恭膺天命之宝」，则是真宗朝尝两作之矣（原注：《会要》云：请依旧制，别造玉宝，文同受命宝，则是八字皆同，而《长编》止载「恭膺天命之宝」六字，盖节文也。是时又作「天下同文之宝」，铸以金，以封石䃭。《会要》虽云封匮封䃭之宝，而不言别作，则又略也。）。乾兴元年，仁宗即位，三月十六日礼仪院言：皇帝登位，所有受命之宝，并缘宝法物，请下文思院少府监。从之。天圣元年九月二十二日，诏以宫城火，重制皇帝受命宝，则是仁宗初年亦两作之也。嘉祐八年，英宗即位，六月十三日，翰林学士范镇言：「伏闻大行皇帝受命宝，欲举而葬之，恐非所以称先帝恭俭之意。其受命宝，乞陛下自宝用之，且示有所传付」。诏检讨检寻典故，及命两制礼官详议。翰林学士王圭等奏议曰：「受命宝者，犹昔传国玺也。宜为天子传器，不当改作。谓今宜从省约，以称先帝恭俭之实」。其后别造受命宝，而所议弗用。元丰八年，哲宗即位，门下侍郎章惇言：「奉诏篆皇帝受命宝，请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从之（原注：以上并出《会要》。）。即是以观，本朝皇帝即位，皆作受命宝，而以「皇帝恭膺天命之宝」为文矣。但前乎真宗，则有太祖、太宗之世，后乎真宗，则神宗居英、哲之间，而受命宝亦不作，岂作辍亦随时耶？将史失之耶？哲宗得秦玺，绍圣五年四月诏作传国玺检，以「天授传国受命之宝」为文，是哲宗有两受命宝，而秦玺其一也。徽宗初年，亦作受命宝，因秦玺之旧，以「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为文，则徽宗之受命宝，不复用「恭膺天命」之旧矣。既作受命宝，又作镇国宝，及天子、皇帝行信六宝。大观元年，八宝皆成，十一月十一日，诏以来年正月二十三日后用之（原注：镇国、受命本是二宝，而《会要》乃载大观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诏受命宝字之上添镇国二字，则当与镇国宝相乱矣。至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又诏八宝之名，一曰镇国神宝，二曰受命之宝，则是受命之宝未尝加镇国字也。《会要》何为并载耶？）。今皆不存矣（原注：朱丞相《秀水閒居录》云：靖康京城失守，八宝悉为金人劫取矣。但八宝既失，而镇国宝独存，其文所谓「范围天地，幽赞神明，保合太和，万寿无疆」者，则又朱丞相误也。镇国宝文九字，曰「承天福，延万亿，永无极」，而「范围天地」以下十六字者，谓之定命宝，乃朱丞相维扬所见者也。合定命宝言之，谓之九宝。靖康八宝皆失，而定命宝独在。蔡绦《国史后补》载九宝甚详，与《御制八宝记》及《会要》诸书皆相表里，当以绦说为正。）。予讨论玉玺本末，有所谓《云麓漫抄》者，乃赵（原注：彦卫。）景安之所作，予未之见，疑犹有遗论也。讨论粗定，乃于亲戚间见之，顾其说微有差误，不足取信。且如秦玺之为玉，或云和氏，或云蓝田，要当指一物为证。今云秦得和氏所献玉，命李斯篆书，诏工人孙寿用蓝田玉作，何也？献帝初虽失玺，后复孙坚得之，再入袁术，而徐璆以上于许。今云献帝出奔则失之，何也？曹操虽不受汉禅，而子丕实受之，刻玉玺之侧，曰「魏所受汉传国玺」，虽真伪未可知，未尝指言操所刻也。今云不应操为丞相时，先取其玺，何也？晋元帝渡江，数世无玉玺，北人始有白版天子之讥，其后永和得玺，君臣相庆。今云三国鼎立时，有假版天子之语，何也？秦以前为方寸玺，至始皇侈而大之，乃作受命玺。今云方围四寸，其为伪无疑，何也？如此等类，不可胜举，姑举其概以自志焉。

予昔首众于五峰，时古月融禅师实典宾职，既叨同事，日数从游，为山间水边之乐。续以业缘来居青山，逾十年矣。一日翩然过我，坐间娓娓谈前言往行，颇清老怀。徐出《丛林盛事》一编，皆命世宗师与贤士大夫酬酢更唱之语，诚可以警后学而补宗教，大率与先师武库相类，殆将锓梓，以惠后世，其利岂不博哉！因援笔以题于后。庆元己未，华藏遁庵宗演跋。

臣猥以不佞，自先帝龙飞亲擢，四十年间，五叨聘召。虽或去或就，时义各异，而其间最相似者，侂胄既殛，臣首被特招；弥远既终，臣又膺严诏。深惟两朝不凡之遇，感深至泣，所当倍道疾趋，恪共明命。乃再辞而后入，非敢缓也。方嘉定号为更化，取其尝忤权要者，以次收用，江浙闽越之彦，未数月而集。惟蜀士之召者五人，乃以道远未至，则背秋涉冬，事体已与前异。于是杨辅除金陵，刘光祖除襄阳，皆自近畿而返。范子长畀节，不得入对，赵大全虽承奉常，旋遭论罢。臣卒以固辞得请，移守广汉。方改元更始之初，海内拭目以观太平，岂谓一韩方毙，又生一韩！臣尝身履其事者，私自惟念，臣实何人，而常居更化召用之选。故多忧易怖，欲进还却，踰年而后造阙者，犹未免以嘉定疑端平也。今得诸道路，则所见之事固已不逮所闻。呜呼，何治之日果不足以胜乱之时耶？恭惟皇帝陛下以贤圣仁孝之夙著，无心而得天下；以艰难险阻之备尝，小心以保天下。凡古今治乱之变，固已周知熟察，而背芒于霍光，发立于德裕，韬光晦迹，以行其所愧，弥远不恤也。陛下有尧舜之资，而弥远事之以汉魏叔季之主，而操、懿自为耳。操专国二十五年，以授其子丕。司马懿专国二十五年，以授其子师、昭及其孙炎。今弥远窃权之年，视操、懿又过之。虽以二子庸劣，无丕、炎之黠，未有以济其无君之谋，而凶类恶丑，根株牵连，狝薙弗蠲，遗孽馀毒必复滋蔓，则将有甚于操、懿者。陛下或操大柄，雷霆之威，日月之光，披聋登瞽，声焰震灼，近自杭、婺、常、润，远至闽、广、巴、蜀，凡为权臣所厄者，皆以收拾无遗。虽臣独被重谴之馀，亦得以玷招来之末矣。臣虽不能为时损益，然再辞不获命，则亦昧于一来，尚几拭目新化之成。而得诸道路，咸谓汴洛之师委寇资敌，惠广之寇跨州连城，鞑使求和，虚实未保，北人内附，情伪难明。今日而徐邳诸郡覆军，明日而建宁郡卒作乱。盖可怖可愕之事，时时有之。至于禁旅不静，公私阖户，井邑罢肆，不图辇毂之下，而亦有此。于是道谤市议者，率谓群贤日至，正论日闻，而事变乃尔，莫不归咎儒生徒能诵说经义，而于君德、于国政绝未见丝毫之益。虽馆职试言，学校上书，亦例疑经术为空虚无用之具。夫道谤市议，小人之无识，不足问也。而学自孔氏者，亦加嫚侮。呜呼，是未知诸贤之心也。《诗》曰「靡哲不愚」，言如愚人之混俗而苟容也。又曰「善人载尸」，言如祭尸之不言而坐食也。若以是责诸贤，虽亦有词，是岂知权奸擅国之久，无一不坏，譬诸衣敝而生虮虱，木蠹而长蜉蚁，补纫培养，此岂一旦夕之功？而乃遽以四十年积坏之事，责众君子于期月之间，亦为不知务矣。而况正论虽日闻而实未尽行，贤才虽日至而实非信任，岂诚诸贤之过？而必为是归咎之说者，此小人之情状，殆未可测也。臣来自下土，不知事体，第以累朝之事明之，窃意今日之事必有乘间俟隙之人，潜伏于冥冥之中而人不察焉。且元祐之治仅四年而浸改，又四年而改绍圣者，安石馀党摇之也。建中靖国之治，未半年而遄变，又半年而改崇宁者，京、卞之馀党移之也。桧死之后，暂正而遄已者，桧之党如该、如卨、如思退诸人，蟠结如故也。侂胄死而更化为具文者，弥远、弥坚固由宫妾以进，一时达官皆同类也。今弥远既毙，天开平治之基，所宜惩创绍圣、崇宁之失，坚凝元祐、建中之治，则岂惟寿国家元气之脉，亦可以杜奸人窥伺之端。而朝廷之上，牵于系累之私，迟回顾畏，以生祸隙，遂使朋奸罔上之徒，旁缘事变之来，讥笑善类，将以为援引权党，撼摇国是之地，至烦陛下慨然于旧弼之思。且汉文帝拊髀而叹无颇、牧，唐穆宗当馈而叹无萧、曹，夫无颇、牧、萧、曹，是诚可叹也。今何至乏才如是，而陛下直以汉文、唐穆之叹，用之凶狡贪墨之人？万一闻之四方，则于圣哲知人之鉴，亦不为无玷矣。而况观人之法，亦视其所主。若所主者寺人瘠环，是亦瘠环之类也。岂有以进不以正，而可以当大事乎？陛下方为权臣所操而不得伸者十年，万一信任匪人，又为所操，有如晁错所谓日损一日，岁亡一岁，日月益暮，盛德不究于天下者，不知天下后世以陛下为何如主也。臣被命于改元之后，缀名于众正之列，亦冀圣德日新，治效日隆，脱四十年韩、史浊乱之厄，而自附于庆历、元祐之臣，则臣之愿也。而岂欲为咈心逆耳之言，以贻陛下之厌惮？诚见陛下以上知之资，开升平之运，天下望治者一年有半，而谓小人才于君子，谓君子不才于小人。夫才云者，能为善之称也，故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忠肃恭懿、宣慈惠和，则谓之才；掩义隐贼、毁信废忠、傲狠明德、侵欲崇侈，则谓之不才。程颐尝言：「才禀于气，气有清浊。禀其清者为贤，禀其浊者为愚」。盖古人以德行为才，本乎情性之正而有以充之，此君子之才也。后世凶暴为才，狃乎气质之偏，顺而长之，此小人之才也。君子之才可以开物成务，小人之才至于败国丧身。几微之间，安可不察？今陛下以委任乏才而犁然有感，使出于一时之忿懥而不得其正，则忿懥之平也，犹可以反诸正。若遂执此见以为观人之法，使此曹得志，则必引其侪类以纷乱众事。如吕惠卿之覆王安石，蔡京之逐韩忠彦，虽于受知受举之地，且不暇恤，而何有于同列？于是时也，贤者必相携持而去，凡粗有知识者亦皆廪廪乎有危亡之忧矣。乃者侍从台谏阒无一言，仅有给舍论列，亦未有所施行，乃因其自陈而姑听之，爱护存全，若将有待。诚恐宿根未剪，一旦发见，则必如章惇、蔡京，始言恤公论而强从，终必逐诸贤而复用，臣窃有深忧焉。今陛下并建二相，必将进退人物，一新中外之观听。此正君子小人消长之机，天下国家安危之候，天命人心去留之日。臣愿亟轸宸虑，与二三大臣察人心邪正之实，推世变倚伏之机，必知执衔之易于移人心，惟公论之不可不恤。念忠忱谨实者虽无目前速效之可见，而决无反覆难信之忧。凶狡贪墨者虽有一时逢迎之可悦，决有包藏不测之患。《书》曰：「天位艰哉，德惟治，否德乱」。惟陛下思患而豫防焉。臣以谴逐之馀，诚不自意再望清光，惓惓忧国之忠，装怀积想，将为陛下历历言之。独念进退人物乃治忽安危之机，用敢不避狂僭，辄以是为群言之首。虽攘臂当虎，为士所笑，然惩羹吹齑，臣实耻之。惟陛下幸赦其愚。

臣等闻之《易》之《师》曰：「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圣人象之，曰：「小人勿用，必乱邦也」。必之为辞，言其决然而无可疑也。臣观自古以来，必有君子而后能国，未有用小人而不至于败亡者。圣人之言，如金科玉条，其可犯也哉？臣等谨按太中大夫、新除刑部尚书史嵩之，习气轻浮，操心狡狯，膏粱之子，本无学术，凭藉其伯弥远声势，滥魁朝列，公论不容，至今籍籍。游边累年，初乏善状，弥远内专八柄之权，外存三窟之势，遂以乳臭小子谬当阃寄。弥远晚年每欲引之自代，师、昭之心，人皆知之。冰山既摧，嵩之知无所恃，外交敌人，私结和议，用权桧故智恐胁朝廷，为守禄固位之计，不臣莫大焉。边方以积贮为大命，嵩之空京湖之粟以喂强邻，以博珠玉，兵民苦于转输，破荡死徙而不恤。敌人本未知中国虚实，嵩之屈体事之，引敌人头目一二百人出入城府，听其节制，而殊不知耻。往者小使邹伸之之遣，引致王楫，窥觇上都，启敌人贪婪之心，贻襄蜀蹂践之祸，皆嵩之实为之。斥逐家居，安享富贵，在嵩之可为幸矣，而乃恃其多赀，交结中外，规图复进。起家而帅江右，物议已自沸腾，曳履而玷清班，名器抑何轻亵！给事洪咨夔谓近日雷雪之变，皆此人所致，尝行缴驳，权直院吴咏亦复见之论奏。为嵩之者合知去就矣，顾乃偃然供职，恬若不闻，可谓小人之无忌惮者也。嵩之为人，惟陛下与一二大臣谓其才可集事，而天下之人皆谓其轻嚣寡谋，必将重至误国，此譬之恶草当芟夷，蕴崇之勿使能殖可也，岂宜任独见、违公论而用之乎？且陛下与一二大臣必欲用嵩之者，不过谓其尝为襄帅，稍谙北人情性，可以招来郭胜讲解敌师而已。臣等以为不然，胜之叛去，父母妻子被戮，怨望已深，决无可招之理。敌得志而骄，和议亦断未易成，嵩之近日奏疏，尝为走弄之语矣，陛下用之，必无益而有害。臣等闻元祐间众贤聚朝，天下骎骎向治矣，时相吕大防把捉不定，至用调停之说，兼用熙丰旧人，进李清臣、邓温伯，而杨畏、章惇、蔡京之徒攀援而至。其时虽以刘挚、范纯仁、苏辙、王岩叟诸贤参错要路，不足以遏其复然之凶焰，而中原之祸随之。天下安危理乱之机，甚可畏也。弥远浊乱天下一十八年，遗患馀祸，至今不可医治，今陛下复欲用其犹子，寘之文昌八座之列，臣等恐其巧窥阴伺，呼集非类，以害君子，而绍圣之祸复作矣，臣等甚忧之。在《易》，内君子而外小人，其卦为《泰》，内小人而外君子，其卦为《否》，小人之不可近也如此。臣等愚见，欲望陛下特赐睿断，将嵩之刑书职任亟行褫罢，以清朝列，以快公论。若谓时方多事，未免使贪使过，且乞与一在外州郡差遣，少老其才，以备他日边头任使，庶合《泰》《否》内外之道。谨具觉察以闻，伏候敕旨。

张横渠少读异书，无所得，返求圣人之道，卒至皋比讲《易》，为世宗师；谯达微早从业二氏，无所见，专意伊川之《易》，后于洛中超然遗世，为时尊敬。二君子出处大略相似，而趋向各不同，固未易较其优劣，然皆资禀高明，见道敏而用心刚，中行独复者也。谯岩老一旦悟黄冠羽服之非，猛勇学《易》，通《姤》、《复》之旨，精进修炼，周游四方。名公钜卿，悉加敬礼。其生质盖亦卓尔不群者。观其诗文间不免二氏，而大抵有志当世，其达微之俦欤？使加研究精微，会万理于一贯，不过唤醒间耳。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斯人宜在所录。景定甲子莫春二十八日，巴川阳某谨跋。

竹溪翁为吾家方郎广翁居之作字说，高矣美矣，然义理无穷，余请为竹溪作义疏，可乎？按孟氏居移气养移体之论，特借齐王之子以启发学者，当与「今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而为之」一章并观。自古圣贤居穷处约而当时后世宗师之者，以其道之巍巍，非以其居之潭潭也。不以道而以居，则四代礼乐非陋巷所能容，而百官宗庙亦不在鲁东家矣。夫士之大节曰居曰行而已。申申夭夭，其气象也；战战兢兢，其操□也；独行不愧影，独寝不愧衾，其践履也。凡所以居之也，居之安则推而行之，如乘安车驷马徐驱于九轨之涂，大风有隧勿迷也，终南捷径勿由也。居之方富春秋，力学而强为善，知及之仁，又能守之，可以负荷此名字而无愧矣。

闻诸伊川程子曰：「古昔圣王之君天下也，治之而争夺息，道之而生养遂，教之而伦理明」。又继之曰：「不先天而开人，各因时而立政」。至哉斯言！盖谋人国家者不可一日而不讲也。矧今天启休明，朝登硕哲，周、召夹辅，民具尔瞻，举国欣欣然望太平之有日。然以千载所难得之嘉会，当为一日不可缓之令图。古者尧舜之世，其知在急先务，其仁在急亲贤。今旁招俊彦，柬用名贤，固已彬彬而进，然分布内外之士，贪廉不可贸乱，贤否不可混淆，遗逸疏远之才不可不汲汲于搜访，使之拔茅连茹，起赴《泰》之会。此今日最急之先务，而知及仁守，所当早加之意也。夫古者治民而争夺息，其化流必自近始。今畿甸之近，寇窃纵横，行道往来之人或多震怖，不可向迩。江海鱼盐之利皆权门势家之窃据，而乘间伺衅以诲盗纳侮者，充斥于苏、秀、常、润之区。国法不存，奸民争利，伪会莫禁，祇见夫楮直之日亏，铜钱浸消，几尽于商舶之外泄。而况诸郡之邮置不严，命令不可得而信；边境之间谍不审，虚实不可得而知。脱有缓急，正恐事至而忧，不若事豫则立之，所宜速图也。然则治之而争夺可息，非监司、牧守责乎？厥今边疆之吏未必皆择，台郡所委未必皆贤，州县贪虐，无所惩畏，甚至巡警之职或养寇以渔其利者亦多矣。况自清野之令行而屯田无所施，自户版之籍湮而差役不以等，自盐法之屡变而商贾日以困，自牙契之拘敚而公私为之伤，自义米之桩留而凶荒无以备。长淮千里，民无还定之期；浮江而南，家有愁叹之苦。有司虐取，不一而足，甚而未尝调戍而军期为之峻征，所至旱伤而守令不以实告，民怨郁结，长此安穷！根本内摇，衅隙外启，傥不道之以怀生之乐，宁保其不怀等死之心？愚恐吾国所忧不在边疆而在萧墙之内也。今欲开之以生理，上则有朝廷之责，下则有州县之责。何以言之？盐法不可不还榷务，牙契不可不还常平，义仓不可不还州县，此朝廷之责，当勇于改图者也。屯田当审度地宜而详为之经理，版籍当挨究字号而善与之推排，保甲当严切举行，先城市而后田野，此州县之责，当谨于奉行者也。虽然，争夺息而生养遂，此所谓明政之举也。至若教之而伦理明，则人心正而民经定矣。窃闻夫师道立则善人多，故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若昔舜命九官，教民播种之后，兢兢然虑百姓之不亲，五品之不逊，急先命契为司徒，使之敬敷五教而不容缓。若皋陶五刑之明，所以弼五教之所不逮（原阙）。是以任贤使能，以致中兴。诗人歌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盖周道灿然复兴之本也。又歌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此又周邦论道经邦之所由来也。矧今贰公弘化，为世宗师，人莫不以孝友之风著于家庭者称之。今欲教训正俗，兴起人心，莫若蒐举耆旧宿学之士，求其践履之纯笃、讲明之切实者，尊用一二，以为内外师儒之官，然后至于每郡教职，皆不可不谨其选。将使吾道浸明，士习丕变，亦岂无岂弟友恭之彦，自得于时文雕镂之外者？如是而民俗之不变，未之信也。虽然，愚又闻成周以八法治官府：一曰官属，而至八曰官计，盖王国之官也。由今而论，则省部台府，实有当任其责者。故朝堂会议，责重于都曹。某滥员曹属，职不能举，当在罪典。姑请汰去，俾守本职，别乞博采时望，精选材实，以称是任。此都曹之职当遴选也。然至于（原缺）堂之曹胥，莫非王官之秩，今乃罕知祖宗典故实严于考察功过之都曹，甚至簿书期会，皆涣散纷乱而无考，筹帷机密亦彰灼播传而莫禁，此非一日之故也。某等乞自今日凡治王国官府，请钧判责都曹之旷怠，凡举簿书期会，许都曹覈吏职之稽违。夫如是，则职有所总，责有所分，而体统正矣。则夫运化钧于上者，惟曰大明庆赏刑威，以诏废置予夺之使。簿书期会、狱讼、钱谷、甲兵之事，莫不悉分任于省部之职守。必也精选其人，各当其任，则或可以治财，或可以治兵，或可以总计。要使朝无倖位，官无失职，如此则邦国都鄙之治举矣。而今而后，凡汉王吉长策之奏，蜀诸葛孔明出师之表，可不为今日陈之乎？公道日以明，国典日以揭，天下无不可为之事。孟子曰：「国家閒暇，及是时明其政刑，虽大国必畏之」，何忧乎国计，何忧乎敌兵！是意也人皆能言之，岂非大丞相所素讲明者乎？某末学疏庸，叨恩超躐，诚念幸得遭遇天日开明之时，道揆端凝，翕孚人望，中外倾心，企足以俟太平之效用，是拳拳爱助，辄献野芹。情切辞烦，自速罪罟，惟大贤容人而矜亮之。

先生博极群书，悉为训释。学识言议，为世宗师。婿于南涧韩公之门，尝与晦庵诸公讲明斯道于鹅峰精舍。虽天不假之年，而令名可垂千古。立祠绘像，迄今俨然。赞曰：

蒐经微妙，发圣精华。文脉两汉，气盖百家。东莱撷英，南涧供藻。玉映冰清，千古不老。

惟公毓秀兹土，抱负瑰奇。道学行义，为世宗师。黼黻之文，照耀一时。金玉其操，不磷不缁。昔在元符，谏列是司。事之难言，莫甚房帏。公独忤意，讦直是规。再谪岭海，气不少衰。迨其垂殁，或往省之。惟念国事，语不及私。嗟嗟若人，世复有斯。祭典尚德，于公实宜。薄陈一奠，聊慰我思。

先生之诗见于文集者止十卷，每病其比次失伦，裒定纷错，无以考其岁月之后先，因以验其进退之序。首卷虽先生手自删取，名《牧斋净稿》，然实少年之作也。今观《远游》一篇，已见其规模之大，立志之坚，既有以开拓其问学之基矣。其次卷则自同安既归，受业于延平之后，时年二十有八。自是往返七年，豁然融会贯通，而寄兴于吟咏之际，亦往往推原本根，阐究微眇，一归于义理之正，尽洗诗人嘲弄轻浮之习。其挽延平，时年三十有四，诵其「本本存存」之句，亦可验其传河洛之心矣。南岳唱酬，实乾道丁亥，时年三十有七。《斋居感兴》二十篇，其壬辰、癸巳之间乎？凡篇中所述皆道之大原，事之大义，前人累千万言而不能彷佛者。今以五言约之，此又诗之最精者，真所谓自然之奇宝与。南康诸篇，则己亥之后，于是年五十矣。晚年诗不多见，末卷尤不可考。最后《题写真绝句》，去易箦才一月，其任重道远之意，凛然于十四字之间。呜呼至矣！先生道德学问为百世宗师，平生所著述以幸学者不为不多，而学道者不必求之诗可也。然道亦何往而不寓？今片言只字，虽出于肆笔脱口之下，皆足以见其精微之蕴、正大之情。凡天道之备于上、人事之浃于下，古今之治乱、师友之渊源，至于忠君爱国之诚心，谨学修己之大要，莫不从容洒落，莹彻光明。以至山川草木、风云月露，虽一时之所寄，亦皆气韵疏越，趣味深永，而其变化阖辟，又皆古人尽力于诗者莫能闯其户牖，亦未必省其为何等语矣。某又于《远游》、《写真》二诗独得其为学之始终焉，庶几乎金声玉振，乐之大成也与！

伏审八座升班，一冰叠组。断鳌以立溟极，亟当至周召而乃留；丰貂以步文昌，聊复与皋苏而并驾。士方续贺，民实具瞻。窃惟天开我宋之隆，时获异人之用。王文恭草治平之诏，进端殿所以为参预之阶；范忠宣翊元祐之谟，迁吏铨所以寄宥密之径。盖付危疑于谈笑之自定，则处富贵皆勋业之优为。若时钜贤，重我皇国。恭惟侍读直院中书判部尚书四海慕尚，百世宗师。作为文章，何止翔蛟龙跃虎凤；措诸事业，固已驾风云鞭雷霆。历东西台而金玉厥声，合内外制而机杼一手。人固荣其儒学，公未展于绪馀。属当仓猝之几，卓有谋猷之致。先皇重付托而定楚璧于五拜，主上轸谦冲而对汉玺者三辞。与大臣从容其间，俾宗祏帖泰如故。其伟绩有若此者，顾何官可以酬之！今兹横经于劝诵之帷，曳履于论思之地，皇猷益焕，事本维新。虽总禁诘于秋官，尚烦率属；然登疑丞于帝辅，行穆奋庸。庶几亿万年敬天之休，不越二三臣同德之内。某遂叨属隶，素切仪图。上焉得人而仰处公朝，下焉适愿而自忭私室。盖畴昔泛承于謦欬，而于今亲入于范围。倚墙仞而称门生，有天共幸；听制麻而同走卒，计日以须。颂赞之深，掞陈则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