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生于不信，难起于不服。经之有疑难，其殆出于专门之学，臆见异说，自相矛盾者乎。然所疑有是非，而难有当否。有如李泰伯疑《周礼》者一，欧阳公疑《周礼》者二，苏子由疑《周礼》者三，犹曰「今之《周礼》，非周公之全书也」。至若刘子玄于《书》有「疑古十条」，于《春秋》有「十二未谕」，果何见也！何休好《公羊》学，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郑玄乃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犹曰党同伐异者尔。若夫顾悦之尝难王弼《易义》四十条，而关康之又申王以难顾，非其品藻不由于公论，而评议独出于私见者乎。虽然，是皆有可取者。昔孔门之学，大概务通伦类而已，颜子闻一知十，子贡告往知来，故师友琢磨，而德业日进。使其举一隅而不反以三隅，决不能有所疑、有所难也。予自幼年趋庭，先君鳝堂授以麟经，涉猎之馀，亦尝取五经、三《礼》，与夫《语》、《孟》讲究其大概，凡平日得于先儒之议论者，寸长片善，靡有不录。今取其切于场屋之用者，纂为一书，题曰《九经疑难》。非惟述其辨驳而已，凡其说之新奇，意之高远，详备无遗，开卷一览，九经大旨瞭然在其中矣。昔房景先才学通融，尝作《五经疑问》百馀篇，而邢邵亦以《五经指要》为世指南。今不见其书，聊以是拟前编云。樵阳张文伯正夫序。

《尚书孔氏传》者，汉安国注其家屋壁所藏古文《书》也。天欲寿此书之传，借鲁王之坏宅以出。当时上送之官，帝命作传。国有巫蛊，《书》遂寝焉。由是汉西京之《书》，惟欧阳、大小夏侯，皆伏生学，古文《书》莫显于代。汉西而东，马融氏始疑伪《泰誓》书不合经传，求古文《书》得之，孔氏之学始著。是虞、夏、商、周之书，人知其厄于秦之火，而不知其复厄于汉之蛊也。向微马融，《书》不复古矣。向无孔安国，《书》亦不复汉矣。吾固喜夫安国之有功于《书》，而重悲安国之不得有功于汉也。大抵西汉无真儒，故六经之正者皆不显于世，往往至东汉而后定。今六经之传行于世者，《诗》、《礼》笺注于康成，始东汉；《易》、《春秋》注于王弼、杜预，始魏、晋，未有出西汉者。出西汉者，独以孔氏《书传》耳，而不得行于当时，是可重为安国之悲也。夫安国子孙去圣未远，家学有源流，故传《书》之说多正。且又约文申义，辞不冗费，比之诸经传注，如郑之多怪诞，王之本虚无，杜之昧经旨者，相去直齐楚牛马，安可终抑而使之晦哉。今世之传《尚书》者，凡数百家矣，皆外孔氏为说，各随其见而有得失。某也不敢居一于此，敢因孔氏之传，而采诸家之说以订正其义。惟孔氏之大乖于经者正之，馀皆存弗去，庶几可以少慰安国研覃之苦志，于是书之重不幸也，亦以见吾圣人之有孙克绍家学也。《书》之说与孔氏虽不能无异，然大要皆本于安国，故仍其旧而名之曰《尚书孔氏传》。使安国复生，必曰吾虽不遇于一时，亦遇于千载之下云。

郑康成学《费氏易》，为注九卷，多论互体。以互体求《易》，左氏以来有之。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两体交互，各成一卦，是谓一卦含四卦。《系辞》谓之「中爻」，所谓「八卦相荡」，「六爻相杂，惟其时物」，「杂物撰德」是也。惟《乾》《坤》无互体，盖纯乎阳，纯乎阴也，馀六子之卦皆有互体。《坎》之六画，其互体含《艮》、《震》，而《艮》、《震》之互体亦含《坎》。《离》之六画，其互体含《兑》、《巽》，而《兑》、《巽》之互体亦含《离》。三阳卦之体互自相含，三阴卦之体亦互自相含也。王弼尚名理，讥互体，然注《睽》六二曰：「始虽受困，终获刚助」。《睽》自初至五成《困》。此用互体也。弼注《比》六四之类，或用康成之说。钟会著论力排互体，而荀顗难之。江左郑学与王学并立，荀崧谓康成书根源□□。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齐陆澄《诒王俭书》云：「《易》自商瞿之后，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年后乃有王弼之说」。王济云：「弼所误者多，何必能顿废先儒？今若宏儒，郑注不可废」。河北诸儒专主郑氏。隋兴，学者慕弼之学，遂为中原之师，此景迂晁氏所慨叹也。《易》有圣人之道四焉，理义之学以其辞耳，变象占其可阙乎？李鼎祚云：「郑多参天象，王全释人事，《易》道岂偏滞于天人哉」！今《郑注》不传，其说间见于鼎祚《集解》及《释文》、《诗》三《礼》《春秋义疏》、《后汉书》《文选》注，因缀而录之。先儒象数之学，于此犹有考云。然康成笺《诗》多改字，注《易》亦然，如「包蒙」为「彪」，「豮豕之牙」为「互」，「包荒」读为「康」，「锡马蕃庶」读为「蕃遮」，「皆甲宅」之「皆」读为「解」，「一握为笑」之「握」读为「屋」。其说近乎凿，学者盍谨择焉。厌常喜新，其不为荄兹者几希。浚仪王应麟识。

康成注《易》九卷，多论互体，江左与王辅嗣学并立，荀崧谓其书根源。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齐陆澄诒王俭书云：「《易》自商瞿之后，虽有异家之学，同以象数为宗，数百年后乃有王弼之说。王济云：『弼所误者多，何必能顿废前儒』」？河北诸儒专主郑氏。隋兴，学者慕弼之学，遂为中原之师。唐因之。今《郑注》不传，此景迂晁氏所慨叹也。李鼎祚云：「郑多参天象，王全释人事，《易》道岂偏滞于天人者哉」！合《彖》《象》于经，盖自康成始，其说间见于鼎祚《集解》及《释文》、《易》、《诗》、三《礼》、《春秋》义疏、《后汉书》、《文选》注。应麟读《易》之暇，辑为此编，庶几先儒象数之学犹有考焉。癸酉季夏哉生明，汲古堂书。

《易》，性命之书也，然以筮人正悔之说见于《洪范》，而三易掌于《周官》之太卜，春秋之世，事验历历，焉得谓左氏之诬也哉？汉有二京房，皆出焦延寿之门，延寿之师为孟喜，或以为非喜，而托之孟氏，要之皆阴阳灾变之学也。孟喜之学自田王孙来，施雠、梁丘贺非同堂合席者耶？贺以筮显，雠则不闻焉，何也？况汉言《易》者本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雠授张禹，禹授彭宣，施家有张、彭之学。丁也，张也，彭也，胡为而非阴阳灾变之学耶？专言乎是时则有若高相者，自言出于丁将军，然乎否也？又有所谓费直者，长于卦筮，故前汉之《易》有六家，若施、若孟、若梁丘、若京氏，其立博士者四焉。是以四家之《易》行于东都，斩焉者费、高而已矣。费、高之不传，何也？孟也，梁丘也，京氏也，实以占筮气数工于当时，至东都之诸儒传其业者，又不以是相高，何也？既不以是相高，又何以谓之传其业欤？曹魏之季，唱清谈者王弼乃以《易》解行于世，故两晋易学，杂佛老而言之也。嗟乎！《易》有揲蓍之事，精于筮数者何以谓之非《易》欤？《易》有性命之奥，入于玄妙者何以谓之非《易》欤？故后之论《易》者，非以道德之玄妙，则以筮数之影响也。不然，则去斯二者，而大《易》之蕴何在？

偪仄尘坱中，胸次愦愦，对俗人谭益不乐。南谷杜君扁舟过余，议论超然，有以开余意，相与登道场，云峰宿焉。夜参半，篝灯，出所为《老子原旨》，余不寐几彻晓。杜君博极群书，不但发明其宗旨而已。于某章曰「是尧舜之事也」，某章又曰「是禹、文王、武王事也」，其说以为老聃为柱下史，所职者史，而百篇之《书》亦史也，故以《书》求之。余惊异焉。自司马子长以老、韩同传，千载不满。河上公注《老子》，颇及吐纳导引之类。其后孙登、陶宏景、松灵仙人、唐道士成玄英、张君相辈，亦皆注《老子》，又近神仙家。王辅嗣以《老子》解《易》，人或非之，然真解《老子》，则初不及《易》。至苏子由直以是谓袭明为释氏之传灯。老子亦岂意其末流之至此也？今杜君乃求之于帝王之书，参之以帝王之事，譬如披众昧，出幽深，明白正大，气象顿殊，岂不甚韪？世未有能察杜君之用心者。夫道术久裂，人各私其私，竞立门户，甚至保残护缺，以相非诋，莫肯旷然舍己求为真是之归。杜君虽自号《原旨》，而不主一家，惟理是同，惟经是从，惟正是宗，务使天下后世，无所致疑于其师之说。其用心盖若此，可谓宏也矣，岂固与《原道》异哉？余固陋，于《原旨》未深究，姑论其大意云尔。

程子曰：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天地之化，包括无外，运行无穷，万类散殊，品物形著。圣人作《易》，所以体天地之撰，而夫子赞《易》，独于《复》之一卦系之曰：「复其见天地之心」。夫以卦而论，则卦之六十有四，爻之三百八十有奇，皆天地之心所寓也。以时而论，则春生夏长，万宝秋成，形形色色，生生性性，皆天地之心所为也。而圣人谓天地之心，独于《复》有见焉，盖六十四卦，固天地之用，不难见也，惟《复》乃见天地之心。春敷夏长，万物生成，皆天地之迹，不难见也，惟《复》乃见天地之心。夫所谓天地之心者何也？仁也。生生之初也，语其象，则《复》卦一爻是也。夫当穷冬之时，五阴在上，天地闭塞，寒气用事，风霜严凝，雨雪交作，万物肃杀之极，天地之间，若已殆无生息，而一阳之仁，乃已潜回于地中。吁！此天地生生之所以为化生万物之初乎？异时生气磅礴，品物流行，皆从此中出。故程子谓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盖其仁意浑然，而万化之全美已具；生气闯然，而一毫之形迹未呈。此其所以为天地之心，而造化之端，生物之始也欤！故邵子《冬至吟》有曰：「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元酒味方淡，太音声正希」。夫淡者，味之本，为醪为醴，皆从此生。希者，声之真，翕如纯如，皆从此变。而又终之曰：「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庖牺」。愚谓此一爻象天地之心，乃庖牺画卦之始。今人但见六十四卦更互交错，却不知孔子独于《复》之一阳赞之曰「天地之心」，何也？此一阳爻，正是伏羲画卦之始也。周子见此意本于先天一图，所谓天根者也。盖有生生之心，是以有天地生生之用。伏羲画卦，先从天地之心画起，故先画一阳爻，以其相生，于是而有偶，又乘之而为四象，又乘之而为八卦，又乘之而为六十四卦，皆一画之生，而此心之用也。此一道理直看，则此一阳六十四卦之始，是为天地生生之心，《太极图说》见之。横看则卦气《剥》为纯坤，天地生物若已尽矣，而一阳又复，是为天地不穷之心，《先天图》见之。程子又曰：「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夫《复》卦一阳在下，便见动之端。先儒如王弼辈，乃解为动在于地，是为静见天地之心。盖看卦象不明，所以看道理不出。大抵才说静时，便是死杀，是固亦天地之迹。如何见天地之心？惟于极静之中，而乃有动之端焉，是乃天地之心也。然以理而论，则静不足以见天地之心，而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以人心而论，则动不能见天地之心，而静可以见天地之心，何则？人之所以失其良心，迷此仁性，而终不能见天地之心者，盖其欲动情胜，而常失之于动也。夫物之感人无穷，人之好恶无节，此心所存，逐物而动，则飞扬升降，幻贸驰驱，安能体认义理，充养仁心？其于天地之心，固然莫知也。故学者亦须收视反听，澄心定虑，然后可以玩索天理，省察初心，而有以见天地之心。所以《复》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闭关，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记》仲冬之月亦曰：「君子斋戒，处必掩身，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凡此，无非说静之工夫。虽曰古人如此，凡以养此阳气之微，然古人所以见得道理分明，保得仁心全固，亦是以此工夫得之。故静之工夫，古人以此养阳气之微。学者当以此观义理之妙，则天地之心岂不跃然而可见哉！故又尝谓有天道之复，有吾心之复。天道之复，前所说是也；吾心之复，则凡善念之动是也。盖四端之心，无时不发，而就中恻隐之心最先且最多。此正天地之心在吾心者。大抵人虽日营营于人欲之中，孰无一线天理之萌？此即吾心之复也。人自不察，亦自不充耳。所以不察不充，正由汩于动而不能静之故。故学者须是于此下耐静工夫。察此一念天理之复，充此所复天理之正，而敬以持之，学以广之，力行以践之，古人求仁之功，盖得诸此。然则茂对天时之复，以反求吾心之复，惟诸君勉之！

是知《复》者，特此心之初耳。说《复》之后，无以长养之，则复者失矣。朱子所谓复而不固，则屡失屡复者也。自天地之有此《复》也，日长日盛，进而为《临》，又进而为《泰》，又进而为《大壮》，又进而为《泰》，又进而为纯《乾》矣。人心之有是复也，亦必日增日长，进而为《临》之大，为《泰》之通，又进而为《大壮》之动，以及《夬》之刚决，《乾》之不息，而与天合德焉，此又《复》之后工夫也。又况凡事莫不有复，如学宫既废而新，则为学校之复；纲常既晦而明，则为世道之复；国家既危而安，则为国势之复。贤卿帅出镇大邦，作兴学校，崇建明伦堂，此学校之复也。纲常既废而复明，国势阽危而复振，在诸君子，必有得于《复》之义而充《复》之功用者，幸不废焉。

《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象、辞、变、占而已矣。予少而学《易》，得王辅嗣之注焉，得子程子之《传》焉，得子朱子之《本义》焉。王氏、程子明于辞者也，子朱子明于变与占者也，独于象无所适从焉。逮壮游四方，旁搜传注，殆且百家，其间言理者不可缕数，若以象言，则得李鼎祚所集汉魏诸儒之说焉，朱子发所集古今诸儒之说焉，冯仪之所集近世诸儒之说焉。间言象者，则有康节邵氏之说焉，观物张氏之说焉，少梅郑氏之说焉，吴兴沈氏之说焉，京口都氏之说焉，长乐林氏之说焉，恕斋赵氏之说焉，平庵项氏之说焉，节斋蔡氏之说焉，山斋易氏之说焉，朴卿吕氏之说焉，古为徐氏之说焉。是数家者非不可观也，而邵氏、张氏则明《易》之数，本自著书，非专为卦爻设也；沈氏、都氏则明卦之变，赵氏、项氏、易氏、冯氏、徐氏则明卦之情，蔡氏、徐氏祖述本义，皆非专为观象设也。林氏之说则反覆八卦，既为朱子所排；郑氏之说又别成一家，无所本祖。其专以说卦言象者，不过李氏鼎祚与朱氏子发耳。朱氏之说原于李氏者也，李氏之说原于汉儒者也。李氏所主者康成之学，于虞翻、荀爽所取为多，其源流有自来矣。然汉儒之说于象虽详，不能不流于阴阳术数之陋。朱氏虽兼明乎义，而于象变纷然杂出，考之凡例，不知其几焉，良以统之无其宗，会之无其源也。予病此久矣，山林无事，即众说而折衷之。大抵《易》之取象虽多，不过三体，所谓本体、互体、伏体是也。然其为体也，有正有变，故有正中之本体，有正中之互体，有正中之伏体焉；有变中之本体，有变中之互体，有变中之伏体焉（正非中正之正，但谓其卦中未变之体耳。案以上诸体皆本汉儒及唐李氏、近世汉上朱氏，非予之臆说也，但其中卦爻，先儒取象有未尽者，亦以其例推而补之。）。其馀凡例固非一途，要所从来，皆由此三体推之耳。盖以正体取象者不待变而其象本具者也，以变体取象者必待变而其象始形者也。故自其以正体示人者观之，正而吉而无咎者，变则凶则悔吝也；正而凶而悔吝者，变则吉则无咎也。自其以变体示人者观之，变而吉而无咎者，不变则凶则悔吝也；变而凶而悔吝者，不变则吉则无咎也。兼正变而取象者，可以变，可以无变，惟时义所在也。是可但论其正不论其变乎？夫易，变易也，先儒言理者皆知之矣。至于言象乃止许以正体言，不许以变体言，凡以变言象，率疑其凿，是以易为不易之易，不知其为变易之易也。既不通之以变易之易，则毋怪以象为可忘之筌蹄也，既以象为可忘之筌蹄，毋怪以象变之说率归于凿也。故善言《易》者必错之以三体而综之以正变，则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易》之象可得而观矣。予于是窃有志焉。是编之述，因象以推义，即义以明象，固错之以三体，综之以正变，而必以正中之本体为先，而其馀诸体则标于其后，又以示主宾之分也。至于言数，虽非专主，而间亦及之焉。盖将拾先儒之遗，补先儒之阙云耳。虽因辞明理不如程子之详，言变与占不如朱子之约，至尚论其象，自谓颇不失汉儒之旧，于李氏鼎祚、朱氏子发未敢多逊焉。后之言象者不易吾言矣。于是而玩索焉，上可以溯汉儒之传，亦可以免汉儒之凿，庶几君子居观之一助云。作《周易象义》，柔兆阉茂蕤宾甲午，武陵丁易东序。

《易》之为书，自王辅嗣以前汉儒专以象变明辞，固失之泥；及辅嗣以后，又止以清谈解义，于象变绝无取焉。伊川纯以义理发明，固为百世不刊之书，然于象变则亦引而不发。康节虽言象数，然不专于《彖》《象》发明。朱子归之卜筮，谓邵传羲经，程演《周易》，得之矣。其于象数也，虽于《易学启蒙》述其大槩，而《本义》一书尚多阙疑。仆用功于此有年矣，窃谓泥象变而言《易》固不可，舍象变而论《易》亦不可。于是历览先儒之说，依本义体，分经与《彖》《象》各为一编。大率以理为之经，象变为之纬，使理与象变并行不悖，庶几不失前圣命辞之本旨，以示初学，使知其大意云。易东又序。

《易》，变易也，六十四卦一《乾》之变也，三百八十四爻一初九之变也。太极动而生阳，《乾》之初九也；动极而静，《乾》之用九也；静而生阴，《坤》之初六也；静极复动，《坤》之用六也。分阴分阳，迭用柔刚，而《易》之变不可胜穷矣。太极之动，《乾》而已矣，动极而静，乃有《坤》焉。得《乾》之初九者《复》也，变而为一阳者六焉；得《乾》之初九与九二者《临》也，变而为二阳者十有五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三者《泰》也，变而为三阳者二十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四者《大壮》也，变而为四阳者十有五焉；得《乾》之初九以至九五者《夬》也，变而为五阳者六焉。自初九以至上九，则《乾》之全体也。变《乾》之初九则为《姤》，变《乾》之初九与九二则为《遁》，变《乾》之初九以至九三则为《否》，变《乾》之初九以至九四则为《观》，变乾之初九以至九五则为《剥》，变《乾》之初九以至上九则为《坤》。而一阴者五阳之卦也，二阴者四阳之卦也，三阴者三阳之卦也，四阴者二阳之卦也，五阴者一阳之卦也。六阳俱变则用九而为《坤》，六阴俱变则用六而复为《乾》，《乾》而《坤》，《坤》而《乾》。然则《乾》之一卦非六十四卦之所自来欤？初九一爻，非三百八十四爻之所自来欤？有变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辞，有辞而后有占。不得于变，勿求于象；不得于象，勿求于辞；不得于辞，勿求于占。卦之变如此，则卦之象如此；卦之象如此，则卦之辞如此；卦之辞如此，则卦之占如此也。汉去古未远，诸儒尝以象变言《易》矣。言象变而遗理不可也，王辅嗣一扫而去之。以其遗理而去之可也，并象变而去之，则后之学者不知三圣命辞之本心矣。嗟夫！六十四卦皆《乾》一卦之变也，三百八十四爻皆《乾》初九之变也，故有变卦焉，有卦变焉。变卦也者，六十四卦变而四千九十六者是也；卦变也者，十二卦变而六十有四者是也。由《乾》一画而变焉为十二，由十二而变焉为六十四，由六十四而变焉为四千九十六。盖变卦其流，而卦变其源也，变卦其支，而卦变其本也。有卦变而后有变卦，故予之于《易》，既以变卦而论其爻，必参卦变以原其画，夫然后圣人作《易》之旨无馀蕴矣。虽然，探赜于积年之久，成书于期月之间，若神明之有以开其心者，而犹惧夫失之易也。是其是，非其非，盖将有待于万世之公论焉，傥无忝于鼻祖将军之家学云。昭阳协洽候《豫》卦，武陵丁易东后序。

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先儒说者各自名家，未见有一定之论。如王弼、如孔颖达，类皆言理而不言数。自《乾凿度》而下，余得而考之者凡五十七家，其言数也非不可通，率多牵合傅会。余既成《原衍》、《翼衍》二书，惧学者迷旧说而昧其指归也，复叙次诸家之异，折衷而为是编，名《稽衍》。武陵丁易东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