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国子监直讲见缺数员，久而未补。盖以近制须年四十以上，及进士九经出身，方得为之。臣愚以为，学官正宜取德行经术可为师表之人，不当限以苛法。若不察其人之贤愚，而惟年齿出身之问，则虽有德行如颜回，经术如王弼，皆终身不可为学官也。又旧制学官皆先试讲说，然后就职。近岁此法亦因循不行。臣欲乞今后应国子监直讲有阙，许本监或两制以上，举京朝官选人有德行经术者，具姓名闻奏，更不问年纪及出身。其国子监所举者，委学士或舍人院试。两制以上所举者，委国子监试。并须众官聚厅互举疑义，面试讲说，择其义理精通者，保明闻奏，方降敕差除。若德行邪僻，经术荒谬，而辄敢举荐保明者，并乞严行朝典。取进止。

光启。丁通直来，蒙贶书，审起居安和，至喜。示谕，见《与景仁书》，似怪论议有所不同，此何言哉！朋友道废久矣，光述《中和论》所以必欲呈秉国者，正为求切磋琢磨，庶几近是耳。岂欲秉国雷同而已邪？闻秉国有论，光不胜其喜，故因景仁请见之，何谓怪也？然光至愚，于秉国之论，犹有所未达者，请试陈之，惟秉国择焉。秉国云：「中之说有二，对外而言一也，无过与不及一也」。此诚如谕，然中者皆不近四旁之名也。指形而言之，则有中有外，指德而言之，则有和。此书以《中庸》为名，其所指者，盖德也，非形也。如秉国所谕，则《中庸》应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及其既发谓之外」，不则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虚，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乃相应也。秉国又云：「虚则明，塞则暗」。此诚如所谕，然所谓虚者，非空洞无物之谓也，不以好恶利害蔽其明是也。夫心，动物也，一息之间，升天沈渊，周流四海，固不肯兀然如木石也。惟贤者治之，能止于一。择其所止，莫如中庸。故《虞书》曰：「惟精惟一，允执厥中也」。凡人固有无喜怒哀乐之时，当此之际，其心必有所在。小人则追求嗜好，靡所不之。惟君子能自处于中庸之地，不动以待事也。《大学》曰：「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又曰：「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言所止各有在也。《荀子》曰：「德操然后能定，能定然后能应。能定能应，夫是之谓成人」。亦言所定在于德也。又曰：「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一而静。心未尝不藏也，然而有所谓虚。不以所已藏害所将受，谓之虚。心未尝不两也，然而有所谓静。不以梦剧乱知，谓之静」。然则虚者，固不为空洞无物，静者固不谓兀然如木石也。凡曰虚、曰静、曰定云者，如《大学》与荀卿之言，则得中而近道矣；如佛老之言，则失中而远道矣。光所以不好佛老者，正谓其不得中道，可言而不可行故也。借使有人真能独居宴坐，屏物弃事，以求虚无寂灭，心如死灰，形如槁木，及有物歘然来感之，必未免出应之，则其喜怒哀乐未必皆能中节也。曷若治心养气，专以中为事？动静语默，饮食起居，未始不在乎中。则物虽辐凑横至，一以中待之，无有不中节者矣。秉国又引王辅嗣解「《复》，其见天地之心」，以證虚无为众本之所自出。夫万物之有，诚皆出于无。然既有，则不可以无治之矣。常病辅嗣好以老庄解《易》，恐非《易》之本指，未足以为据也。辅嗣以雷动风行、运变万化为非天之心，然则为此者，果谁邪？夫雷、风、日、月、山、泽，此天地所以生成万物者也。若皆寂然至无，则万物何所资仰邪？天地之有云雷风雨，犹人之有喜怒哀乐，必不能无，亦不可无也。故《易》曰：「云行雨施，品物流形」。《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但动静有节，隐见有时，不可过与不及。过与不及，皆为灾害。必得中，然后和，和然后能育万物也。自有天地以来，阳极则阴生，阴极则阳生，动极则静，静极则动，盛极则衰，衰极则盛，否极则泰，泰极则否。若循环之无端，万物莫不由之，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此皆天地之心。然《复》者，阳生之卦也。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圣人赞之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言天地之道，虽一往一来，本以好生为心也。《易》道幽深，而辄敢妄为之解，其罪甚大，亦不自识其是与非也。抑求之空言，不若验之实事。窃闻秉国平日好习静，光不胜区区，愿秉国试辍习静之心，以为习中之心，动静语默，饮食起居，皆在于中，勿须臾离也。久而观其所得所失，孰少孰多？则秉国必自得之矣，岂待光之烦言哉？愚虑如此，所不及者，不惜更示。不宣。光再拜秉国资政五兄左右。

「有德者必有言」，「能为有」也；「志于仁而无恶」，「能为无」也。

行修言道，则当为人取，不务徇物强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说，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远，不务硁硁信其小者。

辞取意达则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宁言之不顾，不规规于非义之信；宁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礼之恭；宁孤立无助，不失亲于可贱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礼节之也。与上有子之言文相属而不相蒙者，凡《论语》、《孟子》发明前文，义各未尽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归治，故王心一；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言有教，动有法；昼有为，宵有得；息有养，瞬有存。

君子于民，导使为德而禁其为非，不大望于愚者之道与！《礼》谓「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谓尔。

无徵而言，取不信，启诈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则不言，周足徵则从之。故无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节礼乐」，不使流离相胜，能进反以为文也。

「骄乐」，侈靡；「宴乐」，宴安。

言形则卜如响，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达于性与天道。

人道知所先后，则恭不劳，慎不葸，勇不乱，直不绞，民化而归厚矣。

肤受，阳也；其行，阴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刚者。

归罪为尤，罪己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于人也。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能恕己以仁人也。「在邦无怨，在家无怨」，己虽不施不欲于人，然人施于己，能无怨也。

「敬而无失」，与人接而当也；「恭而有礼」，不为非礼之恭也。

聚百顺以事君亲，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异，然后能教人。

艺者，日为之分义，涉而不有，过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随身出；天下无道，身随道屈。

「安土」，不怀居也；有为而重迁，无为而轻迁，皆怀居也。

「老而不死是为贼」。幼不率教，长无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贼生之道也。

「乐骄乐」则佚欲，「乐宴乐」则不能徙义。

「不僭不贼」，其不忮不求之谓乎！

不穿窬，义也，谓非其有而取之曰盗，亦义也。恻隐，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扩而充之，不可胜用。

自养，薄于人私也，厚于人私也；称其才，随其等，无骄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己则无尤。

困辱非忧，取困辱为忧；荣利非乐，忘荣利为乐。

「勇者不惧」，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贫，则其勇将何施耶？不足称也；「仁者爱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称也；皆迷谬不思之甚，故仲尼率归诸乱云。

挤人者人挤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尔者反乎尔，理也；势不得反，亦理也。

克己行法为贤，乐己可法为圣，圣与贤，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没世不遇而无嫌，「辟地」者不怀居以害仁，「辟色」者远耻于将形，「辟言」者免害于祸辱，此为士清浊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虽圣人亦同，然忧乐于中，与「贤者」「其次者」为异，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与《表记》所谓「事君难进而易退则位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相表里。

「弓调而后求劲焉，马服而后求良焉」，士必悫而后智能焉。不悫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声而应之，非谓能报以律吕之变也，犹卜筮叩以是言则报以是物而已，《易》所谓「同声相应」是也。王弼谓「命吕者律」，语声之变，非此之谓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变，夫何疚之有？

言从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从。圣人不患为政难，患民难喻。

《易》与天地俱出，而隐于视听之表，伏羲始钩而得之，象之以卦，经文王、孔子，然后其道益完以显。故其为书最古，最为宏衍幽深，魁卓而不可穷。后世学者虽终身穷考而欲究其奥极，常患不至。故其注释者，比他经为最多。如康成之博学，其所解经莫不传于世，至于注《易》，则学者所不齿。晚乃有王弼者，自弼而降，有陆希声、刘牧，此最可称道。然弼为义多老庄无用之说，希声削文王、孔子系、象而著以己说，兹非罪人乎？然其差胜弼。牧之注本，沿蹈于希声而又益以茫昧荒虚不可究之象数。兹数子者，俱不免于诋訾，则宜说者之不息也。臣伏见某官强力积学，深于《易》义，致思十年，别为注解，斥诸家之浮杂，抗圣学而独骛。包罗大义，横穿直贯。其有高处，超然出于学者之意外。臣实惜其堙郁而未能光明于世，辄令缮写，编成五册共一十卷，谨随状进呈。乞下儒臣看详，特赐施行，庶几传经之士，有所开益矣。

天下之学而可齐以法，固无有也，学之兴废，系乎时之好恶则有焉。昔者《春秋》为经一，而传者三，师徒异论，父子异说，世主惑于其间，天下从而取舍。是以武帝好《公羊》，则《谷梁》废；宣帝置《谷梁》，则《公羊》亦诎；左氏之书乃不为世用。及刘歆、郑众、贾逵、陈元辈辨析是非，折以中道，然后三家之学并行于汉，而传习至今不绝。方其舍而不用，与其取而立之，特一时之好恶耳，未能破碎大道，败坏风化也。今则不然，六经之旧说，先儒之所讲解，多士之所宗师，朝廷之所崇信，凡立于学官者，一切摈弃，以为无取，而乃独伸一己之私见，力毁万世之公议。一夫倡于前，百夫和于后；百夫倡于前，万夫随而和之。虽亦出于世俗之好恶耳，而于大道有破碎，于风化有败坏，此君子之所深忧也。夫《易》者，生于数，而成于变化，圣人所以尽三才之理也。其吉凶祸福、进退得失之涂，其安危治乱、否泰消长之势，其隐则造于几微之先，其显则立于神用之表，乌可以七八九六之数言哉？是故刘牧以数解，不若辅嗣以用说也。《诗》者，出于性情，因人之善恶而形之言也。日月星辰、风雨云雷霜露、山川草木、鸟兽虫鱼、衣服器用，或目之所触，或意之所寓，茍可藉之以为言而谕人者，莫不备有。方其为言也，何暇考合于名数制度而后言哉？是故康成以礼求，不若毛公以意得也。然则《易》以数解，《诗》以礼求，犹不能知其旨，而况以字说乎！字之大本，莫过六书，引而伸之，触类以长，而天下之字，尽在是矣。一字不足以言事物之义，则至于数字；数字不足，则至于百十；又不足，则至于千万句。字者所以成文，文者所以言义，安有一字而能言事物之义哉？且字有体也，有用也，今夫以健言《乾》，以顺言《坤》，以止言《艮》，以动言《震》，以入言《巽》，以丽言《离》，以险言《坎》，以说言《兑》，则可也，凡可以一字之义测，皆其体也。何从而为《乾》，何省而为《坤》，则一卦之用，六位之变，固未之尽，况乎造化之馀蕴，神明之妙用，而欲释以一字，是犹以寻丈之竿而测沧海也。成功告神谓之「颂」，立政垂法谓之「雅」，系其国俗谓之「风」，指物明事谓之「比」，取譬申义谓之「兴」，兼总辞体之用，丁宁反覆，务尽其情而不厌，一篇之中屡致意焉谓之「赋」。故《桑柔》之作凡十六章，《閟宫》之一章凡三十八句，如此者，安可以一字为解乎？昔人说《尧典》数字之文至数十万言，班固以为癖儒之患，盖破碎大道，学者深蔽。今乃区区求考于点画从省之间，则破碎又甚于「曰若稽古」之说也。且上所好恶，风化治乱由乎此出。昔晋之公卿徇其宗尚，终日驰骋于冲寂虚旷之域，若乘轻舟以适江湖，泛泛然自得而忘归。其于天下国家之实，不一语及焉，其视生民，盖亦尔我而已。故奸雄伺隙而起，则无术以救，终之覆亡坏灭，流祸数世。迹其由来，盖王衍、王导辈为罪之倡。今之解经者，不以庄则以列，不以佛则以老，浩乎其无涯，冥乎其无心。指鬼神之情状以言乎分义，推有无之体用以及乎政教。三纲五常之所先，君子之所取以守，人伦之所恃以安，一切置而不议。旷日持久，则安危治乱之任，其谁尸之？西晋之风，将复见矣！此君子所以深忧而不能已也。安得循理知变之士，与之言学哉！

元祐元年三月某日，枢密学士、朝议大夫、充泾原路经略安抚使、马步军都总管兼知渭州军州、管内劝农使、彭城郡开国侯、食邑若干户、食实封若干户刘公以疾薨于位。驿奏至，朝廷悼之，遣内侍护丧以归，赐赠加等，凡所以赈恤其家者甚厚，诏赠太中大夫。越明年七月某日，乃葬于颍昌府某县某里，循礼考吉，务其称也。公讳庠，字希道，世为彭城人，其先盖汉楚元王交之后。曾祖讳某，祖讳某，皆恬于隐晦，爵禄不及。考讳某，博学知道，为世大儒，有器业可巨用，不幸仕龃龉，终青州观察推官，门人考其德义，谥明道先生，累赠银青光禄大夫。妣李氏，生显家，有贤行，治家教子如古烈妇，以公贵累封某郡太君。公少孤，八岁能诗，为石曼卿所器。年十四，以文谒明道先生之友蔡文忠公，公奇而婿之。以文忠遗奏，试将作监主簿，调宋城县主簿。用程文公荐，改陈州司户参军，移莫州莫县令，治塘水，溉民田数千顷。嘉祐二年擢进士第，六年，迁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阳县。遇英宗践阼，迁秘书丞。修奉昭陵，百货之须，动辄千万，公治之有序，邑人不告病，而官亦足用。转太常博士、充高密、广平两县教授。是时诏两制举御史，知制诏蔡抗荐公可任。会英宗以灾求言，公即上书论世务十馀条。英宗嘉叹，以书示宰相韩忠献公，且问所以，韩以不识对，上益重之，遣内侍宣旨，有「甚知才美」之语。遂用抗荐除监察御史里行。及对，英宗曰：「欲用卿久矣，有大臣言卿与蔡抗亲，朕答以内举不避，虽亲何害」？搢绅士大夫咸以为用公之当。九月壬子朔，日有食之，未数日，陈张幄具后苑，以待宴幸。公言去日食太近，非畏天之威，恐惧修省也。乃为罢宴。会圣宫创仁宗神御殿，宏丽过制，费钜万，公谓「天子之孝，不在宫庙之奢靡，在继先志，隆大业。今营建甚盛，非所以昭先帝俭德」。英宗为损其制。襄阳郡王允良郊祀不陪祠，久罢朝谒，公陈其桀傲慢上帝，无人臣礼。奉宸库失盗，公劾巨阉领皇城司职事者，以严宫城之禁，「愿陛下不以近习挠天下法」。英宗曰：「法令之设，内外一体」。翌日，都知以下皆论罪。李珣犯销金，开封府以中旨辄释，公累言乞正国典；请对，又陈之。英宗曰：「朕岂私一李珣邪？乃仁宗外家，若行之，天下谓朕如何？更不须言」。公知上意如此，方已其论。又尝言：「命令失，名器滥，则知制诰还词头，门下封駮，愿申饬臣子举职如故事。谏官、御史皆所以补阙失，柅违谬，宜增其员」。吕诲等既去位，公累疏乞留。又求对，奏：「诲等忠正敢言，意在爱君，陛下奈何轻斥之，以累盛德」。上曰：「朕本不贬诲，自是诲等不肯留尔」。公恳请召还，词不少屈，时论韪之。英宗不豫，公力陈「日食星变，宜崇俭纳谏，布惠泽，以解天意，则转灾为祥，圣体当享无疆之休」。久之，朝政多自中出，皇嗣未立，人心尤不安。公独拜疏，谓：「太子，天下本。汉文帝、唐太宗皆于即位元年预建太子，为宗社无穷计。颍王长且贤，愿陛下亟立为皇太子」。上感悟，大位遂定。又请颍王侍禁中，阅天下奏报，降付如平时，俟康复乃罢，则圣躬便于颐养而机务不壅；宰臣韩琦、枢密使文彦博宜夜直，以安人心。英宗崩，百官临福宁殿，太官给肉食。公谓「先帝弃四海，臣子岂知肉味？请给素食，庶近礼」；「州郡遣子弟纳贡，贺即位，恩补过幸，宜罢去」。事虽不行，识者以为是。以神宗登极，恩补主客员外郎、殿中侍御史里行。未几，迁右司谏兼提举国子监。一日，神宗语及汉武事，公对曰：「王者当上法尧舜之德，下迹成、康、文、景之治，汉武不足为陛下道」。神宗悦其忠。时边臣有邀功致戎者，本非朝廷意，公疏其奸谋，请寘于法，以谢天下。及下二府大臣措置边事之宜，定以公罪，庶几不茍简误国事。又陈中国禦戎之体，守信为上，武帝深入为下策。昔宝元时元昊叛，五来五背，天下为之困敝，今莫若宗大信，舍近功，为国家长利。古者冢宰制国用，量入以出，请诏二府议大计。京师久不雨，蝗害稼，公引王弼、京房说，以为阴不能固阳，故不雨；臣安禄兹谓贪，厥灾虫。请黜臣下不胜任、安禄无德、蔽恶为孽者，则雨以时降，蝗不为灾。又乞贳孙琪，留马默，以来直言；优容王陶，以全恩旧。公之启沃献替，正纪纲，纠奸佞，著闻于人者如此。其秘词切论未尝语于私者，则莫得而知也。是年秋，奉使大辽。故事，两朝国忌不相避，公将还，度以正月八日至白沟，宴用乐，然是日英宗小祥也，公具以告，愿于涿州插宴，则八日达雄州，且行香，得遂臣子之志。辽主叹美，从公言。使还，除集贤殿修撰、充河东转运使，盖公论议刚果，权贵忌之，而利其去也。时晋地旱饥，军费日广，公计一道之产，惟铁利为饶，请复旧冶鼓铸，通隰州温泉盐矾，博易以济用。又请募民入粟塞下，预为足食计，悉听之。俄迁起居舍人、除天章阁待制，改河北都转运使。契丹入侵霸州土场为己地，集兵疑我，河东亦奏契丹徙帐西京，朝廷为之动。诏公验状，公曰：「云朔去岁饥荒，孰便于屯聚？今往西京者，不过集部族数万人，西胁秉常，南疑中国尔。安肯舍定州平易之涂，趋并、晋险阨之地而入寇乎」？又以五说料其必不能有为，宜安静持重以待，可遂无事。后果如公言。二股河之役，兴兵无馀力，边城遂不完，公谓城垒之设，俯瞰敌境，势不在河防后，请辍二股役兵，备霸州等城，以严守禦。黄河起春夫，御河继之，凡十七万九千人，期以期月罢。公谓今年河始东流，其南北岸创堤防千馀里，以夫役争土功，力不足用，虽责以速成，未见实益。愿减半先治其急，而徐其他，则无枉费劳民之患。诏约二股北流口，以拔水势。公言：「河方东流，而遽遏其北，则澶、滑以下，将有溃溢之虞。傥以岁月分杀其势，渐议闭塞，乃得治河之策」。宦者程昉乞益兵助御河之役，欲以奏功。公谓督工于盛夏，则暍死者众，乃奏缓之。又请销开塘口泄水势，外示设险之方，而内不失蒲苇樵苏之利。朝廷皆信其说。青苗令始下，公谓不可行，奏愿罢之。岁馀，差知成都府，以亲年高，不拜，得知真定府。属并晋用兵之后，民疲不聊生，上以安辑之旨谕公，又除河东都转运使。至则宽力役，蠲逋负，赈流散，以称上意。凡三阅月，乃召还，知开封府。前此，议者置厢官分治府事，凡轻罪听决遣。公谓：「京师多豪右，厢官体轻人不畏，或缘而宽纵有罪。且政出多门，非所以肃清浩穰之术。昔赵广汉尝患二辅乱其治，犹欲兼之，况厢事之末乎！请罢蔡确、沈振，愿殚力公事，以报万一」。是时，宰相王安石用事，与公异论，确主于安石，见公不庭参。公谓：「朝廷之仪，安可以私废」。上疏辨之，由是上失宰相意。神宗亦尝谕之曰：「卿柰何不与一二大臣协心济治乎」？公对曰：「臣子于君父各伸其志。臣知事陛下，不知附王安石」。不数月，除龙图阁学士、知太原府，充河东路经略安抚使。盖朝廷以二鄙为虑，谓公深知西北事，故以阃制付之也。前帅尝建惹凌议，不足示威武，公奏罢之。夏国降羌数千人，公虑其为患，请遣诣境上，召其君归之，有不去者，乃留，外以示大体，内以消奸萌，两得其策。事未报，果有谋归者，中旨亟令徙内郡，公谓：「降羌迁则生变，宜假宴犒，渐移徙至太原，并边既无虞，比次区析于华人之中，久则吾民矣」。从之，塞外以宁。累请复宪州以重形势，还置惠宁、肃定、神木三堡，以备应援。又请募兵民子弟之彊劲者为勇敢，以壮军声。如汉谪民戍边故事，下流非巨蠹积奸者，择少壮贳罪徙河外，以实边徼。皆可其奏。契丹议侵疆，谍者谓有称兵意，朝廷问公，以为未必然。岢岚、雁门求济师，皆不应。契丹主驻云州，遣数骑涉吾境，逻者得之，契丹驰檄，纷辩不已。公奏曰：「契丹意在疆埸，持此为端尔。臣刺知云州无兵，朔应艰食，愿朝廷缓答而峻拒之。方盛夏，兵未必至，惟以有备待非常，乃得计。愿遣刘忱等至境上，姑以理谕，臣俾将佐饬兵观衅而动，此事机也」。时朝廷以契丹使言顺礼恭，及持敦睦和好之说，乃录契丹主书付公，谕以地界，且通商。公复奏曰：「臣窃疑契丹此举非本心，盖见朝廷尚未克复河湟，不得不为唇齿之计，故以此尝我尔。今欲争辨积年已定之疆界，曲固不在中国而在彼，则泛使之来，礼宜偃蹇而反恭顺，辞宜高抗而反卑逊，臣窃恐其意别有所在也。敌意无厌，朝得寸，暮求尺，必又有侥倖之请，宜直以拒，或与以不当得之地，既杜其奸，未必不疑中国有谋，用此以饵之者。若妄意于我，背盟伺隙，恐非岁月可解也」。公争之既不能得，会遭太夫人丧去位，后竟以黄嵬山分水岭地与之，公常以为恨，士大夫为国远虑者，至今惜焉。郡邑酒户，月以课入供河外，远或至千里，公请以季易月。麟、府州汉户之单丁与蕃族之内附而遇歉者，檄有司蠲其役，且著为令。晋俗尚焚骸，贫不克葬者，遂委不视，为竁四穴以藏之。公在晋二年，治兵与民，皆得其心，以静制寇，不劳而服，父老至今犹能称道感叹之不已。丧既除，又差知成都府。蜀久安无事，朝廷以德惠抚之，官吏或纵情忘分守，公一切齐以法度，上下宜之。细民竞利，以高直占坊场，破产不能偿，相继箠死或自杀，公请蠲所负，以惠远人，乞推之诸路。天子可其奏，获免者凡数十万计。文州蕃族有复雠者，当以蕃法论，朝廷欲加诛，请赦之，以宁边圉；缘罪徙内郡者，愿复之，以示恩信；西山六州与汉人为婚姻者，请禁之，以防后患。悉从公奏。至于治石室黉舍，增置学官，广朝廷教育之意，又新乖崖张公祠，为书韩忠献公碑立祠下，慰蜀人之思，皆有助于治体也。迁礼部郎中、知秦州，充秦凤经略安抚使。以失举，降秩一等，改虢州。及期，知江宁府。官制行，易朝请大夫。未踰年，又坐失举，降秩知滁州。甫三月，特起知青州，充京东东路安抚使，又徙知永兴军。时征西戎无功，调发恟骇，关右骚然，天子震怒，大臣无敢议者。公过阙赐对，言：「虚内事外，恐动摇根本。边隅之患，特手足之疥，圣德宜涵容，置之度外，天下幸甚」。上嘉纳焉。陕右保甲行团教法，州邑扰动。公奏曰：「军旅之后，年饥人劳，正当完养其力，宜权罢教，俾之少休」。乃得罢一年税租。苗役之逋，荐饥不能偿，请倚阁以纾其乏。流徙汉南者，请依富弼青州赈济术，俾京西安集之。移税往他州，民不堪其劳，请宽下户。诏皆纳可。南山逃卒仅百人，依聚山谷，时出剽近县，或杀官吏，厚遗山民为耳目，因保甲团教掠兵器，驱村落马骡乘以遁。捕者虽勇锐，终莫能遏，长安大恐。公于是徙山中居民入保，奏罢并山团教，令歛外马悉归州县，乃发兵驱之。未几，贼势自蹙，遂歼凶渠，而支党亦溃矣。是年十二月，拜枢密直学士，旋除知渭州。时转运使办军储非其术，按版籍强民以供，公揭榜罢之，增物价而民来愿输者众，廪计大实。边吏请发防春兵，公谓疆圉无事，遂不遣卒，无他虞。弓箭手屡以戍废耕，公下番休之令，凡旬有五日而罢，边户便之。朝廷方与民休息，有怀柔四夷之意，公亦以绥边弭寇为先务，不幸在镇三月而卒，故宏规远略，未施一二也。初，公感疾，有大星陨于正寝，人咸异之。及其没也，华人戎族皆恸哭。讣至京师，太皇太后嗟悼之深，且谓：「如刘庠辈不过数人，方将召用，而命不少假」。搢绅士大夫识与不识，莫不伤之。呜呼！公刚方直谅，学造本统，通古今治乱安危之孰为，积深而蓄厚，亲逢睿明，被遇隆眷，发为爱君忧国之谋，推为泽民恤物之利，贤者事业，盖无愧负。惟屡忤权贵，不忍一俯己徇合，悠然四方，遂至终老，此可悲也。太皇太后为宗社万世计，保祐嗣皇，裁决大政，图倚旧德，共厎治安，而公不及见焉，此重可悲也。公娶蔡氏，封安康郡君。男六人；端夫，凤翔府观察判官，先公五年卒；次三人早亡；次敦夫，承奉郎；次宽夫，承务郎。女一人，适定州北平县主簿朱师略。孙男二人：沔，假承务郎；浩，早夭。女一人尚幼。公享年六十四，有文集二十卷，奏议三十卷，藏于家。雅不喜治生，禄廪所入，均以赡族人。使契丹得金币，则以葬宗党之贫者，凡二十馀丧。兄之子，互以恩补，故捐馆之日，宽夫犹未仕，此人所难能也。储宫之议，公尤晦密，终神宗一朝无知者，此又难能也，视古君子何愧耶！蜀茶之初禁，陶知彭州，辄条其害以闻，朝廷委公与部使审议，公以陶言为然。陶既罪废，公又累疏辨之，知我可谓厚矣。后八年，见公于渭，从容语议，慨然有忧天下之心，至明年而亡矣。其德业始终大概，陶可得而知也。重以诸孤之勤请，敢哭而铭曰：

彭城之刘，实继楚元，奕世有显，又生公贤。惟公之贤，以刚济忠，献告二后，靡言不从。治平之末，独建大议，天人合符，传以神器。始终一朝，公晦不言，方之古人，孰为后先？公忠自将，义不附会，天子倚信，用公于外。公之在外，十有八年，威扬惠浃，卒老于边。离明坤载，协德而济，黄发在廷，惟公已矣。生有大节，没有重名，敢告无穷，勒之斯铭。

颐启：前月末，吴斋郎送到书信，即递中奉报，计半月方达。冬寒，远想雅履安和。侨居旋为客次，日以延望，乃知止行，甚悒悒也。来春江水稳善，候有所授，能一访甚佳。只云忠涪閒看亲，人必不疑也。颐偕小子甚安。来春本欲作《春秋》文字，以此无书，故未能，却先了《论》、《孟》或《礼记》也。《春秋》大义数十，皎如日星，不容遗忘，只恐微细义例，老年精神有所漏落。且请推官用意寻究，后日见助，如往年所说，许止、蔡般书葬类是也。若欲治《易》，先寻绎令熟，只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令通贯，馀人《易》说无取，枉费功。年亦长矣，宜汲汲也。未相见閒，千百慎爱。十一月初九日，颐启。

《乾》、《坤》，天地之道，阴阳之本，故为上篇之首；《坎》、《离》，阴阳之成质，故为上篇之终。《咸》、《恒》，夫妇之道，生育之本，故为下篇之首；《未济》，《坎》、《离》之合，《既济》，《坎》、《离》之交，合而交则生物，阴阳之成功也，故为下篇之终。二篇之卦既分，而后推其义以为之次，《序卦》是也。卦之分则以阴阳，阳盛者居上，阴盛者居下。所谓盛者，或以卦，或以爻。卦与爻取义有不同。如《剥》：以卦言，则阴长阳剥也；以爻言，则阳极于上，又一阳为众阴主也。如《大壮》：以卦言，则阳长而壮；以爻言，则阴盛于上，用各于其所，不相害也。《乾》，父也，莫亢焉；《坤》，母也，非《乾》无与为敌也。故卦有《乾》者居上篇，有《坤》者居下篇。而《复》阳生，《临》阳长，《观》阳盛，《剥》阳极，则虽有《坤》而居上；《姤》阴生，《遁》阴长，《大壮》阴盛，《夬》阴极，则虽有《乾》而居下。其馀有《乾》者皆在上篇，《泰》、《否》、《需》、《讼》、《小畜》《、履》、《同人》、《大有》、《无妄》、《大畜》也。有《坤》而在上篇，皆一阳之卦也。卦五阴而一阳，则一阳为之主，故一阳之卦皆在上篇，《师》、《谦》、《豫》《、比》、《复》、《剥》也。其馀有《坤》者皆在下篇，《晋》、《明夷》、《萃》、《升》也。卦一阴五阳者，皆有《乾》也，又阳众而盛也，虽众阳说于一阴，说之而已，非如一阳为众阴主也。王弼云「一阴为之主」，非也。故一阴之卦皆在上篇，《小畜》、《履》、《同人》、《大有》也。卦二阳者，有《坤》则居下篇；《小过》虽无《坤》，阴过之卦也，亦在下篇。其馀二阳之卦，皆一阳生于下而达于上，又二体皆阳，阳之盛也，皆在上篇，《屯》、《蒙》、《颐》、《习坎》也。阳生于下，谓《震》、《坎》在下。《震》，生于下也。《坎》，始于中也。达于上，谓一阳至上，或得正位也。生于下而上达，阳之畅盛也。阳生于下而不达于上，又阴众而阳寡，复失正位，阳之弱也，《震》也，《解》也。上有阳而下无阳，无本也，《艮》也，《蹇》也。《震》、《坎》、《艮》，以卦言则阳也，以爻言则皆始变，微也。而《震》之上《艮》之下无阳，《坎》则阳陷，皆非盛也。唯《习坎》则阳上达矣，故为盛卦。二阴者，有《乾》则阳盛可知，《需》、《讼》、《大畜》、《无妄》也；无《乾》而为盛者，《大过》也，《离》也。《大过》阳盛于中，上下之阴弱矣。阳居上下，则纲纪于阴，《颐》是也。阴居上下，不能主制于阳而反弱也；必上下各二阴，中唯两阳，然后为胜，《小过》是也。《大过》、《小过》之名可见也。《离》则二体上下皆阳，阴实丽焉，阳之盛也。其馀二阴之卦，二体俱阴，阴盛也，皆在下篇，《家人》、《睽》、《革》、《鼎》、《巽》、《兑》、《中孚》也。卦三阴三阳者敌也，则以义为胜。阴阳尊卑之义，男女长少之序，天地之大经也。阳少于阴而居上，则为胜。《蛊》，少阳居长阴上；《贲》，少男在中女上，皆阳盛也。《坎》虽阳卦，而阳为阴所陷，弱也，又与阴卦重，阴盛也。故阴阳敌而有《坎》者，皆在下篇，《困》、《井》、《涣》《、节》、《既济》、《未济》也。或曰：一体有《坎》，尚为阳陷，二体皆《坎》，反为阳盛，何也？曰：一体有《坎》，阳为阴所陷，又重于阴也；二体皆《坎》，阳生于下而达于上，又二体皆阳，可谓盛矣。男在女上，乃理之常，未为盛也。若失正位而阴反居尊，则弱也。故《恒》、《损》、《归妹》、《丰》皆在下篇。女在男上，阴之胜也。凡女居上者，皆在下篇，《咸》、《益》、《渐》、《旅》、《困》、《涣》、《未济》也。唯《随》与《噬嗑》，则男下女，非女胜男也。故《随》之《彖》曰：「刚来而下柔」。《噬嗑》彖曰：「柔得中而上行」。长阳非少阴可敌，以长男下中少女，故为下之。若长少敌，势力侔，则阴在上为陵，阳在下为弱，《咸》、《益》之类是也。《咸》亦有下女之象，非以长下少也，乃二少相感以相与，所以致陵也，故有利贞之诫。《困》虽女少于男，乃阳陷而为阴掩，无相下之义也。《小过》，二阳居四阴之中，则为阴盛；《中孚》，二阴居四阳之中，而不为阳盛，何也？曰：阳体实，《中孚》中虚也。然则《颐》中四阴不为虚乎？曰：《颐》二体皆阳卦，而本末皆阳，盛之至也。《中孚》二体皆阴卦，上下各二阳，不成本末之象，以其中虚，故为《中孚》，阴盛可知矣。

夫临事之患，患乎持疑尤豫而不决，而与者又人之所吝。以不决之心临所吝之际，其必失所与矣。夫失与之大，莫大于失贤，故仲尼翼《夬》之象则曰：「泽上于天，夬。君子以施禄及下」。以言其泽上于天，则其惠沛然下及于万物。君子之得贤，推禄以养之，其必果决而不疑，则亡失贤之患也。果决于施禄则不失贤，果决于居德而无所谨择，则非居德之道。故曰：「居德则忌」。夫所谓忌者，犹言忌惮而戒也。君子好德之心，虽踊跃湍迅，而及于所施，必顾其义理之可否以为之行止。茍义理不合，而曰：「凡我之所为，皆足以为善，何必忌惮而谨择之」。以是而果决也，不如持疑犹豫之为愈也。圣人虑其若是，尝论夬决之义而为之诫，使后世君子观其象而履之，知其有可以必决而有可以不必决也。故子贡问士之次者，而孔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也」。以其必信必果而品之为小人，是德不可以无忌也。孟子亦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申生不得于父，以为从父之令可以为顺而果于一死，后世谓之不孝。若舜则虽不得于瞽瞍，而不果于死瞽瞍之命，惟朝夕忧劳，思所以底豫之道，后世之言孝者必先焉。此又知德不可以无忌而必果也。果于小者大失之，忌于小者大得之，得其大者为大人，得其小者为小人。小人之分如此其异，故德之忌不可不慎也。辅嗣以谓：「忌，禁也。法明断严，不可以慢，故居德以明禁」。法明断严其与明罚敕法也奚以异，其复为《噬嗑》之象乎？圣人之辞如此其费邪？历观前代圣贤之言，未有以忌为法禁者也。且《夬》之材不利即戎，恶其刚盛而专以力胜也。茍严法禁以为之威，不其类于以力胜哉？

鲁商瞿受《易》于仲尼；仲尼卒，商瞿授楚馯臂子弓（一云子弘。）。子弓授江东桥庇子庸（一云鲁桥庇子庸。），子庸授燕周竖子家（一云周丑子家。），子家授淳于光羽子乘（一云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庄。及秦焚书，以《易》为卜筮之书，独得不焚，故传授不绝。汉兴，田何授东武王同子中、（读曰仲。）洛阳周王孙、丁宽子襄、齐服光四人焉，皆著《易传（丁宽作《易说》八篇，三万言，训诂举大义而已。王、周、服皆作《易传》二篇。）》。周王孙授魏蔡公（蔡公《易传》二篇。），王同授齐即墨成、广川孟但、鲁周霸、莒衡胡、临淄主父偃、菑川杨何叔元，叔元《易传》二篇。叔元传燕韩婴、河内司马谈、太中大夫京房（非焦延寿弟子京房也。）。后丁宽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然周王孙即宽师田何之学也。宽授同郡田王孙，王孙授沛施雠子卿、（一云长卿。）兰陵孟喜长卿、琅琊梁丘贺长翁。繇是有施、孟、梁丘之学焉（施、孟、梁丘氏章句各二篇。）。施氏授河内张禹子文、琅琊鲁伯；禹授淮阳彭宣、沛戴崇子平；鲁伯授泰山毛莫如少路、琅琊邴丹曼容。繇是施家有张、彭之学。孟氏则改师法，以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得自师田生，而同门梁丘贺證明之，且非田生之法也。授同郡白光少子、沛翟牧子况，由是孟家有瞿牧、白生之学。梁丘氏者，始受大中大夫京房《易》，房出为齐郡太守，后更事田王孙。然则京房、田王孙，皆田何家法也。汉宣帝时，闻京房为《易》明，求其门人，得贺。贺年老，授于子临。临始从父学，亦尝事施雠，后卒行京房法。授五鹿充宗君孟（君孟《略说》三篇。），君孟授平陵士孙张仲方、沛郡邓彭祖子夏、齐衡咸长宾，繇是梁丘家有士孙、邓、衡之学。今《子夏传》即邓子夏，盖出于梁丘家也。其后有京房《易（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非太中大夫京房也。）》。房始授业梁焦赣延寿。赣云常从孟喜问《易》，会喜卒，房以延寿《易》即孟氏学，时孟氏门人翟牧、白生皆曰非孟氏法也。房后以灾异得幸。授东海殷嘉、河东姚平、河南乘弘，皆为博士，由是有京氏之学焉。又其后有东莱费氏《易（名直，字长翁。）》，其学无章句，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以《彖》、《象》、《系辞》、《文言》解说上下经。授琅琊王潢平仲，由是世传费氏之学。又沛人高相，与费公同时，亦无章句，自言出于丁将军，传授子康及兰陵毋将永，由是有高氏之学焉。汉宣帝时，孟、梁丘皆立博士；至元帝世，立京氏《易》。惟费、高二家，未得列于学官。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诸《易》家说皆祖田何、杨叔元、丁将军，大意略同，惟京氏为异。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受其学者，未盛于世。时梁丘贺以卜筮得幸宣帝，及至显官，故学者宗焉。其后五鹿充宗贵幸，善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辨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又施雠之门人张禹以经术为成帝师，位丞相，封侯，成就弟子尤著者彭宣、戴崇，皆至公卿。故施氏、梁丘之学尤盛于当世。以至孟氏、京氏弟子俱为博士，故二家之学亦行焉。高相子康为王莽所杀，故学者衰废，而费氏独行古文《易》，然而未得立者，盖亦不幸者矣。其后东汉诸儒，习施氏者，则有沛戴崇洎子宾，陈留刘昆威公洎子轶君文。习孟氏者，则有南阳洼（音圭）丹子玉，中山鲑阳鸿孟孙（鲑，胡佳反，又苦圭反。一作鲑，胡瓦反者，非。），广汉任安定祖。习梁丘氏者，则代郡范升辨卿，京兆杨政子行、（一云范升、杨政皆传孟氏《易》者，非。）颍川张兴君上洎子鲂；惟张兴最知名，为梁丘家宗，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且万人焉。习京氏者，则汝南戴凭次仲，南阳魏满叔牙，济阴孙期中彧惟高氏之学无传焉。建武中，陈元长孙、郑众仲师皆传费氏《易》，其后马融、荀爽亦为之传，自是费氏兴而诸家之学衰矣。陈、荀、马皆当世大儒，故费氏之学益盛，今辅嗣之学盖出于费氏古文《易》也。再原汉之言《易》者，一出于田何。其传者，若周王孙、王同、杨何、大中大夫京房、丁宽、田王孙，皆本师法。然当高、惠、文、景之时，学其未兴也。至宣、元间，施、孟、梁丘、京氏四家及高相之学，多以阴阳灾异为说。惟费氏本以古字，号古文《易》，以《彖》、《象》、《文言》讲说上下经，为有本末；又校之诸家，独与中古文《易》同。流及马、郑等家，其学遂盛。独辅嗣，天启其衷，而入圣门之奥。考其渊源，虽本于马、郑之学，然其流溥博，出于诸家远矣。噫！《易》之大原，皎若白日，函光于牺，旭于文，迄我圣师，而后正中焉。昳于秦，薄蚀于汉，诸家之说棼焉，而圣道微矣。辅嗣特起，斥去异端，天人之道，俄然而明。然犹时若氛翳，未能廓然，若将有以待焉尔。在其贤者，心圣人之心，犹得观望其光景者哉！

孔颖达曰：「重卦之人，凡有四说：王辅嗣以为伏牺，郑康成之徒以为神农，孙盛以为夏禹，史迁等以为文王。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按《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诸《益》与《噬嗑》』，以此论之，不攻自破。其言神农重卦，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神农已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牺矣」。又引《下系》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盖取诸《益』》。即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牺有书契，则有《夬》矣。故今辅嗣以伏牺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为得其实」。

《乾》《坤》二卦，天地阖辟，阴阳终始于其间，故曰：「《乾》《坤》，其《易》之门也」。阳不得阴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阴不得阳之助，不能任以成物。《乾》《坤》二卦，六阴六阳，天地盈虚消长之道，配于四时十二月，周而复始。若夫《坤》之纯阴用事，十月之卦也。上六阴极而阳复，故《乾》之初九，来居坤之初位，是为《复》䷗，此乾之一阳用事，十一月卦也。以至于《乾》之九二，来居坤之二位，是为《临》䷒，此乾之二阳用事，十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三，来居坤之三位，是为《泰》䷊，此乾之三阳用事，正月卦也。又《乾》之九四，来居坤之四位，是为《大壮》䷡，此乾之四阳用事，二月卦也。又《乾》之九五，来居坤之五位，是为《复》䷪，此乾之五阳用事，三月卦也。及夫《乾》之上九，来居坤之上位，而《夬》之上六，一阴为五阳决去，故六位纯阳复居于《乾》䷀。此乾之纯阳用事，四月卦也。《乾》之上九亢极矣，阳极则阴生，故《坤》之初六，来居乾之初位，是为《姤》䷫，此乾之一阴用事，五月卦也。以至于《坤》之六二，来居乾之二位，是为《复》䷠，此坤之二阴用事，六月卦也。又《坤》之六三来居乾之三位，是为《否》䷋，此坤之下体三阴用事，七月卦也。又《坤》之六四，来居乾之四位，是为《观》䷓，此坤之四阴用事，八月卦也。《坤》之六五，来居乾之五位，是为《剥》䷖，此坤之五阴用事，九月卦也。《坤》之上六，来居剥之上位，是一阳剥落也，故六位纯阴，复居于《坤》䷁，《坤》之上六用事者，十月卦也。阴极则阳来，故复归于《乾》。观《乾》《坤》六爻之动，则十二月阴阳代谢之功毕矣。《复》一阳生，故曰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临》二阳生，故曰刚浸而长也。《姤》一阴生，故曰柔遇刚也。一阴之来，小人之道亨，故变《复》而为《姤》。《遁》二阴生，故曰浸而长也。二阴之长，君子之道消，故变《临》而为《姤》。《夬》五阳并进，上一阴将陨，众阳之盛，君子之道亨。以刚夬柔，故变《剥》而云《夬》。夬，决也。刚决柔也，利有攸往，刚长乃终也。《剥》五阴并进，上一阳将落，而众阴之盛，小人之道亨。然柔不能以决刚，而刚自陨，故变《夬》为《剥》。《易》曰：「剥，剥也。柔变刚也，不利有攸往，小人长也」。观夫阴阳相生，刚柔迭用，四时之所变化，万物之所终始，莫不备于斯矣。《复》卦云：「七日来复」。或者谓：「日当为月」。言自五月阳剥而阴长，以至于十一月而一阳生，是七月而来复也明矣。辅嗣但云：「来复者七日」。诸儒妄为异端，引《易》六日七分之说。夫六日七分之说，以谓一日八十分，一卦之内，六爻主六日而足，馀七分耳。即当概举六日而言之，不当云七日也。又况六十四卦，以每卦管六日，即当有三百八十四日。又每卦益之以七分，计有四百四十八分，得五日馀四十八分，总其数，当有三百八十九日，馀四十八分，则当期之数缪矣。说者无所依按，故妄《震》《离》《兑》《坎》为四方之卦，独不系于日。又妄云《震》《离》《兑》《坎》，二至二分用事之日，既云用事之日，岂得不系于日？且《乾》《坤》于八卦为父母，为天地万物之祖，何为亦只主六日七分之数？如是，则一岁四时之中，《乾》《坤》所主者，十二日一十四分尔。《乾》《坤》二卦之用，于天地四时之功，何其小也？孔颖达云：「《剥》卦阳气之尽在于九月之末，十月当乾坤用事。《坤》卦有六七分，《坤》卦之尽，则《复》卦阳来，是从《剥》至阳《复》。隔《坤》之一卦，六日七分，举成数言之，故辅嗣云七日也」。如颖达所论，何不思之甚也！夫自五月《坤》之初六一阴用事，至于十月《坤》之上六纯阴用事，是《坤》之六爻于一岁中主六月矣。设只以十月纯阴用事言之，则一月三十日，又岂可云「七日而复也」？设以六日七分之说为然，既云一卦主六日七分，则十月一月已隔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如以日推之，即《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则是三百六十日，《乾》《坤》二卦之策已备矣。卦主六日七分者，汉之《易》家皆无此说。惟京生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候风雨寒温，言灾变之术，固已妄矣，非圣人设卦垂教之本意也。

问：圣人之言，各有方也。苟为不达，执其一方，而辄以为常，则天下之惑者，不可以胜原矣。昔者孔子以为丧欲速贫，死欲速朽，而有子以为非君子之言，乃孔子则有所由发也。善乎，有子之知孔子也。《语》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易》曰：「观，盥而不荐」。《语》曰：「吾岂匏瓜也哉！安能系而不食」？《易》曰：「以杞匏瓜，有陨自天」。是二者其言则同，而其所以言者，可得为同欤？王弼之于《易》，可以为深矣，然因其言之适同，遂以为训，使学者不得不惑。亦不可不辨。

臣每读书传，见忠义之臣，事圣明之君，诚无所不通，言无所不从。臣虽至愚，未尝不掩卷感激，思得其位，以竭臣子之节，庶几有所补报也。而蒙陛下不以臣之疏贱，使待罪言职。臣夙夜念虑，无以答陛下恩遇之万分，唯有狂瞽敢言而已。又况陛下天临万几，焦劳庶政，孜孜求治之心，虽尧舜之稽古，禹汤之责己，无以加也。臣岂可以持禄茍安，而不务献纳哉！臣谨采当今之要务，参以祖宗之成训，条为十事，以冒宸听。幸陛下赦臣之愚，而赐财择焉。一曰为君大体。臣闻，体者，履也。自古王者，有治世之常法，绥民之要术，可履而行之。履得其道，则天下蒙其泽；履失其道，则天下受其弊，亦势之然也。故唐太宗谓长孙无忌曰：「朕即位之初，上书者，或言人主必须独运威权，不得专委臣下；或欲耀兵振武，慑服四夷。唯有魏徵，劝朕偃革兴文，布德施惠，中国既安，远人自服。朕从其言语，天下大宁」。我太宗亦尝与吕蒙正言致治之要，曰：「莫若抚夷夏，和阴阳，使百度修理，一人端拱无为」。此皆前圣后圣，得为君之体也。臣愿陛下法而行之，则祖宗之能事，复见于今日矣。二曰正心御下。臣闻治国者如治家。治家者先修其己，修己者先正其心。《传》曰：「正心以正朝廷，修己以安百姓」。岂虚言哉！唐李珏尝对文宗云：「贞观中，房、杜、王、魏每进忠言，只乞太宗不易初心。自古以来，靡不有初，能克终厥德者，实万世无疆之休」。臣窃见国史言，艺祖大内既成，坐寝殿中，令洞辟诸门，皆端直开豁，无有壅蔽。因谓左右曰：「此如我心，小有邪曲，人皆见之矣」。臣愿陛下鉴此而审思之，则言动好恶，无不合于道也。三曰审察邪正。臣闻治道之要，在知臣下之邪正，而审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已也。巧诈辨给者，谓之奇才可乎？聚敛彊济者，谓之称职可乎？沉静敦厚者，不可谓之无能；砥砺名节者，不可谓之迂阔。有一惑于此，足以累于朝政也。为国家者，其审察君子小人，不可不早也。孔子曰：「远佞人」，王弼云：「放善柔」，乃万世之训也。我太宗尝谓近臣曰：「唯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兹见圣人深思远虑，以杜未萌之意也。臣愿陛下视此以为戒，则天下何忧不治也？四曰选任大臣。臣闻之《书》曰：「任官惟贤才，左右惟其人」。则知君人者，虽有上圣之姿，自诚之性，必由忠贤辅佐，然后优游几席之上，坐视天民之阜也。古之言至治者，莫尚乎禹、汤。禹得皋陶，汤用伊尹，而王业大也。故曰：昔在文武，聪明齐圣。小大之臣，咸怀忠良。其是之谓乎！太宗尝谓宰臣吕端曰：「庙堂之上，固无虚授，但能进贤退不肖，便为称职」。至哉斯言！是辅弼之任，系天下之安危，不可不选也。故曰：天子择宰相，宰相择百官，然后各称其职，而庶政修举。臣愿陛下力行而不倦，则天下之幸也。五曰听断不惑。臣闻圣王端处于法宫之中，而大小之臣，邪正纷纷，群言竞进。虽然听之于耳，则必断之于心。茍不悦于导谀，则无忧于悔吝。是知听断之际，其可忽乎？傥容片言之惑，小则系人心之休戚，大则极天下之安危，不可不谨也。我太宗尝谓近臣曰：「人君听断，茍能尽诚，人之情伪，四方远近，无不通达」。臣愿陛下体蹈而精思之。不行小人浸润之谮，不听近习容悦之言。进忠贤而不疑，斥邪佞而不用，虽尧舜之聪明，亦无以过于此也。六曰谨出号令。古者命令之出，议其经久可用，然后宣布于天下。吏奉行而不敢慢，民听受而不敢忽。管子曰：「凡国之重器，莫重乎令。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故《书》曰：「令出惟行，弗惟反」。贾谊亦云：「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此皆古之激切之言也。国家命令之下，随事变更，其能取信于天下乎？臣闻太祖一日朝罢，御便殿，俛首不言。内侍王继恩进曰：「陛下退朝不同常日，不知其故」？帝曰：「尔谓帝王可容易行事耶？早来误指挥一事，史官必书之，此所以不乐也」。太祖初临万几，偶然一事之差，忧形于色；况发号出令，其肯忽之哉？其肯忽之哉？臣愿陛下思祖宗之所以谨于出令，则天下未有不臻于极治也。七曰公行赏罚。臣闻赏罚者，人主之操柄。非至公之道，不可以行之也。盖赏者，所以旌天下之有功；罚者，所以惩天下之有罪。赏当功，则为善者无不劝；罚当罪，则为恶者无不沮。夫善者有所劝，而恶者有所沮，故朝无幸位，民无幸生。由是观之，则赏不可以喜而及，罚不可以怒而用，要在公行于上，而必信于下。故曰：「赏以侔春夏，刑以象秋冬」，此之谓也。如艺祖之黜王全斌，罚之公也；太宗之升杨延昭，赏之公也。臣愿陛下廓日月之明，奋乾刚之断，谨厥终，惟其初，不赏无功，不罚非罪，克绍祖宗之大业，斯亦五帝三王之举也。八曰恭俭惜费。窃以国家用度之广，其出百端。内外供须，日增一日，甚可虑也。臣闻仁庙庆历中，尝令近臣裁减冗费，时议为允。以今较之，国用空乏，民力凋困，又愈于庆历未减时也。臣愿陛下酌古今之宜，思万事之弊，先自一人减损，至于后宫服玩，工巧奇技，一切屏绝，示天下以俭约。故曰：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又曰：损上益下，其道行也。宜乎罢不急土木之役，去无益内外之费。大臣迁职，无名厚赐，皆可寝削，以宽民力，庶几可为水旱兵革之备。臣闻故老说太祖，创业垂统，躬履俭德，常服浣濯之衣。乘舆服御之物，皆尚质素，此得前史所谓敦朴为天下先之义也。臣愿陛下遵先训而行之，则恭俭之德，不独专美于汉之文、景也。九曰仁恕恤民。臣闻仁者，三王之治具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忠恕而已」。仁则济众有方，恕则用刑不暴。惟仁与恕，有国家者所宜先之也。《书》称民非后，罔戴后，非民无以守邦。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又曰：「仁民而爱物」。观斯言，则民其可不恤乎？臣谓恤民之道无他，在乎薄赋歛，谨好恶而已。故太祖尝谓侍臣曰：「苦民奉己之事，朕必不为之」。真宗亦曰：「非理害民，朝廷所不可行」。兹见二帝仁恕勤恤之心，至矣！臣愿陛下法此以御四海，则治古之道，何患不及哉？十曰鉴戒安危。臣闻观鉴可以见形，观古可以鉴今，覆车在前，后车必戒。故曰：「不善者，善人之师」。斯言得之矣。臣窃观自古有天下者，必鉴于治乱安危之迹。故创业之君，劳而易治也；守成之君，逸而易乱也。治则安，乱则危，此亦必然之理也。何谓守成多逸，而召于乱也？臣请言其略。方天下无事之时，左右进言者，必曰国既治矣，民既富矣。有前世常行之法令，足以施设，可高拱而无为矣；有四海所入之财赋，足以宴乐，可优游而自肆矣。于是君志日盈，君心日骄，纪纲败坏而不知兴复。吁，可惜哉！后之人君，得不以是而为戒者也？故真宗谓王旦曰：「前代帝王，好穷兵黩武，懈于几务，惑声色事奢侈，此大过也，朕固不为之」。先皇所以恢治安之业，致太平之道，盖由此也。臣愿陛下鉴于古，视于今，循其言，袭其迹，夜以思之，旦以行之，则祖宗之休德，尽发扬于陛下之圣明也。非臣之幸，乃天下之幸。

（䷤离下巽上）家人/臣祖禹曰：家人之道，以内为主，女正则家正矣，故其利在女之贞。《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谓六二也；「男正位乎外」，谓九五也。六二以柔得位而居中，九五以刚得位而居尊。男子居外，女子居内，男不言内，女不言外，男女之正，莫大于此，此天地之义，阴阳之分也。《礼》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理阳道，后治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职。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理治，此之谓盛德」。故天子之与后，犹日之与月，阴之与阳，相须而后成者也，其可以不正乎？天子者，天下之君也；诸侯者，一国之君也；父母者，一家之君也。君不可以不严，天子则天下之所严也，诸侯则一国之所严也，父母则一家之所严也。故「家人有严君焉，父母之谓也」。父得父之道则慈，子得子之道则孝，兄得兄之道则友，弟得弟之道则恭，夫得夫之道则义，妇得妇之道则听。如此，然后家道正，推而行之以治天下，故「正家而天下定矣」。舜、文王是也。舜事父母，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象忧亦忧，象喜亦喜，而天下之为兄弟者定。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而天下之为夫妇者定。文王孝于王季、太任，刑于太姒，友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大学》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象》曰：「风自火出，《家人」》。何谓也？离，火也；巽，风也。火在内而风在外，家人之道，由内以相成。故文中子曰「明内而齐外」也。君子之居家也，言必有物，行必有常，所以为家人法也。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况其迩者乎？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言出乎身，加乎民；行发乎迩，见乎远。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初九曰：「闲有家，悔亡」。何谓也？处家之初，治家之始，故必防闲之，然后悔可亡。王弼曰：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当治之于未变，严之于未渎也；既变而后治之，既渎而后严之，则悔矣。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君子言有物，行有常，无僻志，无淫好，所以闲家也。昔者桀惑于末喜，故夏亡；纣惑于妲己，故商亡；幽王惑于褒姒，故周亡；晋献公惑于骊姬，三世大乱；唐高宗制于武后，唐祚中绝；中宗制于韦后，身陷大祸：皆不能闲之于初也。闲之在于人心未变之时，故《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六二曰：「无攸遂，在中馈，贞吉」。何谓也？《坤》之《文言》曰：「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阴不为倡，阳不为和，故坤道柔顺，承天而时行。妻道无攸遂，在中馈，则正而吉矣。古者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听从；执麻枲，治丝茧，织纴组紃，学女事，以供衣服；观于祭祀，纳酒浆，笾豆菹醢，礼相助奠。后妃在父母家，则志在于女功之事，恭俭节用，服浣濯之衣，尊敬师傅。故《关雎》美后妃之德，其职在于供荇菜，备庶物，以奉宗庙。又当辅佐君子，内有进贤之志，而无险诐私谒之心。《关雎》之化行，则诸侯之夫人采蘩于沼沚，用之公侯之事；大夫之妻亦采蘋藻，盛之箱筥，湘之锜釜，以供祭祀之用，皆「无攸遂，在中馈」之事也。三代之亡，皆以孽女乱政，不修其职，而预外事。故武王数纣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诗人刺幽王曰「哲夫成城，哲妇倾城」，「妇有长舌，惟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又曰「赫赫宗周，褒姒灭之」，皆反此者也。九三曰：「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何谓也？以阳处阳，居下卦之上，为家人之长，刚严者也。王弼曰：行与其慢，宁过乎恭；家与其渎，宁过乎严。故家人嗃嗃，至于有悔，虽危，犹不失吉；妇子嘻嘻，言笑无节，终必有吝。凡家之道，主于严敬，故《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六四曰「富家，大吉」，何谓也？以阴处阳，体柔居巽，少长有礼，各得其序，以听于上。故《象》曰「顺在位也」。富者，非富于财而已。家之富，犹人之肥也。《礼》曰：「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其大吉，不亦宜乎？九五曰：「王假有家，勿恤，吉」。何谓也？阳居君位，以家道治天下者也。圣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故视天下如家，视百姓如身，爱人如爱身，治天下如治家。孔子曰：「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则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也如此，国家顺矣」。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修身所以治人，正家所以治天下也。舜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此以家道治天下，而四海之内莫不交相爱也。《诗》曰：「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大学》曰：「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先王欲正天下，必自家始，此家人之盛也，故勿恤而吉。王弼曰：「王至斯道，以有其家」。古之人有行之者，舜、文王是也。上九曰：「有孚，威如，终吉」。何谓也？以阳居上，处家之终，诚发于中，而著于外，人皆信之，故曰「有孚」。治家之道，初则闲之，终则严之，故曰「威如」。闲之者，制于未变也；严之者，所以长久也。孔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传曰：「有威可畏谓之威」。扬雄曰：「貌重则有威」。又曰：「或问：『何如动而见畏』？曰：『畏人』。『何如动而见侮』？曰：『侮人。夫见畏与见侮，无不由己』」。又曰：「人必其自敬也，然后人敬之」。君子之道本诸身，故治家者始于修身，终则反诸其身。其身正，而天下归之矣。身处威敬，人亦畏敬之。夫如是，岂有不终吉者乎？故《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方近刚，圆近柔，柔非所以为健也。圆则通，方则滞，滞非所以为顺也。天之形圆以柔，地之形方以滞。圆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滞，故其形不顺。虽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顺，其势顺。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势坤」。天在道，故乾，以行言之，行出于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势言之，势生于形故也。夫天以刚济圆，地以柔济方，此性命自然之理也。王弼曰：「圆而又柔，方而又刚，求安难矣」。柔说而附之者丽也，刚止而并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兑》言「丽泽」。行而从之者随也，存而继之者荐也。盖气以散相推而成风，以聚相持而成雷。存则聚，行则散。故《巽》言「随风」，《震》言「荐雷」。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润下。故《离》言「明两作」，《坎》言「水荐至」。至物相差为二，二物相敌为两。于《离》言「两作」者，以重明相继而作于上也。文于象形，鸟飞而下为至；于会意，水荐而至为荐。于《坎》言「荐至」者，以重险相继而存于下故也。

成都白马寺之浮图敏行，以其所居之轩为「蒙」，所著之文为《蒙编》，其自号为「蒙子」，谓予知《蒙》之说，而求记焉。乃推卦之象，而为之记曰：山下出泉，受之以蒙。于物为稚，于人为童，始乎初筮，卒乎圣功。若知夫泉之所以出于山乎，涓涓以生，源源以行，行之不息，包载无极，沛乎为江湖，洋乎为渤澥，湛乎其为陂泽沼沚，纡乎其为沟洫川浍。风波不能挠其静，泥垢不能污其清。炎之以火，不能变其冽；堙之以山，不能激其平。雨雪沾濡而不益，鱼龙喷吸而不腥。顺方圆以应物，随巨细以授器。泽九州而不谓之功，驾万航而不谓之利。盖泉之妙用如此，而其所以为泉，乃自乎山下之蒙。今有人于此，汲泉而缶之，一日而丧其寒，二日而丧其甘，三日而丧其洁，四日而腐，五日而渔，曰泉之性如是，是果泉性乎？曰有泉则有是，无泉则无是，是果有无乎？而王弼之说《蒙》，又曰「山下出泉，未知所适」。此特知人之所以适泉，而不知夫泉之所以自适。今吾以泉之本而告于蒙子，若蒙子者，其知本之人欤！

昔老子当道术之变，故书九九篇以明生生之理。而末世为学，蔽于前世之绪馀，乱于诸子之异论，智不足以明真伪，乃或以圣人之经与杨、墨之书比。虽有读者，而烛理不深，乃复高言矫世，去理弥远。今世传注释，王弼、张说两家，经文殊舛，互有得失，害于理意者不一。今辄参对，定于至当，而以所闻，句为之解。圣人之言既为难尽，而又知之所及，辞有不胜。览者以意逆志，则吾之所发已过半矣。书成于熙宁三年七月十二日。窃尝论曰：圣人虽多，其道一也。生之相后，越宇宙而同时；居之相去，异天壤而共处。故其有言，如首之有尾，外此道者皆邪说也。然而道一者言固不同，言同者道固不一。而世儒徒识其言，故以言同者为是；不知其道，故以道一者为非。《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曰：「既得其母，以知其子」。诚如是，则推五行之殊，观四时之变，视形度志，以参万物，则圣不言，吾其知之矣。故道，岁也；圣人，时也。自尧舜至于孔子，礼章乐明，寓之以形名度数，而精神之运炳然见于制作之间。定尊卑，别贤否，以临天下，事详物众，可谓盛矣。盖于时有之，则秋夏是也。夏反而为秋，秋则敛其散而一之，落其华而实之。以辨物为德，以复性为常，其志静，其事简。夫秋岂期于反夏乎？盖将以成岁而生物也。于是时动植之死者过半，然岂天命之至，果非小智之所及邪？秋盖非岁之终也，则又有至者焉。故四时之变，于吾有之，则幼壮老死是也。传曰「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其是之谓乎！呜呼！学道而不期于死之说，则亦何以学为哉？「朝闻道，夕死可矣」，则所谓道者，贵乎可以生死也。诚知道德之诚，而溯其所归，则死生之说尽矣，故余尽心焉。

伏睹湖南常平刘钦奏，去年六月十二日，地名芦荻冲，平地掘得金一块，类灵芝祥云，重九斤八两。同日淘得颗块金甚多。及自七月二十日掘得碎金，后来至十二月十八日又据掘得金四百七两二钱，已差潭州司刑曹事王弼管押诣阙进。乞与臣僚拜表称贺。

内翰阁下：往在熙宁之初，阁下以令长进京官，遭值圣君贤相，留神至治，而阁下遂为参赞新美之腹心。当是时，某再以举子绌于有司去。十五年间，实见阁下历省寺，登禁近，用直被谗，出典雄藩，逡巡拥节钺，董百万貔虎士，为天子镇抚南蛮，扼制西羌，功名资致，秀茂显赫，与古贤将相上下。穷山越海能言之类，莫不咏诵风烈，想望声彩。而某幸以褐衣事笔砚丹铅，从诸生后，薄晓辞章，又有乡国枌榆，可为寒晚依归之号。乃独至今偭然未识阁下颜面，盖常耿叹，以为士而志于道德，惟无外慕焉耳，若夫礼义之必行，则穷达非所以间之。闻诸前言，三代之盛，法度之行，人才苟可以事上，未有不闻于家邦。其所为道隆德骏之君子，位不止卿相其国，而进乎天子之所，则列国之臣，皆得因治王会以走职而承训。其虽各仕一国，莫不有朝聘交相请觌之事。盖不如是，则义不足于己，礼不足于人也。孰有生长同乎四封之内，学云同师，行云同表，而自壮抵老，未相与者？后世之道德不明，是或一蔽故居而未及仕，与仕而之他邦，有邻不觌者，维此之故。穷则知有达者，而达则于穷者或不之知，乃势之常而情之不必怪者也。昔阁下之自桂而北也，旗旌过故里，道路为之荣耀，巷儿闾妇毕出倾仰，而某不获伏谒导骑之前，则以阁下未尝还乡国，其于不敏宜不知。今且莫有为穷困之先者，将以轻易得罪于行尘，故不敢也。及阁下以哭亡来归，而某又不得速往，则以既未尝得见，而遽以贱吊贵，非礼之情，又不敢也。虽然，某终愿一识阁下颜面，以慰岁久想咏之区区，以稍异于邻不觌之徒，以不尽废夫贱敬贵、少敬长、不肖敬贤之礼义。而使阁下亦幸肯降意而导焉，以知乡国之寒晚，有可与言乎否也，是故来伏屏外。窃以世俗之请见，必先之以高妙无底之谭辞，瀚漫沸腾，若应鲁门之问然。夫未见颜色而言，孔子命之为瞽，而曹爽所以甚轻王弼也。某则不敏，惟阁下幸肯降意，而终赐之见，则某将有自此之继承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