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往事居，是必责全于臣子；藏怒宿怨，岂宜上及于君亲？朕继体之初，宣仁圣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权同听览，仁心诚意，专在保佑朕躬。自以帘帷之间，闻见不能周及，故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独倚任耆艾，所冀恢昭圣功。司马光、吕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怀平时之觖望，幸国家之变故，遂朋党之奸谋。引吕大防、刘挚等，或并立要途，继司宰事；或迭居言路，荐掌训词；或封駮东台，或劝讲经幄。顾予左右前后，皆尔所亲。于时赏罚恩威，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里符同。宗庙神灵，恣行讪讟；朝廷号令，辄肆纷更。首信偏辞，轻改役法。开诉理之局，使有罪者徼倖；下疾苦之诏，诱群小之谤言。诬横敛则滥蠲苟免之逋，诬厚藏则妄耗常平之积。崇声律而薄经术，任穿凿而紊官仪。弃境土则谬谓和戎，弛兵备则归过黩武。城隍保民而罢增浚，器械资用而辍缮修。凡属经纶，一皆废黜。人材淆混，莫辨于品流；党与纵横，迭分于胜负。务快乘时之愤，都忘托国之谋。方利亮阴之不言，殊匪慈闱之本意。十年同恶，四海吞声，敌计得行，边民受害。昔周王受命，召公惟辟国之闻；江左虽微，兴宗有易代之叹。天下后世，其谓朕何？临朝弗怡，视古有愧。况复疏远贱士，昧死而献言；忠义旧臣，交章而抗论。迹著明甚，法安可私？其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各已等第行遣责降讫。噫！优礼近司，朕欲曲全于体貌；自奸明宪，尔今复逭于殊夷。至于射利之徒，胁肩成市，盍从申儆，俾革回邪？推予不忍之仁，开尔自新之路。除已行遣责降人外，其馀一切不问，议者亦勿复言。所有见行取会实录修撰官已下，及废弃渠阳寨人，自依别敕处分。咨尔群工，明听朕命。宜令御史台出榜朝堂，进奏院遍牒。

刘挚、梁焘据文及甫、尚洙等所供语言，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仍各于元指定处居住。

具官某蚤以器能，寖阶显用。粤自神考，擢在迩联（刘云「擢先众人」。）。逮及先皇，爰立作相（梁云「早以器能，寖阶显用。粤自神考，擢先众人。逮及先皇，俾参国论。」）。去国未几，啧有烦言，贬秩投荒，赍志没地。蒙恶滋久，不能自昭。蔽自朕心，参以故事。文阶三品，稍还旧著（刘、梁云「文阶三品，稍还旧秩」。）。纳书泉壤，流泽子孙。死而有知，尚识兹意。大防可追复右光禄大夫，挚追复太中大夫，焘追复左中散大夫。

司马光、吕公著、王岩叟、朱光庭、孔平仲、孔文仲、吕大防、刘安世、刘挚、苏轼、梁焘、李周、范纯仁、范祖禹、江衍、汤戫、李清臣、丰稷、邹浩、张舜民子弟，弟不得与在京差遣。陆傅、吴储、吕好问、吕凝问、苏适、吕能问、王摭、张禹并与外任合入差遣。

准尚书省劄子：「臣寮上言。具前劄子。七月十二日三省同奉圣旨：令给舍看详元祐党籍内曾任宰执、侍从、台谏等官，显有名德，合依累降指挥推恩之人，并馀人各项开具，限五日具状闻奏」。今具下项须至奏闻者：

曾任宰臣：

文彦博、吕公著、司马光、吕大防、刘挚、范纯仁、韩忠彦。

曾任执政：

梁焘、王岩叟、王存、郑雍、傅尧俞、赵瞻、韩维、孙固、范百禄、胡宗愈、李清臣、苏辙、刘奉世、范纯礼、陆佃、安焘。

曾任待制以上：

苏轼、范祖禹、王钦臣、姚勔、顾临、赵君锡、马默、孔武仲、王汾、孔文仲、朱光庭、吴安持、钱协、李之纯、孙觉、鲜于侁、赵彦若、赵卨、孙升、李周、刘安世、韩川、贾易、吕希纯、曾肇、王觌、范纯粹、杨畏、吕陶、王古、陈次升、丰稷、谢文瓘、邹浩、张舜民。

馀官：

秦观、汤戫、杜纯、司马康、宋保国、吴安诗、张耒、欧阳棐、吕希哲、刘唐老、晁补之、黄庭坚、黄隐、毕仲游、常安民、孔平仲、王巩、张保源、汪衍、余爽、郑侠、常立、程颐、唐义问、佘卞、李格非、商倚、张庭坚、李祉、陈祐、任伯雨、陈郛、朱光裔、苏嘉、陈瓘、龚夬、吕希绩、欧阳中立、吴俦（已上共九十七人。）。

右，臣等今看详党籍人姓名见于碑刻者，共有二本，一本计九十八人，一本计三百九人。虽皆出于蔡京私意，内九十八人者系是崇宁初年所定，多得其真。其后蔡京再将上书人及将己所不喜者作附丽人添入党籍，冗杂泛滥，增至三百九人。看详九十八人内，除王圭一名不合在籍，自馀九十七人，多是名德之臣。除台谏官卒难省记外，其间曾任宰执、侍从及馀人，并开项在前。所有三百九人，豁除九十七人系前石刻所载，其馀数内更有侍从官上官均、岑象求及馀官江公望、范柔中、邓考甫、孙谔等六人，其名德亦显然可见外，有二百馀人虽石刻具存，然其姓名有不显者。及当时议论是非，为年岁深远，别无文字考究，难以雷同开具。契勘前项九十七人并六人，共计一百三人，依得累降推恩指挥。所有今来臣寮上言许子孙陈乞恩例次数，伏乞付三省措置施行。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某皇恐顿首，百拜上某官阁下。某元丰间作举子，同相公二令息登进士科，后一岁，复与今管城令偕除学官。是时方执子弟之礼，请谒左右，相公亦以礼进而不拒也。听言侍坐，茫然如循大海之涯，莫能窥测一二。退以自许，以谓寒乡晚进，望大人先生名德之重，一造其门，以得见为幸。元祐初诏试入馆。相公位既显，德业益著，天下之士奔走望风摩毂而至，皆一时之豪杰。相公坐政事堂，为天子调缉百度，道迎太平，塞天下之观望，以得失为轻重，外则为朝廷考观人才，内则相与讲论经世之具。相公固不轻于与人，士之吐奇画策者，亦平日感慨自负，不疑于有为也。自惟涉道甚浅，闻见鄙野，气孱志狭，一无所长，乘马从徒，陪三馆之士，出入掖门，尘埃风雨，破帽自障，跄踉俯偻，日复一日，顾左右虎士如有愧色，区区亦莫知其何为也。同列之间，俊异朋合，吐辞论事，伸眉抵掌，方使雄、向挟辀，贾、马执鞭其后，相与并驱周旋。每坐其间，不敢据席，面热气茀，竟不能语，阘阘如屋上鸱，惟恐其弹射之将至也。退而治事，则磨丹和铅，镌补字画，一见蠹虫则恶而杀之，独不知无功而禄，坐官舍，食太仓，黑头利喙，便腹蠢蠕，月费三万钱，亦书林之一蠹也。当此之时，便有投劾而去，暇振衣弹冠趋步王公之庭哉！夫犯分而进，不若知守而退，使人可贱，不若以贱自安。往时虽数月未尝一走门下者，其志亦如此而已。如某等辈虽百数十，必无补于盛德之万一，犹能退自屏缩，以冒昧为罪，亦于相公进贤退不肖之道有助焉尔。苟为不知此，三日一谒，五日一拜，纵不蒙箕踞而谩骂，亦门下之罪人也。京居累年，职事既非所安，又迫以贫病，求去甚恳，累月未报，犹以莛撞钟，幸其镗然以应，固不可得也。伏蒙相公造物无间，与之曲成，怜其无用之愚，一言埏镕，获遂所请。被命奔迫，束装东归，洒扫敝庐，上先人冢墓，哭兄长于室，问劳孤嫠，饮食族子弟。私愿既毕，径趋官期，度白马之横流，览邺都之颓址，浮清漳，探滏口，吊黎人之墟，访赤狄之祀，如历阶升天，底于上党。其地襟以三关，带以汾沁，七国之时，为韩边邑，赵魏倚以障秦，而相为雁行，秦不破韩，不敢循东山而下。开元以来，连络六州，为一大镇，骑太行之脊，前扼幽并，旁蹙镇定，当四塞之冲，屹为完城，亦形势之国也。其俗俭啬固陋，克于自守，尔我不相易，故急衣食而缓节义，重财贿而薄婚姻。地高气寒，故坚忍而寿，陵阜多，川泽少，故有馀于力而不足于智。虽强聒难令，而无椎牛发冢、群行剽劫之患，斯有取焉尔。上自秦汉，下及五代，坑赵卒，封冯亭，直盗兵之冤，剪鸣辰之祸，夹城之围，三垂之战，遗踪旧事，历历可按。一来于此，年谷既丰，民讼希阔，饱食而日有馀力。山经水志、断碑遗史、田野老人之语，究其本末，足以增益所未闻。登高望远，山川气象，负抱回合，感事赋诗，足以泄其羁旅之思，不知为吏之劳，而有宦学之乐，此皆相公前日之赐也，幸甚幸甚。日夜奋励，未知所报。虽然，士之为志也，致一而已，是非可否，重轻利害，衡之于心而照之以道，无待于人，人亦何与于我也？要之，不辱于终身之义，自信其所为而不苟，挺然中立，不倚于物，而姑从吾所好，其为穷达用舍，则有命焉尔。如某之说，虽相公之自处者，犹若是也。以身任国事，宰平天下，裁量斟酌，合千万人之情，同不齐之口，爱憎毁誉，动荡排触，纷纷藉藉，特未定也。日使百手百喙，抚藉解释，必不能平。惟相公应之不挠，使物自为轻重去就而不相薄者，为能洗濯其心，一以待之而已。士之与王公，虽贵贱异势，苟为学先王之道，要其自得之志，未尝远也。汶为东藩，非勋德之盛，无以壮京师而镇方面。股肱勤劳，暂尔分逸，西归之召，正在朝夕。伏冀为时贵生，还践鼎席，宗社永赖，天下蒙福。某官守拘隔，末由参侍台座，下情无任倾依激切之至。不宣。某皇恐顿首再拜上。

妙解脱梵音，雷霆警于昏瞆；自受用三昧，日月揭于冥迷。溥分光以袭明，更敲空而作响。所谓无碍正法眼藏，是名慈悲捩鼻。孔机华公禅师学苦行尊，探赜索隐。僧中龙象，人里凤麟。背庐霍以向金华，阐毗昙而遵般若。跻堂入奥，植拂拈槌。籍籍祖风，知源流之有自；森森法器，振纲领以当仁。帆亦渡海而依风，云不择地而致雨。光孝佛刹，先朝道场。不惮象驾飞空之勤，伫观猊床无畏之吼。双溪在目，漱流演千偈之谈；东皋有秋，香积备八珍之供。嘱佛慈护，赞圣无疆。

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说行，学者尚同，如圣门一贯之说，僭也。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祐学，人谓蜀学云。时又有洛学本程颐，朔学本刘挚，皆曰元祐学，相羽翼以攻新说。卒之不胜，稔成乱阶，尚同之过也。仰惟靖康定正国是，投其徒于四裔，凡悉力以尊崇元祐学者皆得为专门名家，轼其倡也。逮绍兴至淳熙四十馀年，尧父舜子授受，圣学一出天纵，犹夫子一贯之说，无彼此异同之尚。先日拒王氏说以策勋圣门者，皆录用其后子孙，苏氏一家尤被旌眷，挺挺遗习，典刑相望，世有人矣。曰迟、曰符、曰籍，擢用于上皇之朝，特以世学为学者矩范，非若他人徒然先阀之矜也。今侍御公峤以直道受知，以懿文进用，其施设语言自世学中出，两宫隆眷，振辉九牧，不特其乡之人也。迩者追锡文忠公美谥，以御叙贲其集，眷眷于苏氏至矣。其子孙所以报答朝廷重意，以侈耀厥世，又宜如何！臣假守其乡，诗书耕稼，衣冠不替，以道德性命之归为忠信孝悌之实，文不浮，质不塞，知法而易亲，晓礼而易诱，共知师用苏氏者，以圣学之劝也。敬于郡圃作堂，以「元祐学」榜之，奉御叙与侍御公峤之跋刻龛之堂上，与蜀士大夫共之，守臣职分也。具位臣李石谨记。

比辱回翰，不胜感刻。水潦为害，父老皆云未之见闻，城中特甚，想不无迁徙之劳。山居，幸而人与屋舍皆无恙，数亩之田，皆为沮洳矣。人情嗷嗷，所不忍见，若邻境又不止此也。魏侍郎之女嫁赵氏者，压死于昭庆寺，至今寻其遗体不见。前日雨后，因挥锄之际，又陷二十馀人于藏下，可叹可叹。每为邻里言，虽岁事失望，然视他处已为乐土矣。不审比辰起居何似，伏为万福也。家叔既至城，适事已结断，竟不赴公庭而归，荷赐非浅。五马得无疑其不来耶，果尔更得略说及。乃荷示谕子由所作东坡墓志，昔见陈齐之，云尝见龟山杨丈言及，龟山云他只是要道我不是元祐人，可谓误用其心。所言三段，此固害理，而其最不可以示后者，如云因经筵言时事大臣不悦，风言者攻公。当时大臣盖吕微仲、刘莘老也，而以为与台谏交通，岂非诬罔？惇、卞辈政以此罪微仲诸公，天下后世固不之信，而子由乃当时执政，遂助实其事，何以使小人无词耶？然观其作《颍滨遗老传》，邪正分明，略无回隐，有不可诬者。盖传将付之子孙，而志铭刻之石，意者恃曲笔以避群小之锋，然孰若不作之为愈耶！欧阳公作《濮议》，谓范尧夫、傅钦之、吕献可、赵大观皆诬谤英宗，以取直名。其后章惇以此书纳之禁中，使欧阳公有知，当悔怍于地下矣。以此文字不可不慎也。林旦事固如来教，当时攻之者太过。尝谓元祐诸公忠直有馀而识见不足，不知高见以为如何，不敢不尽也。

某连奉手诲，仰荷君子眷眷不忘之意，非言可谢。雨馀微凉，审承侍外尊候万福，感慰之至。某冒暑至此，得雨幸有生意，来日可离此，因求一见之幸，豫以为喜也。安石邪说，一至于此，今其效弥可睹矣，而学者尚未知其然。自新制专尚经术，四方不知朝廷之意，遂谓欲复用安石之学，六经《新义》，其价倍贵，甚可叹也。忠宣公决无他意，如平章之言，似亦太过。但其持论专欲消合党类，兼收并用，而不知其势亦有未易为者。以仆观之，君子小人之势，决无两立。元祐晚年，吕微仲逐去刘莘老门下士，而引李清臣、邓温伯、蒲宗孟于从班，忠宣公兼收并用之说略施行矣。然出而首倡绍述之说者，李邓也。其流害以迄于今，亦可见矣。曾子开谓使范公之言行于元祐之时，必无绍圣大臣报复之祸。然使蔡确不殛死，他日复出为恶，当不下惇、卞，但不当以诗罪之耳。虽不殛蔡确以开后例，章惇得志，亦肯轻恕诸人乎？惇、卞在元祐间或偃息大郡，或优游奉祠，所以贷之者厚矣，略无怀惠悔过之意，则知专以优柔待小人者，恐非其理也。若谓忠宣公有他意，此则不可。其再相，力辩台谏诬罔，吐刚茹柔。其罢相后，又乞宽元祐党人之罪，以至得谪，是果何求哉？愿更慎言之。韩、富二公谠论，真药石也。刘道原、苏子由皆疑《周官》，子由以为非周公之全书则可，而道原诋之过矣。自孟子时，固已言诸侯恶其害己，皆去其籍矣。则后世所传，或非全书，但在慎择之耳，不可尽废以为不然也。晁以道力辟王安石，因安石之尊孟子也，并孟子而非之，不亦过乎？欧阳公谓《系辞》非孔子所作，前辈多以为不然，韩魏公未尝与之言，盖护其短也。区区所见如此，更须面尽。人行，借纸笔具此作报，未间自爱，不宣。

此王铚所论次，桐庐方雅川录以见寄。余顷在秘馆，见铚所进本与此不同，疑铚复有所增损以示人也。如蔡确传言确之治狱于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经于意外求理，今此语皆删之矣。所记刘莘老云「诸公为蔡氏计，太皇太后独不为高氏计乎」！其语甚鄙，且意有所谓。又记莘老规台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讽动之，议者不以王彦霖为直。审如此，何独彦霖尔，盖莘老、张芸叟、傅钦之、梁况之、王朋叟、韩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据？

某窃以初冬晴冷，恭惟都运龙图侍郎年兄台候动止万福。某蒙赐教勤恳，为慰千万。二十九日得仓司小报，知所请已俞，遂移舟临江，稍便医药，日望彼间的信，挂帆而上。今却未及之，何也？计所争不过一二日事，颙俟颙俟！馆客方欲还家细询，忽免解进士刘人杰相过，无以易尧矣。近文三篇录呈，其首篇向日见谯者，渠本丞相莘老疏族，经义词赋皆尝用心，今居新淦，比吉尤近。其人有父兄介特，不妄交，文行似相副，更在裁处。若无疑却速批报，过淦时面语之，不然，他日别物色拜禀，惟此等事不可徇人情耳。兴国兄廉谨有馀，于何失事使者之礼？初不知之，曲蒙宽恕，惭感无限。来年四月当满，妄意改官最难得职司文字，久不敢启口。念欲躬致此恳，正尔有碍，因来谕不免张本。倘收置药笼，虽无劫病之功，真参苓也。未审许僭越否？临笔先已愧汗，馀乞为时珍厚，行俟召拜。

予往在馆阁，凡古今法书尽见之，而鲁公《祭濠州刺史文》、怀素书皆在焉。尝以告少监，刻为《中兴法帖》数十卷，使学士大夫尽得寓目，亦一段奇事。诸公虽然予言，而未暇也。黄君廷老蓄元祐名卿二跋久矣，今归会稽，道行阙，盍以是告有位者，乞并刻之，殆将补《商颂》之亡，合丰城之剑耶？隆兴二年五月十七日。

古者学校选举之法，始于乡党而达于国都，教之以德行道艺而兴其贤者能者。盖其所以居之者无异处，所以官之者无异术，所以取之者无异路，是以士有定志而无外慕，蚤夜孜孜，唯惧德业之不修，而不忧爵禄之未至。夫子所谓「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孟子所谓「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谓此也。若夫三代之教，艺为最下，然皆犹有实用而不可阙。其为法制之密，又足以为治心养气之助而进于道德之归。此古之为法所以能成人材而厚风俗，济世务而兴太平也。今之为法不然，虽有乡举，而其取人之额不均，又设太学利诱之一涂，监试、漕试、附试诈冒之捷径，以启其奔趋流浪之意。其所以教者既不本于德行之实，而所谓艺者又皆无用之空言。至于甚弊，则其所谓空言者，又皆怪妄无稽而适足以败坏学者之心志。是以人材日衰，风俗日薄，朝廷州县每有一事之可疑，则公卿大夫、官人百吏愕眙相顾而不知所出。是亦可验其为教之得失矣。而议者不知其病源之所在，反以程试文字之不工为患，而唱为混补之说，以益其弊。或者知其不可，又欲斟酌举行崇宁州县三舍之法，而使岁贡选士于太学。其说虽若贤于混补之云，然果行此，则士之求入乎州学者必众。而今州郡之学钱粮有限，将广其额则食不足，将仍其旧则其势之偏、选之艰而涂之狭又将有甚于前日之解额少而无所容也。正使有以处之，然使游其间者校计得失于旦暮锱铢之间，不得宁息，是又不唯无益而损莫大焉，亦非计之得也。盖尝思之，必欲乘时改制，以渐复先王之旧而善今日之俗，则必如明道先生熙宁之议，然后可以大正其本而尽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则莫若且均诸州之解额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罢去词赋，而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以齐其业，又使治经者必守家法，命题者必依章句，答义者必通贯经文，条举众说而断以己意。学校则遴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专教导，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至于制科、词科、武举之属，亦皆究其利病而颇更其制。则有定志而无奔竞之风，有实行而无空言之弊，有实学而无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其详则继此而遂陈之。夫所以必均诸州之解额者，今之士子不安于乡举而争趋太学试者，以其本州解额窄而试者多，太学则解额阔而试者少；本州只有解试一路，太学则兼有舍选之捷径，又可以智巧而经营也。所以今日倡为混补之说者，多是温、福、处、婺之人，而他州不与焉。非此数州之人独多躁竞而他州之人无不廉退也，乃其势驱之，有不得不然者耳。然则今日欲救其弊而不以大均解额为先务，虽有良法，岂能有所补哉？故莫若先令礼部取见逐州三举终场人数（太学终场人数解试亦合分还诸州，理为人数。），通比旧额都数，定以若干分为率而取其若干，以为新额（如以十分为率而取其一，则万人终场者以百人为额，更斟酌之。）。又损太学解额舍选取人分数，使与诸州不至大段殊绝（其见住学人分数权许仍旧。），则士安其土而无奔趋流浪之意矣。所以必立德行之科者，德行之于人大矣。然其实则皆人性所固有，人道所当为。以其得之于心，故谓之德；以其行之于身，故谓之行。非固有所作为增益而欲为观听之美也。士诚知用力于此，则不唯可以脩身，而推之可以治人，又可以及夫天下国家。故古之教者莫不以是为先。若舜之命司徒以敷五教，命典乐以教胄子，皆此意也。至于成周而法始大备，故其人材之盛、风俗之美，后世莫能及之。汉室之初，尚有遗法。其选举之目，必以敬长上、顺乡里、肃政教、出入不悖所闻为称首。魏晋以来，虽不及古，然其九品中正之法，犹为近之。及至隋唐，遂专以文词取士，而尚德之举不复见矣。积至于今，流弊已极，其势不可以不变。而欲变之，又不可不以其渐。故今莫若且以逐州新定解额之半而又折其半，以为德行之科（如解额百人，则以二十五人为德行科。盖法行之初，恐考察未精，故且取其半而又减其半。其馀五十人自依常法。）。明立所举德行之目（如八行之类。），专委逐县令佐从实搜访，于省试后保明，津遣赴州。守倅审实，保明申部。于当年六月以前，以礼津遣，限本年内到部，拨入太学，于近上斋舍安排，而优其廪给，仍免课试。长贰以时延请询考，至次年终，以次差充大小职事。又次年终，择其尤异者特荐补官，馀令特赴明年省试。比之馀人，倍其取人分数（如馀人二十取一，则此科十而取一。盖解额中已减其半矣。），殿试各升一甲，其不中人，且令住学，以俟后举。其行义有亏、学术无取，举者亦当议罚。则士知实行之可贵，而不专事于空言矣。所以必罢诗赋者，空言本非所以教人，不足以得士，而诗赋又空言之尤者，其无益于设教取士，章章明矣。然熙宁罢之，而议者不以为是者，非罢诗赋之不善，乃专主王氏经义之不善也。故元祐初议有改革，而司马温公、吕申公皆不欲复，其欲复之者，唯刘挚为最力。然不过以考校之难而为言耳。是其识之卑而说之陋，岂足与议先王教学官人之本意哉？今当直罢，无可疑者。如以习之者众，未欲遽罢，则限以三举而递损其取人之数，俟其为之者少而后罢之，则亦不骇于俗而其弊可革矣。所以必分诸经、子、史、时务之年者，古者大学之教，以格物致知为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为大成。盖天下之事皆学者所当知，而其理之载于经者，则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乐经》亡而《礼经》缺，二戴之《记》，已非正经，而又废其一焉。盖经之所以为教者已不能备，而治之者类皆舍其所难而就其所易，仅窥其一而不及其馀，则于天下之事宜有不能尽通其理者矣。若诸子之学，同出于圣人，各有所长而不能无所短。其长者固不可以不学，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于诸史，则该古今兴亡治乱得失之变。时务之大者，如礼乐制度、天文地理、兵谋刑法之属，亦皆当世所须而不可阙，皆不可以不之习也。然欲其一旦而尽通，则其势将有所不能而卒至于不行。若合所当读之书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则亦若无甚难者。故今欲以《易》、《书》、《诗》为一科，而子年、午年试之；《周礼》《仪礼》及二戴之《礼》为一科，而卯年试之；《春秋》及三传为一科，而酉年试之（年分皆以省试为界，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大学》、《论语》、《中庸》、《孟子（义各一道。）》。论则分诸子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诸子则如荀、扬、王、韩、老、庄之属，及本朝诸家文字，当别讨论，分定年数。兼许于当年史传中出论二道。）。策则诸史，时务亦然（诸史则《左传》《国语》《史记》《两汉》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通鉴》为一科。时务则律历、地理为一科，《通礼》、《新仪》为一科，《兵法》、《刑统》、敕令为一科，《通典》为一科。以次分年，如经子之法，策各二道。）。则士无不通之经，无不习之史，而皆可为当世之用矣。其治经必专家法者，天下之理，固不外于人之一心。然圣贤之言，则有渊奥尔雅而不可以臆断者。其制度名物、行事本末，又非今日之见闻所能及也。故治经者必因先儒已成之说而推之。借曰未必尽是，亦当究其所以得失之故，而后可以反求诸心而正其缪。此汉之诸儒所以专门名家、各守师说而不敢轻有变焉者也。但其守之太拘而不能精思明辨以求真是，则为病耳。然以此之故，当时风俗终是淳厚。近年以来，习俗苟偷，学无宗主，治经者不复读其经之本文与夫先儒之传注，但取近时科举中选之文，讽诵摹仿，择取经中可为题目之句，以意扭捏，妄作主张，明知不是经意，但取便于行文，不暇恤也。盖诸经皆然，而《春秋》为尤甚。主司不惟不知其缪，乃反以为工而置之高等。习以成风，转相祖述，慢侮圣言，日以益甚。名为治经，而实为经学之贼；号为作文，而实为文字之妖。不可坐视而不之正也。今欲正之，莫若讨论诸经之说，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为主。如《易》则兼取胡瑗、石介、欧阳脩、王安石、邵雍、程颐、张载、吕大临、杨时，《书》则兼取刘敞、王安石、苏轼、程颐、杨时、晁说之、叶梦得、吴棫、薛季宣、吕祖谦，《诗》则兼取欧阳修、苏轼、程颐、张载、王安石、吕大临、杨时、吕祖谦，《周礼》则刘敞、王安石、杨时，《仪礼》则刘敞，二戴《礼记》则刘敞、程颐、张载、吕大临，《春秋》则啖助、赵正、陆淳、孙明复、刘敞、程颐、胡安国，《大学》、《论语》、《中庸》、《孟子》则又皆有集解等书，而苏轼、王雱、吴棫、胡寅等说亦可采（以上诸家，更加考订增损。如刘彝等说，恐亦可取。）。令应举人各占两家以上，于家状内及经义卷子第一行内一般声说，将来答义，则以本说为主而旁通他说，以辨其是非，则治经者不敢妄牵己意而必有据依矣。其命题所以必依章句者，今日治经者既无家法，其穿凿之弊已不可胜言矣。而主司命题又多为新奇，以求出于举子之所不意，于所当断而反连之，于所当连而反断之。大抵务欲无理可解、无说可通，以观其仓卒之间趋附离合之巧。其始盖出于省试「上天之载，无声无臭，仪刑文王」之一题，然而当时传闻犹以为怪。及今数年，则无题不然，而人亦不之怪矣。主司既以此倡之，举子亦以此和之，平居讲习，专务裁剪经文，巧为斗饤，以求合乎主司之意。其为经学贼中之贼，文字妖中之妖，又不止于家法之不立而已也。今既各立家法，则此弊势当自革。然恐主司习熟见闻，尚仍故态，却使举子愈有拘碍，不容下笔，愿下诸路漕司戒敕所差考试官，今后出题须依章句，不得妄有附益裁剪。如有故违，许应举人依经直答，以驳其缪。仍经本州及漕司陈诉，将命题人重作行遣。其诸州申到题目，亦令礼部、国子监长贰看详，纠举谴罚，则主司不敢妄出怪题，而诸生得守家法，无复敢肆妖言矣。又按，前贤文集策问皆指事设疑，据实而问，多不过百十字。嘉祐治平以前，尚存旧体。而吕申公《家传》记熙宁事，乃云有司发策问，必先称颂时政，对者因大为谀词以应之。然则此风盖未远也。今亦宜为之禁，使但条陈所问之疑，略如韩、欧诸集之为者，则亦可以观士子之实学而息其谀佞之奸心矣。其必使答义者通贯经文、条陈众说而断以己意者，其说已略具于家法之条矣。盖今日经学之难不在于治经，而难于作义。大抵不问题之小大长短，而必欲分为两段，仍作两句对偶破题，又须借用他语以暗贴题中之字，必极于工巧而后已。其后多者三二千言，别无他意，不过止是反复敷衍破题两句之说而已。如此不唯不成经学，亦复不成文字。而使学者卒岁穷年，枉费日力以从事于其间，甚可惜也。欲更其弊，当更写卷之式，明著问目之文而疏其上下文，通约三十字以上，次列所治之说而论其意，又次旁列他说而以己意反复辩析，以求至当之归。但令直论圣贤本意与其施用之实，不必如今日经义分段破题，对偶敷衍之体。每道止限五六百字以上，则虽多增所治之经，而答义不至枉费辞说，日力亦有馀矣。至于旧例经义禁引史传，乃王氏末流之弊。而论子史者不复订以经指，又俗学卑近之失。皆当有以正之，使治经术者通古今，议论者识原本，则庶乎其学之至矣。其学校必选实有道德之人使为学官，以来实学之士；裁减解额舍选谬滥之恩，以塞利诱之涂者，古之太学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之来者为义而不为利。且以本朝之事言之。如李廌所记元祐侍讲吕希哲之言曰，仁宗之时，太学之法宽简，国子先生必求天下贤士真可为人师者，就其中又择其尤贤者，如胡翼之之徒，使专教导规矩之事。故当是时，天下之士不远万里来就师之。其游太学者端为道艺，称弟子者中心说而诚服之，盖犹有古法之遗意也。熙宁以来，此法浸坏，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士之有志于义理者既无所求于学，其奔趋辐凑而来者不过为解额之滥、舍选之私而已。师生相视漠然，如行路之人。间相与言，亦未尝开之以德行道艺之实。而月书季考者，又祗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无耻之心，殊非国家之所以立学教人之本意也。欲革其弊，莫若一遵仁皇之制，择士之有道德、可为人师者以为学官而久其任，使之讲明道义，以教训其学者。而又痛减解额之滥以还诸州，罢去舍选之法，而使为之师者考察诸州所解德行之士与诸生之贤者而特命以官，则太学之教不为虚设，而彼怀利干进之流自无所为而至矣。如此则待补之法固可罢去，而混补者又必使与诸州科举同日引试，则彼有乡举之可望者自不复来，而不患其纷冗矣。至于取人之数，则又严为之额，而许其补中之人从上几分，特赴省试，则其舍乡举而来赴补者亦不为甚失职矣。其计会监试、漕试、附试之类，亦当痛减分数，严立告赏，以绝其冒滥。其诸州教官，亦以德行人充，而责以教导之实，则州县之学亦稍知义理之教，而不但为科举之学矣。至于制举，名为贤良方正，而其实但得记诵文词之士。其所投进词业，亦皆无用之空言，而程试论策则又仅同覆射儿戏，初无益于治道，但为仕宦之捷径而已。词科则又习于谄谀夸大之词，而竞于骈俪刻雕之巧，尤非所以为教。至于武举，则其弊又不异于儒学之陋也。欲革其弊，则制科当诏举者不取其记诵文词而取其行义器识，罢去词业六论，而直使待对于廷，访以时务之要，而不穷以隐僻难知之事。词科则当稍更其文字之体，使以深厚简严为主，而以能辨析利害、敷陈法度为工。武举则亦使学官放经义论策之制，参酌定议。颁下《武经总要》等书，而更加讨论，补其遗逸，使之诵习而立其科焉，则庶乎小大之材各得有所成就，而不为俗学之所病矣。夫如是，是以教明于上，俗美于下，先王之道得以复明于世，而其遗风馀韵又将有以及于方来。与夫规规然固守末流之弊法，而但欲小变一二于其间者，利害相绝，固有间矣。草茅之虑，偶及于此，故敢私记其说，以为当路之君子其或将有取焉。

吕氏系出神农，受氏虞、夏之间，更商、周、秦、汉、魏、晋，下逮隋、唐，或封或绝。五代之际，始号其族为三院。言河南者，本后唐户部侍郎梦奇；言幽州者，本晋兵部侍郎琦；言汲郡者，本周户部侍郎咸休。其昭穆疏戚，世远轶其谱，而河南者祖为最盛。河南之吕，入国朝有为起居郎知泗州者曰龟图，生蒙正，相太宗、真宗，谥文穆。起居之弟曰龟祥，尝为殿中丞、知寿州。寿州生蒙亨，终大理寺丞。寺丞生夷简，三相仁宗，与文穆仍以公开号于许，册拜太尉就第，薨，谥文靖，配享仁宗庙廷。文靖公有子五，而二至相辅。公弼，事英宗、神宗，为枢密使，谥惠穆；公著，事神宗、哲宗，历枢密副使、门下侍郎、尚书左仆射、司空、平章军国事、申国公、谥正献。盖其自献公而上，勋德行治皆在太史氏。正献公三子，伯曰希哲，以经入侍哲宗崇政殿，封荥阳子，是实生公，用公贵，赠太子太保。公讳好问，字舜徒，荥阳公之冢子也。生数年，以门功守将作监主簿。委己于学，髫嬉童习，不屏而绝。范蜀公镇与正献公兄弟交，公幼拜蜀公于堂，唯诺进趋无违礼，蜀公慰纳甚备，待之如成人。吴侍讲安诗至伉简，少许可，每见公辄自失，叹曰：「吕氏有子矣」。稍长，学益成，行益修，诸公长者皆折辈行从公游。初监在京杂卖场，正献公当国，在事者以公亲宰相孙，阔其条约，不以簿领累公。公愈益自厉，日夜治文书，若有程督之者。哲宗皇帝同宣仁圣烈皇后听政，以朴素先天下，四方贡献一归之有司斥卖，以佐经费。吏或下其估以自私，公独漠然如不见，终秩未尝售一物。正献公薨，天子加恩诸孙，将擢公寺监丞，公固辞，推以与从父兄。徙监金耀门文书库，职閒无事，公所乐也，始得大肆力于经术，忘晦明寒暑之变。当是时，正献公宾客半朝廷，争欲致公。稍自降屈，出一语则跻台躐省唯自择。公深自晦匿，日与硕师鸿生讲道穷巷中，未尝挂谒刺于权门之籍，时论归其靖退。调真州春料船场。党事起，荥阳公谪和州，公自免归。徽宗皇帝即位，号召耆艾皆集阙下，荥阳公入为秘书少监，公以便亲监在京绫锦院。崇宁初，权臣修元祐之怨，治党锢甚急，群谴辈黜，廷中为空。于是荥阳公废居宿州，公亦以元祐子弟例不得至京师，两监东岳庙，客于宿者七年。自正献公时，悉廪赐以振宗族，无留赀，其后再更党祸，家愈窭，或日旰灶薪不属。公上奉二亲，下任数百指之责，从容养志，奏甘毳，虞颜色，米盐之问，不至寝门，而家人亦化公德，怡怡然忘其贫。复调真州春料船场，司扬州仪曹事。扬据南北冲，贤士大夫，舟车上下，必过公而拜荥阳公于堂。如杨侍郎时中立、陈右司瓘莹中，每过扬与公语，连日夜不厌，所言皆经世大略。扬帅蔡卞自知不为公论所右，欲扳善类自解，待公特异，拜疏荐公于朝。公以礼自持，卞终不得而亲。久之，卞自扬得政，同府掾属拔擢略尽，独公滞于故官。卞遣其党榜公以利，曰：「子少答我公，即坐阶显列矣」。公笑不应。遭内外艰，终制，无复仕进意，客颍昌之阳翟者又十二年。卷道环堵，閟光韬华，嗒焉与世忘，然誉望日尊，贤临一时。宣和之季，故老踵相蹑下世，独公与杨公中立无恙。诸儒为之语曰：「南有杨中立，北有吕舜徒」。盖天下倚以任此道者唯二公云。未几，女真犯边，徽祖传位皇太子，是为钦宗皇帝。靖康元年正月，虏骑薄都城，乞盟而归。天子锐欲更置天下事，寤寐畯良，近臣交口荐公。钦宗雅闻公名，趣召公，驿书道相及，未至，除左司谏、谏议大夫，赐进士出身。间两月，擢御史中丞。始徽宗前内禅之二日，下哀痛诏，解散党禁，削除新法，尽复祖宗之故。郡国宣布诏书，听者至感泣。然蔡京持权馀二十年，党戚根据内外，皆害其事莫肯行。钦宗虽屡敕有司亟如诏，阳应而阴不随，毛举一二事以塞责，名更张而大抵犹蔡氏之旧。公首为上言：「太上皇之诏，时之利害，政之阙失，无不备载，纵使直言之士伸纸执笔，得尽其言，亦无以过于此矣。今陛下虽有奉诏之名，而未有行诏之实，愿陛下书太上皇之诏置于几间，一一行之，所以安宗庙、定中国、却夷狄之策，在此而已」。又言：「陛下宵衣旰食，有求治之意，发号施令，有求治之言，逮今半年，所谓意者终未能行，所谓言者终未能副，盖左右前后之人不能推广盛德，而陛下失于容养，不能成之以刚也。臣将见陛下淳厚之德，变为颓靡之风矣」。又言：「陛下自即位以来，欲复祖宗之法，然左右前后率多阴谋沮格，必欲不行。名为罢蔡京之法度，而今所行者实蔡京之法度也。名为去童贯之军政，而今所用者实童贯之军政也。何以言之？祖宗之法既未复，而所改所罢者何事？斯民何以至今不被陛下之德泽也？陛下若不革京、贯等所为，销京、贯等所引，恐无由可致太平」。钦宗甚乡纳。公新从下土来，以孤身遍犯众怨，深探用事者包藏蒙蔽顾望之情，披抉囊橐，为上索言之。小人自知情得，皆异目视公。公勇不自恤，奋笔益力。累疏蔡京之恶，投之海外；且请摘朋附之尤者，黜以厉其馀；建白收王安石王爵，以定名分；正神宗配享，以判忠邪；褒表江公望、张庭坚、任伯雨、龚夬，以开谏争；刊青苗敛散之令，以纾民力；湔元符上书之谴，以起士气。章前后数十上，钦宗数对辅臣称公论事有体。尝奏事，直尚食进膳，时公请退，钦宗固留公毕其说，漏下数刻乃罢。其命公为中执法，谕曰：「朕夜阅班簿，廷臣无出卿右者，且以卿元祐子孙，使天下知朕好恶」。眷瞩日隆，恩意礼秩，群臣莫敢望，媢忌者寖多。女真释都城之围也，大臣意其不能再举，武备益弛，军书边遽，犹袭承平故态，旬稽月留，不得决语。公拜言职之六日，即言：「昨虏在阙，要盟劫质，志满气盈而归，益有轻中国心。秋冬之间，草枯马肥，能保其不倾国再来乎？然则禦敌之备，在今三数月之间而已。日月如此之迫，寇敌如此之大，当速讲求，以备不虞」。又言：「边事经画，晷刻可办者，率皆旬月不见设施，臣僚奏请皆不行下。今胡虏复有深入之意，而区处未有大异于前日，此臣之所深惧也」。及秋，虏骑骎骎南下，大臣不知所出，遣使讲解，冠盖属路不绝。虏外相应答，而攻城略地自如，告急者日三四至。诸将以和议，皆闭壁不敢前。公进言：「所谓讲和不进兵者，彼当顿兵境上，不敢相侵，然后朝廷亦勿进兵可也。彼既欲和而攻我不已，今日破一城，明日破一县，朝廷犹执议和之说，不谋进兵遣将，臣恐比至得和，河北诸城遍被其害矣。今日之计，和与不和，皆当为备，有备无患」。条守禦之策甚悉。如论防河，非选将练卒，仓猝必不可倚；厚集沧、滑、邢、相之戍，以遏奔冲；列勤王之师于畿邑，以卫京城。皆见抑厌不省。居无何，虏陷真定，攻中山，上下震骇，大臣狐疑，相杖以议和为解，不为出师。公率台属请对争之，劾大臣巽懦误国，词指痛切。大臣怒，请出公知袁州。上内嘉公忠而不得已于大臣，下迁公吏部侍郎。既而虏骑临河，并河诸屯，闻鼓声鸟兽散，无北向发一矢者。虏径渡，遂垒都城下。钦宗悔不用公言，进公兵部尚书。闰十一月丙辰，都城失守，钦宗召公入禁中，公昼夜不去上侧。军民数万欢噪，斧左掖门求见上，公从上御楼谕遣，乃散。卫士长蒋宣帅其徒数百，露刃升祥曦殿，邀乘舆犯围西出，左右奔窜，独公与孙公傅、梅公执礼侍上。蒋宣大声曰：「前日宰相信任奸臣，不用直言，致国家如此」！孙公诃止之，宣以语侵孙公。公徐晓之曰：「汝数百人忘家族，冒重围，卫上以出，可谓忠义。然乘舆将驾，当相与物道途，载糗粻，具屝屦，无阙而后动」。宣诎服曰：「尚书真知军情」。麾其徒退。然卫士桀骜怙乱，至坎宫垣，盗禁帑珠玉无所忌。公议以禁卫单寡为名，召陕西将渠造以西兵五百补其阙。造以兵入，卫士皆迎自戢，潜弃珠玉沟渎，或瘗墙阴，殿中复肃。辛酉，钦宗幸虏营，公实从。十二月癸亥，钦宗至自虏营。靖康二年正月庚子，钦宗再幸虏营，公复从。既驻跸，命公还都城尉拊。既旬日，闻北狩之议，公悲愤废寝食，移有司请老。孙公及签书枢密院张公叔夜交止公曰：「此尚书求退时耶？傅辈与闻大政，国家至此，义当前死，公阖门不出，兴复之责将谁属」？语未卒，公泣数行下曰：「某家世辅相，非爱死而后国家，恐能薄，祗取辱耳。二公命我以义，我敢不听？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二月丁卯，徽宗皇帝幸虏营。壬申，张公、孙公将之虏营，与公诀别南薰门，恸哭握手，相勉以忠义，哀动行路，观者莫能仰视。是时二圣既幸虏营，太子诸王皆扈从无留者，独太上皇帝以大元帅康王总戎朔方，内外隔绝，莫知元帅府所向，人心危惧。公遣客蔡安中、省吏张思聪潜求康邸姻戚，得韦渊、蒋帅愈，又得给使孙卞、郭贵于民间，潜询行府次舍以俟虏间。元祐皇后自崇宁中复降居瑶华宫，公在谏省，具道本根所以诬罔状，请还位号。钦宗竦然曰：「当即出制耶」！公曰：「钦圣后临朝，既命位号，以姑复妇，名正体顺。崇宁诏书非道君雅意，徒迫于蔡京辈耳。陛下视元祐皇后，伯母也。今欲尊崇，不当下制，举钦圣已行之命足矣」。钦宗然之。初，还自虏营，意虏且退，急召近臣豫定赦文，公请首以复元祐皇后载于赦文。属藁未布而虏情中变，钦宗再幸虏营矣。后虽不克复，然久处外宫，名号不闻于虏，以是获安。公深惟宗社之寄，独太上皇暨元祐皇后在日，图推奉之策。虏既得志，其众皆思归，太宰张邦昌前使虏，为所质，挟与俱来，大酋粘罕辈欲捐河以南委之邦昌而去。公素不与邦昌接，闻之忧甚，造邦昌所善吕勤，访其为人。勤曰：「公毋庸忧，邦昌龊龊畏谨，懦人耳」。公阴自喜曰：「吾事其济乎」！三月辛卯朔，邦昌入居都省，公说之曰：「相公之入，为真欲立乎，抑姑塞虏意而徐改图乎」？邦昌惊曰：「是何言也？在朝士大夫，皆道君与上所擢，若邦昌果有此意，谁复见容」？公曰：「相公及此言，非唯宗庙社稷之福，亦相公家族之福也」。因从容道虏中事。邦昌曰：「邦昌在粘罕军，谁何严急，环床皆甲卒，夜卧辗转，辄升床检校」。公以言动之曰：「此虏情也，相公知中国人情所向乎？今日人情，畏女真兵威耳，女真既去，复保人情如今日乎」？邦昌变色曰：「然」。公曰：「女真言语不通，本不敢有意中国，特以契丹遗民雠夹攻之役，而燕人之被遣者，怨我纳之死地，合二憾以求逞于我，故纵臾女真以至于此。然大元帅在外，人心有系，元祐皇后在内，虏复不知，殆天力也。相公虽勉塞虏意以纾难，盍亟定还政复宗庙社稷之计，则可转祸为福」。邦昌曰：「此邦昌之心也」。公曰：「某所以不顾家族，首建此议者，以三世辅相，当以复赵氏为己任，愿相公毋与好利者谋，以乱视听」。邦昌曰：「谨受教」。公退而倾橐中装募勇士李进，持帛书走大元帅府。进缒城径重围，为候者所遮，以善解说得免。它日公复见邦昌曰：「相公权以济事，虽迫于彊虏，当微示人以意」。邦昌曰：「奈何」？公曰：「省中非人臣所宜处，盍寓直殿卢。晨出，毋令卫士侠陛。虏所遗袍带，非戎人在傍，弛勿服。车驾既未还，所下文书不当尚称圣旨」。邦昌皆如公言。邦昌又谓公曰：「舜徒贤德，众所推与，今日欲安宗庙社稷，非得公共事何以济」？因请公摄门下省。公始不肯当，邦昌曰：「政府虚位，虏中遣腹心来据之，将奈何」？公念肘腋间参以虏人，且败大事，遂不复辞。亲党或谂公宜阖门勿出，公曰：「某身为世臣，敢洁其身而忘国家大计乎」？公虽摄门下省，止书兵部尚书衔，日治兵部事自如。同列诮之，公曰：「受命于上，不可改也」。却奉禄不内，以兵部印封其券，至饘粥不继。邻僧哀公之穷，丐米遗公，赖以少济。徐秉哲亟请邦昌改年，曰不则虏酋必大见猜，公固争得已，然台省文移，畏虏不敢以靖康冠岁月，公不能禁。独兵部符檄，仍称靖康二年，诸公闻之，颇有效者。吴幵、莫俦请邦昌见虏使于紫宸、垂拱殿，公曰：「二殿乃正衙，其可耶」？幵曰：「既权宜摄政，权宜御此殿，亦何伤」？公曰：「相公左右皆宫省久吏，骤见御正衙，必愤骇以为即真，变且不测」。邦昌矍然而止。王时雍议肆赦，公争之数日不能得。公曰：「赦书日行五百里，今号令不出一城，四壁之外皆非我有，将谁赦」？邦昌笑曰：「俚语谓钱氏肆赦五百里外，恐入李王世界」。公曰：「钱氏犹有数州地，五代之际，非素有君臣之分，岂今比耶」？邦昌悟，遽追其赦。公乘间语邦昌曰：「天命人心皆归大元帅，相公若先群议之未启，遣人推戴，则功无在相公右者。若抚机不发，则他人将有其功，声大义而来讨，悔可追耶」？邦昌曰：「非敢缓也，兵戈蔽道，将何涂之从」？公曰：「第预遣人，俾军民闻之，虽未克行，异时按遣人日月，犹可自明。不然，岂惟相公不可自保，某辈家族亦岂可保耶」？于是遣谢克家奉传国宝往大元帅行府。须虏退发，女真还师有期，邦昌将出别虏酋。公曰：「虏酋或留兵防卫，何以处之」？邦昌曰：「恐不至此」。公曰：「不可不为之备，若留兵则动息为所胁制，释位还政之谋，皆不得展，社稷危矣，相公当以死争，逆顺之分，政在今日，相公其勉之」。邦昌之虏营，粘罕果欲为邦昌置卫，邦昌力辞。翌日，虏又遣高庆裔、王汭来道留兵事，公谓庆裔曰：「南北异宜，恐北兵不习风土，或不遵南方要束，必不相安」。庆裔曰：「留一勃堇统之可也」。公曰：「时向热，勃堇贵人，假如万分一致疾，则南方负罪益深」。庆裔曰：「诺。吾军近在河北，有变驰一骑见报，则下铁骑相援矣」。遂不复留兵。四月庚辰朔，女真中军行；辛酉，女真后军行；壬戌，女真扫地军行。公谓邦昌曰：「大事其可缓乎」？或曰：「虏去未久，请俟踰年」。公怒曰：「踰一日已惧其迟，倘城外推尊册立，则城中奈何」？邦昌曰：「彭宠之事，安保其无？舜徒所谓爱人以德者也」。或曰：「虏若回兵，公能禦之乎」？公曰：「女真纠合诸番，啖以中国之利，故为虏用。今子女玉帛既厌其欲，各思反其巢穴，岂能劫而复南？政使回戈，则死于宗社，处死有名。茍犹豫不亟决，军民有变，吾属必为所鱼肉，遗臭万世矣」。邦昌从公策，遣使诣大元帅府劝进，请元祐太后垂帘听政。议已定，邦昌下书，乃尊后为宋太后。公曰：「此事发端于予，若云宋太后，则人心疑惧矣，吾不可预其祸」。亟在告卧家。邦昌密使后侄孟忠厚持所上太后奏视公曰：「前日未敢正名，出于畏偪，非敢中变也」。公起见邦昌，竟如初议。甲子，元祐太后入居延福宫。乙丑，群臣见太后于延福宫。太后泣，群臣亦泣。太后曰：「岂意国家遂至于此，祖宗积德甚厚，康王仁孝刚勇，又何虑耶」？戊辰，公趣邦昌归政太后，邦昌欲俟明日。公曰：「时不可失」。遂以日晡集百官将校，谕以太后垂帘，迎大元帅入纂大统。己巳，邦昌易服归太宰班，出次资善堂。庚午，元祐太后自延福宫入拱宸门，御小殿垂帘听政。公始议迎后，或以为无益。后之将就舆，都人初闻跸声，喜极，皆呜咽流涕。涂经太庙，父老童稚，引首望庙垣，驩呼鼓舞，涛翻雷动，阗衢溢陌，异议者大诎服。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朔，大元帅康王即皇帝位于南京，大赦改元，太后降手书，以是日撤帘，命公奉手书诣行在所庆登宝位。癸巳次南都，乙未赐对，上劳公曰：「宗庙获全，皆卿之力也」。除尚书右丞，兼散秩中大夫，封掖县男。公感慨知遇，为上深陈致乱之原，讲求故典，期以岁月，尽还祖宗之旧，录节义，拔滞淹，饬边备，大略粗举。李丞相纲夙敬公，同在庙堂，相得甚驩。士大夫之在围城者，李丞相概欲以叛逆罪之，公曰：「王业艰难，政含垢纳污之时，遽绳以峻法，惧者众矣。围中士大夫责以不能死则可，若直谓之叛逆，彼岂无辞乎」？李丞相意不厌，数遣其客胡珵要说公，区围城人为三等，以差行戮。且曰：「必如是方可表公忠谊之节」。公谓珵曰：「与君俱处城中，众以为可罪者才十许人耳，馀人本末，吾辈所共悉，宁可以叛逆加之耶」？由是李丞相始不快公矣。时台谏多李丞相所厚，因论围城事，并以中公。太上皇出手札付尚书曰：「吕某昨邦昌僭号之初，即募人赍帛书，具道京城内外之事。金人南退，又遣人劝进。考其心迹，与馀人不同，言官所不知，仰尚书省行下」。公上章谢，且力求去，曰：「臣世受国恩，异于众人，亲受贤者之责，所以不避虏人灭族之祸，遣人冒围赍书于陛下，画谋奉迎。向若虏人网罗得臣所遣之书，而臣之谋画万一泄露，臣之一身当如何，臣之家族当如何？然则臣果爱死耶？果不敢爱死耶？臣之心迹，显然明白，臣今求退，乃其时也，乃初心也。臣犹自以为当去，况它人乎？况言者乎」？章连上至七八，太上皇虽重惜公去，而知公归志确不可夺，除资政殿学士知宣州，时七月己酉也。八月辛未，公入辞，赐茶便殿，敦谕温渥。公下车之十日，剧贼张遇聚徒数万陷繁昌，势张甚，动摇江东。公治城壁，联保甲，远斥候，扼险隘，贼望风震詟，犬牙不入宣境。明年，三拜疏请祠，诏提举临安府洞霄宫。建炎三年冬祀，进封东莱郡侯。虏骑比岁大入，江湖间群盗蜂起，公避地转徙于筠、于连、于郴、于全、于桂，靡有定止。绍兴元年七月丁酉，以疾薨于桂州，享年六十有八。讣闻，诏赠五官，恤礼视常典有加。八月壬申，藁葬于桂州城南之龙泉。子男五人：长本中，尝任中书舍人、直学士院，终于左朝奉郎、提举江州太平观；次揆中，终于郊社斋郎；次弸中，尝任驾部员外郎，终于右朝请郎、主管台州崇道观；次用中，尝任兵部员外郎，终于右朝奉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观；次忱中，尝任提举江南东路常平茶盐公事，终于右朝奉郎、知饶州。女一人，适右朝奉郎蔡兴宗。孙九人，曰大器、大伦、大猷、大凤、大阳、大同、大麟、大虬、大兴。曾孙十六人，曰祖谦、祖仁、祖俭、祖恕、祖重、祖宽、祖悫、祖平、祖新、祖节、祖宪、祖永、祖志、祖慈、祖义、祖忞。而大凤、大阳、大同、大兴，皆蚤夭。公体气高亮，音吐洪畅，衣冠甚严，顾盼煇如也。平生经籍之外，无它嗜。居阳翟，年六十馀矣，犹自课诵五经，日终一帙。晨起，环庭除讽咏，声琅然，虽少年有所不逮。荥阳公道学为世宗，公蚤得其传，乐天知命，阨困湮郁，排抑诋挫，无入而不自得。晚归朝廷，遇大变，两陷虏营，出入白刃间，左右喘汗无人色，公裕然如平时。诸酋争前，问公康王驻军何地，公曰：「名王贵人，在国门外犹且不知，况围城中耶」？一酋怒目公曰：「尚书祗为赵氏乎」？公曰：「家世辅相，实为赵氏」。声泪俱堕。时梅尚书执礼、陈侍郎知质、程侍郎振、安给事扶，以括责金帛不惬虏意，骈首就僇，中书高舍人伯振微服匿里舍，为虏所族。公正色抗对不少下，旁立者代公缩颈。故事，诞节前期一月，即浮屠、老子祠祈祥。会乾龙节，有司胁于虏，废不讲，公独往景德寺之宝胜、永庆院行礼。是日虏使在馆，公不顾。其在桂林，疾既革，资政刘公珏访公卧内，公与剧谈，慷慨忧国，言不及私。迨至属纩，神闲气定，谈笑而终。公于死生祸福之际盖如此。靖康之难，公含垢忍耻，以就大计，晚进后出，不知前辈本末，或以病公，给事中胡公安国每为公辩，且录其语曰：「河间刘长历，丞相莘老之孙也，来见曰：『诸人事邦昌者，固不足论，独吕舜徒可惜』。余曰：『舜徒固自不同，在围城中遣人以蜡弹致元帅，盖累朝辅相，身为世臣，同国休戚，必欲复赵氏社稷。故偷生忍死伪楚之朝，斡正大事，诱导邦昌，使之归宰相班，劝进元帅，皆其力也。微斯人，则邦昌外倚金贼为重，内有范琼之兵，王时雍、冯澥、李回等已为之用，京师人不知世间有三纲，但云得邦昌救其死命，莫不德之。占据都城，呼吸群小，亦大索处置。使舜徒死节，第洁一身耳。以此易彼，故宁受污辱以救大事』」。四方士大夫闻公之薨，以文致奠纪公忠节者甚众。如御史中丞常公同则曰：「京师之祸，庙社倾隳。公以一身，扶颠持危。安刘之业，平、勃难之」。丞相吕公颐浩、丞相秦公桧则曰：「二圣未归，公不敢死。竭力戴上，以为天子」。胡公世大儒，常公以风节闻，其言皆世所取信。吕、秦二相亦身在兵间，熟当时事者也。绍兴八年，公长子舍人以台劾罢，语犹及公。第四子兵部疏其诬辨于朝，诏录送史馆，于是公之大节始明于世。公之薨也，寇难未平，葬故有阙。后二十四年，乃克改葬公于婺州武义县之明招山，实绍兴二十四年闰十二月己酉也。惟公薨距今踰三纪，言论风旨浸不传于世，谨叙次终始藏于家，使子孙有考焉。

臣闻为治莫如求贤，求贤莫如变俗。俗所趋向，视上之好恶而已。自古人君未尝借材于异代，所用者不过当世之人，在人君作而成之。祖宗盛时，韩、范、文、富、余、尹、欧、蔡比肩于朝，故能成四十二年太平之治，固万世不拔之基。元祐初载，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吕大防、刘挚、苏辙辈相继用事，一时侍从台谏之臣皆天下选，故后世谓元祐之治有嘉祐风。非天之降才独萃于此时，盖祖宗所以作成之者固有道也。祖宗之制，莫重制科，其次则进士高第。制科第三等、进士第一人初授职官或知县，代还升通判，再任满，方试馆职。制科第四等、进士第二人以下及诸科、任子从可知矣。祖宗以文学取之，故以州县试之，欲其谙练民事而适于用也。今则不然，进士高第虽授外任，阙期未及，召命已下；词科出身，今日拜命，明日升朝。又有初非异科，不历外任，寅缘交结，径登朝籍。曾不数年，持节拥麾而去，州县之事，懵然不晓。材者犹不免付之胥吏，经年累月，习而后知；不材者终身愦愦，惟吏是从，民被其害，不可胜言，甚非祖宗立法之意。祖宗之制，凡执政、侍从未有不历省府而后大用。蔡齐进士第一，亦先为三司使；欧阳修一代名儒，亦先知开封府，然后为执政；苏轼制科异等，亦先为开封府推官；吕公著素有时名，亦先除户部判官，然后为侍从。其他名公钜卿，莫不如此。祖宗求之以名，用之以实，故人皆可用，而事无不立也。今则不然，凡中词科、举进士者，盖有不离阙廷，不历繁剧，自馆阁升左右史，入禁近，大率十年可致卿相。下视六部七寺，号曰冗局，簿书狱讼，目为鄙事，不屑为之。往往不通世务，不达吏道。天下无事，尚可充员，万一缓急，鲜不败事，甚非祖宗用人之意。臣谓今日卿士大夫属袂于下，不为无人。陛下当馈，每有才难之叹，盖非乏材也，作成人材未得其道也。臣愿陛下特赐睿旨，讨论祖宗旧制，因时斟酌之。凡制科、词科及进士三人，用近日李垕例，特与添差职官，任满方许收召。其馀进士、任子，必历州县差遣六考以上，仍有宰执、侍从、监司、郡守举荐，召对而后除职事官。凡馆职、学官、太常、宗正寺、将作、军器监官，必兼剧曹，其间才学之士可以大用者，必历省府边藩，次第而至卿相。舍是则守一官、效一职，终身无荣进之望。天下之士既知圣意所在，莫不洗涤磨砺，各奋所长，以赴功名之会，祖宗得人之盛，将复见于今日。取进止。

其一曰礼臣。臣闻刑法所以待天下之有罪，虽至亲隆贵不得辄私；而虽至亲隆贵不能无罪，则刑法不得不用。然臣以为人主能使其臣无犯君之法，不当以刑法御其臣。夫人主之所与共守其国家者，自宰相以下至于一命之士，皆必得天下之贤材而用之，其不能无犯法者，不得居也。当舜之时，既放弃共、鲧、驩兜之徒，其所与为臣工岳牧者，皆忠肃、惠和、明允、笃诚之士，故其治化之成，至于匹夫小民犹无犯法者，而况其官师乎！其后周文、武，最能得天下之贤材而用之，遇以信厚而折旋之以礼乐。故其《诗》曰：「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夫聚贤材于朝而分之以百官之事，被服有云龙藻火之章，驾乘有和銮旗旄之节，以至奉牲币，执豆笾，荐告宗庙，类祀天神，其盛若此，而桎梏、废放、黥劓、杀戮之人，安得参于其间？扬雄有言曰：「周之士也贵」。夫士贵而后官贵，官贵而后国贵，国贵而后主尊。然则周文、武之所以贵其士礼其臣者，能使之无犯法，而未尝以刑法御之者也。取不能无犯法之人而材诸位，则不免于以法御之。有以刑法御其臣之心，则方其唯诺殿上，委任尊宠，若将有腹心股肱之寄者，俄而桎梏废放，黥劓杀戮，无所宽贷；而其臣亦不能自必也，故轻为奸而多犯法。呜呼！此非国家之利也。汉高祖尝裂数千里地，使大功臣十数人得南面而称王，既而禽灭菹醢，至于宗族无有遗类，其臣遂以禽兽自比。故后世子孙习见前事，不难于高爵重位以宠秩不肖之人，而亦轻于以鈇钺刀锯加其身。唐太宗尝喜张蕴古所上《大宝箴》，以为爱己，一旦以治狱疑似，遽命斩之；谓卢祖尚文武忠义，使督交趾，祖尚再三辞行，亦殊死于朝堂而不以为怪。其臣如王圭、魏徵，号为面折廷争，亦莫有以为非者。然则当时以刑法御其下，而快喜怒于杀戮，虽高祖、太宗之明不能免也。噫！以刑法御其下，将以防奸臣，而岂有意于轻杀人也哉？自今考之，其奸臣未必得罪，而连颈就戮前后相望者，皆善人君子也。夫不能以礼化奸臣之心，而以刑滥忠臣之罚，国家将何便焉？适所以借奸臣而为之资耳。盖舜、文王之意迄周衰而亡，历秦、汉、隋、唐而不复兴。至于艺祖、太宗，而后尽去前世帝王苛刻猜忍之意，一以宽大诚信进退礼节遇其臣下。受禅之始，因其故相，委任若一，六年而后罢。太宗召拜近臣，尝命择良日，曰：「朕欲其保终吉也」。卢多逊事发，当时以为所坐大逆。法既具矣，以其尝典国事，止命窜流。盖汉之三公无以善去位者，不自杀则受诛；其轻甚者，犹以丑辞策之。而自真宗、仁宗以来，执政大臣之将去也，必使之连疏自乞，若将不得已而后从者，又为之迁官加赐而付以重地。前世之臣，以谏诤忤旨而死者皆是也，祖宗不惟不怒，又迁擢之以至于公卿。神宗尝疑其臣之罢惰而不任职者，当汰而不忍，始益宫观之员，廪之以粟而不责以事，后遂为定法。其后章惇弄权，尝欲兴刘挚之狱以杀党人，而哲宗不从；蔡京当国，又欲杀天下士，而徽宗不听。绍兴初，误听宰相，诛谏官二人，寻复自悔，下诏责躬以谢天下。故虽权臣用事，二十年间，予夺惟意，而无杀士大夫之祸。夫进人以礼，退人以义，而不以刑法御其臣者，无过于祖宗之世；而不使奸臣妄杀一士者，亦无过于祖宗之世。盖秦、汉之风息灭不继，而舜、文王之意复兴。天下之臣，至有怯懦过当，举手畏法者矣，未有强愎不逊，傲法以自便者也。若其逆乱反侧，起于父兄子弟之间者，益不复有矣。夫不以刑法御臣下而与臣下共守法，此岂非祖宗为国之本意与舜、文王之俗然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