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见近出内库金帛赐陕西，以救饥民。风闻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鸡犬不存之处，九农失业，民庶敖敖，然未闻朝廷有所存恤。陛下至仁至圣，忧民爱物之心无所不至，但患远方疾苦，未达天聪。茍有所闻，必须留意，下民疾苦，臣职当言。昨江淮之间，去年王伦蹂践之后，人户不安生业。伦贼才灭，疮痍未复，而继以飞蝗。自秋至春，三时亢旱。今东作已动，而雨泽未沾，此月不雨，则终年无望。加又近年已来，省司屡于南方敛率钱货，而转运使等多方刻剥，以贡羡馀。江淮之民，上被天灾，下苦盗贼，内应省司之重敛，外遭运使之诛求，比于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恤，将来继以凶荒，则饥民之与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不比王伦等偶然狂叛之贼也。臣以为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宜速赐惠，不惟消弭盗贼之患，兼可以悦其疲怨之心。伏望圣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诣江淮名山，祈祷雨泽。仍下转运并州县，各令具逐处亢旱次第奏闻。及一面多方擘画，赈济穷民，无至失时，以生后患。取进止。

臣伏闻近出手诏，条六事以赐两府大臣，有以见陛下忧勤责任之意。然而天下纪纲隳坏，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奋然，虽有责成之心，而大臣尚习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圣怀。自去年范仲淹、韩琦等特被选擢，陛下寻开天章阁召见，而大臣递互相推，并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内出手诏，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条数事。至今半年有馀，或寝而不行，或行而不尽，或虽行而未有明效。今陛下又以六事责之，臣恐两府大臣，依前无以上副忧勤之意，下救当今之意。臣愿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时，特御便殿，召两府大臣赐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缄默，后以当今大务问之，须令有所陈述。所问之急，不过三四大事而已。二虏交侵，一也。三路禦备之术，何者可以易行而速效，二也。百姓困匮，国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济，三也。若两府大臣于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专管，示以责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诏屡出，圣意虽劳，而大臣相推，终未济事。陛下必欲速救时弊，非专任而切责之不可也。取进止。

臣伏睹朝旨，虽差宋祁监护故荆王葬事，然未见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闻以岁月不利，未可葬；或闻有司以财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阴阳拘忌之说，陛下聪明睿圣，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违礼典。但虑议者坚执方今财用不足不可办葬，陛下闻有劳民枉费之说，则不得不虑，因以迟疑。臣谓前后敕葬大臣，浮费枉用之物至多，岂是朝廷本意？皆为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缘以为奸尔。今若尽节浮费及绝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广，则将复以何辞而云不葬？臣不知所司曾将一行用度计定大数否？内若干是浮费，若干是实用？若实用之物数犹至多，而力不可办，则缓之可也。若实用之物少，只是旧例浮费多，则可削去浮费而已。今都不计度，而但云无物可葬，则不可也。未见实用之数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须遵礼，而曰必须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见，酌此两端，葬则为便。然须先乞令王尧臣、宋祁等，将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内浮费不急者，一一减去之。若只留实用之物，数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节减，虽至俭薄，理亦无害。如此，则葬得及时，物亦不费。夫俭葬，古人之美节；侈葬，古人之恶名。今避俭葬，不肯节费，留丧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则非臣所知也。若曰俭葬亦未能办，则乃过言之甚也。然外之舆议，为国家论事体者，皆云葬则为便。今朝廷议者分而为二，顾物力者则不顾典礼、国体，论典礼、国体者则不思财用办否，各执偏见，议久不决，以惑陛下之聪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过费物，然力有可为。不葬之害，所失则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恶名，一也。信巫卜之说而违典礼，二也。目下减节，力所易为；他时丰足，理或难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间不得安宅，而神灵无归，三也。使四夷闻天子皇叔薨而无钱出葬，遂轻中国而动心，四也。今天下物力虽乏，然凡百用度不能节费处多，独于皇叔之身有所裁损，伤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谓葬则为便者也。荆王于国属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议，无使后时。取进止。

臣风闻已有圣旨，荆王葬事，令三司与太常礼院及监葬官等同议减节浮费。此足见陛下厚于皇叔之恩，念民惜费之意，一举而两得也。然臣每见朝廷作事，欲爱民节用，而常枉费劳人。盖为议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于不精审者有四：民间不科配，一也。州县供应，物有定数，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县官吏不得过外供须以邀名誉，四也。苟绝此四者，则无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张海惊劫之后，不可更有诛求。臣今欲乞指挥三司，应是合要之物并须官给，不得民间科买。仍乞先将一行仪仗人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数，然后劄与京西，令依数供顿，则可无广费。自荆王以下诸丧，非至亲者不必令其尽往，仍乞限定人数，及每人将带随行人数亦乞限定。凡皇亲及一行官吏，除宿顿合供饮食外，不得数外呼索。州县官吏，亦不得于官供饮食外，别以诸物献送权要。其受献送并呼索，并以入已赃论。仍乞御史里行一人，随行纠察。其数外带人，及州县随顺呼索献送物等官吏，物出于已，亦从违制。若托以供应为名，于民间贱买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赃论。如此防禦，方可杜绝浮费，以称陛下厚亲节用之心（《欧阳文忠公集》卷一○四。又见《历代名臣奏议》卷一二三，《文编》卷一六。）。

荆王：

臣伏见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于苫块中便答书题，仍不称孤子，不落官衔。今闾巷民家，犹能检接书仪，粗知丧礼，而允良为国宗属，全然不晓人事。京师士流间，传说为笑，有玷圣朝。又闻燕王诸子皆失教训，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汤药；才至父死，便乞家财管勾；居丧之礼，亦无哀戚。臣伏见近降诏敕，约束补荫子弟，须是习试经业，盖谓训诱臣寮子弟，欲为臣下立家。至于宗室之亲，号为藩屏，全不训诲，使其不知礼义，不及民间之子，而不孝之声流闻中外。其允良等过失，伏虑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别行责罚，只乞不缘燕王薨谢，别加恩典，且与裁抑，令其知过，俟其向后改悔迁善，方与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谕近贵，其馀宗室闻之，各思向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风。取进止。

臣风闻鱼周询、余靖、孙抃等奉使北虏，皆有事宜，为北虏中诘问元昊通和之意，将来必须因此别与朝廷生患。又闻虏人已欲议移界至，渐示相侵，祸乱之萌，其端可见。臣自去年春始蒙圣恩，擢在谏列，便值朝廷与西贼初议和好。臣当时首建不可通和之议，前后具奏状、劄子十馀次论列，皆言不和则害少，和则害多，利害甚详，恳切亦至。然天下之士无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无一人采臣说。今和议垂就，祸胎已成，而韩琦自西来，方言和有不便之状；余靖自北至，始知虏利急和之谋。见事何迟，虽悔无及。当臣建议之际，众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诚难力夺众议。今韩琦、余靖亲见二虏事宜，中外之人亦渐知通和为患，臣之前说，稍似可采。但愿大臣不执前议，早肯回心，则于后悔之中，尚有可为之理。昨来许贼之物，数已太多，然尚有禁青盐、还侵地等事，非贼所利。幸其因此自绝，不遣人来，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罢议，不落贼计，则转祸为福，后策可为。若贼志愈骄，贪心未满，复遣人使，更有须求，则假此为名，亦可拒绝。今通和之事，为中国之患大，为二虏之利深。万一西贼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无他求，急来就和，则此时取舍，便系安危。陛下宜诏执议之臣，定果决之计，认贼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谋，尤须多方以事拒绝。臣计西贼无故而请和者，不止与北虏通谋共困中国，兼欲诈谋款我，并力以吞唂厮啰、摩旃、瞎旃之类诸族，地大力盛，然后东向以攻中国耳。今若未有他计拒其来和，则当赐以诏书，言唂厮啰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为国蕃臣，今若讲和，则不得攻此数族。且攻此数族，是贼本心所贪，闻我此言，必难听约，用此为说，亦可解和。臣所以区区惟愿未和者，盖臣愚虑知不和患轻，易为处置，和后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后奏章，论列已备，此乃天下安危大计，圣心日夜所忧。臣为言事之官，见利害甚明，若不极言，罪当诛戮。伏望圣慈，特赐省览。取进止。

臣窃闻近有臣寮上言，请改更贡举进士所试诗、赋、策论先后，事已下两制详议。伏以贡举之法，用之已久则弊，理当变更。然臣谓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变法之利。今贡举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诗赋而后策论，使学者不根经术，不本道理，但能诵诗赋，节抄《六帖》、《初学记》之类者，便可剽盗偶俪，以应试格。而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选。此举子之弊也。今为考官者，非不欲精较能否，务得贤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于缪滥者，患在诗赋、策论通同杂考，人数既众而文卷又多，使考者心识劳而愈昏，是非纷而益惑，故于取舍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谓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变法之利。今之可变者，知先诗赋为举子之弊，则当重策论；知通考纷多为有司之弊，则当随场去留，而后可使学者不能滥选，考者不至疲劳。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试日之先后，则于革弊，未尽其方。凡臣所请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尽其利害，请借二千人为率，以明变法之便。谨条如左：

凡贡举旧法，若二千人就试，常额不过选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试及取人之数，大约不过此。）。是于诗赋、策论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选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试之官殆废寝食，疲心竭虑，因劳致昏，故虽有公心而所选多滥。此旧法之弊也。今臣所请者，宽其日限，而先试以策而考之。择其文辞鄙恶者，文意颠倒重杂者，不识题者，不知故实，略而不对所问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误引事迹者（亦限件数。），虽能成文而理识乖诞者，杂犯旧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计于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试以论，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试诗赋者，不过千人矣。于千人而选五百，则少而易考，不至劳昏。考而精当，则尽善矣。纵使考之不精，亦选者不至大滥，盖其节抄剽盗之人，皆以先经策论去之矣（策论逐场旋考，则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劳昏，去留必不误。）。比及诗赋，皆是已经策论，粗有学问、理识不至乖诞之人，纵使诗赋不工，亦足以中选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学，全不晓事之人无由而进。此臣所谓变法必须随场去留，然后能革旧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当博采（只可尽令试策。），要在南省精选。若省榜奏人至精，则殿试易为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细加详定，大率当以策论为先。

右臣所陈，伏乞特加详览。茍有可采，即乞降付有司，与前所上言参同详议，著于令式。谨具状奏闻。

臣伏睹方今夷狄外彊，公私内困，盗贼并起，蝗旱相仍。陛下轸念生民，深思祸患，忧勤之意，夙夜焦劳。而中外臣寮，未能为国家虑远谋，建长策，少济时事，以宽圣怀。近日以来，风俗尤薄，缙绅之列，不务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倾，或因小事而肆忿，纷然毁訾，传布道涂。饰己短以遂非，各期必胜；进偏辞而互说，上惑圣聪。当陛下思念远图之时，致陛下日厌纷纭之议。至于朝廷得失，邦国安危，熟视恬然，各思缄默。陛下仁慈睿圣，务存大体，未欲明行责罚以戒浇浮。伏望圣慈，特降诏书，戒励中外，革兹时弊，各使同心忧国，舍小谋大。然后陛下不为小事纷纭，烦于听览，则可以坐运宸算，以康时难。取进止。

臣伏见近差薛绅为转运使。绅是三司判官资例，合作转运使，然外人议论未允者，若以昔日差人，更有不如绅者，亦不足怪，盖见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旧转运使稍不材者悉令换易，忽见却用薛绅，所以人言未允。昨来京东用沈邈替却晁宗简，今用薛绅又更不及宗简，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时无事，公私上下从容，吏无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龊龊廉谨，不为大过。虽庸暗缪懦者，皆可茍禄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择贤愚，一例差拨，官虽渐滥，犹未败误。今天下事势，岂比向时，盗贼纵横而州郡无备，公私困乏而用度转多，赋役繁兴而人户凋耗，虽有出人之才，尚恐不能了事，岂可尚循旧例，依次用人？然臣窃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脱去旧例，如绅之辈，谓其已作省判，须且依例除转运。以此思之，若省判须令作转运，则弊在差省判之时不早慎择也。夫前已滥者不能骤去，后来者又不择之，永无澄清之时矣。臣今欲乞详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阙人，或令本省使、副自举，或朝廷先择举主，令举主择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资序。如此，则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则将来有好转运使。有好转运使，则逐路澄清，民纾用足。以此而言，择得一省判，为数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为利甚大，则失人为害亦大矣。伏望圣慈，留意裁择。取进止。

臣等准敕差详定贡举条制者。伏以取士之方，必求其实；用人之术，当尽其材。今教不本于学校，士不察于乡里，则不能覈名实。有司束以声病，学者专于记诵，则不足尽人材。此献议者所共以为言也。臣等参考众说，择其便于今者，莫若使士皆土著，而教之于学校，然后州县察其履行，则学者修饬矣。故为学制合保荐送之法。夫上之所好，下之所趋也。今先策论，则文辞者留心于治乱矣；简其程式，则闳博者得以驰骋矣；问以大义，则执经者不专于记诵矣。故为先策论过落，简诗赋考式、问诸科大义之法，此数者其大要也。其诗赋之未能自肆者杂用今体，经术之未能亟通者尚依旧科，则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谓尽人之材者也。其通礼一有司之所习，及州郡封弥、誊录，进士、诸科帖经之类，皆细碎而无益者，一切罢之。凡其所为，皆申之以赏罚而劝焉。如此，则养士有素，取材不遗。茍可施行。望赐裁择。

臣尝患朝廷虑事不早，及其临事，草草便行，应急仓皇，常多失误。昨湖南蛮贼初起，自升州差刘沆知潭州，授龙图阁学士，令专了蛮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杨畋作提刑，又令专了蛮事。畋未到，续后又差周陵为转运使，令专了蛮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遣王丝安抚，令专了蛮事。王丝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专了蛮事。不惟任人不一，难责成功。兼此数人一时到彼，不相统制，凡于事体，见各不同，使彼一方，从谁则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则用才不在人多；若遣不才，虽多适足为害。此臣所谓临事仓皇，应急草草之失也。今刘沆自守方面，不可动。杨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动。徐的于数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后差去，可以专委责成。其间惟有王丝一人在彼无用，可先抽回。近闻丝有奏请，欲尽驱荆南土丁，往彼捉杀。臣曾谪官荆楚，备知土丁仔细，若果如此，则必与国家生患。朝廷已不从之，然丝处事可见矣。或丝到彼，默然端坐，并无所为，一任徐的等擘画，则丝在彼何用？自可召还。若以其身是台官，出禀朝命，耻以不才默坐于中，强有施为，窃虑的等不能制丝。又州县畏丝是朝廷差去，从其所见，误事必多。尚恐大臣有主张丝者，遂非偏执，曲庇于丝，不欲中道召回，彰己知人之失，护其不才之耻，未肯抽回。即乞论徐的专了贼事，只令丝至一路州军遍行安慰讫即速还，庶不败事。取进止。

臣风闻杨畋近与蛮贼斗敌，杀得七八十人首级。仍闻入彼巢穴，夺其粮储，挫贼之锋，增我士气。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谋虑事机，宜思久远。窃恐上下之心，急于平贼，闻此小捷，便形虚喜，不能镇静，外示轻脱。其间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赏。二曰谓其可杀，更不肯招。茍或如此，则计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贼者，杀一人头赏钱十千，官军利赏，见平人尽杀。平人惊惧，尽起为盗，除邓和尚、李花脚等数十头项外，其馀随大小成火者不可胜数。今畋所击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馀人，于二千人中杀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馀时暂鸟散，必须复集。臣见自古蛮蜒为害者，不闻尽杀，须是招降。昨缘邵饰等失信于黄捉鬼，遂恐更难招诱。今若因畋小胜，示以恩威，正是天与招服之机，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头项者，因此小胜，传布捷声，其馀诸处结集者分行招诱，藉此声势，必可尽降，旬日之间，湖南定矣。若失此时，渐向夏热，以我所病之兵，当彼惯习水土之贼，小有败衄，则彼势复坚，不惟为害湖南，必虑自此贻朝廷忧患。今于未了之间，便行厚赏，则诸处巡检、捕贼官等见畋获赏，争杀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战得功，坚执不招之议；朝廷亦恃畋小胜，更无招辑之心，上下失谋，必成大患。其杨畋等，伏乞且降敕书奖谕，授与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赏。今湖南贼数虽多，然首恶与本贼绝少，其馀尽是枉遭杀戮、逼胁为盗之徒，在于人情，岂忍尽杀？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则其功更大。仍乞明说此意，谕与杨畋。其赏典，乞少迟留，庶合事体。取进止（《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五。又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七，《太平治迹统类》卷九，《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四八，《历代名臣奏议》卷三一七，《文编》卷一七。）。

三月：原无，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补。

臣风闻湖南蛮贼近日渐炽，杀戮官吏，锋不可当。新差扬畋，锐于讨击，与郭辅之异议，不肯招降。又王丝去时，朝廷亦别无处分。虑丝到彼，与畋同谋。盖蛮贼止可招携，卒难剪扑，而畋等急于展效，恐失事机。今深入而攻，则山林险恶，巢穴深远，议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击之，则又未见其利也。盖以蛮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阳监之间，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于东，则彼出于西；官兵守于南，则彼出于北；四面尽守，则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则兵寡易败，此进退未有可击之便也。今盘氏正蛮，已为邓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诱，其馀山民莫徭之类，亦皆自起而为盗。窃闻常宁一县，殆无平民，大小之盗，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徭之俗，衣服言语一类正蛮。黄、邓初起之时，捕盗官吏急于讨击，逢蛮便杀，屡杀平人，遂致莫徭惊惶至此。以此而言，则本无为盗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诸盗肯降，必须先得黄、邓。昨邵饰等初招黄捉鬼之时，失于恩信，致彼惊逃，寻捕获之，断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邓和尚等若指前事为戒，计其必未轻降，如云且招，终恐难得，必须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动之恩。若得黄、邓先降，其馀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击之又不可，且杀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罢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几招之，可使听命。臣亦广询南方来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难招。邓和尚等，大则希一班行，其次不过殿侍足矣。正蛮叛者，得一团主之名亦足矣。莫徭之类，使安耕织，而岁输皮粟，得为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击之不已，则其为害愈深。况渐近夏暑，南方燀湿，士卒不习水土，须虑死伤。仍恐迫之太急，则潭、郴、全、邵诸寨向化之蛮，皆诱胁而起，则湖南一路，可为国家之忧。臣欲乞速令两府大臣深究招杀之利害，共思长策，决定庙谋。若迁延后时，致彼猖炽，不幸官吏频遭杀害，则朝廷之体，难为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则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圣明，断之在早。取进止。

臣近风闻狄青与刘沪争水洛城事，枷禁沪等奏来。窃以边将不和，用兵大患。况狄青、刘沪，皆是可惜之人，事体须要两全，利害最难处置。臣闻水洛城自曹玮以来，心知其利，患于难得，未暇经营。今沪能得之，则于沪之功不小，于秦州之利极多。昨韩琦等自西来，闻有论奏，非以水洛为不便，但虑难得而难成。今沪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专委此事，责其必成。而狄青所见不同，遂成衅隙。其间利害，臣请详言。国家近年边兵屡败，常患大将无权。今若更沮狄青，释放刘沪，则不惟于狄青之意不足，兼沿边诸将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闻刘沪经营水洛城之初，奋身展效不少，先以力战取胜，然后诱而服从，乃是党留诸族畏沪之威信。今忽见沪先得罪，带枷入狱，则新降生户岂不惊疑？若使翻然复叛，则今后边臣以威信招诱诸族，谁肯听从？不惟水洛城更无可成之期，兼沿边生户永无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来，诸将为国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玮以来未能得之，亦闻韩琦近在秦州，尝欲经营而未暇。今沪奋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获罪，遂无所成，则今后边将谁肯为国家立事？此其不便三也。臣又闻水洛之戍，虽能救援秦州，而须藉渭州应副。今刘沪既与狄青异议，纵使水洛筑就，他时万一缓急，狄青怒沪异己，又欲遂其偏见，稍不应副，则水洛必须复失，此其不便四也。缘此之故，遂移青于别路，则是因一小将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谓利害甚多，最难处置者也。臣谓今宜遣一中使，处分鱼周询等速令和解，务要两全。必先密谕狄青曰：「沪城水洛，本有所禀，非是擅为。役众筑城，不比行师之际，沪见利坚执，意在成功，不可以违节制加罪。沪宜释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释之，使感卿惠。若他时出师临阵，有违进退之命者，任卿自行军法」。然后密谕沪曰：「汝违大将指挥，自合有罪。朝廷以汝于水洛展效，望汝成功，故谕青使赦汝，责尔卒事以自赎」。俟水洛功就，则又戒青：「不可因前曾异议，坚执不修，惟幸失之，遂己偏见。今后水洛缓急，尤须极力应副，万一小有疏失，则是汝挟情故陷之，必有重责」。如此，则水洛之利可成，蕃户之恩信不失，边将立事者不懈，大将之威不挫。茍不如此，未见其可。盖罪沪既不可，罢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关利害，伏望圣虑深思。取进止。

臣伏见朝廷近为修水洛城事，虽已差鱼周询等就彼相度，风闻周询近有奏来，为水洛蕃族见狄青枷取刘沪等，因致惊搔，周询却乞将带沪等往彼，以此足验刘沪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为利而不欲废之，非沪守之不可。然沪与狄青、尹洙已立同异，难使共了此事。臣谓必不得已，宁移尹洙，不可移沪。尚虑议者必谓不可因小将而动大将。今若但移洙而不动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将矣。若却移路分，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茍不类前后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沪被移矣。如此，则于洙无损，于沪获全其功，于边防利便，三者皆获其利。若曲为尹洙、狄青，却将立功将校轻沮，则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类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实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谓执政尽是文臣，递相党护，轻沮武士。况今沪与洙争，而沪实有功效，其理不曲。若曲罪刘沪，则沿边武臣尽鼓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来，朝廷擢用边将极多，能立功效者绝少，惟范仲淹筑大顺城，种世衡筑青涧城，沪筑水洛耳。臣亦闻三者，惟沪尤为艰辛，是功不在二人之下。今若曲加轻沮，则今后武臣不肯为朝廷作事，其害二也。沪若不在水洛，则蕃族恐他人不能绥抚，别致生事，则今后边防永不能招缉蕃部，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于尹洙曲有党庇，则不与边防生患。此系国家利害甚大，伏望圣意断而行之。取进止。

臣伏睹朝廷近为王尧臣、吴育等争陈留桥事，互说是非，陛下欲尽至公，特差台官定夺。而王砺小人，不能上副圣意，挟公徇私，妄将小事张皇，称王尧臣与豪民有情弊，诬奏慎钺令凶吏潜行杀害，及妄称真宗皇帝朝移桥不便，致民切齿等事。及勘出事状，王尧臣元不曾受豪民请嘱，慎钺亦不曾令小吏潜行杀害，及据先朝日历内真宗皇帝亲谕王旦，为陈留桥损害舟船，特令修换。證验得王砺所言，悉是虚妄，上惑圣听。赖陛下圣明，慎于听断，不便轻信其言，别令吕觉根勘。今既勘出事状，方明王砺不公。伏以台宪之职，本要纠正纪纲，而砺但务挟私，欺罔天听，合行黜责。其罪有四：一曰谤黩先朝圣政。谨按日历书真宗皇帝亲谕王旦移桥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间利病，移得此桥为便。故史官书之，以彰圣政，为后世法。今王砺却称是真宗朝权臣受豪民献赂，移得此桥不便，民间至今切齿。若如王砺所说，即是真宗误信权臣移桥，致民怨怒，乃是当时阙政。今国史书桥便利，彰先帝圣政；王砺言移桥不便，是先朝阙政。臣不知国朝旧史可信，为复王砺之言可凭？其虚妄谤黩之罪，可诛一也。二曰中伤平人，使今后劳臣不劝。臣见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画钱谷，至有强借豪民钱二十万贯，买天下官私物货，至税果菜之类，细碎刻剥。自尧臣在三司，不闻过外诛求，而即今财用不至大阙。亦闻南郊渐近，诸事亦稍有备。当此窘迫乏用之时，而能使民不加赋，而国用粗足，亦可谓劳能之臣。方当责其办事，今因移一桥小事，而王砺诬其与豪民有情，致兴大狱。及至勘出，并无情弊。是王砺不恤朝廷事体，当此乏用之际，将能干事之臣因小事妄加伤害，其罪二也。三曰诬奏平人为杀人贼。凡台官言事许风闻者，谓耳目不及之事，即许风闻。今王砺目见慎钺所遣小吏别无武勇，又无器仗，而称其有杀害之心。及至勘出，并无迹状，其罪三也。四曰挟私希旨。初，朝廷本为省、府互争，别选不干碍官定夺。王砺既吴育是举主，即合自陈，乞别差官，岂可谤黩先朝，希合举主？且砺言慎钺是尧臣所举，感惠必深，今砺是吴育举，岂不怀感？且吴育与王尧臣本无怨恨，各为论列本司公事，所见异同，乃是常事。但王砺小人，妄思迎合，张皇欺诳，其罪四也。且王砺谤黩先朝圣政之罪若不重责，则无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伤尧臣若不重责，则使劳能之臣不能安心展效；其诬奏慎钺遣吏杀害及挟私迎合举主之罪若不重责，则今后小人恣情妄作，狱讼必多。事系朝廷之体，臣忝谏诤，不可不言。其王砺，伏乞重行贬黜。取进止。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为台官王砺特被差委，辄敢徇私，妄言王尧臣因移桥别有情弊等事，欺诳朝廷。上赖陛下圣明，再令推究，勘得尧臣并无私曲，已蒙圣恩释放。自王砺妄形弹奏，罗织无事之人，欲借国威，以报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及闻尧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释，中外之士，稍复安心。然小人在朝，非国之利。如砺善恶未辨，尚可含容。今既试之以事，见其倾险之迹，则岂可更令滥处台宪，中伤善人？伏望圣慈，早行黜责，以戒在位倾邪之辈，兼亦使今后选用之人，不敢尚辜委任，别造过愆。若砺不黜，窃虑今后被差委者动皆作过，则陛下无由使人。此事所系不细。取进止。

臣近见淮南按察使邵饰奏，为体量知润州席平为政不治及不教阅兵士等，朝廷以饰为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体量。臣窃以转运、提刑俱领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为转运，其次乃提刑尔。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质于其次者而决疑，臣不知邵饰果是才与不才，可信与不可信？如不才不可信，则一路数十州事岂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为提刑者，其才与饰优劣如何？若才过于饰，尚可取信。万一不才，于饰见事相背，却言席平为才，邵饰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饰，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舍饰与席平俱不问，则善恶不辨，是非不分。况席平曾作台官，立朝无状，只今制勘，亦不能了，寻为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罢。朝廷两府而下，谁不识平？其才与不才，人人尽知，何必更令提刑体量，然后为定。今外议皆言执政大臣托以审慎为名，其实不肯主事而当怨，须待言事者再三陈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于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图怨不归己。茍诚如此，岂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无此意，只是好疑不决，则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为转运使不察官吏，特出诏书，加以使名，责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禀诏书，举其本职，又却疑而不听，今后朝廷命令，谁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宁可艰于择人，不可轻任而不信。若无贤不肖，一例疑之，则人各心阑，谁肯办事？今邵饰言一不才显者，所贵朝廷肯行，然后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为朝廷不信，却委别人，则饰之使威，谁肯信服？饰亦惭见其下，今后见事，不若不为。不独邵饰一人，臣窃闻诸处多有按察官吏，皆为朝廷不行，人各嗟惭，以谓任以事权，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谕也。伏望圣慈特敕其邵饰所奏，特与施行。又令今后按察使奏人，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别官，示以不信。所贵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尽心。取进止。

臣伏睹昨者西贼来议通和，朝廷许物数目不少，内茶一色，元计五万斤。缘中国茶法大斤小斤不同，当初拟议之时，朝廷谋虑不审，不曾明有指定斤数。窃虑西贼通和之后，须要大斤，若五万斤大斤，是三十万小斤之数。如此，则金帛二十万，茶三十万，乃是五十万物。真宗时，契丹大举至澶州，只用三十万物。三十年后，乘国家用兵之际，两国交争，方添及五十万。今元昊一隅之敌，一口便与五十万物，臣请略言为国家大患一两事，不知为国计者何以处之？三十万斤之茶，自南方水陆二三千里，方至西界。当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为休民息力，若岁般辇不绝，只此一物，可使中国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计元昊境土人民，岁得三十万茶，其用已足。然则两榷场舍茶之外，须至别将好物博易贼中无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与中国为敌国，指元昊为小邦，若见元昊得物之数与彼同，则须更要增添，何以应副？不过云茶不比银、绢，本是粗物，则彼必须亦要十数万大斤。中国大货利止于茶盐而已，今西贼一岁三十万斤，北虏更要三二十万，中国岂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与西贼议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顾国家利害，惟恐许物不多。及和议将成，契丹语泄，两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许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罢和。臣乞陛下特召两府大臣共议，保得久远，供给四夷，中国不困，则虽大斤不惜。若其为患如臣所说，不至妄言，即乞早议定计。取进止。

臣窃闻元昊近于延州界上修筑城垒，强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后议和，故杨守素未来，而占地之谋先发，又闻边将不肯力争。此事所系利害甚大。臣料贼意，见朝廷累年用兵有败无胜，一旦计无所出，厚以金帛买和，知我将相无人，便欲轻视中国，一面邀求赂遗，一面侵占边疆。不惟骄贼之心难从，实亦为国之害不细。今若纵贼于侵地立起堡寨，则延州四面更无捍蔽，便为孤垒。其贼尽据要害之地，他时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则关中遂为贼有。以此而言，则所侵之地不可不争。伏况西贼议和，事连北虏。今人无愚智，皆知和为不便，但患国家许物已多，难为中悔，若得别因他事，犹可绝和。何况此侵地是中国合争之事，岂可不争？臣谓今欲急和而不顾利害者，不过边臣外惮于禦贼，而内欲邀议和之功，以希进用耳，故不肯击逐羌人，力争侵地。盖小人无识，只茍目前荣进之利，不思国家久远之害。是国家屈就通和，只与边臣为一时进身之利，而使社稷受无涯之患。陛下为社稷计，岂不深思！大臣为社稷谋，岂不极虑！伏望圣慈遣一使往延州，令庞籍力争，取昊贼先侵之地，不令筑城堡寨。若缘此一事得绝和议，则社稷之福也。臣仍虑西贼来人，尚有青盐之说，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许。亦虑小人无识急于就和者，尚陈盐利，以惑圣聪。伏望圣慈，不纳浮议。取进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