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谓天下之事，每当谨微，一失其原，终不可救。古语谓「涓涓不绝，浩浩奈何」，凡以微之不可不谨也。古之君人者，非不欲远追三代，兴太平，而治世常少，乱世常多，何哉？几微之间，祸患已成，而人主每以其微而忽之。故日积一日，而终至于败乱丧亡也。明皇之于唐也，锄韦氏之乱，致承平之业，聪明睿智，号为贤君。迨杨妃一用，遂成播迁。当是时，明皇岂以此事为果足以坏天下哉？夫惟以其微而忽之，故变乱遂大。非特此也，藩镇跋扈，终乱王室，原其始也，特本夫假借一二武夫以数州之地而已。北司恣横，与唐俱亡，原其始也，特本夫差委一二中官兼总卫兵而已。事之细微，不可不谨，每每若此。唐事至近，可以类考。窃惟陛下万几之馀，必尝留意经览于此，臣之管见，何足补助万一。

窃以于昭先帝丕显之大猷，仰称上圣遹追之达孝，勒崇先世，允赖信书。顾惟一时秉笔之儒，宜得天下方闻之士。必也达孔子婉微之义，然后合于大经；其亦体周公咏歌之心，斯足明乎善继。如某学不足以知前世之载，识不足以语比事之宜。呫哔虽勤，读书未半于袁豹；属文自业，赞辞敢与于《春秋》？忽冒诏恩，允为非据。矧某昔尝怀铅而从太史之后，固已试之无庸；今复被命而参汗简之司，敢来功之自诡！伏望特于奏陈之际，请还谬误之恩。下情无任惶惧屏营之至。

某未闻有一日扫洒之劳于门下，然听于下风，阁下论天下之士可以与于斯文者，无闻之名氏必在数中。以此久欲麇摭平昔骫骳之文，因介绍以贽见于下执事。复念自胜冠以来，妄尝有意于古人为己之学，回视少作之可愧者，虽无扬雄篆刻之工而有其悔，诚不愿以此自见于当世。而况君相忧劳于庙堂之上，方总揽群策、率励众志以图恢复，尤不当器人于篇什语言之间。是以区区所欲效于执事之前者又无因见焉。日者天子擢閤下本兵柄，又以四路之地，东抵河华，西包巴蜀，外连陇阪，南尽荆汉，延袤数千里，使閤下以一节护诸将，节度其进退，自太守、部刺史有所黜陟，遂行不请，权任忧责，可谓重矣。或谓閤下负四海之望，当在庙堂调护根本，某独以为不然。顷者宥密之臣袭其家学，进误国之计，谓秦、蜀、襄、沔之得失不足为吾轻重，是以漠然寘于度外以至今。赖宗庙社稷发寤圣心，绌其说不用。夫虏人保三秦而分兵亟肄以疲我，其意未尝一日而不在东南。使不幸而秦蜀之郊有蚁漏可乘之隙，则东南将无错足之地，尚何中原之可议也哉！使阁下敉宁反侧，绥辑畔换，拊循士大夫，东向以扬祖宗之盛德遗烈，则中兴之功犹可以岁月冀。此某所以虽有受知门下之幸，方以天下之势为忧，而不敢致私怨于远其所依归也。区区管见，怀不能已，敢不以告于下执事？夫身去朝廷而任事于外，外有垂涎侧目之虏，危机交急，间不容息，内则率励士大夫，各率其职以奔命于边鄙，是以其势不可以不专，其权不可以不重。权重而势专者，人主之所甚恶而间言易入。人惟无所欲也，人皆求得其所欲而势有所不获，则失职者众而谗慝宏多。积众口之谗以投易入之间，此天下之危机，仁人志士之所深患也。君子于此，必求同心一德之助，使在人主之侧，启迪聪明以善其心，而无妨功害能之意。是以功成而国家可保。《诗》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吉甫征伐四方，而在王所者如张仲以调护于其中，夫是以能展四体以徇国而无后患。裴度以太原之师讨镇人，元稹之徒沮梗于其中，是以巨猾逋诛，终不能有所立。方锋镝交于原野而以事机之会有望于朝廷，在人主之左右者小有不合于其心，则颦笑俯仰、顾盼唯阿之间，亦足以败吾事，固不在于坚持力争，然后足以快其私也。为阁下计，凡今廷臣有如张仲，可为同心一德之助者，显言于上而厚结其意，必求有利于国家而无忌乎吾之成功，然后吾无内顾之忧，而得以悉意于疆埸之事。今日之虑，孰急于此？其次，莫若宏德义、殖忠信以折穷诈极凶之虏。世常患儒者之言迂缓而不切于事，至观羊祜、陆抗处倾侧扰攘之势而雍容拱揖，乃有三代王佐之馀风，然后知先王所以得志于天下者必可行于后世而无难。古之君子处敌国相倾之间，覆人之军，不足以为武；夷人之城，不足以为强。唯能秉天下之大义，以优柔浸渍乎斯民之心，使其欲释我而不可，夫谁与吾敌？降及后世，以苟为道，凡可以谲敌而得志者，虽屠百万之众而获须臾之安，亦泰然安为之。秦以区区虎狼之强，号为无敌于天下，纩息未定而子孙为戮，由此故也。是以后之君子于羊、陆之事窃有取焉。虏人自覆京师，横行中原，饮马于江海之澨，犹徜徉四方，歉然有所不满之意。虽拓跋、耶律之暴，不极于此矣。善观天下之势者，必因吾之所短，以求出于敌人之所不能。为今日计，谓宜按羊、陆之规，务宏绥御之略，毋必屑屑于功首俘获之间。要使沦陷之民知吾所以从事于兵革者，凡以欲拔吾于涂炭而非以为利，使其咆哮吞噬之势不得逞而索然以惫，将不折而自亡。是谓日计之不足，岁计之有馀，有不可忽也。抑又闻之，矫枉者必过于直。君子之于道，求中焉而已矣。苟有意于矫，是亦未免乎私也。往者西帅之失，正坐自诡大功之必成，是以自今观之，不能无夸大之过。今若惩既往之失，过自贬损，恐精彩销伏而士气不振。君子之向慕于是人也，唯恐其无成功，是以不胜过计之忧。阁下幸留听，或有取一二焉。某顿首再拜。

臣季言：天垂象以示吉凶，圣人观天文以察时变，其来尚矣。虽示现不常，所遇有数，然其吉可致，其凶可禳。修德修刑，经史所载，有已试之验，历代慎之，设官分职，厥有攸司。秦汉之后，散于乱罹，书既不备，法亦罕传。间有异人研书奥学，前知祸福，自为避就，世既禁而不习，书亦秘而不示。行于司天者止存绳墨之中，而不能推其妙；藏于册府者虽隐深微之旨，而未尝见于习。书不全，法不尽，将访吉凶祸福，是犹索涂于瞽而问乐于聋，或幸得之，一二而止耳。臣书生也，早遇异人，密传奥旨，研精穷思二十馀年，方禁网严密，不敢示人，而天象时变，臣已逆知于十五年前矣。尝以微言咨于故丞相李邦彦、前北帅王安中，初不以为然。中略推其验，后大信之，而事已不及矣。臣谓此术既妙，人不能知，知于已然后，事实无济。于是据经集诸家之善，考古验已验之迹，复以《景祐新书》、《海上秘法》参列而次第之，著为成书，凡一百卷，目之曰《乾象通鉴》。开秩对目，而天之所示、时之所变无一不在，将不劳推测而吉凶祸福之兆，鉴古验今，昭然自见。然后修德于己，禳变于天，可以保世祚、安邦家、守太平，实有补于圣朝。臣是以不远万里，冒犬豕锋镝之死，前赴行在而献之。畎亩之忠，辄犯斧钺，惟陛下万机之馀，时赐睿览，见上象宜审阅之，以图修禳之方，避就之地。臣归老山林，虽屏迹不出，将复见太平之日矣，岂胜幸甚。臣昧死谨序。

敕：黄门列职，均为侍从之臣；东省设官，乃专论驳之任。择人而授，历代攸艰。虽官曹沿革之制不同，而政令书读之事则一。匪时髦杰，弗以次迁。具官某襟度粹夷，性资端亮。夙蕴贯穿淹该之学，发为经奇伟丽之文。荐长赞书，动无滞思。简严而蔚，仲舒最得于古风；纯厚而明，元稹遂变于时体。虽称办事，允谓贤劳。宜进陟于琐闱，俾更直于鳌禁。当官不挠，尚观批敕之言；论事必行，更效回天之力。益坚尔守，庸称朕恩。可。

某启：前日匆遽，略布所闻，性又懒于作字，殊愧草率。昨日蒙枉车骑，重辱翰墨之贶，并诘其说。夫所称汉唐及本朝述作之士凡十二家，非以其馀为不足称也，盖取其盛者言之耳。且在汉则有刘向、王褒、董仲舒、枚皋父子、张衡、崔骃、傅毅、蔡邕，在唐则有王、杨、卢、骆、沈、宋、陈子昂、李峤、燕、许、元、白、皇甫湜、孙樵，此尤其卓荦著见于世者。至于魏、晋、齐、梁以降，代不乏人，列于文苑、艺文传者，姓氏亦班班可考。本朝文物之盛，度越前代，则有若王黄州、杨文公、刘子仪、李邯郸、二宋兄弟、曾子固，以及张文潜、秦少游之流载于国书、传于士大夫之口者，亦已众多，未可以一二数也。仆窃不自料，亦尝猎其英华，涉其波流矣。凡诸家之作，或有传者，或不传者，或有好之者，或有不好之者。若夫所举十有二家之作，则未有不好之者矣，未有不传之者矣。是犹米之有稻粱，肉之有刍豢也，人皆嗜之。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观水有术，必观其澜，盖谓是也。今阁下疑仆独称十有二人，何其鲜也。盖十有二人，皆所谓杰出者，然亦岂能遽掩诸家之善哉？且扬雄之赋，学相如作也；班固之书，学史迁作也；韩愈之文，学孟子作也。本朝诸公之文，学韩愈作也。然则虽举十有二家，仆尚以为多，而阁下又以仆比之富商大贾，自托于贫窭之人，而求益焉。仆诚无以益阁下，顾可以益阁下者，不过十有二家之书尔。观其为书也，汪洋浩博，千变万化，涉之者不见其涯涘，窥之者不见其阃奥。譬之如衡阳之林，岱阴之麓焉，伐寻抱不为之稀，艺拱把不为之数。又如钟山之玉，泗滨之石焉，累圭璧不为之盈，采浮磬不为之索，亦可谓盛多矣，其为富商大贾何加焉？阁下好学多闻，喜蓄异书，于此必已深探而熟观之，更少加之以意，则如是而权轻重，如是而知取予，如是而懋迁有无，皆可取之而逢其原也。则阁下之富，又将孰禦？凡人奇伟所闻，简忽所见，愿阁下勿以世所共传而忽之。六经之文，天下所共传，自古及今，用之而愈无穷，未闻舍此而他求也。若夫圣人之术，固在于躬行，亦岂敢谓仆之自得哉。孔子曰：「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得」。又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虽然，文非学者之先务，而圣人之术，亦非文不传。韩愈亦云：「仆之为古文，学古人而不得见，则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于志也」。前辈述作之指，大抵如此，阁下其裁之。

臣尝读《六月》之诗，有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又有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盖宣王既使文武之将征伐于外矣，若内无孝友之臣以与王居，则谗毁之言日至，忠谋不见用，虽有吉甫，乌能成其功哉？至唐穆宗则不然。裴度以元臣宿望出讨幽镇，乌重胤、李光颜皆一时名将，势若甚易，而元稹用事，恐度有功，妨己进取，所画军事，皆从中沮坏之。故屯守踰年，迄无成功。夫内外之事相须如此，可不监哉！方今强虏入寇，四郊多垒，讲和之计虽决，而金帛之数未足；兵将之势已振，而师出之日无期。是宜内外之臣同心一意，共议国事，以雪耻辱之时也。而道路籍籍，皆言宰执大臣与将相异谋，朝夕諠争，未有定论。审如是，岂诚心为国者哉？夫和亲征战之说，汉廷臣论之详矣。今日之策，未可偏废。然金币既不足，虏人必不肯退师；又三镇三关之地，向以兵力寡弱，不得不姑从之。今诸将援师继至，而城下要盟，神弗信也。若虏人必要金币之足与三镇三关之地，又岂得惮于用兵哉？陛下既以兵事委李纲与诸将矣，愿诏执政大臣，以孝友张仲为心，和以济事，无争私忿，先公而后私，庶几大功可立。如或不悛，与夫妨功害能之人，当显出之，求所谓孝友者而任之可也。虽然，戎马在郊，城门未启，中外不通，已再旬矣。和战之计，亦宜早定。愿诏宰执将帅佥议于黼座之前。使将帅出师与之对垒，然后遣辩士以利害、祸福、成败、曲直与之言。若能休兵讲和以继好息民，策之上者。苟贪惏而无厌，旅拒而不受，陛下虽欲勿战，得乎？又况事直师壮，人有斗心，以宗庙社稷之灵，何忧不克？所可虑者，穷寇远来，自居死地，困兽犹斗之时也。愿更诏将帅持重应机，无轻接敌，以取万全之策。不胜幸甚。臣一介书生，不知兵谋，忠愤所激，欲默不能。惟陛下财择。

得足下去月尾书，辞意良勤，系念雪释，旷然以喜。然寒温问外，首及妄人假仆姓名和《元祐赋》，锓板散鬻，若欲仆亟图自辩白者，此足下爱之深也。仆亦闻诸道路，谓伪和赋集颇已流布。仆固陋甚，妄人又欲以此涴蔑之，是支离寝丑而更蒙不洁也。然似闻所和赋无一语可读者，审尔，则不待家至人谕，苟一寓目，必洞其妄。世言荠苨乱人参，蛇床乱蘼芜，盖恶其似耳，使伪赋诚无与鄙文似，则恐未能为我浼也，其又何辩？足下阅古今名人钜公所为书若集多矣，伪妄增加者往往有之，况仆眇鄙，横被涴蔑，又胡足多怪？唐元白诗为时人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甚者至有盗窃姓名，苟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今伪赋自为一集，不以仆文参之，则无杂乱间厕之患，其为盗窃姓名，甚易见也。然传闻失真，翻转名实，古人所叹。近亦尝白官司，移文建阳破板矣，前散鬻者，人得之当即以供瓿覆药楮。有不得其详者，足下以是告之。

孟子曰：「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舜之徒也。欲知舜与蹠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夫善利之念，间不容发，一发之差，遂分舜、蹠。学者可不戒且惧哉？利不必谓货利，凡有利心，皆利也。今有人焉，修身慎行，服膺天爵而不倦，勤亦至矣，然而其心若曰吾将以是有要焉，是为利，非为善也。必其设心措意，惟以自治，而不求乎在外，然后可以谓之为善。然则世之孜孜为善者，岂易得哉？此所以为舜之徒也。孔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坚而恶恶不著。人虽曰不利，吾不信也」。孟子曰：「枉尺而直寻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则枉寻直尺，而利亦可为与」。盖圣贤之所谓利者，其凡例如此。予故发孟子之意，为《舜蹠图》。谓夫善利之念，起于心者，其始甚微，而其得失之相去也，若九地之下与重天之颠。又以谓虽舜也，一罔念而狂，虽舜也，一克念而圣。舜去狂远矣，在一罔念间，与狂同失；蹠去圣亦远矣，在一克念间，与圣同体。人能于危微之际而得之，则亦几矣。呜呼，孳孳为善，所以熟吾仁也。苟为善而一罔念，则非孟子所谓孳孳者，为利之心，殆将乘间而起矣。故又以克念、罔念之说系于舜、蹠，好学之士必有能知予心者。

用兵者必知彼己之强弱，然后可以定攻守之计。知我之可以战，而不知敌之不可与战，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攻；知敌之可战，而不知我之不可以战，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守。夫不知攻守之计者，小而用之一军，大而用之一国，又大而用之天下，未有不败者也。古之王者不幸而与外国相持，必审乎此，以为制禦之术。外国强而中国弱，则能下之；中国强而外国弱，则能服之；外国中国俱弱，则自守而已。盖外国之人尊尚勇力，便习骑射，生长于戎阵之间，然刚暴而不知退让，无亲爱以相固，无礼义以相维，故骤强而易衰。方其盛强，虽圣王在上，犹被其患，侵轶纵暴，其锋不可当。及其既衰，则内相攻残，而中国坐制其弊。此其势然也。譬犹勇悍之夫，疾呼奋臂以张其威怒，诚不可与之校。及其气衰力竭，疲惫而偃仆，则三尺童子可制其命。呜呼！有国者能审乎此，则可与语中外强弱之形势矣。请因此以论古今之变。昔光武乘王莽之乱，中国疲弊，匈奴之寇岁岁不绝。其后饥疲并兴，自相分争，臧宫、马武之徒抚剑抵掌，志驰于伊吾之北。然是时北狄虽衰，汉亦新复，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故光武以为北狄尚彊，传闻失实，不如姑息吾民。此其知彼己也审矣。至显宗时，承平既久，辟土益广，黎民岁增，而匈奴内侵，边城尽闭，于是纳耿秉之议，而诸将扬兵于漠北矣。然则耿秉诸将所以建功者，以汉于中兴之初，能固守其文德也。晋穆帝时，石季龙死，北方大乱，士民襁负而来归，议者以为中原指期可复。然是时石氏虽亡，晋亦不振，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故蔡谟独谓所亲曰：「胡灭诚为大庆，然恐更为朝廷之忧」。此其知彼己也审矣。其后殷浩进据洛阳，桓温战于林渚，皆无功而反。然则殷浩、桓温所以致败者，以晋当中微之际，欲力争于武功也。夫汉晋之成败相去绝远，惟在乎知彼知己、审与不审之间。将欲制御敌国，可不察夫强弱之分哉！国家遭金人之乱，一纪于此矣。搢绅之儒介、胄之士，相与议论于朝野之间者，或谓前此用兵皆我自败而敌不足畏者有之，或谓金人之彊振古无比而我不可图者有之，二者胥失也。夫契丹与中国抗衡垂二百年，圣明之君、忠智之臣，朝谋夕虑，思有以屈之，迄不得志。西夏习战，数有武功，方其盛时，北抗契丹南寇中国，我师百万聚于陕西，而救死扶伤之不暇，亦桀黠之雄也。然而金人起东北，不二十年举契丹、臣西夏，遂悉从引弓之国，长驱于中原。国家败于河东，又败于京师，又败于陕西，又败于淮扬。岂特我之不能哉，盖亦其至彊也。观其行师治众之力，料敌制胜之谋，举无遗策，略不世出，加以器械之利，形势之便，兼中国之所长而有之。愚谓汉唐全盛之时，得韩、白不世之将，犹未能轻此敌也，况今日乎！虽然，以为不可图者，盖亦不察矣。尝料金人之众，本不当吾一大郡。以女真之师劫契丹而用之，以契丹之师劫燕人而用之，以至诸国之属从者，皆非心服，力劫之而已。而契丹、燕人怀其父兄骨肉之雠，怨之切骨，部族既异，人各有心，其势岂能久耶？加以耶律氏之族，往往当权用事，皆有兴复社稷之心。以为北南罢兵，则金人守胜而无事，英雄无所用武，故使穷兵黩武，以外敝其众，因乘风尘之变，庶几于得骋焉。盖其势有类苻坚者。坚之盛时，擒姚襄、破慕容炜，皆释其亲而用之。其征江南，王猛、苻融深以为谏，独姚苌、慕容垂劝成之。及淝水一败，垂、苌之徒果乘间飞扬，卒灭苻氏。金人之祸殆将类此。矧得中国玉帛子女以乱其志虑，上有惑志，下有争心，外无彊敌，内多功臣，士马疲于战斗，仇雠聚于心腹，不过数年，内变必起。我以全制其后，可以万全。此兵家所谓其彊易弱者也，何不可图之有哉！图之之术奈何？亦乘其变而已。知其未有变也，则法光武之言而固守文德，何虑于贻后日之患乎？知其有变也，则违蔡谟之论而力争武功，何疑于致朝廷之忧乎？虽然，方匈奴之分，固有变之可乘矣，而光武犹以为非时者，盖以中原初定，民力未任于征役也。方季龙之死，固有变之可乘矣，而蔡谟犹忧于致患者，盖以公卿之间，人才不足以办此也。诚能蓄养民力，搜选人才，以待敌人之变，则若窦宪之勒燕然可也，耿秉诸将之功，何足道哉！虽若刘裕之平关中可也，殷浩、桓温之败何足忧哉！而执事乃使承学之士，权轻重之势，度可否之时，酌其宜施于今者。顾愚不敏，何足以权大事乎？尝闻古之英雄之主欲求非常之功者，必有规模先定于中。若事之成否，则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矣。勾践之报吴，是骄其敌而已；昭王之图齐，是俟其衅而已。骄敌而敌可骄，俟衅而衅可乘，天也。孙权称臣于魏，受其封爵，至欲乞身交州以保馀年，亦所以骄其敌也。刘备跨有荆益，保其岩阻，天下有变则欲下宛洛以出秦川，亦所以俟其衅也。骄敌而不骄，俟衅而无衅，亦天也。传曰：「圣人非生时，时至而弗失」。使孙权、刘备而图句践、燕昭之功，则覆亡之不暇，尚何燕越而能保哉！愚愿国家修四君之术，以俟二国之变，规模一定，勿为浮议所摇。其济与否，视天之何如，吾不敢取必焉，可也，然执事之言曰「上天悔祸，北敌相残」。呜呼，天意固有在矣。

尝读苏翰林赠张子野诗，有云「诗人老去莺莺在」，注言：「所谓张生，乃张籍也」。仆按元微之所传奇莺莺事，在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生文战不利」，乃在十七年。而唐《登科记》，张籍以贞元十五年商郢下登科，既先二年，决非张籍明矣。每观其文，抚卷叹息，未知张生果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当也。会清源庄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尔？然细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书，则与季裕所说皆合。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氏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按乐天作《微之墓志》，以大和五年薨，年五十三，则当以大历十四年己未生，至贞元十六年庚辰，正二十二岁矣（传奇言生年二十二岁，未知女色。）。又韩退之作《微之妻韦丛墓志文》，作婿韦氏时，微之始以选为校书郎，正传奇所谓「后岁馀，生亦有所娶」者也（贞元十八年，微之始中书判拔萃。授校书郎，二十四岁矣。）。又微之作《陆氏姊志》，云「予外祖父授睦州刺史郑济」，白乐天作《微之母郑夫人志》亦言郑济女。而唐《崔氏谱》，永宁尉鹏亦娶郑济女。则莺莺者，乃崔鹏之女，于微之为中表，正传奇所谓郑氏为异派之从母者也。非特此而已，仆家有微之作《元氏古艳诗》百馀篇，中有《春词》二首，其间皆隐「莺」字（传奇言「立缀《春词》二首以授之，不书讳字」者，即此意。）。及自有《莺莺诗》、《离思诗》、《杂忆诗》，与传奇所载较，犹一家说也。又有《古决绝词》、《梦游春词》，前叙所遇，后言舍之以义，又叙娶韦氏之年，与此无少异者（《梦游春词》云：「当年二纪初，佳节三星度。韦门正全盛，出入多欢裕。」二纪初，谓二十四岁也。）。其诗中多言「双文」，意谓二「莺」字为双文也。并书于后，使览之者可考焉。又意《古艳诗》多微之专因莺莺而作无疑。又微之《百韵诗寄乐天》云：「山岫当阶翠，墙花拂面枝。莺声爱娇小，燕翼玩逶迤」。注云：「昔予赋诗云『为见墙头拂面花』，时唯乐天知此事」。又云：「幼年与蒲中诗人杨巨源友善，日课诗（传奇言：生发其书于所知，予亦闻其说，生所善杨巨源为赋《崔娘诗》一绝。）。凡是数端，有一于此，可验决为微之无疑，况于如是之众也。然必更以张生者，岂元与张受姓命氏，本同所自出耶（张姓出黄帝之后，元姓亦然，后为拓拔氏。后魏有国，改号元氏。）？仆性喜讨论，考合同异，每闻一事，隐而未见，或可见而事不同，如瓦砾之在怀，必欲讨阅，归于一说而后已。尝谓读千载之书而探千载之迹，必须尽见当时事理，如身履其间，丝分缕解，始终备尽，乃可以置议论。若略执一言一事，未见其馀，则事之相戾者多矣。又谓前世之事无不可考者，特学者观书少而未见尔。微之所遇合，虽涉于流宕自放，不中礼义，然名辈风流馀韵，照映后世，亦人间可喜事，而士之臻此者特鲜也。虽巧为避就，然意微而显，见于微之其他文辞者彰著又如此，故反复抑扬，张而明之，以信其说。他时见所谓姨母郑氏志文，当详载于后云。

久伏盛名之下，朝野异道，无缘祗谒，徒怀仰慕之心。中春，丈人造朝，家兄侍行，某独将诸房，远寓穷山。至中夏，王师讨曹成于临贺，成军崩溃，所过残暴。奔避崎岖，幸免死亡。窃思寇盗纵横，使吾民至于此极者，以州郡敝而不振，而方伯久无其人也。日夜延颈威明之至，扫除凶奸，封殖善良，有如饥渴。夫难得而易失者，时之会；易失而难得者，事之几。然几会之来，无有终极，圣贤英雄之所以凝神睇视而不敢忽者也。自靖事之初失几会，以至于今，大乱日滋。圣主忧勤劳思，分江南根本之地以委元勋盛望之臣，此天下重任也。所统之封，北跨汉、沔，西距瞿唐，东尽衡山，奄有北海。以地则广，而形势易张；以体则大，而威声易布；以权则重，而智计可行。挟此三者，何事不济？然荆、峡单残，衡、湘罢敝，岳、鄂、武陵，群盗之区，八桂、五羊，民方喜乱。以政则紊，启奸宄之心；以兵则弱，招外寇之侮；以财则匮，有内溃之虞。当此三者，求济实难。苟相公恃前三者之虚名，则患必至；理后三者之实患，则功可成。虽然，理之有道，在乎得贤而已矣；得贤有道，在乎公心而已矣；公心有道，在乎循理而已矣。理一昭明，虽天地变化，了然胸次，况乎一时之会、一事之几，而有不得者乎！相公诚能留心于此，则敌仇可灭，而中原可定。不然，几何其不举天下而一掷也。某少习干时之业，长闻《大学》之方，性本迂疏，志与时左，自分逸于山林，望云消意，临水观心，以适己事而已。矧今在疚，岂欲求名！然遭时不竞，危亡之虑，国家惟同，辄恃父兄之契，敢陈愚者之衷。

天下之事，人伦为重，舍人伦而矜细行以欺世盗名者，君子不与也。陈氏，齐之世臣，相与戮力，同心定社稷者也。是以有万钟之奉，若祖若父皆享焉。仲子起而非之，不义齐国，避兄离母，处于于陵。方是之时，天下之君非不奉王命，则篡夺之子孙，天下之人从而事之，是天下皆不义也。仲子于于陵不义之地，何居焉？于于陵不义之纑，何辟焉？履所易者，乃不义人之粟，何食焉？不然，则盖邑之禄可受而室可居矣。而离母焉，是不孝也；而避兄焉，是不恭也。不孝不恭，天理灭，人伦废矣。虽云有义，亦将安施？此孟子所以深罪之也。且仲子敢于避兄离母，卓然为绝微之行，狷者有所不为，而司马子与之，过矣。

按《元稹传》载，严砺节度东川，没入居民涂山甫等八百馀家田产奴婢，为稹所劾。砺与山甫皆东川人，岂有怙用其势，以暴其乡之人如此，盖以素仇所私非一日耶？今涂氏、严氏皆为梓望姓，两家阡陌相接如昔时，而诗书家法，叶叶相与通姻娅，甚欢。涂出山甫而严出砺无疑也。呜呼！退之援同姓于毛仙翁，孔文举记通家于李元礼，吾儒以寇为婚以明易之变，浮屠氏以平等视冤亲，痛一念之由失，至百劫相雠不悟，可悲也夫！中江涂勉仲者，娶严氏，两家有佳子弟，多从余游，而勉仲尤厚者。勉仲之弟端卿，于余为同年进士，而勉仲两郎曰森曰柄，亦得以藉口意爱如通家骨肉。余为学官成都，勉仲岁遣两郎修执经礼。逮倅彭至閒居资中，两郎子往来不绝。森、柄得于二《礼》大、小戴氏学，亦出父之亲授也。森以治《礼》两预宾荐，柄更从余读《春秋》。勉仲仓卒得腹病，森留侍父病，柄适留资，未知也。勉仲且死，执森手，曰「汝力学无以怠惰，汝等李氏门，终可依」，以卒。森讣书词来资，速柄归云尔也。端卿状云，勉仲兄葬有日，森视竁办大事不及来，舁柄挟状以谒铭。余固不以森为不敏，而痛柄之请词苦苦再三，为得礼也。县有涂使君祠，则勉仲世为中江人。曾祖某，祖某，父某，三世业儒不仕。勉仲儒者，于生事不疏而有理，以自给。其所乐予，则里邻吉凶缓急、佛道祠庙、桥梁营造，首倡悉力不吝惜，至焚券市义，又不知几何人。然其人刚介有守，凌轹非意，如丘山欲压者，一毫不挫也。至今牛翁争蹊与里胥之珥笔者，犹佩勉仲高谊以自慑伏，其晚进乡校小生服膺善训于勉仲者，可忘哉？年五十六卒，葬以某年月日。铭曰：

儿日读书，翁喜倾耳。儿今呜呜，哭翁泪洗。垂尽之言，儿奚不知！清怀之葬，使君之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