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尝因燕閒顾谓李绩曰：「欲托以孤幼，思之无如卿者，卿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绩齧指出血为誓。高宗将立武后，众皆以为不可，后问绩，绩曰：「此乃陛下家事，何须问及外人」？立后之议遂决。予尝过渭北九嵏山，见英、卫皆陪葬昭陵，英公墓域高大，特为立阙，乃武后厚葬以报之。敬业欲兴复而不能，不知祸本于其祖，一言丧邦，若此其甚乎！元祐丁卯清明日，李某履中题。

十行诏札，温然敦劝之辞；九府币馀，申以辉华之锡。宠恩并厚，报称无闻（中谢。）。臣顷以迂疏，久从废斥。偶上蒙于记录，复擢贰于输将。及属大河，再隳故道。舟车之役，断于一方；井亩之空，翛然千里。天衷载轸，旰食靡遑，亲选班联，就加视察。以臣预领封部，参董役工。王事之劳，自宜尽瘁；诏书之迫，安得后时？尽垦泥涂，一新邮传，既免民居之垫，且微虏聘之艰。在职当修，亦臣常分，庶几逭责，岂敢论功？而诏使为言，玺书加奖；又颁内帑，并赉私家。祗荷眷恩，惟知跼蹐。恭以皇帝陛下与人为善，明目达聪，欲群臣咸饬尔能，恐一夫不获自尽。靡爱庆赏，以图懋功。誓竭驰驱，仰酬覆焘。

补之再拜。辱书以《国语》二事相切磋，甚厚。所援据通洽而议近正，又以知别后学问之益，殊欣喜也。然齐桓、晋文同功一体，皆仲尼之徒所不道。虽晋文入异，此但一事，未可言优于桓也，亦不当称周之盛德，以类其迹之近似者，以大重耳、子犯之谋而疑后世。凡圣人所以与霸者，非与其假仁义也，与其假仁义以成功而民赖焉。方其走狄避患，区区窃仁义之迹以图济其私，未足称于大君子之前也。亡人从者，其文义可观而士溺焉。若进疑于岐山、盟津，退不失为季札，则僭且不类甚矣。岐山、盟津，来书所谓拟人必于其伦者，此甚不可。若退为季札，则非重耳之本心也。岐山去国而成国无豳岐之异，夫何所待盟津？以国为天下，退修德以待之，非诸侯公子失国反国之比。又重耳以谗出逃父之诛，不与奚齐、卓子争立足矣。国人自杀奚齐、卓子，国无君而己义嗣，入可也，胡为乎委幼且不肖之夷吾，以敝晋而流祸如此其酷哉？若曰桓讨子纠，则高梁之事与生窦奚辨？壮舆其未之思耶？凡补之为此论者，以樀夫假仁义之微情，使当其分而止，不欲使夫谲甚而疑圣也，岂善冀芮之谋以子犯为诚不及者哉！以谓「夷吾亦晋嗣，苟可以入而存国，虽走梁而援秦，奚不可」者，卒其不与夷吾，则入晋而不能善晋也。苟善晋，《春秋》亦将与之。使桓、文徒窃仁义之名以济其私，而其成功，民无所赖，则《春秋》犹不与。《公羊》论享国长短，美见未见，固非是。要之，《春秋》随事褒贬，无始终善者也。其曰实与而文不与，乃补之犹反是。圣人于齐、晋，皆文与而实不与。实不与者，以其假仁义；文与者，无王不得已也。孟子谓彼善于此为至论。壮舆疑于王迹，则假者之情后终不得而诛矣。又荀息事，始意壮舆许息之死，再得来问，乃与补之论其悖者无异。荀息，世未有知其非者也，独吾两人非之耳。凡小人之事主也，生则阿其欲以蒙利，死则择利而背之。荀息阿献公之生，罪也，死则曰虽无益也，将焉避之，是岂小人之所能哉？故后世惑焉，以其复言乱信义之实。而《左氏》述其忠正，《公羊》类夫仇孔，非壮舆卓然自信，几何不须而靡也。召忽死子纠，天下不称其是，亦不诛其非，始无善而终无恶也。荀息死奚齐，论者至今谓夫疑于信义也，否则荀息何足议哉？虽然，荀息愚不幸，既许其君以死矣，至于不济。壮舆以谓宁死而不贰之为良，抑贰而不死之为是。将死与不死，于荀息无轻重，皆不可也。天下固无皆不可之义，壮舆必能处之矣。惟其要终之义，不足以救初之恶，与其苟免如犬彘，则死为可进。故补之以谓进荀息以甚苟免之祸，知宗元为学《春秋》而通者。不然，则可以死如召忽，可以无死如管仲。要其终，义所在何如耳。张禹、李绩蒙丧邦之旧，事与荀息类。而禹、绩皆不死，为愧于荀息。若曰汉、唐事，禹、绩不得预其祸，则狐掘之必狐埋之，己首祸而身不预，则何如？馀非面不尽。补之再拜。

密传首京师。李绩为黎阳总管，请收葬，诏许之。绩发丧行服，备君臣之礼。三军缟素，故人哭之，多欧血者。邴元真之降王世充也，密故将杜才干恨元真背密，伏甲斩之，以其首祭密。

右《李密传第三》。隋末群盗并起，密于众人中粗有文理，慷慨不吝财赏，能得士死力。虽败而灭，而诸将故人心不叛之，近田横兄弟之为人也。

太宗围逼东都，单雄信出军拒战，援枪而至，几及太宗，徐世绩诃止之，曰：「此秦王也」！雄信惶惧，遂退。

右《单雄信附传第三》。裹粮坐甲，固敌是求。援枪而至，正欲取秦王耳，而世绩诃之曰「此秦王也」，则惶惧遂退。然则秦王威名詟于人心者已久，仓猝闻诃，忘其本图，勇智俱废，而秦王遂免。其成大业，岂偶然哉？

李绩遇暴疾，方云须灰可以疗之，太宗乃自剪须，为和药，绩顿首流血以谢。帝曰：「吾为社稷计耳」。又尝閒燕，顾绩曰：「朕属幼孤（云云。）」。绩雪涕噬指。太宗寝疾，谓高宗曰：「汝于李绩无恩，今责出之。我死，汝当授以仆射，即荷汝恩，必致其死力」。乃出为叠州都督。高宗即位，召为左仆射。

右《李绩传第十七》。太宗知绩不负李密，固可以托孤矣。且以天下传子，何所疑而为是哉？绩事太宗，宠遇已极。诚忠臣耶，身受非常之眷，自当以道事君，同其休戚，岂必嗣主有恩如私臣者而后可哉？无罪而出之，欲收恩于高宗，太宗待绩既已薄。而绩又无学问，知忠于所事，而不能为国远虑，使其主不陷于恶，然后为忠，至阿其所好，仓猝定立武氏，祸流国家。《新史》以谓不几于「一言而丧邦」者，意自古如此者少，独绩事当之也。

太宗尝从容语从臣曰：「当今名将，惟李绩、道宗、薛万彻三人而已。李绩、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不大胜，即大败」。

右《薛万彻传第十九》。程不识与广俱以边太守将屯，及出击胡，而广行无部曲行陈，就善水草顿舍，人人自便，不击刁斗自卫（云云。），程不识正部曲行伍营阵，击刁斗至明（云云。），是时汉边郡李广、程不识为名将（云云。），然广士卒多乐从，而苦不识。广才气无双，所谓「何至学孙吴」者也。自其迹观之，太宗论绩、道宗师有纪律，近程不识；论万彻骁迈出伦，近李广，而实非也。不识恐未足以拟绩等辈，而广岂万彻之流哉！为将当以纪律谋策，虑胜而动，绩、道宗其人也；万彻能勇而已，何足与议此！夫「不大胜，亦不大败」，是常胜之术也；「非大胜，即大败」，是胜败常未可知也。且一大败，何以善其后耶？

予读《赵充国传》，观其用兵决策若可以有奇功，然提大兵对五万之先零，持久数年而不决，其取之也，又未有奇变可喜之功。盖尝疑其多畏而少断，及见其言兵势、国之大事，当为后法，而后知其非徒然也。夫先零之事微矣，然其规略即古之谋臣智士之遗法也。古之善计者，未尝一日不志于功名，而不肯为徼幸之利，而其术本于观时，时非吾之所能为，而吾能引而致之，不然则安坐以待其疲，舍是未有肯妄动者。夫提兵决战，斩级捕虏与敌斗，吾可以有功，而不可以无患也。未可以无患则变生不常，而胜负未有所在。谋人之国都，而吾之胜负未有所在，是天下之危道也。充国救罕幵以离其支党，遣其降者以乱其腹心，培之于覆亡，乃徐待其势，而后振之。夫充国岂以力战决死为必败哉？以为善战者，其法不当出此故也。昔予尝怪武帝用卫青、霍去病，出万死百战以践蹂匈奴之强。此两人斩馘降虏不可胜数，单于远遁，漠南空虚，而终不能得志，至其晚年，汉与匈奴两不振矣。唐太宗与颉利临渭水而盟，方是时，内有太宗之雄，而李靖、李绩为之将帅，致颉利于室中而闭其门，覆军杀将，何求而不可？太宗竟不出此。而其后颉利危殆，国中空虚，李靖以五千骑谈笑而灭之。夫武帝之无大功，何也？战匈奴之强，而不能致匈奴于弱而后战。而太宗之明，知颉利之方强，虽足以取而未可以无患。李靖以孤军而功过卫、霍之百战，彼惟投其时故也。其后太宗举国以取高丽，猛将锐卒自以无前，而顿兵坚城，逡巡而退，何则？盖苏文之雄，而欲以亡国处之，过矣！高宗之时，盖苏文既死，则用一李绩取之而有馀。夫绩之才岂过太宗哉？敌之时异也。句践与范蠡百计而谋吴，句践不能忍而欲发也数矣，蠡独不可，而至稻蟹之变，则遂起而不疑，何则？彼之至计不独以战为也。故充国以善战之才谋五万之众，至百计蹙，取弥年而后成，彼非恶速也，以为此用兵之法也。

前之所论者，智将勇将之轻重矣，试更言智与勇之效。古之伐匈奴，而能力战深入致死不顾者，莫如卫青、霍去病。青凡七出而去病凡六出，其为攻战不为不多，当其出也，必有所俘斩。计两人之出，杀掠不知其几何，则其为捕虏不为不至。如史之所载，元狩四年，两军之讨匈奴者，出塞之马十有四万，比其返也，存者三万而已。自是推之，则士卒之耗，铠甲之亡，而货财辎费所以振赡三军者，自始至终几不可计矣，则其为用财不为不厚。夫攻战如此之多，捕虏如此其众，而用财如此之广，则虽尽得匈奴之国，系单于而献之阙下，不足多怪。而二将之功止于俘斩获掠，而不能大有所经制，仅能筑区区之朔方，降惧诛之浑邪而已。愚尝论汉匈奴之盛与唐之突厥，其初未甚相远也。然冒顿之盛，尝一至晋阳，自是而后，侵盗边境杀掠吏民则有之矣，不闻遂能涉中原、近都邑而惊近甸之民。而突厥之盛，自隋以来，侵边境杀吏民者，乃其所常患。以太宗之威强，与李靖、李绩之勇智，而颉利长驱中原，至犯天下都邑，盖尝一至渭桥，与太宗隔水而阵。则太宗突厥之初，以事考之，比之武帝之匈奴则又甚矣。而李靖三千骑出恶阳岭，捣其不意而破坏其腹心，一战而复定襄，即披其巢穴，卒以奇策而擒颉利。当是时，俘获之众尚千万计，则颉利之势亦未至于甚弱，然复定襄、常安之地，踰阴山，绝大漠，唐遂以无突厥之患。夫匈奴于汉未大盛也，何卫、霍费心竭力之多，而武帝竭财历时之久，而所得之效止于斥地数郡，得一降将。而李靖用力如此其少，费财如此之简，而历时如此之速，又能大破积强之突厥，至覆其国而虏其君。呜呼！何其所遇之敌则同，而用力之劳逸与成功之巨细异耶？盖卫、霍勇将也，知战而已，不足于谋。李靖智将也，谋与战二者无所不可。知战而已，则其用力固多而不足于谋也，所以数出而少功。谋与战二者无所不可，则当其战也，非苟胜而已。谋定虏中，斩一夫如得万夫，破一阵如陷万阵，捣其要害，中其危病，则用力少而为功多者，固无足怪。夫战有时，动有机，因其时，敌不能支，乘其机，敌不暇思。夫卫、霍岂足与言时与机之动哉，直战而已矣！彼其失时与机而犹能胜者，特出于其勇，使无勇则败矣。靖之御突厥，大率再战而已，提兵再战而收卫、霍百战之效者，乘时趋机而不独取办于战故也。而或者以谓卫、霍当匈奴之盛，而靖当突厥之饥馑。如武帝之深入穷追，历岁之久，其蹂践焚荡之所残，孕重堕殰之所失，叛降离贰之所分，雨雪饥馑之所困，不可胜计，单于乃更思和亲之利，则其国亦尝衰矣，以谓所遇盛衰之不同者，非也。夫青之渡漠，盖尝一对单于而不能得，苏建失军而不敢戮。而去病之降浑邪，至戮八千人，而常弃大军，天幸不至亡失。夫伐不测之匈奴而不遇其军者，皆李靖之所深惜，而去病之服浑邪，何独倚斩艾之威，盖已危矣，至于不戮苏建而弃大军，此宜靖之所深笑。故愚以是知卫、霍勇将而已。夫用勇将者，足以快意目前，然多费历时而少大功。用智将者，虽滞于伺待，然费轻省战而收奇功可见矣。盖宣帝之时，先零扰乱，而赵充国叹曰：「往者举可先行羌者，吾举辛武贤，而丞相御史乃用义渠安国，竟沮败羌。吾尝谓耿中丞，积粟三百万斛，虏不敢动矣，今所积才四十万石而已。失此二策，故羌人敢为不顺，所谓失之毫釐，差以千里」。而辛武贤乃始区区于力征深入，以谓足以制敌。呜呼！智将之收功者，常在于未兆之前，而勇将之成败，乃在于胜负之后。则夫勇将之功，是智将之所遗，而智将之设施，勇将终身由之而不悟也。彼卫、霍者，勇将之尤者，而犹如此，况其下者乎？

古之建国，制莫如周。盛宗枝而作庇，强王室以承休。治尚以文，重恩亲于同姓；世绵其祚，大形势于诸侯。自昔后稷开基，公刘经始，盛德物被，丰功世美。文武大其业，成康继其轨。奚永永以能然，盖亲亲而得以。任先宗子，协图夹辅之勋；本固王家，益植太平之趾。天邑中奠，侯封外崇。大邦小邦兮我所锡壤，伯父叔父兮汝其懋功。巩国势于寖盛，粹民风于大同。膺木德以当天，王图以永；法辖星而建屏，邦本其隆。有衮服以华其躬，有金路以优其命。宝玉分赐，脤膰均庆。所以等异诸臣，恩先庶姓。史称乃德，盛陈过历之期；《诗》大其功，茂著维城之咏。岂无异姓与之翊昌？岂无列辟与之赞襄？推本而治，尚亲则强。故苍箓之兴起，始诸姬而阜康。忠厚一时，重本枝而相辅；仪刑百世，壮基绪于重光。至如鲁卫之所分，邢茅之所附，众列邦壤，一宁国祚。岿然盘石之安，屹然宝鼎之措。无烦兵革，坐收禦侮之功；不假山河，自得为藩之固。譬夫木之殖，枝茂者干必大；水之委，源深者流必长。繄尔列辟，辅予一王。秦室寖微，盖削五侯之壤；汉邦未善，徒恢七国之疆。盛哉！本本之扶持，承承之操术。国五十兮，比如犬牙之制；年七百兮，绵如瓜瓞之实。方今宗也盛而国也强，跨基图于周室。

臣闻兵不可好，好兵者，嗜杀人者也；战不可忘，忘战者，弃民者也。臣尝原兵之理，我克敌，敌克我，要之各有相伤；为民父母，奈何使民两自相伤，中道无罪而陨生哉！万一正不获意，则权必用武乃济，然后哀矜怆恻而用之以犯难，难平即止，非复可玩。此以杀止杀、以战去战之术也。《司马法》曰：「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其民也」。后之人君，岂恤是哉，争城则战矣，争地则战矣，争长则战矣，争利则战矣，小忿则战矣，违言则战矣。代翕代张，代存代亡，民不加多，率以战死，独何辜哉！今日暴原野之白骨，乃昔日暴原野白骨之子孙也。人君当视人犹己，以己推人，则好战之心自平。夫士卒之痛，思己之痛；士卒之伤，思己之伤。矢石在前，白刃在左右，法令在后，万死之间，幸于一生，其危心如何？彼贵贱虽异位，而喜惧好恶之心无二，况复杀乎？杀一人则父母妻子失所而无依者数人，或至于杀其子孙，则嗣续遂绝者。夫推爱物之心，犹不忍暴殄天物，况人乎？不战而屈人兵者，正慎于此。故观《无衣》之诗，然后见兴师之情；观《扬之水》之诗，然后见屯戍之思；观《葛生》之诗，然后见战殁之感。迨夫民日益寡，国日益削，力日益屈，财日益殚，于是恻然哀恫其前非殆矣。主父偃曰：「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岂特悔而已，祸亦随之。夫三世为将，道家犹且忌之，况好兵之主乎？故祸莫大乎好兵。好兵之心有二：曰幸、曰侈。孔子曰：「不仁者，不可以长处乐，不可以久处约」。惟乐与约处之实难，自匹夫至于天下国家，其召祸之渐，均生于有馀、不足：有馀则侈心生，不足则幸心生。幸心之祸在厥身，侈心之祸在子孙。今夫国迫小而鲜长虑，财褊急而多妄计，贪而无谋，勇而无礼，惟试侥倖于一战。万一偿志，于是乎幸心生矣。幸心一生，故不量力，不度德，而所较非其敌；志徒大，心徒劳，而所求非其道。如卵投石，如指挠沸，自求危难，屠其城，屋其社，覆其宗，绝其嗣者，踵相及。孟子所谓缘木求鱼，必无后灾；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后必有灾是也，不足为有天下者道。若夫燕安閒暇，财丰力富，旁视四顾，无一不可，惟外事四夷，然后快意：于是侈心生矣。侈心一生，故好大喜功，而不以生息元元为念；穷兵黩武，惟以无战伐功为愧。自求忧患，困役伤财，得寸损尺，怨满天地，而祸及子孙，众仲所谓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者是也。前王既以此致凶咎，后王当以此为龟鉴。古之好兵无功，而其主非贤者不足道；好兵而贤且有功者，莫若汉孝武、唐太宗。夫孝武席高祖、文、景之馀休，太仓有红腐之粟，内府有贯朽之钱，故放心肆欲，玩兵耀武以事疆埸。内则有期门羽林孤儿、佽飞骑士之兵，外则有六郡良家材官之士。总节制以统军，则有卫将军之智；提孤军以深噪，则有若霍骠骑之勇。又有李广、程不识、苏建、贰师、安国、严助、李息、徐自、荀彘之徒，以帅偏师；杨仆、路博德、李蔡、王恢、李陵、李沮、公孙贺、公孙敖之徒，以将别部。击匈奴，救东瓯，平南粤，诛昆邪，平西羌，伐朝鲜，征大宛，乃置朔方、沧海、武威、儋耳、牂牁、乐浪等二十四郡，厥勋伟哉！太宗以英雄神武，戡定祸难，以基王业。自偏裨小校至于为帝，大小战无虑累百，未尝挫衄；有若李绩、李靖、柴绍、卫孝节、薛万彻之徒以平突厥；有若道宗、道彦、樊兴宗、段志玄、高甑生之徒以平吐谷浑，有若侯君集，薛万均之徒以平高昌；有若李袭誉、李大亮之徒以平延陀；有若牛进达之徒以平吐蕃；有若郭孝恪之徒以平焉耆；有若李子和、齐善、张士贵、张德宝、上官怀仁之徒以平诸獠；有若契苾何力、阿史那社尔之徒以平龟兹：邦国既底定，诸盗既剿绝，其馀勇故气，犹未肯宁，晚命马周、李绩、张俭、张亮为将，统十六总管之兵，复远驾辽海，征高丽，厥勋伟哉！以汉武、唐太宗之战功度越前世，所杀敌人固不可亿数，然士卒物故，亦以多矣。故君子曰：戾太子父子、庶人承乾兄弟之衅，实由于此。臣故曰：兵不可好，祸莫大于好兵。好兵之祸，虽无近殃，必有远忧。则慎用兵而重民命者，其得福必永矣。或曰：子论兵而以好兵之祸为先，奈何为惊人主心，兵可去乎？臣曰：知战可慎，民可爱，兵可暂而不可玩，祸可去，福可就，然后可以用兵矣。《书》所谓知稼穑之难乃逸之意欤。故曰：仁者爱人，恶人之害人；义者循理，恶人之乱纪。以兹为兵意，是乃仁术，又安可去。太祖皇帝昭受昊天之成命，市不易肆，兵不血刃，与汉、唐百战以得天下，固已异道。五宗相承，奉之以德，虽间用兵，兵出有名，未尝有汉、唐之侈心，则基福而远祸也，其已久矣。陛下绍大统，继大烈，可垂拱无为，以荷天休。然内宁必戒外，居安必虑危，必战不可忘，兵未可去。战虽不可忘，当念民命之可重；兵虽未可去，当念好兵之贻祸。鉴视汉、唐之侈心，缉熙祖宗之多福，故有曰今太平可恃，四夷无虞，宜毁兵革、销锋镝者，自敝之论也，愿陛下勿听。或有曰今太平有馀，四夷可讨除，宜兴师旅，辟土地，是招祸之论也，愿陛下勿听。臣愿陛下妙选将帅，必求其良；训练士马，必致其精；谨烽堠，缮甲械，积刍粟，完城垒，以待四圉，不害中国之为强。脱若婴吾宪，吾以逸待劳，以直待曲，真天子之兵也。

何为复民之职？臣窃以谓有君臣则有官府，有官府则有府吏胥役，有府吏胥徒则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问奴，织问婢，职当然也。国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变免役法，以救其弊，实大惠也。然其弊则去矣，利亦未兴，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务也。盖作免役法将三十年矣，曾无一定之论，而耳目变改，朝夕纷纷，何劳而难功耶！如其易则易知，简则易从，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疡手足者，或曰我能药之砭之而愈，是谓良医。或曰我能截其手足而无患，恶在其为智耶？夫去差役之弊则诚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为之，则未知其说也。是二者事体虽大，节虽多，要可以一言而定。差役之法为民，免役之法为利；差役之法若劳民而实逸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实病之，不可不察也。何则？国家之有仓场库务，非以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养者也。官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衙前以处之，民之斗讼侵枉不能自直者，来赴愬于官。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吏，以听上之指踪而左右之。其就田野之民，黍稷禾麦之利病，钱镈镃基之好恶，官不能尽治，为择民之物力最高者为户长以主张之。不幸盗贼为民之害，官为择民之次有物力者为弓手以警捕之。其他各以是为率，顾不曰为民乎？免役之法则不然，以民岁所输之钱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为衙前，委以不赀之府库，姑因衙前而得利也。雇募游手之有闲书算者以为吏人，责以不容奸伪之簿书，姑因吏人而得利也。并团省管以为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长，而地里之远，所责之不一，则有所不恤，姑因保正而得利也。今盗贼既多于昔时，雇募游手之强悍者以为弓手，而使之必得盗贼，姑因弓手而得利也。其他各以是为利，顾不曰为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于官，若劳矣。而为衙前者自以应门户，保产业，少常学以待役，一日役之，不敢渔猎于府库。为吏人者，少时之学尤力，甚且知自爱惜，而不敢巧记于簿书。为耆长者少知其俗，长任其责，不杂以他乡而任之专，不杂以教阅而事之又专，不敢抢攘于乡管。为弓手者，视乡党邻里之害而疾之，不惜身于盗贼，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贼而资盗。凡其役满而归息于田里，优游无所复输，顾不曰若劳民而逸之乎？免役之法则不然，既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辈，而衙前以府库为市，吏人以簿书狱讼为市。保正之于其保，初以能新法射而得之，其于巡稼穑之大利，平争讼之细事，非所习。弓手之视盗贼，可则前，不可则身自亡去。凡其役无时，幸其奸赃不败露，则终身尸其禄，若城狐社鼠然，顾不曰若利民而实病之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职而又有大利者五焉，则非俗吏之所知也。何者？大以赀豪于乡里者，方且趑趄颉颃，仆役其乡人之父兄，而使之躬为仆役之事，阴消其奸逼之心，其利一也。今之以赀自强者，田宅拟公卿，仆隶如官府，纵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于官，而因之识礼度之所设，睹刑戮之所加，善者劝而恶者畏，其利二也。今之民远于上，不闲教化，未之有比也。昔人欲谓济世务犹同舟涉海，一事不劳则俱受其败。彼其役于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怀，桑梓坟墓之累，仓卒之间，其视利病，贱与贵同忧，下与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县，稍有一事，横决待期，左右环视，无一人可以腹心委者。民之视其长吏，若胡越然，未之有比也。自常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置田无限，小民日以困匮。若其视田产而出力役，则虽不限田而细民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所谓游手之民者，古也禁而远之，今也禄而亲之，使民去本，荡然无及。若差役而尚土著，则虽不设土著之法，而游手自将复业，其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贾谊谓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箱箧，而不知大体。魏郑公谓俗吏既无远虑，不达大体，唯奉三尺律以绳四海之人。臣愿陛下不恤俗吏之言，自圣衷诏有司，度当今之宜，依熙宁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严衙前散从官陪备之禁，实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职，而三路保甲教阅亦可罢去。盖三路之民，力役视他路固已重矣，何可仍之此役哉？其使斯民舍南亩之耒耜而尚西戎之弓矢，鄙袯襫之衣而服兵戎不逞之服，厌菽豆之饱而甘市井之腴，又非所以厚斯民也。或曰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古之制也，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讲武，其古之讲武乎？今可废郡县而封建，弃杖笞而劓刖，悉仿古乎？教阅之书，祖宗之所著令，则今可举而行之也，臣敢以为献。或曰，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为一，古之制也。臣又知此亦疏矣。臣窃闻太祖既得天下，使赵普等二三大臣陈当今之大事，可以为百代利者。普等屡为言，太祖俾更思其上者，普等毕思虑无以言，乃请于太祖。太祖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养兵也。方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而变生，则有叛兵而无叛民。普等顿首曰：「此圣略，非臣下所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之安，而无一日飞尘之警，何劳措意于其间邪？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为逃责饰非之辞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缓而图之则为大利，急而成之则为大害」。呜呼，利害之相轧如此，何其危哉！真畏途险辙也邪？孰为利不百不变业邪？孰谓帝王之道出于万全邪？孰谓王道易易，天下可运于掌邪？如成汤之不竞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戁不悚，则法之所施，得其人利固博，非其人而利亦存；缓之则缓得其利，急之则亦急得其利，是谓大中至正无弊之道者，乃可举而措之天下也。且作法于厚，其弊犹凉；作法于凉，弊将奈何！臣恐其初，利害之杂，则卒莫能纯于利也。盖利不胜害亦久矣，奚独此为不然邪？祖宗之法百年乂安，天下本无事，何苦试此危道也哉？譬如有人言我药能起疾，一剂而愈，不然一剂而毙，谁敢试之哉？昔樊哙愿得十万众横行匈奴中，岂不壮哉！季布谓哙面谩可斩。魏延从诸葛亮假精兵五千，负粮五千，从褒斜出，循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亮从斜谷来，一举而咸阳以西可定，又岂不审且壮哉！亮谓此悬危，不如安从坦道，可以平取陇右十全，必克而无虞，抑延不用。孰谓经营天下百世之大法，反危于季布、诸葛亮之用兵哉？唐太宗言，李绩用兵每大胜，江夏王道恭不能大胜，亦未常大败，薛万彻之兵也。唯陛下幸察。何谓不用兵？臣闻平乱祸、创业之君，不可不勤于用兵；继世守成之君，方且敬德以奉宗庙，急贤以崇礼乐，勤政以厚风俗，孜孜唯日不足，何暇兵之议也？于斯之时，万邦咸乂，四夷屈服，罔有内外小大，无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议也。不幸而夷狄无知来内侮，古今异势，或文德之不来，而以我之顺攻彼之逆，兵不接刃，而彼自授首矣。又不幸而盗贼窃发，则缚豚搏犬，一夫是力，皆无劳于兵也。夫继世守成之君，尚德不尚兵，亦已明矣。臣请以唐为之言。明皇沈蛊衽席，自销其前志，禄山乘昏一举而覆两京，当是之时，天下之兵争先甲胄，不谓不众；其将则郭子仪、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谓不武；其守成则张巡、许远、颜杲卿，不谓不忠。而成皋不为之固，潼关不为之险，河北不为之守者，非用兵之罪也。河北自是世为唐患，而馀风被于齐鲁梁蔡，皆效尤而为邦盗，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将百年。武宗兴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灵威，不假天宝之兵，不用天宝之将，不劳天宝之守臣，不出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谕之以顺逆，即位之四年，崔嘏来归我，邢州王钊来我归，洺州安王来归，磁州郭谊杀刘积而泽潞平。天下方镇一日耸然易虑，奔走朝贡，回鹘于是乎破胆请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亡非用兵之罪，而武宗之兴非用兵之功，则兵也者以之继世守成，果何有哉？虽然，武宗固武矣，又得李德裕以为之相，宜其功烈巍巍如此，而求其所以致此势顺而力易者，实本于高祖、太宗德泽之旧，而朝廷之素尊也。德裕每谕河北三镇之使者曰：「河朔兵力虽强，不能自立，须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概可见也，臣故曰武宗兴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威灵云，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是继世守成之君，易于为德而屏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然其所以为用兵之说者何自而发哉？臣知其人也。盖大臣持禄固位之术，莫如劝人主用兵，功若成则谋臣赏第一，他人莫敢先其宠；功若不成，则上方以边事责之，他人不敢继其后。身死于庙堂可也。姚崇劝明皇不幸边功，而相明皇四年罢；宋璟责明皇兵甲不渎，军不轻进，而相明皇五年罢，再相亦五年罢；至于李林甫导明皇封藩将，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又彼行险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贵而无以为资，乃为国生事，献开边之谋，其人本囚虏之材也。事若成，则富贵，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诛窜擒馘，亦其所分。是在彼得丧实无所系，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彼漠然不知恤也。由是边埸之臣阿庙堂之好，庙堂之臣侈人君之欲，誇大张皇，隐亡讳败，至于日贺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赏其胜而不知其败，可不惜哉！如前日将官魏钊死焉，初无一人声之者，至钊之妻泣诉钊存亡于待漏院，大臣乃言：「既是多日不知消息，必是阵亡」。不知此为何等语也！一将官之亡尚不以闻，则卒伍之没者可胜叹哉！今夫人孰肯斗狗彘？金玉孰肯易瓦砾？奈何以中国之尊而较夷狄之胜负，弃金帛粟米之巨万而争不毛之尺寸哉？其胜犹不足道，而况于败乎？其得犹不足道，而况于亡乎？诚胜且得矣，边境愈远而屯戍愈多，馈运愈劳，中国愈困，恐非朝廷之福也。或曰祖宗之土宇未复，奈何？臣以谓灵武者，太宗之所弃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神宗之所弃也。当时岂卒然无说哉？姑待其归顺，抚柔之可也。且边埸之地，适彼适此，亦其常事，何必深雠而血战以争之邪？设如一日尽得幽蓟、灵武之故地，不过添数十亭鄣，列七八郡县，增职方之一二图籍耳，其于九鼎之轻重，百姓之利病，了无所预也。且夷狄自有盛衰，未必与中国盛衰相当，果于中国何所重轻哉？如匈奴常围汉高祖于平城，其后数为汉患，而至哀帝时乃上书愿朝。吐蕃以二十万众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后尽盗河湟，薄王畿而室，宣宗时自以三州七关归有司。议者其以哀帝、宣宗盛于高祖、太宗时邪？彼幽蓟之役在晋开运时，殆今且二百年矣。数十年之前，犹闻彼左衽之民嚬蹙思汉，边人多能道，其语可伤也。殆今寂无所闻焉者，其久而忘异乡之悲。其闻中国赋歛之重，征战之苦，而不知慕邪？虏主今年八十馀矣，每对使者语及仁宗，必重叹息，为仁宗作忌，则祖宗之德怀于夷狄者，不能忘也。陛下崇德以绥之，何事于兵乎？关中兵不解甲，今又七八年矣，饥馑相仍，米斗千钱不可得。古人所叹父战于前，子斗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万里之外者，不意今日复见之也。唯陛下仁慈天授，念苍生介胄之苦，早下罢兵之诏，实天下幸甚。何谓士得自致于学？臣窃以谓欲善教者，宜莫如法孔子。孔子之使群弟子「盍各言尔志」，不必其志之一也。闵子之訚訚，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贡之侃侃，夫子皆乐之，岂好侃侃而恶行行哉？譬如大匠之诲人，欲圆授之规，欲方授之矩，其所以为方圆之大小，则不必授。而大匠之朴断，又岂一斧斤之力哉？汉兴，立五经博士，《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四家，《书》有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诗》有申公、辕固生、韩生三家，《礼》有戴德、戴圣、庆普三家，《春秋》有公羊、谷梁、左氏三家，未为不得人也。如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刘向受《谷梁春秋》，皆足以为汉之儒宗，显忠于汉庭也。今则不然，义理必为一说，辞章必为一体，曰是为一道德。不知道德之一，如其是多忌乎？臣常谓今之学者《三经义》外无义理，扇对外无文章，老成者信之。古人谓草野生专自许，不能博究，择从其善。徒欲父康成，兄子慎，宁道孔圣误，讳言郑、服非，郑、服之外皆雠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自。国家之初尚诗赋，而士各精于诗赋，如宋祁、杨寘、范镇，各擅体制，至于夷狄犹诵之。自嘉祐以来尚论策，而士各力于论策，乃得苏轼、曾巩辈，至今识者各仰之。自更经义以来，授以成书，谓之《新经义》，唯善其说者乃中程上第，苟为参差出入于其间，即不中程式，虽善必黜之。士方为禄学，无少长贤愚，靡然从之，唯恐不相胜。虽有长才者不得聘，虽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讳之不敢言，涂人耳目，窒人聪明，溺于傅会穿凿之论，固使人材阘茸，器识卑下，闻见单陋，不复可得前日瑰奇卓绝之士矣。仍之援释、老诞谩之说以为高，挟申、韩刻覈之说以为理，又使斯士浮伪惨薄，不诚不忠厚，其患岂不大哉？议者皆谓科场者，风俗之所系，公卿将相之涂。今科场之坏如此，何所赖？而公卿将相何所选乎？古人谓王衍清言之害甚于桀纣，臣恐致今日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此陛下之所不可不省者也。臣愚少常业于所谓《新经义》者，元丰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而改路者，诚以其学求之古人之书、稽之老成之论而不合故也。臣愚敢为陛下申其本。夫《诗》、《书》皆本于竹简科斗古文，不幸出于秦灰烬之馀，汉儒固有残经之叹，而鱼鲁豕亥，至于今日，滋为残舛。今之说者因陋就寡，曾不省察，不亦末乎？其为义说，因益回舛，不可一二指也，而《书》之失为甚。盖今《尚书》又出于唐明皇时学士卫包之所定者矣，《新经义》之说，如敢于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可讫，老不可敬，祸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类，诬经害教，固足以病学者矣。而讲筵之官，将以是说进于斧扆之前，无乃为圣聪之惑，而阴贻天下之祸乎？臣前所谓唱此说者，其罪甚于王衍，又以此之故也。伏惟陛下之聪明，略赐省览，则其书之邪正，无从而逃也。昔虞翻疏奏郑康成五经违义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谓吴武烈「不可不正，行乎学校，传乎将来，臣翻切耻之」。夫以巍巍大宋，而无一虞翻乎？臣顷为蔡州学官，王安礼为臣言，神宗皇帝天度高远，常患《三经义》未副其意，宣谕异日当别刊修。则今之承学之士，于《三经义》兢兢唯谨，不敢低昂一语者，未必当神宗之意也。况《三经义》行之数年后，王安石乃自列其说之非是者，奏请刊去，不知古人设诸日月不刊之书，其如是乎？如其岁岁改易不已，则学者无乃徒费年月乎？若夫神宗患当时文章不足用，至于再三而思得人，则又中外之所著闻也。如其所著《字说》者，神宗留中不以列学官，近乃列在学官，使学者纷纷然异端。其书古文大小篆之不伦，正俗之无别，从篆从隶，临时迁就，其私意破律乱常，果何等书也！盖前日《三经》行而出之于经，皆弃大旨而事句语，有昔人年头月尾之弊，今又舍句语而争以字，不愈弊乎？《字说》之列学官，甚非神宗意也。其此不当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罢而罢者。《春秋》，孔子笔削，以惧万世乱臣贼子者也。有国者不知《春秋》，前有谗而弗见，后有贼而不知；为人臣者，不知其人伦之大教也。元祐之初，常列于学官矣，恐非所以尊经术也。昔孟子欲言《周礼》，而患无其籍。今之《周礼》，最出汉末，杂之以六国之制，多汉儒之所伦次者。或谓六国阴谋之书则过也，大要歛财多货，黩祀烦民，冗猝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犹以王制之所存，得列于学官，而《春秋》法王之制，反可黜乎？臣愿陛下博延耆儒宿学，左右劝讲，复《春秋》之科，诏学士大夫不为专家之学，人得自竭其聪明，必有异人为圣时而出，以副明诏。何谓广言路？臣观商高宗梦帝赉良弼，而相说于傅岩版筑之间，可谓非常之举也。意说之于高宗，有绝世非常之谋宜如何，说乃首为之言曰：「木从绳则正，后从谏则圣」。真老夫常谈哉！盖说之意，以为人君之德莫大于从谏；从谏之言，当先天下之言而发也。人君既从谏，则无所善之不从，无弊之不知，而他无所复患也。说再为之言曰：「王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夫王人者，恭默无为之为尚，而何所事于多闻哉？盖说所谓王人之多闻，异乎儒生博士之多闻也。要在一堂之上，闻前古君臣治乱成败之言，闻忠臣直士犯颜逆耳不逊志之言，闻闾里细民愁苦叹息之言。有言职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贱吏、工商庶人、奴隶女子之辈，皆得言而闻之也。如是而事之不建，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宗卒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虽然，何独高宗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不闻谏，则切责侍臣矣，况乎好谏纳言者，自是宋家家法哉！祖宗好谏纳言之实，载于图牒，布诸闻见者，不胜举也。勉而崇之，又在陛下。陛下甲子诏书方言开谠正之路，消壅蔽之风，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陛下有意于祖宗之盛德也。夫祖宗故事固不胜举，而其大德则至诚不厌者是也。夫唯至诚不厌，是以不独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尽其公，下恤其私，迹若与之有间，而心实爱之不异，终身信其人而不疑，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后已也。如仁宗贬唐介岭南，将行，遣中使赐介黄金，既又画介像置之便殿。潭州买珠子狱闻，而谓唐介必不买，介卒显于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气大振，人人恨不能见上为之言，而朝廷之上日闻蹇谔之进矣。比年以来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蹶则终身不复用，古人所谓荣华于顺旨，枯槁于逆违者是也。是时大臣自谓当时有顺从而无谏争，小臣方且救过远罪而不暇，其敢言！大臣或以同异相济者，谓之异议而黜之；小臣或以下情上闻者，谓之犯上而诛戮放逐之。其好同恶异，好誉恶谏，必人之顺从，至于立法以禁之，使必不得言。或兴大役，或起大狱，或讲大事，或天文变见，人无愚智远近，必闻见而必言说者，乃下令曰言说某事者，出赏若干，其能来嘉谟嘉猷，而起幽隐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仁则失之弱，弱则禁之易。令行于一狂夫，而失天下忠良之心；事滋于一日，而使后生者不复知有忠义之事。士气沮丧，人人以言为讳，其视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然，真可惧哉！呜呼，壅蔽之风如此，宜陛下下明诏，欲消去之也。臣愿陛下验诸事体，大而宜必有言者，犹不闻言，则闾阎之愁苦，朝廷将何自而闻之乎？如前日黜后，大事也，中外臣寮未有一人叩阍而献言者，何邪？近如范仲淹，远如褚遂良、长孙无忌，既不可得，如欲陈元达辈，又亦不可得邪？孰谓国家声教如此久大，而乏人乃至此邪？夫刘聪蕞尔伪国，而有臣如此者，岂偶然哉？盖当是之时，有王彰之骨鲠切直，任顗之叩头流血，陈休之奋不顾身，刘士通之言不行而恚终，使元达之鸣有朋也。刘士通既死，陈元达归而祝死曰：「吾不能言矣，安用此默默而生乎」？已而元达果亦忿终，概可知也。呜呼，言路之通塞，岂一夫独鸣之力哉？臣愿陛下询诸廷之臣，其由谏诤而进者几人，其以面折庭诤称者几人，其博古今、达治体、善议论者几人，其骨鲠谅直，不反覆变改者又几人。大臣之中其无纳交于妃嫔者乎？其无缔构于阉宦者乎？其无奸险挟私雠以害忠良者乎？其无怀二以沮天下之大谋者乎？今日之忠言闻与不闻，宜无足怪也。陛下即位，首诏还邹浩，复置谏列，又增谏员，犹不自足，而下明诏于天下，开谠正路，臣将见天下之士愿献言于朝者，如祖宗之盛也。臣愚更愿陛下至诚不厌，赏谏争之臣，振忠义之气，除谤言之禁，复贤良方正之科，不独使谏官御史得进其忠，而布衣韦带之士亦得竭丹诚以佐圣治也。其复贤良方正之科奈何？臣切以谓科目之设，能极天下之材，诱天下之忠，表著人君愿治之意者，惟贤良方正之科也。盖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荐之重，天下之人责之深。士之自好，欲不负其名者，忍不以忠直之言，献之于吾君乎？由是人君数得闻其过，大臣不惧其不称职，则耻其不能言，更相厉翼，匹夫匹妇得因之以申其情，实一举而众利随之也。故朝廷得人，此涂最盛。仁宗时，富弼、张方平相继而出，唯陛下幸察。何谓贵多士？臣切以西汉之时，萧、曹、平、勃、丙、魏之属相先后为相，而西汉之享国最隆盛。盖汉相既如此其得人，则汉之百执事，其才可知也。蜀汉之时，诸葛亮死而蒋琬相，蒋琬死而姜维相，姜维乃以蜀汉为墟矣。盖蜀汉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则蜀汉之乏人可知也。使蜀汉世世得人，姑如琬辈，则垂亡之魏何有于全盛之蜀哉？况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断，而宣宗亦明断；太宗从谏如流，而宣宗亦从谏如流；太宗节俭惠爱民物，而宣宗亦节俭惠爱民物。当时切谓之小太宗，而治乱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属上下相与之诚心无贰；宣宗之时无多士之称，而白敏中、令狐陶之辈畏威防嫌之不暇，是其分也。然则国之多士可不贵乎？仰惟祖宗之时，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参知政事四三人，枢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节度使五六人，学士、舍人七八人，内外两制数十人，馆职又数十人，如西京、河阳、郑、许、陈、蔡、襄、邓之类，节度使、使相旌旆相望，其盛哉！如是尊朝廷，镇万邦，威四夷，长君子之道，真得多士之宁也。大臣出镇多开御筵，或赐之御诗。使相过，关有司供帐，中使问劳相继，下至刺史县令，有以优异之，于是乎卿大夫雍雍相贤，耻言人过，唯患不得士以报国。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惮其力，而忌疾之嫌、朋党之论、告讦之风、刑宪之设，未之闻也。仁宗已患近岁大臣体轻，议者以当时两制不满五十人为陋，不知今日视仁宗时大臣又孰轻重，而两制又孰多少邪？乃者要官剧职阙而不补者，动踰一二年，两府柄臣之阙犹四五年，无大臣判州府者几三十年，如青、郓之类，或以馆职领之，何为自弱乃如此邪？意者大臣持禄固位，欲死于富贵，不肯与人同升于人主之前，谓己不敢分权攘柄，是忌嫉之嫌以致此也。虽有贤才，众所许者，当路之人亦不敢没公议，而称之曰贤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党中，则言之曰：进某人，则某人之党进矣。是天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于先帝者也，其可进乎？是朋党之论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气类，孰非朋党？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党中，曰可用矣，而或指其阴过，摘其往行，上之人不为爱惜而赏其言者，是告讦之风以致此也。国家之法日以益密，使人难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议，则数十年不得调，至有废终身者，是刑宪之设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无可选，下之人欲进而道无由，一切以格律从事。应其格者上下无异论，不应格，虽旷官败事，曰其如格律何！如閤门祗候举有边功之人，州学教授使之就程试，尚书侍郎于行守试三等之外，又有权入一等，及第高科者为文章，能断狱歛财者为政事，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李林甫常进《野无遗贤颂》矣，当是之时，岂真无遗贤也哉？于是数目之外，又有一大弊，是所以为众弊之源者，曰专用一相，臣敢为陛下言之。盖国家既有宰相、执政官之异数，则门下、中书侍郎、左右丞虽皆为陛下之股肱，而势之相远甚不同也。如二相，则其谋参，其势分，其善不居，其恶不可容，人主之聪明日开，而人材因之而进，非一门也。如一相，则其谋决而不参，其势专而不分，善则居之，而至于上亢下忽，恶则无自而暴，人主之聪明日壅，而人材必由一门出也。其弊岂不大而为众弊之源乎？夫自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而来，二相之制尚矣。其后曰左右相、左右仆射之类，名号虽不同，大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论一相为之言，不知荀卿所谓论一相、陈一法、明一指者，正以其数之一乎？如其不世之业资于一相者，古亦有之，则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此又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或曰方今正官冗弊之矣，何必亡之多乎？臣切以谓官冗之弊者，流外所入之不澄，边功所赏之不慎，法官资格之不次，内降所命之不已，阉官任子之不禁，使臣换文之不实，纷然蠹我器名，非谓要官名流之多也。陛下即位之初，灼见侍从之阙员，诏举可入选者二十人，天下闻之，莫不为陛下喜也。唐赵憬号称精治道，常以国本在选贤，宜补阙员以育人材。沈既济良史也，亦曰广聪明以收淹滞。以补其阙，陛下诚得之也，然久未闻用之，何邪？慎不轻授欤？人之不足授欤？则臣愿陛下博于求贤而优用之，无累于四者之弊。复贤良之科，盛儒馆之选，询祖宗用人者几涂，按神考官制所立之员几人，则天下之材不可胜用，而朝廷多士矣。何谓无欲速，无好名高？臣常观自古帝王用心既美，为政既善，治具毕张，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实有所不足，泽足以周宇内而义有所屈焉者，无他故也，欲达、好名二者累之也，又是古今之大弊，可为痛惜者也。如汉明帝时，讲礼明度，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内外悚慄，争为严切，孰敢谏者？一钟离意虽能言升平之世，难以急化，宜少宽假，幸不诛辱，而亦何补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后魏文帝屈然擅中国之统，礼乐风声蔚乎可观，而史臣称其刻意尚名，饬情干誉，自讲丧服何如孝理于民，亲问百年何如銮舆不动，设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赐杖于家何如子孙侍侧，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唐文宗之急近功，隋炀帝之自许如尧舜，则乃无足惜者也。彼愿治之君无欲速，则能逸天下，不独一身之优逸也；无好名高，则能安天下，不独一身之无忧虞也。何则？无欲速之累，则诏令宽大，政事简易，崇尚平康，老成进而顽童远，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则无速战；不可寝而役，则无贪功。田野无事，民人各得其业，不其逸天下乎？无好名高之累，则奉先王之常宪，游天下之夷路。狂生迂儒变常乱古之谋不得施，愚夫妖人庆云甘露之玩不为瑞，冒义忍诟之辈圣德颂不敢以前。朝廷之上若无所施，而闾里之间实有所惠，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于欲速，规规自困，虽有日月为之缩肭，虽有衣裳为之颠倒，而智者不暇为谋，勇者不及陈力。苟且诞谩之弊纷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不足而殄戮之，使民将无所措手足矣。其累于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难则弗顾也；惟恐其行之不勤，而涂之远则弗恤也。事既可而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又恐其能胜也。宁受欺于阉官小人，而不欲见规于忠良辅弼。过举失德非不知，而惮改为以遂非，恐下之议己，而机阱网罗无不设也。呜呼，二者之累有至于此者，可不惜哉！恭惟陛下富有春秋，建德于不可倾之地，玩言于无所弊之场，则不疾而速，欲避名而名且归之也。真宗澶渊之役，诸将请因契丹既北之势，扼其归路，一掩手而使片马只轮之不及，真宗独不欲之也。言者谓仁宗宜自行威断，仁宗曰：「朕在位久，于天下事诚谙之，若事事出自朕躬，或小过失，使言者不敢力争，或惮于改过，未之可也」。呜呼，其累于斯二者乎？此祖宗之盛德无可议，全功无所亏者也。唯陛下严恭畏天，当灾变，下明诏，求直言，以辅成初政，实天下幸甚。臣愚且贱，何足以奉明诏之万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达，而忘其身之不能言，狂瞽不识忌讳，唯陛下赦其万死。然天下大事，或有因一人之为变改者，自古已然。三代肉刑，实缇萦去之也。臣之所陈或有取于万一，而皆舆人已诵之言，斧扆已决之议，如鸡第二鸣，虽不足以起众，亦未为不知时也。万一无取，不足以为涓埃之助，陛下幸赦而容之，然后之能言者为陛下言之，亦未为晚也。汉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辄停舆与之语，是非皆称善，后乃卒得贾谊，岂曰无补之乎？臣愚干冒天威，不识忌讳，不胜惶恐战慄待死之至。臣说之昧死再拜。

〔面贴黄〕奏为应诏，实封言事。

〔别贴黄〕臣愚所陈，皆当今之急务，天下之大利害，仰惟陛下明圣愿治，辄敢干冒上进，以奉明诏之万一。

〔别贴黄〕臣狂瞽献言，不识忌讳，徒知圣君临不讳之朝，尽言而忘私，伏望陛下特赐睿览，留中不付外。

土圭揆影，导万汇以迎长，宝册书云，候一阳之初复。恭惟某官质文全粹，声实保和，道观昭旷之原，化执惨舒之柄。大熙庶绩，以为百工师；时显诸仁，所谓万世利。臻符瑞之众至，懋功德以兼隆。式丁亚岁之辰，宜受王明之福。某限拘蜀道，阻觌台光，仰被埏陶。实深颂咏。

甲胄起戎，有战固非得已；蛮夷猾夏，不讨无以示威。虽舞干能格于有苗，非通道孰来于西旅。方叔之征猃狁，高宗之伐鬼方。四夷之远弗宾，三代之所不免。蠢兹卜漏，扰我南陲，口血未乾而背盟，封坛甫成而入寇。思峨恃险，敢坚狼子之野心；阿永投诚，如断匈奴之右臂。丑类欲殄，游魂何之；昏迷不恭，抄掠未已。奋天威之如震，举庙算以无遗。乃命侍臣，实求儒将。轻裘缓带，运帷幄之良筹；折馘执俘，筑鲸鲵之京观。斧钺专乎阃外，鼓角鸣于地中。授首万人，拓境千里。云梯火炮，尽焚枭獍之栖；蒿矢木弓，难禦貔貅之士。破诸囤若竹之迎刃，平二州如水之建瓴。数路进兵，常山之蛇击首则尾至；千夫夺隘，临淮之法救左而右奔。巢穴至于荡空，孳畜不可胜计。捷书报上，喜分八彩之尧眉；舆地开图，远出九州之《禹贡》。古未之有，后无以加。伏惟某官深道明权，以文济武。大盈若缺，成功不居，将归美于一人，复推劳于诸将。富贵不改其度，明哲以保其身。六诏望风，就公旦中和之作；八蛮落胆，畏孔明擒纵之馀。某夙游恩闳，初被谤语。叔孙求搴旗之任，李绩恶薄命之人。辰不再来，听凯歌而不获；月闻三捷，亲汗马以无因。趋庆不遑，驰诚徒切。

敕某：山川胜境，仙圣所居，其盛德懋功显闻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生于有唐，见谓隐逸，应物之迹，具载史官。庙食平原，时乃乡县，祈禳休贶，美利在民，肆加褒崇，特建崇号。尚其歆怿，永福此邦。可。

敕某：山川胜境，仙圣所居，其盛德懋功显闻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言行所称，咸造宗极，出入无畛，与道翱翔。坛于琳宫，积有年所，祈禳休应，美利在民，肆加褒崇，特建崇号。尚其歆怿，永福此邦。可。

伏审光奉睿恩，荣迁峻职，并昭异数，原任雄藩，伏惟庆抃。恭以某官璞玉凝姿，桂林挺秀。世济夔龙之盛美，并逢尧舜之昌期。服禁职于西清，久持从橐；畅天威于北道，倚若长城。比上囊封，丐闲琳馆。舆议固难于择代，圣心方切于懋功。宠升秘殿之名，仍总中权之重。载惟雅望，竦动群瞻。出镇大邦，虽上观于远略；入参庶政，已属望于宗工。谅倚席之未温，即赐环而促召。坐开材馆，方嗣立于规模；手斡化钧，伫一新于陶冶。某猥惭疲钝，获托帡幪。欣闻成命之传，弥切懦心之庆。其为鼓舞，未易殚陈。

古者一代之兴，则有一代之治。故曰：夏后氏尚忠，商人尚质，周人尚文。虽圣人之道不可以名言，而施之政事，必有称号可指。非但王者如此，而一国之治亦然。故曰周公治鲁，尚齿而亲亲；太公治齐，尚贤而尊尊。自是以来，谋谟之臣，议论之士，亦未有不明当世之治体，而识其面目者。故汉世每以杂霸自名，而晋人亦云以道胜，宽和为本。今宋之为政久矣，其所尚者何也？士之通经术、知古谊者不为不众，日夜讲究治道以游于世者，亦不为不熟。其所称引，动以宗周为言。而问以当代治体，则茫然不知所以名之。惟其无得于此，是以有慕于彼。愚诚不自揆，盖尝妄论之矣。屦不必同，要之适足；治不必同，要之适时。故成周之治任人，而国朝之治任法。任人者，非不用法也，以人为本，而辅之以法；任法者，非不用人也，以法为本，而行之以人。自古法无全是，亦无全非，而人之忠佞智愚贤不肖，至为辽绝。故任法之世，无甚利亦无甚害；而任人之世，非大治则大乱矣。周时公卿不过数族，周、召、毛、原，执政至数百载不绝。今之大臣，更出迭人，远者十馀年极矣，近者期月而已。虽无累世辅弼之利，亦无妨贤专恣之害矣。周之诸侯既锡以土宇，则刑赏生杀之柄悉举以委之。今郡县之权，不过鞭扑尔，过此以往，则相顾而议法矣。虽无藩屏形势之利，亦无战争侵夺之害矣。周时任官必考论人物，谓之量才度德。今不然矣，以资历为高下，以注籍为先后，揭阙于道，应法者得之。虽无为官择人之利，亦无好恶徇私之害矣。周时取士，使之自相推择，谓之乡举里选。今又异于此矣。盖自国初以来，三易取士之法，然要之不离文字。晦名易书，暗考而明取之。虽无出长入治之利，亦无毁誉比周之害矣。其大略如此，故周之极炽，至刑措不用四十馀年，典章文物之盛，信有以绝人，而晚节祸败，亦足以称此。国家受命百五六十年间，海内晏然如一日者，此任人任法之效也。昔者李绩为将，无大胜亦无大败，薛万彻非大胜即大败。而近世论将，未尝不以英卫为先，然则今之所得多于成周亦明矣。而士方歉然不足，争说人主以成康之隆，而不知国朝规摹处置，所以成就天下之势者，固已如此，非独不知国朝，亦复不知成康矣。何则？人有情而法无心。情之所在，恩怨以之；其无心者，漠然而已。今者欲成康乎，则必脱略文法，而一切任人。夫以天下之大利而索之于绳墨之内，是犹以李绩之节制而求万彻之奇胜，终不可冀。然与其蹈万彻之险，孰若李绩之持重足任也哉。

便私请郡，赐允蒙恩。视事云初，抚躬增惕。窃以加禾善地，吴会名邦。鱼盐粳稻之富饶，井邑栋甍之繁丽。云连中泖，馀二陆之流风；水接松江，想三高之遗迹。舟车冲翳，商贾阜通。乃无狱讼期会之烦，不废樽俎笑谈之乐。矧遂䌽衣之奉，更叨麟阁之荣。泽虽沛于中天，云实兴于四岳。此盖伏遇某官持衡公道，提掖儒流。协一德以交脩，器群材而并用。致兹庸琐，借冒宠荣。敢不夙夜懋功，上赞陶钧之化；冰霜励节，仰酬藻拂之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