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事未至而预图，则处之常有馀；事既至而后计，则应之常不足。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臣之家世，受廛济南，代膺阃寄，荷国厚恩。大父臣赞，以族众，拙于脱身，被污虏官，留京师，历宿、亳，涉沂、海，非其志也。每退食，辄引臣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所不共戴天之愤。尝令臣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谋未及遂，大父臣赞下世。粤辛巳岁，逆亮南寇，中原之民，屯聚蜂起。臣尝鸠众二千，隶耿京为掌书记，与图恢复，共籍兵二十五万，纳款于朝。不幸变生肘腋，事乃大谬，负抱愚忠，填郁肠肺。官闲心定，窃伏思念：今日之事，朝廷一于持重以为成谋，虏人利于尝试以为得计，故和战之权常出于敌，而我特从而应之。是以燕山之和未几而京城之围急，城下之盟方成而两宫之狩远。秦桧之和，反以滋逆亮之狂。彼利则战，倦则和，诡谲狙诈，我实何有？惟是张浚符离之师，觕有生气，虽胜不虑败，事非十全，然计其所丧，方诸既和之后，投闲蹂躏，犹未若是之酷。而不识兵者，徒见胜不可保之为害，而不悟夫和而不可恃为膏肓之大病，亟遂齰舌，以为深戒。臣窃谓恢复自有定谋，非符离小胜负之可惩，而朝廷公卿过虑，不言兵之可惜也。古人言「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计」，正以此耳。恭维皇帝陛下聪明神武，灼见事几，虽光武明谟，宪宗果断，所难比拟。一介丑虏，尚劳宵旰，此正天下之士献谋效命之秋。臣虽至愚至陋，何能有知，徒以忠愤所激，不能自已，以为今日虏人实有弊之可乘，而朝廷上策惟预备乃无患。故罄竭精恳，不自忖量，撰成禦戎十论，名曰《美芹》。其三言虏人之弊，其七言朝廷之所当行。先审其势，次察其情，复观其衅，则敌人之虚实吾既详之矣；然后以其七说次第而用之，虏固在吾目中。惟陛下留乙夜之神，沈先物之几，志在必行，无惑群议，庶乎「雪耻酬百王，除凶报千古」之烈无逊于唐太宗。典冠举衣以复韩侯，虽越职之罪难逃；野人美芹而献于君，亦爱主之诚可取。惟陛下赦其狂僭而怜其愚忠，斧锧馀生，实不胜万幸万幸之至。

用兵之道，形与势二。不知而一之，则沮于形，眩于势，而胜不可图，且坐受其毙矣。何谓形？小大是也。何谓势？虚实是也。土地之广，财赋之多，士马之众，此形也，非势也。形可举以示威，不可用以必胜。譬如转嵌岩于千仞之山，轰然其声，嵬然其形，非不大可畏也，然而堑留木拒，未容于直，遂有能迂回而避禦之，至力杀形禁，则人得跨而踰之矣。若夫势则不然，有器必可用，有用必可济。譬如注矢石于高墉之上，操纵自我，不系于人，有轶而过者，抨击中射，惟意所向，此实之可虑也。自今论之，虏人虽有嵌岩可畏之形，而无矢石必可用之势。其举以示吾者，特以威而疑我也；谓欲用以求胜者，固知其未必能也。彼欲致疑，吾且信之以为可疑；彼未必能，吾且意其或能：是亦未详夫形、势之辨耳。臣请得而条陈之。虏人之地，东薄于海，西控于夏，南抵于淮，北极于蒙，地非不广也；虏人之财，签兵于民，而无养兵之费，靳恩于郊，而无泛恩之赏，又辅以岁币之相仍，横歛之不恤，则财非不多也；沙漠之地，马所生焉，射御长技，人皆习焉，则其兵又可谓之众矣。以此之形，时出而震我，亦在所可虑。而臣独以为不足恤者，盖虏人之地，虽名为广，其实易分。惟其无事，兵劫形制，若可纠合；一有惊扰，则忿怒纷争，割据蜂起。辛巳之变，萧鹧巴反于辽，开赵反于密，魏胜反于海，王友直反于魏，耿京反于齐、鲁，亲而葛王又反于燕，其馀纷纷所在而是，此则已然之明验，是一不足虑也。虏人之财，虽名为多，其实难恃。得吾岁币，惟金与帛，可以备赏，而不可以养士；中原廪窖，可以养士，而不能保其无失。盖虏政庞而官吏横，常赋供亿，民粗可支，意外而有需，公实取一而吏七八之，民不堪而叛，叛则财不可得而反丧其资，是二不足虑也。若其为兵，名之曰多，又实难调而易溃。且如中原所签，谓之「大汉军」者，皆其父祖残于蹂践之馀，田宅罄于搥剥之酷，怨愤所积，其心不一。而沙漠所签者，越在万里之外，虽其数可以百万计，而道里辽绝，资粮器甲，一切取办于民，赋输调发，非一岁而不可至。始逆亮南寇之时，皆是诛胁酋长，破灭资产，人乃肯从，未几，中道窜归者，已不容制，则又三不足虑也。又况虏廷今日用事之人，杂以契丹、中原、江南之士，上下猜防，议论龃龉，非如前日粘罕、兀术辈之叶。且骨肉间僭杀成风，如闻伪许王以庶长出守于汴，私收民心，而嫡少尝暴之于其父。此岂能终以无事者哉？我有三不足虑，彼有三无能为，而重之以有腹心之疾，是殆自保之不暇，何以谋人？臣抑闻古之善觇人国者，如良医之切脉，知其受病之处，而逆其必殒之期，初不为肥瘠而易其智。官渡之师，袁绍未遽弱也，曹操见之，以为终且自毙者，以嫡庶不定而知之。咸阳之都，会稽之游，秦尚自强也，高祖见之，以为「当如是」矣，项籍见之，以为「可取而代之」者，以民怨已深而知之。盖国之亡，未有如民怨、嫡庶不定之酷，虏今并有之，欲不亡何待？臣故曰形与势异。惟陛下实深察之。

两敌相持，无以得其情则疑，疑故易骇，骇而应之必不能详；有以得其情则定，定故不可惑，不可惑而听彼之自扰，则权常在我，而敌实受其弊矣。古之善用兵者，非能务为必胜，而能谋为不可胜，盖不可胜者乃所以徐图必胜之功也。我欲胜，彼亦志于胜，谁肯处其败？胜败之情战于中，而胜败之机未有所决。彼或以兵来，吾敢谓其非张虚声以耀我乎？彼或以兵遁，吾敢谓其非匿形以诱我乎？是皆未敢也。然则如之何？曰：「权然后知轻重，度而后知长短」，定故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审故也。能定而审，敌情虽万里之远，可坐察矣。今吾藏战于守，未战而常为必战之待；寓胜于战，未胜而常有必胜之理。彼诚虚声以耀我，我以静应而不轻动；彼诚匿形以诱我，我有素备而不可乘。胜败既不能为吾乱，则固神閒而气定矣。然后徐以吾之心度彼之情，吾犹是，彼亦犹是，南北虽有异虑，休戚岂有异趣哉！虏人情伪，臣尝熟论之矣。譬如狞狗焉，心不肯自闲，击之则吠，吠而后却；呼之则驯，驯必致齧。盖吠我者忌我也，驯我者狎我也。彼何尝不欲战，又何尝不言和，惟其实欲战而乃以和狎我，惟其实欲和而乃以战要我，此所以和无定论而战无常势也，尤不可以不察。曩者兀术之死，固尝嘱其徒使与我和，曰：「韩、张、刘、岳近皆习兵，恐非若辈所敌」。则是其情真欲和矣。然而未尝不进而求战者，计出于忌我而要我也。刘豫之废，亶尝虑无以守中原，则请割三京；亶之弑，亮尝惧我有问罪之师，则又谋割三京而还梓宫；亮之殒，袖又尝缓我追北之师，则复谋割白沟河，以丈人行事我。是其情亦真欲和矣，非诈也。未几，亶之所割，视吾所守之人非其敌，则不旋踵而复取之。亮之所谋，窥吾遣贺之使，知其无能为，则中辍而萌辛巳之逆；袖之所谋，悟吾有班师之失，无意于袭，则又反覆而有意外之请。夫既云和矣，而复中辍者，盖用其狎而谋胜于我也。今日之事，揆诸虏情，是有三不敢必战，二必欲尝试。何以言之？空国之师，商鉴不远，彼必不肯再用危道。万一猖獗，特不过调沿边戍卒而已，戍卒岂能必其胜？此一不敢必战也。海、泗、唐、邓等州，吾既得之，彼用兵三年而无成，则我有攻守之士，而虏人已非前日之比，此二不敢必战也。契丹诸胡侧目于其后，中原之士扼腕于其前，令之虽不得不从，从之未必不反，此三不敢必战也。有三不敢必战之形，惧吾之窥其弱而绝岁币，则其势不得不张大以要我，此一欲尝试也。贪而志欲得，求不能充其所欲，心惟务于侥倖，谋不暇于万全，此二欲尝试也。且彼诚欲战耶，则必不肯张皇以速我之备。且如逆亮始谋南寇之时，刘麟、蔡松年一探其意而导之，则麟逐而松年鸩，恶其露机也。今诚必战，岂欲人遂知之乎？彼诚不敢必战耶，贪残无义，忿不顾败，彼何所恤？以母之亲，兄之长，一忤其意，一利其位，亮犹弑之，何有于我？况今沿海造舰，沿淮治具，包藏祸心，有隙皆可投，敢谓之终遂不战乎？大抵今彼虽无必敢战之心，而吾亦不可不防其欲尝试之举。彼于高丽、西夏，气足以吞之，故于其使之至也，坦然待之而无他；惟吾使命之去，则多方腆鲜，曲意防备。如人见牛羊未尝作色，而遇虎豹则厉声奋臂以加之。此又足以见其深有忌于我也。彼知有忌，我独无忌哉？我之所忌不在于虏欲必战，而在于虏幸胜以踰淮，而遂守淮以困我，则吾受其病矣。禦之之术，臣具于《守淮》篇。昔者黥布之心，为身而不顾后，必出下策，薛公知之，以告高祖，而布遂成擒。先○之心，恐汉而疑罕幵，解仇结约，充国知之，以告宣帝，而先○自速败。薛公、充国非有风角鸟占之胜，枯茎朽骨之技，亦惟心定而虑审耳。朝廷心定而虑审，何情不可得？何功不可成？不求敌情之知，而观彼虚声诡势以为进退者，非特重困吾力，且失夫制胜之机为可惜。臣故曰：知敌之情而为之处者，绰绰乎其有馀矣。

自古天下离合之势常系乎民心，民心叛服之由实基于喜怒。喜怒之方形，视之若未有休戚；喜怒之既积，离合始决而不可制矣。何则？喜怒之情，有血气者皆有之。饱而愉，暖而适，遽使之饥寒则怨；仰而事，俯而育，遽使之捐弃则痛；冤而求伸，愤而求泄，至于无所控告则怒。怨深痛钜而怒盈，服则合，叛则离。秦汉之际，离合之变，于此可以观矣。秦人之法惨刻凝密，而汉则破觚为圜，与民休息，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秦人则役繁赋重不恤，而汉则宽仁大度，务从简约，天下不得不喜汉而怒秦。怒之方形，秦自若也；怒之既积，则喜而有所属，秦始不得自保，遂离而合于汉矣。方今中原之民，其心果何如哉？二百年为朝廷赤子，耕而食，蚕而衣，富者安，贫者济，赋轻役寡，求得而欲遂。一染腥膻，彼视吾民如晚妾之御嫡子，爱憎自殊，不复顾惜。方僭割之时，彼守未固，此讻未定，犹勉强姑息以示恩，时肆诛戮以贾威；既久稍玩，真情遂出，分布州县，半是胡奴，分朋植党，仇灭中华。民有不平，讼之于官，则胡人胜，而华民则饮气以茹屈。田畴相邻，胡人则强而夺之；孳畜相杂，胡人则盗而有之。民之至爱者子孙，签军之令下，则贫富不问而丁壮必行；民之所惜者财力，营筑馈饷之役兴，则空室以往而休息无期，有常产者困窭，无置锥者冻馁。民初未敢遽叛者，犹徇于苟且之安，而訹于积威之末。辛巳之岁，相挻以兴，矫首南望，思恋旧主者，怨已深，痛已钜，而怒已盈也。逆亮自知形禁势格，巢穴迥遥，恐狂谋无成而窜身无所，故疾趣淮上，侥倖一胜，以谋溃中原之心而求归也。此机不一再，而朝廷虑不及此，中原义兵寻亦溃散。吁，甚可追惜也！今而观之，中原之民业尝叛虏，虏人必不能释然于其心，而吾民亦岂能自安而无疑乎？疑则虑患深，操心危，是以易动而轻叛。朝廷未有意于恢复则已，诚有意焉，莫若于其无事之时，张大声势以耸之，使知朝廷偃然有可恃之资；存抚新附以诱之，使知朝廷有不忘中原之心。如是，则一旦缓急，彼将转相告谕，翕然而起，争为吾之应矣。又况今日中原之民，非昔日中原之民。曩者民习于治而不知兵，不意之祸如蜂虿作于怀袖，知者不暇谋，勇者不及怒。自乱离以来，心安于斩伐，而力闲于攻守，虏人虽暴，有王师为之援，民心坚矣。冯妇虽攘臂，其为士笑之。《孟子》曰：「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臣亦谓今之中原，离合之衅已开，虏人不动则已，诚动焉，是特为陛下驱民而已。惟静以待之，彼不亡何待。

臣闻今之论天下者皆曰：南北有定势，吴楚之脆弱不足以争衡于中原。臣之说曰：古今有常理，夷狄之腥秽不可以久安于华夏。夫所谓南北定势者，粤自汉鼎之亡，天下离而为南北，吴不能以取魏，而晋卒以并吴；晋不能以取中原，而陈亦终于毙于隋；与夫艺祖皇帝之取南唐、取吴越，天下之士遂以为东南地薄兵脆，将非命世之雄，其势固至于此。而蔡谟亦谓「度今诸人，必不能办此，吾见韩卢东郭㕙俱毙而已」。臣以谓吴不能以取魏者，盖孙氏之割据，曹氏之猜雄，其德本无以相过；而西蜀之地又分与刘备，虽愿以兵窥魏，势不可得也。晋之不能取中原者，一时诸戎皆有豪杰之风；晋之强臣，方内自专制，拥兵上流，动辄问鼎，自治如此，何暇谋人？宋、齐、梁、陈之间，其君臣又皆以一战之胜，蔑其君而夺之位，其心盖侥倖于人之不我攻，而所以攻人者皆其自固也。至于南唐、吴越之时，适当圣人之兴，理固应尔，无足怪者。由此观之，所遭者然，非定势也。且方今南北之势，较之彼时已大异矣。地方万里，而劫于夷狄之一姓，彼其国大而上下交征，政庞而华夷相怨，平居无事，亦规规然模仿古圣贤太平之事，以诳乱其耳目。是以其国可以言静而不可以言动，其民可与共安而不可与共危，非如晋末诸戎，四分五裂；若周秦之战国，唐季之藩镇，皆家自为国，国自为敌，而贪残吞噬、剽悍劲勇之习，纯用而不杂也。且六朝之君，其祖宗德泽涵养浸渍之难忘，而中原民心眷恋依依而不去者，又非得为今日比。臣故曰：较之彼时，南北之势大异矣。当秦之时，关东强国莫楚若也，而秦楚相遇，动以数十万之众见屠于秦，君为秦虏而地为秦墟。自当时言之，是南北勇怯不敌之明验；而项梁乃能以吴楚子弟驱而之赵，救钜鹿，破章邯，诸侯之军十馀壁皆莫敢动。观楚之战士无不一当十，诸侯之兵皆人人惴恐，卒以坑秦军，入函谷，焚咸阳，杀子婴。是又可以南北勇怯论哉？方怀王入秦时，楚人之言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夫彼岂能逆知其事之必至于此耶？盖天道好还，亦以其理而推之耳。故臣直取古今常理而论之。夫所谓古今常理者，逆顺之相形，盛衰之相寻，如符契之必同，寒暑之必至。今夷狄所以取之者至逆也，然其所居者亦盛矣。以顺居盛，犹有衰焉，以逆居盛，固无衰乎？臣之所谓理者此也。不然，裔夷之长而据有中夏，子孙又有泰山万世之安，古今岂有是事哉！今之议者，皆痛惩往者之事，而劫于积威之后，不推项籍之亡秦，而猥以蔡谟之论晋者以藉口，是犹怀千金之璧，不能斡营低昂，而摇尾于贩夫，惩蝮蛇之毒，不能详覈真伪，而褫魄于雕弓，亦已过矣。故臣愿陛下姑以光复旧物而自期，不以六朝之势而自卑，精心强力，日与二三大臣讲求古今南北之势，知其不侔而不为之惑，则臣固当为陛下言自治之策。今之所以自治者不胜其多也。官吏之盛否，民力之优困，财用之丰耗，士卒之强弱，器械之良苦，边备之废置，此数者皆有司之事，陛下亦次第而行之，臣不能悉举也。顾今有大者二，陛下知之而未果行，大臣难之而不敢发者，一曰绝岁币，二曰都金陵。臣闻今之所以待虏，以缗计者二百馀万，以天下之大而为生灵社稷计，曾何二百馀万之足云？臣不为二百馀万缗惜也。钱塘、金陵俱在大江之南，而其形势相去亦无几矣，岂以为是数百里之远而遽有强弱之辨哉？臣不为数百里计也。然而绝岁币则财用未可以遽富，都金陵则中原未可以遽复，是三尺童子之所知，臣之区区以是为言者，盖古之英雄拨乱之君，必先内有以作三军之气，外有以破敌人之心，故曰「未战养其气」，又曰「先人有夺人之心」。今则不然，待敌则恃驩好于金帛之间，立国则借形势于湖山之险，望实俱丧，莫此为甚。使吾内之三军，习知其上之人畏怯退避之如此，以为夷狄必不可敌，战守必不可恃，虽有刚心勇气，亦销铄委靡而不振，臣不知缓急将谁使之战哉！借使战，其能必胜乎？外之中原民心，以为朝廷置我于度外，谓吾无事则知自备而已，有事则将自救之不暇，向之袒臂疾呼而促逆亮之毙，为吾响应者，它日必无若是之捷也。如是，则敌人将安意肆志而为吾患。今绝岁币，都金陵，其形必至于战。天下有战形矣，然后三军有所怒而思奋，中原有所恃而思乱，陛下间取其二百馀万缗者以资吾养兵赏劳之费，岂不为朝廷之利乎？然此二者，在今日未可遽行。臣观虏人之情，玩吾之重战，而所求未能充其欲，不过一二年，必以战而要我，苟因其要我而遂绝之，则彼亦将自沮，而权固在我矣。议者必曰：朝廷全盛时，西、北二虏亦不免于赂，今我有天下之半，而虏倍西、北之势，虽欲不赂得乎？臣应之曰：是赵之所以待秦也。昔者秦攻邯郸而去，赵将割六县而与之和，虞卿曰：「秦之攻赵也，倦而归乎？抑其力尚能进，且爱我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遗馀力矣，必以倦而归矣」。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力所不能取，倦而归，王又以其力之不能攻以资之，是助秦自攻也」。臣以为虞卿之所以谋赵者，是今日之势也。且今日之势，议者固以东晋自卑矣，求之于晋，彼亦何尝退金陵、输岁币乎？臣窃观陛下圣文神武，同符祖宗，必将陵跨汉唐，鞭笞异类，然后为称，岂能郁郁久居此者乎？臣愿陛下酌古以御今，毋惑于纷纭之论，则恢复之功，可必其有成。古人云：「谋及卿士，谋及庶人」。又曰：「作屋道边，三年不成」。盖谋贵众，断贵独，惟陛下深察之。

臣闻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备。何则？精兵骁骑，十万之屯，山峙雷动，其势自雄，以此为备，则其谁敢乘？离屯为十，屯不过万，力寡气沮，以此为备，则备不足恃。此聚屯分屯之利害也。臣尝观两淮之战，皆以备多而力寡，兵慑而气沮，奔走于不必守之地，而婴虏人远斗之锋，故十战而九败，其所以得画江而守者幸也。且今虏人之情，臣固已论之矣，要不过以戍兵而入寇，幸成功而无内祸；使之踰淮，将有民而抚之，有城而守之，则始足以为吾患。夫守江而丧淮，吴、陈、南唐之事可见也。且我入彼出，我出彼入，旷日持久，何事不生？曩者兀术之将曰韩常，刘豫之相曰冯长宁者，皆尝以是导之，讵知其他日之计，终不出于此乎？故臣以谓守淮之道，无惧其必来，当使之兵交而亟去；无幸其必去，当使之他日必不敢犯也。为是策者，在于彼能入吾之地，而不能得吾之战；彼能攻吾之城，而吾能出彼之地。然而非备寡力专则不能也。且环淮为郡凡几？为郡之屯又几？退淮而江，为重镇曰鄂渚，曰金陵，曰京口，以至于行都扈跸之兵，其将皆有定营，其营皆有定数，此不可省也。环淮必欲皆备，则是以有限之兵而用无所不备之策，兵分势弱，必不可以折其冲。以臣策之，不若聚兵为屯，以守为战，庶乎虏来不足以为吾忧，而我进乃可以为彼患也。聚兵之说如何？虏人之来，自淮而东，必道楚以趣扬；自淮而西，必道濠以趣真，与道寿以趣和；自荆襄而来，必道襄阳而趣荆。今吾择精骑十万，分屯于山阳、濠梁、襄阳三处，而于扬或和置一大府以督之。虏攻山阳，则坚壁勿战，而虚盱眙、高邮以饵之，使濠梁分其半，与督府之兵横击之，或绝饷道，或邀归途；虏并力于山阳，则襄阳之师出唐、邓以扰之。虏攻濠梁，则坚壁勿战，而虚庐、寿以饵之，使山阳分其半，与督府之兵亦横击之；虏并力于濠梁，而襄阳之师亦然。虏攻襄阳，则坚壁勿战，而虚郢、复以饵之；虏无所获，亦将聚淮北之兵以并力于此，我则以濠梁之兵制其归，而山阳之兵自沭阳以扰沂、海。此正所谓不恃敌之不敢攻，而恃吾能攻彼之所必救也。臣窃谓：「解杂乱纠纷者不控弮，救斗者不搏撠，批亢捣虚，形格势禁，则自为解矣」。昔人用兵，多出于此。故魏赵相攻，齐师救赵，田忌引兵疾走大梁，则魏兵释赵而自救，齐师因大破之于桂陵。后唐庄宗与梁相持于杨刘、德胜之间，盖尝蹙而不胜，其后用郭崇韬之策，七日入汴而梁亡。兵家形势，从古已然。议者必曰：我知捣虚以进，彼亦将调兵以拒，进遇其实，未见其虚。是大不然。彼沿边为守，其兵不过数万，既已厚屯于三城之冲，其馀不容复多，兵少而力不足，谓能当我全师者，又非其所虑也。又况彼纵得淮，而民不服，且有江以为之阻，则犹未足以为利。我得中原，而箪壶迎降，民心自固，且将不为吾守乎？如此则在我者甚坚，而在彼者甚瑕。全吾所甚坚，攻彼所甚瑕，此臣所谓兵交而必亟去，兵去而不敢复犯者此也。呜呼，安得斯人而与之论天下也哉！

赵充国论备边之计，曰「湟中积谷三百万斛，则羌人不敢动」。李广武为成安君谋，曰「要其辎重，十日不至，则二将之头可致」者，此言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转饷给军，以通为利也。必欲使粮足而饷无间绝之忧，惟屯田为善，而屯田盖亦难行。国家经画，于今几年，而曾未睹夫实效者，所以驱而使之耕者非其人，所以为之任其责者非其吏，故利未十百而害已千万矣。名曰屯田，其实重费以敛怨也。何以言之？市井无赖小人，惟其懒而不事事，而迫于饥寒，故甘捐躯于军伍，以就衣食而苟闲纵。一旦警急，擐甲操戈以当矢石，其心固偃然自分曰：「向者吾无事而幸饱煖于官，今焉官有事而责死力于我」。且战胜犹有累资补秩之望，故安之而不辞。今遽而使之屯田，是则无事而不免于耕耘之苦，有事而又履夫攻守之危，彼必曰：「吾能耕以食，岂不能从富民租佃以为生，而轻失身于黥戮？上能驱我于万死，岂不能捐谷帛以养我，而重役我以辛勤」？不平之气无所发泄，在畎亩则邀夺民田，胁掠酒肉，以肆无稽；践行阵则呼愤扼腕，疾视长上，而不可为用。且曰：「吾自耕自食，官何用我焉」？是诚未睹夫享成之利也。卤莽灭裂，徒费粮种，祇见有害，未闻获利，此未为策之善。如臣之说，则曰：向者之兵怠惰而不尽力，向者之吏苟且而应故事，不如籍归正军民，釐为保伍，择归正不釐务官，擢为长贰，使之专董其事。且彼自虏中被签而来，耒耨之事盖所素习。且其生同乡井，其情相得，上令下从，不至生事。惟官为之计其閒田顷亩之数，与夫归正军民之目。土人已佔之田，不更动摇，以重惊扰。归正之人，家给百亩，而分为二等：为之兵者，田之所收，盖以予之；为之民者，十分税一，则以为凶荒赈济之储。室庐、器具、粮种之法，一切遵旧，使得植桑麻，畜鸡豚，以为岁时伏腊婚嫁之资，彼必忘其流徙，便于生养。无事则长贰为劝农之官，有事则长贰为主兵之将。许其理为资考，久于其任，使得悉心于教劝。而委守臣、监司覈其劳绩，奏与迁秩而不限举主，人孰不更相劝勉以赴功名之会哉？且今归正军民散在江、淮，而此方之人例以异壤视之。不幸而主将亦以其归正，则求自释于庙堂，又痛事形迹，愈不加恤。间有挟不平，出怨语，重典已絷其足矣。所谓小名目者，仰俸给为活，胥吏沮抑，何尝以时得？呜呼，此诚可悯也，诚非朝廷所以怀诱中原忠义之术也。闻之曰：「因其不足而利之，利未四、五而恩踰九、十」。此正屯田非特为国家便，而且亦为归正军民之福。议者必曰：归正之人，常怀异心，群而聚之，虑复生变。是大不然也。且和亲之后，沿江归正军民，官吏失所以抚摩之惠，相扳北归者莫计，当时边吏亦皆听之而莫为制，此岂独归正军人之罪？今之留者既少安矣，更为屯田以处之，则人有常产而上无重敛，彼何苦叛去以甘虏人横暴之诛求哉？若又曰恐其窃发，且人惟不自聊赖，乃攘夺以苟生，诚丰饫矣，何苦如是？饥者易为食，必不然也。诚使果尔，疏而远之于江外，不犹愈于聚乎内而重惊扰乎？且天下之事，逆虑其害而不敢求其利，亦不可言智矣。盖今所谓御前诸军者，待之素厚而养之素优，故骄，骄则不可复使，此甚易晓也。若夫州郡之卒异于是。彼非天子爪牙之故，可以劳之而不怨，而其大半出于农桑失业之徒，故狎于野而不怨。往年尝猎其丁壮劲勇者为一军矣。臣以谓可辈徙此军，视归正军民之数，倍而发之，使阡陌相连，庐舍相望，并耕乎两淮之间。彼其名素贱，必不敢倨视归正军民而媒怨；而归正军民视之，犹江南之兵也，亦必有所忌而不敢逞。势足以禁归正军民之变，力足以尽屯田之利，计有出于此者乎？昔商之顽民相率为乱，周公不诛，而迁之洛邑，曰：「商之臣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其后康王命毕公，又曰：「不臧厥臧，民罔攸劝」。始则迁其顽而教之，终则择其善而用之，圣人治天下，未尝绝物固如此。今归正军人聚于两淮，而屯田以居之，覈其劳绩，而禄秩以诱之，内以节冗食之费，外以省转饷之劳，以销桀骜之变。此正周人待商民之法，秦人使人自为战之术，而井田兵农之遗制也。况皆吾旧赤子，非如商民在周之有异念，术而使之，天下岂有不济之事哉。

臣闻行阵无死命之士，则将虽勇而战不能必胜；边陲无死事之将，则相虽贤而功不能必成。将骄卒惰，无事则已，有事而其弊犹尔，则望贼先遁，临敌遂奔，几何而不败国家事！人君责成于宰相，宰相身任乎天下，可不有以深探其情而逆为之处乎？盖人莫不重死，惟有以致其勇，则惰者奋，骄者耸，而死有所不敢避。呜呼！此正鼓舞天下之至术也。致之如何？曰：将帅之情与士卒之情异，而所以致之之术亦不可得而同。何则？致将帅之勇，在于均任而投其所忌，贵爵而激其所慕；致士卒之勇，在于寡使而纾其不平，速赏而恤其已亡。臣请得而备陈之。今之天下，其弊在于儒臣不知兵，而武臣有以要其上。故阃外之事，朝廷所知者胜与负而已；所谓当进而退，可攻而守者，则朝廷有不及知也。彼其意盖曰：「平时清要，儒臣任之；一旦扰攘，而使我履矢石。吾且幸富贵矣，岂不能逡巡自爱，而留贼以固位乎」！向者淮上之帅，有迁延而避虏者，是其事也。臣今欲乞朝廷于文臣之中，择其廉重通敏者，每军置参谋一员，使之得以陪计议，观形势，而不相统摄，非如唐所谓监军之比。彼为将者心有所忌，而文臣亦因之识行阵，谙战守，缓急均可以备边城之寄；而将帅临敌，有可进而攻之之便，彼知󲦤绅之士亦识兵家利害，必不敢依违养贼以自封，而遗国家之患。此之谓均任而投其所忌。凡人之情，未得志则冒死亡以求富贵，已得志则保富贵而重其生。古人论御将者，以才之大小为辨，谓御大才者如养骐骥，御小才者如养鹰犬。然今之将帅，岂皆其才大者，要之饱则飞去，亦有如鹰者焉。向者虹县、海道之帅，有得一邑、破数舰，而遽以节钺、使相与之者，是其事也。臣欲乞朝廷靳重爵命，齐量其功，等第而予之，非谓无予之，谓徐以予之。且欲使之常亹亹然有歆慕未足之意，以要其后效。而戒谕文吏，非有节制相临者，必以资级为礼，与左选人均，毋使如正使、遥郡者间有趋伏堂下之辱，如唐以金紫而执役之类。彼被介胄者，知一爵一命之可重，而朝廷无左右选贵贱之别，则亦矜持奋励，尽心于朝廷，而希尊荣之宠。此之谓贵爵而激其所慕。营幕之间，饱暖有不充，而主将歌舞无休时；锋镝之下，肝脑不敢保，而主将雍容于帐中，此亦危且勚矣。而平时又不与之休息以养其力，至使之舁土运甓，以营私室而肆鞭挞，彼之心怀愤挟怨，惟恐天下之无事，以求所谓快意肆志者而邀其上，谁肯挺身效命以求胜敌哉？《兵法》曰：「视卒如爱子」。故古之贤将，有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而分劳苦。臣今欲乞朝廷明敕将帅，自教阅外，非修营、治栅名公家事者，不得私有役使，以收士卒之心。此之谓寡使而纾其不平。人莫不恶死，亦莫不有父母妻孥之爱。冒万死，幸一生所谓奇功斩获者，有一资半级之望，朝廷较其毫釐而裁抑之；赏定而付之于军，则胥吏轧之，主将邀之，不得利不与。敌去师捷，主将享大富贵，而士卒有一命又复沮格如此。不幸而死，妻离子散，香火萧然，万事瓦解。未死者见之，谁不生心？兵法曰：「军赏不踰时」。而古之贤将，盖有为士卒裹创恤孤者。臣今欲乞朝廷遇有赏命，特与差官携至军中，呼名给付；而死事之家，申敕主将，曲加抚劳，以结士卒之驩。此之谓速赏而恤其已亡。如此，则骄者化而为锐，惰者化而为力。有不守矣，守之而无不固；有不攻矣，攻之而无不克。凡兹数事，非有难行重费，朝廷何惜而不举，以收将卒他日之用哉？臣窃观陛下向尝训百官以宠武臣，隆恩数以优战伐，是诚有意于激励将卒矣；然其间尚有行之而未及详，已行而旋复弛之事。欲望陛下察臣所以得于行伍之说如此，而明付之宰相，使之审处而力行之，庶几有以得上下之驩心，而急难不至于误国，此实天下之至计也。

古之为国者，其虑敌深，其防患密，故常不吝爵赏以笼络天下智勇辩力之士，而不欲一夫有忧愁怨怼、亡聊不平之心，以败吾事。盖人之有智勇辩力者，是皆天民之秀杰者，类不肯自已，苟大而不得见用于世，小而又饥寒于其身，则其求逞之志，果于毁名败节，凡可以纾忿充欲者，无所不至矣。是以敌国相持，胜负未决，一夫不平，输情于敌，则吾之所忌，彼知而投之，吾之所长，彼习而用之。投吾所忌，用吾所长，是殆益敌资而遗敌胜耳，不可以不察。《传》曰：「谨备于内，患生于外」。正圣人所以深致意、而庸人以为不足虑也。昔者楚公子巫臣尝教吴乘车射御，而吴得以逞。汉中行说尝教单于毋爱汉物，而汉有匈奴之忧。史传所载，此类甚多，臣之为今日虑者，非以匹夫去就可以为朝廷重轻，盖以为泄吾之机，足以增虏人之颉颃耳。何则？科举不足以尽笼天下之士，而爵赏亦不足以尽縻归附之人，与夫逋寇穷民之无所归，茹冤抱恨之无所泄者，天下亦不能尽无。窃计其中亦有杰然自异而不徇小节者矣。彼将甘心俛首、守死于吾土地乎？抑亦坏垣越栅，而求试于他域乎？是未可知也。臣之为是说者，非欲以耸陛下之听而行己之言，盖亦有见焉耳。请试言其大者。逆亮之南寇也，海道舟楫，则平江之匠实为之；淮南惟秋之防，而盛夏入寇，则无锡之士实惎之；剋敌弓弩，虏兵所不支，今已为之；殿司之兵，比他卒为骄，今已知之。此数者岂小事哉！如闻皆其北归之人、叛军之长教之使然。且归正军民，或激于忠义，或迫于虐政，故相扳来归，其心诚有所慕也，前此陛下尝许以不遣矣。自去年以来，虏人间以文牒请索，朝廷亦时有曲从，其间有知诗书识义分者，如解元振辈，上章请留，陛下既已旌赏之矣。若俗所谓泗州王等辈，既行之后，得之道路，皆言阴通伪地，教其亲戚诉诸虏廷，移牒来请，此必其心有所不乐于朝廷者。若此曹虽阘䢇无能，累千百数，举发以归之，固不足恤；然人之度量相越，智愚不同，或其中亦有所谓杰然自异者。患生所忽，渐不可长。臣愿陛下广含弘之量，开言事之路，许之陈说利害，官其可采，以收拾江南之士；明诏有司，时散俸廪，以优恤归明归正之人。外而敕州县吏，使之蠲除科敛，平亭狱讼，以纾其逃死蓄愤、无所伸愬之心。其归正军民，或有再索而犹言愿行者，此必阴通伪地，情不可测，朝廷既无负于此辈，而犹反覆若是，陛下赫然诛其一二，亦可以绝其奸望。不然，则纵之而不加制，玩之而不加恤，恐他日万一有如先朝张源、吴昊之西奔，近日施宜生之北走，或能驯致边陲意外之扰，不可不加意焉。臣闻之：鲁公甫文伯死，有妇人自杀于房者二人，其母闻之不哭，曰：「孔子贤人也，逐于鲁而是人不随，今死而妇人为自杀，是必于其长者薄，于其妇人厚」。议者曰：「从母之言，则是为贤母；从妻之言，则不免为妒妻」。今臣之论归正归明军民，诚恐不悦臣之说者，以臣为妒妻也。惟陛下深察之。

臣闻天下无难能不可为之事，而有能为必可成之人。人诚能也，任之不专则不可以有成。故《孟子》曰：「五谷，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稊稗」。何则？事有操纵在我，而谋之已审，则一举而可以遂成；事有服叛在人，而谋之虽审，亦必持久而后可就。盖自古夷狄为中国患，彼皆有争胜之心，圣人方调兵以正天诛，任宰相以责成功，非如政刑礼乐，发之自己，收之亦自己之易也。朝而用兵，夕而遂胜，公卿大夫交口归之，曰：「此宰相之贤也」。明日而临敌，后日而闻不利，则群起而媒孽之，曰：「宰相不足与折冲也」。乍贤乍佞，其说不一，于是人君亦不能自信，欲求之立事，难矣哉！臣读史，尝窃深嘉越勾践、汉高祖之能任人，而种、蠡、良、平之能处事。骤而胜，遽而败，皆不足以动其心，而信之专，期之成，皆如其所料也。观夫会稽之栖，五年而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如不闻；又四年，吴伐齐，虚可乘也，种、蠡反发兵助之；又二年，吴伐齐不胜，而种、蠡始袭破之。可以取之，种、蠡不取；又九年而始一举灭之。盖历二十又三年，而勾践未尝以为迟而夺其权。丰沛之兴，秦二年汉败于薛；汉元年高帝厄于鸿门；又二年衄于彭城；又三年困于荥阳；又五年不利于夏南。良、平何尝一日不从之计议，然未免于龃龉者，盖历五年而始蹶项立刘，高帝亦未尝以为疏而夺其权。诚以一胜一败，兵家常势，惩败狃胜，非策之上。故古之人君，其信任大臣也，不间于谗说，其图回大功也，不恤于小节，所以能责难能不可为之事于能为必可成之人，而收其效也。虏人为朝廷患，如病疽焉，病根不去，终不可以为身安。然其决之也，必加炷刃，则痛亟而无后悔；而其销之也，止于傅饵，则痛迟而终为大患。病而用医，不一其言，至炷刃方施而傅饵移之，傅饵未几而炷刃夺之，病不已而乃咎医。吁，亦自惑也！且禦戎有二道，惟和与战。和固非长策，然太上皇帝用秦桧一十九年而无异论者，太上皇帝信之之笃而秦桧守之之坚也。今日之事，以和为可以安，而臣不敢必其盟之可保；以战为不可讲，而臣亦不敢必其兵之可休。惟陛下推至诚，疏谗慝，以天下之事尽付之宰相，使得优游无疑，以悉力于图回，则可和与战之机，宰相其任之矣。唐人视相府如传舍，其所成者果何事？淮蔡之功，裴度用而李师道遣刺客以缓师，高霞寓败而钱徽萧俛以为言，宪宗信之深，任之笃；令狐楚之罢为中书舍人，李逢吉之出为节度，皆以沮谋而见疏。故君以断，臣以忠，而能成中兴之功。而顷者张浚虽未有大捷，亦未至大败。符离一挫，召还揆路，遂以罪去，恐非越勾践、汉高帝、唐宪宗所以任宰相之道。非特此也，内而户部出纳之源，外而泉曹总司之计，与夫边郡守臣、屯戍守将，皆非朝夕可以责其成功者。臣愿陛下要成功于宰相，而使宰相责成功于计臣、守将，俾其各得专于职治，而以禄秩旌其劳绩，不必轻移遽迁，则人无苟且之心，乐于奋激以自见其才。一纲既举，众目自张。天下之事犹有不办者，臣不敢信其然也。

臣闻鸱枭不鸣，要非祥禽；豺狼不噬，要非仁兽。此虏人虽未动，而臣固将以论战。何则？我无尔诈，尔无我虞，然后两国可恃以定盟，而生灵可恃以弭兵。今彼尝有诈我之情，而我亦有虞彼之备，一诈一虞，谓天下不至于战者，惑也。明知天下之必战，则出兵以攻人，与坐而待人之攻也，孰为利？战人之地，与退而自战其地者，孰为得？均之不免于战，莫若先出兵以战人之地，此固天下之至权，兵家之上策，而微臣之所以敢妄论也。详战之说奈何？详其所战之地也。《兵法》有九地，皆因地而为之势。不详其地，不知其势者，谓之「浪战」。故地有险易，有轻重。先其易者，险有所不攻；破其重者，轻有所不取。今日中原之地，其形易、其势重者果安在哉？曰：山东是也。不得山东，则河北不可取，不得河北，则中原不可复。此定势，非臆说也。古人谓用兵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臣窃笑之。夫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固也；若击其首则死矣，尾虽应，其庸有济乎？方今山东者，虏人之首，而京、洛、关、陕，则其身其尾也。由泰山而北，不千二百里而至燕，燕者，虏人之巢穴也。自河失故道，河朔无浊流之阻，所谓千二百里者，从枕席上过师也。山东之民，劲勇而喜乱，虏人有事，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至其所谓备边之兵，较之他处，山东号为简略。且其地于燕为近，而其民素喜乱，彼方穷其民，简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今夫二人相搏，痛其心则手足无强力；两阵相持，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心。故臣以谓，使兵出沭阳（海州属县。）则山东指日可下；山东已下，则河朔必望风而震；河朔已震，则燕山者，臣将使之塞南门而守。请试言其说。虏人列屯置戍，自淮阳以西，至于詽、陇（海州，防禦去处，故此不论，），杂女真、渤海、契丹之兵，不满十万。关中、洛阳、京师三处，彼以为形势最重之地，防之为甚深，备之为甚密。可因其为重，大为之名以信之；扬兵于川蜀，则曰：「关、陇，秦、汉故都，百二之险，吾不可以不争」。扬兵于襄阳，则曰：「洛阳，吾祖宗陵寝之旧，废祀久矣，吾不可以不取」。扬兵于淮西，则曰：「京师，吾宗庙社稷基本于此，吾不可以不复」。多为旌旗金鼓之形，阳为志在必取之势。已震关中，又骇洛阳；已骇洛阳，又声京师。彼见吾形，忌吾势，必以十万之兵而聚三地，而沿边郡县亦必皆守而后可。是谓「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如此，则燕山之卫兵，山东之户民（山东女真屯田者不满三万，此兵不俱可用。），中原之签军，精兵锐卒必举以至，吾乃以形耸之，使不得遽去，以势留之，使不得遂休，则山东之地固虚邑也。山东虽虚，窃计青、密、沂、海之兵，犹有数千，我以沿海战舰，驰突于登、莱、沂、密、淄、潍之境，彼数千兵者，尽分于屯守矣。山东诚虚，盗贼必起，吾诱群盗之兵，使之溃裂四出；而陛下徐择一骁将，以兵五万，步骑相半，鼓行而前，不三日而至兖、郓之郊，臣不知山东诸郡将谁为王师敌哉。山东已定，则休士秣马，号召忠义，教以战守，然后传檄河朔诸郡，徐以兵蹑其后，此乃韩信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天下之人，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著，则契丹诸国，如窝斡、鹧巴之事，必有相轧而起者。此臣所以使燕山塞南门而守也。彼虏人三路备边之兵，将北归以自卫耶，吾已制其归路，彼又虞淮西、襄阳、川蜀之兵，未可释而去也；抑为战与守耶，腹心已溃，人自解体，吾又将突出其背而夹击之。当此之时，陛下筑城而降其兵亦可；驱而之北，反用其锋亦可；纵之使归，不虞而后击之亦可。臣知天下不足定矣。然海道与三路之兵，将不必皆勇，士不必皆锐。盖臣将以海道三路之兵为正，而以山东为奇，奇者以强，正者以弱，弱者牵制之师，而强者必取之兵也。古之用兵者，唐太宗其知此矣，尝曰：「吾观行阵形势，每战必使弱常遇强，强常遇弱。敌遇我弱，追奔不过数十百步，吾击敌弱，常突出自背反攻之，以是必胜」。然此特太宗用之于一阵间耳。臣以为天下之势，避实击虚，不过如是。苟曰不然，必将驱坚悉锐，由三路以进，寸攘尺取，为恢复之谋，则吾兵为虏弱久矣，骤而用之，未尝不败，近日符离之战是也。假设陛下一举而取京、洛，再举而复关、陕，彼将南绝大河，下燕、蓟之甲，东逾泗水，漕山东之粟，陛下之将帅，谁与守此？曩者三京之役是也。借能守之，则河北犹未病，河北未病，则雌雄犹未决也。以是策之，陛下其知之矣。昔韩信请于高祖，愿以三万人北举燕、赵，东击齐，南绝楚之粮道，而西会于荥阳。耿弇言于光武，欲先定渔阳，取涿郡，还收富平，而东下齐。皆越人之都而谋人之国，二子不以为难能，而高祖、光武不以为可疑，卒藉之以取天下者，见之明而策之熟也。由今观之，使高祖、光武不信其言，则二子未免为狂，何者？落落而难合也。如臣之论，焉知不有谓臣为狂者乎？虽然，臣又有一说焉，为陛下终言之。臣前所谓兵出山东，则山东之民必叛虏以为我应，是不战而可定也。议者必曰：「辛巳之岁，山东之变已大矣，然终无一人为朝廷守尺寸土以基中兴者，何也？臣之说曰：北方郡县，可使为兵者皆锄犁之民；可使以用此兵而成事者，非军府之黥卒，则县邑之弓兵也。何则？锄犁之民，寡谋而易聚，惧败而轻敌，使之坚战而持久，则败矣。若夫黥卒之与弓兵，彼皆居行伍，走官府，皆知指呼号令之不可犯，而为之长者更战守，其部曲亦稔熟于赏罚进退之权。建炎之初，如孔彦舟、李成辈，杀长吏，驱良民，胶固而不散者，皆此辈也。然辛巳之岁，何以不变？曰：东北之俗，尚气而耻下人。当是时，耿京、王友直辈奋臂陇亩，已先之而起，彼不肯俛首听命以为农夫下，故宁婴城而守，以须王师而自为功也。臣尝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立事者，然虏人薄之而不以战，自非土木之兴筑，官吏之呵卫，皆不复用。彼其思一旦之变，以逞夫平昔悒怏勇悍之气，抑甚于锄犁之民。然而计深虑远，非见王师则未肯轻发。陛下诚以兵入其境，彼将开门迎降惟恐后耳。得民而可以使之将，得城而可以使之守，非于此焉择之，未见其可也。故臣于详战之末而备论之。

臣窃惟自中兴以来，驻跸临安，阻江为险。然江之为险，须藉两淮。自古南北分离之际，盖未有无淮而能保江者。然则两淮形势，在今日岂不重哉！臣仰惟陛下垂意边防，规恢远略，沈几先物，虑无遗策。然臣偶有管见，虑之甚熟，诚恐有补万一，惟陛下宽听。盖两淮绵地千里，势如张弓。若虏骑南来，东趋扬、楚，西走和、庐，苟吾兵无以断隔其中，则彼东西往来，其路径直，如走弦上，荡然无虑。若吾兵断隔其中，则彼淮东之兵不能救淮西，而淮西之兵亦不能应淮东。设使势穷力蹙之际，复由淮北而来，则走弓之背，其路迂远，悬隔千里，势不相及，入吾重地，兵分为二，其败可立而待。古之为兵者，谓其势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则首应，击其身则首尾俱应，然后其兵立于不败之地。今以两淮地形言之，则淮东为首，而淮西为尾，淮之中则其身也，断其身则首尾不能救，明矣。三国之时，吴人以瓦梁堰为身，筑垒而守之，而魏终不能胜吴者，吴保其身，而魏徒能击淮西之地也。五代之时，南唐虑周师之来，盖尝求吴人故迹而守之，功未成而周兵至，然犹遣皇甫晖、姚凤以精兵十五万扼定远县，负清流关而守，世宗亦以艺祖皇帝神武之兵当之。虏骑之来也，常先以精骑由濠梁破滁州，然后淮东之兵方敢入寇；其去也，惟滁之兵为最后。由此观之，自古及今，南兵之守淮，北兵之攻淮，未尝不先以精兵断其中也。况今虏人之势，一犯吾境，其所以忌我者非战也，忌吾有兵以出其后耳。一出其后，则淮北之民必乱，而淮北之城亦可乘间而取，如向之海、泗、唐、邓是也。今陛下城楚城扬于东，城庐城和于西，金汤屹然，所以为守者具矣。然臣以谓，两淮之中，犹未有积甲储粟，形格势禁，可以截然分断虏人首尾之处。以臣愚见：当取淮之地而三分之，建为三大镇，择沈鸷有谋、文武兼具之人，假以岁月，宽其绳墨以守之，而居中者得节制东西二镇。缓急之际，虏攻淮东，中镇救之，而西镇出兵淮北，临陈、蔡以挠之；虏攻淮西，中镇救之，而东镇出兵淮北，临海、泗以挠之；虏攻中镇，则建康悉兵以救之，而东西镇俱出兵淮北以挠之；东西镇俱受兵，则彼兵分力寡，中镇悉兵淮北，临宿、亳以挠之。此苏秦教六国之所以为守，而秦人闻之所以不敢出兵于函谷关也。比之纷纷纭纭，自战其地者，利害不侔矣。如臣言可采，乞下两府大臣并知兵将帅，详议建立三镇去处，措置施行。

臣闻事不前定不可以应猝，兵不预谋不可以制胜。臣谓两淮裂为三镇，形格势禁，足以待敌矣；然守城必以兵，养兵必以民。使万人为兵，立于城上，闭门拒守，财用之所资给，衣食之所办具，其下非有万家不能供也。往时虏人南寇，两淮之民常望风奔走，流离道路，无所归宿，饥寒困苦，不兵而死者十之四五。臣以谓两淮民虽稀少，分则不足，聚则有馀。若使每州为城，每城为守，则民分势寡，力有不给；苟敛而聚之于三镇，则其民将不胜其多矣。窃计两淮户口不减二十万，聚之使来，法当半至，犹不减十万。以十万户之民供十万之兵，全力以守三镇，虏虽善攻，自非扫境而来，乌能以岁月拔三镇哉？况三镇之势，左提右挈，横连纵出，且战且守，以制其后，臣以谓虽有兀术之智，逆亮之力，亦将无如之何，况其下者乎？故臣愿陛下分淮南为三镇，预分郡县户口以隶之。无事之时，使各居其土，营治生业，无异平日；缓急之际，令三镇之将各檄所部州县，管拘本土民兵户口，赴本镇保守。老弱妻子，牛畜资粮，聚之城内；其丁壮则授以器甲，令于本镇附近险要去处，分据寨栅，与虏骑互相出没。彼进吾退，彼退吾进，不与之战，务在夺其心而耗其气。而大兵堂堂整整，全力以伺其后，有馀则战，不足则守，虏虽劲亦不能为吾患矣。且使两淮之民，仓卒之际，不致流离奔窜，徒转徙沟壑就毙而已也。

某窃惟方今之势，恢复岂难为哉？上之人持之坚，下之人应之同，君子曰「不事仇雠」，小人曰「脱有富贵」，如是而恢复之功立矣。虽然，战者，天下之危事；恢复，国家之大功，而江左所未尝有也。持天下之危事，求未尝有之大功，此󲦤绅之论，党同伐异，一唱群和，以为不可者欤。于是乎「为国生事」之说起焉，「孤注一掷」之喻出焉，曰「吾爱君，吾不为利」，曰「守成创业不同，帝王匹夫异事」。天下未尝战也，彼之说大胜矣；使天下果战，战而又少负焉，则天下之事将一归乎彼之说，谋者逐，勇者废，天下又将以兵为讳矣。则夫用兵者，讳兵之始也。某以为他日之战，当有必胜之术，欲其胜也，必先定规模而后从事。故凡小胜不骄，小负不沮者，规模素定也。某谨条具其所以规模之说，以备采择焉。苟从其说而不胜，与不从其说而胜，其请就诛殛，以谢天下之妄言者。唯无以人而废其言，使天下之事不幸而无成功，他日徒以某为知言，幸甚。

恢复之道甚简且易，不为则已，为则必成。然而某有大患：天下智勇之士未可得而使也。人固有以言为智勇者，有以貌为智勇者，又有以气为智勇者。言与貌为智勇，是欺其上之人，求售其身者也，其中未必有也。以气为智勇，是真足办天下之事，而不肯以身就人者，叩之而后应，迫之而后动，度其上之人果足以有为，于是乎出而任天下之事，其规模素定，不求合于人者。且恢复之事，为祖宗，为社稷，为生民而已，此亦明主所与天下智勇之士之所共也，顾岂吾君吾相之私哉？然而特怵于天下之士不乐于吾之说，故切切然议之，遂使小人乘间投隙，持一偏可喜之论以谋己私利；上之人幸其不徇流俗而肯为是论也，亦稍稍而听之。故施于事者或骇，用于兵者有未可知，此某之所以为大患欤。故某以为，今日之论不可白于天下。所恶乎白者，为其泄也。然取天下智勇之士可与共吾事者而泄之。非泄之于天下也。今不泄于吾之共事者，而泄于敌，其泄之也甚矣。盖天下有英雄者出，然后能屈群策而用；有豪杰者出，然后能知天下之情。欲乞丞相稍去簿书细务，为数十日之閒，舒写胸臆，延访豪杰，无问南北，择其识虚实兵势者十馀人，置为枢密院属官。有大事则群议是正而后闻，敢泄吾情者罪之；议论已定，敢泄吾事者罪之。此古人论兵决事之大要也。

论天下之事者主乎气，而所谓气者又贵乎平。气不平则不足以知事之情，事不知其情则败。今事之情有三：一曰无欲速，二曰宜审先后，三曰能任败。凡今日之弊，在乎言和者欲终世而讳兵，论战者欲明日而亟斗。终世而讳兵，非真能讳也，其实则内自销铄，猝有祸变不能应。明日而亟斗，非真能斗也，其实则恫疑虚喝，反顾其后而不敢进。此和战之所以均无功而俱有败也。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昔越之谋吴也，二十馀年而后动。燕之谋齐也，谓其臣曰：「请假寡人五年」。对曰：「请假王十年」。故疾之期年而无功，与迟之数年而决胜，利害相万也，符离之役断可见矣。故曰无欲速。

凡战之道，不一而足，大要不过攻城、略地、训兵、积粟，与夫命使、遣间，可以诳乱敌人耳目者数事而已。然而知所先后则胜，否则败。譬之弈棋，纵横变化不出于三百六十路之间，巧者用之以常胜者，谚所谓知先后之着耳，败者反是。故曰审先后。凡战之道主乎胜，而胜败之数不可必。始败而奋，终则或胜；始胜而骄，终则或败。故曰一胜一负，兵家之常。讵一败便沮成事乎？且高祖未尝胜，项羽未尝败，然而兴亡若此者，其要在乎忍与不忍而已，不能忍则不足以任败，不任败则不足以成事。故曰能任败。此三者虽非胜负之所以决，然能以是三者处之胸中，则其所施为措注，气象宏远，浮论不能移，深间不能窥矣。

凡战之道，当先取彼己之长短而论之，故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今土地不如虏之广，士马不如虏之强，钱谷不如虏之富，赏罚号令不如虏之严。是数者彼之所长，吾之所短也。然天下有急，中原之民，袒臂大呼，溃裂四出，影射响应者，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彼沿边之兵不满十万，边徼远阔，乘虚守戍，力且不给，一与吾战，必召沙漠。吾之出兵也，在一月之内；彼之召兵也，在一岁之外，兵未至而吾已战矣。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吾之出兵也，官任其费，不责之民，缓急虽小取之，不至甚病，虽病而民未变也。彼之出兵也，一仰给于民，预索租赋，头会箕敛，官吏乘时掊克，夺攘其财，斩艾其命，而天下大乱矣。虽有严法，不知而禁。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彼逾淮而来，长江以限之，舟师以临之，不过虏吾民，墟吾城，食尽而去耳。吾逾淮而往，民可襁负而至，城可使金汤而守，断其手足，病其腹心。此吾之所长，彼之所短也。彼之所长，吾之所短，可以计胜也；吾之所长，彼之所短，是逆顺之势不可易，彼将听之，以为无奈此何也。故以形言之，是谓小谋大，寡遇众，弱击强；以情言之，则其大可裂也，其众可蹶也，其强可折也。举天下之大事而蔽之以一言，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谓至计。

既知彼己之长短，其胜在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而已也，故莫若骄之，不能骄则劳之。盖天下之言，顺乎耳者伤乎计，利于事者忤于听。上之人苟不以逆吾耳而易天下之事，某请效其说。智者之作事也，精神之所运动，智术之所笼络，以失为得，转害为利，如反手耳，天下不得执而议也。日者兵用未举而泛使行，计失之早也。夫用兵之道有名实，争名者扬之，争实者匿之。吾惟争名乎，虽使者辈遣，冠盖相望，可也；吾将争实乎，吾之胜在于攻无备，出不意，吾则捐金以告之：「吾将与女战也」。可乎？谋不可以言传，以言而传，必有可笑者矣。陈平之间楚君臣，与出高祖于平城者，其事甚浅陋也，由今观之，不几于可笑欤？然用之而当其计，万世而下，功名若是其美也。某闻其使人之来，皆曰「南北之利莫如和」，某度之：必其兵未集而有是言；使之集，则使者健而言必劲矣。吾将骄彼，彼顾骄我，不探其情而为之谋，某未知胜负之所在也。故上策莫如骄之：卑辞重币，阳告之曰：「吾之请复陵寝也，将以免夫天下后世之议也，而上国实制其可否。上国不以为可，其有辞于天下后世，顾两国之盟犹昔也」。彼闻是言也，其召兵必缓，缓则吾应之以急，急则吾之志得矣。此之谓骄。传檄天下，明告之曰：「前日吾之谓也，今之境内矣，期上国之必从也。今而不从，请绝岁币以合战」。彼闻是言也，其召兵必急，急则吾应之以缓，深沟高垒，旷日持久，按甲勿动，待其用度多而赋敛横，法令急而盗贼起，然后起而图之，是之谓劳。故彼缓则我急，彼急则我缓，必胜之道也。兵法以诈立。

虽然，事有适相似者：里人有报父之仇者，力未足以杀也，则市酒肉以欢之；及其可杀也，悬千金于市求匕首，又从而辱之，意曰：「汝詈我则斗」。曾不知父之仇则可杀，以酒肉之欢则可图，又何以詈为哉！计虏人之罪，诈之不为不信，侮之不为无礼，袭取之不为不义，特患力不给耳。区区之盟，曾何足云？故凡求用兵之名而泄用兵之机者，是里人之报仇者也。

某闻之：「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故善为兵者阴谋。阴谋之守坚于城，阴谋之攻惨于兵。心之精微，出而为智，行乎阴则谓之谋。

某以谓今日阴谋之大者，上则攻其腹心之大臣，下则间其州府之兵卒，使之内变外乱，其要领不可不知也。求非常之事，必有非常之费。非常之费，朝廷所不恤也。然而用之当其计，则费少而功多；不当其计，则费钜而功寡。何以言之？朝廷所谓经略秘计者，不过招沙漠之酋长，结中原之忠义。其招之者，未必足以为之固也。假使招之来，拥兵而强，则为我之师；释兵而穷，则为今之萧鹧巴。不然，使甘听吾言而就战其地，虽婴儿之智亦不为此。结之者固非锄犁无知之民，则椎埋窃发之党，非有尺寸可藉以为变，甚则率数十百人而来耳，势不足以为朝廷重，祸不足以制夷狄命，徒费金钱，为之无益耳。某以谓：与其招沙漠之酋长，不若攻其腹心之大臣；与其结中原之忠义，不若间州县之兵卒。请言其说：虏情猜忌，果于诛杀。其朝廷之上，将相则华夷并用而不相安，兄弟则嫡庶交争而不相下。某顷游北方，见其治大臣之狱，往往以矾为书，观之如素楮然，置之水中则可读。交通内外，类必用此。今之归明人中，其能通夷言、习夷书者甚多，可啖以利，务得其心。然后精择上间，先至其廷，多与之金，结其酋贵，俟得其用事之主名，孰为贤，孰为党；用事则多怨，又知其怨者。俟得其情，然后诈为夷狄书画，若与其党交结为反者状，遗之怨家，事必上闻。嫡庶之间亦必有党，将令其争，又复如此。必将党与交攻，大为杀戮而后已，如是而其国大乱矣。是之谓攻其腹心之大臣。中原州郡类以夷狄守之，故其卒伍之长甚贵而用事，然其心亦甚怨而不平。某尝揣量此曹，间有豪杰可与共事者，然而计深虑远，不肯轻发，非比陇上之民，轻聚易散，出没山谷间止耳。若威声以动之，神怪以诳之，重赏以饵之，若是而未有不变者。彼变则拥兵而起，据城而守，变一兵而陷一城，陷一城而难千里。计无大于此二者。苟朝廷不以为然，择沈鸷有谋、厚重不泄之人，付以沿边州郡，假以岁月，安坐图之，虏人之变，可立以待。今两淮州郡，朝廷功名地也。盖河北可以裂天下，山东可以趋河北，两淮可以窥山东。朝廷不知重此，而太守数易，才否并置，类非可以语此事规模者，某窃譬之有器而不知其用者也。

既谋而后战，战之际又有谋焉。吾兵与虏战，众寡不相敌也。使众寡而相敌，人犹以为虏胜，何者？南北之强弱，素也。盖天下之势有虚实，用兵之序有缓急，非天下之至精不能辨也。故凡强大之所以见败于小弱者，强大者分而小弱者专也。知分之与专，则吾之所与战者寡矣。所与战者寡，则吾之所以胜者必也。故曰：「备前则后寡，备左则右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又曰：「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又曰：「形之所在，敌必从之」。今虏人之所备者，山东也，京师也，洛阳也，关中也。其备山东者轻，而京师、洛阳、关中则重也。彼山东者，于燕甚近，而其民好乱。天下有事，虏人常先穷山东之民；天下有变，而山东亦常首天下之祸。计不知此而轻其备，岂真识天下之势也哉。今夫二人相搏，殴其心则手足无全力；两阵相持，噪其营则士卒无斗志。故某以为：兵出沭阳，则山东可指日而定；山东已定，则河北可传檄而下；河北已下，则燕山者某将使之塞南门而守。请试言其说。虏人沿边之兵不满十万，使召兵而来，又必十万（若乘其不备，则不及召兵。）。二十万之众，较其数则多，然其边徼阔远，势能分之使备我，则寡。将战之日，大为虚声，务使之分。命一使于川蜀，曰「收复关、陕」，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聚兵而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荆、襄，曰「洒扫陵寝」，建以旌旗而布以诏令，彼必召山东之兵而俱西。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如是而两月，又命一使于淮西，曰「御营宿卫」，声言直趋京师，若为羽檄交驰、车马旁午状，以俟天子亲驾者，彼必竭天下之兵而南。深沟高垒，勿与之战。又令舟师战舰，旌旗精明，金鼓备具，遵海而行。四路备兵，势分备寡，内郡空虚，盗贼群起，吾之阴谋又行。援我者众，虽有良、平，不能为之谋矣。然四路者非必以实攻也，以言耸之使不得去，以势劫之使不得休。何则？彼重之吾又重之，其信我者固也。然后以精兵锐卒，步骑三万，令李显忠将之，由楚州出沭阳，鼓行而前。先以轻骑数百，择西北忠义之士，令王任、开赵、贾瑞等辈领之，前大军信宿而行，以张山东之盗贼。如是不十日而至兖、郓之郊，山东诸郡以为王师自天而下，欲战则无兵，欲守则无援，开门迎降，唯恐后耳。然后号召忠义，教以战守，传檄河北，谕以祸福，天下知王师恢复之意坚，虏人破灭之形著，城不攻而下，兵不战而服，有不待智者然后知者。此韩信之所以破赵而举燕也。彼沿边三路兵，将北归以自救耶，其势不得解而去也；抑为战与守耶，腹心已溃，人自解体，吾又将突出其背反攻之。当是之时，虏人狼顾其后，知为巢穴虑而已，遑恤他乎？故曰燕山者将使塞南门而守也。今之论兵者，不知虚实之势，缓急之序，乃欲以力搏力，以首争首，寸攘尺取以觊下，譬之驱群羊以当饿虎之冲，其败可立待也。惟详择毋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