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淳熙作噩，我守荆溪。公职璧水，一见异知。厥后八载，公为小宰。我入郎署，刮目相待。自此投分，以漆傅胶。顾我奚取，辱公定交。岁在涒滩，我以戆出。公尹豫章，馆我勤恤。来岁之冬，我长道山。公持钧枢，再见解颜。我既孑立，公亦孤峙。寒栖独巢，胥存胥尉。其后一年，我使江东，公归淮堧，尊酒再同。夜阑秉烛，追驩不足。一揖而别，日月转毂。谁谓此别，遂千其秋。忽闻公薨，我泪滂流。孝宗季年，丕乂八极，远侔贞观，近踵庆历。仪仪众贤，金海玉渊，孰为之宗？未或公先。有谔其仪，有毅其色。伯夷之清，史鱼之直。作帝耳目，作帝股肱。上所深知，下所深憎。帝有合宫，公其梁栋。帝有灵囿，公其麟凤。脱卧霞外，风哦月嘻。手折若木，濯缨咸池。身潜名起，人望靡已。盍归乎来，襄我明世。赴告驿闻，善人失声。玉折兰摧，嵩隤岱倾。嗟我老矣，沉痼垂死。云胡不天，又哭知己。千里命驾，已负此期。一束生刍，弗躬致之。滴泪清墨，以写哀些。一个行李，贽诸灵座。呜呼哀哉，尚飨！

周葵除参知政事，日下供职。

撰册文官差尚书左仆射陈康伯，书册文官差尚书右仆射汤思退，篆宝文官差参知政事周葵，馀依。

两浙东路安抚使洪适、福建路安抚使王之望、四川安抚制置使汪应辰、前宰执知宁国府汪澈、知泉州周葵，并依例赐夏药，令户部打造一百两银合四具、五十两银合一具。又四川宣抚使吴璘，御前诸军都统制戚方、时俊、赵撙、王宣、王权、陈敏、任天锡、苗定、刘源，知阶州、节制本州屯驻军马吴拱，并御前诸军统制、统领、将佐官属，并依例赐夏药，户部打造一百两银合一具、三十两银合十具，赴御药院送纳，降付进奉院附递给赐。其逐军依年例，令近上统制官分赐，仍传宣抚问。

熹六日登对，初读第一奏，论致知格物之道，天颜温粹，酬酢如响。次读第二奏，论复雠之义，第三奏论言路壅塞，佞幸鸱张，则不复闻圣语矣。副本已送平甫，托写呈，当已有之矣。十二日有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幸甚甚。然阙尚远，恐不能待，已具请祠之劄，辞日投之。更属凌丈催促，必可得也。和议已决，邪说横流，非一苇可杭。前日见周葵，面质责之，乃云此皆处士大言，今姑为目前计耳。熹语之曰：「国家亿万斯年之业，参政乃为目前之计耶」！大率议论皆此类。韩无咎、李德远皆不复寻「遂初赋」矣，庶寮唯王嘉叟诸人尚持正论，然皆在閒处，空复尔为。两日从官过堂诣府第，不知所论云何。欲少赞之，辄不值，未知渠所处也。言路惟小坡论甚正，但恐其发不勇，不能胜众楚尔。王之望、龙大渊已差使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诸非笔札可尽。

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先生一书，醉矣不能，因书及之。亦令平甫写其劄副稿寄呈矣。

所喻「闲先圣之道」，窃谓只当如「闲邪」之「闲」，方与上下文意贯通。若作「闲习」，意思固佳，然恐非孟子意也。政使必如是说，则闲习先圣之道者，岂不辨析是非，反复同异，以为致知格物之事？若便以为务为攘斥，无敛藏持养之功而不敢为，则恐其所闲习者终不免乎豪釐之差也。若颜子则自不须如此，所以都无此痕迹耳。此事本无可疑，但人自以其气质之偏，缘情立义，故见得许多窒碍。若大其心，以天下至公之理观之，自不须如此回互费力也。所论智、仁、勇之意，则甚精密。然龟山之说亦不可废，盖以其理言之，则所至虽不同，而皆不可阙，如左右之说是也。若以其所至之地言之，则仁者安之，知者利之，勇者强焉，又自各有所主，如龟山之说矣。然此两说者，要之皆不可废，经纬以观，其意始足。如何？动静阴阳之说，竟未了然，何耶？岂非向来奉答者未得其要，有以致贤者之疑乎？比再观之，方以为病，欲别为说以奉报。今以来喻所引者推明之，似却更分明也。夫谓人生而静是也，然其感于物者，则亦岂能终不动乎？今指其未发而谓之中，指其全体而谓之仁，则皆未离乎静者而言之。至于处物之宜谓之义，处得其位谓之正，则皆以感物而动之际为言矣。是则安得不有阴阳体用、动静宾主之分乎？故程子曰：「仁体，义用也。知义之为用而不外焉者，可以语道矣。世之论义者多外之，不尔则混然而无别，非知仁义之说者也」。此意极分明矣。且体用之所以名，政以其对待而不相离也。今以静为中正仁义之体，而又谓中正仁义非静之用，不亦矛盾杌棿之甚乎？意者专以知觉名仁者，似疑其不得为静。恐当因此更加究察，所谓仁者，似不专为知觉之义也。

诲谕儒释之异在乎分合之间，既闻命矣。顷见苏子由、张子韶书皆以佛学有得于形而上者而不可以治世，尝窃笑之。是岂知天命之性而叙、秩、命、讨已粲然无所不具于其中乎？彼其所以分者，是亦未尝真有得于斯耳。不审高明以为如何？和靖两书昔尝见之，其谨于传疑之意则是，而遂欲禁绝学者，使不复观，则恐过矣。如以《春秋》改用夏时为无此说，以「传为按、经为断」为背于理，则疑其考之未精；或未尽闻他人所闻，而欲一以己所闻者概之之失也。《春秋传》乃伊川所自著，其词有曰：「周正月非春也，假天时以立义耳」。若果无改用夏时之意，则此说复何谓乎？况序文所引《论语》之言尤为明白，不可谓初未尝有此意也。又门人所记有答黄聱隅之语，谓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者，盖见于两家之书，是亦犹所谓传为案、经为断之意，而岂二人所记不期而皆误乎？推此两条，则凡和靖所谓非先生语者，恐特他人闻之而和靖亦未闻耳。今疑信未分而不复思绎，遽以一偏之说尽废众人所传之书，似不若尽存其说而深思熟讲，以考其真伪得失之为善也。况《明道行状》云：「其辨析精微，稍见于世者，学者之所传耳」。观此则伊川之意亦非全不令学者看语录，但在人自着眼看耳。如《论语》之书，亦是七十子之门人纂录成书，今未有以为非孔子自作而弃不读者。此皆语录不可废之验，幸更深察之。如何如何？

昨承示及《遗说》后八篇，议论甚精，非浅陋所至。或前儒所未发，多已附于解中。其间尚有不能无疑者，复以求教，更望反复之，幸甚！

「巨室」之说亦已附入，可以补旧说之未备。然废旧说而专主此意，则又似有牢笼驾御之心，非圣贤用处也。麦丘邑人之语，亦陈天下之理以警其君耳。如孟子「闻诛一夫纣矣」之语，岂可谓胁其君哉？引之欲證「得罪」二字出于人君之身有不正，而非巨室怨望之私也，莫亦无害于理否？林少颖引裴晋公「岂朝廷之力能制其死命哉，直以处置得宜，能服其心」之语为證，亦甚善。当时不能尽载，寻当添入，其意乃备耳。

「仁义」二字未尝相离。今曰事亲以仁，守身以义，恐涉支离隔截，为病不细。「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此言孝弟乃推行仁道之本，「仁」字则流通该贯，不专主于孝弟之一事也。但推行之本自此始耳。「为」字盖推行之意。今以对「乃」字立文，恐未详有子之意也。程子曰：「论行仁则以孝弟为本，论性则以仁为孝弟之本」，此语甚尽。

「手舞足蹈」，所论得之。然李说亦有不可废者，今注于其下，则理自明矣。其间句意小有未安处，欲更定「跃如也」为「左右逢原」，「神明其德」为「从容中道」，如何？

乘舆济人之说，与熹所闻于师者相表里，但不必言奸人。圣贤所警，正为仁人君子豪釐之差尔，奸人则尚何说哉？诸若此类，稍加密察为佳。「辟除」之「辟」，乃赵氏本说，与上下文意正相发明，盖与舍车济人正相反也。此段注释近略稍改，稍详于旧。略云：「惠谓私恩小利，政则有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焉。惠而不知为政者，亦有仁心仁闻，而不能扩充以行先王之道云尔」。又云：「十月成梁，盖时将寒冱，不可使民徒涉，又农功既毕，可以役民之时。先王之政细大具举，而无事不合民心、顺天理，故其公平正大之体、纲纪法度之施，虽纤悉之间亦无遗恨如此，岂子产所及哉？诸葛武侯之治蜀也，官府次舍、桥梁道路莫不缮理而民不告劳。盖其言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其亦庶几知为政矣」。又云：「君子能行先王之政，使细大之务无不毕举，则惠之所及亦已广矣。是其出入之际，虽辟除人，使之避己，亦上下之分固所宜然，何必曲意行私，使人知己出然后为惠？又况人民之众，亦安得人人而济之哉」？

「有故而去」，非大义所系，不必深为之说。臣之去国，其故非一端。如曰亲戚连坐，则先王之制，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亦岂有此事哉？但昔者谏行言听，而今也有故而去，而君又加礼焉，则不得不为之服矣。乐毅之去燕近之。

「非礼义之礼义」，所论善矣。但以为其心皆在于异俗而邀名，则不必皆然。盖有择焉不精，以为善而为之者，《知言》所谓「缘情立义，自以为由正大之德而不知觉」者也。此句之失与论子产而指奸人相类。

孟子鄙王驩而不与言固是，然朝廷之礼既然，则当是之时，虽不鄙之，亦不得与之言矣。鄙王驩事于出吊处已见之，此章之意则以朝廷之礼为重。时事不同，理各有当。圣贤之言无所苟也，岂为愧众人为已甚而始以是答之哉？正所以明朝廷之礼而警众人之失也。

「象忧喜亦忧喜」，此义《集解》之说初若不明，及细玩之，则词不逮意之罪也。今略改定云：「言舜喜象之来，非不知其将杀己，但舜之心见其忧则亦忧，见其喜则亦喜。今见其喜而来，故亦为之喜。盖虽明知彼之将杀己，而自我观之，则吾弟耳，兄弟之爱终岂能忘也哉？或曰（云云，）愚闻之师曰：『兄弟之亲，天理人伦，盖有本然之爱矣。虽有不令之人傲狠斗阋于其间，而亲爱之本心则有不可得而磨灭者。惟圣人尽性，故能全体此理，虽遭横逆之变，几杀其身，而此心湛然，不少摇动』。伊川先生所谓（云云，）正谓此耳。或者之云固善，然恐非所以语圣人之心也」。如此言之，莫稍尽否？「罔」训蒙蔽，「得之方」训术数，恐未是。罔以非其道者，独非术数耶？盖爱兄放鱼，欺以其方也。市有虎，曾参杀人，罔以非其道也（井有仁焉亦是。）。君子不逆诈，故可欺。然烛理明，故彼以无是道之语来，则岂得而蒙蔽哉？

「艾」读为「乂」，《说文》云：「芟草也，从㇒󱇿」。左「㇒」右「󱇿」，芟草之状，故六书为指事之属。「自艾」「淑艾」，皆有斩绝自新之意。「惩乂」「创乂」，亦取诸此，不得复引彼为释也。

金声玉振之说未安。金声，博学之事；玉振，则反约矣。反约者，不见始终之异，而始终之理具焉。如射毕而观破的之矢，不见其巧力而巧力皆可见，故下文又以射譬之。若以金声始隆终杀兼举博约之事，则玉振无所用矣。愚意如此，亦恐未尽，俟更思之。

「尚友」章所谓「口道先王语而行如市人」者，恐非孟子尚友之所取。以论其世者，正欲知其言行之曲折精微耳（兼两意说不得。）。

「桐梓」之说甚善，但不必分身心为两节。又以木根为譬，似太拘滞。盖言身则心具焉，「壹是皆以脩身为本」是已。今但云以理义养其心，则德尊而身安矣，意亦自见。

「狼疾」之训甚善，然古字多通用，不必言误也。如《孟子》中「由」「犹」二字常互用之。

「天爵」二说，其一极善，其一未安，亦由《集解》之说自不明白，有以致疑。今改其答辞曰：「亦观其心之所存者如何耳。若假仁要利之心不去，则夫不舍其天爵者，亦将以固其所得之人爵而已。是或可以幸而不至于亡，然根于鄙吝之私，是岂可以入尧舜之道哉？必也真知固有之可贵，而寖忘其平日假仁要利之私，则庶乎其可矣」。大抵假仁与利仁不同，须晓析不差，然后可耳（《易传》论圣人之公、后王之私亦是此意。见《比》卦彖辞注中。）。

「乡道」、「志仁」不可分为二事。《中庸》曰「修道以仁」，孟子言「不志于仁」，所以释上文不乡道之实也。又云：「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亦言志仁之为当道尔。「舍生取义」，诸先生说已尽之矣。义重于生，不假言也。

「夜气」以为休息之时则可，以为寂然未发之时则恐未安。魂交而梦，百感纷纭，安得为未发？而未发者又岂专在梦寐间耶？赤子之心程子犹以为发而未远乎中，然则夜气特可以言「复而见天地心」之气象耳。若夫未发之中，则无在而无乎不在也。

「耳目之官即心之官也」，恐未安。耳目与心各有所主，安得同为一官耶？视听浅滞有方而心之神明不测，故见闻之际必以心御之，然后不失其正。若从耳目之欲而心不宰焉，则不为物引者鲜矣。观上蔡所论颜曾下功处，可见先立乎其大之意矣。《书》之「不役耳目，百度惟贞」，亦此意也。

羿匠之说理则甚长，但恐文意繁杂，头绪太多，不如尹氏之说明白而周尽。故云必如羿之彀率，大匠之规矩，然后为至，则是羿与大匠自别有彀率、规矩，与孟子意正相戾矣。若是所以教人之规矩、彀率，则只是众所共由之法，又非所以言至也。

欧阳公论世宗之事未为失，但以孟子为为世立言之说则害于理矣。夫圣贤之立言，岂不度其事之可行与否而姑为是可喜之论，以供世之传诵道说而已哉？盖必有是理然后有是心，有是心而后有是事，有是事然后有是言，四者如形影之相须，而未始须臾离也。皋陶之执，舜之逃，天理人伦之至，圣人之心所必行也，夫岂立言之说哉？圣人顾事有不能必得如其志者，则轻重缓急之间于是乎有权矣。故缘人之情以制法，使人人得以企而八议之说生焉。然其所谓权者，是亦不离乎亲亲贵贵之大经，而未始出于天理人心之外也。今必以正理为空言而唯权之为徇，不幸而有毫釐之差，则不失于正者鲜矣。此义龟山亦尝论之，见集第二十一卷。

「跃如也」，正是形容悬解顿进之意。「意有所感触而动」却不亲切，「感触」二字自佳，但少顿进意耳（引而不发，则其思也必深。思之既深，则有所感触而动，其进也必骤矣。如此而言，意似稍备，如何？）。

「好名之人」如此说甚善，但「苟非其人」一句不通，而此章两事亦无收拾结断处。子臧、季札，守节者也，恐其不可谓役志于物。

「反身而诚」，言能体而有之者如此（欲作「言能体其全者如此」。）。「强恕而行」，言既失而反之者如此（欲作「言既失而所以反之者如此。」）。「行之不著」者，所造未至也（欲作「不先致知也」。）。

「机变之巧」所论甚当，更欲增数语云：「乘时逐便以快其欲，人所甚羞而己方且自以为得计，盖惟知有利而已，何所复用其愧耻之心哉」？如此乃尽其情，如何？

「人心亦皆有害」，赵氏谓人心为利欲所害，此说甚善。愚谓饥渴害其知味之性，则饮食虽不甘，亦以为甘；利欲害其仁义之性，则所为虽不可，亦以为可。来喻辞费而理烦，恐非孟子长于譬喻之本旨也。

「执中当知时，苟失其时，则亦失中矣」。此语恐未安。盖程子谓子莫执中比杨墨为近，而中则不可执也。当知子莫执中与舜、禹、汤之执中不同，则知此说矣。盖圣人义精仁熟，非有意于执中，而自然无过不及，故有执中之名，而实未尝有所执也。以其无时不中，故又曰时中。若学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谓中者而执之，则所谓中者，果何形状而可执也？殆愈执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识中，乃慕夫时中者而欲随时以为中，吾恐其失之弥远，未必不流而为小人之无忌惮也。《中庸》但言择善，而不言择中，其曰「择乎中庸」，亦必继之曰「得一善」，岂不知善端可求而中体难识乎？夫惟明善则中可得而识矣。

「仁义者道之全体」，此说善矣。又云「能居仁由义，则由是而推焉，无所往而非道」，则又似仁义之外犹有所谓道者矣，是安得为全体哉？「亲亲而加以恩」，似有夷子施由亲始之病。夫亲亲之有恩，非加之也。欲亲亲而不笃于恩，不知犹有病否？大抵墨氏以儒者亲亲之分仁民，而亲亲反有不厚；释氏以儒者仁民之分爱物，而仁民反有未至。

「山径之蹊」，恐不必言为高子发。人心皆然，一息不存，则放僻邪侈之心生矣。

「不闻君子之大道」者，肆情妄作，无所不至，不但挟势陵人而已。

「乡原」之论甚佳，但孔子所称具臣者，犹能有所不从，若冯道之徒，则无所不从矣。许以具臣已过其分，有以更之，如何？

别纸所询三事，皆非浅陋之所及。然近者窃读旧书，每恨向来讲说常有过高之弊。如「文武之道未坠于地」，此但谓周之先王所以制作传世者，当孔子时未尽亡耳。「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此亦是子贡真实语。如孔子虽是生知，然何尝不学，亦何所不师？但其为学与他人不同，如舜之闻一善言、见一善行，便若决江河，莫之能禦耳。然则能无不学、无不师者，是乃圣人之所以为生知也。若向来则定须谓道体无时而亡，故圣人目见耳闻，无适而非学，虽不害有此理，终非当日答问之本意矣。其他亦多类此，不暇一一辨析也。鬼神者，造化之迹，屈伸往来，二气之良能也。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缩，万物之消息，变化盈虚，无一非鬼神之所为者。是以鬼神虽无形声，而遍体乎万物之中，物莫能遗。观其能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便见不可遗处，著见章灼，不可得而掩矣。前辈引用此句，或有脱了「可」字者，乃似鬼神有不遗物之意，非物自不可得而遗也。来喻亦脱此字，岂或笔误而然耶？《春秋》书正据伊川说，则只是周正建子之月。但非春而书春，则夫子有行夏时之意，而假天时以立义耳。文定引《商书》十有二月，汉史冬十月为證，以明周不改月，此固然矣。然以《孟子》考之，则七八月乃建午建未之月，暑雨苗长之时，而十一月、十二月乃建戍建亥之月，将寒成梁之候（《国语》引《夏令》曰：「十月成梁。」），又似并改月号，此又何耶？或是当时二者并行，惟人所用，但《春秋》既是国史，则必用时王之正。其比《商书》不同者，盖后世之弥文。而秦汉直称十月者，则其制度之阔略耳（注家谓十月乃后人追改，当更考之。）。愚意如此，未知是否？因便复以求教，幸还以一言可否之，此区区所深望也。尊兄近日所观何书？如何用力？想必有成规，恨未得面扣。敬夫小试，已不负所学，使人增气。但从容讲贯之际，阴助为不少矣。

前书所谕周正之说，终未稳当。《孟子》所谓七八月，乃今之五六月，所谓十一月、十二月，乃今之九月、十月。是周人固已改月矣。但天时则不可改，故《书》云「秋大熟，未穫」，此即止是今时之秋。盖非酉戌之月，则未有以见夫岁之大熟而未穫也。以此考之，今《春秋》月数乃鲁史之旧文，而四时之序则孔子之微意。伊川所谓「假天时以立义」者，正谓此也。若谓周人初不改月，则未有明据。故文定只以商秦二事为證，以彼之博洽精勤，所取犹止于此，则无它可考必矣。今乃欲以十月陨霜之异證之，恐未足以为不改月之验也。盖陨霜在今之十月则不足怪，在周之十月则为异矣，又何必史书八月然后为异哉？况鲁史不传，无以必知其然，不若只以《孟子》《尚书》为据之明且审也。若尚有疑，则不若且阙之之为愈，不必彊为之说矣。

所论大抵皆得之，然鄙意亦有未安处。如「满腔子是恻隐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处，最为亲切。若于此见得，即万物一体，更无内外之别。若见不得，却去腔子外寻觅，则莽莽荡荡，愈无交涉矣。陈经正云：「我见天地万物皆我之性，不复知我身之为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饱，公无馁乎」？正是说破此病。《知言》亦云：「释氏以虚空沙界为己身，而不敬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说此病也。三代正朔，以元祀十有二月考之，则商人但以建丑之月为岁首而不改月号（时亦必不改也。）；以《孟子》七、八月，十一月、十二月之说考之，则周人以建子之月为正月而不改时（改月者，后王之弥文。不改时者，天时不可改，故祭祀田猎犹以夏时为正。）。以《书》「一月戊午，厥四月哉生明」之类考之，则古史例不书时。以程子「假天时以立义」之云考之，则是夫子作《春秋》时特加此四字以系年，见行夏时之意。若如《胡传》之说，则是周亦未尝改月，而孔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月下所书之事，却是周正建子月事。自是之后，月与事常相差两月。恐圣人制作之意不如是之纷更烦扰，其所制作亦不如是之错乱无章也。愚见如此，而考之刘质夫说，亦云先书「春王正月」而后书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皆天理也，似亦以「春」字为夫子所加（「王」字亦非史策旧文。）。但鲁史本谓之《春秋》，则又似元有此字。而杜元凯《左传后序》载汲冢《竹书》乃晋国之史，却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则又似胡氏之说可为据。此间无竹书，烦为见拙斋扣之，或有此书，借录一两年示及，幸甚幸甚！又《汉书》「元年冬十月」，注家以为武帝改用夏时之后，史官追正其事，亦未知是否。此亦更烦子细询考也。金声或洪或杀，清浊万殊，玉声清越和平，首尾如一。故乐之作也，八音克谐，虽若无所先后，然奏之以金，节之以玉，其序亦有不可紊者焉。盖其奏之也，所以极其变也；其节之也，所以成其章也。变者虽殊，而所以成者未尝不一；成者虽一，而所历之变洪纤清浊，亦无所不具于至一之中。圣人之知，精粗大小无所不周；圣人之德，精粗大小无所不备，其始卒相成盖如此。此金声而玉振之所以譬夫孔子之集大成，而非三子之所得与也。然即其全而论其偏，则洪而不能纤，清而不能浊者，是其金声之不备也。不能备乎金声而遽以玉振之，虽其所以振之者未尝有异，然其所振一全一阙，则其玉之为声亦有所不能同矣。此与来喻大同小异，更请详之，却以见告。「仲尼焉学」，旧来说得太高。详味文意，文武之道只指先王之礼乐刑政、教化文章而已，故特言「文武」，而又以「未坠于地」言之。若论道体，则不容如此立言矣。但向来贪说个高底意思，将此一句都瞒过了。李光祖虽亦曲为之说，然费气力，似不若四平放下意味深长也。但圣人所以能无不学、无不师而一以贯之，便是有个生而知之底本领。不然，则便是近世博杂之学，而非所以为孔子。故子贡之对虽若逊辞，然其推尊之意亦不得而隐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四三。又见《群书考索》别集卷一六，《古今图书集成》皇极典卷二○五，同书学行典卷六四、九七。）。

古人只从幼子常视无诳以上，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便是做涵养底工夫了。此岂待先识端倪而后加涵养哉？但从此涵养中渐渐体出这端倪来，则一一便为己物。又只如平常地涵养将去，自然纯熟。今曰「即日所学，便当察此端倪而加涵养之功」，似非古人为学之序也。又云「涵养则其本益明，进学则其智益固，表里互相发也」，此语甚佳。但所引三传语，自始学以至成德，节次随处可用，不必以三语分先后也。盖义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养而无物欲之昏，则自然发见明著，不待别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尔。今乃谓不先察识端倪，则涵养个甚底，不亦太急迫乎？敬字通贯动静，但未发时则浑然是敬之体，非是知其未发，方下敬底工夫也。既发则随事省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其体素立，则省察之功亦无自而施也。故敬义非两截事，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则此心卓然，贯通动静，敬立义行，无适而非天理之正矣。

伊川论「中」、「直」、「静」之字，谓之就当体形容是也。然「静」字乃指未感本然言。盖人生之初，未感于物，一性之真，湛然而已，岂非当体本然未尝不静乎？惟感于物，是以有动。然所感既息，则未有不复其常者。故熹常以为静者性之贞也。不审明者以为如何？「主静」二字，乃言圣人之事，盖承上文「定之以中正仁义」而言，以明四者之中又自有宾主尔。观此则学者用工固自有次序，须先有个立脚处，方可省察，就此进步。非谓静处全不用力，但须如此方可用得力尔。前此所论敬义，即此理也。

别纸所示一一报去。程先生云：「性即理也」，此言虽约，而甚亲切，有唤省人处，可更就此思之。大抵读书且当随文熟看，俟其词旨晓析贯通，然后自有发明。未可遽舍本文，别立议论，徒长虚见，无益于实也。

溱窃谓性体纯静，无善恶之可名，愚知之可分。而情与才者，则实寓于此性。夫人禀赋之初，自非圣人，生知安行，不俟矫揉，其他气质往往滞于一偏，而才也者遂有高下清浊之异。人苟随其所偏而任其情，则贤者仅止于贤，而不贤者无复可反，善恶之流，自此分矣。则是学之不可以已，故贤者即其才之善而抑其偏，则情之所发无非循性之自然，久久不已，得性之全，则与圣人一矣。不贤者即其才之不善而矫其偏，则情之所发始能裁制，以求合乎天理之正，进进不已，渐履其常，常而久之，则亦纯合乎此性固有之善，而与圣人亦一矣。故循性之情则情不离性，情随质迁则性因习远。情不离性，圣域攸归；性因习远，终焉下愚。《中庸》曰：「及其知之一也」，又曰：「及其成功一也」。至一之地，其纯静明洁大同之始乎。致一之功，其博学笃志不已之力乎。溱拟欲以是为性情与才之辨，乞赐批诲。

性情与才之辨，当熟考孟子及程先生诸说而反之于身，即今何者是性，何者是情，何者是才，须令一一实有下落，方有下功夫处。如此泛论，非惟条理不明，名言多误，而用力处亦不亲切。更幸思之。

溱窃谓易之体用，天地人物安然自有至信至顺底道理，停停当当，不以人而过，不以人而不及，此易之体也。中也，宜也，时也，犁然一契于至当之理，此易之用也。人何以晦是之体，反是之用？夫人汩之以情伪，乱之以私欲，回视其身，不啻如虚舟飘瓦，尚何觉知此体此用为如何哉？必也主敬以直其内，立义以方其外，损益盛衰之理，随时裁制，以就其宜，自然出入起居之际，易之全体不隔毫釐，而易之大用无或偏蔽，体用混融，妙理纯契，一天地之辟阖，会鬼神之动静，至矣，尽矣，不可有加矣。溱拟欲如是读《易》，乞赐批诲。

《易》本卜筮之书，而其画卦系辞分别吉凶，皆有自然之理。读者须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赞叹。若可只如此统说便了，即夫子何用绝韦编而灭漆简耶？

学原于思，不思则不得。然而溱窃复以谓觊得之之心，又学者之患，不审先生以为然否？更乞诲教。

方其思时，自是著觊得之心不得。但思则自当有得，如食之必饱耳。

溱窃谓学者尽收歛，尽安静，去道尽近；尽放逸，尽流荡，去道尽远。不知先生以为如何？

理固如此，不须如此安排。后章仿此。

程先生云：「知至至之，始条理也。知终终之，终条理也」，其义何如？乞赐批诲。

学者之初，须是知得到，方能行得；末后须是行得到，方是究竟。故程先生又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终终之主行」。此语亦可更考玩也。

定性者，存养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则动静如一而内外无间矣。天地之所以为天地，圣人之所以为圣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学，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扩然而太公者，仁之所以为体也。物来而顺应者，义之所以为用也。仁立义行，则性定而天下之动一矣，所谓贞也。夫岂急于外诱之除而反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贼夫仁，用知以害夫义，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顾以恶外物为心而反求照于无物之地，亦见其用力愈劳而烛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则不自私矣，行无事则不用知矣。内外两忘，非忘也，一循于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则大公而顺应，尚何事物之为累哉？圣人之喜怒，大公而顺应天理之极也。众人之喜怒，自私而用知，人欲之盛也。忘怒则公，观理则顺，二者所以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张子之于道，固非后学所敢议。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养之功少，故不能无疑于此。程子以是发之，其旨深哉。

上自藩邸熟闻公德望，临朝之初，顾问大臣，咨嗟叹息。首召公赴行在，赐公手书曰：「朕初膺付托，以眇然一身，当万几之繁，夙夜祗惧，未知攸济。公为元老，被遇太上皇帝礼遇之久，群臣莫及。宜有嘉谋至计，辅朕初政。方今边疆未靖，备禦之道实难遥度。思一见公，面议其当，使了然如在目中。繄公是望，公其疾驱，副朕至意」。公奏曰：「臣敢不以前日恪事太上皇帝之心事陛下。惟一其志，有陨无二」。遂就道。未至国门，敦促再四，至即引见。上见公，改容体貌曰：「久闻公名，今朝廷所恃惟公」。命内侍赐公坐，降问再四。公奏：「人主以务学为先。人主之学本于一心，一心合天，何事不济？所谓天者，天下之公理而已。人主惟嗜欲私溺有以乱之，失其公理。故必须兢兢业业，朝夕自持，使清明在躬，惟是之从，则赏罚举措无有不当，人心自归，丑虏自服」。上竦然曰：「当不忘相公之言」。公又奏：「今日便当如创业之初，宜每事以艺祖为法，自一身一家始，以率天下」。公见上天锡英武，每言及两朝北狩、八陵废隔、兆民涂炭，雠耻之大，感痛形于词色，因力陈和议之非，劝上坚志以图事。制除公少傅、江淮东、西路宣抚使，节制建康、镇江府、江、池州、江阴军屯驻军马，进封魏国公。太上皇退处德寿宫，群臣希得进见，独再引公，见辄移时。以秋防复往江上，留临安旬日，中使问赐饮食等不绝，礼遇冠一时。公舟行出国门，见蝗自北来，飞长数里，即具奏曰：「灾异之起，必有所因。陛下即位之初，忧劳庶政，岂容有此？伏愿益修钦畏，以答天心。抑天之爱陛下，殆将有以警勉于初，助成圣德也。更乞延见近臣，咨问时政，必使惠泽实及军民」。先是，公谓新政以人才为急，人才以刚正为先，因疏当今小大之臣有经挫折而不挠，论事切直者凡十数人荐于上，且乞以间暇时数引贤者自近，赐以从容，庶几启沃之间有所广益。复荐陈俊卿、汪应辰可为宣抚判官，有旨差俊卿。又奏前国子司业王大宝可备劝讲论思，上遂命召大宝。公至江上，复奏曰：「直言不闻，非国之福。自秦桧用事，二十年间，诬以它罪，贼杀忠良，不知几何人。愿下明诏，以太上之意条具往以直言获罪之人，各加恩施。其诬之以事而身已沦没，许本家开析事因，经朝廷雪诉，庶几冤愤之气得申今日」。又奏乞尽天下之公议以用天下之才。时洪迈、张抡使虏回，见公于镇江，具言初到虏中，锁之寓馆，不与饮食，令于表中换「陪臣」字。公奏：「虏主恃彊，弹压诸国。今日之事，惟修德立政，寝食之间无忘此雠，上慰天心，下从人欲，不当复遣使以重前失」。翰林学士史浩建议，欲筑瓜洲采石城，上下公议。公谓：「今临淮要地俱未措置，高邮巢县家计亦复未立，而乃欲驱兵卒但于江干建筑城堡，岂不示虏削弱，失两淮之心，堕将士之气？或有缓急，谁肯守两淮者？不若先城泗州便」。上以公言为然。浩已为参知政事，力主初议，其馀公所措置，浩辄不以为是。公以张子盖可任，使镇淮上，图山东，而子盖所陈，浩辄沮抑百端，至下堂劄诘责，又深遏海州之赏。公方招来山东之人，至者云集，而浩不肯应副钱粮，且谓不当接纳以自困。公奏乞上幸建康，而浩专欲为怀安计。公治舟楫于东海，所图甚远，而浩辄令散遣。凡公所为，动皆乖异，党与唱和，实繁有徒。子盖西人，负气竟以成疾。公遣官属劳问不绝，且乞上亲喻之。上赐手书抚存备至，而子盖卒不起，山东前所结约者皆失望。浩遣其腹心司农寺丞史正志来建康，专欲沮招纳事。公论奏曰：「窃惟国家自南渡以来，兵势单弱，赖陕西及东北之人不忘本朝，率众归附，以数万计。臣自为御营参赞，目所亲见，后之良将精兵，往往皆当时归正人也。三十馀年，捍禦力战，国势以安。今一旦遽欲绝之，事有大不可者。此令一下，中原之人以吾有弃绝之意，必尽失其心，一也。人心既失，变为寇雠，内则为虏用，外则为我寇，二也。今日处分既出圣意，将见淮北之人无复渡淮归我者。人迹既绝，彼之动息无自而知，间探之类，孰为而遣？三也。中原之人本吾赤子，今陷于虏者三十馀年，日夜望归，如赤子之仰父母。今有脱身而来者，父母拒户弃绝之，不得衣食，于天理人情皆所未顺，四也。自往岁用兵，大军以奔疲疾疫死亡十之四五。陛下慨念及此，命诸将再行招募。若淮北之人不复再渡，所募之卒何自而充？五也。寻常诸军招江浙一卒之费不下百缗，而其人柔脆，多不堪用。若非取军淮北，则军旅之势日以削弱，六也。若果绝之，人心一失，大事去矣。国家所系，人心为本。惟陛下恢廓圣度，同符天地，信顺获佑，其理必然」。上见之感悟，事得不罢。正志又受浩旨，聚两路监司守臣往瓜洲相度筑垒事。及见公，恃其口辩，欲为浩游说。公折大义，正志乃愧恐不敢言。将行，公复谓之曰：「归致意史参政，秦桧主和，终致误国。参政得君，无蹈覆辙」。浩闻之悚然。时浩已遣使使虏，报登宝位。公奏：「陛下初立，方欲图回恢复，而遽闻遣使，惧天下解体。前日洪迈虏中供伏事状，寻闻虏酋备坐告喻岭北诸国。虏借我和议之名以迫胁诸国类如此，愿毋遣」。浩竟遣之，然虏计已行，亦竟责旧礼不纳也。十一月，有旨召宣抚判官陈俊卿及公子栻赴行在。公附俊卿等奏曰：「今日之事，非大驾亲临建康，则决不能尽革宿弊，一新令图，鼓军民之气，动中原之心。臣自太上时，已为此谋。盖江南形势实在于此，舍而不为，未见其策」。又奏曰：「汉文帝初立，有司请早建太子，以尊宗庙，其为天下国家计甚远。愿陛下留意焉」。公于九月中尝具奏，以谓：「近闻吴璘之兵在德顺曾未几月，与虏大战，不可不为之深思也。使此虏得志于西，则气焰必炽，胁制蕃汉，聚兵边陲，迫我臣属，事固难处。今持久不决，有大利害存焉。傥坐视不问，贻忧异时，非计之得也。当令两淮之师虎视淮壖，用观其变，而遣舟师自海道摇山东，及多遣忠义结约中原，疑惑此虏，使有左顾右眄之虑。而德顺之师知我有奉制之势，将士当亦贾勇自奋」。至是复令俊卿等力言之。时浩已发诏，命璘弃德顺。盖浩志专欲亟和，以自为功，谓德顺既弃，则非徒璘无能为，亦固挠公之谋矣。上见俊卿等，问公动静饮食颜貌曰：「朕倚公如长城，不容浮言摇夺」。时上已有欲幸建康之意矣，而浩殊不以为然。上遣内侍黄保躬赐公鞍马手书曰：「卿以元勋，特为重望，慨风尘之未静，仗忠义以亲行。首固边防，徐谋开拓，俾朕居尊，无复轸虑。缅思忠赤，益用叹嘉」。俊卿等归，公知车驾来建康之期尚缓，深虑有失机会，复具奏曰：「人心向背，兴亡以分。建康之行，一日有一日之功。愿仰稽天道，俯徇众情，亟定行期，以慰中外之望」。时契丹酋窝斡亦起兵攻虏，为虏所灭，其党奔溃。骁将萧鹧巴、耶律适里自海道来降。公以为女真一国之兵，其数有限，向来独以彊力迫胁中国之民及诸国之人为用，是以兵盛莫敌。今当招纳吾民，厚抚诸国，则女真之心自生疑惑，中原诸国莫为其用，虏可亡也。奏乞厚抚鹧巴等。上从之，诏公拟官赏施行，仍赐手书劳公曰：「卿以文武全才，副朕倚毗，宣威塞垣，厥功益茂。夷虏来归，中外帖然。今赐卿貂帽等」。时虏以十万众屯河南，多张声势，欲窥两淮。公以大兵屯盱、泗、濠、庐，虏不敢动，但移牒三省、密院及移书宣抚司，虚为大言，欲索海、泗、唐、邓、商州及岁币等。公奏此皆诡诈，不当为之动，卒以无事。隆兴元年正月九日，制除公枢密使、都督建康、镇江府、江、池州、江阴军屯驻军马，且命即日开府视事。始，公命诸将筑泗州两城，至是而毕，隐然为边塞重镇。时虏将万户蒲察徒穆及伪知泗州大周仁以兵五千屯虹县，都统萧琦以万馀人屯灵壁，积粮修城，遣间不绝。公谓至秋必为边患，当及时扫荡。若破两城，则淮泗可奠枕也。且萧琦素有归我之意，累遣亲信至宣抚司。会主管殿前司李显忠、建康都统制邵宏渊亦献捣二邑之策，公具以奏上。上手书报可。三月，召公赴行在。公中道具奏曰：「今之议者，孰不持战守之说？其下则欲复遵旧辙，重讲前好。以臣观之，战守之说是也。然而战守之道，本于庙胜。君天下者，诚能正身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用之战则克，用之守则固，理有决然者矣。今德政未洽于人心，宿弊未革于天下，揆之庙算，深有可疑。臣愿陛下发乾刚、奋独断，于旬月之间，大布德章，一新内外，尽循太祖、太宗之法，使南北之人知有大治于后。人心既孚，士气必振，于以战守，何往不济」？既至，复伸前说。上再三叹美，谓公当先图两城，边患既纾，弊以次革。乃命李显忠出濠州趋灵壁，邵宏渊出泗州趋虹县，而令参议冯方随往犒劳。公亦自往临之。将行，念军事利钝难必，恐或小跌，伤上有为之心，谓诸葛亮建兴六年所上奏其言明切，曲尽事机，乞上置之坐右，常观览焉。又出旗榜军前曰：「面奉圣旨，大军所至，务要秋毫不扰，专以慰安百姓为事。敢有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达于听闻，朕所不赦」。公渡江，闻李显忠至灵壁，而萧琦中悔，以众来拒。显忠大破之，琦所将万五千人降杀殆尽。邵宏渊亦进围虹县，显忠会之，徒穆、周仁穷蹙，率其众降，亦以万数。公又遣戚方将舟师趋淮阳，虑显忠轻敌深进，则亲帅官属前驻盱眙，几便近得以指呼。显忠追萧琦至宿州近城，琦与家属及千户头领等百馀人降，遂直抵城下。虏伪元帅者遣二万馀人来战，大破之。进攻城，将士蚁附而上，遂克之，中原震动，归附日至。上手书曰：「近日边报，中外鼓舞。数十年来，无此克捷」。公以盛夏人疲，急召显忠等还师，而上亦戒诸将以持重。皆未达，伪副元帅纥石烈志宁率大兵至，显忠等恃胜不复入城，但于城外列阵以待，士卒颇疲矣。伪帅令于阵前打话，谓「尔若破我，当尽归河南之地」。既战，虏兵引却。明日复来战，我师小不利，统制官有遁归者，军心颇摇。显忠等率兵入城，虏众进攻城，复杀伤而退。居数日，得谍者报，虏大兵将至，显忠等信之，夜引归，虏亦不能追也。时虏名酋勇将降执系道，精甲破亡不翅三倍，是后不复能为灵壁、虹县之屯矣。方初退师，公在盱眙，去宿不四百里，浮言汹动，传虏且至。官属中有怀檄以归者，亦有请公亟南辕者。公不答，遂北渡淮，入泗州城。军士归者劳而抚之，视疮痍、拯疾病，存录死事，旌有功，人情胥悦。凡数日，上下始知虏初无一骑过宿者，人心始定。时公独与子栻留盱眙几月，俾将士悉归憩而后还维扬，具奏待罪。上手书抚劳，公复奏曰：「今日之事，明罚为本。而罚之所行，当自臣始」。上手书报曰：「卿屡待罪，欲罚自卿始。卿此言至公，岂不感格？朕委任卿，未尝少变，卿不可以此介意。正赖卿经画，他人岂能副卿」？有旨降授特进，更为江淮宣抚使。宿师之还，士大夫素主和议者乘时抵巇，非议百出。上又赐手书曰：「今日边事尤倚卿为重，卿不可以畏人言而怀犹豫。前日举事之初，朕与卿独任此事。今日亦须朕与卿终任此事，切不可先启欲和之言」。又荐遣内侍劳公，于是公又第都统制、统制官以下，乞以次行罚。时朝廷建遣杨存中以御营使行江上守备，首途有日。公谓命令不一，将士观望，或败国事，身死无益，遂论奏之。上即日诏存中毋行。公留真扬，大饬两淮守备，命魏胜守海州，陈敏守泗州，戚方守濠州，郭振守六合，治高邮、巢县两城为大兵家计，修滁州关山以扼虏冲，聚水军淮阴，马军寿春、庐州。大抵虏人来攻泗州，则粮道回远，城中兵二万馀足以守，乘其弊足以胜。如其出奇自淮西来，则清野坚壁，使无所掠。既不得进，合兵攻之，可大破也。然是时师退未几，人不自保，公命栻往建康挈家属来维扬，众情大安。两淮郡县悉增葺屋宇，人物熙熙，以至乡落亦皆成聚。上复召栻奏事，公附奏曰：「自古大有为之君，必有心腹之臣相与协谋同志，以成治功，不容秋毫之间，然后上下响应影从，事克有济。如伊尹之于汤，太公之于周，其次管夷吾之于齐，诸葛亮之于蜀，书传所载，始终可考。不然，作舍道边，何自而成？而况安危祸福之几，其应不远，可不畏哉！今边隅粗定，军旅粗整，虏以伤败之故，其势未能为竭国之举。而臣以孤踪，跋前疐后，动辄掣肘，陛下将安所用之？愿深惟国计，精选天下岩穴之贤，付以中外大柄，任之专，信之笃，如前数君所为，谋出于一，不使小臣得以阴间，不使异议得以轻摇，先内后外，以图恢复，庶几日积月著，太平可期。载惟陛下当至艰至难之时，遇自古未尝有之彊敌，若非君臣相与为一，朝夕图回，不较利钝，终期有成，诚恐岁月易流，后悔难追，甚可痛惜也。臣老且病，望陛下矜怜，赐以骸骨，使之待罪山林，无令出处狼狈，取笑天下后世」。上览奏，谓栻曰：「虽乞去之章日至，朕决不许。朕待魏公有加，终不为浮议所惑」。公闻之，不敢复有请。时上对近臣未尝名「公」，独曰魏公，每遣使来，必令视公饮食多寡，肥瘠何如，其眷礼如此。八月，有旨复公都督之号。虏都元帅仆散忠义与志宁并贻书三省、密院，索四郡及岁币等。且云：「今兹治兵，决在农隙」，以恐胁我。公奏：「虏力彊则来，力弱则止，初不在夫和与不和之间。使其有隙可乘，有机可投，虽使人接踵于道，卑辞厚礼无所不至，亦莫足以遏其锋也。今伪帅书盖知江南之士欲和者众，离间吾心腹，挠乱吾成谋，坐收全功，以肆其忿毒于后。惟陛下深察之。臣诚过虑，窃恐腐儒之论不知大计，遂为真和。曾不知三数年之后，虏马日蕃，人心益定，我之将士解体怠惰，方是时，何以枝梧？然今日内治未立，人多怀私，只贵谋身，不思为国，军民之弊，漠不加意。不求之此而区区于末，恐无益也」。时朝廷欲谢却归正人，已至者悉加禁切，且不欲公多遣间谍，恐生边衅。公奏曰：「自昔创业中兴之君图回天下，初非有夙任之将、素养之兵、旧抚之民为之用也。考其施设，事非一端。或取之群盗，或得之降虏，或以夷狄攻夷狄，莫不虚怀大度，仰凭天道，俯顺人心，以成大功。后世仁德之不孚，措置之失宜，驯致降人多有背叛。此非徒人事之谬，盖亦天命之不归也。今陛下绍隆祖宗，方务恢复，乃于降者而首疑之，则左右前后与夫今日军旅之众，孰不可疑？而况它日进抚中原，必先招徕，事乃可济。若处之失当，反激其怒，它日人自为敌。计之出此，岂不误哉？陛下将有经营四海之心，推诚待人，如天如日，岂比固陋之士，姑为保身之谋，独无天命之可信哉」？又奏：「虏之于我，有不戴天之雠，挟诈肆欺，不遗馀力。自宣和、靖康以来，专以和议挠乱国家，反覆诡秘，略无一实。今败盟如此，而朝廷尚蹈覆辙，号为信义，恐生兵隙，臣所未喻也。昔宋襄公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而卒败于楚，得无类是乎」！时汤思退为右相，思退本桧死党，尤急于求和，遂遣卢仲贤、李栻持书报虏，并借职事官以往。公又奏：「仲贤小人多妄，不可委信」。上因其辞，戒勿许四郡，而宰执则令仲贤等许之无伤。栻至境，托故不行，独仲贤往。仆散忠义惧之以威，仲贤遂鼠伏拱手，状称归当禀命许四郡，愿持书复来。仲贤见公，谬称虏有数十万之众近边，若不速许四郡，今冬必入寇，我无以当其锋。且公重臣，不宜在江外，当亟渡江。公知仲贤为虏所胁，即谓之曰：「某在此边备已饬，借使虏来，当力破之。况探报日至，虏之屯河南者不过十万，计议得无为虏游说耶」？栻复被旨，令入奏。公命栻奏仲贤辱国无状，但所谋事，未知有无出朝廷之意，臣实不预此议。栻至，上即召见，首问仲贤事。栻具奏其状，且曰：「仲贤不可不明正其罚，朝廷与为表里，不可不察」。上怒，下仲贤大理寺。思退等惶惧，反谓仲贤能说虏削去君臣之礼，止以叔侄相往来为有功，百端救之，至与左相陈康伯等叩头殿上乞去。上不悦，犹镌仲贤官。思退及其党惧，益大唱和议，建遣王之望、龙大渊为通问使副。公在远，争不能得。见诸军惶惑，归正人尤不自安，即出榜诸军，谓虏人妄有邀索，如辄敢渡淮，当约日决战。朝廷闻公出此榜，皆大恐，独上以为然。公又奏曰：「伏闻朝廷遣使甚亟，思虑反复，实不遑宁。伏念臣顷居谪籍几二十年，流离困苦，加以忧患，狼狈万状。所以养爱此身，不敢即死，亦以臣子大义，负不戴天之深雠，终幸一朝得伸素志，瞑目无憾。幸遇陛下龙飞之始，英武奋发，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臣是敢受任而不辞。今将士人情日以振作，而虏寇作于内，师老于外，少稽时月，形势毕见。载惟此虏若势力有馀，内无掣肘，则秋冬之交必引兵长驱，要我以和，何求不成？而乃遣书约期，势实畏怯，其状甚露。纵令敢以偏师深入，自淮西来，为我则利，为彼非福。盖三百里之内，野无刍粟，扼以不战，又何能为而直为此急急也？重念臣衰老多病，所见所为迂阔寡合。自度赋分单薄，无以胜任国事，方欲俟岁晚力求休退。惟臣所爱者，陛下之圣德闻于天下，有有为之时。惟臣所忧者，夷狄之奸计得以肆行，而后悔何及？不然，臣年馀几何？岂不欲姑就安逸以毕此身，而固为异同于今日也」？又奏：「今岁守备甚严，自秋涉冬，初无一事。向若虏不贻我以书，固自若也。不幸因虏以一介持书慢我，而朝廷匆遽遣人，自招纷纷。缘此内外之情各不怀安，于国体所系甚大。今兹使行，事体尤重，岂宜更复草草？惟此虏若必欲侵凌我，虽恳请百拜，有不可遏。如其不能，亦何由而动？况专幸寇雠之不我侵，急急然徒为恳免苟安之计，臣之所未谕也」。上赐手书谕意，将以首相待公。公奏力辞。未几，遂召公赴行在奏事。公初议答虏书事，以为但当轻遣一介往观其情伪而为之所。至是，乃闻朝廷遣之望等。十一月二十五日，行至镇江，上奏曰：「近者窃承朝廷已定遣使之议，臣身在外，初不预闻。窃惟徽宗、钦宗不幸不反，亘古非常之巨变，凡在臣庶，不如无生。而八陵久隔，赤子涂炭，国家于虏，大义若何？况逆亮凭陵，移书侮嫚，邀求大臣，坐索壤地，其事近在前岁。今议者不务力为自彊之计，而因虏帅一贻书，遽遣朝士奔走麾下；再贻书，欲遣侍从近臣趋风听命，复将裒吾民之膏血以奉雠人，用犹子之礼以事雠人，欺陛下以款之之名，而为和之之实。其说固曰吾将款之而修吾兵，政不知使命一遣，岁币一出，国书一正，将士褫气，忠义解体，人心愤怨，何兵政之可修？又不过曰吾将款之而理吾财用，不知今虽遣使而兵不可省，备不可撤，重以岁币之费，虏使之来，复有它须，何财用之可理？此可见欺陛下以款之之名，实欲行其宿志也。彼方惟党与之是立，惟家室之是顾，惟富贵之是贪，岂复以国事为心哉？况两朝銮舆之望已绝，宗室近亲流落虏廷，戕贼殆尽，犹欲与之结和，不知于天理安否？臣实痛之。臣年老多病，所论与朝廷略不相合，岂可蒙耻更造班列，以重败其素节？且陛下庙堂之上，岂容狂妄不合之臣滥厕其间？臣虽至愚，亦诚不忍与今日力主和议之臣并立于朝。伏乞早降指挥，罢臣机政。臣见力疾至前路秀州，听候指挥」。上赐手书曰：「览卿奏，欲在秀州候指挥，甚非朕所望也。卿忠诚为国，天下共知，和议事专俟卿到，面尽曲折。卿宜速来」。继遣内侍甘泽赐公手书曰：「卿赴召入觐，何为中道遽欲引嫌自陈？军国大事，正要卿同心叶济。已差甘泽宣卿，宜体朕意，疾速前来」。公以上意厚甚，不敢固辞，复上奏曰：「臣窃闻道路之言，谓今兹议和非陛下本心，事有不得已者。询之士大夫，多以为然。惟臣昔尝力陈和之不可，为秦桧所挤，濒死者屡。赖太上皇帝保全覆护，获有馀生。今日之议，臣以国事至大，不敢爱身，力为陛下敷陈，不知陛下终能主张之否？又有事之大者，人才混殽，风俗陵夷，纲纪久弛，上下偷安，巨细积弊，内治自彊未见端绪。若力图所以革之，一绳以公，不恤浮议，则怨谤之言投隙伺间，巧为伤中，事必无成。若因循不革，日复一日，何以为国？国政不立，何以禦寇？不知陛下能力断于中，果行于外，君臣一心，无间可乘，以济此艰难之业否？臣是以食不遑味，寝不遑处，拳拳忧心，有如皦日。思所以为陛下计、为社稷计，须臾不敢忽也。不然，臣年老数奇，粗知学道，岂敢叨踰荣宠，窃位于朝，以负陛下社稷哉？臣到阙日，愿赐清间之燕，俾尽区区。度其是否，使之进退有据，不违其道。不胜幸甚」！既至入见，上首谕公以欲专委任之意，公复力陈和议之失。上为止誓书、留使人，而令通书官胡昉、杨由义先往谕虏帅以四郡不可割之意。于是之望、大渊待命境上，而上与公密谋，若虏帅必欲得四郡，当遂追还使人，罢和议事。十二月二十二日，制拜公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都督如故。而思退亦转左仆射。上谕当直学士钱周才以注意在公，故思退虽为左相，而公恩遇独隆。每奏事，上辄留公与语，又时召栻入对，赐公御书《圣主得贤臣颂》。思退等素忌公，至是益甚。公既入辅，首奏当旁招仁贤，共济国事。上令条具，公奏虞允文、陈俊卿、汪应辰、王十朋、张阐可备执政，刘珙、王大宝、杜莘老宜即召还，胡铨可备风宪，张孝祥可付事任，马时行、任尽言、冯方皆可备近臣，朝士中林栗、王秬、莫冲、张宋卿议论据正，可任台谏，皆一时选也。公自太上时，即建议当驻跸建康，以图恢复。上初即位，公入对，又首言之。及总师江淮，每申前说。至是复力言于上曰：「今不幸建康，则宿弊不可革，人心不可回，王业不可成。且秦桧二十年在临安，为燕安酖毒之计，岂可不舍去之而新是图？大抵今日凡事皆当如艺祖创业时，务从省约，而专以治军恤民为务，庶国有瘳。不然，日复一日，未见其可」。上深感悟。通书官胡昉等至宿州，仆散忠义以不许四郡之故，械系迫胁。昉等不屈，忠义计穷，更礼而归之。上闻之，亟召栻语之故，令谕公曰：「和议之不成，天也，事当归一也」。始议以四月进幸建康。公又奏当诏之望等还，上批出曰：「王之望、龙大渊并一行礼物并回」。思退等大骇，更约翌日面奏。及至漏舍，思退等竞执前说。公折以正论，辄屈。是日三月朔旦，上当诣德寿宫。未登辇，召宰执议事。思退及参知政事周葵、同知枢密院洪遵叩头力争，上怒，声色颇厉。及自德寿宫回，复批出曰：「追回之望等劄子宜速进入」。适诣德寿宫，太上皇帝亦深怒：「此虏无礼，卿等不可专主和议，恐取议于天下」。思退等惧，遂以劄子进入，发金字递行。公奏胡昉等能不为虏屈，当加赏。而向者卢仲贤擅以国家境土许寇与雠，宜有重罚。有旨仲贤除名勒停，编管郴州。又奏：「宜榜示诸军，谕以仆散忠义械系使人，加以无礼，使各奋忠义，勉励待敌，趋赴功名，庶几诸军知曲在虏，且知和议不成，激昂增气」。上令都督以此旨降榜两淮、荆、襄、川、陕，数日之间，号令一新，中外军民皆仰上英断。思退计穷，复奏力主和议，且请上以宗社大计奏禀太上皇帝而后从事。上亲批其后，降付三省曰：「虏无礼如此，卿犹欲言和，今日虏势非秦桧时比，卿之议论，秦桧之不若」。故事，宰相日一人启御封。是日适公当启，启毕，即转示思退。思退大骇，藏去。先是，上既决幸建康之议，思退等初不与闻。后奏事上前，语屡屈，因请曰：「和议不成，虏至何以待之」？上曰：「朕已决幸建康」。思退等失色。及又见批语，乃阳为皇恐乞祠状，而阴与其党谋为倾陷之计，反覆诡秘，人不得尽知也。居数日，俄有旨命公按视江淮。公知一日出外，奸人必得肆意，然趣行之旨屡下，而事之成败则又有非人力所能为者，乃行。既出国门，思退遂与右正言尹穑通谋，日夜汲汲益求所以间公者。公未抵镇江，道遇王之望等还，见之望力主和议，因密奏之。而思退等亦相与阴谋，谓不毁守备则公不可去，和不可成，乃令之望等盛毁守备一无以恃者。又阴以官爵讽诸将，令入文字，称虏盛彊，为畏怯语。而穑专主其议，百计毁公。盖公受任江淮，两年有半，念国家多虞，丑虏未靖，忧恐计度，寝不遑安，食不遑味。祁寒盛暑，劳抚将士，接纳降人，讲论军务，未尝少倦，少年精力有不能及。而公忠义奋激，曾不以为劳。诸军感悦，有不待号令而从者。计所招来山东、淮北忠义之士，实建康、镇江两军凡万二千馀人，万弩营所招淮南彊壮及江西群盗又万馀人，陈敏统之，以守泗州。淮南军士知泗为两淮要塞，皆愿以死守，至挈父母妻子往焉。要地如海、泗、高邮、巢、和、六合等皆已成筑，其可因水为险处，皆积水为匮，增置江淮战舰，诸军弓矢器械悉备。两年冬，虏屯重兵十万于河南，为虚声，胁和至再至三，皆有约日决战之语。泗州将士日望虏至成大功，而虏亦知吾备禦甚设，卒不敢动，反为防我计。及是，公又以宰相来抚诸军，将士无不踊跃思奋，军声大振。虏闻公来，亦檄宿州之兵归南京，沿边清野以俟。淮北归正者日来不绝，山东豪杰悉遣人来受节度。公晓之曰：「淮北、山东之人慕恋国恩，厌苦虐政，保据山险，抗拒贼兵，于今累年。首领冒难远来，备述尔等忠勤，为之恻痛。已具奏皇帝，记录汝等姓名，将来大兵进讨，则掎角为援，昼惊夜劫，抄绝粮道。如是贼兵深入，便当连跨城邑，痛剿贼徒。勋绩傥成，节钺分茅，皆所不吝。但当观时量力，无或轻动，反墯贼计。今本朝厉兵秣马，以俟天时，汝等亦宜训习，以待王师之至」。公又以萧琦乃契丹四军大王之孙，沉勇有谋，欲令琦尽统契丹降众，且以檄喻契丹，大意谓本朝与契丹有兄弟之好，不幸奸臣误两国，皆被女真之祸。今契丹不祀，皇帝无日不念此。尔能结约相应，本朝当敦存亡继绝之义。虏人益惧，遂为间书，镂板摹印，散之境上，类后周所以间斛律明月之意。督府参议官冯方立朝有直声，临事不避难，遍行两淮，筑治城垒，最为劳勚。思退等以其效力尤多，尤恶之，使穑论方不当筑城费财，凡再章而方罢。又论公所费国用不赀，公奏：「计督府遣间探、给官吏等，二年半之费，实不及三十万缗。其馀为修城造舟、除器招军等用」。上出公奏，思退、穑议屈，于是始谋更造它事撼公。殿前后军统制张深守泗有劳，军士安之。俄有旨放罢，而以赵密之子廓代之。公至淮东，询问知状，奏留深，而穑指公此事为拒命跋扈。思退等又相与谋，上眷公厚，必未肯遽罢公，但先罢都督，则公自当引去。穑奏论如思退计，而公自闻冯方罢，已上奏乞罢督府。诏从公请，而公亦封章力求还政矣。穑连疏诋公愈力。左司谏陈良翰奏，如公忠勤，人望所属，不当使去国。上谓良翰：「本无此事，且当今人材孰有踰魏公者？卿宜遍喻侍从台谏，使知朕此意」。侍御史周操素同良翰议，至是争论甚力。然是时公留平江虎丘，致仕之章已八上矣。上察公恳诚，欲全其去。四月二十有二日，制除公少师、保信军节度使、判福州，而思退等遂决弃地求和之议。且命宣谕司及统领司磨治督府文书钱物，吹毛求疵，卒不可得，乃已。公力辞恩命，上不许，至五六，除醴泉观使。公虽去国，不敢以嫌故有隐，奏尹穑奸邪，必误国事，又奏劝上务学亲贤。故旧门生或劝公当勿复问时事，后虽有召命，亦无庸起。公慨然语之曰：「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况吾荷两朝厚恩，久尸重任，今虽去国，犹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见，安忍不言？上复欲用某，某当即日就道，敢以老病为辞？如公等言，复何心哉」！闻者耸然。公以连年疲劳，比得退休，已觉衰薾。且畏暑，未能遂还长沙。行次馀干，假宗室赵公頙之居而寓止焉。所居之南有书室，公名之曰「养正」，而为之铭曰：「天下之动，以正而一。正本我有，养之斯吉。道通天地，万化流出。精思力行，无忘朝夕」。日读《易》，更定前说，且曰：「庶几未死，于学有进也」。又取《易》象题坐右曰：「谨言语，节饮食，致命遂志，反身修德」。亲旧来访者，辄与讲论古道，终日不倦。盖其心纯一，无出处动静之间如此。孟秋既望，公荐享祖考，既奠而跌。公起叹曰：「吾大命不远矣」。手书家事付两子，且定祭祀昏丧之礼，俾遵守，曰：「丧礼不必用浮屠氏」。且曰：「吾尝相国家，不能恢复中原，尽雪祖宗之耻，不欲归葬先人墓左。即死，葬我衡山足矣」。及仲秋二十日，犹为饶守王十朋作《不欺室铭》，有曰：「泛观万物，心则惟一。如何须臾，有欺暗室？君子敬义，不忘栗栗」。至二十有二日，始寝疾。二十八日，疾病。日晡时，命子栻等坐于前，问国家得无弃四郡乎，且命作奏乞致仕。日暮，命妇女悉去，夜分而薨。先是，六月末有大星陨于赵氏居养正堂之北，光芒若昼，赵氏一家尽惊。翌日，得公书欲来寓居云。讣闻，上震悼，辍视朝两日。有旨赠公太保。栻等不敢违公志，扶护还潭州。以是岁十一月辛亥葬于衡山县南岳之阴丰林乡龙塘之原。公自幼即有济时之志，未尝观无益之书，未尝为无益之文，孜孜然求士尚友，讲论当世之故。闻四方利病休戚，辄书之册，至一介之贱，亦曲加询访。在京城中，亲见二帝北狩，皇族系虏，生民涂炭，誓不与虏俱存。委质艰难之际，事有危疑，它人方畏避退缩，则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动其心。南渡以来，士大夫往往唱为和说，其贤者则不过为保守江南之计，夷狄制命，率兽逼人，莫知其为大变。公独毅然以虏未灭为己责，必欲正人心、雪雠耻、复守宇、振遗黎，颠沛百罹，志踰金石。晚复际遇，主义益坚，虽天啬其功，使公困于谗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著天心，扶持人纪，使天下之人晓然复知中国之所以异于夷狄，人类之所以异于禽兽者，而得其秉彝之正，则其功烈之盛，亦岂可胜言哉！公论事上前，务尽道理，期于听从，不为苟激。其在官守，事无细大，必以身亲，视国事如家事，视民疾苦如在己身，至诚恳恻，贯彻上下。平生四被谪命，处炎方几二纪，拳拳念君之心远而弥笃。见朝廷一举措之善，则喜溢词色；一事不厌，则忧思终夕不寐。尝曰事君者必此心纯一而后能有感格，盖其忠义自壮至老，或用或舍，未尝有斯须之间也。事太夫人先意承志，婉愉顺适，曲尽其心，奉养恭恪，寒暑不渝。家人妇子见公身率，莫敢不敬。或时远去侍侧，每觉意绪不佳，则曰：「太夫人得无有疾乎」？遣人候问，则其日果太夫人服药也。太夫人方严，或颜色不和，则公拱立左右，踧踖若无所容。俟太夫人意舒，乃敢安。盖自膝下至白首如一日。太夫人既没，见素所服用之物，未尝不泣下，起敬起孝，孝诚笃至，上自宫禁，下至闾阎，无不咨嗟叹息。缙绅军民闻风而兴起慕用，与夫愧悔改行者，不可胜计也。于兄徽猷公友弟笃至，教养其子与己子不少异。置义庄以赡宗族之贫者，以至母族丧葬婚嫁，亦皆取给焉。岁时祭祀，必预戒小大，使各严恪。涤牲治具，必亲涖焉。及祭，肃乎如祖考临之。时节尝新，必先荐于庙而后敢食。器皿择精洁者备荐享，不以它用。素能饮酒，至斗馀。及贬连山，太夫人曰：「南方地热，宜省酒」。即不敢饮。及再见太夫人，命之饮乃饮，遂终身不踰三酌。于器用取具，不问美恶，平生无玩好，视天下之物泊然，无足以动其心者。燕处饮食，皆有常度，虽在闺门，无戏语，无所容。未尝偏倚而坐，未尝疾呼遽行，言必有教，动必有法。盛德日新，至老无息。及在馀干，未寝疾间，温恭朝夕，无丝毫倦怠意。绝笔二铭，于今读之犹能使人悚然起敬。则公之心虽未易以言语形容，然于此亦可以少见其几矣。盖其天资粹美，涵养深厚，以至于德成而行尊，非强勉所能及也。公之学一本天理，尤深于《易》、《春秋》、《论》、《孟》。尝论《易》数曰：「易有太极，是生两仪。太极一也，两仪三之也。分为二，而七、八、九、六之数五十有五，此天地之中数也。何以知其然？盖一、三、五、七、九合为天数，而天数不过五；二、四、六、八、十合为地数，而地数不过五。天地奇耦，合之为十，总之为五十有五。自然之数，皆不离乎中，中故变，变故其道不穷。圣人神而明之，用数之中，故消息盈虚之妙、阖辟变化之几皆在于我而动静莫违焉，中其至矣」。又尝论刚柔之义示子侄曰：「君道主刚，而其动也用柔，故乾动则为坤矣。臣道主柔，而其动也用刚，故坤动则为乾矣。故夫必欲远声色，必欲去小人，必欲配帝王，必欲定社稷，必欲安民人，必欲服四夷，乾之刚也，君则之于内而主断也。至于礼臣下、下贤才、抚四邻、爱百姓、恤孤寡，虚心取善，舍己从人，其动莫非柔矣。不敢唱始，不敢先事，谨礼法，循分守，安进退，守职业，坤之柔也，臣得之于内而有承者也。至于犯颜敢争，捐躯尽节，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千里之命，可杀不可辱，可困而不可使为不义，守忠义之大训，弭患难于当年，断大计、定大疑，正色立朝，华夷詟服，其动莫非刚矣。故夫善观《易》者，必观夫刚柔之中而究其所以用，则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或得或失，或悔或吝，或吉或凶可以类推矣。不知刚柔之用，不可言《易》也」。胡铨求公序其所著《春秋传》者，公告之曰：「《春秋》所书，莫非人事章章者。作之于心，见之于事，应之于天，毫釐不差。夫子叙四时，称天王，以谓顺天则治，生物之功于是兴；逆天则乱，生物之功于是息，为千万世训至明也。故一言以断《春秋》之义曰天理而已矣。呜呼！使王知有天，则诸侯知有王，大夫知有诸侯，陪臣知有大夫，驯致之理，得之自然，祸难孰为而作哉？盖王者知有天而畏之，言行必信，政教必立，喜怒必公，用舍必当，黜陟必明，赏罚必行。彼列国诸侯虽曰彊大，敢违天不恭，以重拂天下之心而自取诛灭耶？周道既衰，王之不王，不能正身行礼，奉承天心，以大明赏罚于天下。《春秋》为是作，以我褒贬，代天赏罚，庶几善者劝、恶者惧，乱臣贼子易虑变志，不复接踵于后，天地之大德，始获均被万物。圣人先天心法之要，蔑有著于此书者矣」。公于本朝大臣最重李文靖公，谓近三代气象。又以寇忠悯、富文忠、范文正之事为可法，尝曰：「莱公自澶渊还，耻于城下之盟，益劝上修德立政。既不获用，乃有东封西祀之说。郑公使虏还，以和议为耻，以自治为急务，而不受枢庭之赏。文正自西鄙入参大政，劝仁祖开天章阁，俾大臣条时务，大修政事。文正所具二十条，无非要切，然亦不克施。使三公获尽其猷为，则王业必不至二百年而中微也。异时归老山林，当作三贤堂于弊庐之侧，庶几朝夕想像，如见其人」。岂三公所为适有契于公心也与！每训诸子及门人曰：「学以礼为本，礼以敬为先」。又曰：「学者当清明其心，默存圣贤气象，久久自有见处」。见人有一善，为之喜见辞色。子侄辈言动小不中理，则对之愀然不乐，人自感动。公初娶杨国夫人乐氏，旬日被命召，即造朝。及为侍从，或以公盛年，劝买妾。公曰：「国事如此，太夫人在远，吾何心及此」？遂终身不置妾。再娶蜀国夫人宇文氏，贤明淑顺，与公同志。事太夫人尽礼，鸡初鸣，已冠帔立寝前，俟太夫人寐觉。夜则俟太夫人寝，至息匀寐安乃去。食饮汤药，一一亲之。太夫人常曰：「吾儿孝，天赐贤妇，以成其心」。内外宗族敬仰无间言，起居饮食亦皆如公有常度不渝，相对如宾。公方贵，未尝言及宇文氏私门，每训诸子曰：「吾朝夕兢兢履地如履冰，惟恐一言之失，一事之差」。盖其德诚足以配公焉。先公五年薨，葬衡山，与公同兆异穴。生子男二人，长栻，右承务郎、直秘阁；次枃，右承奉郎。公奏议务坦明，不为虚辞，率口诵，令子侄书之，皆根于心，不易一字。有《绍兴奏议》、《隆兴奏议》各十卷，《论语解》四卷，《易解》并《杂记》共十卷，《春秋解》六卷，《中庸解》一卷，《诗书礼解》三卷，文集十卷。惟公忠贯日月，孝通神明，盛德邻于生禀，奥学妙于心通。勋存王室，泽在生民，威震四夷，名垂永世。平生言行，非编录可纪。谨掇其大略，以备献于君父，下之史官，传之无穷，且将以求当世立言之君子述焉。谨状。乾道三年十月日，左迪功郎、特差监潭州南岳庙朱熹状。

本贯孟州济源县。

曾祖君俞，故任通直郎，知京兆府奉天县事，赠正奉大夫。曾祖妣张氏，赠硕人。

祖裕之，故任朝议大夫，主管南京鸿庆宫，济源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祖妣钱氏，封恭人。

父察，故任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赠徽猷阁待制，累赠少师，谥忠肃。妣赵氏，封清源郡太夫人，赠秦国夫人。

公讳自得，字安道，其先郓州人。自曾伯祖献简公以清直仁勇事仁宗、英宗、神宗，历三朝，皆以谏诤有声。在哲宗时，遂闻国政。盖始筑草堂于济源之上而家焉。至忠肃公，遭靖康之难，实以忠义死国事，其事皆具国史。公幼颖悟，读书不数过辄成诵。有至性，生十年而忠肃公薨，哀号思慕若成人。事太夫人爱敬饬备，一举动唯恐失其意。遭乱离，转侧兵间，遇父友故参知政事陈公与义于岭右，陈公奇爱之，坐之膝，抚其顶曰：「长必以文名天下」。因自诵其诗之杰句以诏之。公时虽幼，已悉领解。年十四，赋《玉界尺诗》，语意警拔。故参知政事李公邴大惊异之，因许归以女。既乃定居于泉州，家贫甚，夜燃薪自照，与兄弟读书或至达旦。遂博通六经诸史百家之言，下笔为文辄数千言。初，朝廷以忠肃公死事录其孤，公得补承务郎，三监潭州南岳庙，乃为福建路提点刑狱司干办公事。使者李公公懋性刚介，好面折僚吏，独屈意待公。欲试以事，因悉以讼牒委焉。间相见，则摘其事以问。公具条委折，及其姓名爵里，一无所遗。李公喜甚，自是一司之事无不取决于公。书奏出公手辄报可，他人为之则多寝不下。李公行部至漳州，会州兵擒漳浦贼华齐及其党与以献，而安抚司以便宜指挥檄宪司悉斩之。李公将从之，公争不可，且曰：「便宜指挥安抚司受之朝廷，本司无所预。今乃承之于安抚司，可乎」？李公悟，命悉械系诸县分鞠之。狱成，以法诛其首数人，馀悉以畀军中，盖全活几百人。已而丐闲，得主管台州崇道观。秩满，通判漳州事。太守刘公才邵始以公年少，未甚相知。及见其处事精明，驭吏严整，而文词敏妙又非流辈所及，乃大叹服，郡事非公不决。间则相与徜徉，以文字相娱乐。每语人曰：「自傅君至，吾始知有为郡之乐」。时山獠跳踉未已，而太守与统兵官陈敏不相能，饷或不继，军几变。公调护其间甚力，且为移书转运判官，得钱二万缗以赡其军。敏及军士皆感泣思奋，群盗竟平。及公代去，敏语其下曰：「傅公成就吾军如此，而未尝以一事干吾军政，可谓真清矣」。故闻公丧偶，欲遣其爱妾挟重赀来奉公，公亦竟不受也。漳浦尉士有申和者，以事为郡所逮。县忽告有盗入竟，请兵为援。公笑曰：「是必非实，特为申和地耳」。已而果然。陈敏亦为和请，公弗从，竟捕寘于法，而后以畀军中。后十馀岁，公自融徙潮，行荒山大雨中，忽有以卮酒献者。问其姓名，则申和也。公愕然，诘其所以来之意，则曰：「和日者罪当诛，公用法固无所私，然和独抵罪而家获全，是以感恩而来耳」。公为笑而饮之。临漳公帑岁时例外致馈守贰甚厚，公独不以一钱入门，悉储于外，以给宾客之费。比去，计所不取盖馀千缗。通判泉州事。公居泉久，及贰郡事，洗手奉公，无毫发私。且熟知民俗利病，部使者多委以事。转运司尝欲榷郡酒酤，公格弗下。吏白恐获罪，公曰：「泉人中产之家仰是以给者十室而五，是决不可行。若辈徒欲行文书，因取赂于酒家耳」。乃私以书条利害于使者，事竟寝。有贾胡建层楼于郡庠之前，士子以为病，言之郡。贾赀钜万，上下俱受赂，莫肯谁何。乃群诉于部使者，请以属公。使者为下其书，公曰：「是化外人，法不当城居」。立戒兵官即日撤之，而后以当撤报。使者亦不说，然以公理直，不敢问也。受代造朝，民争遮道以送。有金户齐氏，探其怀出金十两以献公曰：「某为金户，郡官买金无艺，且多不偿直。独公未尝市分星，为赐厚矣。此乃丹药所化，为杯器食饮当益人，故敢以寿公，而非敢以为献也」。公笑郤之。差知兴化军事。兴化素号难治，前守听讼或继以烛，事犹有不决者。公剖决如流，廷无滞讼，发奸擿伏，猾吏束手，日未午，棠阴无一迹矣。于是乃以暇日延礼邦人士大夫之贤者，相与从容赋诗饮酒为乐，而郡以大治。初，秦丞相桧以公忠臣子，年少能自力学问，有文词，通吏事，遇之甚厚。然亦疑其刚果负气，终不为己用，故虽使之连佐两郡，然皆铨格所当得。召试博学宏辞科，又已奏名而故黜之。及泉代归，乃间语公曰：「故事，三丞得通用荫补人，而丞宗正者例以玉牒奏篇得为郎。况公之文今从臣中名能文者所不及，顾公太刚耳。盍亦思少自贬乎」？公默喻其意，然以太夫人春秋高，且乐居闽中，不肯远适，乃力请便郡归养。秦丞相以是始怒，而其党又或阴中公，以为有顾望持两端意。以故是时公资序已应典州，而仅得莆阳军垒以归。然公亦既朝辞而行有日矣，会通判衢州汪召锡者告前知泉州赵令衿诽谤，且有及丞相语，台谏徐哲等交章论奏，事下廷尉，秦丞相因以上旨命公体究令衿在泉时纳贿事。公以尝同官辞，丞相不可。是时丞相权震天下，一忤其意，家立碎。公念前已有小隙，今又力辞，必重得祸，贻太夫人忧，意不能不少回惑，乃不得已奉命以行。至泉按事，十得一二，即不复穷竟。然犹虑不免为异时之累，则见故枢密黄公祖舜而问焉。黄公曰：「事端幸不自我，加之以恕可也」。公然其计，既上其事，又为请得毋更置狱。会廷尉狱成，令衿已坐谴，奏上，不过追纳所受金而已。方事作时，户部曹泳、刑部韩仲通实主之，两曹符檄日四五至，督趣甚峻。已而秦丞相死，泳被逐，仲通恐祸及己，乃以体究事劾公。朝廷亦知非公首事，姑下公置对。而仲通章再上，遂罢公郡事。公在郡不半岁，罢去之日，父老邀遮涕泣，其贤士大夫有追路越境，持公恸哭而别者。后两年，谏官挟旧怨，复以前事为言，遂夺公官，徙融州为民。公念前日本以爱亲故，不敢力辞体究事，今乃反为亲忧，痛自咎责，闻命即却酒肉、屏媵御，独与一浮图人偕行。至融，杜门读书，益大覃思于文章，融人皆敬爱之。而中州人士官其土者亦皆乐从公游，以文字求指教。盖居融四年如一日，泊然无复有一豪轩冕意。特一念亲闱在远，不获日夕左右，则涕泣竟日。会黄公给事东省，知公前事首末，力言于故丞相鲁国陈文恭公，鲁公亦素知公，遂以上闻，得内徙潮州。未几，听自便。主上登极，复故官右通直郎。时鲁公犹当国，欲寖用公，乃先除主管崇道观，以言者罢。乾道初元，始复得申前命。未几，故枢密林公安宅又力荐于上，且具白公前被枉状，除知漳州，又为言者所持，事竟中寝。未数月，今少傅福国陈公入为吏部尚书，雅知公之为人，则与侍从官数人露章荐公事亲孝、居官廉，博学能文，兴化之政庭无留讼，而所坐初非其罪，遂再除知兴化军。而陈公章中语，人以为无一字不实也。陛辞，论尉利捕盗之赏，妄执平民，有至论死而不能自明者。语未竟，上遽曰：「今之儒者例以不杀为仁，然杀人者死」。公徐对曰：「皋陶称大舜之德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杀人者固应死，而不辜者岂可杀」？上意亦悟，即连称曰：「不辜则不可，不辜则不可」。公退以语宰相，时朝廷方议重强盗之法，以公言而止。公前治兴化有惠爱，去之十有四年而再至，且复奉安舆以来，阖郡之民垂髫戴白，争迎车下，欢呼之声满道。公治郡如前，时郡有猾民，素以挟持郡县为事者数辈，前公未至，尽挈其家以遁。公条教素信于民，不动声色而郡复大治。民李氏尝寓白金于其族兄，已而诬以盗，狱更数政不决。公明其诬，且判曰：「银当羽化，既惭长者之风；金或误持，又愧同舍之谊」。闻者感叹悚服，且传诵其语，以为无愧于唐人甲乙之判，李氏感泣。会太夫人有疾，供佛燃灯以祷。既而太夫人竟不起，郡县赙金馀千缗。公辞曰：「家虽贫，幸足以葬，岂可以此污吾亲」？皆却弗受。而父老奔走阙下，以公治状白于朝者数十百人，中书为书于籍。公性至孝，以奉太夫人故，仕宦未尝出闽中。太夫人小有疾，则忧形于色。在漳时，官舍有池亭，日奉太夫人饮焉。忽有珍禽彩羽数十容与水上，太夫人甚爱之。一旦忽飞去，太夫人不乐，为不饮者数日。公惧，与其室共祷于神，明日乃复奉太夫人饮池上，则禽亦皆复来集矣。比公去乃已，竟不知其所自来，亦莫有能名之者，时以为孝诚所感云。至是服丧，毁瘠甚。免丧，言及辄涕下。初造朝，知识见之无不惊愕。再除知漳州，奏事称旨，留为吏部郎中。天官素号剧繁，侍右尤甚。吏舞文为奸，为郎者例不可否事。公既入，即召令史而下语之曰：「吾久谙州郡利病，于省曹事体初不熟。今幸蒙恩得备郎选，亦将以治州郡者治之耳」。吏慑伏不敢欺。然公素以吏事自喜，而铨曹守格法，无所施为，遂请于朝，愿竭力外官。上喜其意，除直秘阁、福建路转运副使。陛辞，玉音褒谕，且云：「素知卿有风力，闽中多赃吏，故命卿往，行召用卿矣」。公即奏：「治道去泰甚，闽中去朝廷远，吏不知奉法，然取其甚者一二人治之，亦足以厉其馀」。上首肯之。时闽部上四郡行钞盐法，岁入悉输大农，漕计为空，而州县窘匮尤甚，吏兵之给弗供，廪廪然有朝夕忧。公奉命疾驰至部，夙夜询究利病所在，而参伍其说，大抵皆以为官不鬻盐则无以为岁计，然纵州县一切科之于民，则民必大病。独一二近盐之乡，若非籍户定数，使民必鬻于官，则私贩公行，官鬻不售，豪强得以倚法幸免，而贫弱顾独受弊。于是乃使县各以地远近、利病所宜为法而奏行之，且宽其宿负，贷以本钱，蠲增盐钱数十万缗，州县之力以宽。而公又为之撙节用度，一毫不妄取予，漕计亦遂饶足。泉州两税外，复科宗子米，岁岁增广，民不堪命。郡太守若周公葵、王公十朋皆尝请罢之，弗果行。公力以为言，得旨户部给度牒转运司，移他郡钱俾之和籴而禁其科扰。泉民感公恩，生祠之。盖公为治大率以爱民为主而保全下吏，非有民讼不获已，亦未尝轻有所按治。其罢软不胜任者多奏处以祠禄，略如公前奏语。然其候视极精明。风采可畏爱，吏亦不敢犯也。建宁阙守，公以郡屡易将，帑廪空乏，且岁颇不登，亟闻于上，乞选能臣以治之。上素知公，即除知府事。建宁当孔道，部使者多寄治，民健讼，为郡者日不暇给。公谈笑以治之，事或累岁不决，壹经公手，无不立辨，且后无能易者。今户部尚书王公佐为转运判官，尝语人曰：「吾与傅公厚，乃因政事间相知耳」。岁小不登，公发廪赈济。有啸聚欲为寇者，僚属请出兵以捕。公特以文檄俾乡官谕之，皆帖伏，不戮一人而定。属县有杀人者，方捕治，而他县获逃卒，卒于狱中自首尝杀某人。县以言府，公疑有奸，命鞠其实，果吏教杀人者重赂逃卒使伪首，则杀人者可不死而卒罪亦止于流。因并论吏如法。移知宁国府事。宁国民淳，事素简，公亦以清静治，或累日庭无公事。酒官有为专知所悖自言者，公召诘之。吏具言监官赃罪，公曰：「是则然，然上下之分不可乱也」。命杖之。吏不伏，公立命械治。获其流罪，将论决，袒其背则有涅文，为「皇帝万岁」四大字。公笑曰：「是固有法」。命呼执箴者杂刺涅，使不成文，乃论如法。明日，阖郡士大夫悉来贺曰：「此素横于乡者，前太守屡欲治而不能，不谓公谈笑间去此一害」。公曰：「法当然，吾非有心者也」。春雨水溢，将决圩田，公力捍之而止。上尝以手札访问，公具以实奏。秋大旱，时公将去郡，犹请于朝，蠲租十馀万斛。既去累年，后守偶阅公帑之籍，见某年斋閤迎新供帐独无一不存者，怪而问之，则公所留也。因大叹服，每以语人。盖公平生涖官所至，率常如此，此特因事而显耳。复为福建路转运副使。公所临郡县，小有水旱必以闻。至是，泉州大旱，而守利督租讳之。公奏请募海舟广籴以助民食，由是米不翔贵。临安阙帅，上命执政选有风力不阿权贵者为之。执政拟二人以进，上独指公以为可，亟命召之。先是，公尝以事过三山，副总管曾觌先来谒公曰：「闻公之名久矣」。因自诵其诗数十篇，且请公诵近作。公辞以忧患废忘，时其亡而往报之。及为郎，复尝遇于客次。觌诧数从官曰：「某人某人尝辱来访，公独见鄙，何也」？公逊谢而已，竟不往。及将使闽部，閤门官子弟有使本道而召还者，以职事来谒，公往报之。延公便室，则觌及从官数人皆在。时方置酒，公饮一卮，辞腹疾而退。于是翰林承旨亦以入直辞，诸人皆有赧色，觌大不乐。公退谓诸子曰：「仕宦当自结明天子，其次当由宰相，安能俯首此曹以求进邪」？以故权贵多嫉公，而召命竟不行，改除两浙西路提点刑狱公事。时公年已六十馀矣。性本刚介疾恶，不能容人之过，以故历官任事多与物忤。至是，自度不能俯仰俗间，上章丐闲。不允，得移浙东。两浙今号封畿，多有力者，部使者例不案事。公入竟，受诉牒日数千纸，一一亲为剖决。所至决遣囚徒，台无留事。至于紏剔愆违，绳治奸墨，或望风解印绶去。常山令为民所讼，公素不轻案吏，先面戒之。而执法殿中者亲党多在其邑，令事之素谨，亟驰书求援。其人即论公前使闽时推行盐筴非是，今又欲逐令而使其亲党代之，以此公至治所未十日而赐罢。过建宁，父老捧薰炉以迎者夹道数里，而浙东人亦至今称思之。然公益自知果不为世俗所容，乃复求为祠官，得主管武夷山冲佑观。秩满，复除知宁国府事。朝命督行甚峻，公不获已，单车引道。行未数程，复以言者追论前体究事，且尝面折泉守为罪，则又以冲佑祠官罢归。公性高简，不妄与人交，居泉五十年，杜门自守，读书奉亲外无他为。中间乘贰车、持使者节亦且十馀年，讫未尝以一事扰州县。太守之贤者，如宋公之才、王公十朋、周公葵皆高仰之，待以异礼，而公月不过一诣郡，每留语，谈说道谊而已。至是居间，益无事，唯读书不辍。客至，觞酒论文，道说古今，唱酬诗什，以相娱乐。苍颜白发，意气伟然，未尝以留落不偶几微见言面也。前居丧，哀毁得脾疾，至是益侵，然犹日诵书数卷。既病，则屏却药饵，独饮水以待终。一日，忽召所善前昭武守黄君维之、新新安守石君起宗，置酒卧内与诀。既而剧谈诙笑，歌呼如常时。翌日遂不起，时淳熙十年秋八月也，年六十有八，积官朝奉大夫。其配李氏有贤德，先公三十馀年卒，今赠安人。子男五人，伯寿，朝请郎、权知道州军州事。伯成，宣教郎、新知福州闽清县事。伯详，将仕郎，卒。伯瑞，迪功郎、新漳州龙溪县尉。伯拱，业进士，当以公致仕恩补官。女四人，长适承奉郎、知潮阳县丞李谠，次适进士李申之，继室以其季，俱早卒。次适进士黄知白。孙男五人，充，业进士，育、良尚幼，馀未名。孙女六人，长及嫁，馀尚幼。公于书无不读，少治《春秋》，有声场屋间。中年读《诗》，至《鸳鸯》之二章，因悟比兴之体，閒为子弟论说，多得诗人本意。故太常丞吴公棫来官泉州，公闻其博通古学，著书甚富，日从之游，相与博约，往复不倦。吴公悦之，请公序其《论语十说》，今行于世。谪居读《易》，数日一周。手书《程氏传》一通，玩绎久之，纸为之弊。其于子史百氏之书尝过目者，盖皆略成诵也。识虑高远，机警绝人。少时闻朝廷夺刘光世军，更遣儒臣代将，叹曰：「是必且败事矣」。亟移书所知刑部侍郎曾公开，请如唐罢马燧、郭子仪等故事，择其偏裨，授以兵柄。曾公然之，将以白宰相，未及而郦琼等叛书已闻矣。参知政事李安简公亦忠肃公执友也，罢政居会稽，公往见之。李公初以通家子弟待公，问曰：「子以老夫今日之罢为何如」？公曰：「得失相半」。公问其故，公曰：「公初附和议而终以弗合去，岂非得失相半乎」？李公起握公手曰：「公晦为不亡矣」。虏寇淮甸，公以书抵枢密黄公，论备禦方略。因策虏有十败，且言其变必自中起。书至不数日，虏酋完颜亮果为帐下所杀。黄公以示诸公，且报公曰：「何其策之明也」！曾觌自福州召还，公移书丞相陈福公，为言觌入必留，留必为善人正论之害，其后亦皆验。公少从外舅李公学为文，得其指授之微意。既长，益从当世先达游，又日求其所未至，刮磨灌溉，以迄有成，则其气骨雄健而关键谨严，波澜浩溔而语意精切，有非当世文士所及者。李公每读而叹曰：「吾文有传矣」。故丞相魏国张忠献公及尚书左丞叶公梦得、翰林汪公藻、中书舍人张公嵲、尚书郎新安朱公得其文，皆爱重之。汪公尤叹赏，每谓公曰：「今世缀文之士虽多，而往往昧于体制。独吾子为得之，不懈则古人可及也」。然再试礼部辄不利，三应博学宏词科，一既入等而黜于中书，遂不复应科举。而诲诸子甚力，伯寿、伯成皆及太夫人无恙时登进士第。伯寿复中词科，遂登台阁。而公晚岁始自次辑其文，定为三十有二卷，藏于家。今伯寿等将以明年七月丁酉葬公于泉州南安县唐兴乡田丰里之云台山，以熹尝以先人之旧辱公知顾甚厚，见使状公行事，以请志铭、图永久。熹窃惟公孝友之行、洁廉之操、精敏之识、雅健之文皆足以高一世，而其吏事方略亦复过人远甚，盖不厉威猛而人自畏服，不为一时小惠以干虚誉，而其去思遗爱愈久愈深。独以蚤年未能深自晦匿，不幸见知权臣，辟咎得凶，遂以中废。然当时识者固有以知其非公所欲，其后诵言于朝，白公无罪者又多一时正人庄士，且明天子亦既起公而任使之矣。而自比年来，殊无他端，乃复重以前事横遭口语，乍起乍仆，以没其身。既不得尽志竭才以布宣仁圣之德泽于远迩，而其寿命又不得究于高年，是则岂不有命也夫！故既历叙其世家行事之详，而复具论其本末大致如此。伏惟当世立言之君子幸赐采择，以垂永世。谨状。淳熙十年十二月日，具位朱熹状。

太孺人陈氏，建阳县三桂里人。父安世强学博闻，尝立义斋县南，从而学者甚众。娶何氏，生太孺人。年十有七，归同里周君。周君为人宽和乐易，不以家人生产为事。太孺人佐以勤敏，持家俭而有法。训督诸子甚严，至待姻党、遇邻曲，则又咸有恩意。少时丧其亲，哀慕不懈。及嫁，亦不逮舅姑，而岁时烝享，执事必亲。讫事，常呜咽流涕。晚好浮屠法，得其大指，遂不复问家事。恶衣菲食，逾二十年。而忧人之忧，赈其厄穷病苦，虽极力不倦。中子举进士，登王官，再逢庆恩，周君得以承奉郎致仕，太孺人后以宗祀霈泽，亦锡今号。乡人荣之，而太孺人所以自处者不少异于平日也。绍熙元年三月某日，以疾卒于家。卒时精爽不乱，享年六十有八。周君名谊，字少贾，前五年卒，加赠至通直郎。三男子，明佐、明仲、明作。明仲尝以承议郎差知邵武军光泽县事，读书处事精敏绝人，所至未可量也。女五人，其婿陈錞、萧思济、程必显、陈浏，而季未行。孙男二人，巽亨、震亨。女三人，尚幼。明年某月某日，诸子葬太孺人县西新岭天湖之阳，东望周君广平山之墓才数百步。明仲以铭来请，予雅知之，不得辞也。铭曰：

母之贤，足以成其子；子之贤，足以显其亲。西岭之阡，百世而新。我其铭之，以相后人！

学者要须先明王伯之辨，而后可论治体。王伯之辨，莫明于孟子。大抵王者之政，皆无所为而为之，伯者则莫非有为而然也。无所为者天理，义之公也；有所为者人欲，利之私也。考《左氏》所载齐桓、晋文之事，其间岂无可喜者？要莫非有所为而然，考其迹而其心术之所存固不可掩也。宣帝谓汉家杂伯，固其所趋若此。然在汉家论之，则盖亦不易之论也。自高祖取天下，固以天下为己利，而非若汤武吊民伐罪之心。故其即位之后，反者数起而莫之禁，利之所在，固其所趋也。至其立国规模，大抵皆因秦旧，而无复三代封建、井田公共天下之心矣。其合于王道者，如约法三章，为义帝发丧，要亦未免有假之之意，其诚不孚也，则其杂伯固有自来。夫王道如精金美玉，岂容杂也？杂之则是亦伯而已矣。惟文帝天资为近之。然其薰习操术亦杂于黄老刑名。考其施设，动皆有术，但其资美而术高耳，深考自可见。至于宣帝，则又伯之下者，桓、文之罪人也。西京之亡，自宣帝始。盖文、景养民之意，至是而尽消靡矣。且宣帝岂真知所谓德教者哉？而以为不可用也。如元帝之好儒生，盖窃其近似之名，委靡柔懦，败坏天下者，其何德教之云！夫惟王者之政，其心本乎天理，建立人纪，施于万事，仁立义行，而无偏弊不举之处，此古人之所以制治保邦，而垂裕乎无疆者。后世未尝真知王道，顾曰儒生之说迂阔而难行，盖亦未之思矣。

淳熙辛丑冬，余挈孥累之官宜黄。距县治东有大溪横截于其前。跨溪有桥，圮朽摧折，半为惊湍漩濑飘溺而不存，因叹曰：「吏以爱民为职，向居官者乃不能出捐帑藏，因时兴续，以济往来，而使病于徒涉，何也」？既尸邑事，此心虽未始忘，然智术乏催科之长，版帐有愆期之责。日对簿书，蹙额危坐，左支右吾，穷于料理，则又叹曰：「今日人病涉，抑予之罪焉尔」。又念此桥不办于官，则或赋于民可乎？以吾邑丛居环处，不啻万户。富家巨室，连甍比屋，裒众而为之亦甚易。一日，涂君祥仲叩门，具以告之，祥仲曰：「桥之不成正坐是。甲可乙否，彼是此非。务蓄积者啬于输财，名壮勇者畏于出力。愒日玩岁，戛戛乎其难哉」！因谓余曰：「公无忧，以吾岁入之租，蠲伏腊之用，弃而为之，亦何俟于众」。于是策杖临溪，相视既毕，规模乃定。采木于林，凿石于山。障其流之奔冲，窒其堤之崩缺。众役并举，井然有条。又选门下材干之优者，董其工程，课日取办。一金一粟，悉取于家，而无靳色。尽彻旧制，斩然一新。始于八月之初，成于十月之末。计其成，不计其费之多也。其修百馀丈，凡四十八架。距桥东西各立亭以憩行者。又建华阁于桥之中，塑僧伽圣像以镇水怪之出没。故昔之病涉者，今则往来怡怡，如履周道，不择昼夜。期会无阻绝之忧，行商免淹滞之叹。负乘扶携，各适其欲。为惠之博，岂止一邑而已哉！桥落成，属余以名之。余曰：以数十年已坏之梁，人惧其难成，而君办之于一日。以阖邑万户之众不肯受其责，而君独任于一己，则君之义风可嘉矣。余谓义之重轻，系风俗之厚薄。以义为重，则同舟无胡越之殊，四海有兄弟之亲，况处乡党乎。以义为轻，则形骸隔而尔汝分，藩墙异而比邻别，于乡党又奚恤？祥仲以济人利物为心，能为人之所不能为，然诺不欺，有古烈士之风。回视义风，沦亡久而不振，一旦慨然特立扶持而兴起之，岂不快哉！经曰：「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请以「立义」名其桥，要以劝示来者。淳熙十年闰十一月之吉，左承议郎、知抚州宜黄县、主管劝农营田周梦若记。

唐有天下三百年，传世十八，其可称者三君，明皇、宪宗皆不克其终，独太宗之业为盛。盖其一身，尽创业守成之懿，自古功德兼隆，由汉以来未之有也。然吾观太宗之为人，天资有馀而学道不足，有聪明英果之才而乏忠孝和平之德，有经营缔造之谋而无至诚持守之意；能辨佞人而邪正不免于并用，乐闻忠言而疑似有时乎见猜；强辨或以饰非，忌心或以好杀；狃于用兵之道而不知止，溺于爱子之私而不能决。观其意向，骎骎乎秦皇、汉武之域，然致治之美，庶几成、康，静考厥由，盖房、魏辅相之力居多也。保天下之业，莫大乎立法度；致天下之治，莫先于行仁义。法度立则后世得所守矣，仁义行则斯民乐其政矣。玄龄之为相，继大乱之后，纪纲废弛，台阁制度、宪物容典，皆其讨裁，乃能兴仆植僵，使号令典型，灿然罔不备。口分以授田，则井牧之意也；租调以敛财，则什一之馀也。定律令以蠲烦苛之刑，立义仓以为凶荒之备，常员以待贤才而官守以治，府卫以宿师徒而耕职不分，经常简易之法，皆彷佛乎三代。太宗之立法度也，玄龄之力与为多也。魏徵之论治也，深拒刑名之说，力陈帝王之道，使太宗纳之不疑，又且展尽底蕴，知无不言，孜孜献纳，以辅成太宗之德。难于受谏则诤之，渐不克终则诤之，反覆乎君子小人之际，深辨乎德礼刑赏之间，赋诗则约之以礼，侍宴则申之以诚，深切恳到，意皆责望以尧舜之事。太宗之行仁义，魏徵之力与为多也。未数年间，天下大治，外户不闭，行粮不赍，斗米三钱，几致刑措，号称太平之盛。至其后世，虽有辟王，犹藉太宗之法度以维持，太宗之德泽，以固结其民，足以中偾而复兴，多难而不丧。故太宗自谓：「此徵劝我行仁义之效」。而后之称贤相者，必以房、魏为首，二子之有功于唐，可谓大矣。不特此也，太宗恃富强之资，勤兵远讨，侈然有必取高丽之志。师还辽水，乃怅然曰：「魏徵若在，吾有此行耶」？然好大之心，含怒未已，群臣莫敢谏，玄龄独上疏论之，恻然有仁人君子哀怜无辜之心。由此言之，房、魏之辅佐，信非他人之所敢望也。虽然，姚元崇之应变、杜黄裳之忠谋，皆有玄龄之才，宋璟之持正、李绛之谏诤，皆有魏徵之直，明皇用之以致开元之治，宪宗用之以成元和之功，似有类乎太宗矣，特其守之不坚，信用匪人，举前功而弃之，吁！可恨也。譬之于衣，裁制缝衽，各尽其功，臣之力也；衣成进之，而君弗服，谁能强之？譬之于食，割烹调芼，各致其善，臣之力也；食成进之，而君弗食，谁能强之？太宗之用房、魏，谋斯从，言斯听，萧瑀毁之而益信，师舍间之而弗惑，悟左右之诬，斥封伦之论，二十年间终始若一，可谓千载明良之遇矣。然则贞观之治，岂独其臣之功哉，亦其君之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