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我国家诞膺景命，爰创洪图，立万世不拔之基，成四海混同之化。主上大明继照，圣德日跻，乙夜观书，旰食听政。训兵练将以养锐，务啬劝农以丰本。孜孜不倦，岂无意乎？岂不以蓟北戎人，尚侵禹画；河东馀孽，犹保枭巢？然则二寇欢盟，数世降结。畏中原之强盛，曲陈欸附之诚；忧同恶之危亡，潜怀救解之计。若击之，则有阻夷狄来王之意；若置之，则恐违生灵徯望之心。取舍之间，后先安在？秀才博达今古，洞照机宜，来觇国光，岂无良策？试为条对，将副虚求。

对：兵宁伐乎深谋，妖不胜乎盛德。仁修而犷骜自化，备设而攻取无疑。我国家光启宝图垂二十载，先朝以武功定天下，吾皇以文德化域中，故四夷咸宾，九贡来底。雍熙之化，升平之运，今其时矣。蠢兹并土，尚隔皇风，怀之以德而弗来，震之以威而未服。怙戎人之强援，幸同恶以相济。《孟子》曰：「至仁无敌于天下」。《管子》云：「料备以攻备，备存而弗攻」。今国家民俗宁和，提封遐远，府库丰富，兵革精练。以此胜敌，何敌弗克；以此攻城，何城弗降！主上但欲修德服匪人之心，养威惜黎元之力，何忧有苗负固，不归舞干之化，裔戎怀诈，外示款塞之心而已哉。必欲念一方之遗黎，释二寇之逆节，则兵家之法曰去其所恃，又曰用间有三。若以圣人用间之术，绝叛人所恃之心，则自然盟好携疑，而党援孤孑也。若是，则举一并土，若吹鸿毛，则戎人救解之谋无所施焉，外域欸附之诚化为信矣。书轨混同之策，英威荡定之机，在斯术也。昔羊祜取吴，犹以仁义，吴中感惠，不称祜名；矧蕞尔贼臣，安足为圣朝言议也。谨对。

问：有国者设爵求贤，悬科待士，虽古今之通制，在沿革以殊途。周开俊造之科，汉重孝秀之目，皆因乡曲之誉，遂登公卿之府。末俗浇薄，浮竞成风，或托势援以干有司，或假梯媒而取上第。有唐季世，此弊尤繁。今国家以文教大兴，古道尽复，若采声华于乡曲，恐渐成朋比之风；但令程试于有司，又虑开请托之路。取士之道，何术为先？秀才若策试于天庭，将何辞以待问？

对：求贤择才，周礼精其术也；升廉举孝，汉制得其要焉。何哉？士之贤愚，审乎乡党，故乡举里选之目，《王制》备焉；才之优劣，审乎策略，故直言极谏之科，《汉书》备焉。观历代之取人，详贤才之中选，唯周与汉，最得其宜。迨至有唐，首开贡籍。于时中太常之第者，尤为宠荣，虽公卿之才，自兹而得；而仕进之典，亦由是兴。今国家采三代之典谟，熙百王之礼乐，精择贤能之士，待以爵禄之荣。尚虑妄干进于有司，窃虚名于曲径。莫若损益先王之术，审详取士之机，先试之以经济之谋，后访以英翘之誉，责其实称乎名。若名实之相符，必是非之立辨，又何虑启倖心于请托，鼓虚誉于比周也。谨对。

问：周均井赋，汉重力田，皆敦本之良规，为后代之成式。税关市者始防游惰，论盐铁者亦救弊俗，何淳古之渐醨，遂末作而忘返？不耕而食者塞路，不织而衣者实繁，浮泛之户渐多，兼并之家日富。恃豪强者或势侵于州县，逼饥寒者亦难守于丘园，以至赋籍不增，版图亦耗。近世谈论之士，亦有沿革之书，皆非永远之谋，唯取一时之利。我国家政同三代，道迈百王，博访群谋，思臻至理。秀才道穷秘奥，识洞古今，来副虚求，必怀良策。且井田之利，可以复于古否？力啬之科，可以行于今否？游惰者何以使之返本，兼并者何以使之均齐？禁豪强者何法，拯饥冻者何术？试为缕陈，无甚高论。

对：昔黄帝设井田之法，周文用土著之令。故生民之众寡，由是而详焉；王者之征赋，由兹而均也。洎秦君图霸，商鞅适变，废哲王经久之术，济强国纵横之用。井田遽废，阡陌骤兴，兼并之弊遂生，赋舆之法不一。洎汉家垂统，武帝事边，以盐铁六筦之财，佐疆埸连年之用，末作益甚，而黎元愈困。后代救时之弊者，或以土断禁流亡之俗，或以常平均丰歉之民。牢笼万邦，平准百货，信史备载，斯言可徵。夫井田之赋，千古绝迹，不可复也；力田之科，前王所行，未足尚也。使游惰者返本，莫若利其衣食之源；使饥冻者相济，莫若抑兼并之人也。兼并既抑，则贫富自均；贫富既均，则豪强自禁。其术安在？在乎王者提利权而均国用也。重轻万货，歛散百谷，乃其术焉。锡愧无待问之才，幸与观光之试，智策无取，方略靡详。忧畏徬徨，不知所措。谨对。

问：富国备边，实资农战：化民导俗，本贵儒玄。尚玄以清净为宗，尊儒以礼乐为本。《书》称偃武，《春秋》谓不可弭兵；《礼》重中庸，刑法欲畏如观火。圣人垂训，取舍何从？国士怀才，是非必当，愿闻至理，上副旁求。

问：圣人之性，与天地合，故不待多学，一以贯之。又云终日终夜，不食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垂训各异，其理何从？夫臣之事君，将顺其美，而魏徵之谏，请停封禅。父有诤子，不陷令名，而瞽叟不贤，未闻谏诤。请发挥于古道，冀释去于所疑。

问：《易》道精微，王弼之注行之久矣，群儒共传，而云进物之速，义不及利；成物之终，利不及义。尝思至理，其不然乎！汤、武之兵，兴于二季，岂非义也？丘、轲之言，垂于万古，岂非利乎？况裁事得宜，而谓之义，进成于物，岂有异焉？幸闻嘉言，以袪未悟。

问：《书》云师古，《易》曰随时。执守则昧于时机，适变则违于古道。比德于玉，仲尼何独佩象环；知几其神，周公岂或罹谗口？系于金柅，未详金柅之定名；席上之珍，莫辩席珍之奥旨。子该通为学，茂秀怀才，观光斯来，待问程试，幸悉至理，以副旌求。

问：摘山煮海，以资军储，关讥市征，亦裨国用。自蒐狩教习之礼废，而点阅召募之事兴。乃徵齐民，永充士卒；又因广福，硕度缁黄。故祠部籍名，其众动盈万数；戎麾隶役，终老不复归农。故一夫之耕，支赡靡足；一妇之织，供亿无馀。致田畴少辟于荒闲，租赋急用于徵督。子有何术，为究斯言。

问：井田难复，策论已相承备言；屯田可兴，士卒又难其两役。迩来虽闻建议，未见成功，所以备边有馈运之劳，积粟无通济之术。其理安在，幸其敷陈。

强学待问，儒行所先；博物辨疑，识者当务。成汤七号，幸略纪其徽称；文王九德，亦可举其成数。汉杂霸道，孝元之志不同；郑铸刑书，叔向之心特异。是非安在，取舍何从？荀、孟言性之有殊，孰者为当？管、乐立功之俱善，何人最优？守道不如守官，官非道何以能守？教民不如化民，民非教何以能化？文行忠信，忠信非行欤？礼义廉耻，廉耻非礼欤？复井田，则其议屡闻；行乡饮，则其礼尚在。方当明代，可举而行，子大夫以为何如？幸详斯言，悉意以对。

古者蒐狩之礼，以教民战：征伐之际，稽诸版图。里闾有士卒之名，井田赋马牛之数，聚之则蓄为我武，散之则复为齐民。洎王道其亡，霸图相继，以兵逞欲，以民养兵。兵农由是遂分，财用以兹不足，筦榷以为国计，赋租先于军储。因兹游惰之人，罕务耕桑之业。加以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其徒实繁，岂可悉数。议复古则见非于知变，论适时则思有所闻。今沿塞屯田，防秋戍卒，疆埸无事，可力穑以服勤，戎狄之虞，则被坚以禦侮。可以救三时妨夺之害，免千里挽馈之劳。伫闻嘉言，以观方略。

儒者之行，贵难进而易退；君子之德，先册而后己。所以乡举里选，既升俊造之名；循名责实，乃得公卿之器。贵其身，所以锱铢视国；尊其道，故有师傅之称。洎叔世以还，其风不振。汉以诏策，取贤良方正之才；唐设科场，较诗赋文论之艺。虽英髦间出，豪杰并驱，然有进不斧藻其行能，退不砥砺其名节。岂俗之浇薄使之然，化之敦劝未至也？刘议贤良之荐，必自于乡里；文行之选，不由于科场。冀士林茂三代之英，贤路导四科之士，伫聆商较，以副荐扬。

《春秋》以天下有道，守在四夷。详丘明之书，观古人垂训，以为明君在上，以道德化育；良相作弼，以谟猷经纬。故地天交泰，品物咸亨。和气感于天，故四时六气无差节候矣；至化孚于地，故群动万汇悉遂于生成矣。当是时，诸侯之国秉璋执圭，奉朝廷之政令；四夷之长率贡纳贽，服帝王之威德。然圣人以道为城池，以仁为网罟。牢笼禦备，使悉备于术内；范围包纳，俾咸入于彀中。故《春秋》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又曰「谁能去兵」。《孟子》曰「至仁无敌于天下」。是则干戈之用，以顺时教战也，用以威戎心也；仁义之用，以观俗设教也，俾以遂物性也。以时教战者，春蒐冬狩，因农之隙，阅兵之实，俾民知禦寇之教也。所谓安不忘危，理不忘乱。故仲尼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斯乃禦侮之大端，而防患之先备者也。守在四夷之义，其在兹乎。虽以道德羁縻以服其心，然以威武震耀以制其力。守之至理，请试别白而论之。鲁史曰：「圣达节，次守节」。是则君子理一身，则守五常之教；圣人理天下，则守万机之要。守而得其道，则百职具举，而庶政允釐；百职既具举，而庶政既允釐，则四夷不得不畏服也。守之一说，亦取蒐狩之狩，谓天下有道，海内无事，威制之柄，唯在四夷，故曰守在四夷也。何哉？戎人之心不可以仁信责之，不可以礼教束之，怙强则骚边，畏威则款塞。故贾谊有安边之策，晁错有禦戎之辞，载在前书，确为嘉论。以为尧舜之圣，禹汤之明，文武之德，其覆之也如昊穹，煦之也若春景，万物靡不浃，群品靡不安。当时比屋可封，而外户不闭，犹未能销释兵革，亦未能彻去备禦，务在化中国以道，而制外夷以术也。今国家承百王之后，应五运之兴，阴阳和，风雨时，日月贞明，黎元胥悦，封疆万里，琛贡交至。虽汉武伸荡定之志，唐时置羁縻之郡，未侔于今日，未偕于圣朝矣。方今乃守在四夷之秋也。

《春秋》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又曰：「谁能去兵」。是知尧舜禹汤而下，迨于宗周之至圣，鲜不以仁义道德牢笼天下，而以甲兵武备以制海内。故仲尼曰：「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故周有井田之法，春蒐夏苗，秋猕冬狩，乘三农之隙，以教民战。夫武有七德，禁暴戢兵，安民和众之为用也。故古先帝王临御天下，持威制之柄于上，以制四夷而齐万国，得不以兵为本焉。昔晁错上汉文之书曰：「兵不坚利，与空手同」。是知兵不得不坚，而战不得不习。唐开元之际，海内无事，明皇幸于骊山，讲兵而阅焉，于时称为威盛。今国家自先帝临御以来，弭祸乱而安黎元，胜兵数百万，所谓霸王之器在手，故远戎服畏，诸侯恭肃。岂非甲兵之用善，弛张卷舒由圣人乎？今陛下乘乾坤交泰之时，而当寰海宴清之际，虽以诗书礼乐以化天下，而致民于富寿之域；然能遵尧、舜、禹、汤之用心，而弗忘战。以是知卜年之祚方远，而卜世之基弥固。登崇高之台以讲武焉，讲武之大体，实观兵之威武焉。既威且武，而有习战之术，以是众战，则何敌弗克。夫是三令五申，虽古之习战之法，而《易》贵师贞之吉。今睿谋神武，以兵战之机以时习焉，天下畏天威而服圣德，岂非前书者云「善师者不阵」者焉。四夷之心，咸走梯航，玉帛而来朝者，由陛下德先胜，而兵有威也。今论兵甲之利，府库之备，士卒之勇，土田之广，疆埸之安，虽汉武承文、景之羡财而利甲兵者，弗能加焉。区域之安，蒸黎之泰，风雨时顺，天地气和，虽太宗革隋之馀而善整武备者，亦弗能至焉。

《礼》曰：「教犹寒暑」。谓寒暑违于常，则岁功失矣；教喻失于早，则人性塞矣。《语》曰：「性相近，习相远」。故君子慎乎始习；矧以五常之教，欲澄清于人性之初乎。《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则众星拱之」。又《礼》曰：「政者，正也」。又政犹蒲卢。详圣人之指归，观当涂之政教，若水火之济用，比辅车之相依。政与教交相用，理与乱无相远，何哉？昔尧、舜之教人以仁义，故比屋可封；桀、纣为政以暴虐，故比屋可诛。夫黎民必以历数之命，大宝之位，归于至圣之君，俾之设教为政，以抚育黎元也。故圣人夕惕若厉，用天之道，而为国之政。然一人不可以独理，必以众贤而赞之。故尧、舜欲教人之播殖，则命后稷以稼穑之政以训之，天下之民由是服勤于农桑矣；欲教人之知礼，则命伯夷以典彝之政以化之，故天下之民由是肃恭于训导矣。申命后夔掌金石之乐，皋陶司小大之刑，左右翼明圣之君，圆方得黎元之性。故唐尧之时，民尽跻于仁寿矣。斯则当至理之世，无为之朝，先于教而后于政矣。洎汤革夏之季世，武王化有商之遗黎，大则以干戈灭凶，小则以鈇钺弭乱，虽应天以顺人，亦逆取而顺守。干戈为三军之政，鈇钺为大理之政，故天下畏罪而悛恶，民心自乱而复理。是则圣王之教犹寒暑也，理民之政犹水火也。水火有象，而寒暑无形；寒暑不可一候而有差，水火不可终朝而斯阙。《礼》曰：「使人迁善远罪而不觉者，礼也」。礼防人之性，抑人之乱，皆于未然，故不见德之日益，必有时而成君子也。君慢于礼而怠于教，人心渍热，虽不见恶之日滋，必有时而灭身也。昔管夷吾，霸齐之一相也，犹云感人之心，若秋云之生凄凉也；悦人之性，犹春景之致和乐也。仲尼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者，百行之本，欲人之速于孝悌也。是圣人深于教也。《春秋》者，惩恶而劝善，乱臣贼子闻之而惧，是圣人深于政也。昔伊尹五就桀，欲速于政与教也夫。教之道非一涂，而政之术有常检。非一涂者，喻网罟之众目，必牢笼广施，而然后获禽也。夫常检者，若九逵之坦道，必夷荡而使人知适也。昔群盗弄兵于潢池之中，龚遂单车至，群盗散者，以道教之也。昔五陵诸豪恣横于京邑，而张敞以彩帜获盗而民畏者，以政肃之也。以是论之，上自圣王，而下迨贤吏，操政之柄，立教之本，亦无先焉，无后焉，比乎左右手，辅于躬而适乎用。必若穷至理而取确论，则理清静之朝，劳精于设教可也；正浇漓之俗，则专意于为政可也。《洪范》曰：「强弗友刚克」。又曰：「燮友柔克」。教化先后，斯言可徵。

《书》曰「妖不胜德」，锡谓理未当也，若谓妖不胜刑可也。何哉？不忠之臣，国之妖也；不教之子，家之妖也。唐、虞时，四凶为妖，尧、舜之德岂能胜之？卒用刑而流之窜之，然后天下咸服。既而禹继尧舜，嗣总大位，不能以德胜防风氏，果明其罪，诛而胜之。其后尹谐之妖，成汤诛之；潘止之妖，文王灭之；管、蔡之妖，周公戮之。尧、舜、成汤、文王、周公，尚不能以德胜而刑胜之，况伯宗之直，欲胜三郤之暴乎？仲章之贤，欲加酆舒之戈乎？伍相之忠，欲敌伯嚭之佞乎？盖不能也，唯明者能辨之，有权者得诛之。明与权相济，妖与德相敌。茍明不照微，权不在己，虽有盛德，岂能胜妖乎！听而不聪则妖言入，视而不明则妖色造。好讦似直言，好谗若忠告，言之妖也。貌厉而内荏，色取仁而行违，色之妖也。朱云知张禹之妖，不能逐，是明有馀而权不足也。德宗惑卢杞之妖，不忍弃，是权有馀而明不足也。或曰：苗民不宾，舜舞干羽，七旬来格，岂非德胜乎？锡谓非也。当始征之际，苗民有辞，舜谓之退，然后来格，盖三苗不欲因伐而降也。若然，则圣人之德素被于天下，何必七旬之间益修文教，方化匪人。盖彼缓舜之征，因而来服也。亦犹崇侯作乱，文王因垒而降。若使文王退而修德，不复再驾，崇亦弗宾也。少正卯一奸雄尔，孔子未为司寇，尚不能以德胜之；矧苗民、崇侯奄有邦国，虽虞舜、文王谓以德胜，未之信也。圣人犹然，况仁贤乎。自古君子寡而小人众，独立其德，不为妖胜者鲜矣。故锡曰妖必胜德。

天者道之心也，机者天之用也；以心发机，将全乎道也。日月风雨雷电雪霜，并机之用也。地辅于天，亦犹臣事君而子事父。故山岳川渎草木蠢动，亦机之用也，日月薄蚀，星辰彗孛，风拔大木，雨降流血，雷震寝室，霜降炎天，山岳摧颓，谷洛激斗，雉雊高宗之鼎，桑拱太戊之朝，即机之发也，发其机属乎人君者也。夫天生蒸民，树之君以司牧之。赏之宠之，君得而专行焉；戮之辱之，君得而擅行焉。威福二柄，自由于君，行其所好，谁敢沮之；行其所恶，谁敢违之。圣人所以不妄动，不妄言，言必可行，动必可法，位至尊而心至谨，夕惕若厉，日新厥德，所以天降其祜。故《洪范》休徵，以为肃则时雨若，乂则时旸若，哲则时燠若，谋则时寒若，圣则时风若。乃有树连理而呈祥，蓂抽叶而纪候，郊薮萃于麟凤，宫沼跃于龟龙。若谓居域中之大，专二柄之重，以为行其所欲，人莫我违，纵其所好，人莫我拒，于是身妄动，令妄施，则天降其咎。故《洪范》咎徵，以为狂则常雨若，僭则常旸若，豫则常燠若，急则常寒若，蒙则常风若。乃有石言魏榆之野，壤坏梁山之丘，宣榭有火而降灾，郑门斗蛇而表异。天降其祜，天之赏机也。发其机，赏其君，俾人君无忘于德也。降其咎，天之罚机也。发其机，中其君，俾人君无纵其欲也。故圣人则天之明，用天之机。尧谓舜曰：「天之历数在汝躬」。于是考玑衡而齐七政，然后揖让禅受，膺其大命。是知舜有大孝，天以历数授之也。舜又谓禹曰：「天之历数在汝躬」。然后亦揖让禅受，膺其大业。是知禹有有大功，天以历数福之也。成汤伐桀，则曰「应乎天而顺乎人」。周武伐纣，则曰「恭行天罚」。故大禹君休，海神受职；暴秦黩武，人不聊生。天则移其历数，授于汉祖，故五星聚于东井，赤云见于骊山。是知天之发机，福善德而祸淫虐也。故《春秋》曰「天方授楚」，又曰「天厌周德」。授之者，福善之机也；厌之者，祸淫之机也。若君得天赏机而恃之，则福转为祸；得天罚机而惧之，则祸反为福。所以楚庄小心，故身享元吉；宋景悔过，故国不缠灾。天之不言，而信其机乎。孔子云：「惟天为大，惟尧则之」。圣人则天之明，故厚其禄，峻其秩，以赏君子；峻其法，严其刑，以退小人。故赏一人，千万人悦；罚一人，千万人惧。然后赏不费而人自劝，刑不烦而人自正。得非天以机警于人君，人君得天之机警于兆民，则君明臣忠，朝廷之仪正矣；父慈子孝，家人之道严矣；兄友弟恭，《棠棣》之诗兴矣；夫和妻柔，闺阃之理明矣。岂非人君用天之机，而养天之民乎。桀纣不知天之罚机，则玉杯象箸，酒池脯林，霜刃膏人之胫血，铜柱灼人之髀肉。故天墟其国，而暴其社。文武能知天之赏机，则葬无主之骨，封贤人之墓，散商纣之财以富人，息虞芮之讼以劝人。故天祚其代三十，延其年七百。其若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柔，则悦心在于人，而和气动于天。是以天之六气，不得不调；地之万物，不得不泰。行于乐府，则其音安以乐；化乎宇县，则其人富且寿。介族在藻而遂性，羽虫择木而安巢。天之用机则如彼，君之得机又如此。是知天之机，君之机，其循环乎。

井田之法，圣王所以维持万民，而牢笼甲兵也。何谓维持万民？一则伐闾设而人无流亡，二则审知生齿之众寡，三则赋役均而劳逸等，四则里有序而乡有庠，庠以劝学，故谓之维持万民也。何谓牢笼甲兵？盖大夫谓之百乘之家，诸侯谓之千乘之国，天子谓之万乘之主，各于提封赋远兵革，故谓之牢笼甲兵也。洎依革周制，阡陌骤兴，虽富国强兵，一时雄盛，及其弊也，后人不胜其害，盖兼并者众，而赋役不均也。岂徒然哉？自春秋时，井田之法亦已弊矣，当鲁成公始作丘甲，孔子书之，讥其重敛。又季氏三分公室，各徵其一，皆井田之法已紊于周末矣。远至于秦，商鞅革其弊，而利于时者也。然富者连阡陌，而贫者困流亡。流亡之患，由不复地著故也。汉兴之后，民多末作，贾傅上言，遂开籍田；其有丰歉不均，耿寿昌请置常平之仓。东晋以来，人流不息，乃设土断之法。齐梁之际，以版图卷略，不知生齿之众寡，乃创校籍之吏。皆沿革救弊，而井田之法，历代卒不能复。唯王莽骤欲复之，而农商失业。今之论者尚思追复，而事有不可得而复也。何哉？且今之兵异于古也。古之兵散在农亩，力于稼穑，因蒐狩而教战，为征伐而徵用，用则为兵，退则为农。今则异也，聚之为营垒，仰食于廪禄，壮则责以干戈之役，老则退为游惰之民。井田不可复之验一也。其次六筦之利，历代攸先，实资丰富之民，俾为筦课之户。既资丰富，宁去兼并？兼并既存，赋役不筹，此又井田不可复之验二也。今但复常平之仓，修土断之法，三岁一阅户籍之数，然后大兴水利，博开籍田。籍田既博，则民务本者众矣；水利既兴，岁虽旱而农无害矣。本务因是而日增，末作因此自禁，仓用当平而常得酌剂，民依土断而不得流亡。夫如是，井田之利存焉。为理者患在不行不久，茍行而且久，则民安得不庶且富乎。既庶而富，然后制度立乎其生，使舆马衣服、婚嫁丧葬不得僭差。僭差不生，则费用有节；费用有节，则在上者不敢僭侈，在下者不生觊慕。夫万货生于地，万民依货而生者也。圣人善用万货，善役万民，以先务于用地。用地者，务农而生货也。文王善于用地，而为节制者焉。节制者，井田之谓也。自黄帝、唐、虞、夏、商之代，已有经土设井，立步制亩之数也。至文王用土著之法，而损益旧制，故有伐闾乡遂之别焉。今唯兵革，不可复于井田之制，而于禁流亡，知众寡，均劳逸，亦有历代之法存焉，可酌而用之。适时从宜，以便于国，即同实异名于井田也，何必尽法周制，方谓之善哉！

柳宗元尝有《伊尹五就桀赞》，其序略曰：伊尹者，圣人也。不夏、商其心，心乎生人而已。汤诚仁，其功迟；桀诚不仁，朝暮及于天下。又曰：「汤、桀之辨，一常人尽之矣」。又曰：「圣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锡以为柳公所美之意尚未尽。且伊尹在夏也，日见其暴，月闻其恶，岁熟其过，在明识先见，岂不知桀之恶确然必不可革乎？岂不知天之历数在于汤乎？而去就自惑之若是，虽急于吾民，冀朝暮及于天下，所谓徒汲汲于康济，而思虑不精审也。使之速去桀而干汤，汤之圣，伊尹之贤，贤与圣合，则天下之政，孰云晚矣？与其五就桀，孰若亟去之速也？矧君子俟时以行其志，时之弗来，虽圣与贤，孰敢妄动？使伊尹忍期月之迟，周岁之晚，未为后时矣；欲朝暮之速，无乃太速乎？锡以为伊尹于一日而五就桀乎？以周月而五就桀乎？殆数岁而五就桀乎？以理酌之，岂一日乎，岂周月乎，必数月之外，不然数岁矣。以是计之，益不如亟去之速也。较而论之，肇适于亳，丑夏之心素定矣；再适于亳，相汤之时将至矣。于是升自陑以一战，相汤之功，行己之志，得其时矣。时之疾速，伊尹岂不预料哉？《易》曰：「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伊尹知时久矣，五就之言，锡谓孟子垂训之旨也。若然者，虽欲疾速其功，可得而疾速乎？设使桀能返狂作圣，伊尹而相之，其仁虽朝夕及于天下矣，而天之历数复弃汤而在桀乎？伊尹，圣人也，岂懵于天时人事之向背，而惑于丑夏适亳之去就哉！

《书》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难哉。以尧之仁圣，庭有元凯，左弼右辅，犹称知人安民之难。由是见君于邦国，吏于职官，得不重慎于用人，而勤劳于抚俗乎？尝论之。或曰：大贤则深沉厚重而难知，大佞则奸诈矫伪而难识；苟非大贤大佞，则期月尽见其为人也。唯上之治民，下之从上，如水投器，器之方圆，水则随之。以是商较，则知人甚难，而安民甚易。子复何以论之？锡谓曰：不然。且古者唐、虞建官，三载考绩，三考黜幽而陟明。虽唐、虞之时，人亦未尽知，贤亦未尽识，故必俟考绩，然后贤者用之，而不肖者黜之。下至《周官》，用人于乡举里选，凡贤之与不肖，正直之与奸佞，久而彰知其贤，识其不肖。谙其正直，考其奸佞，莫越于乡里也。故周命乡里升举士之秀者，然后论辨而用之。自汉至唐，用士驳杂，不能如唐、虞之考绩，又不能如《周官》之乡举。士林真伪，虽欲知之，而无由知之矣；虽欲辨之，而无由辨之矣。迨其一旦获罪，矫迹尽露，方谓之难知，得非失之于本，而责之于末乎？今若复唐、虞之考绩，用《周官》之乡举，则人不难知矣。故仲尼曰：「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虽临民之方，安民之术，古虽不易，今实尤难。古者专一国，典一郡，字一邑，民之舒惨在我，民之利病由我，一国之赋舆属己，一郡之甲兵隶己。虽小国之事大国，诸侯之贡天子，茍有不便于民，不利于俗，君命可以理谏，上令可以理夺。从理而行也，不以君命上令之必可行也。故民之从我，如水之在器。自汉至唐则不然，郡制于邑，都府制于郡。郡之政令茍善，则属邑皆获其利也，为邑者虽欲违之，而不可得而违之矣。郡之政令茍未善，则属邑皆受其弊也，为邑者虽欲违之，而不可得而违之矣。郡于都府亦然，都府于天子之命亦然。是知专一国，典一郡，字一邑，知人乃易，而安民甚难也。安民之术不过厚其生殖，省其徭役，薄其赋歛，而制度生于其间。设使厚其生殖，省其徭役，薄其赋敛，而无制度，则强并于弱，富兼于贫，私家之赋倍于公家之赋。若是，则孰谓之安民哉！故安民之本在乎天子之制。敕有不便于时，台省符檄有不便于下，唯三事大夫逮百执事补察其阙，釐革而从于善，则天下之民安矣，岂独一郡一国之民乎！此过以往，未见其安。由是论之，岂非知人易，而安民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