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窃惟陛下英略神武，度越高、光。粤自龙飞，锐志恢复，忧廑宵旰，十有七年，算计见效，邈未有期，皆由前后将相之臣为陛下建恢复之策者，初未尝知天下之大势与天下之大计。故其进也或失之太锐，其退也或失之太速。进退迟速，屡失事机，驯至自沮，以至于今。间有言恢复者，或笑为疏狂，或指为迎合，虽陛下十七年之锐志，未必不厌闻而逆轻之。臣本书生，岂足以言恢复之策，然臣尝深究自古英雄所以争天下、混区宇之计，试为陛下陈之。臣闻天下之大势有二，取天下之大计亦有二。有纷纭未定之势，有立国相持之势。纷纭未定之势利疾战，立国相持之势宜缓图。利疾战而缓图，则有养虎遗患之祸；宜缓图而疾战，则有丧师自蹙之灾。自汤武以来，英雄之所以争天下、混区宇者，虽所遭之时不同，所成之功或异，而其大计未有能易此二者。国家靖康、建炎之初，纷纭未定之势也；绍兴治定之后，立国相持之势也。粘罕、兀术不能得志于靖康、建炎之际，而逆亮乃欲大举于绍兴治定之后，敌人之计既已失矣。方逆亮之就戮，中原之势几至纷纭；迨葛敌之定位，南北之势复成立敌。逆亮就戮之初，诸将不能渡淮而发一矢；葛敌定位之后，张浚、虞允文乃欲长驱而定中原。前日之计又已失矣，今之议者不深究前日之失而审察天下之势，故持苟安之说者则姑欲保守江左，为欲速之计者则便谓中原可平。臣愿陛下考自古英雄所以取天下之势而决一定之计，公择将相而久任之。君臣相与，日夜为谋，治兵积粟，涵勇韬力，以俟彼之势。若彼之势寖以陵夷，则以舟师出其东，以蜀兵出其西，且战且守，稍稍前进。东自齐以图晋，西自陇以图秦，使之见可而进则得以争利，知难而退则可以固守，为祖逖、谯梁战守之计，而无桓温、刘裕深入远斗之患，则中原固在吾度内矣。若彼之势遽以坏乱，则纠合诸路之兵，水陆并进，陛下身将重兵，以天声震之，则一戎衣而天下可定。若彼之势未至陵夷，未至坏乱，则吾一兵一骑未可轻动。然自逆胡乱华，甲子行一周矣，彼之陵夷之形已见，坏乱之期可必，惟陛下日夜图之。若厌迎合之论，置中原于度外，徇苟安之说，姑为保守之计，臣闻有志于上而止于中，有志于中，下焉而已。臣草茅贱士，非所宜言，惟陛下幸赦其愚。

臣闻居安虑危，有备无患，圣人之至戒。臣前任邕州通判，适当守将久缺，臣前后权州几及两年，固尝深究沿边利害。窃见邕州化外诸国，如大理，如罗殿，如西南蕃，皆远小僻陋，各自安于无事。安南主少国危，倖臣用事，兄弟交兵，连年不解。惟是自杞一族，近年以来国势彊盛，独雄于诸蛮。今王名阿谢，年二十，淳熙三年立，知书，能华言，国事听于叔父阿已。先是，阿谢父殁当立，生甫岁馀，阿已摄国事十八年，抚其国有恩信，兵强，马益蕃。每岁横山所市马二千馀疋，自杞马多至一千五百馀疋。以是国益富，拓地数千里，服属化外诸蛮，至羁縻州境上。其人皆长大勇悍，善骑射，好战斗。又岁有数千人至横山市马，以吾抚之之过，日益骄横。淳熙四年春，臣恭被圣旨，权知邕州，任买马之责。自杞酋必程持其国书来，争论淳熙三年蛮人与官兵互相杀伤，因及其十馀事，皆难塞之请。以乾贞为年号。初至时，臣严兵庭见之，词色俱骄。臣责以汝国本一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许汝岁来市马，今三十馀年，每年所得银锦二十馀万，汝国以此致富，若忘朝廷厚恩，辄敢妄有需求，定当申奏朝廷，绝汝来年买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号及犯本朝庙讳诘责之，乃始屈伏。况今邕州西至横山，边备日弛，戍卒日耗，异时为边患者必此蛮也。昔侬智高以广源州崎岖百里之地，尚能合两江，据邕城，连破沿江诸郡，政缘当时帅臣、监司不知预为之备，所以养成祸根，猖獗至此。臣之区区，欲望圣慈特降指挥，委自广西漕臣与帅臣协力措置，以为万世无患之备。盖广西州郡官兵费用并仰漕司盐利，故漕臣之权甚重，帅臣之权甚轻。帅臣欲备边事而漕臣吝惜财计，所以备边常不足而漕计常有馀。今若责之漕臣与帅臣协力，庶几两相通融，彼此任责，使亭障戍卒稍复旧观，非惟可以慑伏自杞，折其萌芽，亦可以示安南以形势，使之不敢启窥伺之心。

臣窃见陛下天覆四海，子视兆民，无有远近之间，虽遐荒万里之外，莫不蒙被圣化，沐浴膏泽，以自安于无事。然远方官吏，容有不能为陛下宣布德意遵奉教条者。以臣目所亲见，广南西路二十五州，其间官吏固多食贫累众，难待远缺。或武臣援寡，难入内地，或资格所拘，苟就远小，皆非其心之所乐为。往往多贪墨苟且而无功名自喜之心。是以所至州县，财赋不给，狱讼不平，盗贼公行，奸赃多有。其所以为陛下任万里耳目之寄，觉察此曹，使之不敢为非者，惟帅臣、监司。容有资赋柔懦，不能举职，务为宽厚，不敢按劾，甚者至有贪婪暴戾，身为不法，而与州县为市。虽时有强健疾恶之人，欲振其职者，又多躁急轻发，不能审察事理之轻重。谓如州县间事或为士民所诉，或为过客所讦，其间不能无撰造增加，往往听之不审，便兴大狱。或送邻州，或送远郡，牵连枝蔓，动数百人，反覆穷究，有至数年而不决者。一夫就逮，一家失所，或死道路，或死笞箠，或死饥饿，或死瘴疫。大狱一竟，死者实多，以至推鞫官吏亦多不免。原其所自，只因州县官吏身为不法，而使远方困穷无辜之人被害至此，岂不大可哀悯！臣愚欲望圣慈特降指挥，应今后除授二广帅臣、监司，必遴选有风力、知大体者，然后付之以万里耳目所寄。或所部州县官吏有不法者，须先依条委官体究，如所犯系轻系公，只据体究到事理奏闻，乞从睿旨施行。惟是所犯有赃有私，有情理深害者，然后挑择紧要系重事件，差官根勘，仍不许牵连枝蔓。庶几州县贪墨茍且之吏知所畏惧，而远方穷困无辜之民不致枉被重害。

臣窃惟陛下即位以来，于今六年，总核名实，信赏必罚，算计见效，卓然有成。盖今州县之吏，奉法者多而奸赃者少，则陛下严治赃吏之效；监司、郡守每得其人，则陛下亲加汰择之效。臣家居田野，三仕州县，身所亲见，不敢诬罔。然臣一介之忠，犹有区区管见。盖国家根本，实在州县。州县之事，不过两端：一曰治民，二曰理财。今之所以上关九重之念，下廑有司之责者，莫不以是二者为忧。而臣以为民不必治，财不必理，患不知其敝之所从起尔。何谓民不必治？夫民莫不有自安之理，方今兵革休息，水旱无有，天下之民亦各安业，为州县者但奉法循理，无事骚动，词讼到官，早与了决，官物抄书，早与印给，税苗出入，早与过割，保正户长，亲与定差，赋税之外，不得横敛，强梁害民，盗贼窃发，力与惩治，如此则民自安矣。何谓财不必理？盖天下有足用之财。臣尝为小邑，窃见天下州县初无小大，各有财赋源流可以自足。为州县者但能严察簿书，勿使欺蔽，关防出纳，勿使陷失，谨守期会，勿使拖欠，总括科名，勿使隐匿，措置场务，勿使败坏，如此则财自丰矣。顾此二者，初不难行，而今之州县间容有民未获安，财未足用者。其敝有三：为守令者昏懦不立则不能行，赃私不法则不敢行，谨畏自全则不肯行。臣愚欲望陛下明诏台谏监司，以此二者责。在州县昏懦不立者，易置閒慢；赃私不法者，常切觉察；谨畏自全者，时加责罚。至于刚洁自将，不畏强禦，能为陛下治民，能为陛下理财者，奖借扶持，使得自立。其有游谒之士投纳短卷，阴险之人撰作匿名，豪猾之家泛滥告讦者，量其轻重，必治无赦。庶几天下清强之官，争为陛下治民，争为陛下理财。民无不治，财无不足，臣恐汉宣之时所谓吏称民安者不过如此。

臣闻天下之事未有不习而能者。习之之久，虽中才足以备用。苟非其所素习，虽有过人之才，亦未可以遽用也。而况兵者天下非常之事，庸可以非所素习之人尝试而用之哉？臣闻有唐盛时，诸镇大帅往往多招致名士以重其府，而士大夫亦往往多自幕府出为大帅者。故当时诗人有「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之语。熙宁初，神宗皇帝方大有为，以起内外之治，选人王韶为《平戎策》上之，曰：「国家欲制西夏，当复河湟。得河湟则夏人有腹背之忧」。神宗皇帝知其言为可用而未遽用也，以为秦凤路管当机宜文字，历提举营田、市易公事，凡五年而后大举。以韶之才，以神宗之锐意，其于兵事不敢轻以授受如此。臣窃见国家平时管军，付之武将，遇有缓急则以大帅节制之。所谓大帅者，往往多庙堂执政之臣，其于将佐之能否非其所素知，战陈之奇正非其所素讲，士卒之甘苦非其所素与，一旦责其身履行陈，援枹决战，指麾进退，动中机会，臣有以知其必不能也。以臣之愚，欲于沿江都统制司参谋、参议、主管机宜文字、干办公事等官，悉以文臣中有武勇策略喜功名者为之。将臣之所以遇其官属者，一如安抚司之礼，请给人从亦如安抚司之数，仍置佥厅，使之预闻军中符籍财用之事。平居无事，则日从将臣，案阅治事；遇有缓急，则令居将臣帐前，准备商略。仍使之久于其任，任满则以次互迁，谓如镇江机宜任满则迁建康参议，建康参议满任则迁荆南参议之类。如是数年，武勇策略之士益习战斗之法，践历既久，资望益高，异时沿边帅臣缓急，大帅于其中求之，必有能为陛下身履行陈，援枹决战，指麾进退，动中机会者。

臣闻法久而必敝，敝极而必革，此理势之常然，圣人之所不能易也。窃见选人改官之法行之已久，而流敝之极在今日为尤甚，此议论之臣每以为言，而陛下之所深察也。夫选人改官，限之考第，欲试之以事，而责之举者，盖欲审知其才。试之以事而无赃私之过，举之得其人而无请托之患，此固立法者之所深愿而亦天下士大夫之幸也。然流弊之极，至于今日，士大夫无特立独行之操、慷慨有为之志者，皆自选人经营举状之时，立身根本固已摧坏委靡，无有能自立于流俗之中而不求举于人者，甚至于摇尾纳赂，挟势强取，无所不至，而谓天下之贤才可以由此而得，此臣之所不识也。臣愚窃谓国家进用贤才之大权，付之举官之私意，不若付之台谏、宰相之公议，而取决于陛下之睿鉴。臣闻古之用于人者，必四十而后仕，七十而致仕；古之用人者必三载而后考绩，三考而后黜陟。臣愚欲考古之制为今之法，斟酌近年改官之数，立为每岁一定之额。应选人改官，除职事官系朝廷擢用人才自有条例外，合用举状考第关陛令录及改合入官者，如无赃私罪犯之人，年及三十，实历四考，有出身人实历三考，并令吏部铨量与关陛；如年已四十已上，七十已下，实历九考，并令吏部长贰岁终刬刷在部及待阙在任之人结罪保明以闻，乞降指挥下台谏及都堂，再加审察。其间人才猥冗而无可用之实，及衰惫疾病不可用之人，并合察退，无容备数，却于年考及格人内再加选择。如年考不应格及虽应格而无可择之人，亦许缺当年之额，不必取足。其见任待阙之人愿候终任赴审察者，亦从其便。台谏、宰执既定，更乞陛下亲赐引见，一经睿鉴，必无滥进，然后降旨特与改官。若其间人才政迹卓然可用者，陛下时赐睿奖，特加擢用，则选人请托干进之敝可以少息，而孤寒恬退实有才能之人亦有进用之望。

臣闻为天下国家者，必有朝廷大臣，亦必有左右贵近之臣。二者其职不同，而圣人所以待之之体亦异。朝廷大臣当待之以诚而使之任天下之责，左右贵近之臣当待之以恩而勿令预朝廷之事。待之以诚既尽矣，而不能任天下之责，则国家有公法，不可得而废；待之以恩既至矣，而复预朝廷之事，则天下有公论，不可得而掩。陛下圣学高明，博极今古，其于前代帝王是非得失之迹，固已历览而熟究之矣，何待蝼蚁之臣区区之言？然臣之私忧过计，欲望陛下更垂圣鉴，深察事体。凡所以待朝廷大臣者，公择其人而责之以天下之事，其不能任责则国家有法，惟陛下所施。凡所以待左右贵近者，高其爵禄而勿令预朝廷之事，则天下公论无得而非。国家之法既正，则总揽权纲，莫此为大；天下之论既息，则君臣之恩、可以终全。非惟盛世之美事，亦左右贵近无穷之福。臣草茅之人，不识忌讳，然非恃陛下圣明，亦安敢及此？惟陛下赦其愚。

臣昨于四月内蒙恩赐对，臣僭论邕州化外自杞一族近年以来稍稍强盛，欲乞圣慈特降指挥，委自广南西路漕臣与帅臣协力措置边备。盖缘二广诸州岁计财用并仰漕司盐利，漕司量诸州每岁合用之数给之以盐，使之发卖，每盐一箩一百斤，除脚并七分息钞归漕司外，州郡所得，每盐一箩仅六七贯文。邕州每年官兵请给上边买马及依法合用之数，除两县苗税外，常少钱五万馀贯。又运司每年虽拨得盐七千五百箩付邕州自行搬运发卖，缘本州与钦州、廉州、交趾为邻，私盐出没，难以尽行禁止，每年卖盐仅及五千来箩。依上件则例，每年只得盐利三万来贯外，尚欠岁计钱一万馀贯，官吏俸给有至半年不支者。所以城壁隳坏，将兵减耗，以至左、右两江亭障土军并皆废散。今来若不委自漕臣，虽是本路帅臣亦不能办，况邕州守臣位卑权轻，目前财赋尚自不给，委实无从措置。窃虑因循日久，将来边备愈见废弛。臣愚欲望圣慈特降指挥，检会臣前奏，委自广西漕臣与帅臣协力措置，所有合招填城下将兵，增置沿边土军人数，乞帅、漕公共相度施行。

臣初任明州鄞县尉，以捕获剧贼改官，次任饶州安仁知县，又次任邕州通判，皆系多盗去处。臣以法外锄治之，几陷大戮，自非陛下天日照临，臣之馀生岂有今日！今者得以草茅之贱，赐对君父之前，臣诚愚无善状，独于治道三折肱焉，敢为陛下陈之。臣闻天下有盗，犹家之有鼠而人之有病。家必不能无鼠，而所以去鼠者有猫；人必不能无病，而所以治病者有药。蓄猫而不捕，则鼠或得以昼舞；用药而不早，则病必至于日深。方今江淮湖海之间，盗贼出没，以惊陛下之赤子者，所在而有，甚者至于杀掠吏士，依阻山泽，至烦睿算，遣大将，发重兵，然后能定。凡其所以致此者，由帅宪守令罢软不职，不能治之于早，致使贼徒无所畏忌，以致滋蔓难图。臣愚欲望陛下明敕大臣，应今后盗贼出没去处，所差帅宪守令必择有风力敢任事之臣，仍勿以吏事责戎事，勿以文法拘兵法，使之得立功立事于绳墨之外。又明敕帅宪守令，谨择巡尉，优养兵给，重赏罚以使人，明威信以示盗。盗发数多，与夫不即扑灭，定将守令重作行遣。若更迁延，或至滋蔓，定将帅宪重行黜责。若盗发辄得，与夫元系多盗去处今来日渐衰息，除捕盗官依法推赏外，帅宪守令委有措置，亦于格法之外重与推赏。使之如猫之必捕，如病之早治，虽时有小小犬吠之警，亦不足以贻朝廷之虑。如其不然，日甚一日，岁甚一岁，臣恐异时必为东南之患。

臣契勘诸州诸道兵民财赋之权，自晋、唐以来，帅臣得以兼制而专有之。本朝惩唐末五代藩镇之祸，始分财赋之权属之漕臣。所谓帅臣者，虽名为一路兵民之寄，其实一大郡守耳。平居无事之时，所部州县既不知帅臣之威，一旦有盗贼意外之警，帅臣之权复为宪漕所夺，调兵赋粟，莫之适从。方今诸路之敝莫不皆然，而沿边诸路，其敝为甚。以臣目所亲见，广西帅臣任三面被边之责，漕臣专一路煮海之利。州郡所用财计，尽皆仰给漕臣，故帅臣之权甚轻而漕臣之权甚重。帅臣欲备边而漕臣欲丰财，所以广西沿边诸郡如融州、宜州、邕州、钦州，皆系控扼溪洞及化外诸国去处，比年以来，亭障日坏，戍卒日耗，盖函人、矢人所职不同，故其流敝必至于此。昔侬智高以广源州崎岖百里之地，尚能合两江，据邕城，连破沿江诸郡，至烦朝廷遣枢臣，将禁旅，万里远征，然后能定。缘当时监司、帅臣不知预为之备，所以养成祸根，猖獗至此。今宜州溪洞有永乐一族，邕州溪洞有田州、安平州，化外有自杞国，皆兵彊地大，骄悍难制。钦州与安南最近，水陆之所辐辏，此其势岂止侬智高之比？臣愚欲望陛下特降指挥，委自广西漕臣与帅臣协力措置，为帅臣者亦合兼知漕司财计。庶几两相通融，彼此任责，使沿边诸郡亭障戍卒稍复元丰之旧，非惟可以慑伏溪洞，折其萌芽，亦可示化外诸国以形势，使之不敢起窥伺之心。

臣闻人之有暴恶，犹药之有猛烈，处之得其所则无所不可用，用之非其宜则无不为患。臣切见顷年州郡奉行圣旨指挥，应犯强盗合配远方之人并配隶屯驻大军交管。当时士大夫之论，皆以为当。盖民之敢为盗者，皆桀黠无赖有勇力之人，配隶诸军，正得其所。后来不知缘何议论，致降指挥，依旧配入湖南、二广。略计诸路每岁所配罪人无虑数千人，其间往往多是强盗，或未至而逸者，或已至而逃亡，其能甘心下气为牢城卒者十无一二。湖南、二广号盗贼之区，每岁常以数千过犯逃亡之人增益之，而朝廷不以为虑，臣不知其故何也。臣愚欲望圣慈特降睿旨，检会前来指挥，应犯强盗合配远方之人，并仰所在州军依法断决外，量地理远近押赴千里外屯驻大军交管。内系湖海作过者押赴水军，其他犯罪合配远方者，择其强壮堪充披带之人，亦依此施行。不惟屯驻诸军可得强壮之用，且使湖南、二广可减盗贼岁增之数，行之十年，利害灼然可见。

臣切见朝廷平时以募兵为急而应募者少，今岁正是募兵之时而未闻广募，臣不知其故何也。臣闻饥岁莫急于防民之盗，而防盗莫先于募民为兵，盖饥困之民不能为盗而或至于相率而蚁聚者，必有以倡之。闾里之间，桀黠强悍之人不事生业，而其智与力足以为暴者，皆盗之倡也。因其饥困之际，重其衣食之资，募以为兵，则其势宜乐从。桀黠强悍之人既已衣食于县官而驯制之，则饥民虽欲为盗，谁与倡之？是上可以足兵之用，下可以去民之盗，一举而两得之，孰有便于此者！臣愚欲望圣慈特降指挥，行下诸路旱伤州军，委自守臣专切措置，召募强壮及格堪充披带之人，分送诸军交管。其召募例及起发路费，并照前后招募三衙诸军体例施行。如州郡匮乏去处，许令截拨上供钱物充费，或自特旨降付官会，使之钱物有馀，则事易办集。

某闻天下之大势有二，有纷纭未定之势，有敌国相持之势。纷纭未定之势利疾战，而敌国相持之势宜缓图。利疾战而缓图，则必有养虎遗患之悔；宜缓图而疾战，则必有丧师自蹙之灾。何者？纷纭之初，国无定君，君无定臣，胜则鸱张，败则瓦解。故于此时，利疾战以决一胜，缓则敌国之形成，割据之患生，势无及矣。敌国相持之后，上有君矣，君有臣矣，人心既附，则不可以遽离，形势既固，则不可以遽夺。故于此时，宜缓图以待万全之举，而欲侥倖于一战，幸而或胜，必至于败，不幸而败，必至于亡，古之知兵者之所深忌也。自三代之衰，天下之势或离或合，相为循环，而其所以兴败之机，未尝不由于此。秦之兴也，天下之势立敌而相持，故其计出于缓图。汉高祖之兴也，天下之势纷纭而未定，故其计出于疾战。光武知高祖所以得天下之势，故不置陇蜀于疮痍未瘳之时。本朝太祖皇帝知秦之所以取六国之谋，故遗诸国于太宗皇帝之世。曹操、苻坚不知敌国相持之不可以疾战，故丧赤壁、淝水之师，以成吴、晋之强。唐肃、代不知纷纭未定之不可以缓图，故置河北于度外，以成藩镇之祸。谋人之国，可不审哉？恭惟国家自靖康以来，天下之势盖屡变矣。建炎再造之初，纷纭未定之势也；绍兴治定之际，敌国相持之势也。粘罕、兀术屡衄于再造之初，而颜亮欲侥倖于治定之际，敌人之计既已失矣，而前日诸公之谋复不知大势之所在。盖颜亮就戮之日，中原几于纷纭；敌嗣定位之后，南北几于立敌。诸将当纷纭未定之时，不能越淮而发一矢；暨敌国之势已定，乃欲长驱而定中原。前日之计又已失矣，今日审天下之势而定缓急之计，阁下之任也。今之士大夫相与建议于朝廷之上，而游谈于道路之间，非和则守，非守则战。夫和与守与战三者，一时之计，而非天下大计之所在也。天下大计之所在，必先审天下之大势而预定焉。大计既定，则与之和焉可以骄其志，战焉可以疲其民，守焉可以乘其隙。苟惟不然，则和必失于苟安，战必失于轻举，守必至于自敝。苟安则有异时之患，轻举则有目前之变，自敝则无安静之期。阁下于此固已深察而审处之矣。某草茅之贱士，庠序之陈人，论天下之大计以纳于不测之诛，惟阁下察其所言非出于因时附会而迁就其说也。

某不肖无善状，独尝习句读，为词章，自幼至今，三变其学矣。其始也，盖搜章析句，比谐律吕，谓之诗赋。稍长，以为是俳谐之具尔，不足学，去而学经。其学以类聚善附会为富，其文以浅切陈熟守边幅为工。若《书》若《诗》若《礼》、《春秋》，皆尝学焉。以游上庠，上庠之士与其师或以为能。又稍长，以为是诗赋之异律耳。闻古之人有学古道为古辞者，其人曰韩、柳氏。其文崛奇伟丽，毅严正雅，非今世举子之所谓文也。就而学焉，兹诵其言，规其影响，既专亦久，信二子之雄于文，未可以伯仲论也。又稍长，以为是虽工，无以异于乡之所谓赋与义者，操履之方，出处之节，二子容有议焉。子韩子勇于前而怯于后，子柳子辱于始而悔于终。盖后之怯适足以败前之勇，终之悔不足以盖始之辱。至于前勇而后不怯，始无辱而终无悔，操履出处，明白全粹，可师可法者，将弃其学而学焉，未之见也。伏惟阁下曩以直道忤权贵，失谏官，斥而不用者垂二十年。其召而复用也，人意惩前日之黜，或少贬以求进。而阁下正色危论，复以不合引去。盖韩子怯于一衄而阁下锐于再举，柳子悔于一失而阁下终无可悔。有韩子之勇而无韩子之怯，有柳子之黜而无柳子之辱。是所谓明白全粹，可仰可法，而某未之见也。某，新安之鄙人，新安之于番，邾、鲁之邦也。而某宦学四方，迄无趋走受约束之幸。兹缘摄吏泉府，平日之所仰法而未之见者，将得以自竭，时进于前。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而况于亲炙者乎？

某闻之《传》曰：人主论一相」。又曰：「一相处乎内」。盖权分则势敌，势敌则情异。尧、舜、三代之盛，创业、中兴、致太平之君，未始不专任一相者，诚惧其权分而情或异也。而况于后世人才众多，孰与尧、舜、三代之世？君臣相与，又孰与尧、舜、三代之世？甚矣，一相之难立而功业之难济也！宣王之兴，去文、武之世为未远也。当时在廷之臣，其才足以任天下之重者惟仲山甫，宣王之所以举天下而听之者亦惟仲山甫。仲山甫之所以相宣王者，《烝民》之诗八章尚可考也。盖尝反覆其诗，至于四章言其「明哲保身」，六章言其「爱莫助之」，然后知仲山甫之所以相宣王者，盖甚艰且瘽也。明哲保身，为邦国若否言之也；爱莫助之，为不畏强禦言之也。惟仲山甫本之以柔嘉之德，出之以令仪令色，而守之以小心翼翼，故能君臣同德，任使贤能，明文、武之业，大复古之功，后之中兴者莫加焉。恭惟主上接千岁之统，大丞相任一相之重，某小臣也，不敢谀，不敢诬，敢为大丞相赋《烝民》之章而不知所以裁之也。某皓首州县，所至不偶，且重得罪。顷自邕管佐吏，终更造堂，于大丞相无一日之雅可以自托，无一言之善可以自见。而大丞相以一见之顷，引而使之见上，擢守邕城，谓某或可以备疆吏也。某以亲老自言，又蒙优恩，畀之祠禄，大丞相之于某可谓曲成而不遗矣。然大丞相何私于某，而某亦何得于大丞相？其所以区区欲进其说者，非某一介之私幸也。

某窃尝妄论宰相之用人，当以忠信为主，而以才术为用。忠信之士，虽或不足于用，而终归于正；才术之人，虽或可与立事，而终多反覆。荆国王公之取人以才术为先，故元丰之党多小人；司马温公之取人以忠信为本，故元祐之党多君子。二者不可得兼，以元祐之忠信为腹心，而以元丰之才术为手足，则天下之事可以必成而无后患。某学校之陈人，州县之冗吏，才术固非所长，而忠信所可自勉。恭惟某官方笼天下之才，以起太平之治，如某等辈，试指一烦难之任使之自效，必不肯碌碌苟升斗之禄而已。

某闻士之求见于王公大人也，非诉穷以祈哀，则颂德以求悦。今某将有烟瘴万里之役，而无辞以白大人。某之穷不胜诉也，而某不诉。阁下位为股肱执政之臣，而措国势于安平无事之地，阁下之德不胜颂也，而某不颂。非某之情独与人异也。使士之诉己之穷而皆哀之，则亦不胜其哀也；使士之颂阁下之德而皆悦之，则亦不胜其悦也。然则诉穷以求哀，颂德以求悦，窃计阁下之门不少乎此也。不颂德以求悦，不诉穷以祈哀，而犹切切焉修辞以为贽，纳谒以求通，俯伏奔走，旅进而旅退者，此复何也？某闻天下之事常患乎上之人不能知，而下之人不能言，今者天下之事、天下之人往往皆知之而不能言，上之人虽能知之而莫有为言者，此某之所以日夜念此，思得雄量全德，其心休休焉，乐闻善言如阁下者而试一言焉，乃今而后遇也。某顷居閒，有《富国彊兵策》并序三篇，谨以为献。

某不才，无善状，少时尝不自揆度，妄有事功之志，两任州县皆不偶。不惟不偶，且速谤累。以是痛自惩艾，思欲自屏于僻远无人之境，藏其身于庸陋寡过之地，苟寸禄以毕反哺，窃便安以佚馀年，则区区志愿满足无馀。前此到堂，只从诸公觅一广右通判，为是故也。然昨到会府，一拜威光，曾未有尺寸之长可以自见，乃蒙台慈过有推许，退而自省，莫知所因。盖某魁然其形，而其中实无所有，率尔而对，而其言多不适用，某于是不敢自喜而益以自愧。何者？人固未易知而物不可以茍合。判府经略直阁左右司先生倘因他人过情之言或一时适然之喜，取某一日之长，一语之中，而未知某之所短者固多。不惟所短之多，而其过失亦甚；不惟过失之甚，而罪恶之不可恕者亦且不少。何谓罪恶之不可恕？某少时嗜酒使气，游荡无度，则有不检之罪；为县令时擅杀人，纳亡命，则有不法之罪；今垂老矣，有亲年七十而贪禄远去，则有不孝之罪。何谓过失之多？遇事直前，不顾后患，其失一也；语言不谨，频致怨憎，其失二也；疾恶太甚，事不干己，其失三也；遇人无亲疏贤不肖，辄输写肺腑，其失四也。至于好谋而智不逮，好勇而刚不足，好学而志不坚，好立事而才不称，其天资之所短者又未可一二数。如前数者，有一于此，自不可复用于世，而况兼是数者而有之？而先生遽以为可用。在某一时脱空漫语，以茍顾盼之宠则可，第恐他日不能上副所期，或致误事，则于门下知人之明不能无伤。欲望台慈更详察某之所有，博访某之所为，终以为可用而后用之，无责以近效，无拘以文法，无间以谗慝之口，无惑于怨仇之言，然后敢安神定志，惟门下是用。如其不然，某但当谨挈󱤨之守，奉有司之法，享二年之厚俸而窃半刺之安佚，日押文移数纸，月遣吏卒数辈，驱迫属县，椎剥吾民之肌肤以充经、总制钱之课而坐受醲赏，则某之能事毕矣，而又何求焉！

某不才，且无善状，行馀五十，碌碌州县，已不复有当世之志。万里流落之中，乃蒙先生误有荐扬，又蒙朝廷误赐收录，某闻命感慨。然富贵易得，名节难全，若因此他日或见用于时，决当保全名节，以不负知己之恩尔。某昨蒙使司行下，令某按察边塞官吏贪冒苟得。某前此以溪洞事属安抚，都监司未尝干预，今既有此命，某其敢有所畏？其敢有所爱？然此风循习已久，若一绳之以法，则大者可戮，小者可诛。欲乞容其自今以往改过自新，若复不悛，置之极刑，亦不足恤。

昨日面奉诲饬，令某条具擒制盗贼事件。某初尉明之鄞县，后宰饶之安仁，皆盗贼之渊薮，固尝折肱于此。若盗之发，捕之无他奇计，但重其赏罚而行之以必信，无不获者。然盗已发而捕获，不若未发而为之备，盖兵固有先声而后实者。某在安仁时，尝仿前辈置鼓楼之意而推广之，行之未几，盗发辄得之。复遇水旱，四境之外若饶之乐平、抚之金溪、信之贵溪，盗贼纵横而终无一人一骑敢越吾境而为暴者。虽一时设施容有出于法度之外，然救荒之政不得不然，虽以是获罪终不悔。亦常记录一二，谨具如后。